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哲学界和哲学教学的现状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北美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北美人文学科的大气候
在中国，哲学是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来看待的。有时候也作一些模糊的区分，如“哲学社会科学”这种提法就把哲学与社会科学分开，同时又把它们并在一起作为一个类名词。在北美，通常的理解是哲学属于人文学科（humanities,liberal study）， 它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就和它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差不多。当然，这几方面的关系究竟如何，这本身也是个哲学问题。比如说，对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这个命题，在美国就有很多人文学界的人士嗤之以鼻，认为是对知识的亵渎。当然没人会否认知识能转化为力量。但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把知识仅仅作为获取力量的手段，而不是也作为目的本身，那就是说，在无法将其转化成力量时，知识就成了可有可无的了。它也蕴含着仅仅从力量的角度去评价某种知识的价值观，将只有可以转化为力量的知识才看作是有价值的。按照这种标准，哲学和其他人文学科就往往被看作是没有价值的学问，而只有金融、贸易、管理、计算机等等才是有价值的学问。这种倾向反映了现代理性主义对力量的崇拜，和对人性、道德、修养、文化的漠视。
但是事实上，力量崇拜、金钱崇拜在北美尤其是美国，还是相当普遍的。它也渗透到了学术界、教育界， 引起了人文学科的滑坡。 根据James Engell 和Anthony Dangerfield在《哈佛学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所提供的统计数字和描述的现象，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倾向：
本科中人文学科的比例下降。从1970年到1994年，美国授予的学士学位增加了39%。其中计算机和信息科学、保安服务、运输和材料搬运等三个专业增加了5—10倍，医疗保健和公共行政专业增加了2倍，企业管理翻了1倍，而英语、外语、哲学、宗教、 历史等人文学科则属于下跌之列，其中英语学士学位与商学学士学位的数量之比1971年是1∶1.78，到1994年则变为1∶4。在一项意向测试中，只有9 %的学生表示对人文学科感兴趣。
人文学科教员的平均工资处于最低层。一个新上任的文学助教授的年薪在1976年时比一个新上任的商学助教授的年薪低3千美元， 到1984年这一鸿沟扩大到了1万美元，1990年又扩大到2万美元，1996年则达到2.5万美元。其他的专业如经济、法律、工程、 计算机等等的平均工资也远比与文学为伍的艺术、外语、教育等等要高。而且人文学科中还普遍地、越来越多地雇佣廉价的短期合同教员和非全日制教员，这些人的薪水更低。
美国人的平均人文知识程度下降。比如1965—1992年间，GRE 考试的化学和生物的成绩基本没有变化，而英语文学的成绩却跌了近60分。在30年里，大学新生中期待其大学教育能为他们未来找工作和获得高薪的人大大增加，而期待其大学教育能拓宽他们的视野、帮助他们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人则大大减少。
学校课程设置、政策制定和薪水高低越来越随从学生的选择（按照市场需求）制定，而不是按照学生应当在大学里为将来人生作全面的准备所需要的内容来制定。
人文学科的教师所受的发表学术成果的压力最大。自然科学界的刊物力图避免所谓第一类的错误，即让任何一篇有价值的论文漏出网外，所以它们的来稿接受率是60—80%。而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刊物则宁可误杀一篇有价值的论文，也不愿意让一篇无价值的论文漏入网内（所谓第二类的错误），也就是说，如果有一点点疑问，就退稿，所以其来稿的接受率是10—20%。（见Schwartz,1995）而且整个的观念似乎就是有能者做研究、出成果，无能者才去教书。减少教学工作量成了对教师的褒奖，教学量越少的人地位越高。在这种压力下，不少教师专注于自己的研究，对教学则当作是研究的障碍。
二、哲学与市场
