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佚文十五篇考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严复论文,佚文十五篇考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62(2001)02-0086-09
严复晚年在与熊纯如的通信中曾经几次提到过自己在《公言报》上发表文章之事。1916年10月25日他致熊氏的信中说：“近日复颇有文字刊登京中新出之《公言报》，老弟曾见之否？如欲阅看，当嘱寄呈”。1917年2月28日，严复在致熊氏的信中又说：“京中有三大问题：一曰复辟，二曰中德绝交，三曰改组内阁”，对于其中第二个问题“鄙人则主张加入协约，曾于《公言报》著论一首，即持此义”。1918年1月19日，严复在致熊氏的信中还提到，“《公言报》久已脱关系。今日世事，殆非笔舌所能为也”。[1]
不少研究者早已注意到上述事实，并据严复致熊纯如的信，了解到这些文章的部分内容（注：参见王遽常：《严几道年谱》，1936年商务印书馆初版，第113-116页；王栻：《严复集编后记》，《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5册，1586页。），但是，长期以来，严复到底在《公言报》上发表了哪些文章，提出了一些什么样的观点，在社会上有什么反响，却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历来编严复诗文集者均未收录严复在《公言报》上发表的文字，即使严复文章搜罗较广、收录较全者，除1917年前出版《林琴南严几道合钞》不算外，其他如1922年夏蒋金贞编上海国华书局出版的《严几道诗文钞》、周振甫所编的《严复诗文选》、王栻所编五卷本的《严复集》及台湾联经新出之《严复合集》（1998年）中，亦末收入严复发表在《公言报》上的文字，因此，不少研究者在研究严复晚年的思想与活动时，多对此避而不谈。（注：例如，沈云龙先生专门探讨严复晚年思想的论文《严复晚年之政论》（载台湾《传记文学》第39卷第1-2期，1981年）就未提严复在《公言报》上发表文章一事。另见存粹学社编：严几道晚年思想，香港崇文书局，1974年版。）近几年来，笔者一直关注着此问题，对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公言报》进行了反复阅读，经过研究考证，确认《公言报》上署名“地雷”的一组社论和时评就是严复所一再提到的在《公言报》上所发表的文章，“地雷”是严复1916年中至1917年所用的一个笔名。严复用“地雷”这一笔名在《公言报》上发表的文章保存下来、现在能够看到的主要有：
时乎时乎不再来，1917年2月10日——11日
惩热羹者吹冷齑，1917年2月16日
一不可做，二不可休，1917年3月4日
铸像时机，1917年3月5日
欧战旁观论，1917年3月6日——7日
极端语，1917年3月14日
信道不可不笃，1917年3月24日
俄国革命之因果，1917年3月27日——29日
齐人莫如我敬王，1917年3月29日
呜呼时局之写真，1917年4月14日
未足惩贪仅堪戒拙，1917年4月22日
保障共和亦虚语耳，1917年5月12日
愿公等先为国计可乎，1917年5月17日
愿公等更为私计可乎，1917年5月17日
神圣神圣亦有不神圣之时，1917年5月21日
现将考释情况略介绍如下，以供研究者参考，并就教于方家。
一、确定“地雷”为严复笔名的主要依据
（一）“地雷”一词暗示严复的名字、处境和寄托
“地雷”源出《周易》中的“复”卦：“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对于此段经文，孔颖达疏：“象曰至后不省方。《正义》曰‘雷在地中复’者，雷是动物，复卦以动息为主，故曰雷在地中。先王以至日闭关者，先王象此复卦，以二至之日闭塞其关也，商旅不行于道路也。后不省方者，方事也，后不省视，其方事也，以地掩闭于雷，故关门掩闭，商旅不行，君后掩闭于事，皆取动息之义。《注》曰：方事也，至事复则无事也。《正义》曰：方事者，恐方是因方境域，故以方为事也，言至日不但不可出行，亦不可省视事也；冬至，阴之复，夏至，阳之复者，复者谓反本静为动本，冬至一阳生，是阳动用而阴复于静也，夏至一阴生，是阴动用而阳复于静也，动复则静，行复则止，事复则无事，动而反复则归静，行而反复则归止，事而反复则归于无事也。”[2]
