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题与环境文化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建设论文,环境问题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环境问题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焦点。全面保护人类生存环境，在解决环境危机基础上实现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成为历史选择与自觉行动。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文化视角观照环境问题，把环境问题纳入文化研究的框架，科学地界定与诠释环境文化概念，确立环境文化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对于解决中国环境问题意义重大。
1 环境文化涵义及其发展历程
1.1 环境文化涵义
环境文化是指一切有关人类认识、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环境的事物与相应的行为、心智状态的总和。著名哲学家王续琨教授认为：环境文化是表征人与自然的生态文明相互关系的历史范畴，有环境技术文化、环境行为文化、环境规范文化与环境心智文化4个子系统。环境文化在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占有特殊地位，能提升现代化质量，促进其指标体系的协同与融合。人是自然界亿万年长期演进发展的产物。人作为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既依赖于自然界而生存与发展，又能动地作用于自然界，人能够予以认识与施加作用的那一部分自然界就是通常所说的环境。人对环境的认识与适应表现为文化，人对环境的利用与改造也表现为文化，即环境文化。由此可见，环境文化是一个表征人与自然界相互关系的历史范畴。它随着社会的演进而演进，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
在现代社会中，环境文化渗透于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换言之，每个人的举手投足、行为言谈都与环境发生着某种联系，都映衬、折射着某个层面或某种水平的环境文化。孕育与形成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环境文化具有复杂的结构。按照层面分析法，可以将环境文化区分为环境技术文化、环境行为文化、环境规范文化、环境心智文化等4个子系统，参见图1。
图1 环境文化结构
环境技术文化是指人类技术活动作用于环境而产生的各种物化形态的文化现象。它是环境文化的基础层面或表层子系统。环境行为文化是指人类社会中对于环境质量具有一定影响的生存行为。它是环境文化中处于第二个层面的子系统。环境规范文化是指对人们作用于生存环境的行为具有约束、调节作用的社会管理手段。它是环境文化中处于第三个层面的子系统，通常包括环境保护法律与法规、环境与环境保护的行政管理体制与机构、环境与环境保护的管理方式与制度等等。环境心智文化是指人们对环境状态、环境问题的心理反映以及相应的精神产品，它是环境文化中居于最高层次的子系统，包括环境意识、环境理念与环境科学知识、环境信息、环境文学艺术等等。其中，作为环境心智文化核心的环境意识，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关于环境的自觉而清醒的感悟与认识。环境意识是人脑对于所处环境及自身与环境相互关系的能动反映。具有环境意识的人，能够随时地从环境的角度、从改善人与环境的关系方面思考问题并采取相应行动。环境意识通过环境理念、环境科学知识、环境文学艺术等对环境规范文化、环境行为文化、环境技术文化的演变产生决定性作用。
按上述层面分析法，由4个子系统构成的环境文化，存在复杂的内在矛盾运动，即环境技术文化与环境行为文化、环境技术文化与环境规范文化、环境技术文化与环境心智文化、环境行为文化与环境规范文化、环境行为文化与环境心智文化、环境规范文化与环境心智文化之间均存在着互动关系。只有具体地分析这些互动关系，才能正确地认识环境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与机制，找到建设生态城市的着力点。
1.2 环境文化发展阶段
文化与文明这两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文明通常可理解为文化发展程度、进化程度的表征。环境文明指数是反映环境文化发展程度的量化指标。环境文明指数与多方面因素有关，如被研究区域的绿化率、人均居住面积、人口密度、饮水质量、空气洁净度、垃圾分类处理的比例、居民健康状况（人均寿命）、万人大学生比例、环境教育普及率、居民环境满意度等等。测算环境文明指数，既要建立起可以量化的指标体系，又要利用特尔斐法等手段确定每项指标的权重。不同国家、城市社区的环境文化发展水平，皆可通过测算环境文明指数而获得定量的比较结果。
作为历史范畴的环境文化，大体经历3个发展阶段。第一，古代——朦胧状态的环境文化。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科学知识极为贫乏，人类在总体上对自然界采取敬畏、膜拜的态度，但也曾闪露出天人合一的真知灼见。各个民族有着不同的生活习俗，各种宗教有着不同的信仰、禁忌，对环境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沿袭刀耕火种生产方式的民族，会使其长期耕种的山地出现严重的水土流失，导致环境技术文化的不断恶化。不杀生、不食荤的宗教禁习，不仅将使大量动物免受杀戮之灾，减少了物种灭绝的可能性，而且也会渗入人们的环境心智文化之中，形成具有宗教色彩的环境伦理观。