上述文章的作者根据以上统计材料得出结论，在金钱统治下的美国高等教育已处处以金钱为转移。一个专业的学生多少、教授薪水高低、教授工作量比例、得到的资助数量，等等，均可由三个标准去衡量：这个专业是否提供未来高收入的职业，是否提供有关金钱的知识，是否吸引投资，归根到底一个字：钱。由于人文学科多少都与钱缺少缘分，因而都不景气。哲学在人文学科中，又是与钱最无缘分的。逻辑的结论似乎是哲学应当属于最不景气的学问。有些统计数字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纽约时报》1997年12月27日发表文章，引用《北美哲学家名录》中的数据，指出从1992年到1996年4年内美国（不包括加拿大）有400多个哲学系消失了，授予哲学学士学位的学校从683所减到了660所，而开设不系统的哲学课程的学校从946所减到了606所。从这些数据看，哲学似乎是大滑坡了。
奇怪的是，事实并非如此，至少不这么简单。在北美，哲学学科仍然十分兴旺。 出版《北美哲学家名录》的哲学档案中心（PhilosophyDocumentation Center）的主任George Leaman指出， 不能从表面去看那些数据。哲学系的减少主要是发生在一些较小的人文学院和社区学院。那些学校基于财力上的压力，把哲学系与其他一些系合并成人文学系或社会科学系，所以表面上看这些系消失了，但实质上它们仍然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其次，各方面的指数有升有降。从上述数据看哲学似乎是下滑了，可是另有一些数据却表明在这段时间内哲学有了相当的扩展。（Leaman,1998）哲学博士点从1992年的106个增加到了1998年的117个，哲学中心从72个增加到了98个，各类哲学协会从111个增加到了132个，哲学刊物从160个增加到了219个，哲学家的数目由10640 个增加到了11316个。另一份报告也指出这种增进的趋向：北美哲学联合会（APA）的会员从1920年来每15年增长1倍（从270个到1993年的9199个），《哲学索引》（Philosopher's Index）中所列的哲学论文的数量在1945 年到1965年间每5年翻1倍，从1966年到1980年间每7年翻1倍，在接下来的10年里又翻了1倍。哲学书籍的出版也呈稳定增长的趋势——从1900 年到1975年间每25年翻1倍，在接下来的18年里又翻了1倍。（Schwardz,1995,p.147）
也许哲学刊物、书籍的出版及论文的增加和现代科技的发展有关：电脑的出现和普及显然使编辑和出版越来越快捷和容易，有些哲学刊物已经出现了电子版。哲学协会的增加，也与哲学的兴旺并不一定简单地成正比：它在相当的程度上反映了哲学的分化。哲学家的人数的增加，与整个教育的普及和教育程度的提高也有关系。但这些数据至少表明，哲学在北美还是维持了相当的尊严，这在金钱渗入教育和学术领域的年代是很不容易的。
为什么在整个大气候如此不利的情况下哲学界仍能保持这样的状况？我觉得主要是两方面的因素：首先是哲学本身的魅力。哲学与艺术不同，除了其本身的魅力以外，没有什么一朝成名、信手涂抹也值千金之望。有腰缠万贯的艺术家，却没有腰缠万贯的哲学家。投生哲学，本身就要求有自甘清贫的准备。大部分哲学专业的学生选择哲学时都不是将它作为一个谋生手段来看待的，更不用说是作为发财的手段了。我的一个学生曾经说，他最怕的就是某一天醒过来意识到，由于哲学已经成了他谋生的手段，他不得不去从事哲学。其次，北美毕竟是经济发达的地区，选择哲学并不意味着面临无法生存的危险。在没法以哲学为职业时，你总是可以去另谋生路，而把哲学作为业余爱好。
三、哲学界的总的倾向
1.后现代思潮的冲击。哲学的思考往往与困惑俱来。北美哲学界一个比较明显的倾向就是后现代思潮的冲击。西方现代文明的发展，带来了物质的充裕，也带来了精神世界的空乏、人际关系的冷漠。年轻人中有强烈的对形形色色的绝对主义的怀疑和拒斥。我们在大学里任教，对这一点有非常强烈的感受。一讲到伦理学问题，许多大学生就会说，好与坏、对与错都只是个人自己的选择，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有些大学生甚至认为我们没有权利说希特勒的暴行是邪恶的。“Who is to saywho's right？”（谁有权利说谁对谁错？）， 这是不断重复出现在学生论文中的句子。有些人不甘心这样的失落感。精神上的追求把一些人引向了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甚至于邪教（cult），也把一些人引向了哲学。但哲学界内部也没有清楚的答案。对狭义的理性概念的否定，对自主的纯理性的主体的否定，对于哲学无可避免地要运用论辩术、比喻、描述等等非逻辑的手段，而无法运用纯逻辑的标准语言作为工具的认识，导致了对一系列哲学根本问题的重新思考，及至对于哲学本身的命运的重新思考。哲学面临着一个转折点：最终结还是转化，对此有各种不同意见和流派。其中与我们特别相关、并特别引起我们的兴趣和注意的，是由此而来的对东方文化、东方思想传统的研究和学习，它构成了所谓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潮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理论界相应的是社会上以及一般民众对东方文化的兴趣。这种兴趣甚至在一些好莱坞的电影中也反映出来了，虽然这种反映也许是以经过扭曲的方式体现的（比如《阿甘正传》就是一例）。只是这种对东方思想传统的兴趣尚未在哲学界中形成较大的影响。
