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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N949;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08（2010）04－0001－07
民族系统（民族问题）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有自己产生、演化、融合和消亡的过程。每个民族都是独一无二的，民族之间的存在都是平等、独立、自由的。
民族没有优劣之分，只有发达、不发达和欠发达之分。
民族系统的差异存在，是民族问题产生的原因，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正像生物的多样性是生态系统演化的最根本的动力一样，民族系统的差别，与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社会演化过程中最精彩、最绚丽的一章。否则每个民族、每个民族国家都一样，世界岂不太平淡、太寂寞，因而消失了吗！
因此，在我们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中，民族的多样性是世界文明多样性的摇篮。人类社会只有文明的多样性，才能带来社会的进步、繁荣和自由，民族差异的多样性是整体社会和谐的基础。
1 研究民族系统（民族问题）的方法
研究民族问题有多种多样的方法，有科学的与非科学的，还有似是而非的方法。
1.1 传统的方法
依据传统思维，我们讲，“民族问题是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的互相渗透”的事物。“这里除极少数挑动民族纠纷、制造民族分裂、破坏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敌对行为以外，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我们讲，“差异就是矛盾、矛盾就是差异”。民族有差异，必然就是民族矛盾。
我们讲：“民族问题说到底就是阶级斗争。”
这里有四个问题：
（1）“极少数是多少？”中国起码有13亿人口，极少数不就是一个中小国家的人口数量吗？
（2）“两种矛盾互相渗透”也就是说，谁也说不清楚“什么是对抗性的矛盾”、“什么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既然大家都说不清楚，那一般老百姓就更难说清楚了。照此思路处理问题，岂不是难上加难！
（3）“差异是矛盾、矛盾是差异”，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有时矛盾与差异这两个概念是互换的，有时则不然。可见哲学大家也有不足之处。实际上正确的是黑格尔所讲：“同一过渡为差异，差异又过渡为对抗”，以及他的反思规定的，同一——差异——对立——矛盾的公式，都是正确与科学的。也正如恩格斯讲的：“同一性自身中包含着差异，这一事实在每一个命题中都表现出来”。
但在我们的“矛盾论”中，“矛盾”的概念就十分肯定了：“差异就是矛盾”，并且批判了苏联“德波林学派”的学说。因为德波林学派认为：事物在开始时只有差异并无矛盾，过程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后才有可能产生矛盾，但差异也不是必然要演化成为矛盾。
（4）既然民族问题说到底是阶级斗争：那么民族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取消了；民族问题也就自然而然成了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从此中国哲学界在“矛盾论”的指导下，中国的各种实践与生活中就没有差异了，都是矛盾，遍地是斗争，全国各行各业都是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斗争，大量的无辜者被整肃，你死我活就成为必然的结局。
如：1963年初，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从中央到地方没有什么人能够说明白什么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
再如：“反右”运动与“文革”中的抓“反革命”、“特务”、“叛徒”、“三反分子”，这些大“帽子”满天飞，但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帽子下面是什么。在民族问题上，抓“民族分裂分子”。如，内蒙的“内人党”等等，“帽子”发出去几十万，但“帽子”的定义不清，百姓遭殃。
