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环境与发展：范达娜#183;席瓦的生态女性主义及其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妇女论文,批评论文,生态论文,环境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351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12)02-0087-09
国人知道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是通过她与德国学者米尔斯(María Mies)在1993年合著出版的《生态女性主义》[1](Ecofeminism)一书开始的，她是西方最早了解的第三世界第一个系统阐述了生态女性主义世界观的人。在这本书中，范达娜·席瓦与米尔斯合写了序言，另写了20篇论文中的9篇。这是一本被世界各国学者们广泛评阅的书，成为生态女性主义的经典著作之一，同年她还获得了国际环境大奖“正确生活方式奖”(Right Livehood Award)，因此国人认为她是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者。[2]其实不然。就女性、环境与发展的理论关系而言，无论在国际还是在印度国内，范达娜·席瓦都不是唯一的印度女性代表，甚至不是主流的思想代表。本文从妇女、环境与发展的视角出发，通过分析范达娜·席瓦的生态女性主义及其所受到的批评，揭示印度女性、环境与发展的真实关系，为第三世界的妇女解放、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探索提供一个可供借鉴的案例。
一、范达娜·席瓦的生态女性主义
迄今为止，从范达娜·席瓦发表的著作看来，她的思想和关注点经过了4个发展阶段。世人常以1993年及以前出版的书来评判范达娜·席瓦的生态女性主义观，其实，有关妇女、环境与发展的问题，她的思考和行动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第一个阶段是从1988年独立发表的《维持生存：印度的妇女、生态与生存》[3]到1994年与瑞典达格·哈马舍尔德基金会(Dag Hammarskiold Foundation)合作出版的会议论文集《靠近家庭》。[4]在此期间，1991年她主编了《印度生存的生态和政治学》、[5]1992年独立出版了《绿色革命的暴力：第三世界的农业、生态和政治》、[6]1993年独立出版了《思维的单一经营：对生物多样性和生物科技的看法》[7]以及与米尔斯合著的《生态女性主义》。代表性著作是1988年和1993年与米尔斯的合著的两本书。国人广为熟悉的范达娜·席瓦的生态女性主义观主要是她在这一阶段的思想，即原发性生态女性主义。
第二个阶段是从1997年的《生物盗版：对自然和知识的掠夺》[8]到2000年的《被偷的收获：全球食品供应的劫机》，[9]再到2001年的《保护还是掠夺?对国际知识产权的理解》。[10]在这一阶段，范达娜·席瓦对全球化过程中的知识产权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激烈的批评。
第三个阶段是从2002年的《水战：私有化、污染和利润》[11]到2005年的《四分五裂的印度：受到攻击的多样性和民主》，[12]再到2006年的《地球民主：正义、可持续性与和平》。[13]在这一阶段，范达娜·席瓦继续批判全球化，强调用“地球的民主”来取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
第四个阶段是从2007年主编的《食品与种子的宣言》[14]到2008年的《要土壤不要石油：气候危机时代的环境正义》，[15]再到2009年与别人一起主编的《为什么每第四个印度人挨饿?食品不安全的原因与对策》，[16]此后范达娜·席瓦没有新的个人专著出版。在这一阶段，范达娜·席瓦的工作重点是她在喜马拉雅地区建立的非政府组织“九种种子基金会”(Naydanya)的运作，宗旨是保护种子和生物的多样性以解决穷人的食品问题，因此她主要研究全球化和气候变化背景下的食品问题。她认为工业化的农业是生态和经济危机的根源，气候变化和贫穷的解决办法不是权力和利润的结合，而是自我组织的、可持续的、社区形式的生物多样性农场，即实行传统耕作方式的小规模农业。
综合起来看，关于妇女、环境与发展，范达娜·席瓦的观点主要包括4个方面：
