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激进主义传统与现实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激进主义论文,经济学论文,现实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59(2003)03-0012-06
一、激进主义传统的形成与勃兴
激进主义传统在人类文明史上源远流长，至少在经济学领域就不能局限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现代激进经济学派，而应该上溯到200多年前，在亚当·斯密建立古典经济学以后不太长的时期内，反对正统经济学的激进主义传统就出现了。19世纪初，法国西斯蒙第的经济理论、美国凡勃仑的制度学派的经济思想、英国霍奇斯金等人的李嘉图派社会主义思想和主张单一税的美国亨利·乔治的经济思想，大都属于最早期的激进主义思想。近20多年来，西方经济学文献中谈到激进经济学时，一般指的是从60年代初美国反越战学生运动中产生的激进经济思潮，我们探讨的激进主义传统，一方面包括了激进经济学本身所涵盖的大部分内容，另一方面还涉及到产生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抨击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永恒性与和谐性的各种理论主张，特别是全球化的贫困人口、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生态环境的破坏、工人阶级的异化和帝国主义等严重的经济问题，早已成为激进主义改革思想的热门话题。
西方经济学界一般认为，现代激进经济学家吸收了马克思的一些范畴和批判方法：强调生产方式的重要性、谈论阶级斗争、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并且尖锐地批判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和主流经济学。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一书中，在评介激进经济学的同时，着重指出它与另一个重要的、批判主流经济学的新剑桥学派的关系；阿佩尔鲍默在他的《激进经济学》一书中也认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激进主义传统就是主张废除市场经济，借助生产资料公有制，强调工人支配生产过程，实现真正平等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这些主张一反古典经济学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传统，同正统经济学的主张形成鲜明的对立。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激进主义经济思想的出现，都同当时它们各自所面临的特殊的国内外社会经济条件是密切相关的。由于从二次世界大战到60年代末美国一直推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经济上开始出现“停滞膨胀并存”的局面。在这种况下，美国国内（主要是在一些大学里）出现了一批由大学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等组成的反对“正统”、反对“权势”的“激进分子”。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组织——“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出版了自己的刊物（其中有《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说》、《社会主义评说》、《新左派评说》、《资本与阶级》和《政治学与社会》等），在大学讲坛上传播激进的思想和观点，自称为“新左派”或“新马克思主义者”。与此同时，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取得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但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局面，国内经济结构扭曲，失业和通货膨胀严重，收入分配恶化，外债债台高筑。在这种情况下，以安德烈·冈德·弗兰克、萨米尔·阿明、奥斯瓦尔多·桑克尔、费尔兰多·H·卡尔多索、M·桑托斯、A·伊曼纽尔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结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提出了“依附说”、“世界体系说”、“不平等交换说”等经济思想和主张，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经济与社会不发达的制度根源，以及打破既定的经济秩序，摆脱贫困的可能路径。
战后初期至70年代初，由于受西方发展理论中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的指导和影响，发展中国家大多沿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强调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增长的“增长第一”的传统发展战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制订的第一个发展十年计划都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作为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传统的“增长第一”的发展战略虽使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有所增加，但其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主要体现在：首先，“增长第一”的发展战略几乎不考虑经济增长对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破坏性影响。这种发展战略主要是靠外延扩大再生产来实现经济总量的增长，“高投入低产出”的发展模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其次，经济增长不能自动实现诸如平等、就业等社会目标，致使整个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经济增长的成果被少数人攫取、占有，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再次，由于不顾国力片面追求高投资，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于依赖国外资本，债务危机日趋严重。
