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时代的社会风险和政府管理——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对政府危机管理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贝克论文,风险论文,政府论文,社会论文,其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763—（2006）04—0071—06
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支撑的时代。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一方面带给我们巨大的福祉，另一方面也把人类带入到高风险社会之中。这种现实的状况不能不引起敏锐的社会学家的高度关注。长期从事社会发展和全球化问题研究的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率先提出了颇具新意和现实意义的风险社会理论（risk society theory）。这种见解独到的理论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我国转型期的政府危机管理更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贝克眼中的风险与风险社会
1986年，乌尔里希·贝克出版德文版《风险社会》（Die Risikogesellschaft）一书。在这部著作中，贝克首次使用“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来描述在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风险，思考关于人类生存、社会结构和生态启蒙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并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来阐述风险与风险社会的含义和风险社会的特征。
（一）风险与风险社会的含义
在风险社会理论中，“风险”（risk）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是建构风险社会理论的基石，也是贝克社会学思想的中心内容。从起源上讲，“风险至少是伴随着工业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甚至有可能在人类社会刚刚诞生时就已经出现了。所有的有主体意识的生命都能够意识到死亡的危险。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一种风险社会。”[1] 但是，对风险进行理论研究并运用到人类实践中，则是很晚的事情了。风险概念最早被用于保险业中，十七世纪海上保险业用此概念来估算帆船驶入未标明水域的可能损失。后来，这一概念被用于银行业或投资中，表示对投资可能结果的量化计算。[2] 1921年，经济学家奈特（Frank Knight）出版《风险、不定性和利润》一书，提出了“风险与不定性的二分法”，提供了用概率方法研究风险的可能性，推动经济学中对风险问题的深入具体的研究。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化学工业和核能工业的污染使社会学家开始使用这一概念来分析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一些灾难性后果。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环境问题的凸显和生态危机的日益加重，风险概念已从单纯的保险—技术—经济的范围扩展为一个社会理论范畴。
在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中，风险概念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在《自由与资本主义》一书中，贝克指出：“风险概念是一个很现代的概念，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有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副作用。”[3] 在《风险社会的再思考》一文中，贝克进一步对“（世界）风险（社会）概念的含义”作了八点总结[4]：（1）既不是毁灭也不是信任／安全，而是“真实的虚拟”；（2）是有威胁的未来，“始终”与事实相反，成为影响当前行为的一个参数；（3）既是对事实也是对评价的一种陈述，它们在“数字化的道德”中结合了起来；（4）控制或缺乏控制，就像在“人为的不稳定”中表现出的那样；（5 ）认识（再认识）冲突中表现出来的知识或无知；（6）由于风险的“全球性”而使全球和本土同时重组；（7）知识、潜在的冲突和症候之间的差别；（8）一个人为的混合世界，失去了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二元性。
（二）风险社会的特征
在贝克看来，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全球化的迅速扩张和福利国家制度的实施，像洪水、地震、饥荒等传统社会的威胁已有所改善，但同时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风险”：科技的负面效应带来其无法完全控制的风险，造成环境的破坏和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使人们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都带有风险；个人主义化过程中面临着集体社会解体所产生的认同危机，使个人面临着自己决定、自我负责的风险；全球化使社会突发危机的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和迅速扩散性日益增强，并在全球规模上进行。在这样的背景和条件下，某些看似局部的或突发性的事件却往往容易导致和引发整体性的社会灾难，并产生连锁反应。他曾借助于金融流通领域中连锁作用来阐述世界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5]
（1）生态的“切尔诺贝利”和经济的“切尔诺贝利”是纠缠在一起的，它们都涉及利益的分配，只不过在经济的世界风险社会中利益的冲突更明显一些罢了。
（2）甚至在世界风险社会中也可清楚地看出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
（3）正如切尔诺贝利事件那样，世界风险社会不仅包含有经济风险，而且这些风险还会转化为社会风险、政治风险，最终会激起种族冲突。