第一，就妇女与环境的关系而言，不同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主要从意识形态的视角把妇女与环境联系起来进行思考，范达娜·席瓦从南北方国家的差异出发，站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立场上，主要强调妇女与环境关系的物质基础。当然，范达娜·席瓦同时认可妇女与环境之间的精神联系。她指出，“南亚地区的所有宗教和文化都扎根于森林，这不是出于恐惧和无知，而是由于生态的觉悟”。[5](P74-77)在第三世界，历史上有一段时间男女之间非常平等，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不是统治与被统治，而是相互和谐的，所以，妇女与自然在天性上是和谐的，妇女与大自然更接近。①但是，范达娜·席瓦着重强调物质联系，“对大自然的暴力同时伴随着妇女的暴力，因为妇女依赖大自然来获得其自身、其家庭以及其社区的生存。”[17](Pxvi)她进一步指出，在森林经济中，女性收集者比男性狩猎者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她们要“为她们自己、她们的家庭和她们所属的群体获得生存资料”，因此，妇女与环境有一个特殊的依赖关系。[17](P14-15)“贫穷的乡村妇女作为领导者和活动者，把森林的生命置于她们自己的生命之上，她们用自己的行动表明自然是生存所必不可少的。”[17](P218)就此而言，对第三世界的妇女来说，生态女性主义不仅仅是一种世界观，更是一种争取生存的政治斗争。
第二，范达娜·席瓦从唯物和唯心的差异出发，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深入分析了人类历史上女性主义原则(feminist principle)和“地球民主”(earth democracy)丧失的原因。她认为，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技术现代化和全球资本主义以“发展”为名义既伤害了妇女也破坏了环境。她指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就像地球母亲养育了人类，而西方式的不正常的发展的目的是为了积累资本，“对大自然的暴力，似乎是主流发展模式的内在本质。”[17](Pxvi)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好生活”观念，它是建立在高科技、大众消费主义和无限制的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结果，人类不仅独立于自然而且控制自然，最终破坏了生活的再生能力。[18](P96-99)而“资本主义的父权制的世界体系”是建立和维持在“三个殖民化”基础上——对妇女、对外国人及其土地、对大自然的殖民。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对生活再生的再生资源进行殖民化导致了全面的生态危机。”[1](P33)在研究的第二阶段，范达娜·席瓦指出，西方通过专利和基因工程进一步占领新的空间，这些新空间实际上是妇女、动物和植物体的内部空间(interior)。因此，妇女开展反对生物盗版权的斗争实际上是反对将生活本身完全殖民化(不仅是未来的进化的生活，而且是未来的非西方传统和知识体系的生活)。它是保护生物多样性自由发展的斗争，保护不同文化自由发展的斗争，保护文化和生物多样性的斗争。[8](P1,P68,P5)总之，妇女受压迫、环境被破坏，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及其全球化扩张造成的。
第三，范达娜·席瓦从男女的性别差异出发，站在女性的立场上，极力宣传和重视妇女拥有的传统知识。她指出“女性的农业知识已经形成了四五千年了，却被一小撮白人男性科学家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给世界性地摧毁了，他们否认女人能够成为专家；因为她们的专业知识是与自然的可再生性有关的模范性农业知识，所以这些专业知识的破坏逐渐带来自然发展的生态性危机。”而且，发展所导致的劳动力的性别分工日益让妇女去从事维持生存的生产活动，日益把男人拖进军事的、追求利润的活动。[4](P1)其结果是失去了对知识的生态的和整体的了解，“食品的最有营养的部分变成了垃圾，因为决定性的因素是为利润而生产的机械效率，并非为营养而生产的女性效率。”[17](P105,P111)总之，范达娜·席瓦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女性原则和地球民主的丧失。比起国际技术专家或她们身边的男人，第三世界的妇女总是能提供更加深入而丰富的生态观。
