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进程中国际体系与秩序特征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秩序论文,进程论文,特征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411(2009)01-0020-(08)
人类社会正在从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过渡。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催生了知识经济、全球互联网络、数字化浪潮和新军事变革，推动了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超越工业文明阶段，将人类社会发展推入一个全新的信息化时空。信息化经济、军事和文化的战略动能必然要产生国际政治效应，引起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其路径是信息化国力的嬗变，开启了大国兴衰新的帷幕，引起国际政治体系和秩序的变更，使国际关系发展呈现信息化的时代特征。
一、信息化浪潮与国际体系结构的单极多元性特征
信息化是工业化的深化和升华，民族国家作为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社会信息化的载体，必然受到继工业化之后第二次现代化的强烈冲击和震撼，世界各国出现了率先发展与奋起直追的博弈。在信息化发展的浪潮中国际政治体系结构因民族国家发展的差异性而出现了整体结构排列组合的新变化，出现了从两极结构到单极多元结构的新特征。
生产力作为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动力，是促使国际关系体系变迁的重要原因。国际关系体系是一定历史时期内，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的具有内在联系和结构功能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有机整体。民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都是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围绕利益和权力发生互动关系，为了维护和拓展利益和权力需要发展实力，国际关系行为体追求利益和权力的动机助推了科技革命浪潮的兴起，在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过程中国际体系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和契机。
国际体系的形成与演变的直接动力是国家间实力对比的变化。在信息化时代，国力各构成要素的作用和地位发生了明显变化，高科技知识正在成为影响综合国力各项要素释放新能量的核心动力，早在1990年约瑟夫·奈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就曾撰文指出，“信息正在变成实力”，[1]我国学者也认为，“无论是军事实力、经济力，还是文化力均离不开以知识信息为主体的科技力的支撑和促生，科技力成为综合国力最本质和最基础的要素。一国拥有的知识信息的质量和以此为基础的科技实力以及进行科技创新的能力和潜力，成为确立其国家权力和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最重要的资本和依据。”[2]体系主导国和挑战国实力增长的差别“意味着可能在不发生大战的情况下出现体系的变迁，如同苏联的解体和从两极体系到单极多元体系的转变。”[3]
从信息化时代国际政治体系发展的现状看，出现了单极多元的新特征。所谓单极多元是指世界超级大国只有美国一个，人类社会步入信息化时代伊始，面临的是一个单极世界。极是国际系统结构特征的集中反映，在当代国际体系各种行为体中，只有美国一家具有强大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有资格称得上“极”级国家。多元是指世界上存在着多个地区性强国，法国、德国、英国、俄罗斯、日本、中国和印度等，它们在国际关系中扮演国际体系结构性多元力量的角色。
美国是信息化浪潮兴起的主导者，也是冷战结束的最大获益者和新国际体系的主导者。美国在掀起全球信息化发展浪潮的同时，也成为冷战胜利的最大获益者，并展开了新一轮全球战略扩张。作为冷战的胜利者，美国从雅尔塔体系的崩溃中获取了重大的政治效益，不仅承袭了超级大国的地位，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强国，而且也把冷战时期建立的许多反映和代表美国利益的国际机制承袭下来。这是美国建立单极世界体系的重要政治资本。冷战时期美国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图，制定许多国际关系行为规则、规范和制度，实现了美国在经济、政治、军事和安全领域的至上地位。冷战结束后，美国有选择地继承了有利于美国和西方国家利益的旧国际机制，作为其推行霸权主义政策的工具，使国际体系更加凸显了美国的单极性。而信息革命领头羊的角色，则馈赠了美国新的实力，为美国提供了强大的扩张动能，使其成为当代国际体系中唯一的能对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体有极强辐射能力的国家，成为单极多元模式的中心。“知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力量。一个能出色领导信息革命的国家，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是美国的世纪。”[4]一超与多元之间巨大的实力差距，使多元力量四分五裂，奉行色彩各异的“自保”外交战略，迄今仍无法建构世界均势。在历时近20年的战略扩张之后，以伊拉克战争“综合症”和以“次贷危机”为标志的经济疲软，有可能昭示美国新一轮战略扩张达到极限，进入战略休整期。然而，国际政治体系的单极多元模式特征已清晰的浮现于世。