还有一种办法，用一般社会科学的因果关系模型去研究民族问题，这是矛盾思维的另一种反映。因为民族之间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影响民族问题的要素很多，其中没有一个要素可视为是民族存在的充分与必要的条件。民族只能看成是系统要素的综合与集成，视民族为一个有生命的有机整体系统。
1.2 系统方法
民族（民族问题）是由民族产生的环境（如自然环境、生态条件与各种灾难，大自然的突变）与民族精神（思想、文化、语言、风俗和传统），以及民族的状态（如民族社会演化的深度、广度、范围、民族社会的经济、科技等）构成的。因此，民族的三个要素大致可概括为：
（1）民族所处的环境。
（2）民族的精神。（共同记忆，这比民族心理素质更广、更深）
（3）民族的状态。
这三个要素构成了民族系统的必要与充分的条件。
斯大林给民族定义的四大要素，解释不了犹太民族的发生、发展与存在，和其它民族的一些问题。当时斯大林就讲，犹太不是一个民族。但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犹太人不仅是一个民族，而且是世界上非常优秀的民族之一，并且还创造了一个民族国家。
当时斯大林不认为犹太人是一个民族，他主要的依据是犹太人没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没有稳定的共同体。但就是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之语）”，变成了一个结结实实的民族国家。
斯大林忽视了世界范围内的“反犹情结”和被“反犹情结”激活的犹太民族精神：思想、传统、习惯、文化等。犹太人创造了“圣经”，在“圣经”中讲，学习、祈祷、慈善是建立人类社会的三大支柱。因此，犹太人的优良传统是：酷爱学习，热爱知识，重视教育。在诺贝尔获奖者中有17％是犹太人。总之，就是一句话：在外部世界的强大“反犹情结”的压力下，犹太人产生了自己特有的一种精神，而这正是许多民族缺少的一种精神和民族魂，当然许多民族也缺乏这样的外部环境。
这恰恰证明了，事物系统演化的一个原理：自组织涌现规律。犹太人在一定的世界“反犹情结”它组织环境压力下，自组织涌现出一个以色列民族国家，这是犹太民族越来越优化的一个自然结局。
每个民族都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演化过程，都有一个越来越优化的阶段，如中国唐朝，在鲜卑民族它组织的外部条件下，演化出一个优秀的唐朝。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内部条件是，李氏王朝的指导思想不是孔学，是李聃（老子）的学说。没有这一条件，李氏王朝也不会形成唐朝盛世。
这是民族系统演化的条件性、环境性及民族精神的重要性。
民族作为一个有机生命系统一直是在演化过程中，如：
（1）美利坚合众国融合了法、英、德、意等数个民族，而形成的一个新的美国民族，它是一个成功的融合，其渊源于民族国家的结构合理，并产生了民族乘数放大效应，现在也不断地在演化过程中。
（2）融合了一百多个民族的苏联，在建国七十多年后又分离成16个民族国家，它是一个失败的融合，渊源于民族国家的结构不合理，而产生的反向民族乘数效应。
这说明结构原理的重要性，结构决定功能的重要性。
既然民族是一个复杂的有生命的巨系统，那它就有一个有机系统所具有的一切特征。
（1）自组织涌现、演化。
（2）有结构与功能。（三个要素的结构与一般社会的功能）
（3）在一定阶段上出现整体优化。（可能发生的一个阶段）
（4）有层次演化的规律。（大小民族的整合与进步）
（5）在整个演化过程中，是从民族的差异到民族的融合过程，也是社会进步的过程。在整体民族社会演化过程中，民族差异的非对称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以上特征，就是研究民族问题的主要科学方法。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也往往被人们所忽视，这就是民族的精神或民族魂与其产生的环境。我们知道民族是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也就是说民族越古老，就越是环境的产物，反之亦然。
2 民族系统的特点
2.1 民族的演化、融合的乘数原理
民族的演化与民族融合是同步的，并产生民族乘数放大的效应。这一点对我们的工作实践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如果把它们三者分裂开来研究民族系统、处理民族问题，将会推迟民族和社会的进步过程，并产生反向的民族乘数效应与巨大的破坏力。我们主动的掌握它，将产生神奇的效果。