第四，关于如何解放妇女、保护环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在第一阶段，范达娜·席瓦基于“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女性主义原则的丧失”，[17](P42)极力主张按照女性主义的原则来行动。即，“印度妇女一直站在保护森林、土地和水的生态斗争的前沿。她们挑战了西方把大自然当作掠夺物的观念，主张把大自然当作 Prakriti(维持生活的生命之力)一样来保护。印度妇女的生态斗争既是把大自然从无休止的掠夺中解放出来，同时也是把她们自己从无限制的边缘化状态中解放出来。她们正在创造一种超越性别的女性主义的意识形态，并进行着一种包含人性的政治行动；她们正在挑战一种普遍的家长制的意识形态，却并不试图将自己的主张普遍化，而是主张多元化；她们正在挑战占主导地位的权力概念，认为那种权力是一种暴力，主张代之以非暴力的权力概念。”[17](Pxvii-xviii)进入21世纪，范达娜·席瓦转而主张以“地球民主”来取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她指出，全球化加重了对妇女的暴力，摧毁了以妇女为中心的世界观、知识体系和维持生存的生产制度，因此“我们需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思考资本与生活的关系。”[19](P145)她批判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指出，资本主义的父权制和宗教的父权制使得越来越多的妇女自杀，使得妇女日益成为以生活为中心的文化的捍卫者和保卫者。[13](P130-139)正在进行全球性扩张的股份制垄断资本主义是不可持续的、自杀性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也离其最初宣扬的人民民主的目标日渐遥远，因此，要用“地球民主”取而代之。地球民主是建立在生活经济学和经济民主基础之上的生活民主，能将和平、关爱和同情全球化。[13](P1-12)总之，在范达娜·席瓦看来，无论“女性主义原则”还是“地球民主”的原则，都是一种世界观，也都是一种新兴的政治运动，目的是追求和平、正义和可持续发展。
总之，范达娜·席瓦首先指出了妇女与环境的特殊关系，然后揭露了西方式发展对妇女和环境的双重暴力，最后指出了解放妇女、保护环境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方式，起先她主张利用用妇女掌握的丰富生态知识的“女性主义原则”，后来升级成“地球民主”的原则。
二、对范达娜·席瓦生态女性主义的批评
自从范达娜·席瓦在1988年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书后，人们在对她进行肯定的基础上，也一直进行着批评，尤其是印度本土的和印度裔的环境活动家和学者，突出的有印度本土的碧娜·阿嘎瓦尔(Bina Agarwal)、苏米·克里希那(Sumi Krishna)、阿米达·巴韦斯卡尔(Amita Baviskar)等。代表性人物是碧娜·阿嘎瓦尔，她独树一帜，指出，应该废除“生态女性主义”的概念，使用“女性环境主义”的术语。[21](P85)
第一，他们肯定了范达娜·席瓦的创造性贡献。范达娜·席瓦在生态女性主义方面的贡献主要有3点：开启了生态女性主义的大门；将研究视角从西方的精神上升到了第三世界的物质；极力宣传和重视妇女的传统知识。[21](P321)
第二，他们在承认妇女与环境有特殊关系的基础上，先是指出了范达娜·席瓦论述中的缺陷，然后进一步阐述了贫穷家庭中妇女对自然资源的特别依赖以及她们积极参加环保行动的物质根源。范达娜·席瓦的缺陷有两方面：一方面，范达娜·席瓦没有从阶级、种姓、种族、生态等来区分不同层级的妇女。妇女与自然的关系应该用生产、再生产和分配的性别和阶级(种姓或种族)组织来构建。[21](P324)另一方面，尽管妇女在生存性的农业和林业中发挥着比男性更为关键的作用，但是，人们并不清楚历史上什么时期女性主义的原则概念在实践中影响了性别关系或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且，历史和人类学表明，并不存在简单的性别的劳动分工，无论采集还是关于生存生产的传统知识都不是妇女独有的领域。妇女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因为她们作为妇女拥有的生物差异，而是因为她们在家庭和社区中的性别化的作用。[22](P113),总之，批评者否认了范达娜·席瓦关于妇女与环境关系中的物质和意识两种因素论，只承认物质因素，有失片面。