第二，近代——异化状态的环境文化。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后，生产力获得空前发展，人类陶醉于自身干预自然界的能力与“征服”自然界的胜利，盲目而贪婪地掠夺与消耗自然资源，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增长。科学作为知识体系，反映着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一般而言，科学越发展，环境文化也就越先进。然而，当科学通过技术转化为物质力量、物质产品时，既扩展环境技术文化的范围，却又可能对人类生存环境产生某些不良后果甚至严重破坏，亦即出现反环境文化。工业生产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践踏花坛、草坪，随地吐痰、便溺、滥捕乱杀野生动物，砍伐天然森林，研究与制造化学武器、基因武器等等，均属于反环境文化现象。
第三，现代——醒悟状态的环境文化。由于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人们开始反省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对立起来的发展道路，初步树立起环境危机意识。科学技术应用的两重性，诱发与孕育了呈现醒悟状态的现代环境文化。当代人必须学会正确、合理地运用科学技术成果，使之对环境文化产生正向作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确立，为实现环境文化与经济的同步发展，实现环境（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提供了可能性。政治作为经济的集中体现，以往与环境文化也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但并不十分密切。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民众环境意识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政治家把提升环境文化、保护环境作为施政纲领的重要内容。理清环境文化的演进历程，有助于正确地把握与预测环境文化的未来走向，促进环境文化的进化与提升。
2 中国环境问题与环境文化建设意义
2.1 工业化与环境问题
当代中国环境状况的日趋恶化与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以工业化、城市化与区域分化为主要特征的城市现代化，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放权让利改革与控制体系变化为主要特征的体制转轨，以道德滑坡、消费主义兴起、行为短期化与社会流动加速为主要特征的价值观念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加剧城市环境状况的恶化。导致现代化中严峻的环境问题。
尽管中国环境问题（特别是生态破坏问题）早就存在，并且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但是当代中国环境状况日趋恶化，与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密切相关。作为现代环境问题主要内容的环境污染是工业化的直接产物。首先，目前中国的高速工业化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环境问题呈尖锐化趋势。从工业增长速度上看，20世纪50年代，我国工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5%，60年代为3.9%，70年代为9.1%，80年代为13.3%，90年代高达17.7%。这样的高速度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时程中是罕见的。
其次，从工业发展过程看，工业发达国家一般是先轻工业与加工业（对环境污染较轻），后基础工业、重工业（对环境污染较重）的发展模式，我国却反其道而行之，把基础工业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工业结构趋于重型化。重工业以能源与矿产品为主要原料，大大刺激了石油、煤炭、电力、冶金、建材、化工等初级加工部门生产的大幅度增长，而这些产业的迅速增长大大加重了环境负荷。
第三，我国的工业化基本上是由三股力量所推动，即：原有工业的扩张、国际工业的转移与乡镇企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后两者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原有工业的扩张大多是在技术水平很低的基础上进行的外延扩张，工业技术水平低是难以减少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而被誉为“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的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以来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由于其技术起点低、能源与原材料消耗多，加之布局不合理，生产管理不健全，用于控制污染的投入有限，从而造成了更大的环境污染危害。此外，我国在吸引大量外资投资办厂的同时，也正在成为发达国家转移污染型工业企业的重要场所。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就曾指出：在引进外资中，至少有1/4属于污染转移的范围。
第四，我国工业化的组织方式不利于遏止环境污染与破坏。一方面，大多数乡镇企业规模偏小，稳定性很差，随利转移，不易集中管理。甚至失控，基本没有、也不可能进行污染治理；另一方面，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乡镇企业，都在很大程度上有着片面追求产值的倾向，削弱了企业对环境问题的治理力度。
