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节背后的文学史观——沈德潜三篇佚文的前后因缘之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因缘论文,文学史论文,三篇论文,细节论文,沈德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沈德潜研究中，搜寻到沈氏的佚作不是一件费力的事，笔者就辑有沈德潜的佚诗、佚文十数篇。但这种轻松同时也带来了研究的尴尬：（一）佚作比比皆是，从史料整理的角度来看，这些佚文对我们认识沈德潜及其“格调说”不能直接起到重大的推进作用，因此，佚文的发现也很难具有突破性的学术意义。（二）这些文章之所以“佚失”，可能是沈氏本人有意将之排除在文集之外，对这些佚文内容的关注正与作者的本意相违背。
面对所发现的大量佚诗、佚文，从何种角度认识其意义与价值，以推进关于作家的研究，并尽可能与作者的本意相合呢？我们的看法是，搁置佚文静态的文献意义，将文章的写作与佚失作为动态的文学活动、文学事件，深入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考察其“佚失”的内在原因。本着这一宗旨，本文对沈德潜为尤珍的《沧湄诗钞》、张廷璐的《咏花轩诗集》所作的序①，以及应袁枚之约为《随园雅集图》所作的题咏等三篇佚文加以校点，并着重对以下两个问题进行考辨、分析，一是沈德潜何以会写这几篇文章，二是沈氏又何以将之排除在全集之外，藉以从细微之处理解沈德潜的文学观念，并体察清代中叶的文学史观。
一、沈德潜的三篇佚文
沈德潜的这三篇佚文，先看《沧湄诗钞序》：
风雅与性情、学问三者难兼，沧湄前后诸诗可谓兼之矣。沧湄诗原本风雅，兼该唐宋，萃众家之美，而出以自运之工，极变化之能，而不见拟议之迹。其开合顿挫、气韵生动处自有神行乎其间，非时贤所可及。先生尝言平日所作诗为泽州、新城两先生所称许，故付之梓，以示后人，非欲徼诗名于一时也。诗家有宗盛唐者，有宗老杜者，集中兼而有之，皆天分所至，出于自然，绝非有意摹仿而成。间及中晚及苏陆以极其变化，总不逾盛唐老杜之矩矱。叶横山先生称之曰大家，曰正始之音，非虚誉也。
此序见尤珍《沧湄诗钞》卷首。尤珍《沧湄诗钞》为清康熙间刻本，见《四库未收书辑刊》第8辑第23册。在沈德潜序前，另有徐乾学、周金然、金德嘉、唐甄、郑昱等五人的序。二看《咏花轩诗集序》：
有台阁之诗，有山林之诗。铺扬德业，典赡鸿丽，台阁之诗也；裴回景光，雕镂万众，山林之诗也。以台阁称者，于唐如苏许公、张燕公、权文公诸人，于宋如晏元献、周益公诸人。以山林称者，于唐如孟浩然、张籍、贾岛、卢仝诸人，于宋如林逋、魏野、真山民诸人。然既分擅二体，擅台阁者鲜清微窈眇之韵，擅山林者又徒工于写景赋物，而于美盛德之形容、效大平之润色或阙略焉，而未之有逮。求两者之能兼，古人亦有难焉者矣。维桐城张公则不然。公为文端公哲嗣，耳濡目染，学殖自醇，文端公谢纶扉归，逍遥林壑垂十年，公无日不侍杖履，天伦之乐，非三公所能易也。年四十余，始登进士第，自是官侍从，备顾问，典成均，领宫詹，屡柄文衡，职掌邦礼，其得诸心而发诸言者，宜于台阁为长。今读《咏花轩诗集》，大者固得明堂宝鼎、长杨羽猎之遗，即下及登临酬答，随物肖形，亦往往写难状之景，而言人情之所不能言。其志廉以达，其音和以舒，其气宽厚宏博而无急言竭论之态，金钟大镛、山泉松籁，时并奏于楮墨间。台阁山林，公殆兼之矣。抑思古今之称诗者，必以少陵为归。而少陵所以胜人，每在纲常伦理之重，故每饭不忘君父之外，凡弟妹之分张、家人之悬隔，念骥子于鸟道，怀朋旧于江东，简帙之中，三致意焉。公发为有韵之语，其笃于五伦不异于少陵，宜乎和平温厚，无意求工而自不能不工也。夫岂规规焉争奇标胜于台阁山林之间者哉！昔文端公为盛时宰辅，功在社稷，公之难兄少保公又继之。公出膺造士之任，入为心膂密勿之臣，绍扬前绪，矢诗遂歌，被管弦而奏朝廷，当有与召康公比埒者，而从前之标格又不得以概之也。潜以文字辱公之知，谓可进于有造，命草后序，深愿挂名集末，得附公以不朽，故不辞而序之。若公取士之公，莅政之肃，持躬之峻，与物之和，有大江以南之公论在，不赘述云。长洲门人沈德潜百拜撰。