批评者认为贫穷家庭妇女之所以对自然资源特别依赖，原因有3个：第一，如范达娜·席瓦所言，是由劳动力的性别分工决定的。妇女和女孩负责大部分的采集和收取森林产品的劳动。第二，在家庭中，基本资源的性别分配是不平等的，男人控制这些资料并把大量的家庭收入用于个人需求，而妇女却将她们的收入几乎全部用于家庭需求。第三，与男人相比，妇女很少能获得私有财产资源，特别是土地和财产，因此，妇女更加依赖公共资源。那些生活在环境脆弱地带的贫穷的乡村妇女(和女童)受环境恶化的不利影响最为严重。[23](P139)也就是说，当环境遭到破坏时，妇女是第一个牺牲品。她们不得不走得更远才能采集到食物、草料、燃料和水；随着公共财产资源被国家剥夺，她们以往从公共财产资源中获得的收入和动物资源也没有了；农业生产由粮食作物转向经济作物，森林种植由非木材的森林生产也转向了单一物种的森林种植，这些都是对妇女的价值剥夺。国家的各种工业发展计划和大型工程项目的进行又迫使她们背井离乡，置她们于各种完全陌生的新环境中，与过去的世界彻底脱离，而很少考虑到妇女们的生存与发展。[24](P52-72)这才是当代妇女积极开展环境保护活动的根源。
第三，关于殖民主义和家长制的资本主义对环境和妇女的影响。碧娜·阿嘎瓦尔指出，范达娜·席瓦把环境的破坏和妇女受的压迫主要归因于第三世界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和西方科学与西方发展模式的强加，这些都无可否认，但是不能忘记在那之前印度已经存在经济和社会(包括性别)的不平等。在英国殖民统治之前，尤其是莫卧儿王朝时期，印度社会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和种姓的分层。而且，范达娜·席瓦的研究局限于西北部的印度，但她把印度西北部的妇女等同于所有的第三世界妇女。印度各个地区的情况不一样，不能把某些非常地方性的性别、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整个第三世界的特征。[21](P322-323)苏米·克里希那进一步指出，从根本上说，生态女性主义事实上是一种保守的政治学，而且是一种危险的政治学，因为它主张生物决定社会分工、妇女与自然的关系方程式、妇女的态度与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很好地吻合，妇女本能地拥有自然变化的知识，这些论断扭曲了男女的实际经验，限制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所有领域。其意识形态和实践都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妇女。具有讽刺性的是，这恰恰是家长制社会的特征。比如，女权主义者一直关注对妇女的人权侵害而不是妇女的土地和经济权。[22](P117-118)正如欧姆维特(Gail Omvedt)所言，范达娜·席瓦把抱树运动看作是妇女运动，一直遭到很多环境活动家的攻击；她把“西方的科技和技术”谴责为“大男子主义”也一直被批评为最为言过其实；她赞扬英国殖民统治前印度的农民生产具有生态的可持续性和女性主义的特征，也一直被批评为忽视印度传统中的封建家长制的一面，在印度的传统中，既有内部的家长制传统，又有农业王国攻击森林部落社会的历史。人们常常评判说“她是一名诗人”。[25](P199)
第四，关于妇女的历史作用和拥有的传统知识。苏米·克里希那对印度不同地区的历史和部落的生活进行了调查研究，用很多事例证明生态女性主义错误地解释了历史，错误地描述了部落。比如，在殖民统治时期，曼尼普尔地区的女商人曾控制了商品市场，还掀起了斗争，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者从曼尼普尔出口大米的政策。所以，苏米·克里希那认为，对妇女生物作用的强调，如采集和生产食品，其结果是忽视了妇女在地方市场中的经济作用。与传统的印度教社会不一样，在传统的印度教社会里，市场是上等种姓的乡村妇女禁入的领域，而在现代社会里，部落妇女控制着森林产品的采集收入，市场是她们的重要社会经济空间，是一个形成互动和相互约束的地方，也是维护她们在部落社会中的地位的手段。[22](P117-124)
第五，他们否定了范达娜·席瓦的“女性主义原则”，提出了“女性环境主义”的观点。碧娜·阿嘎瓦尔指出，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问题是把妇女的生物作用与想象中的大自然的“女性主义原则”等同起来，并试图把这一等式运用到公共领域。[23](P139)她说，仅仅因为妇女在环境保护方面有特殊的利益存在，就认定妇女是变革的有力代表，这种视角过于片面和浪漫化，没有考虑到妇女在环境再生方面的利益与她们将利益转化成有力行动二者之间的鸿沟。事实上，妇女的确积极参加环境运动，但没有迹象表示她们在环境运动中会进一步要求捍卫妇女的利益或改变性别关系。