正是基于对以上问题的反思，人们开始调整传统的增长第一发展战略，提出了各种替代战略，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基本需求战略、边增长边分配的发展战略、生态发展战略等等。总的来看，各种替代战略的提出，反映了人们对于传统发展观指导下的社会发展实践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问题的反思，由于各种替代理论较多地存在于理想的层次，较难在发展中国家实施，但它使得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开始脱离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现代化理论，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开辟适合自身的社会发展理论创造了条件，并为完善发展理论提出了许多好的构想。归纳起来，主要有下述思路：(1)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与基本内涵，对世界各民族而言，都是相同的，但由于发展的起点不同，人文与历史条件不同，各民族的发展模式与发展的战略应适合自己的国情。发展是多模式的、多层次的，没有普遍适用的发展理论，任何国家要求得自身的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发展的共性与民族特性的关系。(2)提高个人的、民族的、社会的内在发展活力，加强发展的自主性，减少外在依附性，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导向。国际发展指标是必要的参照系，但如果脱离本国实际去盲目追求先进国家的发展指标，也是不现实的，往往会适得其反，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3)确立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指导思想。多目标、多因素的综合发展，其中心是人的发展，是人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是个人和集体发展的统一。反对不惜任何代价地追求最大增长率，杜绝把人仅仅视为人力资源的经济主义的异化打算。(4)维护生产力尺度与生态尺度的统一，是新的发展观的重要内涵。人类只有与被征服的自然建立新型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环境的良性生态循环，才可能有利可人类社会持久而稳定的发展。(5)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与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性，正在加剧国际社会系统的新矛盾。建立在竞争秩序基础上的现代经济增长最终将围绕发展争端引起世界经济大战。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我们只有建立相互协调的增长秩序，才能迎来新世纪的共同繁荣。
在激进主义学者的眼里，激进主义的任务就是论证资本主义即将结束，新的美好的社会制度必将产生，未来社会的目标，正如马克思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这个联合体里，生产资料既非私人也非公共占有，而是实行集体占有。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既不是由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来完成，也不是通过等级森严的官僚主义的管理程序来实现，而是通过有工人参与管理的、民主决策的过程来完成。对劳动和工作的奖励主要来自精神方面而不是物质方面，个人之间、企业之间的合作、和谐关系将取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关系。对建立未来新社会制度的途径，激进学派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老“左派”的一些经济学者指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非物质生产部门的雇佣劳动者人数不断增加，中产阶级不断壮大、使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实际上，由于资本跨国化的发展形成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的国际一体化，因而阶级斗争也日益国际化。这时，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的力量将是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劳苦大众，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将从外围开始。
二、针对主流学派的激进反应及其主张
激进主义传统的核心在于强调对于人的经济行为，不能通过概括普遍性的人的倾向，并在形式上用最优化模式来进行分析，而必须研究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在经济活动中，个人、家庭和企业都不是最主要的决策单位，决定经济成果的关键是形成相互冲突关系的人群或阶级所产生的集体力量；不能从基础结构以及各种经济运动趋于均衡的假设出发，制订反映一个社会的经济过程的发展模式，相反，应该在“社会－经济阶级”的相互冲突中考察基础结构的不断变化，并用动态的不均衡模式来探索经济过程发展中的辩证的和矛盾的特点。