此序见张廷璐《咏花轩诗集》卷首。《咏花轩诗集》为乾隆初年刻本，见《四库未收书辑刊》第8辑第25册。沈德潜序后有张廷璐作于乾隆元年的自序。三看《随园雅集图题咏》：
随园在小仓山旁，前明焦弱侯故址，同年袁太史子才葺而新之者也。园依山缔构，水木明瑟，楼阁亭台埼畔，位置秋如，游其地者目为小栖霞，不断筇屐。子才奉母愉怡，暇常集友生，兴高觞酌，拘忌之客不与焉。因仿西园雅集意，命薛生寿鱼写《随园雅集图》。昔王晋卿以天家懿戚，聚名流女士侍侧，声华耀艳。随园拟之，何啻江黄仰视荆楚？究之西园之传，不以声华，仍以文藻。则今之会合随园者，或餍饫风骚，或穿穴经籍，或六法八法分擅人功，或观鱼听松并涵天趣，古今人何不相及耶？吾师望山尹公亦尝游憩于此，写图时适临他郡，图中阙如。然公之德言道范不遇于图中，转遇于图外，遇图中者披卷而始得，遇图外者常在心游目想间也。归愚沈德潜，时年九十有三。
此文见袁枚所辑《随园雅集图题咏》一书。该书为民国丙子年(1936)罗振常蟫隐庐刊本，见《丛书集成续编》第155册。《随园雅集图》中绘有五人：沈德潜、蒋士铨、尹继善之子尹庆兰、陈熙以及主人袁枚。为《随园雅集图》题咏者共四十五人：梁国治作记1篇，尹继善、沈德潜等人作文9篇，钱陈群、王鸣盛、朱筠等人作诗70首，吴玉穉、吴锡麒作词2首。
二、沈德潜缘何写这三篇文章
《沧湄诗钞序》写于康熙末年。时沈德潜为一介布衣，尤珍又比沈氏年长近三十岁，他将沈德潜的序置于徐乾学等要人之后，可见其器重之意。
沈德潜为尤珍《沧湄诗钞》作序并非偶然。康熙三十八年(1699)，沈德潜二十七岁时，就是尤侗、尤珍父子关注的青年才俊之一②。康熙四十年(1701)，沈德潜在尤侗的侄子尤鸣佩家中坐馆，尤侗“见予《北固怀古》、《金陵咏古》及《景阳钟歌》等篇，谓令嗣沧湄宫赞曰：此生他日诗名不在而辈下”③。沈德潜之所以致力于诗，也多得尤氏父子特别是尤珍的鼓励。据《沈归愚自订年谱》：“沧湄先生每以诗索和，见余《吴江道中》诗有‘湖宽云作岸，邑小市侵桥’句，曰：‘何减刘文房’；见《和亦园书兴》诗有‘半壁夕阳山雨歇，一池新涨水禽来’句，曰：‘何减许丁卯。’……予恐负诸贤叹赏，益思致力于诗。”此后，沈德潜与尤珍诗词唱和，往来不断。在尤珍的《沧湄诗钞》中，有《次韵和沈确士幽居二首》，此诗作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沈德潜的《归愚诗钞》中也有《和尤沧湄宫赞书兴》等诗。与尤氏父子等人的交往是沈德潜跨入诗坛的第一步。经由尤珍等人的推掖和褒奖，当时的诗坛盟主王士祯听说并注意到了沈德潜。《归愚诗钞》中有一诗，其题云：“王新城尚书寄书尤沧湄宫赞，书中垂问鄙人云：横山门下，尚有诗人，不胜今昔之感。末并述去官之由，云与横山同受某公中伤。此新城病中口授语也。感赋四章，末章兼志哀挽。”可见，尤珍等人的推介给王士祯留下了深刻印象④。而尤珍请沈德潜为《沧湄诗钞》作序，既是对沈德潜的器重，又包含着诗坛名流奖掖、提携后学的意味。
如果说沈德潜为尤珍作序，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相比之下，沈氏为张廷璐的《咏花轩诗集》作序，甚或有几分受宠若惊。张廷璐是大学士张英的第三子，康熙五十一年(1718)进士。雍正十一年(1733)，张廷璐请沈德潜点勘其《咏花轩诗集》，并请沈氏作序，时张廷璐为江南学政，而沈德潜虽在地方上颇有声名，但只是屡试不第的一介秀才。因此，近三十年后，沈德潜在编定自己的年谱时，还惊叹说，张廷璐邀他“进见，行宾主礼，命点勘诗稿作序，易称先生，盖异数也”。乾隆初年，张廷璐刻《咏花轩诗集》，除了沈德潜的序外，再未请其他人题序，可见张廷璐对沈德潜的激赏。
