梁启超与日本综合杂志《太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太阳论文,杂志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梁启超一生中有近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在日本度过的，而且他的文笔活动也主要集中在日本。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报人，他在日本创办了以政治宣传为中心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那么，可以推测，他在日本的办报活动与当时日本的报刊界之间的关系绝非肤浅。
然而，关于梁启超与日本报刊界之间的关系很少有人提及，尤其是当时日本最大的综合杂志《太阳》的存在一直未受到重视。迄今为止笔者仅发现一篇论述梁启超与《太阳》之间关系的文章①，这对于研究梁启超与明治日本之间的关系来说不免有些遗憾。鉴于此，笔者将在本文考察一下梁启超与日本综合杂志《太阳》之间的姻缘关系。
一、初识《太阳》杂志于《时务报》时期
《太阳》创刊于1895年，是由博文馆发行的日本最大的综合性杂志。发行期间长达三十三年之久，册数多达五百三十一册。仅创刊号就发行了二十八万五千部之多，在创刊后的十年里，平均每号的发行部数均达到了近十万部②。
《太阳》作为横跨明治、大正和昭和三个时期的最具代表性的综合性杂志，它囊括了日本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社会以及自然科学等几乎所有领域。当时的日本报纸上盛赞其为“我国未曾有之大杂志”③。而且《太阳》自1896年至梁启超抵达日本的第二年即1899年间一直居“定期刊行杂志”发行量之首，且远远高于位居第二位的发行部数④。
梁启超在《时务报》时期就已知晓《太阳》了。之所以如是说，那是因为梁启超曾任《时务报》总撰述，报馆聘请了日本人古城贞吉作为“东文报译”栏的翻译。“东文报译”栏里就有《地球大局之动力》、《论英国外交》等五篇文章明确标明译自《太阳》。也就是说《太阳》是《时务报》“东文报译”栏的稿件来源之一。对于《时务报》上登载什么文章、译什么文章更有利于国人对世界的了解，作为总撰述的梁启超一定会参与到选题当中的，甚至可以说，当时他已经看过《太阳》了。正因如此，梁启超在抵日后对《太阳》不但不觉陌生，反而密切相涉。在抵日的第四天，梁启超与康有为的合影照片就登在了《太阳》第4卷第21号上。可以说梁启超在《时务报》期间就已对《太阳》有所了解。
二、《清议报》、《新民丛报》与《太阳》互赠刊物
笔者通过调查《清议报》发现，该报第22册上的“寄赠书目”栏里列出了由其它杂志社所赠的二十八种刊物，其中包括“新法令”、“明治十二杰传”及“太阳杂志”。“明治十二杰传”即《太阳》（第5卷第13号）的临时赠刊《明治十二杰》，所谓的“太阳杂志”显然就是《太阳》。
笔者调查《太阳》发现，《太阳》上有“寄赠书目”，而且自第5卷第2号至第6卷第15号的《太阳》上断续登载的“寄赠书目”里几乎囊括了第1册至第63册的《清议报》。然而，《太阳》自第6卷第15号以后，“寄赠书目”虽极其罕见，但完全可以认定《清议报》自始至终都与《太阳》进行了互换交流。上面说过《太阳》自第6卷第15号以后“寄赠书目”极其鲜见，但恰巧《太阳》第9卷第2号上的“寄赠书目”中有新民丛报社所寄赠的第23号《新民丛报》。虽然《新民丛报》中未见有“寄赠书目”，但该报是《清议报》的继续，因此，可以推断《新民丛报》仍与《太阳》为互赠杂志。
既然是互赠杂志，清议报馆和新民丛报馆都将摆有《太阳》杂志。这对于一向主张“拿来主义”的梁启超来说，要办好一个杂志就不可能不借鉴身边摆放着的而且又是当时日本影响最大的《太阳》。
三、《清议报》、《新民丛报》曾模仿《太阳》杂志
