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前行——20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学的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学论文,坎坷论文,世纪论文,叶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4)02-0001-013
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历史学理论探索进程，堪称跌宕起伏，曲折坎坷。
(一)新旧丕变：唯物史观的主导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就强调：“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 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在历 史学界，则具体表现为清除旧史观即唯心史观的影响，确立新史观即唯物史观的主导地 位。中国史学会于1949年9月就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在北京成立，由郭沫若任会长， 吴玉章和范文澜为副会长，翦伯赞任常务理事兼秘书长，其宗旨是“团结史学界，改造 旧史学，创造发展新史学。”[2—p273]当时的知识分子，也较普遍地认为有必要以积 极的态度适应并融入刚刚开始的巨大的社会变革。1949年11月1日，由储安平创办的《 观察》第6卷第1期在北京复刊，其“本刊同人”的社论《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 编辑方针》，宣布“今天中国的人民，都愿意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在毛泽东的旗帜下， 克勤克俭，务老务实地从事建设新中国的工作。本社同人，将在这样一个新的认识下， 站在文化岗位上，按照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要求，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民主事业努力。” “复刊后的《观察》，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是十分软弱的。但是我们努力学习，改造自 己的意愿却是坚定的。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个长时期的艰巨的工作……我们也希望一切 先进的朋友带领我们、鼓励我们、帮助我们。”
然而面对展现在他们眼前的全新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要求，很多知识分子多少有些无所 适从。为了帮助他们尽快转变观念，服膺唯物史观的指导，1950年11月1日翦伯赞在北 京《新建设》杂志发表《怎样研究中国历史》，明确提出了史学研究中的“立场、观点 和思想方法的问题”。他指出，所谓“立场问题”，就是史学家站在哪个阶级立场上研 究历史的问题。认为“贯彻着中国历史学中的正统主义的观点，就是辩护地主阶级的阶 级支配和剥削的一种历史观点。所谓正统主义，就是以帝王为中心的历史主义。”强调 “一个史学家如果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是不能也不愿揭示历史真理的。能够指示历史 真理的只有无产阶级。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给与历史以科学的 说明，使历史科学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因此，“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应该站在劳动人 民的立场，批判那种以帝王为中心的正统主义的历史观点，建立以劳动人民为中心的新 的历史观点。”关于“观点问题”，主要是对历史的看法或认识问题。这是史学家的阶 级意识在历史学上的表现。认为“在阶级社会中，由于史学家的阶级属性不同，在历史 学上也就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历史观。但尽管有各种不同的历史观，归根到底总是贯彻着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敌对观点的斗争。”强调“应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历 史”，“就必须研究历史上各时期的社会经济和它的变化，必须分析由这种变化而产生 的历史过程和具体事件，而决不应该用偶然的因素、个人的作用乃至神的启示来代替因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引起的历史进程的客观规律性。总而言之，我们应该把历史 的动力归结于物质生活的生产，归结于生产这些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归结于社会 经济基础。”而“方法问题”，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来研究中国历史，就应该学会从 历史上选择重要的关键性的问题，并把这些问题联系到历史的全面发展去进行研究”， “要学会从阶级矛盾中去寻找历史的变革。”[2—p266～267]与此同时，范文澜建议翦 伯赞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的古代部分，写几篇注释性的文章， 目的是一方面宣传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基本观点，另一方面也为史学界在“史与 论”的结合上做个示范。翦伯赞接受了这个建议，在较短的时间里，写了两篇论文。第 一篇题为《论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1950年11月16日发表于北京《学习》杂志；第二 篇题为《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次年2月16日发表于同一家刊物。[2—p273]
应该说，对新中国的建立满怀喜悦的学者们，对唯物史观的学习确是努力以赴的，并 力图自觉地以此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1951年，郑鹤声撰文表示：“真正的历史科学， 是从马克思的科学历史观(也就是唯物史观或唯物的历史理论)发见时才建立起来的…… 所以我们的首要问题，是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结合我国近代史上的问题。”[3]次 年，吕思勉在参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学习总结中，表示“马列主义愧未深求，近 与附中李永圻君谈及，李君云：学马列主义，当分三部分：(一)哲学，(二)经济，(三) 社会主义。近人多侈谈其三，而于一、二根柢太浅。此言适中予病，当努力补修。”[4 ]1951年7月，郭沫若谈到在史学界开展唯物史观的学习成果时，认为“大多数的历史研 究者已经逐渐从旧的唯心史观转向新的唯物史观。”[5]1953年，刘大年在《中国历史 科学现状》一文中，也认为“许多人由用唯心主义的观点对待历史事物，改变为学习、 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处理实际问题，承认有阶级的社会底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劳 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6]
