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选编体裁的流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选编论文,体裁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4)06-0124-04
一
中国古代选编体裁文献的编纂，是指对不同时代的各种内容、体裁的单篇文章(包括韵 文)进行有选择地汇编，它必须以文献数量积累到相当程度和读者的需要为其首要条件 。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文献学家、大教育家——孔子，则是中国古代选编体文献编纂的 创始人。
春秋时期，古代的历史记录和档案资料已很丰富，“学术在官”的局面已被打破；“ 士”阶层已形成，并对文化典籍有较广泛、迫切的需要。孔子这位新兴“士”阶层中的 杰出人物，代表“士”阶层的需求，整理、删编文献公诸于众，教授生徒。据载，《尚 书》在孔子之前已有《夏书》、《商书》、《周书》等散篇流行于世，最初有百篇，孔 子筛选为28篇，按朝代为序，上起唐虞下迄秦穆，编次为《书》，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 一部历史文献汇编，也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部历史散文选编。关于《诗》，据《史记·孔 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是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选取“可 施于礼义”者305篇，按“风”“雅”“颂”音乐曲调的不同编成一部韵文选集。至于 《礼》，《汉书·艺文志》云，“礼经三百，威仪三千”，也是孔子为学生整理选编的 礼仪教材。孔子还以大小序的形式对书中的某些篇章作了必要的说明(如《书》、《诗 》)，并将所整理选编的《诗》、《书》、《礼》、《乐》与他整理注释的《易》，编 撰的《春秋》作为士子修身齐家治国的教材教育学生。可以说，孔子是选编体裁的开山 之祖。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孔子选编的教材被奉为儒家经典，掩盖了它选 编体文献的本来面目，选编体裁也未获发展机会；但孔子辅政、育人、教化世风、为社 会服务的选编目的和“述而不作”、整理文献、力求保存史料原始面貌的选编思想，以 及按时代先后或按文体分类的编排方式，对后世选编体文献的编纂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 影响。西汉后期的文献学家刘向在奉命整理国家藏书时，按国别分类整理选编的历史散 文选集《战国策》和按作者时代先后顺序整理选编的地域性很强的韵文选集《楚辞》， 就是继承孔子整理、保存文献为目的的选编体裁文献。
二
魏晋南北朝是选编体文献编纂逐渐兴盛的时期。该时期，纸张运用逐渐普及，典籍文 献数量大增，官学、私学大盛，选编体文献也应时兴盛起来。据《隋书·经籍志四》载 ：“建安以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 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以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之《流别》。”西晋的挚虞是该 时期开选编风气之先的选家。他利用任职秘书监之便，博览皇家藏书，选录古代文章“ 分体编录”而成我国最早的一部综合性诗文选集——《文章流别集》41卷，还撰《志》 、《论》各2卷，联系所选之文章畅论各类文体的源流得失，为解决作品日繁、览者劳 倦作了极好的榜样。“是后文集总抄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1]至 梁武帝时，阮孝绪所纂《七录》的第四录内，已创设“总集”类，今虽已无法知晓内中 收录多少选本，但据《隋书·经籍志》粗略统计，至隋时流行的各类文学选编本尚有七 八十种，选本类型也多样：有通代的、断代的；有综合性诗文选的，也有专录散文或韵 文的选本；还有颇具质量的专科文献选本。尤以文学文献的选编盛况空前，最为著名的 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组织学者，以“风教”与“翰藻”为两大基本标准编纂而成的通 代诗文总集《文选》(亦称《昭明文选》)，它是中国最早以“文选”命名的、现存最古 的一部综合性大型选本。该书选录了先秦至南朝8个朝代130多位作家的700多篇作品， 按文体分为38类，基本囊括了当时各种文体的文章精华，为时人阅读古代各家代表作品 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深受历代读书人的重视、喜爱和推崇，被誉为文章渊薮，成为学习 辞章、写诗作文的重要范本、必读书，并在隋唐之间因曹宪的传授而形成一项专门的学 问——“文选学”。唐代作家李白、杜甫、韩愈等无不从学习《文选》开始；特别在以 辞科取士的宋代，士子中更流行着“《文选》烂，秀才半”之语。