激进主义的共同立场和基本观点实际上反映了激进经济学家对主流派经济学的不满，在激进经济学家看来，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缺陷主要体现系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要性重视不够，并用边际生产率、供需模式等方法来分析这个问题，回避了在各阶级间分配收入的基本问题；二是用消费者爱好来分析资源配置问题，而消费者爱好又被看作已知的或特定的；三是不注意人们的生活质量问题，只重视在数量上分析每个人如何根据自己的爱好对消费品和闲暇的选择所得到的满足，并不考虑劳动群众的劳动条件如何，生活环境是否恶化，以及集体福利的供应是否充分；四是重视在经济制度下的边际变动，不注意较大的数量上的变化，更不研究整个经济制度的历史性变动问题；五是忽视经济与政治因素的相互作用，回避经济中权力分配问题，主流经济学摒弃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所用的“政治经济学”名称，并自诩采用与政治脱离的较具有“科学性”的“经济学”名称，但激进经济学家坚持把这门经济学科称作“政治经济学”。激进经济学家认为这门学科应着重研究社会上收入、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不平等的根源，在微观和宏观背景下阶级冲突的机制，当代阶级社会走向危机的趋向，以及一种“社会－经济体系”向另一种“社会－经济体系”的过渡问题。例如爱德华兹的《谁在福利国家获得好处？》一文，对美国各级政府的福利开支作了详细的调查，指出政府的福利项目并不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福利补助并没有改变全国人民收入不均的状况，福利开支有一部分来自贫苦阶层所缴纳的税金，福利制度只是使贫穷者避免陷入过度贫穷状态，也就是不使贫穷者起来反抗；海默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跨国公司的发展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种质变，因为它意味着资本的跨国化、资本积累的跨国化，因而导致国际工人阶级的贫困化；还有一些激进经济学者进一步发挥海默的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发展还意味着垄断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不同过程的一体化，从而国际分工也趋于两极分化。
由于激进主义学派挑战正统的批判风格，发达和不发达的制度根源始终是萦绕在他们心中的“结”，由于他们所处的生存环境和文化传统不同，在对发展问题的把握上，他们的看法有着明显的差异，我们无法用统一的模式把反映这些变化的各种理论融为一体，即使能这样做，也无助于解决发达和不发达问题的多层次性。不过，这些理论研究发达和不发达问题的许多假设都是共同的，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和适用性，有些假设在我们今天看来，早已成为现实的东西了。
其一，依附说。这一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从资本主义体系中外围国家的角度确定帝国主义问题，认为帝国主义现象包含相互联系、互为条件的两个方面：向外扩张的经济中心和作为扩张对象的附属国。帝国主义理论只是研究了帝国主义中心的扩张过程和对世界的统治，依附理论则研究这种扩张的结果，即垄断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对外围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以及外围的变化对资本主义积累总进程的影响。依附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在于把依附现象既放到帝国主义理论的总框架中来考察，又把它作为帝国主义总进程中的一个特殊现象来研究，以揭示垄断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以及扩张与国内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也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在外围的特殊表现形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依附理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或独立的理论体系，而是被视作帝国主义理论的补充和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也称之为“新帝国主义理论”。在巴西学者桑托斯眼里，依附是这样一种状态：某些国家的经济为另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扩展所制约，前者受后者支配。这个关系是某些国家（支配国）能够扩展和自给而另一些国家（依附国）却只能因这些国家的扩展而扩展的最生动的反应。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整体格局中，不平等发展是显而易见的。由于这个体系的某些部分发展使其他部分受到损害，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中心国运用其贸易垄断力量使经济剩余由依附国转移到中心国手中，以贷款和资本输出为基础的金融关系为中心国所控制，最终导致流向的逆转和支配国在依附国中的地位强化。
其二，世界体系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逐步提高，那种强调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附的“依附说”，逐渐显露其理论上的片面性和实践上的局限性，而从多角度系统研究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世界体系说，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依附说”的某些不足之处，在国际社会科学界崭露头角。美国社会学家艾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说”的创始人。他把世界体系看成是由许多不同“要素”，以分界线、结构体、群体等组成的社会体系。因此，世界体系就表现为各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推动的、可以自我调节控制的社会体系，体系内的各要素是作为局部性的经济单位而存在的，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发展和变化都只是世界体系整体发展和变化在每一个组成部分上的具体反应。沃勒斯坦把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诸国划分为“中心”、“半边缘”、“边缘”三个不同层次。