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大外交”思想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41(2006)05-0124-05
邓小平“大外交”思想，是指在和平与发展这一世界大背景下，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有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社会稳定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力量、对象、形式和内容，都是中国外交活动的指向，并以此促进我国多渠道、全方位、宽领域外交格局形成的思想。这就突破了建国以来我们以为“外交”的主体只是“官方”、对象仅是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内容限于政治领域和作用囿于“友好”等方面的片面认识。把握邓小平“大外交”思想的基本内涵，对于我国新时期的外交活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是指“以主权国家为主体，通过正式代表国家的机构与人员的官方行为，使用交涉、谈判和其他和平方式对外行使主权，以处理国家关系和参与国际事务，是一国维护本国利益及实施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1] (P5)但是，历史的变迁已使外交的主体、对象、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学者普利施科认为：“外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表现形式，也同大多数人类制度一样，是充满活力并随时代而变化的。”他强调，20世纪的“新外交表现为参与者、事务和场合的激增。”[2] (P11，14)日本著名国际政治学者星野昭吉也认为，随着战后国际关系发生的巨大变化，“国家已经不是国际舞台上的唯一主体了”，“非政府国际组织、民间团体以及大众运动等超国家主体发挥着一定的政治作用，使得国家以往发挥的绝对作用大大减弱。”[3] (P2，172)外交领域面临的这些变化，打破了传统外交的单一特质，丰富了现代外交的内涵，使传统外交向现代外交或“大外交”或“总体外交”方向发展。邓小平以其宽阔的视野，敏锐的嗅觉，缜密的思维，与时俱进，形成了内容丰富的“大外交”思想。
一、外交主体：政府、首脑、政党、民间……
外交长期以来是一种以主权国家政府为主体的对外活动，外交的主体往往被限制在主权国家的政府之间，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政府外交或官方外交。对此，学界已有大量的研究，本文在此不表。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和我国全方位改革开放展开以及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复杂化，外交舞台上不只是政府这个唯一的主体了，还包括了其他多个层次的外交主体，并在各自的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此，邓小平十分重视，逐渐形成了以政府为主体的，包括党政首脑、政党和民间等在内的外交主体上的“多渠道格局”思想。
由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其外交决策权是高度集中的，而党政首脑在外交决策中又起着决定的作用。毛泽东在1956年说过：“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周恩来在“文革”中也说过，三外(外交、外贸、外经)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4] (P39～40)当前，虽然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决策实行了集体领导，但是党和政府首脑仍然在我国外交实践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个国家的外交行为受该国主要领导人思想意识的支配，而该领导人的外交思想既是他对外部环境长期作出的反应，也是本民族的政治文化和观念形态的反映。邓小平是党和国家的第二代主要领导人，1977年他复出后，虽然既不是党的首脑，也不是国家的元首，但凭借他丰富的经验和人格魅力，以及在国际国内的极大影响力，实际上起到了不是首脑的首脑作用。为了党和国家利益，他老骥伏枥，任劳任怨，亲自代表国家与许多国家的领导人直接会面，不仅在国外领导人中赢得了“直率”、“务实”等个人赞誉，而且增进了国家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
政党外交在战后国际舞台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政府外交的重要补充。目前，世界共有5000多个大大小小的政党，200多个国家实行政党政治，只有20多个国家不存在或不允许政党存在。可见，在绝大多数国家中，各类政党不仅以自己的对内政策活跃于国内政治舞台，而且以自己的对外政策活跃于国际舞台。政党在各国政治生活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尤其是执政党的政策，既是对内政策，又是对外政策，因此着重研究执政党及其政策的制定、形成和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邓小平历来十分重视我党的对外工作。从1954年4月他主管党的对外工作，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亲身经历了国际共运的很多重大事件和斗争，并与世界许多国家政党领导人有过广泛的接触和交谈，积累了党际交往的丰富经验。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以来，邓小平先后300多次会见外国党的领导人。在这些重要的交流中，他回顾了纷繁复杂的国际共运历史，总结了党际关系中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提出了“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关系”，亦即“新的、健康的友好关系”，从而为新时期我党的对外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思想和政策基础。
邓小平指出，对于各党意识形态的差异甚至分歧，主张本着求同存异、互不强加于人的原则，搁置分歧，互相尊重对方的选择，谋求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合作。只要党与党之间都本着这样的精神来对待意识形态问题，双方的关系不但可以建立和保持，而且可以不断发展。他多次强调，政党之间要“多来往，多交换意见，这也是两国、两国人民之间关系发展的重要内容”，发挥政党外交的优势，有力促进国家关系的全面发展。
江泽民根据邓小平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思想，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愿意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从而全面阐述了全方位的政党外交或新型党际关系的主要内容：政党外交要为我国总体外交服务，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的共同繁荣；政党外交要始终恪守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政党外交的对象要从原来只针对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扩大到同世界各国各类合法政党普遍交往，广交新朋友；新型党际关系要有许多新内容和灵活多样的形式，增强政党外交的目的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自十五大以来，通过政党外交渠道来访的外国代表团达700多批4500多人，其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以上会见的外国政党代表团就有160多批。