2.2 城市化与环境问题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是根据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确定的。据估计，我国目前的城市人口已占到总人口的30%以上。历史地看，我国城市化呈加速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在改革开放以来表现得更加明显。快速推进的城市化所直接导致的环境问题主要包括：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噪声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辐射污染和对自然生态及土地的破坏与污染等等。
更深入地分析表明，快速推进的城市化酿造了破坏环境的机制。首先，快速城市化造成一个地区人口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但是文化变迁步伐则显得缓慢，从而导致文化下滑。这一点在宏观层面的表现是城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不协调，在微观层面则表现为许多城市居民自身素质与现代城市生活不相适应，缺少市民意识与过公共生活的习惯，从而导致不利于环境的各种行为。其次，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基本上走的是外延式扩张的道路，在侵占大量耕地的同时土地利用率却很低，从而造成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第三，改革开放以来，小城镇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我国城市化的高速度发展，加剧了环境污染与破坏。第四，在高速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相对落后的城市规划与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也加剧了环境污染与破坏。
2.3 区域分化与环境问题
不平衡性是中国城市现代化的又一重要特征。这种不平衡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即地区（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也就是区域分化。有关研究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地区（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逐步扩大。从总体上看，城乡之间的迅速分化加剧了环境破坏程度。
首先，这种分化是在社会动员逐步扩大的情况下发生的。一个地区的落后如果没有与其它地区的先进形成对比，一般不会对该地区的成员造成压力。但是，一旦该地区居民知道外面的世界更精彩，他们自然会产生对这种美好生活的向往，从而强烈地刺激其赶超愿望。就中国实际情况而言，由于这种强烈的发展冲动所导致的无序开发，对于生态环境的威胁是巨大的。
其次，区域分化的背后实际上是不平等的社会经济体系。在不平等的社会经济体系作用下，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作为东部地区的原材料与能源基地尽管有所发展，也是依附型的，其自身获利甚微。因而在造成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同时，却无力投入必要的资金进行环境保护。如果终止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关系走自主发展之路，势必又会造成不合理的社会分工与产业结构的低水平重复，无论是对资源使用，还是对环境保护，都是不利的。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已经积累了这方面的很多教训。
第三，区域分化为发达地区通过投资办厂与销售落后设备进行污染转嫁提供了便利。早期的乡镇企业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上述过程的产物。
2.4 社会体制变革与环境问题
当代中国社会体制转轨是全方位的。但是，更为关注的应是从计划到市场、从集权到分权的改革以及当代中国社会控制体系的转变。这三方面互相关联，并且都对环境破坏有着较为直接的影响。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明确了市场导向。中共十四次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然而，选择了目标并不等于实现了目标。需要强调的是，目前实际上仍然处于从计划到市场的过渡时期。一方面，市场机制在逐步引入，成为资源配置的一种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仍在发挥作用。在这两种体制的交叉时期，任何一种体制实际上都是不完整的。正是这样一种过渡时期的不完整的体制交叉，对当代中国环境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首先，这种状况会加剧、扩大“市场失灵”。在转型期，一个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意味着管理无序。这种不受约束或很少受约束的市场经济，其外部不经济性也表现得更为明显。在某种程度上，内部成本的外部化是一些乡镇企业成长、发展的重要条件。
