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民间去”：民国初期知识分子心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路论文,知识分子论文,民国论文,初期论文,民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04)03-0088-06
“到民间去”是民国初期知识分子中间的一个流行话语，包含着几个逻辑上互相关联的层面：其一，“到民间去”为什么会成为民初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这与20年代知识分子对自身不在“民间”进行反思的心路历程有关。其二，到哪个“民间”去？对“民间”这一概念的理解有无分歧？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可能会根据自身的理解对“民间”的内涵给出不同解释，从而使其去向不同的“民间”，其结果则会造成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意愿与趋势虽同，而在“民间”的作为却可能是天壤之别。其三，“去”和“到”的方式如何？纵观20年代的民国历史可知，知识分子进入“民间”的方式是多样的，并最终产生了乡村建设群、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以及学术群等几个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
以上三个层面的内涵表明：作为一种潮流，“到民间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国初年知识分子的心路，显示出这一时期知识群体的变动趋势，同时，也预示了此后民国各种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的兴起。以往学术界论及20世纪初期的知识分子动向时较多关注五四运动的影响，本文则拟就以上三个内涵层面展开分析，希望能从另一个角度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群体做一点整体观察。
一、20世纪20年代民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到民间去”的起因
“到民间去”的提出，伴随着一个知识群体自我（认知）反思的过程。在近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多数知识分子没有意识到自身存在着问题，更谈不到有自我改造的意识。在对“民间”的关注及对知识分子与民间关系的定位上也是如此。当然，也有少数先觉者曾意识到这一问题。清末，严复在阐述致达富强之途时，曾再三强调开启民智、民德、民力的重要，稍后梁启超作“新民说”，对作育新民以保种救亡之思想，更是“谆谆致意”[1](P326)。显然，严、梁已经触及到了晚清以来包括二人在内的知识界忽视“民间”这一问题，故而有呼吁重视民力之论。遗憾的是，在清末民初社会大变动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或忙于参与创建新的民主共和国，或忙于新文化运动，或忙于关注、卷入民初大小军阀势力的你争我斗，严、梁二人的言论未能得到及时的回应。
知识界对严、梁主张形成普遍回应时，时间已过去20年，此时已是新文化运动后期，对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中种种黑暗现状的失望不满，促使知识界对数十年来历次救国努力均无结果这一事实作了深刻反省，不少人产生了这样一种看法：“吾国政治运动之缺点，在不自民间着手。吾敢谓吾国社会运动之通病，亦在于与真实之民众太少接触”[2]（第十八卷第七号，P3）。当年严、梁二人的“老话题”，此时被重新拾起。救国必先奠基固本，发扬群力，成为当时知识界反省后的共识。作出这一反省的意义是双重的，它不仅标示了此后进行社会改造应以民众为立足点、出发点，同时，更引起了知识界内部的一次深入反思，通过反思，他们发现自己较之严、梁时代，与“民间”的背离更为严重。背离的趋势通过两种现象呈现出来。
其一是不少民国知识分子已由艳羡享乐而渐至堕落。民国后不少人观察到，原来居于“民间”的一些人，在接受了新教育变为知识分子之后，大多已不愿意再回到“民间”。章太炎在《救学弊论》中的观感表明了一些知识分子对此问题的自觉。章氏看到，民初学子在经过学校教育后，其本性已开始发生改变，“既以纷华变其血性，又求报偿，如商人之责子母者，则趣于营利转甚”，章氏因而流露出他的隐忧，认为新一代知识分子即使学术有造，“欲其归处田野，则不能一日安已。自是惰游之士遍于都邑，唯利禄是务，恶衣恶食是耻”[3](P214)。同一时期，梁漱溟也对学子中享乐之风盛行的象表示“心伤之痛”，“吾见今之学子少年，方毕业于学校也，或且未毕业也，其举动挥霍如官僚阔人焉”[4](P793)。甚至一些外国人也觉察到了此种现象，并表示不以为然，“中国的教员、学生、文学家都渴望物质的享受，凡冠以伦敦、纽约之名的，不加辨别，都以为是好的，他们梦想过中产阶级和贵族的安乐的生活，他们求娱乐，求淫佚，可是没有爱真美的心”[2]（第十九卷四号，P127）。这话说得尽管可能有些夸张，但反映出的问题应该还是真实的。这里姑且不论新教育是非与否，民国后由学子转变而成的知识分子大量留居城市，耽于享受这一现象的后果却是严重的，这使他们仅仅“见闻限于通都大邑”，仅仅“熟视过东西洋的工业社会”，“而广大的中国社会对于他们却是谜样的模糊”[2]（第二十七卷六号，P70）。“民间”对于士人既已成“谜”，读书人“与齐民已截然成阶级矣”[3](P214)，当年章太炎的这句结语或许更为贴切地道出了知识界与大众的实际距离。