在倡导唯物史观学习的同时，还开展了对胡适学术思想的批判，以肃清其在史学界的 影响，推动唯物史观主导地位的确立。1951年12月2日，《大公报》在上海召开“胡适 思想批判座谈会”，周谷城、吴泽、蔡尚思、顾颉刚等与会者作了发言。与胡适曾有多 年师生情谊的顾颉刚，在题为“从我自己看胡适”的发言中，表示自己“现在觉悟到应 该严格分清敌我，所以我确认胡适是政治上的敌人，也是思想上的敌人，惟有彻底清除 他散播的毒素，才尽了我们的职责。”(注：《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7册，台北远 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其中1952年1月5日条粘贴有胡适的剪报，转见沈卫威：《胡适周 围》，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50年代初，对胡适学术思想的政治性批判 ，持续了数年。其必要性，郭沫若在1954年曾有论述：“五年来，我们在思想斗争上、 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曾作了不少工作，也获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还是存在缺点的 。首先是批评和讨论的风气就不够旺盛。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作 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相形之下，文化学术界的空气却相当沉寂，很少看见批评和自 我批评，仿佛文化学术界已经是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了。实际上是不是真正如此呢?是 不是敌对的思想就完全肃清了呢?显然不是这样。”(注：“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关于 文化学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斗争对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见《光明日 报》1954年11月8日。)嵇文甫说得更明白：“‘擒贼先擒王’，几十年来的中国学术思 想界，如果要找一个资产阶级思想的典型代表人物，当然是胡适。胡适这个人在研究‘ 学问’上涉及面很广。他提供了一种方法——治学方法和思想方法，好像在哪一个学术 部门都用得上。因此，现在在各种学术部门都展开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在文学、史学 、教育、政治各方面。”[7]《历史研究》刊文强调：“流行几十年的反动‘学说’， 在许多人们的意识中存在已久，必须将它的残余彻底清除，才可以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历 史科学的确立和巩固扫清道路。”[8]在这种氛围下，对胡适“反动的历史观”的批判 是毫不留情的。有学者批驳胡适否认历史发展有规律性，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 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的，而胡适却认为历史是一些彼此孤立、不相联系的个别 史实，犹如一堆铜钱，你怎样摆弄，它就被摆弄成什么样子，这就是说，历史的发展不 但无规律可言，而且历史的真实性也根本不存在。历史只是历史学家随心所欲地、支离 片段地摆弄而成，这种看法，正是和实验主义的不可知论相符合的。他在宣扬杜威学说 时，就曾经说过‘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这样 ，资本主义之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之必然兴起，阶级斗争之不可避免都在这种史观之下 一笔勾销了。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便是这样替垂死挣扎的反动统治阶级服了务。”[9 ]
经历这样严峻的政治性批判浪潮(注：据唐弢回忆，1956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 在怀仁堂宴请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时，曾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 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 在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到了二十一世纪，那 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唐弢：《春天的怀念》，《风雨同舟四十年(1949 —1989)》，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转见沈卫威：《胡适周围》，第7页。))，史学 界几乎众口一辞，表示完全接受并要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20世纪末，有人回顾这段历 史，认为长期以来，胡适的史学观点和方法在历史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因此，建国后 针对胡适观点开展大规模批判是完全必要的。虽然其间存在着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 史学观点与史学方法混同的偏颇，但这场思想批判运动对于促使人们世界观与方法论的 转变，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经过建国初期大力宣传历史唯物论，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 ，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主导地位奠定了思想基础[10]。而在轰轰烈烈、昂扬振奋 的同时，一些问题被忽略了或掩盖了。强调思想转变的速战速决，令一些学者无所适从 ，深感苦恼。1952年10月22日，顾颉刚在致友人的信中，吐露了心中的郁闷：“今马列 主义之精深博大，超过我《古史辨》工作何限，而工作同志要人一下就搞通，以刚之愚 ，实不知其可。佛家有‘渐悟’，有‘顿悟’，渐悟者由学问来，顿悟则学问充积，一 旦豁然贯通。若不经渐悟之阶段而要人顿悟，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实欺人 之语耳……刚自信决无成见，亦真愿以唯物史观为我主导思想，特不愿随波逐流，作虚 伪之顿悟耳。我想，凡真正能作学问者，当必承认我言。兄谓‘思想与环境不能融合是 一痛苦之事’，诚然。”[11]上升到政治层面的思想改造运动和无端的猜疑，伤害了一 些知识分子。1951—1952年结合院校调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被发动起来的 群众，在炽热的斗争气氛中，哪怕是虚无飘渺的问题，也可以无限上纲上线。”1948年 应哈佛大学之邀前往美国讲学的燕京大学的聂崇岐，因1948年底，“战火已迫近北平城 廓，深恐战火隔绝，有家难归，同时他的事业又在燕京，由此决定提前回国。事情就是 这样简单。但运动中有人竟向他提出何以如此匆匆回国，究竟肩负什么使命的问题。纯 属子虚乌有，诸如此类的问题，确曾使叔父(指聂崇岐——引者)这样一位自尊自守几十 年、性格耿介的学者感到极度困惑、彷徨……经过半年的磨难，风暴终于过去。叔父苦 闷、沉默好一阵子……不过他的积郁、苦闷主要还是通过他的敬业精神逐步解脱的。” [12]一些以往经历较复杂的学者，从此谨小慎微。何兹全1950年回国参加社会主义新中 国的建设，但由于以前与国民党及“《食货》派”的关系，面对扑面而来的一系列政治 运动，心存顾虑，举步四顾。他后来回忆说：“我这十多年来(指1950至1965年——引 者)的偏向是争取红，忘了专。我满脑子想的是不要在政治上犯错误。我意识到共产党 对过去的事，自己有了认识的可以不究，但再犯就要从严。我解放后的心情一直是勤勤 恳恳工作，战战兢兢做人。书念不念事小，政治上不犯错误才是存亡问题。”[13]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着力宣传的唯物史观，主要来自斯大林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简 明教程》，实际上只要细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便可发现号称由斯大林亲撰的“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那个概括，距离马克思本人的唯物史观何等遥远[14—p13 ]。唯物史观的精髓，恩格斯曾有清晰的陈述：“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 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 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 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15] 承认这个简单事实，由这个基础来解释社会历史，就唤作唯物史观。用最扼要的语言表 述，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50年代中国大陆宣传的唯物史观，强调的重点是阶 级和阶级斗争。陈垣曾这样表述自己的学习体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来研究历史 ，才能真正获得历史知识，真正懂得社会发展的必然进程，认识到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 级斗争的历史。”[16]
