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专利水平地区差异的高科技产业化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科技论文,差异论文,水平论文,专利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回顾与简评
知识经济引领的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浪潮已经袭来，新的技术条件和新的商业模式带来了产业的升级换代。作为这一时期蓬勃发展的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成为各国竞相争夺的制高点，高科技产业化程度标志着一个地区未来竞争能力的高低，因为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现在的高科技产业就是未来的主导产业或者支柱产业，一个国家或地区在高科技产业方面取得竞争优势，也就意味着把握了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命脉。
高科技产业化的地区差异问题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他们基于产业集聚和外部性、新产业区和创新网络、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及企业家活动等不同角度切入，探索高科技企业在不同的制度文化背景与技术经济环境中的行为特征、集聚过程与作用机理，取得了一定的状态描述性和经验总结式的初级成果，但是并未得出令人信服的结果，明显缺乏对表象背后的根本原因的挖掘，未能解释高科技产业为何在某一特定的区域集聚与发展，过多地关注于技术资源禀赋和产业政策制定方面，没有从技术创新动态过程中考察，忽视了具有潜在商业价值的专利水平地区差异对高科技产业造成的影响。
现有的关于高科技产业地区差异影响因素的研究大致有两种导向，但是都与现实有明显出入。
第一，技术资源决定论。国内多数关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地区差异的研究中，都直接或隐含地假定，各地的技术资源或技术存量(表现为科研人员、专利的数量、R&D投入等)对发展高科技有决定性影响。按照此假定，我们可以很自然地得到以下推论：在技术存量上存在比较优势的科技资源重镇如北京必然要比广东的高科技产业发达，但这与现实明显相悖。
第二，产业政策主导论。这一派学者认为各地政府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政策差异直接导致高科技产业化程度的地区差异，然而，他们的依据是片面的，并没有经过严格的实证检验。例如北京、上海的高科技产业政策并不比广东的高科技产业差，但是其高科技产业化程度远远不如广东。2002年北京和上海的高科技产业规模以上的企业的工业产值为1090.59亿元、1427.85亿元，而广东的为4532.33亿元。
因此，对高科技产业化地区差异的研究应当结合实际情况来综合分析。本文通过构建高科技产业化内部运行机制，从技术创新、企业家精神和政府政策3个方面展开论述，但是由于企业家精神和政府政策很难量化，因此，这里我们着重从技术创新角度进行经验研究。
二、高科技产业化运行模型：技术创新与企业家创业结合的过程
高科技企业的运作方式与传统企业有很大的不同，它的重心在于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经营方式的变革，目的是使要素与资源得到更合理配置。高科技企业的资源和要素概念也比传统企业宽广得多。高科技企业中的生产要素除了传统企业的人力与资本等外，更主要体现在科技开发能力和有效利用这一能力的方式方法。即使是人力资源这一要素，传统企业也不能与高科技企业同日而语，在高科技企业中，人力资源已不只是从事重复简单劳动的劳动力，而是具有才智、掌握最新科技知识、从事创造性科技活动并且具有很强学习能力的科技人才。这些科技人才的科研活动和企业的科研经费支出构成了科技开发能力的现实基础，而企业家对于多方合作共赢的企业内外部合约的安排及市场运作方面的才能，决定了高科技市场化的成功实现。
但是，如果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不高，企业的创办和成长受到的环境与政策制约因素较多，则潜在企业家的创业活动会大大降低，直接降低了投资者对高科技产业的投资信心，更无法吸引来外地投资者。如果科技成果向生产转移的交易成本过高，当事人各方利益得不到有效保证，科技人员就不敢或不愿使其成果或专利成为商品。同样，如果企业对科技人员科研成果的有效性心存疑虑或不认同其专利的市场价值，则科研活动往往会中止于进入生产过程之前，毕竟，市场是技术创新的最终接受者和评价者，也是技术创新的推动者。从供求角度看，科研活动源于市场又归于市场，正是现时及潜在的市场需求提出了科技研究与开发课题，取得的科技成果也只有进入市场才具有应用价值。