当代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信息化浪潮的兴起与国际体系转型的同步发展。透过两个似乎并无关联的现象，我们看到始作俑者都是美国。美国既是信息化浪潮的大力推动者，又是新国际体系的建构者。从国际政治发展的机理看，以科学技术为内核的生产力作为国际体系发展的根本动力往往是首先通过国际体系内部的矛盾运动而发生作用的。各种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矛盾运动，特别是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运动，作为凭借国家权力、围绕国家利益而展开的博弈与冲突，构成了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直接动力。民族国家为实现各自的价值、利益和目标相互合作和斗争，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力量组合，而信息化浪潮一方面因其对构成民族国家综合国力各要素的全方位提升效应，另一方面因其发生、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时间上、地域上与程度上的差异性分布所造成的不同国家及力量组合间的实力差别效应，深刻而全面地塑造着当今全球经济运行模式与世界政治权力体系。
当今单极多元的国际政治体系脱胎于冷战的政治环境，建构在信息化浪潮的经济军事时空。信息化浪潮对美国国力的全方位提升，使其高居于金字塔形国际政治权力结构的顶端。历史的馈赠与信息化浪潮中先机的把握对美国综合国力与超级大国地位的提升与支撑作用相互交织，从而建构了美国为主导的当代国际政治体系权力结构。单极主导型国际政治体系权力结构的基石是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实力地位。
随着信息化浪潮在全球的深入拓展与普及，以欧、俄、日、中为代表的传统“诸强”以及以印度、巴西为典型的新兴国家在经历了短暂的犹豫、徘徊后，以制订信息化发展战略，投入巨资抢占科技前沿制高点，培育本国创新体制加快高新科技产业化步伐，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信息化建军之路等方式，继美国之后也纷纷搭上了信息化这列驶往未来的高速列车。伴随着实力的上升以及在认清形势、找准定位、内部整合、政策磨合等方面进展的取得，“诸强”的国际政治影响力逐渐上升，对“一超”的制衡作用日渐显现，单极与多元之间的互动成为当代国际政治体系与国际秩序的核心要素与鲜明标志，对其中具体内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信息化时代，单极与多元实力上的巨大差距是难以于短期之内迅速弥合的。实力上的不对等再加上构成“多元”的诸强国家利益有别，价值观念各异，且对美国在不同侧面有所依赖，“多元”力量无论就能力而言还是从意愿出发，既无法单独与美国较量抗衡，也不会结成世界范围内的反美联盟。与美国“一超独大”的霸权地位相一致，“多元”对“单极”的制衡始终处于一种不对称与非均衡的状态。美国的经济总量目前约占世界的1/4，在尖端科学技术、军事实力和全球政治外交影响力等方面独占鳌头，通过北约和美日同盟，分别控制和主导着欧洲、日本两大力量中心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资源，尤其在美军抢占新军事变革制高点的情况下，四场局部战争显现出的卓越战力及震撼效应的烘托下，一超独大的地位更显得鹤立鸡群。在经济、军事等有形实力，价值观念、文化模式等无形感召以及为其所主导的庞大国际机制网络所提供的制度便利的多重作用下，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诸多领域无时不处在美国单极霸权的历史强光辐射之下，面临此种情境，多元力量往往不得不在对美国霸权态度上的“依违”两极之间进行艰难的徘徊与抉择。
第二，随着信息化浪潮的深入发展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传统的国际体系具有越来越多的世界性，乃至全球性的内涵。知识爆炸所带来的人类认识视野的拓宽、活动领域的扩展与实践手段的丰富不断将全新的问题与挑战带入传统国际议程当中。与国际关系内涵日益丰富并行的是，体系内部网络密度的增大以及敏感性和脆弱性的增加，脆弱性在这里包涵双重含义，它既指不同国家、不同组织、不同群体、不同地域之间敏感性与脆弱性的增大，也指整个体系宏观层面的稳定有序对微观条件变化的敏感性与脆弱性的提升。体系复杂性与不可预期性的提高，全球安全、地区安全、反核扩散、环境保护、恐怖主义、跨国犯罪、跨国疫情等问题的出现以及单一的、局部的、线性的解决对策的失灵，这一切都昭示了单极与多元之间存在着广阔的共同利益的现实性，开启合作空间的必要性与进行必要的政策协调与联合治理的迫切性。单极与多元之间相互对抗与妥协、斗争与合作的矛盾运动将与体系的延续相始终，分分合合，有和有斗，斗而不破成为该体系的显著特色。