“地雷”一词不仅巧妙地暗示出严复的名字“复”，而且更表达彼时彼地严复的处境和精神寄托。众所周知，严复在1915年——1916年间曾经出过大“事”，卷入了“洪宪六君子”事件之中，袁世凯帝制复辟后曾一度面临着被作为帝制余孽而被缉捕的危险，一时风声鹤戾，虽强作镇静，最后仍不得不在朋友和子女的劝说下，跑到天津暂避，几处于“望门投止”的境地。[3]在这段时间里，严复实际上象地雷埋于地下一样，处于一种“地下”的状态，活动不得自由。后虽在有关人士的帮助下渡过难关，未受通缉，但要想象以往那样在社会上抛头露面，显然是不太可能，社会对之也不易接受。在此种处境下，军界所办报纸《公言报》约作文章，无论严复本人，还是报纸的主办者，显然是不希望也不便于使用严复的真实姓名的。而“地雷”一词一方面暗喻出了作者的名字，寄托了作者希望平安无事的心境，另一方面，对于精通英文的严复来说，“地雷”可能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地雷”相应的英文是MINE，意为“我的（文章）”，反映出严复那种桀骜不驯、鄙视流俗、虽处困境中犹希望独树一帜的做人风格。此外，地雷一词又与《公言报》的军界背景十分适合。
（二）署名“地雷”的文章从风格、用词、用典及内容都与已知的严复作品相吻合
《公言报》上署名“地雷”的文章无论从行文风格、遣词用语、使用典故，还是文章所表达的思想主张上，都与现在已知的同一时期严复的文字完全吻合。举例如表1。
可以看出，两组文字虽一为公开发表在报纸上的社论、时评，一为严复与其门生熊纯如的私人通信，行文上不尽完全相同，但总体风格、用词、用典、思想内容是相同的，时间也基本吻合。
除了类似于上面所列的这样对应的相似之外，某些词汇上也可以反映出严复的特点。例如，严复喜欢使用的“不佞”（注：严复曾因此而被爱读其作品的鲁迅等人戏称为“不佞”先生。许寿裳在《杂谈名人》一文中曾说，鲁迅早年受严复翻译作品的影响很大，“时常称道他（指严复）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存明哲’，给他一个轻松的绰号，叫作‘不佞’”，后来因为看到章太炎先生的《社会通诠》一文中批评严复“固略知小学，而于周秦两汉唐宋先儒之文史，能得其句读矣。然相其文质，于声音节奏之间，犹末离于贴括，申夭之态，回复之词，载飞载呜，情状可见”等语之后，遂不再以“不佞”称呼严复，而改称“载飞载鸣”（见牛仰山等编：《严复研究资料》，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291页）。）一词；再如严复在翻译《社会通诠》过程中特创的用“拂特”来翻译"FEUDAL"一词，当时通行的译法是“封建”（注：昭文黄人摩西编辑、严复作序、中国词典公司于1911年（宣统三年）初版的《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在编译的有关条目中提到西方国家历史上的"fedual"时，译作“封建”，如其《补遗卷》中的《法兰西别表·历史》中说：“沙立曼嗣位，大扩领土，数传后，君主懦暗，国中豪族，乘国权之不振，而张其私威，内乱垂五十年，几成封建政治”。当时比较通行的汉英辞典也多设与"fedual"对译的“封建”条，而不立“拂特”条。参见上海圣约翰大学译学教授张鹏云费时八年编成之《汉英大辞典》（商务印书馆代印，1920年初版）及张铁民主编之《订正汉英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等辞典。一些常用的英汉字典，如商务印书馆1915年初版的《英华合解辞典》（一战结束时该馆又出《增订英华合解辞典》）等，也将"feudal"译作“封建”。），除严复之外，很少有其他人使用“拂特”这样的译语，而《时乎时乎不再来》一文中，在谈到德国发展的历史时，使用了“拂特”一词。（注：该文提到：“德为四十年新成之联邦国，其中有执牛耳者焉，曰普鲁士，守大佛烈之遗训，继以毕士马之阴谋，虽于十九世纪之初中经挫衅，而华铁庐破拿（指拿破伦）之后，厉行向豪士之征兵，与夫拂特诸贤之教育，蒸蒸日进，至同光间，一侵丹麦，再克奥匈，三战而入法人之都，于是维廉称帝，肇成联邦，蔚为大陆第一强国。”（《公言报》，1917年2月11日））
表1
《公言报》 发表《严几道致熊 写信 备注
上署名 时间纯如书札》时间
地雷的文章 中所收严复
篇名及内容 致熊纯如信
考德人发难1917年复近日读欧战诸未详王栻
之初，于军2月11日 书，觉甲寅猝发， 编《严复集》
事实操万全 德人实操十全胜列为第45信
之胜算。（ 算。（第37信）
《时乎时乎
不再来》）
古有建坊列1917年志士以政府腐败 1916年写信时间据
祀为人世之3月5日之故，日日鸣鼓 12月25日 王栻
至荣，自革 攻之，几令身无编《严复集》
命以还，则 完肤，然于事实第47信
以铸像为第 无济，徒假极无
一之荣典， 价值人甚至流氓
生之伟人， 强盗以隙，使得
死之烈士， 借以为资，生称
欲以此垂不 伟人，死铸铜像