从技术研发到企业家创业，再到市场运作的过程，也就是高科技产业化的路径。因此，在宏观政策结合微观技术及企业家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了以技术创新—企业家创业—高科技产业化为核心主线的高科技产业化运作模型，动态地考察高科技产业化的发展过程。该模型可以反映科技资源禀赋(包括技术开发存量与人力资源，尤其是科研人员数量和科研经费投入)的运动模式：“知识—技术—专利”；也可反映出不同市场机制下企业家精神对企业运作的影响，进而作用于高科技产业化的过程。
(一)技术创新与专利水平：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源泉
对技术创新概念的理解主要有宽概念和窄概念两类，窄概念强调与技术相关的创新，如Kamin(1975)认为技术创新是与技术产生与应用有直接联系的那些基础研究和市场行为；而宽概念则把凡是能导致产品或工艺过程或服务的改进方面的工作都纳入技术创新的范畴，如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一项报告认为，技术创新是从新思想和新概念开始，通过不断地解决问题，最终使一个具有经济和社会价值的新项目得到应用的过程( NSF，1969) 。按宽概念，技术创新与创新基本上是同义的，不利于区分专利技术和企业家精神对高科技产业化的影响程度。所以本文采用窄概念。
技术创新的主要载体是科技活动人员和科研经费开支，按照比较优势原理，科技资源禀赋丰厚意味着发展相关产业较低的人力与技术成本，以及足够的经费投入支撑。有资料显示，民营科技企业大多由科技人员创办；高科技产业相对集聚于经济发达、科研经费投入大的地区。就此而言，科技人员的数量是决定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人力要素，而地区经济发展阶段与科研经费支出的大小是影响高科技企业发展的经济支持要素，它是企业开发和维持高科技的支撑。
技术创新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起点，当知识和技术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并结合的时候，某项技术创新只要符合现有知识产权框架下的界定，即可获得专利授权，此时该项创新达到技术层面的终点。可以说，专利水平是一个地区技术创新能力高低的一个终端表现，因为专利是科技人员科研活动的最终成果，具备了一定的潜在商业价值，是地区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微观技术基础。考虑到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直接测量的难度，我们在这里使用专利水平来衡量技术创新，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发现发明专利在授权专利中所占比例很小，2002年只有5.25％，大部分专利属于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的模仿型技术创新，所以，可以将专利水平分为专利模仿和专利创新两部分，再综合科技投入和产出方面选择和设计以下指标来测量高科技产业化程度(见表1)。
表1 本研究变量定义
变量名
变量定义
科技人员(x[，11])
科技活动人员，包括
科学家、工程师等
科技经费(x[，12])
科技活动经费支出额
专利创新意识(x[，21]) 科技活动人员人均发
明专利申请数
专利创新数量(x[，22]) 发明专利授权数
专利创新质量(x[，23]) 发明专利授权数占总
专利授权数比例
专利模仿意识(x[，24]) 科技活动人员人均非
发明专利申请数
专利模仿数量(x[，25]) 非发明专利授权数
附图
图1 高科技产业化运作模型
仅有专利技术并不必然会有高科技产业，还要看专利能否顺利走出实验室，进入市场进行商业化运作，而这又要取决于高科技产业化的市场环境。
(二)高科技企业家精神与市场机制：高科技产业化的推动力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高科技产业能否发展起来，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该国或该地区科技型企业家群体的成长状况。科技型企业家在高科技企业的成长中起着核心作用，他们作为高科技企业的决策者，担负着组织企业营运、确定企业长远发展目标和战略、在风云多变的高科技产业领域里把握企业成长的技术和市场方向等重任。某种意义上讲，高科技产业的实质就是企业家的创业精神，以及非企业家型技术人员的不断创新(李新春，2003)。
美国的硅谷开创了高科技产业化运作的成功典范，汇集了众多全球著名的公司，共有8000家技术企业，其中3000多家是电子企业，这里既是美国袖珍计算器、电子游戏机、PC机、无线电话、微处理机的诞生地，也是美国第一块集成电路、硅单晶和现代计算机软硬件的孕育地(陶德言，1998)，近年来，几乎每一件电子新产品都是硅谷首先研制出来的。国内各地都相继开辟了高科技产业园区，期望吸引和培育出我国的“微软”、“思科”，然而，运作成功者寥寥无几，多数研究者过于关注政策层面的宏观因素，而忽视了硅谷成功的本质原因：不断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在高技术不再稀缺的硅谷中，只有不断搜寻市场机会并敢于实践的企业家，利用自己敏锐的商业眼光发现新的“技术—产品—市场组合”，才能生产出具有价值维度的商品，通过成功的市场运作带来巨大的商业利润。