2.伦理学及其相关领域的发展。与上述倾向紧密相关的是伦理学，尤其是应用伦理学的发展，其中包括环境伦理学、生命伦理学、职业伦理学，等等。据北美哲学联合会有关本行业现状和未来的委员会1994年提供的一项调查报告，分别有31%和33%的哲学系汇报选修伦理学课和应用伦理学课的学生数量持续增长或急剧增长。与此同时，分析哲学在衰退。上述调查显示，30%以上的哲学系报告有两门课的学生数量在减退：一是中世纪哲学（31%），另一门是20世纪分析哲学（32%）。（Schacht,1996,p.153）
3.分类越来越细。由于分析哲学要求严格细致的概念分析，使得宏观的、跨分支跨学科的研究越来越难。一旦出现了跨分支跨学科的研究，它们也很快变成独立的边缘学科。在各个分支和学派之间不仅关心的问题不同，基本的方法也不同，所以问题不仅是观点的分歧，而且是没法互相对话和交流。一些哲学分支成了封闭的领域。现在能学贯哲学各个分支领域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越来越少了；一个领域里能时刻掌握该领域的动向，掌握最新的有关资料的学者也越来越少了。刊物和论文越来越多，没人能读得过来：自己的领域尚且难以顾全，很难有余暇顾及其他。研究课题的半衰期越来越短。大量的论文只有很少的读者。有一项统计表明，在1984年发表的哲学论文中，92%的文章在接下来的4 年中没有任何人加以引用过！相应的统计数字在社会科学领域是48%，在物理学领域是22%。（Schwartz,1995,p.149）这些数字很能说明哲学界的分化情况之严重。前面提到过哲学学术组织的增加（从1992年的111个增加到1998年的132个），与这种分类的越来越细有相当的关系。在北美哲学年会上，有许多学术组织有自己的研讨会。这些研讨会的发言者和听众基本上是固定的一群人，这些群体之间很少互相交流。我们这几年来在北美哲学年会上组织了不少研讨会，听众和发言者也基本上都是一些“老面孔”，除了我们学会本身的会员外，只有少数北美哲学发展协会（Socie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American Philosophy）的会员、国际中国哲学学会的会员、东亚与比较哲学学会的成员和唐力权先生的场有哲学学会的成员。
四、哲学教学
美国和加拿大的哲学课程设置，一般是以三门课为基础：哲学入门、伦理学、逻辑（有时是“批判性的思维”〔critical thinking 〕或Informal logic）， 这三门课往往同时也是通教课或公共课（generaleducation）。有大约18%的学校， 要求所有的学生都修至少一门哲学课。在约3／5的学校中，哲学基础课是作为通教课中的一部分，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在通教课的范围内修满一定的学分。在这个范围以外，以开设得最为普遍到不很普遍为序排列，大致有以下课程：应用伦理学、符号逻辑、古代哲学（指古希腊和古罗马哲学）、早期近代哲学（一般指笛卡尔到康德这一段）、社会政治哲学、宗教哲学、艺术哲学、自然科学哲学、形而上学、认识论、存在主义哲学、当代欧洲大陆哲学、当代分析哲学、 19 世纪哲学、 中世纪哲学、 心智哲学（philosophy ofmind）、法哲学、女性主义哲学、东方哲学、语言哲学、美国哲学（或实用主义）、非洲哲学、文学哲学（或文学中的哲学）、现象学、环境哲学、后结构主义（欧洲）大陆哲学、印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技术哲学、 数学哲学、 阿拉伯或伊斯兰哲学。 （排列的根据见Schacht,1996,p.152）
如果按照学生选修的多少来排列，最为热门的课程是以下几种（括号中的百分比指的是在被调查的哲学系中有多少比例的哲学系认为该课程的学生选修率较高）：伦理学（85%）、古代哲学（65%）、宗教哲学（63%）、应用伦理学（61%）、早期近代哲学（60%）、社会政治哲学（59%）、符号逻辑（54%）、存在主义哲学（50%）、艺术哲学（48%）、法哲学（44%）、自然科学哲学（42%）、女性主义哲学（42%）、19世纪哲学（40%）、认识论（40%）、欧洲大陆哲学（40%）。其中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呈明显上升趋势，中世纪哲学和分析哲学则相反，趋于下跌。哪些课程有较多的学生选修，是受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一方面是学生的兴趣，另一方面是课程设置中是否把该课程列为哲学专业的必修课。所以符号逻辑之所以能排列在这么前面，应当说主要是由于很多哲学系把它当作哲学专业的必修课。通教课的要求也是促使许多学生修哲学课的一个原因：为了毕业，学生必须修一部分通教课。