(二)“五朵金花”：中国历史问题的讨论
唯物史观宣传、推广的同时，很多学者开始尝试运用它去解答影响中国社会历史进程 的一些重要问题，其中最引人注目和讨论最热烈的是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封建土地制 度、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这五个问题，人称“五朵 金花”。这些问题讨论的展开，与“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有联系。
“百家争鸣”正式作为指导全国文化、学术工作的方针，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1956 年提出的，而学术研究应该贯彻百家争鸣的精神，则在1953年“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 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和筹办《历史研究》杂志时就已提出了。这与郭沫若和范文澜两位 历史学家对古史分期观点不同，需要展开讨论、争鸣有关。在古史分期上，郭沫若主张 西周奴隶说，范文澜主张西周封建说，形成史学界影响最大的两派。1953年9月21日中 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开会时，陈伯达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要开展批评和自 我批评”，“不宜把方式弄得死板”，考虑由陈寅恪担任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并提出 “聘请研究人员的范围不要太狭，要开一下门，像顾颉刚也可以找来。增加几个研究所 可以把历史研究的阵营搞起来，学术问题在各所讨论。由郭沫若、范文澜同志来共同组 织讨论会”。(注：陈其泰：《范文澜与毛泽东的学术交谊》，《光明日报》2001年10 月11日。另据刘大年的回忆，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康生在怀 仁堂举行的大会上发言，回顾那几年的思想理论工作。其中举的一个事实，是谈陈伯达 提出了‘百家争鸣’问题。坐在附近的陈伯达很快递上一个条子，康生照念了。内容是 ：‘百家争鸣’不是我提出的，是中国科学院办历史刊物，我向毛主席请示方针时，毛 主席提出的”，时在1953年10月。详可参见刘大年：《<历史研究>的创刊与‘百家争鸣 ’方针的提出》，《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五朵金花”的讨 论广泛、热烈。
首先展开讨论的是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焦点集中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上。 这个问题早在30年代就因中国社会史论战而讨论过，但真正从学术角度进行深入讨论则 是1949年以后的事。1952年郭沫若出版《奴隶制时代》一书，运用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 材料系统阐述了战国封建说。他的观点引起热烈争鸣。赞同者有白寿彝、杨宽、吴大琨 等。反对的人也不少，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范文澜、翦伯赞、杨向奎、徐中舒、王玉哲 、王亚南等的西周封建说，有尚钺、王仲荦、何兹全、王思治、日知、赵俪生等的魏晋 封建说，以及以李亚农为代表的春秋封建说，以金景芳为代表的秦统一封建说，以侯外 庐为代表的西汉封建说，以周谷城为代表的东汉封建说等。虽然讨论的结果至今仍未取 得一致，但各家都深化了对历史唯物论的理解。
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也是1949年以前曾探讨过的。当初，范文澜、邓拓、翦伯 赞等认为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经历了领主所有制到地主所有制的演变过程，只是在 二者的交替阶段上看法不尽相同。但侯外庐在《历史研究》1954年创刊号发表《中国封 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以皇族地主土地垄断制为主要内 容的；接着，他在《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发表《论中国封建制的形成及其法典化》 ，指出皇权垄断的土地所有制形式贯串了秦汉至明清的全部封建史。随后，他又在《新 建设》1959年第4期发表《关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普遍原理》，从而建立了独具 特点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体制的理论体系。侯外庐提出的理论观点，使中国封建土地所 有制问题的讨论热烈起来。韩国磐认为封建土地国有制只在魏晋隋唐时期占支配地位； 邓广铭、胡如雷、杨志玖等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起支配作用的是地主土地所有制；李 埏则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结构包括封建土地国有制、大土地占有制、大土地 所有制、小农土地所有制以及残余的农村公社所有制等不容混同的形态，它们处在彼此 消长的状态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式是封建制度的基础，一直是历史学界关注的焦点 ，也是长期存在分歧的问题。
继上述讨论之后，引起更加广泛争鸣的是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在1949年后的1 7年中，出版了100多种有关论著，在各类杂志上发表了3000多篇讨论文章，涉及农民战 争发生的起因及其终归失败的原因，农民战争的性质、特点和作用，农民政权的性质， 以及农民战争与民族斗争的关系等问题。其中，蔡美彪在《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发 表的《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和翦伯赞在《光明日报》1963年12月 22日发表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就农民战争问题全面阐述了自己的看 法，引起热烈的反响，随着讨论的展开，又引出更加具体的问题，如皇权主义与平均主 义问题，宗教对中国农民战争的影响，以及封建政权的“让步政策”与“反攻倒算”等 ，使关于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成为当时的热点。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是5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开展的。在此后十余年里 发表了200多篇有关论文，重点讨论了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部门及影响等问题。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有唐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等说法，而在学术界 比较倾向的明代说中又有明朝初期、中期、晚期的不同观点。讨论涉及的生产领域，包 括农业和矿冶、纺织、井盐、造纸、制瓷、采煤、制糖、榨油等手工业部门。经过讨论 ，邓拓、白寿彝等多数学者认为，明代苏州的丝织、广东的冶铁、云南的炼铜等行业中 已经存在资本主义萌芽。翦伯赞、侯外庐、傅衣凌等还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萌芽的出 现引起了阶级关系的变化，在明清之际出现了市民阶级，并形成与封建专制制度相抗衡 的社会力量。对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推动了中国经济史以及农业史、手工业史 等行业史的研究。