朽者甚众矣 。（第38信）
。（《铸像
二月九日，1917年前之抗议明言： 1917年写信时间据王
我政府对于3月4日德若潜艇政策不 3月3日栻《
德人无限制 加限制，吾国当严复集》第66
之潜艇攻击 与绝交。今德人4页第50信
有所抗议， 之覆文于潜艇制
其措语之光 限一节，已置诸
明正大，为 不论不议之列，
五洲所共闻 吾国不向第二、
，一时义问 三步进行，前言
昭天壤矣。 复成何语！夫中
且曰：假使 国于胶州一事，
抗议无效， 已授德国口实，
中国将极不 今者又起抗议，
得已而与之 故使德人而胜，
断绝国交。 即如此中止，其
迨迟之又久 执辞仇恨我，正
，乃得彼之 如得罪到底者相
答书云：德 等也。中道而止
于华人性命 ，又何济乎？至
财产必将特 于协商一面，更
别之保护。 缘中止而开罪日
至于下面问 深，转不若前勿
题，则置诸 抗议之为愈矣。
不论不议之 （第41信）
列……使政
府当此而不
为继续之进
行，则抗议
前语将以无
结果而为天
下笑资。揆
其忍辱理由
，不过虑德
。然须知德
人特不胜耳
，无余力耳
，假其万一
而胜，抑有
余力，则自
青岛之役以
至于今，节
节皆可问罪
，其必不吾
饶，十成可
决，绝交与
否，政相等
耳。而协商
七八国方面
又支我之首
鼠两端，言
出不克自践
而鄙弃之…
…所谓两系
皆不收，则
不如当日默
然勿抗议之
为愈矣。（
《一不可做
二不可休》）
当欧战之发1917年方事（指欧战— 1917年写信时间据王
动也，尝有3月6-7日 —引者）初起， 4月26日
栻《
友人叩不佞 鄙人亦仅云：德严复集》第66
以两方胜负 欲得志，当以速7页第52信
之数。当彼 胜速了为期。至
时于彼中详 马兰河之挫衅，
情实无所知 而无成之局兆知
，则漫应之 。及逾二年，则
曰：德若胜 正蹈曹刿三竭之
者，则当速 说，瓦全且难，
战速胜速了 遑论胜也！（第
，假其处长 43信）
至于九阅月
以往，便恐
无幸，愈旷
日持久，则
其胜数愈微
。昔者曹刿
尝言之矣：
一鼓作气，
再衰三竭。
（《欧战旁
（三）《公言报》的创办背景、报纸的主要经办者均与严复有着密切联系
《公言报》创刊于1916年9月1日（注：未见到《公言报》创刊初期的报纸实物。此据《审究〈公言报〉》，载《民国日报》1917年1月18日。另见王植伦著：《林白水》，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81-288页。），其主要支持者及财政资助人是北洋系统的军人。据当时的报纸报导，北洋系军人及部分曾参预袁世凯帝制复辟的人士正在筹备办报，以作为军界人士宣布政见的机关：
某大帅发起各省督军联盟以谋巩固其地位时，曾拟在徐州创办《军声报》，以为鼓吹党见之机关，并派其署中某文案为编辑，携款至沪，购办印刷机器……继因冯华甫、朱经田两督军极端反对，事遂败露，《军声报》亦因之打消。惟某大帅及其原动人香儿等心尚不死，仍欲有所运动，以冀死灰复燃。适值天津《大公报》经理英敛之不问社务，乃弟遂将该报以六万元之代价售诸某大帅，该报遂为阴谋家所有，识者咸惋惜之。闻某大帅等原拟以二十万创办《军声报》，继因国人揭穿奸谋，不敢公然出版，遂将此款移作收买京津各派之用。除《大公报》费去六万元外，其余十四万元系由薛大可、林万里等所均得，专在北京、天津贴各报，故近来京中报纸，除大名鼎鼎《亚细亚日报》之外，其余各报中亦间有与该报同一声调者，皆林万里等收买之功效也。[3]另据国民党系统的《民国日报》报导：
近日哄传天津将有某督军大机关报出现。经详细调查，乃得种种报告，而知所谓大机关报者，盖在彼而不在此也。设报原因：此机关报之设立，为军人不能直接干预政治，遂用间接妙法，以一报馆为机关，得畅所欲言，并可作各个人辩护士，自以为计之得也，而况此数人者，区区数万金之浪掷，不过九牛一毛，于是乎毅然决然而为之矣。……帝制余孽某某等在天津及各处秘密会议，以冀嘘死灰于复燃，其种种阴谋，久为世人所知。今复以前财政次长张弧之名义，用五万元收买天津《大公报》，以为鼓吹机关。近在北京又将出一《公言报》，以淆惑世人耳目云。[4]
上述报导中的细节未必都准确，有些可能还属传闻或猜测，但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大体不差（注：据研究《大公报》史的学者认为，1916年9月，《大公报》由王郅隆出面接办，胡政之担任经理兼编辑。王、胡两氏虽不是张勋的代表，也没有担任过财政部的次长，但二人均与皖系军阀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王氏(1888-1923)原是天津著名的粮商，兼营木业、盐业，清末曾捐官候补道，民国成立后兼营金融业，曾任金城银行总董，与皖系关系密切，1913年被安徽都督倪嗣冲指派为安徽都署驻天津代表兼安武军后路局总办，1917年7月皖系组织安福俱乐部，王任常任干事兼会计科长，成为安福系的理财人。