高科技产业中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极大，要求企业具有快速学习和创新能力，科技型企业家与非企业家型科技人员有着相似的技术背景，易于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和个人感情，及时顺利地交流在生产和研发过程中的信息与问题等，因而，高科技企业家既能促进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的塑造，又能敏锐地获取有效市场信息，协调各部门力量，形成企业内部的“创新空气”。
而市场机制越灵活的地区，企业外部信息的获取就越充分，知识外溢和技术创新行为的正外部性越大，区内的创新技术、知识和思想容易迅速扩散，集体学习效应明显，加之企业家和科研人员相似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技术背景，导致各个企业家在创新动机和个性方面，在选择企业发展目标方面比较相似和接近，企业家之间彼此互相信任，协力合作气氛浓厚，易于实现非契约形式的合作，不但有效降低了学习的社会成本，同时加速了难以复制的隐含经验类知识的扩散和转移，进一步增加了区域对高科技企业的吸引力，也推动了当地的高科技产业化过程。
(三)制度与政策：高科技产业化的保障因素
制度和政策作为企业运作的外部环境，对我国早期的高科技产业化曾经起到过一定的促进作用，尤其是税收优惠和地价减免政策，但是，我国各地政府的模仿、从众行为导致政策趋同现象极为严重，政策优惠的效用基本相互抵消，而且，政策优惠本身幅度极为有限(税收优惠不能与国家政策抵触，地价不能低到亏本)。所以，目前的制度与政策仅仅是高科技产业化的保障因素而已，即只要不落后于其他地区的政策优惠即可。一些学者如李新春等(2004)也证明了政策优惠与高科技创业和发展无显著相关性。故本文的将借鉴前人的结论，不把政策纳入高科技产业地区差异的分析框架之中。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1：科技资源禀赋(科研人员比例、科研经费数量)对高科技产业化有正向影响；
假设H2：专利水平对高科技产业化有正向影响；
假设H3：专利模仿水平对高科技产业化影响大于专利创新水平的影响；
假设H4：专利水平对高科技产业化影响大于科技资源禀赋的影响。
下面将主要从技术创新和专利水平的不同角度对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做一个高科技产业化地区差异的度量和聚类分析，区分各地区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异同点，并对主要因素做计量分析，以验证假设。
三、高科技产业化地区差异的度量
(一)高科技产业化区域集中度
借鉴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市场集中度概念，本文定义高科技产业区域集中度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前几位地区的高科技产业产值X占全国高科技产业产值的份额。即：
附图
其中，HTICR[，n]表示国内高科技产值最大的前几位地区的集中度；X[，i]表示第i位地区的高科技产值；n表示前几位地区数；N表示地区总数。
为了消除不同年份数值波动造成的影响，取2000～2002年3年平均数计算区域集中度，可得：HTICR[，4]=58.35％，HTICR[，8]=78.23％，而同期各地区GDP的区域集中度相应为32.14％和52.55％。可见我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区域非均衡性十分严重，高科技产业高度集中于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见表2)，沿海与内地产业结构的区域差异已非常明显。
表2 区域集中度
指标 指标区域集中度
包含城市
高技术产业 HTICR[，4]
58.35％
广东、江苏、上海、北京
规模以上企 HTICR[，8]
78.23％
广东、江苏、上海、北京、
业产值 天津、浙江、福建、山东
GDP
DPCR[，4]
32.14％
广东、江苏、浙江、山东
GDPCR[，8]
52.55％
广东、江苏、浙江、山东、
河南、河北、辽宁、上海
资料来源：根据2000～2002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与《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得出。
(二)高科技产业化系数