在加强党的高层交往、通过政党渠道促进对外经贸合作、扩大同各国党的新生代政治家的交往、交流治国理政经验等方面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尤其是两党的高层领导人的直接对话，从战略高度就共同关心的国内、国际和双边关系问题交换意见，妥善处理存在的问题，对增进相互了解、信任与合作、推动国家关系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民间外交思想在邓小平“大外交”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民间外交在我国又叫人民外交，是指国家间非政府主体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往。民间外交在与官方外交的密切配合下，为新中国创造了独特的外交风格和外交模式。在“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以官带民，官民并举”、“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的方针指导下，民间外交多层次、多内容地开展活动，为打破国际资本主义对我国的封锁，建立和发展新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友谊、团结与合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民间外交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且受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影响较小，与官方外交有很强的互补性。历史经验表明，国家关系可能发生难以预测的变化，但民间的友好感情可以长期存在。如果没有民间友好的牢固基础，也会影响国家关系向良好的方向发展，通过民间外交还可以影响政府和国家的对外政策，但民间关系还是最终决定于官方关系。“民间贸易已经触及到互设贸易代表处乃至政府贸易协定等问题，没有政府的支持、保证是不可能的。归根到底，解决两国关系问题还是要由政府来办。”[5] (P228)
邓小平民间外交思想特别是他关于民间外交要超越意识形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丰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外交理论，这主要表现在他十分重视外国友人及友好组织在中外关系上所起的特殊作用。在他看来，如果只有两国政府的合作而没有民间交往，两国关系不可能有扎实的基础。在民间交往中，他坚持“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并身体力行。在他复出工作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先后接见了美、日、意、英等国的大批民间友好人士和友好组织。对其中的外国友人，更是多次会见。在国家关系遇到困难时，他总是想通过民间外交的作用予以化解，如西方因“六四”风波制裁中国时，邓小平就是通过民间外交对西方进行各个击破的，并很快使我国走出了与发达国家外交关系上的阴影。
二、外交对象：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国际组织……
超越社会制度的异同，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别，维护国家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根本目标。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中国不仅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而且要同发达国家发展更为紧密的关系，甚至认为中国与美国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为此，邓小平指出，中国“不参加任何集团”，“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6] (P162)并强调我们在对外活动中，“左中右、上中下、大中小或三教九流都可来往”。[7] (183)对此，逐步形成了邓小平以发达国家为主体的，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等在内的外交对象上的“全方位格局”思想。
发达国家在当今世界经济中处于主体地位，其国民生产总值、进出口贸易额、黄金外汇储备额都分别占全世界的70％左右，对外投资与信贷占全世界的80％以上，具有资金、科技、产业结构、对外贸易和劳动者素质等方面的绝对优势。由此，发达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世界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并支配着国际经济机构和规制的发展变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和推动者。同时，发达国家在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占据了3席，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国际政治局势的发展变化。
因此，我国对外开放的重点是向发达国家开放，外交活动的重点当然就在发达国家。我国所有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好的外部环境，而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人才、经验、市场的70％～80％来自于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中，美国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将继续拥有雄厚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实力，不仅对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最为敏感，反应最为强烈，而且对社会主义中国不可避免地会采取特殊战略，这就迫使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制定自己应对美国的特殊战略。
原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重工业比我们发达，技术上也各有特点，资源和产品也各有优势，我们同这些国家在经济上有很大的互补性。邓小平在1984年就认为，即使我们与这些国家关系不正常，但我们还是可以和它们做生意、搞技术合作，甚至搞合资经营和技术改造。1989年，邓小平对来访的戈尔巴乔夫提出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发展两国关系的新思路。面对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出现的新情况，邓小平指出：“尽管东欧、苏联出了问题，尽管西方七国制裁我们，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6] (P359)即我们继续发展同这些国家和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改革开放以后，虽然第三世界国家在中国对外战略体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它们“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大的文章可做。”[6] (P99)目前，这些国家近130个，拥有世界上3/4的人口和土地：有的国家资源极为丰富；有的国家已实现了工业化；有的国家以农牧业见长；有的国家人口众多、市场广阔等。从长远看，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对于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有重要的意义。