胡氏(1889-1949)，生于四川华阳（今成都），早年入安徽高等学堂，后赴日本留学，归国后当过律师、编辑，1916年段祺瑞任任务总长时，聘胡为内务部参事，两个月后随段辞职，由徐树铮推荐到天津编辑王氏刚刚接办的《大公报》，使《大公报》成为段派的喉舌。后来，胡氏又转到北京林白水所办的《社会日报》。（详见周雨：《大公报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2页、213-214页）。），所提到的林万里，就是后来因常常以“白水”的笔名在《公言报》上发表文章而赫赫有名的林白水(1874-1926)。林氏名解，又名万里，字少泉，号宣樊、退室学者、白话道人，白水是他在《公言报》上使用的笔名，系“泉”字的拆分。林氏系福建侯官人，曾主编过《杭州白话报》、《中国白话报》、《俄事警闻》等，辛亥革命后曾任福建币制局局长、国会议员。1913年入京后，曾任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参与复辟帝制的活动，在《亚细亚日报》上发表鼓吹恢复帝制的文章，被袁世凯任命为参议院参政。袁世凯帝制失败身亡后，又在林纾的撮合下，由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等官僚资助，在北京创办《公言报》，成为段派的喉舌。（注：关于林纾与徐树铮的关系及撮合办《公言报》之事，参见曾宪辉：《林纾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06-319页。关于林白水创办《公言报》的情况，参见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5-1106页；王植伦著：《林白水》，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81-288页。另可参见林慰君：《林白水先生传》（二），台湾《传记文学》第14卷第2期（1969年2月），林慰君系林氏之女，所记颇多有参考价值之处，但亦有不少显与事实相违之处，如说《公言报》“完全采用通俗的白话，以求普及”，“是北京有史以来第一个用白话出版的报纸”等等。）
这里所涉及的徐树铮(1880-1925)，字又铮，1905年—1910年留学日本，回国后追随段祺瑞，先后出任陆军部次长、国务院秘书长等职。徐氏喜“多接名氏，闽人林纾等皆其石交”[5]，虽“终日倥偬军事，乃心醉古籍，简择善本”，将吴汝纶身后所遗《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刊行于世，使得林纾等人赞叹此举为“艺林一大幸事”。[6]1915年，徐氏劝说段祺瑞反对袁世凯称帝，被免去陆军次长之职，遂创办正志中学，自任校长，请林纾、姚永概、姚永朴、马其昶等著名学者分任经史等课程，另聘外籍人士担任德文、法文及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课余则经常请林纾等到饭馆吃饭、逛琉璃厂。（注：参见朱寒冬等：《徐树铮真传》，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6-49页。关于林纾、姚永概等人受徐之聘任教正志中学事，可参见姚永概《畏庐文集序》及林纾《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序》，二文均见林纾《畏庐文集》，《民国丛书》第四编第94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出版。另见徐道麟编述：《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62年。）林纾既与办过报、想办报的好朋友林白水是同乡，又与希望建立自己的新闻宣传系统的皖系段祺瑞的代表徐树铮保持着这样一层特殊关系，因此，可以比较方便地在双方之间建立沟通。而严复一方面作为皖人李鸿章晚清所建立的北洋系的一分子，与皖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作为福建闽侯籍人士，又与林纾、林白水是同乡，严复与林纾志同道合，同以翻译介绍西方文化并称于世，两个保持了终生的友谊；而严复与林白水之间的关系虽然直到现在还没有太多直接的材料可以说明他们之间有着深刻的友谊，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两人不仅经历相似，即都办过报纸，都译过书（注：严复的译著久已为学界所熟悉、称颂，此不赘述。林白水一般被人视作一个著名的报人，但实际上他同时也是一个著名的翻译家，曾经编译过多种书籍。详见王植伦：《林白水》，第4页。），都在袁世凯执政期间做过参政、支持过袁世凯的帝制活动等等，而且两人之间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由于有这样一些特殊的因缘际会，严复被请作《公言报》的撰稿人，应是顺理成章之事。