在北美，哲学课一般的常规是没有统一教材和教学大纲的。各位教授自己选择教科书，自己设计课程、作业和考试，自己选择强调的重点。比如在我所在的哲学系，哲学入门这门课是全校的通教课之一，开的班很多。我系各位教授所开设的这门课就各有极其不同的风格。有的是围绕各种哲学问题来讲，比如认知的可能性、真理的概念、上帝的存在、自由意志和决定论、人生的意义，等等。有的是以历史为线索来讲，比如从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分别选一些最有影响的哲学家的原著选读来讲。有的是选择一两个重点哲学家的著作来讲，比如我的一个同事就曾用一本柏拉图的《理想国》作为整个一学期的哲学入门课的教材。还有的是选择一个重点问题来讲，比如选择友谊这个概念为中心。我自己是以历史、哲学问题和东西方比较几个角度结合起来讲。每个教授都有很大的自主权。
教师的教学质量的评价，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是学生的评价。每个学期结束时，都发问卷要求学生对该课程和教师的工作作出评价。这种做法当然有利有弊。它在相当的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教学的质量。如果有很多学生表示不满，那至少说明这门课教得不是很有成效，需要加以改进。但这种问卷中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夹杂着某些学生的成见和偏见。教师如果坚持教学质量，对学生有较高的要求，就必然会有学生在期末的问卷上发泄其不满。所以实际上如果一个教师得到学生的一致好评，也不一定是好事。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的另一种方式是同事的互评：互相听课，然后写评语。这当然又和人际关系和来听课的同事的素质有关。
五、东方哲学
前面讲到东方哲学在北美哲学系的课程位置中的地位，可以看出它的地位是很不显著的。在中国，一个哲学系的课程中没有西方哲学，是不可思议的。可是在北美，多数的哲学系至今仍然没有东方哲学的课程。近年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东方哲学的地位有所上升。首先是美国的“政治正确”运动（Politically Correct Movement），这个运动的主题就是反对各种各样的歧视，包括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等。这一运动促进了非主流文化的地位的提高，也因而帮助了东方哲学在北美哲学界争得一席之地。（当然，由于这个运动在诸多方面的过火，在一定程度上它成了人们取笑的对象。）其次，现代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本身的种种问题也引起人们对其他文化的兴趣。走进美国和加拿大的任何一个书店，几乎都可以找到《道德经》、《易经》、《论语》以及有关佛教和佛学的书。第三，由于一批学者诸如杜维明等人的不懈努力，现在又加上了我们这些人的努力。我们在进入北美的哲学教学界以后，各自都把东方哲学的内容带入了哲学教学中：或者是开设东方哲学的课程，或者是在教授哲学入门或伦理学等等的课程中加入了东方哲学的内容。但是，根据1994年的一个统计，仍然有54%的哲学系没有开设东方哲学的课程。大部分的哲学入门或伦理学的教科书里仍然没有东方哲学的内容。东方哲学尤其是中国哲学，长期以来只能在东亚研究或宗教研究的领域里立足。
当然，有没有中国哲学，儒学和道家学说等等能否称作为哲学，这是一个在学术上可以讨论的问题。也许称之为中国思想、中国的天道或者别的什么更加妥当。但是这里恐怕还有一个策略的问题。你可以说，哲学这个词是个西方的名词，西方用这个词的时候当然指称的只是西方哲学。从它所最初指的对象的所有特点来定义哲学，那么显然与这些对象有较大不同的一切都不能称为哲学了。好比我用毛笔来定义笔，说最初人们用的笔的概念是指竹竿上有毛的书写工具，那么圆珠笔、钢笔、蜡笔恐怕都可以被排除出笔的行列了。西方哲学有不少自己的特点，比如偏向于纯思辨、重概念分析、重逻辑推演和论证、对纯知识的非功利的追求，等等。如果把这些都当作哲学的不可或缺的特点，那么东方的思想传统中可以称作为哲学的就微乎其微了。其实从学术上说，也没关系。在弄清楚笔的概念的起源以后，我们可以把“笔”看作是毛笔的专利，而称其它的为钢书写工具、圆珠书写工具、蜡书写工具。哲学也是如此。但是有无必要这么做？如果我们不那么去定义哲学，如果我们把哲学看作是一种对人生和宇宙的种种根本问题的探索（而不只是信仰），那么东方的思想传统就也可以看成是哲学，只是与西方哲学相比，东方哲学有它自己的特点，有它自己探索人生和宇宙的根本问题的独特方法和切入的角度。我们如果不去把中国思想传统当作哲学来讲，不去迫使人们改变那种狭隘的哲学的定义，中国思想传统就还是只能在东亚研究和宗教研究的领域里立足，哲学界就还是西方哲学的一统天下，很多人就还是不了解中国的思想传统。