对于高科技产业化程度地区差异的衡量，没有现成的指标可用，本文采用以下公式：
各省高科技产业化系数=同期各省高科技规模以上企业产值/同期全国高科技规模以上企业产值
采用上式作为衡量高科技产业化差异的指标有两个优点，一是可以消除绝对规模的影响，更好地反映现实水平；二是运用相对指标降低了各地区的不可比性，可以更好地反映地区间差异。
为了解各地高科技产业化历年的差异情况，这里使用离散系数(标准差除以平均值)来加以分析，选择离散系数主要是基于这一指标可以排除直接比较不同时期高科技产业化差异可能造成的扭曲。
从图2中可以清楚的看到，从1995～2002年各地区的高科技产业化一直存在着差异，而且这种差异还在不断的增大。说明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区域不平衡性在逐渐加重，产业结构的地区差异也在不断加深。
附图
图2 高科技产业化离散系数
资料来源：根据1995～2002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得出。
四、基于技术创新和专利水平地区差异的聚类分析
正如上面分析的，高科技产业化主要受到技术创新、专利水平和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但是企业家精神不易量化，而技术创新和专利水平比较方便用定量指标来衡量。基于科学性、可比较性、可度量性的原则，本文选取能够清楚地反映高科技产业在地区之间的差异情况的两大类7个指标进行聚类分析：第一类是科技资源禀赋，包括科技人员和科技经费；第二类是专利水平，包括专利创新意识、专利创新数量、专利创新质量、专利模仿意识和专利模仿数量。
(一)数据选取
本文以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为对象，选取了2000～2002年的科技资源、专利水平、高科技产值等数据，为了避免某一年变动造成的影响，用2000～2002年3年的平均数进行聚类。
(二)聚类结果
根据图3和表3中的信息，我们将31个聚类对象聚为6类：
附图
图3 高科技产业地区差异化聚类树状图
表3 高科技产业地区差异聚类分析
类别
12 3
45 6
上海
辽宁
甘肃
天津、安徽
福建
江苏
青海
广西、贵州
浙江
山东
山西
河北、湖南
海南
河南
西藏
吉林、江西
地区北京
广东 各类别差异性
湖北
宁夏、新疆
四川
云南、重庆
陕西
内蒙古
黑龙江
专利创新意识 1.90％ 1.13％ 1.52％ 0.56％
0.36％
0.77％
(3，4) (3，5) (3，6)
专利
专利创新数量 1027
304.67 142.33 256.86
60.67
100.21
(3，4) (4，5) (4，6)
水平
专利创新质量 16.66％ 1.61％ 3.60％ 7.27％
15.74％ 7.54％
(3，4) (3，5) (3，6)
专利模仿意识 2.97％ 10.39％ 7.37％ 2.70％
1.01％
3.03％
(3，4) (3，5) (3，6)
专利模仿数量 5138.33 18635
4318
3737.1
331
1273.86
(3，5) (3，6) (4，5)
科技
科技人员
747300 721400 295125 579571.43 117325 183628.57
(3，4) (4，5) (4，6)
禀赋
科技经费
1041.48 763.4
288.79 370.27
46.76
96.04
(3，5) (3，6) (4，5)(4，6)
高科技产业化8.36％ 28.27％ 4.87％ 3.96％
0.18％
1.10％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整理得出。
第一，北京以高专利创新水平(意识、数量和质量)和高科技资源禀赋(人员和经费)单独聚为一类。
第二，广东也单独聚为一类，是高专利模仿水平(意识和数量)和高科技资源禀赋(人员和经费)的地区；它与北京最大的不同在于：北京以专利创新为主而广东以专利模仿为主，这与实际情况是符合的，值得注意的是，广东的高科技产业化要明显的高于北京。
第三，上海、福建、浙江和海南聚为一类，它们的专利意识(模仿和创新)要显著的高于4、5、6类，科技资源禀赋也高于5类和6类，但是专利创新质量要显著低于后3类。
第四，这一类包括辽宁、江苏等7省，专利创新数量要显著高于3、5、6类，科技资源禀赋也高于这3类；但是其高科技产业化程度却低于第3类地区。
第五，甘肃、青海、山西、西藏聚为一类，其专利创新质量要显著高于2、3、4、6类，但是其他方面要显著低于其他各类，这是因为这几个省份的专利授权基数非常小，如西藏2002年发明专利授权数为1件，而总共专利授权数才只有7件，两个数值相比，结果反而和北京相差不大，这也反映了该区域在科技方面的落后状况，这一类的高科技产业化程度也是最低的。
第六，其余14个省市聚成一类，没有显著的突出之处，各指标处于中间水平，该类地区专利模仿数量明显低于3、4类地区，而高科技产业化水平也明显地低于3、4类地区。
聚类结果显示，广东比北京、3类比4类地区高科技产业化程度要高，与其科技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相反，反映出专利水平尤其是专利模仿水平可能比科技资源对高科技产业化作用更大，需要注意的是，广东和3类地区是我国市场机制最灵活的地区，也是企业家数量相对密集的地区。