汉民族形成问题，也是在50年代中期提出讨论的。范文澜在《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发表《试论中国自秦汉时代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认为汉民族在秦汉之际已经形成， 但没有在近代转化为资产阶级民族，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汉民族才逐渐形成为 社会主义民族。范文澜的观点引出很多异议，学者们不仅讨论了汉民族的特征及其形成 过程，而且对“民族”一词的定义和翻译的准确性展开了激烈争论，从而将历史研究与 民族学、社会学的研究结合起来。由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很自然地将人们引导到中 国古代民族关系的讨论中，并在50年代末进入高潮。范文澜、吕振羽、吴晗、岑家梧、 翁独健、孙祚民等围绕着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判断民族战争性质的准则、民族 间的“和亲”现象，以及中国古代的疆域和民族政权的关系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10]
讨论的展开和深入，促使人们进一步去收集资料和思考问题，因而也就拓展了学术研 究的视野和领域，引发了诸如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中国封建社会 长期延续的原因、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等 相关史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带动了历史学的兴旺。不必讳言，其中的缺憾也是明显的。 一些问题的讨论，越出了学术范畴。1959年，尚钺的“魏晋封建说”受到严厉的批判。 戴逸追述说：“回想那时，学术研究的环境太严酷了，有的情况简直到了可悲又可笑的 地步。由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提到过一句：中国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 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因此持魏晋封建论的同志碰到了越来越多的麻烦，开始尚 是一般的诘辩非难，逐渐地上纲上线，成了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异端邪说，甚至扣上托 派的帽子。领导命令不准在课堂上讲授魏晋封建论，其帽子之大，压力之重，令人惶惶 然。”[17]
其次，无论是何种问题的讨论，都把当时人们认为的唯物史观的普遍真理乃至马克思 、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片言只语奉为准则，作为讨论的出发点和理论依据 。总的说来，这些讨论都在“五种社会形态说”即强调人类社会必然经过原始社会、奴 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五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框架内进行， 很少有人认真思考，更无人公开质疑“五种社会形态说”是否真的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 进程相吻合，这种主题先行式的讨论，令当年一些积极参与者后来深为抱憾。田昌五忆 及中国古代史分期的讨论时，认为存在的问题，一是分期标准的简单化、公式化和绝对 化，二是对中国历史缺乏深入的、具体的、系统的分析和概括。具体而言，“过去我们 是按五种生产方式进行历史分期的，由此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个阶段。在这五个阶段中，我们强调的是 社会经济形态，而社会经济形态又被归结为诸如发达奴隶制、不发达奴隶制、劳动奴隶 制、家庭奴隶制、领主封建制、地主封建制、封建农奴制、封建租佃制之类的简单概念 。这样，问题就被限定在一个极其狭小的领域，任何不同观念都可以找到相应的材料以 成其说，其不能解决历史分期问题是不言而喻的。”[18]傅衣凌在晚年申明不再使用封 建社会这个名词，而称之为传统社会，并认为五种生产方式线性发展的模式无法解释中 国复杂的社会形态演变过程，中国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19]。主题先行的结果，是 削足适履，曲解历史。有人认为：“以往许多学者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其研究对 象实际上是历史上的商品经济、雇佣劳动、早期工业化或者其他经济变化，而不是资本 主义萌芽。但是，若离开了商品经济、雇佣劳动、早期工业化，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 义萌芽’到底还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似乎没有人能说得清。可见 ，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我们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弄清。”(注：李伯重：《资 本主义萌芽情结》，《读书》1996年第8期。应该指出，毛泽东曾在1939年的《中国革 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写道：“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 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89页)。海外有人因此认为五 六十年代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是一种“奉命史学”。这种看法是不公正的，因为 这段话所表述的观点并非毛泽东的个人见解，而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多数中国学者 的共同看法。不仅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邓拓、翦伯赞、吕振羽、李达、华岗等提倡这种 观点，而且大多数非马克思主义的爱国学者也默认这种观点，因为这个时代的大多数学 者都深信：近代以前的中国已具有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只要通过革命或改良，就必然 会像欧美国家那样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强国。因此毛泽东并未“发明”出这种观点，而只 是采纳了当时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爱国学者的共同看法。也正是因为如此，到了 1949年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确立和外国长期侵略的结束，上述观点也很快成了 史坛共识。详可见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读书》1996年第8期。)曾主编58 万余字的《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20]的吴承明，后来强调“在历史研究上，不要提研 究资本主义萌芽了。与其说资本主义萌芽，不如叫近代化萌芽，即市场经济的萌芽。” [21]他认为，资本主义是可以避免的，而市场经济阶段是不能超越的[22]。事实上，马 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主要是依据欧洲经验，但是他并未把这种以欧洲经 验为基础的共同规律视为僵死的教条，认为无论哪个民族都必定走一条完全相同的历史 发展道路。然而到了斯大林，却将这种共同规律绝对化了，认定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必 定走一条从欧洲经验总结出来的发展道路[23]。由此展开的讨论，其科学性自然大成问 题。邓广铭曾参加过当年“五朵金花”中一些问题的讨论，在《文史知识》1994年第8 期的一篇访谈中，他为当年史学界几代学者在所谓“五朵金花”的论战中浪费的时间、 精力和才华深感惋惜和痛心[24]。
(三)乍暖还寒：历史学的困境与歧途