而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发展本地经济的考虑，也往往纵容这种内部成本的外部化，也就是所谓的“先污染，后治理”。同时，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仍然起作用的情况下，由于产权不明晰，加剧了企业经营者的短期行为，使得他们只考虑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从而忽视了环境保护。
其次，这种状况使得政府与企业的互动关系复杂化。政府所面对的企业不再仅仅是国有与集体企业，还包括大量的私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等，这就使得政府进行环境管理的难度增加；政府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逐步在改变原来那种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环境管理方式而采取一些经济手段进行环境管理。但是，一方面由于政府并不熟悉经济手段，同时也不可能花很大成本进行研究，所以很多经济手段，例如排污收费制很不完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具有象征意义。另一方面，对于企业而言，它在执行政府的有关政策时，更多地考虑到这种政策对企业自身效益的影响，因此，在很多时候对于政策执行要打折扣。甚至一些企业在与环保部门的互动中，总在考虑如何钻政策的空子，以截流或套取更多的资金上的好处；在政企关系开始转变、有关市场规则尚不健全以及企业自我约束很弱的情况下，行政管理手段向经济管理手段转变的本身，就意味着环境管理的效益可能会降低。例如，以前可通过银行直接收取排污费等等，但现在却遇到了麻烦。
第三，政府在创造市场的同时，并未象原来预期的那样逐步退出市场，而是又在强化着对市场的干预，甚至其本身也开始市场化，以更多地卷入经济活动，使得政府自身具有相互冲突的目标，大大降低了环境保护与环境管理的效益。这种情形在地方政府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第四，环境管理本身已成为某些人谋取自己利益的手段，而改变了其保护环境的性质，这是最典型的“政策失灵”。一方面，受原有计划体制的束缚，政府财政所提供的环保人员编制与经费非常有限，而实际的环保工作又比较繁重，因此向企业收取有关费用就兼有维持环保机构自身生存的目的。这样就发生了所谓的“目标转换”。另一方面，一些官员为了私人利益，也可能放松甚至放弃有关的环境政策，只要自己的利益得到满足就行。
从另外的角度看，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体制改革过程可以概括为“放权让利”。这种放权让利的过程不仅削弱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而且在其它因素的作用下加剧了社会摩擦与冲突，导致地方主义与部门主义泛滥。所有这些变化，毫无疑问都阻碍了公共物品的环境保护。放权让利的一个最明显后果就是社会资源的迅速分散与转移，这种分散与转移表现在两个方向上：一是原来制度结构之外的新的地位群体的出现，以及占有资源的大幅度上升；二是原有制度结构之内的资源向地方部门与具体单位的分散与转移。
这种资源分散与转移又导致了两个最直接的后果。一是政府所面对的不再是完全仰赖于它、具有高度同质性并组织完好的各种管理对象，这些对象在以往是可以通过整齐划一的行政命令进行直接调控的。政府所面对的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高度异质的多元化且非常松散的管理对象。这样过去那种整齐划一的管理规则，特别是行政命令式的管理便不再完全有效。仅仅由于管理的复杂性增加与管理规则的转换，就大大增加了失控的可能性。
另外一个直接后果是削弱了政府的能力，特别是通过削弱国有企业的纳税能力而削弱了政府的财政能力。而政府财政能力的削弱，一方面意味着财政支出、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削弱。很多公共物品的提供，不得不转而依靠地方政府。而在地方强烈的经济冲动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往往会绕过国家的监督，采取各种“变通”的手段，忽视环境保护工作。另一方面，它削弱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一是软政权化；二是地方政府与各部门（甚至包括国有企业）对于中央政府依赖性的降低。这些无疑会使政府权威下降与管理软化。
放权让利还产生了一个重要后果，即社会利益冲突的显性化。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个人、地方、部门或企业的利益被强化，显性化的社会利益冲突广泛体现在个人与个人、体制内与体制外、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部门与部门之间。并且这种冲突又为中国历史上的“割据主义”文化、封闭排外的小农心理与原有体制下的实际分割状况所强化。为了满足眼前的一己私利而损害他人利益，甚至置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于不顾的现象普遍存在。
上述种种后果，不仅表现在各种利益主体为了自身利益而加剧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上，而且表现在他们很难走到一起，共同对付所面临的环境问题上。目前，中国许多区域性环境污染与生态失衡就是明证。
2.5 城乡二元控制与环境问题
当代中国城乡环境问题发展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所造成，具体体现为控制手段的二元性与控制过程的二元性。社会控制的手段多种多样，主要包括组织手段、制度手段与舆论手段的二元性。