第三，当前国际政治体系之中霸权的“张力”与“制衡”还体现在构成单极与多元的各方植根于迥异的历史传统、独特的国家利益与差别的实力支撑之上的有关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基本理念、态度与价值之争。这些基本观念方面的分歧既表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集团与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观方面的分歧与争论，也包括西方集团内部主要是美欧之间在安全战略、全球治理理念方面的分歧与对峙；既存在于国家、国家集团与国际组织的外交声明与政策行为取向的差异上，也存在于上述不同国际行为体内部不同政治势力围绕外交决策形成过程所展开的辩论和博弈之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倡导的用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市场经济和意识形态改造世界，将西方大国合作为基础的安全机制覆盖全球，通过“富国俱乐部”的内部磋商共管国际事务的21世纪国际秩序蓝图在可预见的未来中仍将占据明显的优势地位。
第四，信息化浪潮深化发展过程中在时空中分布的不均衡性加剧了当代世界各国间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作为信息革命的领头羊国家——美国的科技、经济、军事优势更加突出，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稳居金字塔的顶端。传统的以中心、半边缘、边缘来划分的环状国际经济体系结构经过信息化潮流的洗礼之后将以数字鸿沟的崭新面目再度浮现于世人眼前，而且其结构愈加持久和固化。但是同以往任何一次科技革命一样，信息革命在使国际体系中各行为体力量对比发生新的排列组合变化，其中既会产生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也会为一些国家的跳跃式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和平台，这都为日后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持续变迁与大国在兴衰道路上的进一步较量埋下伏笔。
二、信息化时空中国际秩序的单极主导性特征
在信息化浪潮的时空中，单极多元国际政治体系的浮现推动了当代国际政治秩序的构筑。国际政治秩序是国际关系行为体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以实力为基础、依据一定的战略和规则、为追求权力、利益和理念彼此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国际关系运行机制，是国际体系对权力、利益与观念的分配关系。国际政治秩序构成了世界各国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空间环境。
冷战结束后，随着单极时代的来临，国际政治秩序建构的主要特征是从两级主导迅速转化为单极主导。单极主导型国际政治秩序的特点是：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对国际事务的全面影响在加强，成为国际政治新秩序的主导者、权力的平衡者和规则的制定者；美、欧、日继续维系着昔日的同盟关系，欧日发达国家成为国际政治新秩序的重要支持力量，西方的价值观念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等成为新秩序的理念；俄罗斯暂时失去了参与全球国际政治秩序构筑的影响力，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尚不具备主导全球国际政治秩序走向的实力；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面对现实，认同和接受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制、国际规则和国际关系理念。
1.当代国际政治秩序建构的单极主导性在于秩序基石的继承性和单边性，即冷战胜利者承袭了雅尔塔秩序中有利于西方国家的旧机制。任何一种国际新秩序都渊源于国际旧秩序，从旧秩序中脱胎而来，对旧秩序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旧秩序的影响和惯性作用将在新秩序建立过程中广泛长期的存在。“世界新秩序，部分是过去的延伸，部分则毫无先例”。[5]新秩序从旧秩序中继承什么，既取决于世界各国人民的意愿、国际正义原则和世界舆论，更取决于拥有超强实力的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利益和意愿。作为信息革命领头羊的美国在向知识经济的率先迈进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高科技知识霸主。美国的知识霸权是冷战后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领域霸权的灵魂，美国政治的影响力、经济的发展力、军事的威慑力、文化的渗透力都源于知识的创新力。
2.当代国际政治秩序的单极主导性，在于美国凭借冷战胜利的丰厚遗产、国际战略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和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超强实力，在世纪之交进行一系列全球霸权秩序安排和部署的现实：在欧洲进行了北约东扩；在亚太重建美日安全同盟；在世界热点地区发动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借用保卫世界和平、民主、自由和反恐的旗帜，逐步实现了打压异己力量，遏制潜在的挑战力量，诱导世界各国顺从美国的霸权意志，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