尽管妇女参与这些运动，但各种各样的性别不平等仍然继续存在于家庭内外。即使在抱树运动里，重要的决定也主要是男人做出的。因为不仅仅妇女在环境保护方面有特殊的利益，男人也有。[23](P156-158)她断言，尽管印度生态女性主义的文本研究不断增加，但事实上，生态女性主义的趋势不是在挑战而是在加强传统观点，从而为现有的机制和实践活动提供了支撑，进一步维持或加强了性别的不平等。[23](P139)因此，妇女要改变环境问题领域的性别关系，不仅仅在环境领域展开谈判斗争，更加根本性的是要改变劳动力、财产和政治权力的性别分工。“从根本上说，要改变男女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提高妇女与男人的讨价还价的能力，提高保护环境的人与破坏环境的人之间的讨价还价能力。”[20](P85)妇女提高讨价还价能力取决于至少3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她们的物质状况(独立的经济地位)；来自外部组织(如亲属、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支持；性别意识(对妇女正当的作用、权力、能力等的性别规则和看法)。[20](P156-158)
总之，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范达娜·席瓦一直因为生态女性主义的原发性而受到批评，相当多的环境主义者认同碧娜·阿嘎瓦尔的“女性环境主义”，认为这一界定为解决一系列社会、发展和再分配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26](P119-158)碧娜·阿嘎瓦尔是这样解释她的观点的：女性主义努力改变性别的概念，而且改变性别之间在工作和资源之间的实际分工；环境主义努力改变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概念，而且改变自然资源被少数人占用的实际方法；女性环境主义强调这两个方面，把二者紧密结合了起来，既为自然资源也为理论思想而斗争。[21](P324)事实上，碧娜·阿嘎瓦尔是站在环境主义的视角看问题的，恰如印度环境主义研究第一人的拉玛昌德拉·古哈(Ramachandra Guha)所言，穷人的环境主义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妇女一直是重要的、有时是决定性的力量。[27](P50)而范达娜·席瓦的“生态女性主义政治学是女性主义，因为它从支持妇女权利的视角坚决地批判资本主义的家长制文化。”[28](P192)在20世纪80年代的印度，社会科学出现了很多学科的女性研究分支，如女性经济学是经济学的附属学科，研究经济学中的性别议题、观点和目标。[29]于是，早期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范达娜·席瓦把女性经济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最早提出了“女性主义的生态学”，到90年代她才接受西方的“生态女性主义”。[30](P14-16)可以说，碧娜·阿嘎瓦尔的“女性环境主义”与范达娜·席瓦早期的“女性主义生态学”是近似一致的，都是对同一客观现实的理论阐释：以抱树运动代表，妇女积极参加环境运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只不过两人观察问题的立脚点不同：一个是女性主义，一个是环境主义。
与碧娜·阿嘎瓦尔的女性环境主义视角不同，以苏米·克里希那为代表的批评者主要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指出了范达娜·席瓦的生态女性主义对历史的错误解释和对客观现实的片面解读。他们与碧娜·阿嘎瓦尔一起构成的批评派在印度国内外的影响丝毫不亚于范达娜·席瓦。难能可贵的是，她(他)们在批判范达娜·席瓦的同时，提出了自己对南亚(印度)妇女、环境与发展关系的不同看法。遗憾的是中国学者没有全面地、继续地关注并引介。
三、讨论和结论
综观范达娜·席瓦的生态女性主义及其所遭受的批评，问题集中表现为她对历史和现实的解读以及理论思维方面存在缺陷，即，性别简化论。范达娜·席瓦用简单的性别关系来解读殖民以前的印度历史传统，将复杂的抱树运动简化为女性主义运动，还试图把“女性主义原则”简单运用到公共领域。列宁曾经说过，无论在自然界或社会中，“纯粹的”现象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31](P642-643)仅仅从性别来分析问题，在印度是远远不够的。性别只是印度社会分裂的基本种类，还有其他的重要的社会分类，如种姓、部落、种族、阶级和宗教。印度社会最明显的特征是种姓和其他的次种类划分。尽管范达娜·席瓦在21世纪提出阶级性较为明显的“地球民主”，但她的生态女性主义在整体上一直严重忽视了种姓在性别与环境、历史与现实以及未来发展中的重要影响。