一是组织手段的二元性。改革开放前，城市的组织控制是通过各种单位进行的。社会成员只有进入某类单位才能取得身份的合法性，并获取一定的社会资源，因而社会成员对于单位有着某种程度的依附性。在某种程度上，它实际上是国家机构的一种延伸。尽管城市的单位体系在逐步解体，对于国家的依附性也大大降低，因此，通过单位控制也有弱化的趋势。但是，单位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时间内一直存在。很多改革是通过单位进行的；很多政策也依然依靠单位才得以落实。各类单位包括国有企业，并非在一夜之间摆脱了国家控制，它们依然与国家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城市中的组织控制仍然在发挥一定作用。
在广大农村，随着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原来一度强有力的组织控制体系——人民公社组织迅速瓦解，农村的组织控制力量大为削弱，甚至出现了较大范围的失控现象。时至今日，农村基层组织瘫痪，农村失控的现象依然严重。在正式组织衰落的同时，农村开始了“非组织化进程”，各种非正式组织，如宗法组织大量出现。这些组织对国家具有潜在的危险：国家再要动员社会来实现那些与家族利益不一致的社会目标将会困难重重。从最直接的意义上说，城乡环境保护组织，无论在规模、力量，还是在其合法性也都明显地存在着城乡二元性。广大农村的环境保护机构与组织薄弱，这是乡镇企业污染呈加剧趋势的重要原因。
二是制度手段的二元性。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从一开始就把重点放在大城市、大工业与大工程上，在农村环境问题特别是乡镇企业污染问题日趋严重的今天，依然如此，以往制定的许多技术政策、法规与标准，主要是针对城市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与农村乡镇企业与农业环境保护相关的环境政策与法规体系还不健全。此外，在制度控制的实施方面，城乡之间的规范化程度也很不一样，由此所导致的效果也不一样。因此，在城乡环境控制的制度手段上所具有的二元性非常明显。
三是舆论手段的二元性。社会舆论对于社会控制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舆论的产生有多种途径。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播媒介是制造舆论的一个重要的社会设置。通过提供信息与制造舆论，大众传播媒介监督、诱导、影响甚至决定着许多个人与团体的行为。很明显，大众传播媒介在城市中的普及率比在农村要高得多。这不仅是指媒介的数量方面，还包括公众对于媒介的实际接触。由于城乡居民文化程度、工作方式与生活方式上的重大差异，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有着更强或更多的接触媒介的倾向或机会。这就意味着，传媒对于城乡居民所产生的影响大不相同。
此外，由于城市居民水平高于农村居民，所以与农村地区相比，城市地区的经济发展压力相对小些。因此城市人比农村人更有可能接受有关环境价值的理论，而在农村，发展经济的舆论则更容易为人所接受。所以，从受众的选择倾向上来看，大众传播媒介所制造的舆论，城乡反响也不同。还有，在现代都市生活中，许多个人与团体自身的形象关注，害怕因公开曝光而导致形象受损。因此，城市人有某种自觉接受舆论监督的倾向。而在广大农村，这种意识并不明显。人们也许只关注有限范围内人们对于自己的看法。
所谓控制过程，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自在控制与自为控制相结合的过程，二是控制与反馈相结合的过程。从自在控制与自为控制相结合的角度来看，城乡之间存在一定的二元性。一方面，在城市不仅有着较为完善、有力的外部自为控制，同时，由于居民对环境及有关环保政策法规了解较多，并且具有一定的环境意识，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自我约束。控制过程比较全面，效果较好；另一方面，在广大农村，人们对于环境问题与有关环保政策法规缺乏了解，环境意识较差，不仅导致自我约束的不足，甚至使得许多个人与团体难以接受不健全的自为控制。这种控制过程的缺陷，必然会降低控制效果。从控制与反馈相结合的角度来看，城乡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二元性。一方面，由于城市居民能够认识到环境问题及其危害，并且更多地接受有关环境价值的理论，拥有较强的反馈能力（如通过媒介、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环境利益的能力），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监督政府、促进政府采取有关环境控制措施的重要力量。甚至可以说，政府对于环境的控制与管理，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城市居民的压力。在某种意义上，政府的环境控制活动是对公众压力的回应。因而，在一些城市，控制与反馈形成了良性互动；另一方面，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迥异，农村环境控制表现出明显的单向性与强制性，缺乏积极的反馈，导致控制效率的降低与反馈的恶性循环，最终使控制的努力失效。
2.6 价值观变化与环境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发生根本变化，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种思想观念的重大转变，对于全体社会成员构成一种规范性的压力与刺激。包括道德滑坡、消费主义、行为短期化与人口流动对于中国环境的负面影响等等。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道德状况的发展难以令人满意。一项调查表明，82%的被调查者表示同意“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道德水平反而不如从前了”这一说法。由此可见，道德滑坡是当代社会转型中的客观事实。事实上，道德滑坡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缺德是正常的，有德倒是有些“不正常”。而且缺德者通常获益，而有德者则受损。这种不正常的道德状况对于环境保护不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导致环境破坏行为加剧的重要因素。