中心国家是指那些工业较为发达、产业分布较为合理、有强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边缘国家则指那些以原料生产为主、缺乏强大的资产阶级、具有单一文化社会结构的农业国家。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构成了世界体系的两极。中心国家通过与边缘国家的不平等交换，剥削和掠夺边缘国家的大部分经济剩余，因而这两极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抗性矛盾。介于这两极之间的就是半边缘国家，它既包括拉美一些经济强盛的国家，也包括欧洲的整个边缘地带，还包括亚、非的大部分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半边缘”的存在是对“中心”和“边缘”之间对抗性矛盾的一种“缓冲”，如果没有“半边缘”，世界体系就会两极分化，“中心”和“边缘”的对抗就容易激化。
从理论的发展史来看，“世界体系说”打破了“依附说”以国家为单位进行分析的框架，代之以世界的整体分析，它不像“依附说”那样完全没有考虑资本主义世界整体的资本积累过程，而是采取了从整体到局部的动态分析方法，从整个世界体系的资本积累过程来考察体系内各个国家的发展状况。从理论范畴来看，“世界体系说”中的“中心”、“边缘”、“经济剩余”等范畴，直接来自于“依附说”；“半边缘”概念是对拉丁美洲的依附论者卡尔多索的“依附的发展”概念的直接引伸；“世界体系说”的“中心——半边缘——一边缘”的三元结构是对“依附说”的“中心——边缘”的二元结构的一种扩展，其分析视野无疑要比后者广阔些、缜密些。特别是“世界体系说”的某些看法也值得我们思考，例如它提出的没有“中心”与“边缘”的不平等经济关系，就没有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亚、非、拉美国家落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世界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形成和发展，无一例外都是这种不平等经济关系的产物，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实质上就是“中心”控制和剥削“边缘”的体系等观点，对我们今天拓宽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三，不平等交换说。这一学说最早是由伊曼纽尔提出的，其后，桑克尔、阿明等经济学家在研究国际贸易问题时又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补充和完善。伊曼纽尔认为，在穷国与富国的贸易中，由于穷国的工资水平和利润水平较低，它与工资水平和利润水平较高的富国进行贸易时，贸易条件对穷国不利，因此，两者之间的交换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交换。即便其他方面都平等，只要工资不平等就足以导致交换不平等。他还设定了一个模型，用来解释不平等的工资率是如何决定“中心国”与“外围国”之间不平等交换的实现机制。在伊曼纽尔的模型中，工资差异是由模型外的制度因素决定的，但是，实际上在模型内有许多对工资差异有影响的因素并不能不考虑。况且，货币工资差异也不可能是导致不平等交换的唯一因素。如果中心国和依附国之间的工资差异反映着劳动生产率的差异，那么它们之间的贸易条件就不像仅由货币工资差异决定时那样糟糕。事实上，当货币工资的差异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正好相称时，每单位产量的货币工资成本将不存在差异，由货币工资差异所引起的相对价格差异也不存在。即使如此，在伊曼纽尔来看，不平等交换仍然存在。用他的话说，要消除国际贸易中的这种不平等交换，就应当提高发展中国家国内的工资水平。在埃及学者阿明看来，尽管发展中国家总体上落后于“中心国家”，但由于工业部门所采用的生产技术与中心国家相比十分接近，因而两者的生产率水平差距不会太大，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却大大低于中心国家，结果导致贸易双方交换的不平等。桑克尔也认为，不平等交换是“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贸易的主要特点。在他看来，这种不平等的交换不仅指外围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还包括在投资、技术转移、租税以及跨国公司等事务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讨价还价能力上的不平等，发展中国家在贸易中的这种不平等地位导致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恶性循环，也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它们调整国内生产结构、制度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步伐。
三、激进主义传统的现实影响
从发达国家激进学派对正统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中，人们不难看出，他们的许多观点和结论与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例如，他们关于经济剩余概念，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以及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认识等都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意。激进学派虽然热衷于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但并没有找到实现这一理想的有效途径，从而使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同时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设计无论是在资源配置上还是经济决策问题上都表现了很大的矛盾。在对正统经济学的批判上，尽管毫不留情，时而还切中其要害，但在其理论的阐述中又明显地可见正统经济学的烙印。而崇尚激进主义的学者们在发展中国家的办法与出路上的见解又有惊人的不一致。有的认为，改变现状的出路在于改变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结构（包括生产结构、制度结构和社会结构等）。也有的主张，通过实行地区经济一体化、订立国际商品协定和发展本国技术可将发达国家的控制力降低到最小限度。还有的学者指出，除非将整个世界体系改造为社会主义体系，否则，发展中国家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有的学者干脆提出，发展中国家应当退出不平等的国际经济体系，与发达国家“脱钩”，走发展中国家集体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