主要围绕着“五朵金花”的讨论，并未将史学理论及史实问题的探讨逐步引向深入， 着眼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作为史学的主要功能被强调。1958年4月28日，范文澜在《人 民日报》发表《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一文，认为厚今薄古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列举 孔子《春秋》、司马迁《史记》和司马光《资治通鉴》三部书都有重视近现代史的特点 ，并得出结论说史书自然有多种写法，“但是明显地反映出当时政治生活的历史著作， 究竟是史学的正常形态，是史学的主流，自《春秋》至《国粹报·史篇》都应是代表各 个时期的历史著作。此外，不反映当时政治生活的史书，只能作为变态支流而存在。” 毛泽东在报上读了范文澜的这篇文章，很是赞赏。过了十天，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 讲话，讲到范文澜的这篇文章，仍然很兴奋，说“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历史 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时毛泽东站起来讲话了)。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 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讲话了，这才像个样子。”他强调：“这 篇文章讲的道理很重要，研究历史的人应该注意。”[25]同年，陈伯达作《厚今薄古， 边干边学》的报告，史学界和全国高校的历史学系掀起了“拔白旗、插红旗”的“史学 革命”浪潮，强调打破王朝史体系，建立一个新的人民史体系[26]。在实际的教学和科 研中，学者们碰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当时特别强调历史要为政治服务，实际上就是强 调历史要为每一阶段的现行的具体的政策服务。但是现行的具体的政策是不断变化的， 而研究现当代的学者就得紧跟，时而这样说，时而那样说，对这点，越来越觉得非常不 好处理。具体地说吧，1949—1959年这十年，必须学习苏联，不仅政治一边倒，学术也 是一边倒，教世界现代史就必须随时和《联共党史》对号，你不能和它不一样，否则就 犯政治错误……中苏关系破裂之后，在1960年，就有一次检查教学上的修正主义的运动 ，这时候，你按苏联学者讲的东西又都是修正主义观点了。所以1960年搞教学检查时， 世界现代史的教师受的批判最多。等到了文革时候，中国现代史的教师挨批又最厉害。 这是第一大困难，就是老得跟着政治形势走，基本不可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 行研究。”否则动辄得咎，如“雷海宗先生说奴隶社会不一定普遍都有，就成右派了。 ”[27]这种片面强调史学为现实政治需要服务的导向，压抑了学者们独立思考的积极性 ，形成众口一辞的沉闷局面(注：诸如“新中国是通过新式农民战争创建的，原本被摈 斥在史学大门之外的农民，一夜之间就被奉为我国历史的主人而载入史册，其实这一史 学上的巨变只是政治变动的产物。正是由于这种缘故，农民史在我国的出现，不仅直接 以中国农民战争史命名，而且，研究的旨趣全在发现和颂扬农民的反抗性和进步性，一 味颂扬农民战争”(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
60年代初，情况有所好转。在国民经济全面调整的同时，在文化领域也作了一些调整 ，其中如何估计中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成为中共中央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重点。19 62年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十二年来，我国大 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 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从而恢复了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时中共中央对中国 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基本估计。陈毅也在广州会议上宣布应给广大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即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28]。受此鼓舞，学术界直 抒己见的气氛渐浓。王元化曾追述，50年代末期，紧接着一次又一次思想批判的政治运 动之后，大跃进的暴风雨席卷了中国大地。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性，以为单单依 靠意志，就可以移山倒海。这种笼罩在祖国上空的乌云，它所带来的痴迷和狂热，倘非 身临其境是难以想象的。当意志大喊大叫去征服自然的运动刚刚开场，大自然对无视理 性的盲目、愚昧、狂热，就加以惩罚了。其后果就是历史上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 饱经苦难之后，一些学人对于唯意志论感到切肤之痛。首先，在经济领域出现了孙冶方 的价值规律的理论。虽然它马上被当作修正主义而遭到批判，但在60年代为期短暂的学 术活跃时期，它像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块，激起一圈圈涟漪，向四面扩散开去。哲学界展 开了科研方法的讨论，史学界对农民战争性质作出了新的估价，文学方面掀起以《文心 雕龙》为代表的古代文论研究，连一直沉默的心理学也发出了声音……这些富有生气的 理论活动，给学术界吹来阵阵清新的微风。但是，没有多久，“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的一声号召，风云突变，一切也就烟消云散了(注：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录》，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由毛泽东提出 的。1962年8月在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9月在北京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 东多次讲话，联系对苏联赫鲁晓夫观点的批评，讨论中国国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 毛泽东还在《八届十中全会会议公报》中写进了这样的话：“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 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 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 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毛泽东还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 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 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64—467页)。)。
于是便有人在史学界发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此前，翦伯赞曾在1962年2月14日《光 明日报》发表《关于史与论的结合问题》，指出“我们过去曾经流行过‘以论带史’的 提法”，强调以论带史的提法必须废除，正确的提法应该是“观点与史料的统一”。他 还认为研究历史问题，应有历史主义的态度。很快他就遭到攻击，《历史研究》1963年 第6期发表关锋、林聿时合作的《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问题》，批 判翦伯赞的主张脱离了阶级观点，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1963年第4期《历史 研究》发表的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先生商榷》，指 斥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李秀成是叛徒。9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在中宣部 召集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和各研究所负责人及学部所属刊物负责人，讨论戚本禹的文章。 周扬同意与会者发表的主要意见，认为戚本禹的文章是一种“翻案风”。接着，又由刘 大年主持，在近代史研究所召开座谈会，出席者有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与会者 批评了戚本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片面作法，还提出在今后的学术研究和讨论中 ，一定要提倡实事求是的态度。座谈会的报道很快写出，并立即送中宣部。中宣部又反 复推敲、改定，大致是肯定了李秀成的功绩，也说了他的一些缺点，大意是说他写自述 是历史上的一个污点。此稿正准备送各报发表，毛泽东却已对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 》一文做出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终，不足为训”，表示了对戚本禹文 章的肯定和支持。此消息传出，形势顿时大变，上述准备见报的座谈会新闻稿停发，周 扬也说：“戚本禹的文章不能驳，驳不了。”[2—p463]