环境是一种特殊的公共物品。对于这种公共物品的提供与保护，需要社会成员具有相当的公德意识，应考虑社会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而所谓道德滑坡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社会公德的败坏。当代社会公德的败坏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个人中心，自我封闭，缺乏社会关怀。过分关注自己的小圈子，缺乏起码的社会责任感。“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等形象地概括了这种心态。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缺乏起码的基础。其二，化公为私，占公家便宜。从经济领域来看，当前国有资产的重大流失，就是这种活动的结果。一方面，对于公有环境资源，你争我夺，据为己有，而不考虑后果。经济学家哈丁所描述的“公地牧羊”之悲哀在当代中国有许多翻版。其三，以邻为壑。人与人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丧失了基本信任，往往为了一方利益而不惜损害另一方利益，“唇齿相依”、“远亲不如近邻”、整体利益，都不在考虑之列。其四，只顾眼前，没有长远眼光。人们为了获得眼前利益与满足，已经无暇考虑长远问题。在农村，一些农民在污染强度很高的环境中工作，连自己的生命都不再珍惜，哪里还能顾得上子孙后代。其五，物欲横流，拜金主义。何清涟先生指出：“追逐金钱的活动，在中国从未形成这样一种全民参与、铺天盖地、势头汹汹的金钱潮；对金钱意义的张扬，也从来没有达到这样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在商品大潮的强力冲击下，商品拜物观念已渗透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意识深处，以至教养、文化水准很不相同的社会各阶层，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其行为方式之不道德在本质上竟没有多大差别”。
狂热的拜金主义不仅使得人们公然违反任何公德，也使人们忽略了对于环境质量的热爱。在研究环境问题时，往往容易忽视消费因素，特别是现代消费主义流行的负面影响。正如丝达奇在给杜宁所著《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一书的序言时指出的：“消费是三位体中被忽略的一位，……，这个三位体中的另外两位——人口增长与技术变化——已引起了注意，但消费却始终是默默无闻”。杜宁自己也认为：“只有人口增长能与高消费相匹敌成为生态恶化的原因，但至少世界上的很多政府与人民已经把人口增长看作是一个问题；与之相反，消费却几乎一直被普遍看作是好事——确实，消费增长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首要目的”。
一般而言，大量消费对于环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增加对资源的压力；产生过多的废弃物，特别是生活垃圾；通过带动工业发展而加剧环境污染；破坏生物多样性；破坏自然景观。而现代社会中的消费主义号召大量消费。对物质产品毫无必要地更新换代，大量占有与消耗各种资源与能源，随意抛弃仍然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采取地球资源难以承受的、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等等。这里，消费已经不是基于人之生存的基本需要，人们为消费而消费，并把消费看成是人生的最高目的。二战后，消费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最先大规模流行。由于社会经济的日益全球化，消费主义已经进入中国，并产生了负面影响。尽管从总体上看，我国居民的消费主要还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那种消费至上、为消费而消费的观念与现象对我国的各种资源提出了挑战，并加剧了环境污染与破坏的趋势。近年来，生活污染的份额日渐上升，同时，垃圾围城现象也日趋严重。
改革开放之前，短期行为也存在，特别是政府的经济冒进行为，给社会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进一步说，任何社会都存在短期行为，都存在急功近利的投机冒险。然而，短期行为如此普遍，以致于整个社会行为在某种程度上都有着短期化趋势，与短期行为相对应的长期行为甚至失去其合理性，这样一种状况与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加速转型有关。孙立平将短期行为特征概括为以下方面：短期行为普遍化；在个人性的短期行为之外，出现了一种群体性短期行为；社会中形成了影响广泛的“短期行为文化”。短期行为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自我强化。也就是说，如果行为者开始采取短期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将意味着他会继续、反复地采取这种方式，在这种行为背后，隐藏着强烈的赌徒心理。行为短期化对于环境危害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保护环境要求具有全局的、整体的与长远的眼光。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直接加剧了环境状况恶化的趋势。