我们采用双重信息图空间降维技术，把7个变量降维在2维空间平面上，可以更直观地看到6大类区域分布(参见图4)。
附图
图4 高科技产业化双重信息图
注：从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北京和4类区域在科技资源禀赋和创新数量的方向相对而言占有优势，广东在专利模仿上占比较优势，3类区域在专利模仿意识上占有优势，5类区域在专利创新质量上有优势。
(三)高科技产业投入产出绩效
在这里仅考虑科技活动人员和科技活动经费的投入产出绩效，我们通过以下指标来计算：
科技人员(经费)投入产出绩效=规模以上高科技企业产值占全国比例/科技人员(经费)占全国比例
对应于聚类分析的结果，分析各大区域的高科技产业投入产出绩效：
表4 高科技投入产出绩效表
地区
聚类
科技人员投 科技经费投 地区 聚类 科技人员投 科技经费投
入产出绩效 入产出绩效
入产出绩效 入产出绩效
北京
1
1.09 0.57
天津 6 2.882.51
广东
2
3.82 2.62
河北 6 0.480.83
上海
3
1.76 1.03
内蒙古 6 0.250.54
浙江
3
1.15 1.05
吉林 6 0.430.52
福建
3
2.20 2.30
黑龙江 6 0.530.76
海南
3
1.37 1.76
安徽 6 0.260.33
均值
3
1.62 1.54
江西 6 0.591.30
辽宁
4
0.58 0.67
湖南 6 0.300.37
江苏
4
1.27 1.23
广西 6 0.300.44
山东
4
0.56 0.56
重庆 6 0.330.44
河南
4
0.26 0.45
贵州 6 0.671.33
湖北
4
0.39 0.53
云南 6 0.200.36
四川
4
0.56 0.62
宁夏 6 0.170.26
陕西
4
0.54 0.64
新疆 6 0.050.06
均值
4
0.59 0.67
均值 6 0.530.72
山西
5
0.16 0.24
西藏
5
0.29 0.59
甘肃
5
0.15 0.34
青海
5
0.10 0.14
均值
5
0.17 0.33
资料来源：根据相应年份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得出。
作为高专利模仿，高科技资源禀赋区的第2类(广东)和高专利模仿区的第3类地区，无论是科技人员投入产出绩效，还是科技经费投入产出绩效都显著高于其他区域，而高专利创新、高科技资源禀赋区的北京的投入产出绩效表现却很平常。高专利创新质量区(第5类)的科技人员和科技经费投入产出绩效是最低的，这完全符合其实际经济发展水平。高专利数量和高科技资源禀赋区(第4类)的科技人员和科技经费投入产出绩效并不高，与处于中间水平的第6类地区没有显著差别。这里我们注意到在4类和6类区域也存在着科技投入产出绩效较高的省份，例如江苏和天津，这是因为在聚类分析中考虑到了专利水平。
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高专利模仿区域的投入产出绩效要明显高于低模仿区域，高质量区域反而高科技产业化绩效并不是很高，因此从侧面也反映了中国高科技产业化主要受专利模仿水平的影响。
五、影响高科技产业化的因素分析：对聚类结果进一步的解释
从上面的聚类分析结果看出，科技资源禀赋、专利水平对高科技产业化有着不同的影响，科技资源禀赋越高的地区未必是高科技产业化程度越高的地区，而专利模仿水平越高的地区似乎越有利于发展高科技产业。为了进一步测量各因素对高科技产业化的影响，验证我们做出的假设和推断，有必要建立计量模型进行深入研究。
(一)科技资源禀赋对高科技产业化的影响
科技资源禀赋与高科技产业化计量模型：
y=-0.0033-0.0002x[，11]+0.0002x[，12]
R[2]=0.5758
t值 -0.2733 -0.2681 2.9057[**]
(*表示置信度至少为95％，**表示置信度至少为99％，下同)
从模型中发现x[，11]的系数为负，与实际含义相反。仔细核查，发现专利模仿意识和专利模仿数量之间相关系数高度显著相关，为0.902。变量间存在着多重共线性。因此使用岭回归估计。
当岭回归参数等于0.2时，回归系数趋于稳定，此时，
y=-0.0059+0.00004x[，11]+0.001x[，22]
R[2]=0.5529
标准化回归方程：
y=0.1979X[，11]+0.4885X[，12]
(1)
这里支持了假设H1的判断。科技资源禀赋对高科技产业化有重要影响，经费的作用大于科技人力作用。
(二)专利水平和高科技产业化影响
上一节的分析不难看出，专利创新和专利模仿对高科技产业化的影响有所不同，故分别讨论。
1.专利创新对高科技产业化的影响
建立专利创新对高科技产业化的计量模型：
y=0.0508+0.5021x[，21]+0.0001x[，22]-0.5829x[，23]
t值 2.0842[*]0.2803 2.9253[**]-2.7884[**]
标准化回归方程：
y=0.047x[，21]+0.489x[，22]-0.436x[，23]R[2]=0.3963