赴日仅两个月，梁启超就在横滨创办了《清议报》。该报因火灾停刊后，接着创办了《新民丛报》。身处日本的他既然要创办杂志，就有可能模仿和借鉴日本的。其中影响最大的蓝本就是《太阳》。我们从如下几点去发现其中模仿的印记。
第一，从栏目来看。 《太阳》主要设有“论说”、“史传”、“地理”、“军事”、“宗教”、“政治”、“法律”、“评论之评论”、“海外事情”等二十五个栏目，但由于主笔的更迭，各卷号稍有不同，但对其综合性未做任何更改。
虽然《清议报》在第99册以前主要有七个栏目，然而在第100册时，栏目就有了明显增加，“论说”、“政治”、“历史”、“地理”、“宗教”“国闻短评”、“报界一斑”、“时论译录”、“译书附录”等多达十五个，从中不难看出与《太阳》的类似。《新民丛报》最多时也有二十五个栏目。由于时间跨度长，各册间也稍有不同，但一般不少于十五个，而且《新民丛报》的栏目中有一多半与《太阳》相同，这显然是模仿的一个有力佐证。另外，通过栏目我们还发现，三者间不仅都具有综合性和多样性的特点，而且还具有通俗性和具体性的特征。
因此，通过杂志栏目以及杂志性质来看，其中的影响关系明显成立。
第二，从刊登的照片来看。《清议报》的篇首虽未有照片，但《新民丛报》却为近代中国刊登照片较早的杂志之一，这一作法与《太阳》篇首刊登照片是一致的。 《太阳》能够吸引读者的关键之一就是有效地利用了照片这种视觉效果，对此，梁启超岂能视而不见。
第三，从封面设计上看。《太阳》的封面曾做过多次更改，但创刊号至第4卷第25号的封面图案为从云间映射出的太阳光束普照地球。《新民丛报》的封面曾更改过三次，第1号至第24号的封面图案为中国版图，第25号起改为一头雄狮在扑向地球的图案，显然是在预示中国的崛起，这一图案与《太阳》创刊号上预示日出之国的图案设计极其相似。
第四，光绪年号与明治年号的并用。《太阳》从第6卷第1号起至第8卷第15号之间除了有明治年号外，还增加了中国的光绪年号。梁启超可能受其启发，在第38.39合本至第49号之间的《新民丛报》上也增加了日本年号，并将明治年号与光绪年号并列提至封面上。
综上四点我们不难发现，虽然第99册之前的《清议报》对《太阳》的模仿并不明显，但是，标志着向综合杂志《新民丛报》过渡的第100册《清议报》以及《新民丛报》明显打上了《太阳》的烙印。可以说，正因为有了《太阳》在日本的成功，无疑为梁启超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板。而且《新民丛报》也同样达到了《太阳》般的效果，创刊后使国人争相传阅，达到了“湖广京沪更是以读《新民丛报》为荣”的程度。
四、梁启超与《太阳》记者、发行人、编辑之间的交往
梁启超在《论中国与欧洲政体异同》中开篇指出：“此论文应太阳报记者之嘱而作者，已载于该报第十九号，今转载于此。”⑤可见，此文是《太阳》记者向梁启超约的稿。从前面提及的康梁照片的登载以及约稿来看，梁启超与《太阳》记者之间的交往是密切的。
梁启超还与《太阳》初期发行及编辑上的重要人物岸上操有过密切接触，两人有过长时间的笔谈。
岸上在《太阳》第5卷第21号上以“质轩”为笔名发表了与梁启超进行笔谈的记录《梁启超氏之片谈》。两人以笔谈的形式一问一答，就《太阳》的编辑、《太阳》编辑局的工作时间等等进行了广泛地交谈。梁启超还谈到欲模仿《太阳》上的“人物月旦”栏目撰写当代中国人物。
两人还谈及《太阳》的主笔高山林次郎，这也表明其对高山的关注。高山任主笔时期正是《太阳》杂志的黄金时段，也正是梁启超抵日后着力办报的重要时期。高山与梁启超是否有过直接交往目前还没有证据，但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1号的《东籍月旦》中曾盛赞高山，并多次提及高山的著作及其所刊行的《太阳》增刊，梁启超在文中充分肯定了高山所著的《世界文明史》一书，而且据该书的序言可知高山还将撰写一部《十九世纪文明》，对此梁启超写到：“自序言别有《十九世纪文明》一书，数月之后便当杀青。然至今已三年有余，尚未出版，良可惜也。”梁启超对高山的一则序言中所提到的书籍竟然期待了三年之久，那么，高山对梁启超的影响也就自不待言了。
