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教改”话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改论文,沉重论文,话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知识经济等已是人们的热门话题。科学、技术、知识必须以教育为基础，而科学的、合理的教育体制又是办好教育的必要前提。遗憾的是，这方面的情况却不尽人意。
以高校为例。50年代奠基的高等教育体制之症结是：教育行政化，高校不是或不完全是真正意义上的高校，而是行政体系（广义的行政体系，包括党、政、团、各种“群众”组织等官僚队伍及准官僚队伍）在高教系统的延伸。其主要特征是：庞大的行政队伍（包括主管部门的和学校内部的）是支配和支撑高校的真正主体；单位和人员按权力框架编排在不同的位格等级中；权力意志是高校运作的根本的价值信号；权力价值标准和价值根据是评价人的行为、肯定人的价值的根本标准和根据。教育行政化导致了如下严重后果：
1、主体倒错。高校的主体本应是教学、科研人员， 行政人员是为教学、科研服务的。计划体制反宾为主：官僚和准官僚是主体，行政人员是支配学校的核心，他们依据权力意志指挥、编排教学科研人员。教学、科研人员在相当程度上成了行政系统上的“螺丝钉”，成了执行权力意志的工具，没有独立自主发展的可能性，在既无压力，也无动力的环境中应付差事。结果，他们有的没有责任感，没有主人翁意识，敬业精神萎缩；有的觉得屈才，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甚至觉得报国无门。当然，行政队伍中也不乏技术精英，特别是许多主要领导往往是学术带头人。但由于整个高校体制行政化，所以这些人员也行政化、官僚化。他们一般不是作为学术带头人而是作为官僚在发号施令。
2、价值系统倒错。 行政体系自身衍生出一套价值系统：顺应党政体系的价值信号为善、符合权力意志的为善、有利于证明该体系合理性的为善、有利于权力位格之升迁的为善，等等。教育行政化的结果之一是：评价人及其行为的价值标准、价值根据不在教育本身，而在行政；行为的价值不取决于教育价值、学术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而是取决于它与行政系统、权力价值的顺应度。这样，高校教育就变味了，走调了：学校做大量于教学、科研无实际意义的事；踏踏实实的教学和严肃的学术研究赶不上官场逢迎和钻营，竞争不过赶政治浪潮，等等。权力价值无法把握教学科研方面的实质价值，不得不依权力意志制定一些形式化的指标，如工龄、年龄、科研经费获取量、论文字数、得奖和兼职情况等，以此代替学术性的指标体系。这一指挥棒又驱使人们不做扎实的教学研究工作，而是为迎合形式化指标疲于奔命。
价值的倒错也表现为权力价值标准是评价、肯定人的价值的标准。工资、住房、职称等明价值，机遇、特权、灰色收益等暗价值，都依据权力位格、权力意志。真正的教学科研人员既不能享有行政人员的明暗价值，也不能享有后勤人员（他们控制住房、能源、交通、市场、饮服等实际权力）的暗价值。教育资源按权力位格、权力意志分配，使本来少得可怜的经费得不到合理利用。诚然，一些很有成就的教学科研人员被委以重任，获得各种职务、头衔，这表面上看是“重视”知识分子，实际上正好是知识分子不被重视的证明：正因为知识价值不被承认，所以要把他拉到行政、准行政的位置，在那里价值才被承认。如果知识有价值，教学和科研价值被承认，在教师的职位上不就得了，何必跑到官僚系统中沾别人的光？越位是要付出代价的：一些学业上极富才能的人不甘清贫和被冷落，跻身于官场，精力被耗散在庸俗的逢迎、吹拍中，甚为可惜。
3、不合格的和伪劣的现象严重。机关办大学是扩张权力、 取得政绩的一种形式，结果盲目办学成了一种社会冲动；为了权力位格的升迁，人为拔高（教研室升系、系升学院、设专业、争博士点硕士点等等）成了一种社会冲动；由于行政干部滥用职权、赶政治浪潮、争政治荣誉、官场钻营、学术标准政治化等原因，非教学非科研因素取代教学科研标准成了一种社会冲动。结果，高校系统产生了大量无知识价值、教育和科研价值，但能满足行政系统需要的“伪劣产品”：伪劣教授、伪劣学科、伪劣学问（学术）、伪劣著作、伪劣科研成果……
4、机构恶性膨胀，冗员过剩。由于教育资源按权力位格分配， 结果人们的主要精力不是作扎实的教学和科研，而是作升格的运动。这种运动一方面表现为单位部门的升格，从而导致机构膨胀，尤其是行政机关日益臃肿；另一方面，大量人员为了机遇、特权、物质利益等，跻身于行政和后勤系统，使这两大系统人满为患；按行政构架编制人员的计划体制不能使人才正常流动，不能形成灵活、合理的用人机制和淘汰机制，这使得高校鱼目混珠，人浮于事，冗员堆积，特别是衍生出大量与高校正常运作无关的人员。