（4）从世界风险社会中还可以进一步看出，非自愿的政治化，即自我政治化，是如何进行的。
因此，在风险社会，风险具有全球性和普遍性，其后果不仅造成对人的生存的伤害和威胁，而且还扩展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个层面，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利益的重新分配和权利与责任的重新组合，甚至连风险的制造者最终也将成为风险的受害者。
二、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显著特征
通过上面的引述，可以看出，贝克风险社会理论有几个显著的特征：
（一）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建构和发展是以现代社会的高风险为其深刻的现实基础
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地扎在经济的事实中。”[6] 可以说，经济学和统计学发展已久的有关风险和风险管理的知识，是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理论基础；德国绿党执政对环境意识的觉醒所形成的绿色主义，是其直接的思想来源；高科技的发展、全球化的扩张以及福利国家制度的实施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使现代社会呈现出的极度的不确定性和高度的风险性，则是其理论产生、发展和传播的现实经济和社会基础。实际上，几乎与贝克的德文版《风险社会》一书出版的同时，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4号机组由于人为原因而发生爆炸。这既为其风险社会理论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也使该书得以热销——作为一本研究著作，在出版后的头五年内就售出了六万册。1992年，当该书由英国学者马克·里特（Mark Ritter）翻译成英文出版时，并投有一下子为英国人所接受，但疯牛病危机在英国的爆发和在全球的蔓延使风险社会理论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的焦点。不仅如此，随着一系列地区性甚至世界性危机的出现，风险社会理论已远远超出了学术的围墙，在公共媒体上引发了热烈的争论，并对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近几年，风险社会理论也得到了我国学者的关注，尤其是SARS危机的出现，使人们自然把目光转向这一理论，并希望能从中得到启发。
（二）贝克风险社会理论与其现代化理论密切相关
贝克阐述风险社会理论的著作，除了著名的《风险社会》外，还有《世界风险社会》、《反思现代化》、《什么是全球化》、《全球化的形成、风险和机会》以及《解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等。在这些著作中，他除了提出“风险社会”这个概念外， 还提出了另一个产生广泛影响的概念——反思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贝克指出：“各种风险其实是与人的各项决定紧密相连的，也就是说，是与文明进程和不断发展的现代化紧密相连的。”[7] 与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第三次浪潮》和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从宏观上把社会变迁区分为三个阶段相似，贝克也把社会变迁划分为前现代性（pre- modernity）、简单现代性（simple modernity）和反思现代性（reflexive modernity）这样三个阶段。他认为，现代社会正处在巨大的转型之中，即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变。“正像十九世纪的现代化消解了封建社会的结构并产生了工业社会一样，今日之现代化正在消解工业社会并且正在产生另一种现代性。”[8] 也就是说，古典现代化是工业社会形态对传统社会形态的消解和重构，是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反思现代化是另一种现代性对工业社会形态的消解和重构，是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因此，反思现代化是对现代化的现代化，即再现代化。“我们正在目睹的不是现代性的终结，而是现代性的开始，即超越古典工业设计的现代性的开始。”[9] “由工业社会的高度发展而导致的现代性对人类现存状态的每一个领域哪怕是很小的角度都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因素。”[10] 所以，风险社会是近代以来工业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现代性危机全面展示的社会。
（三）贝克风险社会理论是站在全球化的高度来审视现代社会的风险问题
作为全球化理论研究上卓有建树的专家，贝克无论看待风险社会还是看待反思现代化，都是与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全球化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影响之一，就是其具有极度的不确定性和高度的风险性，从而使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为一个“风险社会”或进入“风险时代”。在这个时代，核风险、化学产品风险、基因工程风险、生态灾难风险等等都不仅仅限于此时此地，而是经常构成一种无法弥补的带有全球性损害的灾难。“任何像哥伦布那样出发去发现新国家和新大陆的人肯定都要承担‘风险’，但这些风险都是个人的风险，而不是全球性的对于全人类的风险。”[11] 今天，正是全球化使“全球和本土同时重组”，风险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各种风险的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和迅速扩散性日益增强，导致了全球风险社会的形成。“全球风险社会的一种特征就是风险出现变形，它很难被描述或监视：市场崩溃、过剩中却出现了短缺、医疗失败、经济合理性的结构动摇了、政府被迫辞职。”[12]