综上，《太阳》的发行人、编辑、记者与梁启超之间的交往是密切的。之所以梁启超能够看重《太阳》，显然与这些人的交往是密不可分的，当然，在接受《太阳》的影响过程中，这些人也无疑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五、文章的相互转载
如前所述，《时务报》上明确标明译自《太阳》的文章为五篇。《清议报》上标明译自《太阳》的文章为九篇，但经笔者考证，至少还有五篇是出自《太阳》及增刊《十九世纪》⑥，也就是说《清议报》上至少有十四篇文章是译自《太阳》。另外，《新民丛报》上标明译自《太阳》的文章虽只有一篇，但经笔者初步考证，至少还有两篇源自《太阳》⑦。
不仅有来，而且有往。梁启超在《太阳》第5卷第20号上发表了《论支那与欧洲国体异同》一文。此号《太阳》封面上的梁启超文章的标题旁还加注有：“清国革新党名士之见，论述精彩，值得一读”。显然《太阳》是将梁启超的文章作为一个卖点来刊登的。与此同一天，梁启超将原题中的“支那”改为“中国”，以《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为题发表在第26册《清议报》上了。
梁启超还有一篇由名叫小山的日本人翻译成日语的《清国政变准备之缺点》发表在《太阳》第16卷第14号上了。但后来梁启超认为小山的翻译有误，为避免国人的误解，梁启超又在第17卷第2号的《太阳》上用汉语发表了一篇订正性文章《清国宪政之前途》。也就是说梁启超在《太阳》上发表了三篇文章。
六、《太阳》对梁启超文章的影响
正因梁启超与《太阳》之间的密切关系，代表了当时日本最新思想的《太阳》对梁启超文章的影响也就顺理成章了。
第一，对其小说理论的影响。梁启超在《清议报》第26册上的《传播文明三利器》中对明治政治小说有较为完整的概述，这篇小说论的蓝本就是《太阳》的临时增刊《奠都三十年》中的《明治三十年史》上所载的柳井録太郎的“第九编文学”部分⑧。而且柳井这篇文章的底本又是高山林次郎在《太阳》第3卷第12号上发表的《明治的文学》一文⑨。当然，梁启超直接参照了高山文章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当然，不管梁启超参照了哪篇文章，《传播文明三利器》是以《太阳》为蓝本这一事实已无可厚非了。而且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也曾受到了《太阳》上关于“小说革新”文章的影响⑩。
第二，对其人物传记的影响。《新民丛报》第4、6、7号上的《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一文，除了开篇和结尾部分外，几乎完全照译了石川安次郎在《太阳》第22卷第5号上发表的《路易·噶苏士》(11)。另外，《新民丛报》第9至22号上连载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也曾依据村松介石在《太阳》第4卷第1号和2号上连载的《卡米洛·加富尔》一文(12)。
第三，对其思想言论的影响。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57号上发表的《子墨子学说》的“附言”中论述到了武士道精神，其中的一些论点就是受到井上哲次郎在《太阳》第10卷第14号上发表的《时局杂感》的启发后而发表的感慨(13)。另外，梁启超有关尼采的思想也可能受到了高山林次郎在《太阳》第7卷第9号上发表的《论美的生活》的影响(14)。而且梁启超有关国民性的论述也应该与《太阳》上有关国民性的文章有一定的关联。