（1）秦朝统一六国，形成了新的秦人，新的秦族。它不同于秦统一以前的秦民族。秦始皇把春秋战国时200多个民族统一为一个大帝国，整合出一个新的大民族；统一了文字、历法、法律、度量衡、货币、交通等。出现了“四海之内共一家”的状况。是空前造就了一个新的民族，为中国的大一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代中国的统治者构建了一个用了数千年的模式，为新的民族融合与演化提供了更大的平台。如果没有这一次重要的融合统一，中国就是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欧洲，分散成为许许多多的民族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演化与同化、融合是同步进行的，而产生的新“秦人”比以前组合的单一民族更优秀了，这就是民族的乘数放大效应。
（2）西汉前期与匈奴的和亲政策、和“关市”的贸易，出现了“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的局面。在艺术上产生了“大汉雄风”、“天趣为尚”，使汉代的雕塑升华为写意不写实，这是一个卓越的发展，它明显的区别于秦朝时代的艺术，这是历史性的进步。不仅民族演化融合了各民族的文化，还使艺术发生了质的变化，并进一步提升了新的民族素质，这是显著的民族乘数放大效应。
（3）魏晋南北朝出现了鲜卑族入主中原，产生了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敦煌石窟等绝代艺术珍品。在思想上玄学代替了儒学等等，它是中国人在新的平台上产生的一次新的飞跃和民族融合的巨大进步。
（4）唐朝与鲜卑的同化与融合。开国李氏唐朝的前三个皇帝夫人都是鲜卑族；唐朝最少用了7个鲜卑族的宰相，这就是民族演化与融合、民族乘数放大效应的典范代表，它给唐朝带来了空前的荣耀，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唐人。它是民族差异融合、乘数放大，加速了民族的演化与进步，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5）在元朝，成吉思汗先后统一了亚洲、欧洲450个封建部落、40多个国家，统一了700多个民族，使分散的民族系统走向系统整合的世界，创造了一个世界级的平台，是世界一体化的开端，它促进了科学技术与思想的交流。这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次民族大演化、大融合，它是一个典型的民族乘数效应，促进了世界民族的形成。
几乎每一个朝代都在进行民族的演化与融合。而其演化与融合的结果就是一个新民族的诞生与民族进步、就是1＋2＞3的飞跃，就是民族差异多样性相互作用的发挥，就是整体民族放大的效应、民族的乘数效应和倍数原理。在国外，美国建国200多年，已融合了许多民族。发展成了原来各个单独民族不可能达到的境界！表现出了政府乘数原理的效应，也是民族乘数放大效应的典型范例。在1917年后成立的苏联，把以前的100多个民族融合成16个加盟共和国，由于苏共与国家结构不合理：主要是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垄断。1991年又分散成了许多民族国家。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前，日本存在着三百多个小封建藩府统治，明治维新后统一成为一个日本新民族一直维持到现在，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现在欧盟的出现，是一个大的、统一的新民族出现的开端，无疑它是欧洲民族的历史性跨越。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民族差异所导致的民族演化、融合，所产生的新民族，具有新民族的功能，它比原来的单一民族更优秀，这就是民族系统在进化过程中1＋2＞3的原理；相当于经济学中的乘数原理，管理学中的倍数原理，我们称之为：“民族乘数原理”、“民族的放大效应”，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原理。
