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深层次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深层次论文,科学技术论文,第一生产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精辟地阐述了科学技术在当代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的特殊地位和决定性作用。对这一科学命题我们既不能作孤立的理解，也不能从纯粹科学主义的角度加以认识。早在1978年3 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就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本文力图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高度，对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作出全方位的、深层次的思考；并对存在于人们认识上的误区和思想上的障碍加以剖析。
一
邓小平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是出于对如何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主题的历史反思和理性沉思。
“现代化”又译“近代化”，最早指十八世纪以后西方所开始的政治、经济、技术和社会的急剧变革过程。以后，人们一般把现代化看成是一个全面的社会发展过程，泛指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以及从现代以前的状态转移到现代状态的过程。历史上西方国家都是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的，以至美国学者布莱克认为，“现代化”就是“欧化”和“西化”，就是把西方社会体系推广到整个世界。
“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以振兴中华为己任，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努力追赶体现近现代社会进步的现代化浪潮而提出的宏伟目标。它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扬弃，它肯定了“现代化”的目标，否定的是资本主义道路，主张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又体现了中国社会当下的现实矛盾：从国家和社会的性质来说，搞的是社会主义；从生产力和科学文化水平来说，是不发达的、落后的。这种情况，是由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辩证法所决定的。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它的一个根本特征是排它性，是通过掠夺世界上的许多落后民族和国家而实现的，是以这些民族和国家失去机遇，不能实现现代化为代价的。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努力向西方学习，但都落得个“先生老是打学生”，此路不通的原因所在。中国共产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先夺取政权，使民族的国家获得独立和解放，即取得达到现代化的社会前提，然后在社会主义政权的基础上去实现现代化。这是人类历史上新开辟的一条崭新的现代化之路。
然而，我们也因此继承和承受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的生产力，这是人们不能够“自由选择”的。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历史课题：落后、不发达的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1882年3月， 马克思在给俄国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曾经提出，东方亚细亚、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走向社会主义。但是，他明确指出，与此同时必须掌握和运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这些成就首先是发达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十月革命以后，列宁也曾认为，在俄国建立起来的是一种“不发达”“不完全”的社会主义。为此，1918年3月， 他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提纲中，用这样一个明确的公式深刻说明了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意义：“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列宁根据当时的科技发展，认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并把实现全国电气化的宏伟计划看作是“第二个党纲”。邓小平的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一脉相承，他鲜明地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为了迅速改变我国社会主义的“不合格”状况，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
我国是一个穷国。由于贫穷落后，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百年多来，不少的人尽管他们的政治经济目标不相同，但都有这样一个愿望：使国家尽快强大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近代曾经出现过“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的主张。林则徐和魏源大胆地否定了视西方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的传统观念和“用夏变夷”的单向文化传播方式，公开提出要使“西洋之长技，尽成中国之长技”。此后，求进步的中国人，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这一思潮尽管遭到复古派的反对，却一直延续到“五四”时期。“科学”和“民主”成为那时的两面旗帜。但是三十多年的求索实践证明，“科教救国”的主张在旧中国行不通，因为当时人民群众与三座大山的矛盾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要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必须首先进行革命。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反动阶级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政权，人民才获得了发展生产力的权利。今天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确立，我们的主要任务则是要想方设法尽快地发展生产力。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不把经济搞上去，就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在新时期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是要求确立“科教兴国”的战略，依靠科技，富国兴邦。历史的辩证法启示我们：“科教兴国”决不是“科教救国”的简单复归；从“革命救国”到“科教兴国”是振兴中华的相互联系的“上篇”和“下篇”，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不同阶段的两个根本主张，它们统一于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这一宏伟大业。
为了使国家尽快地富强起来，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就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探索。后来形成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要在十五年，或者在更短的时期内，在主要的工业产品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钢产量要五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虽然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普遍愿望，但其客观效果却是一场灾难，使我国的经济建设遭遇到了严重的挫折。为什么客观实际和主观愿望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教训非常深刻，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经济建设没有建立在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基础之上，严重地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毛泽东主观上也想发展生产力，但却把生产力视为从属于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被动因素，把希望寄托在不断变革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之上，最后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每当重温和思考这段历史，就会发现：不重视科学技术，必然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必然违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在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以下三个命题存在着内在的统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经济建设就找不到坚实的支撑点；不高度尊重科学技术，思想路线就会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因此，当我们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时，其深刻的内涵就是指它事关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经济建设的成败得失。