其二是所谓“高谈主义”的流行。20年代初，张东荪注意到，在思想界与知识界中崛起的诸多思潮与学说，尽管有播荡社会之功，却都存在一个问题，即“其志仅在宣传，而不在躬行”[2]（第二十卷十二号，P23）。另一篇谈“士气”的文章佐证了张氏的这一印象，“中国唱联省自治的人，唱社会主义的人，唱‘到民间去’的人，唱革命论人，乃至唱不合作的人，有几个不说得冠冕堂皇，动人听闻。然而，各省军阀专制如故，社会劳逸不均如故，民生凋敝如故，政治腐败如故，士人供役军阀官僚如故”[2]（第二十一卷十二号，P20），种种“如故”与一连串“唱”形成了鲜明对比，表明民初知识界种种改造社会的理想存在着与真实社会脱节的缺陷。尽管有些理想本身本无可厚非，如社会主义以及“到民间去”等，但在当时由于没有在“民间”得到真正落实，故也难脱“高谈”之嫌。
沉迷于享乐与高谈理想都不是有识知识分子所期望的，故知识分子对民国后自身状况进行一定反思以后，随之即是切实地“到民间去”。
二、到哪个“民间”去——认识的一致
从提倡“到民间去”到真正走进“民间”，知识分子必须对于“民间”这一概念有一个清晰的理解。从当时史实来看，这一时期知识界关于“民间”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即：“民间”指的是人民大众中间，且大体上经历了由城市及于乡村，由宽泛渐至具体，并最终落实到“乡间”的过程。几个后来活跃在民间的知识分子群体对“民间”理解的日趋一致很好地表明了这一点。
其一是乡村建设群的认识。这一群体在20年代后期声名鹊起，是“到民间去”真诚的实践者之一。关于“民间”，他们的认识可以概括为：起于平民而终于乡间。“平民”二字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流行话语之一。所谓“平民”，20年代的界定大致是这样的：“从狭义讲，就是这一般失学的青年和成人；从广义讲，就是一般粗通文字，没有常识的男女、也应包括在内”[5](P15)，晏阳初的这一解释代表了当时一部分读书人的见解。显然，城乡社会中所有不识字又无知识的“白丁”，构成的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民间。将目光投向这一“民间”，源于知识界对民国以来中国国情的认识与忧虑，“现在国家弄到这步田地，固然应该痛恨一般军阀、官僚、政客的误国殃民，但是我们也得自怨自艾。…我们不管政治，是因为多数的民众没有政治的知识，不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自身有什么关系”[5](P21)。
民愚民贫的社会现状刺痛了有识之士的心，不少人因此提出了到无知无识的平民中去，从事强根固本工作的愿望与主张。在较早提出到平民中去的人中，晏阳初是比较知名的一个。这位留美学生在1920年即表示，“有生之年献身为最贫苦的文盲同胞服务，不为文人学士效力”[6](P36)。有着与晏氏差不多教育背景的陶行知，同一时期也有同样的心愿，“我本来是个中国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的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经过一番觉悟，我就象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7](P60)。但不久他们发现：彼时还有一个比“平民”更需要知识分子关注的“民间”那就是“农村”。一个不争的事实摆在面前：中国大部分平民不在都市而在农村。“中国是以农立国，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是农民，农村是中国85%以上人民的着落地”[8](P246)。根据这一事实所得出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知识分子最终要去的“民间”应当是农村，正如梁漱溟当时所言：只有知识分子“与乡间人由接近而浑融”[9](P78)，中国问题才有解决之望。
其二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理解。与乡村建设群相比，20年代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走过的路更崎岖一些，在如何理解“民间”这一问题上经历了一个由民众到城市工人阶层再到乡村农民的过程。同乡村建设群相似的是，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关于“民间”的认识也是比较宽泛的。尽管如此，20年代初，在讨论中国革命所依靠的力量时，他们喜欢用“民众”而不是“平民”来表示“民间”。选词的不同也意味着涵义有异，“民众”更多指向工农大众。根据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见解，“民众”是改造社会的伟大力量，而作为“忠于民众运动的先驱者”，知识分子的意义就在于深入民众，发动与组织民众，最终通过民众完成中国社会的历史变革。