民族的演化与融合能否产生放大效应，它取决民族国家的社会结构。美国为什么越来越强大？主要是法制、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和社会保障。苏联为什么会崩溃？原因都是一个：社会结构是否合理。中国两千多年的两极社会震动：暴君专制与暴民乱制的周期循环，是最腐朽的一种落后结构，其主要原因是皇权与儒教。皇权垄断了政治经济，儒教垄断了思想、教育、文化，科技不能进步，自然经济也就不能发展，这是中国的特色。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中国是普遍的奴隶制”造成的，虽然每个朝代的前期都比被推翻的后期好一些，但总的社会下坡趋势中国人无法改变。可以说，中国的历史是一部“改善从恶”的历史，因为古代中国被描绘成为“黄金世界”，尧舜的“禅让制度”，那么到了1840年左右“中国已堕落成一个白痴般的部落——柏杨之语”。可见中国民族国家的下坡趋势，每次放大效应的张力，都在皇权与儒教的反作用下，又被拉回到了原点。
更为残酷的是，中国历史每一次改朝换代由于战争，承担传宗接代职责的百姓就会死伤千百万，新上任的皇帝统治一、二百年又被推翻，这样循环往复；幸亏中国民族的繁殖力强，到了民国时期国家还有四亿多人，但在躯体上也成了“东亚病夫”，在精神上成了“阿Q”的难兄难弟。在历史上民族的演化融合，往往伴随着强势民族对弱势民族的杀戮掠夺。黑格尔讲，“恶”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推动历史的发展，可能中国社会上的“恶”还不够“邪恶”，历史就是这样无情无义的残忍。中国民族的历史就是皇帝换姓氏，百姓传宗接代，社会周期震荡。每次小小的进步都被大大的破坏力拉回到原点。
这是中国人的噩运！它说明没有独立、没有自由的地方，国家永远得到是顺民、奴才；奴才去治理国家？岂不是笑话！
2.2 民族系统的复杂性、长期性
民族是一个有生命的系统整体，最少说它有三个要素，因此我们考察民族问题时必须全面统筹整体设计，否则将产生难以预料的困难。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异与不同，不是矛盾对立的，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差异融合的进化放大，是1＋2＞3的效应。国家恐怖主义、集团恐怖主义，甚至个人恐怖主义，都属于政策不当而造成的灾难。
（1）在国际上，美国的反恐，应该认为是美国对外政策失败造成的。美国内政是民主的，对外是专制、独裁、帝国主义政策，“911”事件是一个失败政策造成的恶果。我们同情受到伤害的民众，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行为，反对造成这一恶果的美国对外政策。
（2）巴以战争，是双方不合时宜的政策与世界大国角逐而造成的。
（3）美伊战争、美阿战争，都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失败而导致的。
（4）苏联斯大林时代至少把四个民族整体迁走（包括党员团员），其中有三个共和国被取消。车臣是其中之一，这不足2万平方公里和一百万人口的民族，至今仍是俄国的一个头痛问题。
（5）捷克分裂后，又产生了许多民族国家。
（6）英国与爱尔兰的关系。
（7）新疆、西藏的问题主要是市场经济大潮中如何解决少数民族的事实上不平等的问题。它包括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状态和民族的环境。
（8）内蒙古自治区是一个范例。
第一，经济上“不分、不斗、不划阶级”和“牧工、牧主两利”有效的政策，克服了某些人提出的“以粮为纲”、“牧民不吃亏心粮”、“耕者有其田，牧者有其牧”的错误主张，并且实行了“保护牧场，禁止草原开荒”的政策。在最困难的60年代，通辽市等地的粮食还在不断地提供给全国16省市。
1953年，全国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内蒙提出了“政策要稳，办法要宽，时间要长”的方针，对牧主采取公私合营等赎买的政策，解决了封建剥削的问题，稳定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兴起，内蒙根据“稳、长、宽”的方针缓解了“大跃进”对农牧业造成的破坏。
第二，在文化、语言上互相学习，习俗相互尊重。如原内蒙古自治区书记王铎等领导人在学习蒙文及语言方面的示范作用。
第三，政治上高度信任少数民族干部，自治区一级的一把手全是少数民族。
第四，干部政策上一律平等，优先照顾少数民族。
第五，民生上，解决实际问题，如消灭梅毒、鼠疫、布什杆菌病等。
第六，政教分离，喇嘛还俗、就业、结婚。解放前蒙古族与喇嘛的比例是十比一。现在的喇嘛占蒙古族人口的比例很小，只有几十人，蒙古族发展到有三百至四百万人口。
2.3 民族系统的宗教性
民族的宗教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世界上有一个民族信仰多种宗教的，也有一个宗教很多民族信仰的，最可怕的是一个民族国家只信仰一种宗教，并且把它立为国教。这必然会导致各种各样社会问题。比如，阿以战争、朝鲜问题。政教合一的民族国家是不可能进步的。
3 民族的现代化