2.7 人口流动与环境问题
改革开放24年，如果用一个字加以概括，那就是“动”字。中国社会真正地“动”起来了。人、财、物，无论是流动规模还是流动频率，都比以前有所扩大或提高。特别是人口流动日趋加剧，更为引人注目。中国人本来是有着深深的乡土情结的。特别是中国农民，他们与耕作的庄稼一样，深深地根植于土地之中。他们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依附土地，而是与土地有着“生命之源”式的关联，犹如鱼与水那样不可分离。在传统的乡土中国，定居是常态，而迁移往往是非正常的。
但是，在当代中国，这种“安土重迁”无论是作为一种曾经存在的事实，还是作为一种观念，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当代中国人口流动规模与频率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与改革开放前的情况相比，反差则更为明显。广大农民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自发地走出了土地，走进了工厂，创办起今天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乡镇企业。尽管政府鼓励所谓“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但是，离土的过程一旦开始就呈不可逆转之势。农民们从来没有象今天那样不再留恋土地。他们离乡背井，拼命地寻找其它的财富之源。那曾经散发着芬芳、凝聚着自己血与汗的土地，一夜之间变得陌生。对于许多年轻农民而言，离开生养自己的土地，洗掉身上的泥土，则意味着美好前程的开始。流动的世界，流动的人口，给人们造成一种居无定所、心无所寄的感觉。周围的一切仿佛转迅即逝，人们越来越感到自己不过是匆匆过客，飘泊的心情在一天天滋长，不知到哪里是家园。他们将自己连根拔起，随风飘荡。这样，人们就很难对环境产生情感，也很难踏踏实实地去保护环境。农村生态环境状况的恶化，实际上是农村衰败的一个方面。而这种衰败，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不再对它留恋有关。
实际上流动的人口与飘泊的心情已经使人们对污染与破坏环境毫无犯罪感。人们乘火车，在铁路线两侧，与白色的垃圾长龙同行；人们乘轮船，在大江大河上，一起一伏，随波逐流的是发散出臭味的各种垃圾；在旅游景点，有人在一番享受之后，还要留下“纪念物”。
3 以可持续发展为主导的环境文化建设
中国环境状况的日趋恶化，与中国现代化紧密相关。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体制转轨与价值观念变化，无不对环境恶化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与叠加效应。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现代化中的环境问题，应该把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环境文化建设的指导原则。第一，走城市集约化的发展道路。一个城市能否称之为可持续城市，主要是看其在自然环境、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等方面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中国的城市环境问题与过去十几年实行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直接相关，这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一方面要强调发挥城市的规模效益、集聚效益，以便加快城市现代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协调城市现代化、经济发展与环保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人口、社会、环境等各方面的协调发展。因而，建设高效、优美、节能、舒适的现代化城市就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第二，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城市是区域的中心，区域为城市发展提供空间与各种物质支持，如城市社区居民所必须的粮食、肉、蛋、奶、蔬菜、水果等各种农副产品主要来自周围广大农村地区。城市与区域的这种关系说明，保护好城市区域特别是周围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提高城市区域的自然环境承载能力将有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因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既离不开经济发展，也有赖于城市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为此应在全国或地区范围内协调好城市区域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重视城市规划与区域规划、城市开发与国土整治的有机结合，实现城乡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生态效益的统一，从而推动先进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环境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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