“深入民众”本无可厚非，然而受西方经典工业化理论的影响，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轻易就忽略了中国以农立国这一现实，“我们的小农，正如任何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10](P487)。恩格斯当年针对欧洲社会状况所下的这一论断，被简单、机械地移植到东方，使这一批知识分子中的多数人，在20年代最初几年较多地关注于城市。虽然几年中发动工人的工作不无成效，然而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注：如1923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就遭到了军阀吴佩孚的残酷镇压而失败。其教训已为早期共产党人所认识。）。直到20年代中后期，国民革命兴起，农村中普遍兴起了打土豪劣绅的农民运动，许多人才开始认识到乡村中的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毛泽东在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得出的结论是“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11](P21)，这意味着从这时候起，视“革命”为天职的这一代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将会把他们未来的行动目标，主要锁定在乡村这一广泛的“民间”。
不应忽略民初深入到民间的知识分子中，还有一个相对沉默的学术群体，他们也有自己对“民间”的理解。与前述二者不同的是，学术群体之关注于“民间”，更多的是基于学术研究而不是社会运动的考虑。尽管这群人为数不多且比较分散，但还是可以从陆续出版、发表的有关研究成果中，窥见他们在“民间”的踪迹。20年代中，冯锐的“广东农村文盲调查”、清华学校教授陈达的“北京西郊成府调查”、李景汉的“北京人力车夫文盲调查”及其专著《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2]（第二十五卷十四号，P10）等研究成果相继问世，使人隐然可见他们所去之“民间”。如果再将30年代也列入观察，一些更为著名的论著，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将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群体对“民间”的理解。显然，学术圈中的知识分子更倾向于到农村中去从事实地考察研究（注：严格而言，学术群中一部分人也不是一直停留于研究，如冯锐、李景汉在20年代末期就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参加了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只不过，在20年代的早期，他们的工作更多地偏重于学术。因而，本文暂时把他们归入学术群。）。产生这一倾向的根源这里姑且不提，需要注意的是，毫无疑问，学术界加入20年代知识分子奔赴农村的大潮所引发的，将是晚清以来中国农村的首次苏醒和躁动。
三、怎么“到民间去”——方法的分歧
尽管20年代前后，不少知识分子已意识到自身与“民间”脱离，而产生出“到民间去”的愿望与要求，并且在“民间”的具体概念方面形成了基本共识，即“农村”，但当进一步接触到如何“到民间去”，也就是“以什么方式到农村去”这一更为实际的问题的时候，却出现了分歧，不同群体根据自己对农村现实、对中国问题的不同理解，提出了不同回答。众说纷纭的结果，是使20年代及其以后的农村大地呈现出一幕复杂而生动的景观：大批知识分子（其中以青年为多）奔赴而来，然而却主张各异，特点分明。农村由此成为民国以来最能集中体现中国知识分子发展动态与思想差异的所在。前述几个关注“民间”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体现的其实就是这种分歧。
1.乡村建设群的设想：尽管在乡村建设群中，对于乡村社会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见解也不尽一致，但在知识分子如何进入乡村这一问题上，仍然有共性可寻。从这一群体在整个20年代的发展动态来看，他们大体上都设想了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进入乡村，即由平民或民众教育入手，谋求乡村的全面改造与建设，以图最终解决他们各自所看到的中国问题。
在他们中间，陶行知是较早的先行者。1916年，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的陶行知，头脑中就已经有了关于这一设想的朦胧意识，“我的毕生志愿是通过教育而非武力来创建一个民主国家。在目睹了我们突然诞生的共和国的种种严重弊端之后，我坚信没有真正的公共教育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共和国”[12](P9)。从回国时起，陶氏立志一生致力于以非武力的方式寻求“真正的公共教育”，为此，20年代陶行知成功地团结了一群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开办平民教育，并由办平民教育而认识到中国大多数平民居于乡村，“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也就是到乡间的运动”[7](P59)，进而于1927年于南京郊外创建晓庄师范学校，希望通过培养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新师范教师，全面启动以教育为先导的乡村生活的改造实验。
对于创办“晓庄”，陶氏的设想是：知识分子到“民间”去，在实际生活中学习和实践，培养起农民的身手、科学家的头脑、社会改造家的精神，从而在乡村中造就出一种新教育，此新教育同陶氏早年提出的“真正的公共教育”相一致，是适合民众的，能养成“自主”、“自立”和“自动”的共和国民，同时也是有益于知识分子自己的，陶氏认为，知识分子到“民间”去，返回乡村另有一个目的，即“但愿中国书呆子，尽化乡村种田人”[7](P128)。这也正是知识分子倡导“到民间去”的目标之一。