据上述诸点，笔者认为，《公言报》上署名“地雷”的文章，可以断定就是出自严复手笔。
二、佚文的主要内容
从《公言报》上发现的这批署名地雷的文章，其主要内容均与当时中国政局中牵动面极广的是否参加协商国、对德宣战的争论有关。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对德宣战为中国主动加入国际大家庭的“千载一时”的大好机会，中国应把握机遇，对德宣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袁世凯政府曾一度准备参加以英、俄、法协商国方面对以德国为首的协约国作战，但因故中止。袁世凯死后，继任的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在是否参加大战的问题上发生争执。1917年春，德国宣布实施无限制潜艇攻击政策，美国宣布与德国开战并号召中立国参加协商国方面对德作战。2月9日，中国政府向德国发出抗议，并宣布如果德国不取消无限制潜艇攻击政策，中国将与之绝交。此后，在德国拒绝中国的条件后，总统府和国务院围绕着是否覆行前言、与德绝交开战问题上意见发生分歧，黎元洪反对参战，段祺瑞则极力主战，由此引发府院之争并引起全国政局动荡。（注：关于对德抗议后政府内部意见分歧及对立的情况，详见张国淦《对德奥参战》，载《北洋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83-121页；张忠绂：《中华民国外交史》，正中书局，1943年，219-229页。）国会之中，国民党籍议员和倾向于国民党的议员支持黎元洪，反对参战（注：参见孙中山《致北京参议院众议院电》（1917年3月9日）、《致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电》（1917年3月9日）、《复段祺瑞函》（1917年5月12日）、《中国何为加入协商国》（1917年5月）等文，收入《孙中山全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18-20页，第30-32页，第39-99页；马君武《反对与德绝交加入协约国电》（1917年2月28日）、《反对与德绝交加入协约国电》（1917年3月6日）、《为参议院通过对德绝交案之通电》（1917年3月11日）、《辟梁启超宣战论》等文，收入《马君武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68-370页，372-373页。），而进步党等系的议员则支持段祺瑞，主张参战。社会上也围绕着参战问题，分化为相互对立的两派，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新青年》派赞成参战（注：参见陈独秀《对德外交》及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载《新青年》杂志第三卷1、2号（1917年3月、4月）：李大钊：《我国外交之曙光》、《今后国民之责任》、《中德绝交后宜注意西北》、《论国人不可以外交问题为攘权之武器》、《一致与民望》等文，原载1917年2月9日、11日、2月12日、2月17日、21日《甲寅》日刊，收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册，第262-263页、269-270页、272页、282-284页、292-294页。），而南方倾向于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则反对参战。