民族系统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是较为复杂的问题，它没有一个精确的标准。我们现在只研究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用民族系统的三个要素来考察。
3.1 民族系统精神
3.1.1 民族国家主权的形成
早在3000多年前，中国的概念就已经有了，它只是一个地域的称呼，不是国家的概念。中国只是天子的国都，周围是各式各样的封建诸侯国，而“天下”、“四海”、“海内”、“九州”才意味着全国。
唐朝时，中国的概念扩大到了长城以内，但唐朝大于中国。唐朝包括长城以外的西域，东北、内外蒙古等等。1840年后，中国各族人民联合抵抗外族的入侵，才使中国境内的各民族，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
1902年梁启超第一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辛亥革命前后才明确提出“五族共和”。“五四运动”才使中华民族这个称谓深入人心，成为塑造现代中国民族心理素质、精神状态、思想意识的中坚。现代西方民族不仅给中国以耻辱、痛苦灾难，也带来了主权国家，现代民族意识、民族平等、科学技术等。彻底改变了中国人在历史上，习惯上每换一个朝代，即必须“承受天命”，要迁都、改国号、改纪元、改服饰的陋习。那时中国人有严重的非理性思维，称自己为哪个朝代的人：如秦人、唐人、大明人、大清人等。
3.1.2 发展中的中华民族
按简单与过时的斯大林民族定义看，中华民族还远远不是一个完整的民族共同体，只能是一个发展中的民族共同体。
（1）没有共同的语言。只有共同的文字，各省各县的方言为数甚多，如果用拼音文字，一个县就会出现十几个民族国家。
（2）没有共同的经济生活。香港、上海、澳门的经济生活与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生活差距十分巨大。
（3）没有稳定的共同体。台湾一些人还想“独立”。
（4）有一点是共同的：共同的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的共同记忆、民族习惯、民族风俗等。一句话：民族精神。在维护这个共同体中，博大精深的方块字起了关键的作用。因此有人说：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文化认同是根本。
3.1.3 民族的思想文化
（1）官场文化。民族国家的标志（民族魂），是国旗、国徽、国歌等，它是民族精神的载体与象征。现在的国旗比起清朝的龙旗大有进步，但重要的是“中华民族的情结”和中华民族的精神。
1911年以前，是孔学儒教的“三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五常”（仁、义、礼、智、信）。鲁迅称儒教为“吃人文化”，简称“三纲哲学”。
1911年后，除了儒教的“三纲五常”外，还加了一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党国文化”。
1941年4月15日邓小平讲：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方法。
1949年后，党国文化变成了“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句话：斗争文化。
1980年后变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摸着石头过河”、“猫论”。一句话：中国特色。
2000年2月提出了“三个代表”，到现在又进一步演化为“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还是一句话：中国特色。
（2）领导者的风格。美国的总统，每次讲话的最后总有一句话：上帝保佑美国。按道理讲，美国是政教分离的国家，不能在国家层面上与宗教有什么关联，可是他们为什么天天喊这个口号呢？可以认为：第一，证明他们是有信仰的（西方人不信任没有信仰的人）。第二，他们认为现状最合理、最有效，你们继续投我的票。
中国民族表达方式明显不同：清朝以前是“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它意味着：第一，我是你的臣民、你的顺民。第二，维持现状，我不造反，你是万岁的皇帝，我是万岁的臣民。近代，蒋介石、毛泽东都喊过万岁。
西方领导者强调的是主流意识形态；中国领导者只强调个人的权势，唯恐失掉个人权力。现在最有代表性的是中国独有的“足球文化”。