《文选》的出现，是选编体裁成熟的标志，它确立了“文以类聚，类以时次”的编辑 体例，其按文体分38类的具体编排，更为后世许多文学总集的编选所效法(注：如：北 宋李昉奉敕编选1000卷的《文苑英华》，姚铉选编100卷的《唐文粹》，南宋 吕祖谦编选的150卷的《宋文鉴》(原名《皇朝文鉴》)等等，都是仿《文选》体例选编 成的综合性诗文选集。)。
这是一个时局动荡的时期，也是思想最为开放的时期，此时选编的文献既有继承孔子 重视教化作用、社会功能选编思想的《文选》、《古今诗苑英华》一类的选本；也有抛 弃风教、醉心丽靡、只讲求艺术表现的《玉台新咏》之类的选本；还有《妇人集钞》之 类专门的妇女诗文选编本[1]。而中国第一部总录性的佛教文献选编：梁僧祐选 编的《弘明集》14卷，则是该时期佛教传播盛况的写照。该时期的文献选编不仅为解决 读者遍览之难，还是文坛各流派宣传自己观点的最好方式之一。选编文献一般不再似以 前整理文献为目的，但保存史料原貌仍是选编体裁遵循的原则。成就最高者是文学文献 的选编，充分展示了该时期文学以至文化事业的繁荣。
三
隋唐至明清，随着科举取士之制的完善，地方学校的增多和文化的普及与传播，读书 人对科举应试的参考书和模范文章选集的需求越来越大，统治者借鉴历史的需要也越来 越迫切，加之书籍的编纂和印刷等文化事业的发展等等，使古代选编体文献的编纂步入 辉煌时期，选编体裁更趋完善；各类选编本层出不穷，单就《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 集类》(包括存目)所录粗略统计，就有500多部，极大地满足了社会各种层次、各类职 业人士的实际需要。
首先，是为读书人科举应试提供各类知识和文章模式的范本。唐代至宋初以辞科取士 ，这不仅使《文选》获重于艺林，成为士子们的必修教材；还编选了大量供科举应试者 揣摩学习的范本，如宋谢枋得编《文章轨范》7卷、吕祖谦选编《古文关键》2卷等，他 们或对所选文章多加批注圈点，并阐明其篇章句字之法，或在卷首总论看文作文之法， 并为每篇文章指出命意布局；为了帮助士子们学会做各种体裁的文章，官纂大型诗文选 集《文苑英华》还选录了大量的诏诰、书判、表疏、碑志、檄、箴、铭、记、颂、序等 ；为作好时文策论，明万历时胡时化编辑《正续名世文宗》则专收自《左传》以下的文 章名篇；张文炎编《经济文钞》更专为“场屋对策设”。
其二，提供官僚办公应用、学生将来为官经世致用之读本。统治者非常重视这类文献 的编纂，其内容除选录文学作品外，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俗、乃至科学技 术等文献无所不包。如《宋文鉴》就是南宋吕祖谦奉孝宗之命选编的北宋一代诗文总集 。该书非常重视文章的思想内容和社会功用，共选录北宋314人的2582篇诗文，其中纯 文学的各类诗词歌赋只占了五分之一，余下的全是诏敕、奏疏、策问、书判、露布一类 可供办公应用之文，“采摭精详，甚有益治道”。奉敕选编的1000卷《文苑英华》，除 选录大量文学作品、学术论文外，也为官僚办公应酬的方便选录了许多官场应酬文章和 应用文等。陈子龙选编《明经世文编》508卷，其选文原则即偏重社会经济命题，为学 生们提供治国平天下的经世读本。明末清初的李渔则专门选编诏诰、笺表、策论之类属 公文性质的文章，他“取近代名公卿宦案牍”汇编成可读性很强的名宦案牍选《资治新 书》初集、二集，用为做官治理天下的教科书，供当世为宦者采掇借鉴；而法令公牍文 书判例选编集《明公书判清明集》、《元典章》等更是方便官吏办公判案遵循依据的手 册。
其三，为执政者编选“史鉴”读本。历代统治者深知历史的资政作用，经筵所读书籍 因时间所限远远不够，因此选编体裁的读本颇受其青睐。如《群书治要》便是魏徵、虞 世南、褚遂良等奉敕专为唐太宗选录经史百家中有关帝王兴衰事迹编纂而成的。北宋宋 敏求编选《唐大诏令集》130卷、元代苏天爵选编《元文类》，均“系于政治”、“去 取精详，有裨治道”；明黄淮、杨士奇等选编《历代名臣奏议》350卷，也是奉明永乐 帝之命采古名臣奏疏之类汇以备览的，是书所录自商周迄于宋元，分64门，搜罗甚富， 历代典制的沿革、政事的得失等均可一一披阅而知；成祖还将此书赐皇太子皇太孙及诸 大臣。而清康熙帝下令徐乾学选编的64卷《古文渊鉴》，所收上起《左传》下至宋代， 还附有注释和评论；清贺长龄选辑《皇朝经世文编》120卷、盛康编《皇朝经世文续编 》120卷、陈忠奇编《皇朝经世文三编》80卷等等，所选均当代人议论政事得失、总结 经验、“推本今世前世道器之污隆所由然”的文章，都是为统治者提供借鉴的大型文章 选编。