其他一些因素也很重要。像杜维明先生做学问的方法就和美国主流哲学界的方法不同，因此也就难以被他们承认为真正的哲学的学问，他自己也一直在哈佛大学的东亚系。最近美国哲学界中的一个旨在打破分析哲学一统天下、促进多元化发展的组织作了不少努力，要把杜先生选入北美哲学联合会的理事会。 相比之下， David
Wong 和柯雄文（Antonio Cua）等等就比较容易为美国哲学界接受。Robert Allinson在他主编的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Mind一书的序言中就指出过这两种倾向：一种是“Westernizing the Chinese mind”， 把中国的思想西方化，让中国哲学通过英文或别的西方语言和论述方式表达出来，使在西方学术传统中的人能够理解和接受。 另一种是“sinifying
theWestern mind”，把西方思想中国化，让哲学说中文，让哲学中国化，让西方人直接品尝东方哲学的原汁原味，通过使他们自己中国化而使他们了解中国哲学。（Allinson,1989,pp.20—21）
六、北美中国哲学家协会
北美中国哲学家协会（Associ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ersin America，简称ACPA）是一个主要由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中国哲学界人士（包括来自两岸三地及长期在北美的华人哲学家）组成的学术团体，其基本宗旨是促进在北美的中国哲学界人士的联络和合作及其与北美哲学界主流社会及中国和世界各地哲学界的交流。协会自1995年12月成立以来，在短短的三年里，已经在北美哲学年会（APA）、 世界哲学大会及其他重大哲学学术会议上举办了近20个专题学术研讨会，并与美国哲学发展学会多次合作，探讨本世纪以来中美哲学交流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成为北美哲学界一支极其活跃并引人注目的新兴力量。
当初促使我们成立北美中国哲学家协会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发现有不少在北美的中国（包括内地、台湾、香港）哲学界的人士，为了能够在那里的哲学界立足，有意无意地放弃了自己原有的文化背景，去适应北美哲学界主流社会的那套语言系统和游戏规则，或者叫学统（其中包括他们的一整套学术衡量标准：什么是有意义的问题、有价值的论点和论证，做学问的方法，等等）。这不仅是非常艰难和痛苦的，也是非常可惜的。我们认为，作为中国人，我们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视野。这应当是我们可以发挥的优势和特长，而不是有待克服的弱点。当然如果让自己的文化背景给框住了，无法接受非我的东西，那是局限性。但如果能使自己的文化背景与我们所接触的非我的内容开展对话和整合，就可以进入良性的互动，相得益彰。成立这个协会，就是为了达到这样一种效果。我们这个协会不是以中国哲学为核心，北美已经有了一个国际中国哲学学会。我们是中国哲学家协会，是由从事哲学的中国人组成的。我们的会员有研究中国哲学的，也有研究认识论的，研究希腊哲学的，研究生命伦理学的，或是研究逻辑学的，等等。我们的共同点是都有一定的中国文化的背景和与此相关的生活经历。这种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加上各人自己的独特理解、发挥，使我们的成员既有共同性，又有各自的鲜明个性。协会的中坚力量即一批来自中国内地、在欧美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并逐步进入北美各大学任教的学者。其中有些已经或即将获得终身教授的职位。这一特点使得本协会能够有效地起到中西哲学界交流和对话的桥梁或媒介的作用。前面讲到我们在哲学教学中发挥的一些作用。在学术研究领域，我们的成员也有不少骄人的业绩。不少人在北美一流的哲学刊物上发表过论文。