（3）社会媒体文化。一百多年前梁启超讲：中国的学问“可以意会，不可言传”，并且有四毒：笼统、武断、虚伪、因袭。当代的著名学者柏杨讲：“善颂、套话、假话、清谈、不负责任”。时至今日，我们看看贪官的时尚爱好：养二奶、进赌场、说假话、不作为、不履行职责，他们完全继承了封建社会的老传统。有人讲，中国没有媒体只有宣传，这句话不完全对，但说套话成了我们的习惯，从孔教成了国教后就开始了，到了国民党时有了进一步的发挥，到我们现在只能说比较成熟了。因此，中国民族缺乏诚信与社会责任是有传统的，说套话已经成了社会时尚。这个套话的功能只有一个：肯定权利的等级。
（4）草根文化：中国人大声喧哗、不守秩序、上车不排队、随意乱扔垃圾、随地吐痰、赤臂、骂人，在街上汽车、自行车不让行人等。美国“9.11”灾难时，逃出的人沿着楼梯右侧排队下楼，消防人员沿着楼梯左侧排队上楼，灾难面前还非常有秩序；中国人能够做到吗？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时天皇要求西化，学习西方人的守时、卫生习惯与西式礼仪。1697年俄国彼得大帝改革时，对本民族的陋习提出具体的要求，不能留长胡子、剪发、宫廷人员不穿长袍必须穿西装等。但中国近代历程社会变革中没有这一套要求和做法，反而认为这是小节不足挂齿。因此，中国人的陋习一直保持到今天。这种鄙俗的草根文化，最有代表性的是江湖郎中张悟本的“绿豆文化”。
这一切综合起来，就形成了当代中华民族的精神！
我们应当拒绝以血缘为基础，导致自私、冷酷、丧失人性、专注动物本能的恶习，讲真话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基本素质。
中华民族不乏智慧，只欠勇气与品格。
3.2 民族系统的状态
民族系统的状态主要是民族系统的社会、经济、文化的结构。邓小平讲：中国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上面我们已经讲到，中华民族还是一个发展中的民族，因此改革是中国社会进步之根本，没有进一步的全面改革，中华民族将没有前途。
中国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财富，也积累了贫困，更积累了贪污腐败。中国的改革是1949年建国后的第二次革命。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的彻底改革。而现在正面临一个关键时期，改与不改，如何改？
（1）快改革，即系统改革。为了达到终极态的民族和谐，中国必须要有总体改革设计与总体改革系统的实施方案，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应该明确改革系统的目标体系，不能搞模棱两可的“中国特色”。建立改革系统的配套措施，不能单打一，一个红头文件解决一个问题，却引发更多的问题。须用系统工程的方法推进改革，不能再用“猫论”搞“试点”来推进改革，这些办法只能用在改革初期，现在不能再用了。快改革就是有效的、系统的改革，就是高效快速、节能的、可持续的绿色改革。如果搞系统的改革，中国用不了50年，在中华大地上，会出现一个你不认识的中国新民族。
（2）不改革。邓小平讲：不改革死路一条。但有人说，中国有“5000”多年博大精深的文明，现在西方文明正在日薄西山。我们向世界各国出口了200多所“孔子学院”，中华民族如冉冉升起的太阳，本世纪就是中国文明的世纪。我们的改革已成就了“中国模式”，许多国家正在学习我们的模式，我们要稳定压倒一切，完善我们的模式，这是当前形势的根本。
有人说，中国人没有民主传统，只能搞专制。并讲，中国人素质低，不能搞政治体制改革。
（3）慢改革。用切“肉鸡”的方法，把改革开放看成是“一只肉鸡”或“一块蛋糕”，可以任意切割。如，什么“增量改革”、什么“从容易的地方着手”、什么“渐进式改革”、什么“社会承受力”、什么“试点”“特区”“开发区”等。这样的改革引发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治安恶化、贪污腐败的集团化和普遍化，并到了制度化腐败的边缘。这种慢改革（渐进式改革）经过三十年后，已经阻碍了中国当代的改革。
比如我们中国人把改革中的各种“试点”搞成项目，然后审批。与一般的基建项目没有什么区别。“试点”已经搞了30余年，也没有提炼总结形成制度。“试点”经验的总结不是不能搞，而是不想搞，把改革搞成特权，把权力资本化，把资本权力化，这也是中国人“反制度情结”的生动体现。我们这些人知道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政治、经济、文化的各项制度法律，打破政治、经济、文化的垄断，如果真的有了法律、制度他们还会有权力与资本的交易吗？
中国民族的前途，不是不改革，也不是慢改革，它应该是有效率的系统改革。而且中国的改革“承受力”，不是中国社会的“承受力”，而是我们领导的“承受力”；他愿意改革他就有“承受力”，他不愿意改革他就没有“承受力”。但愿这个“承受力”不要与利益集团联系起来。否则，中国民族就真的很危险了；这是中国当代最大的痛点，它也是最大的拐点。