其四，为纠正文风、普及文化知识而编纂通俗的文学选本。这类选编本数量特多、流 传特广。鲁迅先生曾精辟论道：“选本所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博览群籍， 采其合于自己意见为一集”，“如此，读者虽读古人书，却得了选者之意，意见也就逐 渐和选者接近”[2]。古代选家正是利用选编体裁这一优点，大量编选各类文章读本， 以达到宣扬自己的文学观点、纠正文风的目的。如嘉、万年间的时文名家茅坤推崇唐宋 文章，主张以唐宋文的笔法融入时文之中，为此他编选了《唐宋八大家文钞》144卷； 清桐城派古文名家姚鼐编《古文辞类纂》75卷，选取从战国到清历代文章，分为13类， 每类前各有序言，略述文体特点源流，宣扬桐城派的学术观点。两书所选文章在社会上 流传之广，至达“家弦户诵”的程度，对当时及后世散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期桐城 派盟主曾国藩在姚鼐“《类纂》畸于文”的基础上，特建新类，以经济(经世济民)统驭 义理、考据、辞章作为选文标准，编成“统道与文”“二者兼之”特色鲜明的选本《经 史百家杂钞》，该书从晚清至民国广为传布，影响深远。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在给学友萧 子升信中曾评价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能孕群籍而抱万有， 干振而枝披，将麾则卒舞”，是“欲通国学”所应择之书[3]。在流传甚广的通俗读本 中，要数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编的散文精选本《古文观止》的名气最大，几达家喻 户晓。该书所选上起于周，下迄于明末，共222篇，差不多囊括了古代散文的名篇，评 注简约得当。鲁迅先生将它与《昭明文选》并提，可见其文学上的影响之大[2]。而乾 隆年间编的《唐诗三百首》，更是一部质量高而最易诵读的诗选。“所选几乎尽是晶莹 圆润的珠玉”，大多明白易解；其书之深入人心，至有“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 诗也会吟”的谚语[4]。这些优秀的选本，在普及和传播古代优秀文化、提高时文写作 技巧和改变时文风格的同时，还发挥了陶冶国民情操、教化世风的积极作用。
其五，为学术研究提供资料的选编本。专题史料的选编大约始于南宋，如《庆元条法 事类》、《名公书判清明集》等，是专门采选政治、经济、法律史料的选本。徐茂莘有 感于靖康之祸而编的《三朝北盟会编》，则是一部专门选录徽、钦、高宗三朝“事涉北 盟者”之诏、敕、诰、书、疏、奏议、记传、行状、碑志、文集、杂著等的史料汇编， 为研究宋金之间外交军事关系、宋辽金三国政治、经济、地理、民俗等社会各方面的重 要文献。郭茂倩编《乐府诗集》100卷，专门选录汉魏至唐五代的乐府歌辞和先秦至唐 末的歌谣资料；杜大圭编《名臣碑传琬琰集》107卷，专集宋孝宗以前诸“名臣”的神 道碑、墓志铭、行状、别传及实录的本传等。宋代还选编了地区性的人物传记《京口耆 旧传》9卷等资料选编。明代也有不少资料选编，如徐学聚编《国朝典汇》200卷，记述 起自太祖，终于穆宗的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军政等方面的资料；《皇明条法事类纂 》则专收天顺八年至弘治九年32年中六部和都察院的一些题本，均是研究明朝社会历史 有用的原始材料。梅鼎祚编《文纪》100余卷，是纂辑数代之全文为一集的选本，该书 选辑陈隋以前之文编成，搜采颇富。但由于明代学风空疏，所选资料往往考订失精。
清代考据之学盛行，学风趋向严谨，校勘、辨伪之学成绩卓著，使得官私全文选辑之 业均精于明代，为供学术研究编辑出了不少代相衔接且成系列的大型文献汇编。其中， 大型历代韵文选集如清官修《全唐诗》900卷；与《全唐诗》相衔接的丁福保编《全汉 三国晋南北朝诗》54卷，顾嗣立编《元诗选》，郭元编《全金诗》，沈德潜编《古诗源 》、《唐诗别裁》、《明诗别裁》、《清诗别裁》，张景星选编《宋诗别裁》，《元诗 别裁》；朱彝尊编《词综》，王昶编《明词综》、《国朝词综》、《国朝词综二集》等 。大型历代散文选集如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包括《全隋文》)746 卷，董诰等编《全唐文》1000卷，庄仲方编选《南宋文范》70卷，张金吾编《金文最》 120卷，黄宗羲编《明文海》482卷等。这些诗、文选编采用断代编辑方法，条例严密， 收录范围广；尤其是散文汇编，举凡类书、杂记、碑版金石、释藏等，乃至片言只语， 亦加以收录，还为每一作者撰写了小传。此外还有成系列的金石选编，如道光初钱仪吉 纂录《碑传集》164卷，采文560余家，“尤其是有关家传、行状和墓志铭”，搜集最为 丰富；王昶编《金石萃编》160卷，陆耀鹬编《金石续编》21卷，陆增禅编《八琼室金 石补正》130卷等等，均搜罗宏富，考证详赅。而专门的书信选编本如明人顾洛《新刊 精选古今大家翰牍遗矩》6卷、王锡爵《历朝尺牍大全》14卷、清李渔《古今尺牍大全 》等等，更保存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文献史料。这些成系列的各类资料选编，为各个领域 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其六，选编体裁的广泛运用，推动了史书体裁的改革。