陶氏的事业在北方可有两个最重要的同盟。其一是以晏阳初为核心的平民教育知识分子群。与陶行知相似，晏阳初一生的志愿也是在早年留学时萌动的。经过一战时期在法国为20万华工服务的一段独特经历后，晏氏看到了中国四万万民众的真实状态：智力低下、生产力落后、缺乏团结力、公共心。对此，晏氏最初的感受有些“四顾茫茫”，接着是自责：“中间为什么有三万万以上的人不识字？为什么有四千年历史的国家，农村破产到这地步？为什么四千年来的政治腐败到如此？就是几千年来的知识分子，没有能够去教育民众”[5](P198)，强烈的责任感使晏氏相信，除抱定“除文盲做新民”的宗旨从事于平民教育外，这一生他将“无最根本的事业，无最伟大的使命，无最有价值的生活”[6](P86)。1923年，晏阳初同陶行知等人一起，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率领一批知识分子，以识字教育开其端，而实际走入民间，在陶行知创建“晓庄”的同一年，平教会也开始将教育的重点转至乡村，并选定河北定县作为乡村建设试验区，逐步展开了教育民众、建设乡村、改革县政等一系列农村生活改造事业，很快形成了独特风格，被后人称之为乡村建设“定县模式”。
20年代，陶行知在北方的另一个重要同盟，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一派。与晏、陶二人稍有不同的是，梁漱溟早年并没有立志从事民众教育，实事上，20年代早几年中，梁氏一直在北大任教，致力于研究佛学和中西印文化问题。然而不久后，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注与苦苦思索，促使这位儒家学者离开了北大，深入到民间。在对南北各地进行了一番考察之后，梁氏开始坚信：中国只能复兴“以农立国”的中华文明，知识精英只有转向受西方冲击最多的乡村，才能找到中国的出路。他欣喜地看到了前述以晏、陶为代表的国内教育界的新趋势：“不但南京晓庄师范倡导师范教育，倡导着乡村改进运动；不但一向作职业教育运动的转变为整个的乡村改进运动；而一向作平民教育运动的教育家，亦转其视线于乡村、于农民，而来作整个的乡村改进运动了”[4](P879)。这使梁氏更加坚信：解决乡村问题进而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出路在于乡村建设，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有办法。从20年代中期开始，他在广东、河南、山东等地致力于乡村重建工作，并最后选择了山东邹平作为实践其信念的基地，并在那儿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一面培养有志乡村建设的知识精英，一面指导邹平及其附近地区的乡村改造实验。他希望在乡村“恢复儒家的社会组织和教育模式，以此为手段，使日常生活的具体经验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抽象观念贯通成为一体”[13](P323)。这使梁氏的实践独树一帜，并于30年代形成了可与其他各地乡村建设相呼应的“邹平模式”。
20年代中后期，以相似的方式走到乡村去的知识群体中，较知名的还有黄炎培领导的职业教育社以及高践四率领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等，而且其人数越来越多，正如一位美国学者后来所评论的，“他们以不同的灵感，相似的巨大热情，希望形成一种社会意识形态”[13](P323)，通过长期的努力以解决中国乡村及至中国社会所有现实问题。他们所采取的方式是温和的、渐进的，代表了20年代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观点。
2.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的主张：公开反对乡村建设群的设想，并最终以20多年的农村实践，证明了自己的主张的，是20年代为数并不多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1921年以后这一群体开始以共产党人的身份介入中国政治生活。在他们认识到农村才是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关键，知识分子应该走到农民中间去，发动这一最为广大的民众之后，也开始对如何走到民间去，以什么方式与农民大众相接近等问题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
他们中较早提出到农村去的是李大钊。1919年在一篇题为《青年与农民》的短文中，李大钊以一段充满诗意的文字向青年指出了方向，“青年啊，速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14](P625)。虽然李大钊优美的文字感染力、号召力很强，却并没有能够接着指明一个实际的问题，即怎么才能“速向农村去”，如何能在那里“安身立命”？事实上，直到20年代中期，国民革命由高潮转入低落沉寂时，共产党人知识分子才对这一问题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形成了比较明确的态度。与同一时期渐成势力的乡村建设群的主张不同，共产党人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了更为激进的方式进入农村，这就是以土地改革为先导，以农村为革命根据地，在农村造就革命力量，带动农民实行对农村的根本变革。
