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与心理健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华论文,心理健康论文,文化与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中华传统文化所体现的“重人”、“重德”、追求和谐的人文精神，是心理健康运动的思想基础，中华传统文化中所宣扬的一些为人处世哲学和态度有维持心理平衡的作用。但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也含有可能导致心理疾患和阻碍心理健康运动的固有缺陷。造成这种利弊并存的原因，主要是传统文化的作用存在着时代差、社会发展进程的不均衡性以及中华传统文化自身的矛盾。
一
人的心理是社会化的产物。通俗的讲是社会环境塑造人的心理，使它反映着特定环境的色彩和光泽。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文化塑造人的心理。尽管社会的发展最终决定于经济的力量，但经济力量对人的心理的影响往往是通过作为其上层建筑的文化手段而发生作用的。中华传统文化塑造着中华儿女独特的心理品质，并对中华儿女的心理健康方面产生着强劲的影响。
梁漱溟先生认为，人生要解决三大矛盾，一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即人为何征服和改造自然的问题；二是人与人的矛盾，即人际关系的协调问题；三是人个体心理的矛盾，即人自身的超脱问题。由第一个矛盾而诞生西方的科学文化，由第二个矛盾而形成东方的人文文化，由第三个矛盾而形成印度的宗教文化，因而这三种文化在解决不同的矛盾中各有独特的作用。
以“儒家”思想理论为基础的“东方文化”，在其孕育过程中所突出的是人，而不像西方文化那样突出“神”。诸如“重人”、“重德”、“重实”、“民贵君轻”的思想反映了“东方文化”的人文特征。孔子提出的治理天下的礼治观点，主张治民要宽，养民要惠，富民而教之；认为管理人民，首先要尊重他们，教育他们，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这充分体现了东方文化的人本精神，它为心理健康运动在东方的兴起提供着思想土壤。
联合国卫生组织所提出的健康的定义是：“健康是人肉体、精神和社会的康乐的完善状态，而不仅仅指无疾病或无体弱的状态”。这种完善状态实质体现了一种和谐：从人的外部来说，是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的和谐和个人与他人关系的和谐；从人的内部来说，是个人身心关系的和谐。这与中国古代圣人三大和谐的理想追求又是一致的。儒家所强调的“和为贵”集中体现了这种和谐的思想。“和”首先是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一体，即“天人合一”；其次是人与人的亲和调谐，相互理解，平等相助。孟子所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了人际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而孔子所主张的“仁者爱人”则把人际关系的完美作为了理想的人格标准。此外，“和”还体现了个人心理和精神生活的平和、和乐境界。
心理健康既取决于外部生活事件（环境）的影响，又取决于个人面临造成紧张或挫折的生活事件时所取的应对方式。这应对方式实质上又与个体内部的心理平衡机制有关。它可以帮助人们通过主观努力，使多种情感的强弱与深浅均处于适度的范围之内，从而维持良好或无害的心态。中华传统文化中所提倡的一些为人处世的哲学和态度，客观上起着维持心理平衡的作用，尽管有的可能是积极，有的可能是消极的。如“塞翁失马”、“丢钱消灾”是要人们在挫折面前看到光明的一面，以坦然的心态接受现实。“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则使人们以积极的心态对待困境。这些中国古代圣人之言通过它所体现的朴素的辩证法，帮助人们改变对生活事件的认识，从而达到维持内心的平衡。“中庸”、“知足常乐”则是通过使个人的行为，认知限制于一定的度上来寻求内心平和的境界。
这些心理平衡机制主要通过反思、内省、自抑形成一种固定的认识模式。该认知模式助人摆脱矛盾，达到自身认知行为与外部生活事件的平衡，体现出顺其自然的中国古代的老庄哲学。但这种对环境的适应，往往包含着较多的消极的适应，它是通过自抑、忍耐而实现的，因而又埋藏着引发心理不健康的心理因素。
老庄的无为哲学和佛禅的超脱思想还引导着另外一种心理自我调适的方式。庄子主张“忘情”、“忘我”，超然于物外，从而达到大彻大悟、豁然开朗、悠闲自得的“心游入天”之境界。许多东方民间保健术，如坐禅、瑜珈、气功及其他放松入静的技巧，都体现了这种思想。它们不求改变人的认知、情感和行为，也不求改变环境，而是让人通过自我暗示，排除杂念，放松入静，达到消除焦虑、烦恼、恐惧等不良心境的作用。
二
我们还必须看到，在另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中也含有可能导致心理疾患、阻碍心理健康运动的固有缺陷。
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它的社会取向性，即个体服从于整体，淹没于整体，故有的学者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缺陷之一是“无自己”，导致了“非个性化”的自我结构。中国历史渊源流长，使民族内部的传统得以保留，并形成了中国社会以家为基本单位，把人视为群体之一分子，追求社会人格的特色。它强调仁爱、正义、宽容、和谐等。而西方以个人为社会的最小单位，把人视为独立的个体，追求独立人格。它强调自由、平等、尊严、权利等。过分强调社会性的取向压抑个体性的取向，必然造成人格上的依赖性、求同性以及自我的萎缩。它极易造成独立性差、适应力低。