面对这场关系到中华民族命运的大事件，严复连续发表文章，提出自己的主张。严复明确指出，现在是中国以正当的身份加入国际社会的千载难逢的绝好时机，中国应当机立断，立即加入协商国，对德宣战：“夫今日所以为千载一时之机会者，盖当民国四五之交，吾欲为此，除普通人道外，尚苦无词可执。今则美总统起而为倡于诸中立国，有瞻余马首之言。吾执干戈以从其后，所谓从众，而政府固以保护人民为天职，华民走海，多在外国之船，以和平营业受攻，万无坐视无言之理。凡此皆颠扑不破加入之理由也。其次各洋报所云种种加入后利益，虽属物质一边之谈，然而利在国民，亦谋国者所当急起直追，不宜放弃。今不必言协商国赔款之减轻，即此每年偿德六七百万金钱，际此民贫财匮之秋，亦所不容轻视者耳，又况加入之后，一切国际问题，皆可以□亲之情，以求速结。报章传说，谓战事之了，大抵不出今年，届时海牙将必有最大之和平会，后此五洲人事，视此为标。吾国此时因加入协商，则预会发言，乃系当然权利。反是而观，孤立者势必屏诸国群之外，以静待胜家之处分，坐客阶囚，荣辱利害，相去远矣。”更重要的是，“此番各协商国之望我加入战团，其用意固别有在，所谓经济界之宣战是也，但此举于吾国所极钜，政府认为有益，即当猛毅进行，不容延宕，事机一失，悔且莫追，而谋国之人，决不当使感情用事，须知英德本系舅甥，而德罗之主为同族，美国之众，不少德产，彼皆如何，吾可取鉴。”[7]
2月16日，严复发表时评《惩热羹者吹冷齑》，希望中国当局不要错误地总结义和团的历史经验，坐失良机，而应冒险一搏。他认为：“谋国固出万全，而利害关头，则有时不能不出于冒险。外交之事，往往其利愈大，则所冒之险愈多，使其无险，便亦无利。今日之事，利百而险一耳。不必远观，但取日本、意大利、罗马尼亚、勃牙利四国之事较而论之，可以见矣。凡事又当早计失败之如何。今日之事，就令失败，必先有美国与夫英、法、俄、义、日、蒲之同命，是亦可以自壮者已。[8]
反之，如果中国继续保持中立而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则其利甚少，充其量不过是“以消极主义以保吾国之现状”，而中国之身份地位，“一切无异于前时，虽有华盛顿、林肯之总统，毕士马、嘉富洱之相才，经数十年之惨淡经营，于各国或跻平等之列，一时固或和平”，仅此而已，但此中隐伏的危险却极大，万一强权主义者胜利，则中国将“一切听命于强权，受人宰革处分，无门赴诉”。[9]这将是一种极为可怕的后果，应尽力避免。
三、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宣战，是“依乎公理”、正义人道之举，不应因任何原因而放弃
按照严复的分析，当时反对对德开战者主要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德奥为国，本属极强，陆有不可破之国防，水有不可当之潜艇，最终胜利将必归之，而我国以对外一无可言之陆海诸军，自投于交战漩涡之中，惹此后外交无穷之轇轕，不量力，不度德，此无异开门揖祸者也”。另一派则认为，“人道诚宜尊重，公法亦要保持，欧战之协商、同盟两系，胜负之数尚不可知，我之加入协商，名以义立，方针亦自不差，惟是吾国政府其中分子岂皆国民所信任，府院参众，各立于独，眼光手腕，两无可言，不但鲜同舟共济之情，方且有舁瓢分裂之惧，从来外交胜利，必由内政清明，今之当路，岂足语此？纵使用一方针稍呈活气，而后之私暗识，矛盾百端，”不如“以省事为佳，加入战团，必然非策”。平心而论，这两派主张“皆本良知立论，然前系主张，于欧洲现势实未尽合，至后系所言，有合与否，当局当所自知，吾辈本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之义，案而勿断可耳。”[10]但是，德国等强权国家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极不人道之举，“凡德人所施于侵地者，则吾以为蔑视公法，全无人道，著其罪恶，桀纣不如。……达摩子、绿气弹，攻其扶伤，毒其水源，凡海牙所约禁者固无论矣，席卷其地之财物，虏使所余之子女，被攻而退，则一庐一舍，一草一木，无留余者，虽千余年之建筑，成人类之公产，亦不惜数十吨之炸药以从事焉，则几丧心痛狂者已。……我之贫弱，殆无可讳。以贫弱之众，居大地之上，腴承四千年之文化，万一异日有他族焉逞其野心，涎吾所有，以德之道，施于此邦，公等闭目寻思，当为何状？岂徒死丧之无日，将祖父过去之所留贻，孙子未来之所有待，尽化云烟，岂惟扫地？然则今日吾辈所对待者，乃世界公共之魔王，亦吾国将来之剧寇，不必德也，凡与德同道者，皆吾仇也”[11]，中国应义无返顾地对德宣战，而不应因任何原因而放弃正确的选择。
俄国二月革命发生后，一些政团认为俄国的革命有可能造成协商国阵营方面的混乱，从而导致协商方各国的失败，因此，认为应该更加慎重对待，不应轻于宣战。严复在对俄国革命的因果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认为俄国革命虽然一时导致内部秩序变更，但“俄于战事方且一致进行，不缘革命或生变沮”，中国虽应注意研究俄国革命及其对世界局势的影响，但对德方针不应有所退缩，“俄之革命，于我无改换方针之理由也”。[12]