范达娜·席瓦的生态女性主义之所以存在认识论上的缺陷，根源在于她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鸿沟。
首先，范达娜·席瓦也并非抱树运动的真正代表。1974年发生的雷尼事件是印度抱树运动的第一个产生重大影响的行动，其发起人是不识字的山村妇女高拉·德维(Gaura Devi)，当时这些山村妇女的行动得到了阐地·普拉萨德·巴特(Chandi Prasad Bhatt)领导的抱树运动的母体组织——达肖里农村自治协会(DGSS)——的有力支持。拉玛昌德拉·古哈认为实际上是高拉·德维培育了整整一代的印度环境活动家。[32](P62)1976年抱树运动引起媒体的关注后，作为外部社会活动家的范达娜·席瓦等人才来到喜马拉雅山区。这些外部活动家把抱树运动的信息传遍了印度，也传遍了世界，以至于很多人认为他们是印度抱树运动的代表性人物，而忘记了阐地·普拉萨德·巴特和高拉·德维这两位战斗在抱树运动第一线的先锋者。[32](P180]范达娜·席瓦这样的外部活动家不可能代表大部分参加该运动的成员的利益和经验，尤其是那些最边缘化的、最受压迫的妇女的经验。
其次，尽管印度妇女积极参与了抱树运动，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抱树运动并非生态女性主义运动。在1974年的雷尼事件之前，抱树运动完全是以阐地·普拉萨德·巴特为首的男人的事情，阐地·普拉萨德·巴特认为妇女不能轻易看不到乡村经济的长期利益，他也不相信妇女在面对日益强大的商业化时能够发挥比男人更大的作用。[33](P175)拉玛昌德拉·古哈在80年代的时候认为抱树运动在性质上是农民运动。[33]现在，无可争议的是，抱树运动在性质上属于新社会运动中的环境运动，从意识形态来说，应该属于环境主义而非女性主义。
最后，范达娜·席瓦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并没有能够推动印度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凡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来到喜马拉雅山区的国外考察者都一再发出类似的感叹：令人悲哀的是，曾被世界媒体广泛报道的抱树运动，也就是所谓的生态女性主义运动，已经逐渐但确定无疑地消失了。在这个著名的故事的诞生地，如今不会再发现任何过去那种勇敢奋争的痕迹。这表明，哲学思维和具体行动之间的鸿沟使得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运动继续无关紧要而且边缘化。[34](P17-18)事实上，自1976年后，当地妇女主要还是在巴特的组织领导下在山村周围的荒坡进行植树造林和保护森林的活动。自始至终，抱树运动就不是生态女性主义运动。因此，范达娜·席瓦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不可能推动抱树运动模式的生态女性主义的实践发展。
目前看来，范达娜·席瓦的研究和实践领域仍然是妇女、环境与发展，但已经转向全球化、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妇女、环境与发展，更加注重发掘和利用妇女拥有的传统知识，无疑较少涉及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话语。然而，生态女性主义仍然是印度国内外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关于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方向，就印度而言，从改良性的目标来看，有学者认为，要解放妇女、保护环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设计出一揽子的解决方案。比如，就妇女掌握的传统知识而言，如果要为妇女创造机会以发展和使用她们所掌握的农业生态知识，需要的是比较有弹性的、能够考虑到地方特殊性的发展项目，同时辅之以比较广泛的社会结构变革。[35](P961-985)从革命性的目标来看，有学者认为，贱民和部落民妇女发起和领导的新型政治运动表达了社会正义和生态平衡的议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代表了印度生态女性主义话语的未来发展道路。