在这种态势下，正常的学术探讨已无法进行。1956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历史学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进行政治 陷害(注：据已经披露的资料，中共中央于1959年4月初在上海举行八届七中全会时，毛 泽东已发觉这几年党内假话、大话、空话成风，就是不敢讲实话，因而造成了触目惊心 的后果。这时他看了湘剧《生死牌》，对剧中“南包公”海瑞发生了很大兴趣。他看完 剧后，借阅了《明史·海瑞传》，于次日的上午，即在大会上讲了海瑞的故事。他说： “尽管海瑞骂了皇帝，但是他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我们应当提倡海瑞这样一片忠诚 而又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会后，他又嘱胡乔木，找人写文章，宣传海瑞精神 。胡乔木就找到了吴晗，向他传达了毛泽东讲话的精神。于是，吴晗先写了《海瑞骂皇 帝》，由1959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刊出。又写了《论海瑞》，同年9月21日《人民 日报》刊出(张传玺：《翦伯赞传》，第481页)。至于写《海瑞罢官》剧本一事，据郭 星华回忆在1966年3月与吴晗谈话所记：“有一次，当我们谈起写《海瑞罢官》这一剧 时，吴晗同志对我说：‘写海瑞是乔木同志约我写的，说毛主席提倡海瑞精神，我是研 究明史的，应该写’”(郭星华：《书生本色，太史奇冤——<海瑞罢官>写作经过纪实 》，《吴晗纪念文集》，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在姚文元的笔下，《海瑞罢官》是利 用历史为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遭受贬斥的彭德怀翻案的影射之作。1965年11月29日、30 日、12月2日，《北京日报》和《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先后转载 了姚文元的文章。)。1965年12月8日，戚本禹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 《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强调“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被推翻 的统治阶级的历史观点是不会自动地从历史研究的领域里撤走的。无产阶级的战士，应 该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高高举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旗帜，勇敢 地去占领和巩固历史研究领域里的一切阵地。”戚本禹的所谓“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就是历史学必须为眼前政治需要服务的更加穿凿和简单化的说法。在他看来，历史学仅 仅跟在现实政策的后面，为它作一点注释已经远远不够了，还必须根据某种政治需要去 改铸全部历史[29]。
在随后到来的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大陆历史学遭遇灭顶之灾，沦为政 治斗争的奴婢，客观存在的历史被任意歪曲、捏造。今天有这种需要，就可以这样讲； 明天有那种需要，又可以那样讲。历史上的同一个孔丘，可以用来影射攻击周恩来，又 可以拿去攻击邓小平。同一个历史上的秦始皇，可以斥责翦伯赞肯定秦始皇筑长城的作 用是“美化帝王将相”、“诬蔑劳动人民”；又可以在大讲儒法斗争时，称颂秦始皇是 “地主阶级的杰出的政治家”、“伟大的法家的代表”、“千古一帝”。历史被随意摆 弄，根本破坏了历史科学，也根本否定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30]。应该指出，在十年 “文化大革命”时期，仍有人不顾身处逆境，勇敢地进行史学理论的思索，顾准是其中 的佼佼者。1973年，顾准在研究欧洲城市史以后所写的笔记中，认为渊源于希腊、罗马 传统的城邦国家、商业城邦，是欧洲中世纪产生城市、产生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历史 条件。这种城市及其自治，是中国历史上所绝对不会发生的。中国的城市、市井、市肆 ，却从来是在皇朝控制之下，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因此说中国的 中世纪也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倘若不是意外的历史事变打断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中国社 会自己也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云云，这是“非历史的观点”[31]。然而，顾准的思考和 见解，当时根本无法公开发表，只能以私人读书笔记的形式留存。
(四)冰雪消融：史学理论的新探索
迫害知识分子、摧残学术的“文化大革命”历时十年才告结束，它给史学界造成的灾 难极为沉重。痛定思痛，“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人们就开始反思。1978年6月至11月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和同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 们的思想大解放，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空前活跃。黎澍曾回顾说：“解放以来，政治运 动频繁，动辄卷入漩涡，不但与学术无关，甚至连政治也是捕风捉影的空话。比较起来 ，可以认为发表了一些颇具有独立思考，并非人云亦云的文章，还是‘文化大革命’结 束以后。”[32]学者们对诸如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唯物史观对史学研究的指导等一系列 问题，有了新的认识。1979年，齐世荣在武汉大学的一次发言中指出：“史学与政治不 可能没有关系，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总是一个历史阶段的一定政治环境下的人，他自觉不 自觉地受政治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当然要为人类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最大 的政治服务，这不是一句空话，我们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都要有使命感。”他认为， “对于中国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最大的政治就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 务，我们要为这个最大的政治，根据史学本身的特点去服务，而不是把每一篇文章去和 每一项现行的临时的政策去对号。”[27]戴逸指出，历史与现实是联系的，现实由历史 发展而来，历史学从根本上说要服务于现实。历史学如果不食人间烟火，对现实不发生 任何作用就失去生命力而将萎缩消亡。历史学的基本功能是揭示历史规律，提供历史经 验，启发人们的智慧，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的知识都是历史的， 都是对过去经历的经验总结。“鉴古而知今”，人类总是从过去中了解今天进而开拓未 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过去，也就失去了今天和未来。