第四，对其经济思想的影响。身处日本的梁启超还撰写了“最早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著作”(15)。《中国国债史》一书。该书于1904年由广智书局出版，书中列出的二十一种“参考书报”上就有《太阳》。可见，1904年以前《太阳》上有关中国的国债、外债、公债等二十余篇文章无疑成了该书的重要参考资料。
总之，《太阳》对梁启超文章的影响范围比较广泛，从小说理论到人物传记，从有关武士道精神到尼采思想，从有关国民性的论述再到有关中国国债的探讨，这些都鲜明地烙上了《太阳》影响的痕迹。
七、结论
通过本文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明确了《清议报》 《新民丛报》与《太阳》之间的密切关系。梁启超认真汲取《太阳》的成功经验并加以模仿，从而创办了中国人自己的综合性杂志。可以说，正因为有了《太阳》这一新型样板，才有了《清议报》向《新民丛报》的过渡与飞跃。
其次，梁启超本人与《太阳》的关系也绝非肤浅。《太阳》的发行人、编辑、记者与梁启超的密切交往，为其进一步了解与模仿《太阳》起到了重要作用。梁启超的照片以及文章均能跃然于《太阳》之上，这显然构成了《太阳》对其影响的外在显像。
最后，《太阳》对梁启超的内在影响也表现在多个方面，对其小说理论、思想言论乃至经济思想等深层领域的渗透非常显著。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梁启超的新思想与《太阳》密切相涉，《太阳》无疑是梁启超吸收日本以及西方新思想的重要源泉之一。
注释：
①⑧⑨樽本照雄：《梁启超的种本：杂志<太阳>的情况》，载《清末小说》第50号1998年。樽本主要考察了梁启超的小说理论文章《传播文明三利器》是以1898年4月发行的《太阳》增刊（第4卷第9号） 《奠都三十年》上的《明治三十年史》中的“第九编 文学”为蓝本这一问题。
②④铃木贞美：《明治期〈太阳〉的沿革及位置》，载铃木贞美编《杂志〈太阳〉和国民文化的形成》，思文阁，2001年，第9页，第38-39页。
③如《都新闻》第3002号，1895年1月8日； 《大阪每日新闻》第4007号，1895年1月23日。
⑤梁启超的文章实际是登在第20号上了。关于所载卷号与梁启超的说法不一致的原因在于《太阳》第19号改为临时增刊《现行改正条约类纂》，因此顺延至第20号了。参见注1。
⑥其中第52和53册《清议报》上连载的《十九世纪陆军之进步》（译自《十九世纪》）一文上作者的署名为“井上圆了”，此处有误。经笔者考证，原作者实为“井口省吾”。
⑦《新民丛报》第38·39号合订本上的《无神无灵魂说之是非如何》就是译自井上哲次郎在《太阳》第8卷第1号上发表的《无神无灵魂说之是非如何》；第64号《新民丛报》上的《万国货币年表》是译自《太阳》第3卷第22号上的《万国货币史年表》。
⑩详见拙稿：《进化论与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从明治日本文坛的影响谈起》，载于《名古屋大学中国语学文学论集》第20辑，2008年。
(11)(12)松尾洋二：《梁启超和史伝》，载狭间直树编《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和明治日本》，misuzu书房，1999年，第261页，第264页。但松尾认为，梁启超看到的可能是《近世世界十伟人》一书。不过，该书在出版前所有文章均连载在《太阳》第4卷第1号至第5卷第22号上了，因此从互赠杂志这点来看，笔者倒认为梁启超以《太阳》为蓝本的可能性更大。
(13)末冈宏：《梁启超和日本的中国哲学研究》，前揭《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和明治日本》，第179页。
(14)参见修斌：《〈新民丛报〉中的尼采》，载《现代社会文化研究》第22号，2001年。
(15)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