[36](P51-61)这实际上指出了生态女性主义发展的关键所在：运动领导者的身份问题、自然资源的所有权问题以及最终的政治权力问题。恰如印裔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副教授舒布赫拉·古鲁拉尼(Shubhra Gururani)指出的：问题的关键并不只是要细致入微地发掘妇女知识的独特或特殊性，还应该关注和探究致使女性及其知识处于边缘地位的权力与知识的文化政治学问题。[37](P35-46)但是，直到今天，印度妇女研究会还在探讨是否有一种女性主义的认识论、是否有一种女性主义的研究能够代表所有妇女的声音或代表她们的经验。[38](P39-40)因为无论以范达娜·席瓦为代表的女性研究者还是像著名的拯救纳尔默达运动的女性领导人梅哈·帕特卡尔(Medha Patkar)等人都不属于落后种姓，也不是部落民，所以，生态女性主义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广泛的讨论并取得一致看法。
上述局面并非印度独有，从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女性主义整体来看，它从伦理和实践两个层面都简化了妇女的伦理政治生活，只把妇女与关怀联结起来，从而局限了对作为政治角色的妇女的理解。[39](P56)结果，妇女参与环境事务只是局限在顾问、计划和管理，往往没有政治的控制权。[22](P118)而且，近10年来，女性主义者一直很少从全球的政治生态视角来对妇女、环境与发展进行研究。性别与发展的政策制定者和妇女组织的政治斗争已经转移到了其他领域，如环境卫生和“可持续发展”的性别特性，而农业、水产业、林业和渔业这些自然资源领域似乎只需要女性来提供技术和服务。[40](P173-175)因此，澳大利亚生态女性主义研究者苏珊·霍索恩(Susan Hawthorne)指出，尽管在南北两个世界中，关于生态女性主义的探讨呈上升趋势，但是她们都没有试图为生态女性主义的前进方向设计出一个框架。她感叹，难道生态女性主义已经丧失了前进的技能和政治意愿了吗?[19](P145)
除了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局限性外，关键的原因在于生态女性主义一直是非主流的意识形态，而且“发展政策的主导利益方和那些努力要把妇女的关怀纳入国际平台的女性主义者在商谈过程中达成的瞬间决定是把妇女定位成环境活动家。”[41](P145)这也是碧娜·阿嘎瓦尔的女性环境主义在印度得到较多赞同的原因之一。然而，在实践中，环境主义和环境政策都忽视女性诉求。很多环境运动，如最著名的拯救纳尔默达运动，并没有把妇女的权力纳入到其斗争目标中。2007年印度再定居政策提出分配土地应该是男女联名共同享有。然而，很多邦的再定居政策既没有贯彻实施高等法院的原则规定，也根本没有提及以妇女的名义分配土地。因此，环境主义与女性主义一样同属于非主流的意识形态。好在印度是一个多样性的国家，环境主义与其他的社会思潮的关系是相互共存，独立并行的，不像其他国家那样被主流思潮所湮没。[42](P244)自近代以来，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一直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三大主流思潮。在印度，自现代以来，甘地主义成为重要的思潮，但在独立后的国家发展模式中，尼赫鲁主义一直是主流，甘地主义一直处于非主流。而无论生态女性主义还是环境主义都深受甘地主义的影响，自然属于非主流。因为“甘地主义方法在大多数情形下一直是无效的”，[43](P65)所以，左翼倾向无处不在，[24](P166-181)生态马克思主义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44](P315)于是，生态女性主义对左翼思潮进行了抨击，认为面对当前的各种挑战，左翼不可能为我们提供各种可以寄托的希望。[45](P27)其实，同样深受甘地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同样处于非主流地位的环境主义和女性主义，应该停止无为的相互攻击，代之以建设性的合作，以实现妇女、环境与发展的有机统一，特别是环境主义必须反映女性主义的诉求。最理想的状态是不但建立起一种共享的价值观，而且解决政治权力问题，最重要的是达成未来发展的制度设计层面的统一。
注释：
①席瓦的这一思想并非是孤立的，不少学者认为殖民统治前的公元前500-1860年是生态稳定和社会平衡时期，宗教或文化中充满了自然保护的伦理，其中，种姓及其职业分工为资源的分享提供了非冲突的基础，资源的社区管理具有公共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