但是，为现 实服务，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必须尊重历史学自身的科学性。只 有实事求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揭示真相，才能昭示真理，给人们以真知和新知， 推动人类的进步。任何以现实需要为藉口。随意剪裁历史都是不能允许的，都是对历史 的歪曲和篡改。历史学要保持相对独立精神，不能变成政治的侍婢[33]。如何认识唯物 史观的指导，有学者认为历史本身就是历史，我们需要做的是，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 史，以往却是很多人在没有理清历史事实以前，就急于作所谓的评价，包括政治的评价 和道德的评判，其结果自然是损害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他强调，纵览诸说，“我仍然 以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最有助于我看清历史是怎么回事。但我也不拒绝吸 取别家的方法。”因为在他看来，“方法论与世界观没有必然的联系。”[14—p357～3 58]吴承明也指出：“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历史的 最高层次的指导，但它也只是一种方法。”[34]正如恩格斯早就告诫我们的，“马克思 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 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5]“文化大革命”结束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史学理 论的新探索，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解放和科学精神的背景下展开的。
1979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成都召开“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会上，有一组发言 ，其中《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的几点看法》、《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 》、《只有农民战争才是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吗》，嗣后都整理成文，分别发表在 《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2期、《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2期、《历史研究》1979年第 4期。这些发言或文章，一方面没有否定阶级斗争对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作用，另一方 面都对我国思想理论界长期流行的阶级斗争、农民战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唯一真正动力 的观点提出异议，认为阶级斗争、农民战争不是推动历史的唯一动力，而生产力、生产 斗争或社会的基本矛盾等也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并且还强调指出它们同阶级斗争 相比，乃是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这些文章的发表，很快引起全国史学界、哲学界的强 烈反响。由此，围绕着社会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一场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便迅速地展开了 。讨论中提出的几种主要观点有：生产力和生产斗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或最终 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真 正动力；社会发展中各种因素的合力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人们的物质利益是社会历史发 展的根本动力[36]。
讨论中涉及的一个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与生产力两者之中，究竟哪一个对历史发展 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个问题实质上是如何正确理解阶级斗争和生产活动，在历史发展过 程中的关系的问题。刘大年认为，历史的前进最后决定于社会生产力，阶级斗争是它发 展的直接动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生产力推动历史前进，表现为生产 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为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社会关系体系在这个斗争中显示作 用，也跟着这个斗争的演变而演变[37]。罗荣渠以《略论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与终极原 因的内在联系》为题，撰文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变动是历史发展进程中归根到底起 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而谈到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时，以往人们常常强调农民起义和农民 战争是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考察中国的历史，可以说农民战争是推动中 国封建社会前进的动力之一，在有些时期甚至起主要作用。但如果把这一特点无限夸大 ，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自始至终都是靠农民战争推动的，那么就是说，在中国封建时 代，政治暴力始终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始终单向地作用于经济运动。这样，历史唯物 主义的基本规律在中国封建社会岂非完全颠倒了么?事实上，中国封建社会尽管有自己 的某些特殊性，但它的发展并没有改变“伟大动力”和“终极原因”的关系，中国农民 战争尽管次数频繁、冲击力强大，归根到底也仍然受经济条件的制约[38]。
历史发展动力的问题，引发历史的创造者的讨论。1984年，黎澍发表《论历史的创造 者及其他》，指出长期以来被人们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人民群众是历史 的创造者”这一提法，是苏联哲学家尤金在1939年对联共布党史一书中某些论点的引申 ，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而苏联学者提出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中国变 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他强调，准确地领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应该认识到 所有的人都在制造自己的历史。物质资料生产者、劳动群众、各国人民在创造历史，非 物质资料生产者、非劳动群众、各国统治者也在创造历史。不能说，所有的历史全都是 物质资料生产者、劳动群众、各国人民创造的，而非物质资料生产者、非劳动群众、各 国统治者是不参与历史创造的。而且，无论谁是创造者，都不意味着任何人可以根据他 的动机、观念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39]。黎澍的上述观点，在史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 有人支持或部分支持，有人反对，有人认为“人民群众是否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样来进 行争论，答案就只能直接归结为是或否，机械而单一。其实，事实比这远为复杂。把问 题改换为人民群众如何或怎样创造了历史，讨论就会掘进一层，增加深度和广度。”[4 0]虽然意见分歧，但问题的提出，促使人们对这个理论问题作更深入的思考。