该时期，选编体裁的广泛运用 ，受到著名史学家的高度重视，并将其引入史书体例的改革。唐代史学家刘知几首先在 《史通·载言》中主张在正史设立选编体裁的“书”部，将“人主之制册诰命”、“群 臣之章表移檄”和著名诗文佳章分别选录，以类区分。这样既可保存大量宝贵文献资料 ，又能使传记文章写得简明扼要而不影响史事的记载。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对此十分赞赏 ，并在修志当中付诸实践，将方志分立为志、掌故、文徵三书，其中掌故，即是将典章 条例按类编选而成；文徵，则是“仿文选、文苑之体”将“合于证史”之“名笔佳章” 按奏议、徵实、论说、诗赋、金石分类汇编而成，以“见一方文物之盛”[5](卷14，《 方志立三书议》)“三书相辅而行”，使“文选志乘交相裨益”，解决了史著“不失著 述之体”与保存重要资料间的矛盾”[5](外编卷2，《乙卯札记》)。他还主张把选编体 裁普遍推广到纪传、编年史中，这样“可以补马班义例之不及者”[5](卷15，《永清县 志文徵序例》)。史家对选编体裁的利用，为传统的史书体裁注入了新鲜血液。
综上可知，隋唐至明清是选编体裁更加完善而大放异彩的时期，选编体裁受到统治者 的极大重视和利用，形成官编私辑并行不悖的盛况。选编者，自皇帝、辅政大臣、诗文 名家到布衣士子，乃至有兴化女子季娴那样的妇女参与选编[6]；从官方版行到书坊雕 印，各种版本不一而足。编选出的大批搜罗宏富、择取精当、类型层次多样的高质量选 本中，除为科举、史鉴、辅政服务外，供学术研究的文献整理性质的大型系列资料选编 本更是该时期的独有特点；同时也不乏以宋真德秀《文章正宗》为始的“谈理”一派文 章选本和《名媛诗归》之类的女性诗文选编。这一时期，辅政、育人、教化世风为社会 服务的选编目的成为绝对主流；孔子收集整理文献的编选思想，也得到了全面继承并发 扬光大。文学选本大多有序以叙源流或评论得失，或有比较精详的注释、篇章分析；资 料选集则力求收得“专”而“全”，旨在保存文献，又绝非史料的简单汇集。其编排体 例“或分体或编年，分体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则便于明白时事”[7]，而更多的是根 据实际需要灵活交叉使用，尽可能地发挥选编体裁的优势为选编内容服务。遗憾的是整 个古代科技文选的编辑一直很薄弱。
四
中国古代选编体文献的编纂源远流长。选编体裁是为解决典籍文献越来越多而人们对 知识渴求的精力不足、时间有限的矛盾而产生的；其编纂则随着书籍编撰和印刷等文化 事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而繁荣；它是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文献典籍浩如烟海的必然产 物；它使人们能在最经济的时间内窥其堂奥，从中获取必需的历史文化知识。它的编纂 ，“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8 ]，它是典籍文献的再次组合，它保持着典籍文献的原始性，包括选文中的精详注释， 客观上为我们保存了相当丰富而珍贵的文学史、史学史、文化史以及政治、经济、宗教 等各方面的原始史料，为今天整理古籍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校勘、辑佚材料；也为今人进 行学术研究、检索作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减少了四处翻检之繁劳。而古人对历代诗文 选体裁所作的具体辨析，无疑对我们掌握和研究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学创作概况起了相当 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今天研究古代文体的重要参考资料。其大量的选编体通俗读本， 对于今天普及和传播古代优秀文化知识，激励国人的爱国热情，维护民族尊严，培养高 雅的审美情趣、高尚的情操等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总之，选编体文献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保存、传播、学习、研究等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 用，它为古代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祖先为我们留下的珍贵的文化遗 产。在“知识爆炸”的现代社会，我们更应该认真研究选编体裁的特点和编纂经验，充 分发挥其优势，编纂出各类具有时代特色的高质量选本，为新世纪的经济建设、精神文 明建设和学术研究服务，为提高全民族的综合素质服务。
我国古代选编体裁及其文献的编纂不仅有辉煌的过去，更有美好的未来。
收稿日期：2003-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