二
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是以一种世界历史眼光，审时度势，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为了抓住机遇，在严峻的挑战中发展自己，尽快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人类社会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科学技术就日益显示出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和变革作用。因此，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经历的是近代史上的第一、二次科技革命，那时他们就已经敏锐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马克思说：“生产力里面当然包括科学在内。”生产力的发展，“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他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邓小平一直坚持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并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遭到“四人帮”的迫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3 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再次振聋发聩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十年以后，在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关键时期，他以全新的世界历史眼光，总结当代新科技革命的经验，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当今世界的重大科学论断。并对这一论断的深刻含义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我们常说，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这里讲的人，是指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新的科学技术全方位地渗入到生产力的各个组成部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直接生产力。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以深邃的战略眼光，高瞻远瞩地指出，新科技革命对发展中的中国，既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机遇。
作为第一生产力的新科技革命具有以下的一系列特征、新趋势：一是直接性。基于从科学发明到生产中实际应用所间隔的时间大大缩短，邓小平指出：“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使得“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据统计，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中，科技进步因素的比重，已从本世纪初的5%—20%，提高到80年代的60%—80%。二是超前性。 邓小平指出：“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二十世纪以前，人类社会通常是按照“生产——技术——科学”的顺序发展的；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科学理论已经走在技术和生产的前面，所有新兴技术和产业部门都遵循着“科学——技术——生产”的发展途径，最新科技的发展走在经济发展的前面。三是渗透性。邓小平指出：“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当代新科技的蓬勃发展，呈现出互相组合交叉之势，导致新高科技群的产生，创立了一系列新高技术产业。四是智力性。以往的科技革命主要是作用于生产资料的变革，更多的是解放人的体力。新科技革命被称为智力、知识革命，主要是解放人的脑力，使创造性脑力劳动越来越发展成为人类劳动的主要方式。在机械化的初级阶段，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消耗的比例约为9∶1； 在中等机械化程度时，两者的比例约为6：4；在全盘自动化的情况下，两者的比例将变成1∶9。
现在，世界上的各大国都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在新的科技革命面前，将面临全球范围内经济上更加激烈的大规模的竞争。因此，许多西方国家都力图在生产组织、经济制度，以及政治、教育等方面进行战略性的调整，为容纳新科技革命必将导致的生产力的飞跃创造有利条件。法国总统密特朗在大选中发表的《告全国人民书》，曾大声疾呼道：“当前世界经济宛如一个战场，各国企业在其间无情的争斗，倒下者必定死亡，不会宽容俘虏”，“只有奋斗才能成功。”当下，在世纪转轮的关键时刻，许多国家面对越来越烈的国际竞争，都在加紧调整科技和经济发展战略，增强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科技实力的竞争。
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机遇。在迎接新科技革命的浪潮中，只要我们搞好改革，抓住机会，就有可能使我国落后的经济，以跳跃的方式前进。从历史上看，落后国家是有可能以跳跃的方式前进，追上并超过原来先进国家的。比如，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时候（1492年），那里的印第安人还处在原始公社时期。但在独立战争以后由于抓住了工业革命的时机，到20世纪初，美国在经济上便神奇地跃居世界前列。再如日本，它能够在战后废墟上迅速崛起，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重视“科技立国”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面临新科技革命，我国如能抓住时机，就有可能跳跃某些传统发展阶段，采用新科技成果，加快现代化的步伐。这就要求始终把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放在战略高度来认识，充分发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推动作用，采取各种切实有效措施，实现新科技和经济发展的紧密结合，加速推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从外延型向效益型的转变，使得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经济效益逐步提高。
当然，所谓抓住机遇，跳跃式前进，必须具备一些根本条件。第一要进行改革。邓小平在1985年3 月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就提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同时还要改革政治体制，建立新的观念。不改革就不能接受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这方面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18世纪中叶，产业革命在欧洲兴起。当时我国正处在所谓“乾隆盛世”，但落后的封建制度使我国失去了机会。后来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我国的戊戍变法却遭到失败，再次失去谋求进步的机会。解放以后，情况大不一样，但是也有曲折，最大的失误就是“文化大革命”。在这十年中，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新科技出现了经济的某种繁荣，而我国却失去了良机，经济倒退到崩溃的边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搞好全方位的改革，方能迎接新科技革命的挑战，抓住机遇，加快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第二要实现对外开放。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的状态下求得生存和发展。闭关锁国，只能落后挨打。“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只有善于将人类的一切先进成果都引进来，才能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难看出，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中，改革和开放，都是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的；而搞经济建设，又必须以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为抓手，目标是实现现代化。
三
全面落实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要求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要求实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性向集约性的转变，要求确立科技进步是全社会共同任务的观念。这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是一场艰难的转型。为此，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这就有必要划清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与“唯科学主义”的原则界限；同时要冲破我国历史上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束缚。