五种社会形态说，也引起讨论和反思。讨论初期，分歧涉及五种生产方式是规律还是 规律形态。一种观点认为，五种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即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 律的“大体上”的或“粗略”表现形态的序列，而不是规律本身。另一种观点认为，不 能把五种生产方式仅仅看作普遍规律的表现形式，而应看作普遍规律的一部分，不能因 为有例外和变异，而否认其为规律，因为任何规律都是会有例外和变异的。在讨论中， 对人类历史上究竟经历了几种生产方式几种社会形态，出现了几种不同意见。有人坚持 通常所说的五种生产方式五种社会形态的观点。有人提出“三阶段”说，即将人类社会 划分为原始社会、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在阶级社会中又有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 主义社会的区别。有人提出“四阶段”说，即人类社会经历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 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种意见提出的依据是，奴隶制社会与封建制社会，无论在 生产力，还是劳动者的身份地位上很难区分清楚，故在前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中，只存 在封建制(广义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41]。
讨论的深入，推进了人们的认识。何兆武指出，马克思确实提到五种社会形态的相续 ，但他的这一提法只是对西方历史发展历程的一番描述性的说明，并无意以此作为一种 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亦即“非如此不可”的)普遍必然的规律。它只是对已往历 史的一项描述，而不是一种规定，或者说一种先天的立法。及至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在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节中把它体系化并传 入中国以后，它就由第一种意义上的规律日益转化为第二种意义上的规律，亦即与自然 科学规律一样的规律。由此出发，便在逻辑上先验地得出了一系列的历史定论。其中之 一便是它断言一切民族都必然会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但这一点 并没有史实的根据。因为在全世界历史上，只有西欧自发地步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孤证 不足为例。虽然随后有些国家也已经步入了资本主义，但都是由于外来因素的激发，而 非由于其本身内在发展的成熟。但是研究者们却先验地认定它们也非走入资本主义不可 ，并由此引申出一系列想当然的论断，例如要到处去寻找所谓资本主义的萌芽[42]。田 昌五认为，用五种生产方式斧削中国历史，是不适宜的。首先，五种生产方式是按照欧 洲的历史提出来的，所以只适用欧洲的历史，与中国历史是不切合的。其次，五种生产 方式只是一种逻辑概念，与实际的历史是有出入的。马克思着力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破坏了或改造了以前的各种生产方式，把这些生产方式按历史顺序排列下来 ，就构成了五种生产方式。其实，任何社会的经济形态都不是由单一的生产方式构成的 ，而是由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成分、多种分配方式构成的。例如，马克思还提到过一 种手艺人或小农的生产方式，就未包括在五种生产方式中。再说，马克思对生产方式有 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上述生产方式，另一种是劳动力和生产手段的结合方式和方法 。如用不同的工具和技术进行生产就有不同的生产方式。现在我们所说生产方式多半具 有这种含义。因此，不能简单地用五种生产方式作为划分社会形态、甚至社会经济形态 的工具。第三，我们现在所说五种生产方式的含义是由斯大林定下来的，未必符合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原意。例如，马克思、恩格斯说的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就不能和奴隶制划 等号，更不能把古代社会简单地说成什么奴隶社会。诚然，古代社会中包含着奴隶制， 但由此称之为奴隶社会，那就错了。这种说法出自列宁，而尽情予以发挥的则是斯大林 ，严格地说，斯大林的奴隶制定义也是不准确的。此外，斯大林对农奴制生产方式和资 产阶级生产方式的解释，以及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解说，也是大成问题的。例如，马 克思所说生产力原本包括劳动力、生产手段、生产资料、生产管理、科学技术等诸多因 素，他却简化为劳动力和生产工具两种因素。这样，当我们用他说的五种生产方式解决 中国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时候，歧义百出，久拖不决，也就不足为奇了。有鉴于此， 我们必须放弃用五种生产方式套改中国历史的做法，另行考虑解决中国历史发展体系的 途径和方法[43]。田昌五认为，解决历史分期问题应采取以重大政治事件和政治变革为 分期界标，主张将中国历史分为三大时代，即洪荒时代、族邦时代和封建帝制时代[18] 。王家范的《中国历史通论》，认为中国并不曾有过“奴隶制社会”(不是说没有奴隶或奴隶制度的存在)；所谓“封建”，实是“天下共主”名分下的“封(邦)建(国)”制，也决非西方意义上的“封建制”(即欧洲中世纪领主庄园制形态)，所跨时段最多也只能延展到秦统一之前。他把中国古代社会分为部族时代、封建时代和大一统帝国时代三个阶段。帝制结束前后，则以“现代化进程”统而括之[44]。
针对有人把不按照主要是西方所经历的“五种社会形态”的次序来解释中国历史的做 法，视作不能容忍的离经叛道的行为，沈长云认为首先要尊重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要 把研究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亦即中国的国情放在重要地位[45]。李伯重指出，以往 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是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发展都必然遵循一条共同的道路 。资本主义是这条道路上不可回避的一个阶段，所以中国也必然要经历它。既然中国的 资本主义不是如西方帝国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舶来品，当然就必须有自己的根，即中国 资本主义萌芽。然而，中国近代的经历已证明了资本主义并非中国历史的必经阶段。在 鸦片战争以后的一个世纪里，中国人学西方，追西方，竭力想把中国引上西方式的近代 发展道路，但资本主义却一直未能在中国土地上蔚成气候；而自1949年以后，中国更进 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这一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 了资本主义并非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如果我们尊重事实，不把资本主义视为中国 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自然也就不必到历史中去苦苦地寻找中国资本主义的起源了 [46]。
“应该承认，长期以来，我们在学术研究方面因意识形态化所带来的损失是很大的。 过去的政治挂帅、阶级斗争工具论、以论带史以及硬性作出唯物、唯心两条路线斗争等 ，种种流弊，至今也并未完全消除。”[47]令人欣慰的是，尊重马克思、恩格斯论断的 本义，立足中国生动具体的历史和国情，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独立思考，进行实事求 是的科学研究，是中国大陆史学界在历经诸多坎坷挫折后，在20世纪最后二十年终于探 索到的正确方向和道路，它为学术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必不可少的扎实的基础 。
收稿日期：20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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