从模型中发现，各地区的x[，23](专利创新质量)对高科技产业化有负影响，与实际的理论分析不符。而专利创新水平(x[，21]、x[，22]、x[，23])之间并不相关(相关并不显著)，并没有违背计量模型原理。因此在这里解释为：在过低的专利创新质量、过低的专利创新意识下，讨论地区间的专利创新质量差异对于高科技产业化差异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作两者相关分析，相关系数仅为-0.375)，因为从后面的分析看出，中国仍然是以专利模仿为主的，地区间差异主要是专利模仿水平差异来解释的。上面的统计方程给了我们虚假的信息，因此去掉专利创新质量，建立专利创新意识和专利创新数量计量经济模型：
y=-0.002+1.797[*]x[，21]+0.00001x[，22]R[2]=0.222
t值 -0.0892 0.9318 2.0931[*]
标准化回归方程：
y=0.1688x[，21]+0.3792x[，22]
(2)
可见，专利创新水平对高科技产业化差异影响并不高，相对而言专利创新数量高于专利创新意识。
2.专利模仿对高科技产业化的影响
专利模仿对高科技产业化的计量模型：
y=-0.00359+0.00001x[，24]-0.1499x[，25]R[2]=0.854
p值 0.6356 ＜0.0001 0.5559
发现x[，25]的系数为负，与实际含义相反。仔细核查，发现专利模仿意识和专利模仿数量之间相关系数高度显著相关，为0.714，变量间存在着多重共线性。因此使用岭回归估计。
当岭等于0.4时候，回归系数趋于稳定，此时，
y=0.0546+0.00001x[，24]+0.3727x[，25]R[2]=0.778
标准化回归方程：
y=0.5817x[，24]+0.5527x[，25]
(3)
可见，专利模仿对高科技产业化有重要影响，模仿意识和模仿数量对高科技产业化的影响相差不大。
比较(2)、(3)式可以看出，专利模仿对高科技产业化的影响要远远高于专利创新，这证实了假设H3(假设H2也得到了(2)、(3)式的支持)。结合(1)式，可以看出，专利水平对高科技产业化的影响要高于科技资源禀赋的影响，假设H4得到了支持。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科技资源只有转化为具有市场价值的商业资源才能对高科技产业化产生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科技资源转化为商业资源环境好的地区必然有利于高科技产业发展。所以，市场机制越灵活、企业家活动越频繁的地区，科技资源转化为专利技术的成本就越低，高科技产业化能力也就越高。本文前面的聚类分析也支持这一观点，我国高科技产业相对发达的地区恰恰也是市场机制最灵活，企业家数量最为密集的广东、上海、浙江等地区。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高科技产业运作框架下，基于技术创新和专利水平等指标对国内不同地区做了聚类分析，得到以下结论和判断：
第一，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极不平衡，GDP占全国不到1/3的地区拥有超过全国一半以上的高科技产业产值，而且这一区域差异仍在不断扩大，高科技产业高度集中于沿海发达地区，不利于我国整体产业结构的升级。
第二，我国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主要不是靠原创型技术推动，而是靠模仿型技术。一方面说明我国的科研水平不高，发明专利数量太少；另一方面，实用新型与外观设计等专利模仿的兴旺也反映出在创新问题上社会整体的浮躁，将发展寄希望于市场的短期迅速的回报，而对投入大、开发周期长的发明缺乏应有的热情和长远的期待。
第三，发展高科技产业不能一味追求数量和规模，应该更多地关注投入产出绩效。北京是科技人员和科研经费最密集和最充裕的地区，但是其投入产出绩效一般，远不如广东、上海、浙江等市场机制更发达的地区。长期以来，我国科技资源的调拨往往忽视、违背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律，造成资源配置的帕累托劣化。
第四，市场机制和企业家数量对高科技产业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本质在于企业家的创业精神，以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企业创业过程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基石。高科技创业融高风险、高利润于一身，是科技资源转化为商业资源的必经之路，只有具备不确定性承担和决策能力的企业家才能完成这一过程。本文的实证结果也基本能反映这一事实，即高科技产业化过程中，企业家精神很多时候比科技资源起着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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