客观的说，西方许多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都对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给人类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其中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早在60年代末就在《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与技术》的演讲中，已经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成为第一位生产力”的思想命题，并把“科学、技术及其运用”结为一体视为科学技术成为第一位生产力的主要根据和重要标志。虽然在他们的研究中有不少的合理成分，但是总体上来看都存在着“唯科学主义”的片面性。“唯科学主义”又称“科学技术统治论”，主张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单向决定性”、“唯一决定性”、“孤立决定性”，认为科学技术是决定人类社会一切问题的“独立的变数”。它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为资本主义作辩护，认为新科技革命能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消除资本主义固有的社会溃疡，挽救资本主义逃脱被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历史命运。科技革命将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对立的制度，“趋同”为一种“工业化社会”这种新的社会类型。其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布热津斯基等。与这种形式相对立的是将“唯科学主义”用来批判资本主义。哈贝马斯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科学和技术变成了意识形态，“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它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加强了对所有人的奴役，成了人类解放的桎梏，它是理解资本主义一切弊端的关键。弗洛姆甚至把新科技革命比做是“一个幽灵正在我们中间徘徊”，它使得人们完全听命于比阶级统治更厉害的科学和技术的奴役，使人失去自由和主动性，造成普遍的异化，压抑了人的本能。以上这两种表现虽然初看是完全对立的，但实质是共同的，都是脱离社会制度来孤立、抽象地对待科学技术。
显然，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根本区别于“唯科学主义。”从马克思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决不是孤立、单向、抽象地看待生产力，而是运用辩证法认识社会及其发展的必然结果。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生产力虽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本原，但它的发展要受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制约，社会形态的更替决不是经济自发发展的结果，在阶级社会里必须通过革命来解放生产力。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不是说在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力这些生产力要素之外存在着另外一个独立的要素，更不是说科技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唯一独立的变数。事实上科学技术本身不是生产关系，更不是政治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不同的社会制度对科学技术的功能、性质、发展起着强有力的制约作用。许多西方国家在科学发展和经济繁荣的同时，伴随着道德的沦丧和精神的堕落。对这一事实马克思早有深刻揭露，他指出：在这里“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插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的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的背景下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 〕但是马克思并不认为这种负面的、消极的社会作用是由科学技术本身造成的，更不赋于科学技术一种“原罪”的性质，而是归罪于资本主义制度。正是出于对西方社会现代化这种“物质空间”不断扩大，而“道德空间”不断缩小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更是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思考，邓小平坚定不移地强调，搞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实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候，一定要重视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要注意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在切实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候，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科学地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封建社会有两大特点：一是时间长达两千多年，二是专制主义根深蒂固。我们不能够说中国传统思想阻碍现代化，但也不能说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就能实现现代化。对待传统文化，还是要强调区分精华和糟粕，在科学的基础上研究、继承和发展，解决好传统思想和现代化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偏重伦理道德，只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向知识性传统转化。中国古代思想有不重视知识论的倾向，擅长的是实践伦理学。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认识论主要是致知论。它不以主体和客体，而以“知”和“行”的关系为中心，不追求以知识为研究对象，而特别看重致知之方和致知之途，倡导以行致知，以知践行。由此产生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文化注重“知识本位”，认为“道德即知识”（苏格拉底），“知识就是力量”（弗·培根）；中国传统文化则是重视“道德本位”，提倡“仁”、“礼”，通过修养达到和谐的人伦秩序和社会秩序。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是不容置疑的，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其生命力。但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封闭性和小生产的落后性，也使其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不难发现，那种“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思维方式；那种因循守旧、安于现状的社会心态；那种轻视科学教育、鄙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蒙昧主义；那种闭关锁国、故步自封的“行会爱国主义”，还有名目繁多的迷信活动等等，作为封建社会长期积淀在文化心理中的污垢，时时在阻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落实，影响着改革开放的进程。
这里，想就“天人合一”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哲学命题，谈一点看法。从孟子到王夫之，关于天人合一的各种学说，都力图追索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的相通、相类和统一，以求天人之协调、和谐与一致。这一最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哲学思想，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指一种人生理想、修养境界。它在伦理学上以合理成分为主。如冯友兰先生就依据这一思想，将人生境界分为四种，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其中以天地境界为最高。它反映了人类企图寻根，回到母体的文化追求。二是指一种认识论、知识论。它在自然科学的领域内则有很大的局限性。它倾向于不把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这是有价值的。然而，问题在于这在实际上又是不可能的。通过劳动，人与动物相揖别，成为万物之灵，表现为人能创造科学和文化，这时人和天就开始分离了，人成为主体而与客体相对立。如果无原则地提倡天人合一，就有可能否定客体，否定科学技术，回到原始的“天人合一”。这是很不明智的。有人担心，既然西方的现代化存在那么多的弊病，为什么我们又要强调通过科学技术来实现现代化呢？事实证明，人类现在确实面临全球生态平衡遭破坏的危险，但摆脱这种困境不是回到史前的蒙昧时期，还得靠理性的发展科学技术。事实又同样证明，建立在纯粹伦理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伦理社会主义”；建立在原始小生产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农业社会主义”。这两者由于漠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由于背离了现代化这一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也不是邓小平所提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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