（四）贝克风险社会理论侧重于从制度层面来反思风险社会问题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制度就是稳定的、受珍重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13] 现代社会是一个有着多种多样制度安排的社会，制度不仅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变迁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与风险社会的形成也有密切的关系。实际上，贝克是一个制度主义者，他将风险界定在一个由制度性的结构所支撑的风险社会之中。正如他所说：“在风险社会理论中，‘环境’问题不再被认为是外界的问题，而是从理论上被放在了制度的中心。[14] 他认为：“风险社会的中心议题是：各种后果都是现代化、技术化和经济化进程的极端化不断加剧所造成的后果，这些后果无可置疑地让那些通过制度使副作用变得可以预测的做法受到挑战，并使它成为问题。”[15] 他特别强调风险社会中“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认为这一概念“有助于解释如何以及为什么现代社会机构在肯定了解灾祸的真实性的同时，却否认其发生、隐藏其根源、阻止赔偿或管理。”[16]
三、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对我国转型期政府危机管理的启示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风险和危机的社会，客观世界的不确定性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使人类社会不可避免地与风险和危机相伴随，“任何时候总会有一些可能存在的危机，哪怕这些危机的可能性极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时候，仍然难以完全避免和排除。”[17] 对当今社会而言，公共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是社会“‘非常态’中的‘常态’”。[18] 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来思考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探讨他所提出的问题及其研究问题的视角和方法，不仅对理解和应对生态危机和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我国转型期政府危机管理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启发意义。
（一）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应高度重视风险防范和危机管理
按照贝克的现代化理论，社会变迁划分为前现代性、简单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三个阶段，反思现代化是对工业社会形态的消解和重构，是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西方发达国家是现代化的先行者，其现代化是由自身的制度、结构和文化传统促成的，是一个自发的内生发展过程。正如列维所说：“现代化的先行者是逐步开始自己的现代化进程的，从一个很小的规模，逐渐扩大。”[19] 在这一社会变迁过程中，尽管也面临这诸多矛盾和冲突，但总体而言，这种矛盾和冲突是以一种线性的时间序列展开的。中国是现代化的后来者，作为一种外源但同时又必须根植于自身国情的现代化，在其推进的过程中，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等难题。[20] 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中国和发达国家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落差，但在生存方式上，我们却不得不和发达国家一样，即面临着同样的“现代化痛楚”和“发展性危机”，也面临着同样的诸如信息化污染和网络生态失衡之类的后工业社会的最新“富贵病”。这样，农业社会自然经济结构中的弊端、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危机、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同时共存，并呈现出异常复杂的态势。原本意义上的传统与现代性这一二重冲突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化成一个传统、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的三重冲突。正因为这样，西方现代化历程中的“历时态”矛盾和冲突在当代中国被“共时态”化，并且在较短的时间内以突发的形式迅速展开，因而更加尖锐、复杂和激烈。[21] 因此，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相比， 中国现代化面临着更高的社会风险，并且西方国家各种历时态出现的社会风险共时态地存在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在一个高风险的社会中继续推进现代化和社会转型，对政府的管理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增添了更复杂的内容。政府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高度重视风险防范和危机管理，并把其作为推进中国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通过加强风险教育提高全社会的风险和危机意识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向当代人昭示了风险和危机意识在生存与发展中的重要性。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在我国推进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旧有的风险没有减少，新型的风险还在增加：（1）一些传统型的风险因素依然存在，如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以及像SARS和高致病性禽流感等；（2）社会转型中新出现的风险因素在增多，如单位制的解体、下岗失业、流动增加、信任危机、道德滑坡等；（3）一些与现代社会相伴随的风险因素在逐步显现，如生态危机、恐怖主义、高科技风险、人口结构变化、网络化和全球化等。所有这些因素，正在将我国带进一个风险社会。SARS事件和高致病性禽流感的流行表明，在一个风险社会中，突发事件出现的频率在增大。对突发事件如果处置不当，一个小范围内的事件就有可能导致大面积的严重后果或危机。