中华传统文化的另一特征是它的高度约束性。“非礼勿视，非礼勿动”，凡是与道德礼教相违背的言行都不允许，要求人们“慎独”、“自省”、谦虚。这样往往易于使个人需求、欲望、情感受到过分压抑，而得不到正常的表达和必要的渲泄。其结果是引起焦虑不安、谨小退缩、疑心多虑、易于形成强迫性倾向。
尽管中华传统文化上的一些缺陷易于导致华人的某些心理疾患，但这并未相应地导致人们寻求心理咨询治疗的强烈需求。这具体表现在心理健康概念的提出，人们对心理健康的认识以及心理咨询的开展，在西方国家要比中国大陆早得多。直到现在，在中国大陆，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的进展，仍然是缓慢而艰难，这有其深刻的文化原因。
首先是中华传统文化所强调的慎独、自省使人们形成了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化解个人内心矛盾的习惯。这固然造就着中国人的坚忍，但是却阻碍着人们科学地认识心理健康以及以更加积极和多样的方式去促进个体内心的和谐。个人的自省固然有的可以通过改变认知而达到内心的平衡，问题的化解。但自省的作用和效果往往与问题的性质、个体的性格特点、文化修养等有重要的关系。
其次，中华传统文化所造就的人的封闭的心态，与心理咨询所要求的敞开心扉、渲泄情感是格格不入的。这封闭的心态表现在爱面子，不愿在人前表现自己的弱处：情感不露而观点深藏。封闭自我的人格特质，显然阻碍了人们毫无戒心地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坦露心扉，诉说衷情，寻求帮助。
另外，中华传统文化强调群体取向而忽视个人价值、尊严、权利，往往造成个人隐私权的淡薄，以及喜好窥探和议论他人隐私的陋习。个人隐私的公开往往有损于个人在群体中的地位以及在人际交往中的形象甚至个人的前途。这使得重人际关系者往往留意在内心构筑起坚硬的保护壳，不轻易让他人闯进个人内心的隐私世界。这当然就难以接受主要通过个人隐秘的尽情诉说来寻找致病根源而达到疏解和治疗目的的心理咨询。
三
中华传统文化对人的心理健康既显示出积极有利的影响，也表现出消极负面的作用，这不能机械地划定某一部分起正面作用，另一部分起着负面作用。因为往往同样一种东西兼起两方面的作用。例如“自省”，它既使人们通过个人主观努力获得心理平衡，但又妨碍了人们通过求助来减轻或化解过强的心理压力。对中华传统文化与心理健康之间既相生又相克的这种矛盾现象，须加以分析以便更好地考虑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扬弃。
相生相克的原因之一，是传统文化的作用存在着时代差。文化塑造着人的心理，不同的文化塑造出不同的心理特质，不同时代对人的心理素质有不同的要求，此时是适宜的心理素质，彼时不一定适宜。有人认为，社会定向性格有利于人们适应中国农业社会的传统生活，而个人定向性格有利于人适应现代化的中国社会生活。然而社会的进程是复杂而多元的，特别是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交杂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多种文化影响，更显出其复杂性，很难绝对地说社会定向性格有利于传统生活，个人定向性格有利于现代生活。关键在于要看到迅速发展的时代所要求的心理特质与相对滞后的文化所塑造的心理特质之间的时代差，从而自觉地使传统跟上现代，让现代揉入传统，达到它们的完美结合而塑造出新的心理特质。
另外，社会发展速度的不均衡性，可能也是使得中华传统文化时而显示其正面影响，时而显示其负面影响的原因。经济的迅速发展是社会急剧变化的终极原因，而经济的迅速发展来自个人方面的动力更多地是赖于个人取向的一些特质上，诸如追求功利、渴求卓越、勇于竞争等。但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高度，保持社会的相对稳定以便为其经济稳步发展提供保障的要求便显得突出了。而社会定向所包含的一些特质似乎更为符合这一要求。当前在现代西方国家对东方文化的向往正是基于他们的经济发展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后对社会安定的迫切追求。诚然，对社会的正负面影响与对心理健康的正负面影响有区别。有时对社会的稳定发展起负面影响的特质，很可能对心理健康起正面影响。例如“知足”，“知足”能“常乐”，对维护心理健康有好处；但“知足”却使人不思变革、进取，则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因此，未来社会的良好人格特质，也许还要在有利于社会发展与有利于心理健康之间选取合适的度。
相生相克的原因之三，是来自中华传统文化自身的矛盾性上。文化在结构上包含了器物文化、观念文化和制度文化。中华传统文化自身的矛盾主要是观念文化和制度文化之间的矛盾。观念文化包含了知识、能力、思想、习俗等，制度文化则是指特定的文化观念在政治体制、组织结构、法律宪章上的表现。包括儒家学说在内的诸子百家学说形成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其时正值地主阶级的上升时期。这些学说所体现的“重民”、“重人”、“重价值”的人本精神作为观念文化影响着以后的世世代代。大秦帝国建立后，中国开始进入封建专制社会。“专制性”便突出地反映在制度文化中。“重人”的特点在制度文化中演化为整人、治人、统治人的权术，这就离开了人文精神的本义。由于制度文化上的专制主义，使得观念文化中的“人贵”、“重人”思想未能在实践中真正的体现，而仅是作为一种理想的主张而已。文化上的矛盾导致了人格表现上的矛盾。有学者指出，传统文化在培养个体的从众性、依赖性的同时，又培养了个体对他人的不信任感、戒备心。
随着现代中国的制度文化不断向民主化方向发展，传统文化中那种不可避免的矛盾必定会逐渐消除；而传统文化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则必将呈相对减少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