3月4日，严复发表时评《一不可做二不可休》，提醒当局者注意：“进退失据、首鼠两端者，政治、外交两家之所大忌”，苟一犯此，未有不铸成大错、后悔莫及者。他认为，中国的抗议既为德国“置诸不论不议之列”，则德国“明明欺我而侮弄之”，在此种情况下，“使政府当此而不为继续之进行，则抗议前语将以无结果而为天下笑资”，而“协商七八国之方面，又以我之首鼠两端、言出不克自践而鄙弃之”。因此，为中国利益计，对德政策必须贯彻始终，不能半途而废。[13]
3月24日，严复再发时评《信道不可不笃》，指出，“强权公理竞争剧烈之时，最后之胜，必归公理，譬之于水，固有过颡在山之时，而其归墟，必在大海。今之欧战者，强权公理之竞争也，我之与人断绝国交，依乎公理，以求于国尚亦有利者也。乃数日来，以俄有革命之发现，吾国有多数人认为强权之胜利，皇皇然若以政府此次主持断交为误国败著也者”，而实际的情形则完全与此相反，“俄之革命乃所以剿绝亲德派之阴谋，乃恨尼阁拉夫妇之暗懦无能，而常为亲德派之傀儡，乃所以杜绝单独讲和之动机”，俄国革命以后，“数日之中，俄皇父子逊位，举国上下翕然，愤争悉平，咸翘首趾足，以望进行之新政，是则此举合于其国民心理之公，必如此而后有一致进行之效”。因此，中国“方当为俄国贺，方且为德奥忧”，而决不应改变自己的对德方针。[14]
5月间，正当国会讨论参战问题时，发生了公民团示威之事，一些国会会议员乘机要求先查办公民团，参战问题留待查清内部问题之后再进行讨论。对此，严复愤怒地指出：“身为国民，国第一，而一切事皆其次，此今日五洲之通义也。……今日外交之问题，所关于吾国兴废者，动及百年，至大且远，时机一失，不可复追者也。所谓内阁之倒立，国会之集散，较而论之，过眼云烟，皆不过旦暮事耳，奈何以旦暮之事，使国家坐失不可再遇之时机乎？”作为国民代表的国会，“宜暂置公民团之事于度外而先解决此对外间不容发之问题，公然开会，与内阁所提出者以通过，或竟与之以不通过，了此大计，以息全国之悬悬，然后穷究暴民之强逼，问主使之何人，法律俱在，未为晚也”。只有这样，才能算是“真爱国者”，才能算“有所牺牲，忍其愤愤，以就国事”。[15]只有这样，才对中华民族的利益最为有利。
四、佚文的发现对严复思想研究的价值
上述佚文的发现，对于研究严复晚年思想活动及其社会影响，均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以往研究严复晚年思想者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严复本人去世之后才发表在《学衡》杂志上的严复致其门生熊纯如的书札，如王遽常先生的《严几道年谱》中相关的部分、沈云龙先生等人对于严复晚年思想的研究等均是如此。严复致熊纯如的这批信件确实是反映严复晚年思想的重要材料；但是，它们所反映出的主要是师友个人之间的一种思想交流，却难以说明这些信件中所表达出的思想与当时的现实社会政治有多大关系。换言之，从这些信件中我们可以知道严复在思考讨论些什么样的问题，却无法确定其社会影响。
可能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不少研究者一方面知道严复在致熊氏的信中表达过自己对于当时有关问题的政见；但另一方面却认为，1916年中袁世凯帝制运动失败后，严复已经彻底绝望并与现实政治和社会完全脱离关系。（注：例如，Howard L.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Vol.3)(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1979)中的"YEN FU"条说：After Yuan's death,Yen Fu went into complete retirement and grew increasingly pessimistic about the contemporary situation（袁氏死后，严复完全退休，对时局越来越绝望）。中国学者中也不少人持类似观点。参见周振甫：《严复诗文选后记》，载《周振甫全集》第十卷第584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民国伟人传》，载《严复传记资料》一（上），台湾天一出版社，1985年。）而严复在《公言报》上所发表的这批文章的发现，则可以表明，严复不仅没有“完全”脱离现实政治，而且恰好相反，是“完全”没有脱离现实政治，他在密切关注着现实政治，并以特定的方式将自己对于诸如世界形势发展的大趋势和中国应该采取的正确对策之类重大问题的思考向全社会公开表达出来。