在全球经济发展一体化的趋势已呈现出不可抗拒的前提下，各国经济发展呈现出相当的不平衡的特点。这就决定了世界各国的发展既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同时又由于竞争势必会造成世界经济大战，从而最终影响世界经济的整体发展。因此，在信奉激进主义的理论家们看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就是从西方输入现代化发展模式，就是西方的自我复制。因此，尽管战后的现代化运动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但在最初的发展理论视野中，仍然只不过是西方这一地域性发展模式的放大而已。但是，随着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扩大，不发达国家看不到真正的社会发展，从而引发了我们在前面阐释的依附论和不发达理论对现代化派的批判。特别是70年代后期出现的世界体系理论认为，社会发展并不发生在各个孤立的国家和民族，而产生于一特定的世界体系之中，发展的基本单位是世界体系。于是，发展理论的研究者开始由西方化方世界化转变，特别是向发展中国家转变。这表明激进的发展主张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一方面要打破发展就是西方化、单一直线化的发展观念，应该由各个民族和国家自己设计和选择，而不是从发达国家输出发展理念与方式。另一方面，应该摈弃把发展当作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事情的观念，把发展同改变不合理的世界格局联系起来。
应该承认，发展中国家的激进主义学者们能够采用与正统西方经济学截然不同的视野和方法，分析当今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两极分化、不平等交换等现象，以及支配——依附关系和剥削与被剥削的实质，丰富了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宝库，并使人感到耳目一新。然而，一些激进主义学者提出的一些政策性建议和措施，不是显得过于悲观、消极，就是带有某种幻想。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人类共同面临的两大主题，任何一个国家的改革与发展不可能完全与其他国家无涉。由于发展的起点不同，文化传统、历史条件的差异，又决定了各民族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必须适合本国的国情，必须处理好发展的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避免传统发展观指导下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文化价值的断裂现象，减少发展进程中人们精神的冲突和震荡。因此，未来的发展路径应该是“内源性”的发展，即应该是立足于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基础上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富强，既不能寄希望于发达国家的“恩惠”和“施舍”，也不能指望通过逃避现实，寻找“世外桃源”的做法来实现。唯一的出路在于抓住时机，把握机遇，孜孜以求，通过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和创造，才能实现社会福利的显著改善。激进主义传统虽然存在着种种缺陷，然而，即使是正统经济学有时也不得不承认，作为经济学及其他有关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流派的延续和思想史中的一个重要运动，激进主义以其特有的方式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两方面影响着发达国家的许多人，特别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激进主义产生的主要意义表现在：它提醒人们应当在社会科学许多有待开发的领域中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同时还告诫人们，在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时，不要忘记关注那些关于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以及所有制、收入和权力分配、外部因素等等带“根本性”、“永久性”的问题。
总的看来，对经济学领域的激进主义传统而言，主流派经济学家大多采取了藐视的态度，认为它仅仅是政治态度的一种表达方式，而不是认真追求真理，但也有少数主流派经济学家认为激进派提出的一些论点可以作为正统经济学的补充。从整体上看，在发达国家激进主义传统的影响只是局部的、不彻底的；与此相反，由于激进主义崇尚改造与变革的传统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实际，激进主义传统的影响则是全面的、深刻的。尽管经济学的激进主义传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一种理想的浪漫激情，而且大多接受了一种乌托邦理想，强调知识分子的自身角色、政治认同、意识形态、历史观念等都要与一种激进的、中心的、为未来乌托邦而努力的姿态，但其理论底蕴还是进步和理性的。主流经济学也好，非主流经济学也罢，经济学家若不能透过国与国间的偶然分离，或不能忘怀各国不同的制度，去研究经济学的问题，他们的研究绝对不能得到十分满意的结果。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反对正统、挑战权威的激进主义传统特别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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