3.3 民族系统的环境
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次改革是在1911年，清朝君主立宪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它的制定与出台，在慈禧“民智未开”的借口下夭折了。首先，现在的内部大环境很好，我们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应该把它用到社会改革中去，我们有三十多年的经验与教训，在今后的发展中千万不能再错过这个极好的机会和环境。
其次，中国民族的环境，既改革环境，忧虑是周围许多国家纷纷进行制度改革。如俄国、印度、蒙古、东南亚许多国家，甚至印度、越南的改革也走到了中国的前面，这是环境与战略上的危机。
再次，中国的地缘政治也要求加快改革。与我们陆地相邻的国家有14个，在印度东部和我们国家南部边界之间的三角地带，它是我们中国的一个软肋。吉尔吉斯的国家动乱与阿富汗的战争、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以及朝鲜、缅甸、伊朗的核开发，印度的核威胁等。
最重要的是美国组建了没有北约的“北约”，构成了“月型”包围圈阻击中国。在地球村的国际舞台上，化解各种风险因素，这都要求我们加快改革和系统改革。
4 小结
（1）民族事物是有复杂结构的一个生命系统，它是人类社会构成的基本要素单元。
民族差异的多样性是民族整体和谐的基础，凡是符合民族系统发展规律的都可以达到民族和谐，否则就是不和谐，民族发展的规律性是和谐的标志，它具有一般有机系统的特征。因此，只能用系统思想与系统工程的方法去研究和解决处理，才能产生民族乘数放大效应，否则就是反向的。
1987年5月25日，钱学森在人民大学做报告时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是最复杂、最特殊的巨系统。并提出，用社会系统工程学的方法，即科学技术与社会一体工程去解决社会问题。
那么民族问题的解决，也只有用社会系统工程学去处理。否则就是无数大大小小的“911”，这是及其恐怖的后果。
1956年毛泽东对钱学森讲：我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导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看来，当时的毛泽东比60—70年代的毛泽东慎重多了，我们喜欢这样的毛泽东。
（2）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差异性、多样性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处理不当就是社会进步的阻力或破坏力。美国对外政策、苏联的车臣，是很好的反例。
（3）解决民族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协商、谈判，就是中国传统思维的合和理念。如当时条件不成熟可以分步骤解决。暴力解决不了长期、战略问题。如美伊、美阿的例子。使用暴力一定会产生相伴的行为，它就是复仇文化：仇必仇到底、有仇必报的恶性循环。世界上许多国家废除死刑就是这个道理。
（4）发达的民族与历史悠久的民族，由于过度的自信都会产生自豪感；不发达的民族有自卑感。所以必须取长补短、相互学习，绝对的民族优越性是不存在的。发达的民族不要骄傲，不发达的小民族也不要沮丧，民族大家庭的共同目标是融合共进、协同放大、差异中和谐。
（5）中华民族的改革开放、成功与否，它都会对世界民族演化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责任，但其前提条件必须要进行思维方式、工作范式的转换，才能产生56个民族的乘数放大效应，诞生一个崭新的伟大民族。
（6）民族问题说到底，源于傻瓜、疯子、狂热分子的自信。民族问题说到底是社会发展问题。因此，方法、态度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恰恰说明民族问题不是一个纯理论问题，它是一个实践问题。
（7）一个民族与宗教或类似宗教的信仰或主义联系起来，这个民族与这个民族国家将是没有前途的，淡化宗教与各种主义的意识，应该是全人类的追求。
（8）民族和谐是一个过程。它包括起点、过程、终极态的和谐。如果过程不和谐，将产生周期震荡，社会只有震荡，没有进步，甚至倒退。这是十分可怕的。对于发展中的民族国家，所进行的任何改革，都必须进行总体设计，这是一条自然的规律。
收稿日期：201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