3.区域性政治秩序的重构受到单极格局的制约和影响。冷战后世界区域性国际政治秩序的建构在单极强磁场辐射下发生了新的整合，从世界经济与政治的要地欧洲、大国林立的东北亚和世界油库中东这全球地缘政治三大战略要冲区政治秩序的重构看，均受国际格局变迁影响而发生重大变化：
首先，冷战后欧洲地缘政治新秩序的特点是俄罗斯在欧洲的势力萎缩，不仅丧失了东欧势力范围，甚至一些独联体成员也纷纷投入西方国家怀抱；而欧盟和北约趁机同时东扩，将东欧国家吸纳为欧盟和北约的成员国，欧盟和北约共同成为欧洲新秩序的主导者，困扰欧洲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意识形态纷争以美欧胜利告终，美国通过北约在欧洲仍然保持了强大的影响力，扩大了在“新欧洲地区”的势力范围。
其次，东北亚地缘政治力量的结构关系是中、日、俄三强并立，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的均势格局为超级大国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提供了战略回旋空间。[6]美国在东北亚地区通过强化美日联盟，制衡中国、防范俄罗斯的战略部署，使东北亚地区政治秩序凸显了美日联盟的优势地位，迫使中俄出于国家安全战略利益的考虑，努力构建战略伙伴关系来应对美国霸权威胁。东北亚地区政治秩序的特点具有美国霸权战略推进与中俄均势战略抗衡博弈的特征。
第三，冷战结束后中东地区政治秩序的建构也发生了从两极主导到单极主导的变化。随着苏联影响在中东的消失，美国借助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力图利用美国的实力和影响，确保美国对世界油库的控制。在推翻萨达姆政权和逼迫利比亚臣服后，又对伊朗施以高压。美国对中东秩序的整合遇到了伊拉克政局失控、伊朗桀骜不驯、巴勒斯坦问题和伊斯兰极端宗教势力的难题。
当代国际政治秩序建构单极主导的色彩已经多层面地表现在冷战后国际关系发展中，成为我们认识和把握当代国际关系全局特征的基本出发点。国际政治秩序形成于工业化的历史岁月，现今正运行在信息化浪潮的时空。信息化与全球化的发展互联互动将人类社会推进到一个高度相互依存的新阶段，国际体系相互依存的整体性特征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潮流对当代国际政治秩序的建构和走势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其出现了与单极主导相悖论的潮流涌动。
(1)国际政治向全球政治的转化催生了全球政治秩序效应，产生了弱化国际政治秩序单极性和强化多极性的效能。在信息化的有力推动下，人类从分散的地域国家走向全球社会的进程明显加快，“国家时空、国际时空向全球时空转换”[7]的进程开始起步。世界各国在相互依存中逐步实现着对民族、国家和地域的超越，国际政治开始走向全球政治。全球政治是突破传统的领土政治和国家间政治，在全球范围和规模上展开的跨国家、跨领土、跨领域的多主体、全方位的政治互动与行为。[8]全球政治发展趋势的出现为推动国际政治秩序转化为全球政治秩序注入了新的动力。全球政治秩序建构的参与者包括了所有国际关系行为体，全球政治秩序与以大国为中心的传统政治秩序模式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同步构筑必然会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使建构单极国际政治秩序的行为受到多元国际力量的制约。
(2)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趋势与霸权国家构筑单极主导型国际政治秩序存在着冲突和碰撞，掣肘和牵制着单极主导型国际政治秩序建构的进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后的几百年国际关系发展中充满了强权与民主的抗争。世纪之交，信息化、全球化和民主化三大潮流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多层面地对当代国际政治秩序建设及其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单极主导型国际政治秩序构筑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时空中，信息化为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提供了现代物质技术条件支持，营造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政治基础和舆论条件，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制约着单极主导型国际政治秩序的深度和广度。其次，全球问题的内容、性质和特点决定着世界各国以民主协商的行为方式处理国际事务，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符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对霸权国家谋求建立单极主导型国际政治秩序构成了障碍。第三，信息化时代，多元国际行为体的迅猛发展及其在国际事务中的组织、协调作用的日益凸显，有力地推进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对霸权国家构筑单极国际政治秩序的图谋形成了掣肘。