在这一问题上有着比较明确的认识的首推毛泽东。毛泽东在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中，通过分析农村阶级结构的内在不公平性，对农民的地位给出了积极的回答，他的预言在当时颇为大胆，但却为以后的历史所证实：“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向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对于农村力量的信心，使毛泽东坚信，共产党人只有到农村去，“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11](P12)，才能最终完成改造社会的历史使命。基于此，毛泽东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革命知识分子设计了这样一条道路：以领导解决农村问题的核心，即土地问题的方式进入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权，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从而调动起农民大众这一历史变革动力的持久源泉，真正参与到近代以来一直持续着的中国社会的整体改造实践中。
应该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这一代共产党人群体为知识分子所找到的，是一条更为成功的出路，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条路是可以真正实现现代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目的的，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洞察到了代表民间的农村在当时的迫切需要。
3.学术群体的态度：学术界回应“到农村去”的方式是与前述两个群体不同的。如果说乡村建设群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不约而同地采用了直接行动的方式进入农村，那么学术群体的选择则要安静得多，他们是带着观察农村和研究农村的心愿走进农村里去的。当然，这并非为观察而观察，也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他们中一些人，如李景汉率领高校学生在20年代所做的一些社会调查，就直接为其后不久兴起的乡村建设实验提供了参考材料。而另一些人，比如20年代稍晚一些的费孝通，则希望通过对不同区域村落的实地考察，运用社会学方法分析把握农村各种问题的实质，从而为将来的农村政策提供真实可靠的参考依据，其成名作《江村经济》，就是对一个典型的江南村落的农民生活的真实记录。
费氏对待农村的态度，可以作为学术界的一个代表，这种态度来源于这样一种认识：“其实中国的乡村一词之中包括着多少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生活形式。所以若是我们要研究中国乡村，一定要先承认中国各地的乡村并不是同一的东西。我们应当如民族学家对付着不同部落一般的对付我们的乡村”[15](P115)。这一认识促使费孝通及其以后的一些知识分子建立起了一种使命感，即走进一个个乡村，进行一个个调查研究，力求以一个个踏实严谨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农村寻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现代化道路。费氏后来的一些成果如《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等，可以说正是履行这一使命的结果。
应该说，以费孝通为代表的这群学者的态度和思想是有一定先见性的，如费氏较早就指出了“中国农村的真正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并提出了“走乡村工业化之路”等等主张。尽管在当年的社会政治背景下，他们在农村的研究成果，大多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然而一旦进入和平年代，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年代，他们当年深入民间、深入生活而产生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就会不可阻挡地突显出来。
30年代中期，美国知名女作家赛珍珠在为林语堂的《中国人》英文版做序时，开首一句这样写道：“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正在重新认识这个国家”，这不但显示了这位外国作家对中国社会的敏锐观察力，同时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甚至更早时候就已开始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涌动的潮流。“年青的知识分子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人民。他们发现在农村小镇、小村庄里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中国人自己的生活，所幸的是还保持着自己的特点，未曾被那个曾经使他们自己的生活变得不健康起来的现代主义所侵蚀。他们开始为自己国家有这样一个宏伟而坚定的基础而感到高兴，并急切地把它变为新的鼓舞力量”[16](P7)。不管赛珍珠当年的描绘是否准确，她的确都在为20年代以来“到民间去”的呼声做着注解：知识分子反省着自己，醒悟到“民间”所在，并愿意投入热情使乡村变为改变中国命运的基础和力量。赛珍珠看到了这一切并说了出来，她没有看到或者没有说出来的，则是知识分子以不同认识搅动起来的民国社会思想大潮。
收稿日期：2004-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