一直以来，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是我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它们是中国在反霸和维护世界和平等许多问题上的重要伙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6] (P383)因为第三世界和人民是霸权主义的受害者，“第三世界是真正的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8] (P415～416)过去中国曾长期与第三世界命运与共，在联合国斗争舞台上互相支持。维护主权、渴望和平、反对霸权、力图发展，是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共同的宗旨。而且长期以来，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一样经济不发达、综合国力不强，人民生活水平不高，致使它们长期以来不同程度的受到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金融和贸易等多方面的不公正的待遇。这些都是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团结合作的基础和条件。
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利益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会会称霸，永远不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6] (P56)所以中国不仅要同发达国家合作，而且要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合作。[6] (P82)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巩固彼此之间的关系，加深相互理解，继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积极探索优势互补的经济、贸易、科技合作的新途径。
当前，国际组织在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邓小平十分重视开展对国际组织的活动，亲自部署新时期我国对最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的工作，并提出了具体方针政策，对我国“复关”谈判也非常关心。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几乎被排斥在所有国际组织之外，目前，已几乎加入了政府间的一切重要的国际组织、国际条约和会议，中国还积极参加一些半官方、学术界及民间团体组织的有关地区安全问题的多边对话活动，从而使我国外交活动所涉及的对象更加广泛和丰富。
三、外交内容：政治外交、经济外交、文化外交等
建国初期，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国外交活动主要停留在政治内容层面，与世界人民的“友好”上面，又尤其是与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兄弟”关系中，而其他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不多。改革开放后，我国外交活动的内容才更多从政治领域向经济、文化等其他领域拓展。邓小平指出，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6] (P70)从而形成了邓小平以政治外交为主的，包括经济外交、文化外交等在内的外交内容上的“宽领域格局”思想。
政治、经济、文化等虽然密切联系，但终究属于不同领域的内容，在各自的交往过程中也就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要求，为此要求我们区别对待。也就是说经济、文化方面的对外工作有与政治对外工作有联系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实际上，政治外交只有在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才能展开，而经济外交、文化外交等也可以在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进行，并最终对两国的政治外交起促进作用，从而丰富外交思想的内容。
当前，经济建设是中国的中心工作，经济外交自然地成为了我国外交活动的重要内容。由于中国经济、文化和管理落后，资金、技术不足，要发展就必须对外开放，闭关锁国只会加剧落后。因此，邓小平对外开放战略的着眼点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把发展国际经济合作，促进国内建设，繁荣世界经济，推动人类进步纳入到我国外交工作的视野。邓小平认为，对外开放主要是指“中国经济对外开放政策”，或“对外经济开放”，“我国实行经济开放政策，争取利用国际上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经济”。[6] (P44)在目前我国政治安全有相当保证的条件下，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和进行经济外交活动逐渐成为了实现现代化的一项根本方针。
邓小平还非常重视目前与我国暂无外交关系的国家的经济技术交流合作。在日本还没有与我国建交前，他在会见来访的日本友好人士时指出：“我们双方关系发展得还不够，两国的民间经济技术合作还很薄弱”，[6] (P53)要求中日民间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在两国友好人士的大力推动下，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可见，要真正的融入到国际经济社会，就必须学会不同于政治外交的经济外交，学会在无外交关系的国家中进行经济合作。
邓小平积极主张对外文化交流，认为文化交流可以促进和繁荣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要求我们的教育科技领域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文化教育事业，必须对外开放，使学生了解外部世界，树立国际意识和全球观念。国外先进的教育管理、教育结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都可以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为此，邓小平大力支持派遣科技人员和留学生出国考察学习。实践证明，这一作法使我国教育质量明显提高，充实了我国的科研力量，科研成果大量涌现，科技水平不断上升。邓小平还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要向资产阶级学习”的思想，主张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也应吸取国外的先进经验，认为具有几百年统治经验的资产阶级在如何管理国家方面形成了很多有益的办法，特别强调资本主义的公务员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制度。他说：“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来说)比外国来说落后了”。[6] (P77)进一步强调，不仅经济上要对外开放，在文化上也要对外开放，“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6] (P260)针对一些人对文化领域的对外交流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的担心，邓小平认为，我们可以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办法和“两手抓”来抵制其消极方面的影响，而不能以此拒绝文化交流和“向资产阶级学习”。为此，必须学习和掌握文化外交领域里不同于政治、经济外交的手段和艺术。
总之，邓小平“大外交”思想突破了传统外交在对外交主体、外交对象和外交内容等方面的框架，使我国的外交从传统向现代迈进。从主体看，有政府外交、首脑外交、政党外交、议会外交、民间外交等同时并存；从内容看，有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军事外交、文化外交等并行发展；从性质看，官方外交、民间外交等相辅相成，并由此构成了国家“总体外交”。邓小平“大外交”战略的实施，进一步改善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使中国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推动了中国对外贸易关系的快速发展，有助于引进外国资本、人才和先进科学技术；结交和认识了广大的国际朋友，拓展了我国外交活动的空间，丰富了外交活动的内容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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