(3)多元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的多种国际政治秩序观存在着激烈博弈，各种截然不同的模式和观点成为单极主导型国际政治秩序构筑的认同障碍。世纪之交，多元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关于建立21世纪国际政治新秩序的矛盾和斗争集中表现为单边和多边的竞争。美国与世界各国在构筑国际政治新秩序方面始终存在着观念的巨大差异，各种国际政治新秩序观及实践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迅速发展而发生了不断相互碰撞的刀光剑影，世界各国国际政治新秩序观念的差异反映了各自战略目标的分歧，多元观念的差异将加大美国构筑和维持单极主导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成本。
(4)从国际体系单极主导者美国全球扩张战略的周期看，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近30年持续的攻势态势，已经呈现出疲惫的征兆，很可能要进入一个战略休整期，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将发生相对弱化效应。经济原因：随着就业市场的疲软，消费者信心持续下滑，美国近25年来最严重的房地产市场危机的影响仍在不断显现。次贷危机、股市震荡、美元疲软和华尔街金融风暴表明，美国经济正在发生衰退，“美国经济增长和国内消费超出了本国生产力的承受能力。一方面，美国在实体经济虚拟化、虚拟经济泡沫化的过程中，实现不堪重负的增长；另一方面，美国把巨额的历史欠账通过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和资本市场的价值传导机制分摊到全世界。这增加了美国经济的依赖性，动摇了美国经济和美元的地位和对它们的信心。”[9]另外，随着信息化浪潮在全球的发展，美国在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处于徘徊状态，而世界其他国家则出现了迅猛发展的态势，美国的优势受到相对削弱。美国经济的基本面无法支持美国继续奉行大规模对外扩张战略。政治原因：伊拉克战争综合征。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重蹈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覆辙，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泥潭而不能自拔。伊拉克战争把美国拖入了一个无底的黑洞，在战争泥潭中越陷越深，进退维谷。“五年来，美国近4 000人死于战火，在伊拉克战争中直接花费7 000多亿美元，如果把间接损失也计算在内，已经高达3万亿美元，相当于海湾战争费用的10倍，越南战争费用的3倍，朝鲜战争费用的2倍，第一次世界大战费用的2倍。从国际法上来讲，这场战争是违法的战争，从民心士气上来讲是遭到国内民众反对、不得人心的战争，从经济上来讲花费太大，以至于国民经济大幅下滑，美元连续贬值，美国军费却急剧增长到战后以来的最高点，接近5 000亿美元，几乎占到全世界军费总额的一半！”[10]伊拉克战争旷日持久、开支巨大和伤亡震动了美国，改变了美国民众对伊拉克战争的态度和情绪，美国陷入了霸权诱惑与战争泥潭的艰难选择之中，对外战略不得不进行一定程度的收缩。总之，金融危机将会使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但不会发生根本性动摇。
三、单极多元型体系与秩序是知识霸权的国际政治效应
近代科技革命与工业化浪潮的兴起，拉开了近代知识革命的帷幕，以动力化为核心的知识革命推动了欧洲的文明与进步，产生了推动欧美列强称雄世界的国际政治效应。当代信息革命浪潮的兴起，以信息化为核心的知识革命再次推动了人类社会文明取得划时代的进步，在推动国际关系发展层面，为国际政治体系与秩序的重构提供了新的战略动能。
从国际政治体系与秩序嬗变的经济基础看，信息化浪潮使世界经济经历了一次新的产业结构升级浪潮，其核心是知识产业的兴起及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确立支配地位。国际分工体系由过去以资本和资源为中心转变为以知识和技术为中心。一个国家在现实和未来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取决于其知识产业的发展状况，拥有先进知识的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支配和主导地位，而知识落后国家只能处于从属地位。世界经济结构的基础决定了国际政治结构的面貌。
从国际政治体系与秩序重构的推进器来看，信息技术的强大战略动能，使军事领域的信息要素被激活，信息能迅速在军事战略中取代机械能居核心地位，为军队战斗力的革命性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领先的军事实力是霸权国家主导国际政治体系与秩序的杀手锏。美国通过新军事变革与世界其他国家拉开5～20年的技术差距，为建立21世纪美国一超独霸的世界体系与秩序奠定提供了利器。
从国际文化传播的现实看，大量以网络、光电形式出现的带有民族、宗教和国家色彩的文化流穿越国界、跨越时空，弥漫在广袤无垠的信息时空，借助于强势的网络光电信息传播地位，霸权国家更加便捷的将本国的价值观念和信仰推广于世，确立了西方制度和模式优越的理念，降低了霸权体系运转的成本和秩序建构的阻力。