5、教育资源惊人浪费。盲目办学、 盲目升格的冲动就象经济领域的盲目上项目一样，低效益、低水平重复建设；教育的行政化使得高校要花大量人力物力用于非教学科研性的事务，大量资源被用于毫无知识价值、社会价值、教育与科研价值的行政、准行政行为；由于按行政构架编制单位和人员的计划体制，学校的资料、经费、仪器设备等往往被条块分割，形成部门间的阻滞和封闭，流通、合作困难，资源利用率低；按权力构架编制教职工的人事体制经几十年发展，衍生出大量与教学科研无关的人员，在学校享受工资、住房、医疗等待遇，分享教育资源。象国营大中型企业一样，高校的社会负担惊人沉重。
高校“教改”说了多年，今年部委机构调整又给教改提供了新的契机。但改革的现状、成效和前景如何？笔者实在不敢恭维，不敢乐观。问题的关键是，人们多在枝节上作文章而未触及根本，从结果上摆弄而未触及原因，注重形式而不注重实质。
谈教改人们往往理解为增加教育经费。教育经费固然是重要的，但如此多的冗员，如此多的无效劳动，增加经费也不一定能提高教育效益，很可能还刺激机构膨胀和人员堆积。
谈教改人们往往想到裁减教师。教师需要精减，但行政和后勤系统更要精减。高校的症结在行政系统，而现行的教改方案正好出自行政系统，正好在既定的行政框架中进行，正好不触及行政系统。结果，教师和教学活动成了被折腾的对象，还出现诸如此类的怪事：不合格的编外教师被安排到行政机关或后勤系统，反过来指挥、控制合格的教师。
大学的专业乃至院系确实需要调整。但当前专业调整面临两个问题：一是以行政手段、依权力价值标准调整是否合适？1952年用行政方式调整院系，使一些大学元气大丧，也导致高校结构不合理、学生知识结构不合理。现在是否面临同样的问题？例如用行政手段对高校进行合并、将院系升格，依权力意志设置和调整专业，究竟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权力价值标准与教育价值、知识价值不同，确是事实。二是市场成了左右专业设置的重要因素。高等教育虽然也要考虑市场因素，但它毕竟不是一种商业行为，不是搞文凭买卖的公司，不是搞产品开发的公司。当前高校专业设置和调整过多依据市场，忽视科学发展、学科发展、教育发展、人才品质发展等趋势，同样背离了教育规律和教育价值。
以上情形表明，当前高教改革还有一定盲目性，还没有对改革的目标、主体、价值等重大问题进行恰当定位。笔者以为，高校改革的主要目标是：
1、改变高校行政化现象，使高校独立自主地发展，走自己的路。 高等教育有自身发展的规律，因而必须独立发展，自主管理。必须按教育规律办事，必须承认科学、知识、教育的独立价值。与之相适应，教师应有学术自由。教学和研究是高度自由的探索性劳动，自主、自由是学术的生命。因此，高校改革首要的任务是从内外权力体系束缚中解放出来。主管部门应以法律监督、信息指导等相对超脱的方式进行宏观调控，无为而无不为。
2、恢复教师的主体地位，教师和科研人员应成为真正的主体。 这要求改变学术带头人官僚化、官僚“学术”化的现象，改变以行政标准、长官意志代替学术标准的现象，建立学科带头人的负责制，机关和后勤系统成为专家支配下的服务部门。
3、确立独立的教育价值。高等教育应有自身的价值标准， 其价值根据在教育本身。这种价值应是知识价值、科学（学术）价值、教育价值、人才价值、社会价值的整合。用这种价值标准评价人们的行为，对单位和个人进行肯定和否定。
困难在于，这些目标能否成为共识？进而能否得到实现？具体说：
1、观念转变的困难。要承认高等学校独立发展的事实， 承认高等教育独立的发展规律和独立的价值标准、价值根据，承认学术自由，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间，花了巨大的代价，才承认有独立的经济规律，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尽管如此，落实到实处仍然困难重重。高等教育独立的规律和价值要被承认甚至落实到行动上是否更加困难？
2、对官本位、权力核心体系解构的困难。 中国官本位传统根深蒂固，计划体制又使它登峰造极。高等教育要从这种体制中解脱出来，面临的阻力是可想而知的。即使形式化的解构能做到，无形的阻力也很难消除。
3、人事体制变革和利益调整的困难。高校要成功改革， 必须对以权力框架编制人员的体制进行解构，这就得裁减冗员、形成灵活的用人机制和淘汰机制，而这又涉及就业、工资、住房、机遇、特权、灰色收入等利益的调整。人们能经得起这一“阵痛”吗？
高校改革的上述内容每一项都是触一发而动全身的事，都有极其复杂的社会背景。换句话说，高校改革不仅取决于高校本身，更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从这一深处看，高校改革就更加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