其次，发表在《公言报》上的这批佚文可以清楚地反映出严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进程及其发展趋势的观察及其对于战后中国命运问题的思考。严复在一战开始后，“于各国胜负进止最为留神，一日十二时，大抵六时皆看西报及新出杂志”[16]，又参与编译《欧战缘起》，逐日进呈，供政府当局参考，这早已是研究者所熟知之事。而从现在这批佚文中则可更清楚地看出，严复不仅在编译材料供当局参考，实际上还试图以自己的观察和研究来影响当局、影响政界、影响社会，希望他们在世界局势即将发生划时代的转变之际，把握时机，采取正确的、对中国最有利的对策。
一战以前，中国官僚与士大夫阶层对外国在华势力及中国命运的普遍看法可以用“均势”两字来概括，一方面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对中国主权完整和尊严造成很大损害，另一方面，此种均势又使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互相牵制，任何一国都不能独占中国，中国则赖此得以不亡。（注：关于“均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参见佚名：《论列强将渐变均势之说为分争》，载《东方杂志》一卷9号（光绪30年9月），第212-214页；许家庆译：《列强均势之由来及将来》，载《东方杂志》13卷2号（1916年2月）第57-70页；章士钊：《加入欧战问题之意见》，发表于1917年2月10日出版的《甲寅日刊》，收入《章士钊全集》，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2月，第4卷，第15-16页；李祥麟：《论远东新均势》，载《国闻周报》第14卷第14期（1937年4月12日），其中第二大部分论及一战前后的欧洲均势及对中国的影响。）但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世界均势遭到破坏，各国在中国的均势也不复存在，两极化的世界格局初露端倪。从这批佚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严复是较早认识到国际局势发展中的此种新趋向及其与中国的利害关系的思想家之一。在严复的心目之中，一战以来的世界已经明显划分为两个相互对立的营垒，一个是以德国为首的协约国，另一个是以美、英、法、俄为首的协商国；世界局势的这种转变对中国来说既是严峻的挑战也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中国应当机立断，不入于此，便入于彼，如保持中立，则战后无论哪一方获胜，中国都必将成为被瓜分、被宰割的对象；而从交战各国的历史及开战以来的表现看，德国虽为强国，但过于依恃强权，摧残人道，蔑视公理，最后必无好结局，而协商各国不仅国力强盛，而且符合人道正义，必将胜利，即使不幸而失败，德国要同时宰割美、英、法、中国等如此多的强国、大国，则无论如何也是难以做到的。应该说，这种见识在当时是非常深刻的，决非没有世界眼光者所能企及，反映出中国人对世界认识的深化和外交观念的进步。（注：当时在华外人及外国在华所办报纸将主张参战者称为“新派”，将反对参战者称为“旧派”，旧派“昧于世界大势”，新派则熟悉世界大势，“深知文明之策”，主张参战“实为其国际关系开一新纪元”。参见天津历史档案馆编：《北洋军阀史料·黎元洪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6册，第52——54页、62——63页、67页、88页。《新青年》派的李大钊等人也认为，中国对德之举“实为我国数十年来于外交史上特放一线曙光也”，殊属可喜，“倘我国外交从此振刷精神，奋起直追，将来国势之转机，未始不基于今日也”。见《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册，第262页。当时人陈荣广、王几道将参战前各派所发言论汇编成一书，取名即作《外交新纪元》，由泰东书局出版。）事实上，后来，大战结束后中国能作为战胜国之一出席巴黎和会，实得益于此参战之举，后来中国人逐步形成的对于世界两极格局的认识及国共两党“一边倒”的外交决策，其最初的认识起点或许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严复等为代表的那一代先进人士那里。因此，这批佚文的发现，除可大大加深我们对于严复晚年思想及其社会影响的研究之外，无疑又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轨迹及外交观念的转型。
以上是笔者对这批佚文初步考订的结果及对佚文本身内容和价值的一些粗浅认识，提出来供大家批评、参考。
收稿日期：2000-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