信息化浪潮正在营造一个对知识和信息普遍依赖的社会，知识革命的这一发展趋势为高科技知识优势与政治霸权联姻开辟了道路，使得霸权国家通过高科技知识的优势地位建构单极主导型国际政治体系与秩序，力图在经济、军事、政治和文化领域控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霸权的支撑力是暴力和财富。大国霸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兴起与衰落，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美国世界霸权的依次更迭，都有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支撑此消彼长的变化。世界秩序的变更，不是理想正义的胜利，而是经济军事实力的胜利。暴力和财富在人类社会的突出作用，使得国际政治生活中的“炮舰政策”、“大棒政策”、“金钱政治”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理论和政策应运而生。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随着知识的不断积累，知识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强。特别是在信息革命浪潮兴起和知识经济出现之后，财富的产生更多地源于知识的进步，而不是完全依赖于劳动、资源和资本数量的增多及规模的扩大。国家的军事威慑力也随着时代的演进，越来越依赖于知识的转化。知识对霸权支撑力影响的途径从过去间接地作用于财富、暴力和文化到直接成为霸权的支柱。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曾对此指出，权力是由暴力、财富和知识组成。前两者是过去时代的权力基础，而现在，知识经济作为一种爆炸性的新力量，“削弱了旧权力系统的每一根支柱，最终改变着家庭生活、商业、政治、民族国家以及全球权力本身的结构。”[11]美国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也认为，在21世纪信息技术可能会成为权力最重要的源泉。[12]
知识经济生产方式成为新全球化时代的构成性基础，它必然在消解旧的霸权体系的同时造就新全球霸权结构。在信息化时代，暴力的知识化和财富的知识化正在成为大国世界霸权的主要依托力量。民族国家源于对知识占有造成的不平等将与源于对暴力和财富占有造成的不平等一样，成为国际社会权力的差异的原因，知识成为霸权新支柱后，国际关系中的知识霸权问题日见突出，其影响和辐射呈越来越广的趋势。
知识霸权是知识发达国家依靠知识力量对比的优势对知识弱势国家的一种统治，也是一种国际经济政治交往实践的非均衡结构。在信息化时代，某些发达国家把知识的优势转化为经济、军事、政治和文化的优势，利用知识和国力的优势在国际关系中进行以强凌弱、以大欺小谋求霸权的活动。当今世界，国家的高科技知识优势就意味着权力上的优势。国家权力，自古有之，知识经济时代权力的基础呈现出了知识化的发展趋向。国家知识实力的提高直接带来了经济实力增强，从而改变其在国际权力角逐中的地位。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的强权政治往往以军事霸权和经济霸权为主要特征，信息化时代的体系与秩序特征逐渐显露出知识霸权色彩。知识发展不平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现象，但与信息化发展不平衡密切相关的是世界各国国际地位高低和国际政治权力分配的不平衡。自工业革命以来，民族国家的国际行为能力(国际权力)始终受一个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状况的制约，在历史上“不发达国家科技落后带来了许多消极的持续的负面影响。而对于先进的工业国，生存技术的进步又会促进其他方面的进步，致使一个社会变得更加富裕和强大。”[13]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使其在世界经济政治中处于支配角色，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贫穷和科技落后使其在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中只能处于被支配地位。这是造成不平等国际政治体系和秩序的根本原因。
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知识霸权国依托高科技创新优势和知识供给国的有利地位，通过知识分工和高知识附加值的剥削，成为世界超级经济强国，从而为确立本国在国际政治体系和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知识霸权国将高科技知识应用于军事领域，率先实现了从机械化到信息化的跨越，通过新军事变革获得了超强的军事实力，对世界各国形成了强大震慑，绝对领先的军力成为其建构国际政治体系与秩序的杀手锏。知识霸权国还依托其在网络、媒体的技术优势向世界传播西方制度、模式和文化的优越，建构维系单极主导国际政治体系和秩序生存不可或缺的共同价值理念。在信息化时代，高科技知识和政治霸权的联姻使其呈现出了知识霸权帝国的特征，高科技知识已经成为霸权国家建构国际政治体系与秩序的新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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