当然，在我们协会内部，对于我们这些人本身的使命，也各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对此曾经有过一次网络讨论。那次讨论既是有关哲学和文化传统的关系的讨论，也是一次哲学的实践。虽然没有达成任何明确的共识或结论，但展开了不少问题和概念的层次，引发了思考。这里我简短地介绍一下其中最为集中的几类观点：一类观点认为，我们这个协会的一大特点是其成员既在北美的高等学府中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和培养，熟悉西方哲学界的动态及其语言和方法，又有对中国文化和社会、历史的很具体的切身体验。既然如此，我们就应当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起到促进中西哲学界交流和对话的桥梁的作用。另一类观点认为，作为哲学家和作为中国人是两回事。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可以起社会作用，但这不是我们作为哲学家的责任。所以从哲学家这个角度讲，我们并没有任何社会的、政治的天赋责任。哲学本身（作为爱智慧）应当是超文化的（尽管它在事实上受文化制约）。这类的观点认为哲学探讨与社会改革是不同的活动，前者是求知的学术活动，后者是实践的社会改造活动。有点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观点认为，人、哲学家、中国人是三个层次。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中国人，首先是哲学家，然后才是中国哲学家，首先是在促进整个人类文化，然后才是促进中国哲学。
正如有的人指出的，这第二类观点本身是英美分析哲学文化的观点。我本人是倾向于第一类观点的。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我们与作为中国人的我们是没法截然分开的。作为中国人，我们没有责任一定要去维护中国文化中的所有内容，但我们至少有责任促进中外哲学文化的交流。哪怕是采取批判中国文化的方式，也是对中国文化的责任感的表现。实际上，我们这些人之所以加入这个北美中国哲学家协会，就是对自己是中国人这一点的认同；就是表明我们不只是哲学家，而且是中国哲学家。有些人对于责任之类的说法比较敏感：谁来规定我们的责任？有没有前定的天命在我们的头上？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谁也不需要别人告诉他有何种社会政治责任或者必须怎么做。但在我看来，这与任何道德责任的问题本质上是一样的——你同样可以问：谁规定了谋杀是不道德的，谁说父母必须抚养子女。
认为中国哲学传统对世界文化有重要意义，并不等于主张相对主义、主张一切文化传统都有同样的价值，也不等于说中国哲学传统比别的传统优越，更不等于说我们这些人都必须毫无保留地捍卫儒家或道家传统；而在于认识到整个世界、尤其是中国，现在正面临急剧的变化，需要我们正视这些变化中哲学文化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尤其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地位。这需要我们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和一种近乎宗教的使命感。我是希望我们的哲学实践（这也是实践的一种）能与生活、与时代有更切近的联系的。过分地强调理论的超越性、独立性，与截然否定理论的独立性一样，是一种极端。我希望我们对于哲学事业的贡献能通过我们作为中国人这一点来体现，通过我们自己从中国文化中得到的视角来探讨一些人类所普遍关注的哲学问题来体现，而不一定要通过我们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探讨，或东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来体现。
综上所述，北美人文学科的大气候在本世纪以来不断恶化。本科中人文学科的比例下降，人文学科教师的薪水处于最底层，大学教员中人文学科的比重降低，普通民众的人文知识程度下跌，许多人文学科的教师为了表现自己的存在价值，把大量精力投入学术研究，接受极为苛刻的稿件审核标准，忽视教育，进一步造成恶性循环。哲学界在整个人文学科下滑、商业文化和科技文化侵入到各个领域、并以其强大的物质优势左右一切的形势下，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但其关键的一些统计指标有升有降，总的说来仍保持了相当的尊严。哲学教学也没有沦落为纯粹的职业培训，而在很大的程度上依然保持了其人文教育的传统精神。后现代社会的现实迫使不甘于浑浑噩噩的人们进行哲学的思考。尤其是价值和意义的匮乏，引起了对伦理学的普遍关注和日益上升的对东方哲学的兴趣。但北美哲学界的分类过细的倾向，及近代理智主义的认知和实践分裂的传统，阻碍了对话和交流。各个相对封闭的学术小圈子之间，学术与社会现实之间，学术与人文教育之间，学术与个人的生活实践之间，都存在着有待弥合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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