我国长期的和平年代和稳定环境已使人们的风险和危机意识淡漠，应付突发危机性事件的心理准备不足。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快速急剧地变化，随之产生了未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对其中所蕴含的社会危机，我们似乎缺乏足够警惕。这种客观存在的高风险社会与人们风险和危机意识淡漠之间的巨大反差，正是面对突发事件而心理紧张和群体性的恐慌，从而使个人和整个社会在认知和行为上应对能力降低的根本原因之一。从社会管理的角度上看，政府不仅要通过经济和科技手段来增强应对风险和危机的能力，而且还要通过加强对各级国家干部和公务员、各类组织、广大民众的风险教育，提高全社会的风险意识，从政治、社会、文化和民众心理等方面来增强预防风险和应对危机的能力，从而使人们在遇到危机时能保持健康的心态，客观、理性地应对所面临的困境，保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通过制度创新和政府再造建构和健全危机管理体制
风险社会理论表明，社会风险的产生已成为当代工业社会的内在要素，高风险、多危机和不确定性是当代社会的显著特征，需要在一个确定的、制度性的、规范的治理层面上予以解决。[22] 实际上，贝克也是侧重于从制度的视角来反思风险社会问题的，这对我国的政府危机管理具有重要启示。贝克认为，在风险社会中，旧工业体系已经过时，民族国家已经无力应对威胁整个人类的现代风险，正如他所指出，“在全球风险时代想要回归到工业现代化的理论和政治哲学注定是要失败的”。[23] 但是，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或某些特定的社会领域，风险仍然具有一定的可控制性，“通过风险的精确推算，通过一系列的信号灯和指示器，我们现在就可以对未来的灾难未雨绸缪，制定出关于预防预警、事故赔偿、善后处理等一系列预案，从而将风险和损失降到最低。”[24] 这就必然要求并引发社会结构的深层变革和政府运作机制的深刻革命。实际上，建立一套与风险社会相对应的、比较完善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系统，是预防和应对风险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我国而言，关键是通过制度创新和政府再造来建构和健全危机管理体制。
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行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25] 通过制度创新和政府再造，“对公共体制和公共组织进行根本性的转型，以大幅度提高组织效能、效率、适应性以及创新的能力，并通过变革组织目标、组织激励、责任机制、权利结构以及组织文化等来完成这种转型”，从而“使政府能够应付无法预知的挑战”。[26] 通过建立完善的预警机制、高效的应对机制、完备的法律机制、开放的沟通协调机制、制度化的组织机制、政府间合作机制和国家间合作机制以及强大的社会支持系统，建构和健全我国危机管理体制。就当今的现实情况而言，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健全社会的预警机制，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危及社会稳定的各种风险进行及时监控，并根据监控的结果采取相应的政治干预、社会行动，化解风险，排除险情。”[27]
（四）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和引入全球治理理念提高风险防范和危机管理能力
按照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当今之风险社会是全球性的和全人类性的。SARS事件充分说明了现代社会危机的跨国界性，国界阻止不了像传染病和恐怖活动这样危机的扩散。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危机的原因和结果往往也是全球性的，局部的或地方性的危机也有可能扩散到全世界，从而导致全球危机的产生。
全球风险社会的形成表明，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和风险时代，各国都因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性危机而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而应该加倍合作，同舟共济，组成联盟，共担责任，对抗风险，克服危机。就我国政府而言，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方面，随着我国加入WTO和日趋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一旦在生态环境、公共卫生或社会其他方面出现灾难性事件，其经济与社会的后果和对世界的影响就会比较严重；另一方面，在危机管理中，注意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信息沟通，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在不影响国家安全的前提下积极寻求国际援助，这对于应对危机和减少损失、提高我国政府的风险防范和危机管理能力具有重要作用。在全球化时代，公共管理除包括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外，还包括主要涉及国与国之间等相关的国际性公共事务的国际公共管理。[28] 像SARS、高致病性禽流感、艾滋病、 国际恐怖主义等这些危及全人类安危的重大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公共管理所能解决的，而应进入国际公共管理的视野、采用全球治理的视角来考虑，使主权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乃至企业、公民自组织和有影响的个人作为国际社会行动主体，来共同应对全球性的重大危机。正如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所指出的：“治理在世界层次上一直被主要视为政府间的关系。如今则必须看到它与非政府组织、各种公民运动、跨国公司和世界资本市场有关。”[29] 这也是贝克总是站在全球化的高度来研究风险和风险社会问题，在方法论上对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的一个重要启示。
［收稿日期］2005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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