张廷璐对沈德潜的知遇之恩并不限于作诗、作文的层面。乾隆元年(1736)，六十四岁的沈德潜应博学鸿词科不遇，张廷玉“慰劳再三，谓古今晚遇者多，仍宜应试”，沈德潜“感公诚恳，从其命”。更重要的是，张廷璐可以说是扭转了沈德潜命运的人物。沈德潜于乾隆三年(1738)六十六岁时中举，此年，张廷璐正任江南学政。乾隆四年(1739)，沈德潜应会试，张廷璐恰为该年会试知贡举。乾隆对沈德潜的关注与优宠即缘于张廷璐等人的揄扬。据袁枚《太子太师、礼部尚书沈文悫公神道碑》，沈德潜、袁枚等：“同试殿上。日未昳，两黄门卷帘，上出，赐诸臣坐，问谁是沈德潜。公跪奏：‘臣是也。’‘文成乎？’曰：‘未也。’上笑曰：‘汝江南老名士，而亦迟迟耶？’其时在廷诸臣，俱知公之简在帝心矣。”⑤乾隆怎么会知道沈德潜呢？据《沈归愚自订年谱》，尹继善对乾隆说：沈德潜“为江南老名士，极长于诗。”“大学士张文和公云：‘文亦好。’”张文和公即张廷璐的兄长张廷玉。可见，在沈德潜进入文学、政治权力中心时，张廷璐是提携他的重要人物。张廷璐对乡间寒儒沈德潜如此厚爱有加，沈氏在《咏花轩诗集序》中毕恭毕敬、满怀感激也就不难理解了。
与《咏花轩诗集序》不同，在《随园雅集图题咏》中，我们看到的是沈德潜的勉强应酬之态。《随园雅集图题咏》作于乾隆三十年(1765)，此时，沈、袁二人交往已有二十多年之久。乾隆四年（1739年），六十七岁的沈德潜和二十四岁的袁枚同登进士第。随后，两人同为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1742年）散馆，袁枚因满文不合格，改发江南任知县。沈德潜因“老名士，有诗名，命和《消夏十咏》五律”，开始了与乾隆诗歌赓和的生涯。之后，沈、袁二人“宦海烟波逐渐分”⑥。沈德潜在朝，有机会向乾隆宣讲自己的诗学理论，得到了乾隆的认同。据《沈归愚自订年谱》：“上召见于勤政殿，问及年纪及诗学……并论及历代诗之源流升降。”此后，沈德潜一路亨通，官至礼部侍郎，并以辅导诸皇子为任。袁枚则在江南等县任职，沉沦下僚。袁枚虽然与沈德潜身份相差甚巨，但二人仍有交往。大约在乾隆八年(1743)，袁枚作《闻同年裘叔度、沈归愚廷试高等，骤迁学士，喜赋一章》⑦。乾隆十四年(1749)，袁枚辞官，放浪于山水之间。沈德潜也正是在这一年予告归里，得享林泉之乐。此时，无论从政坛的身份，还是文坛的地位来看，袁枚都无法与沈德潜同日而语。据袁枚《随园诗话》，乾隆十六年(1751)：“予在吴门。五月十四日，薛一瓢招宴水南园。座中叶定湖长杨、虞东皋景星、许竹素廷
、李客山果、汪山樵俊、俞赋拙来求，皆科目耆英，最少者亦过花甲。惟余才三十六岁，得遇此会。是夕大雨，未到者沈归愚宗伯、谢淞洲征士而已。”⑧薛雪、李果等人是沈德潜早年从学于叶燮时的同门，沈氏归养林泉后，时常与薛、李等人或宴饮集会，或相伴出游，这样的聚会对沈氏来说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对“才三十六岁”且仕途不畅的袁枚来说，进入沈德潜的交游圈大概是一件愉快且令他有点得意的事。乾隆三十年(1765)，袁枚打算绘《随园雅集图》，邀请了两个重要人物，一是尹继善，一是沈德潜。尹继善曾为户部尚书，此时任江南河道总督，而沈德潜则以礼部侍郎的身份致仕，被赐以礼部尚书衔。袁枚邀请尹、沈二人，含有借重其声名的意味。时尹继善因故未到，沈德潜就成了这次随园雅集的核心人物。
由以上史料的梳理，我们发现，在沈德潜逐步进入文学、政治权力中心的过程中，尤珍、张廷璐是热心的提携者；沈德潜致仕后，在地方文坛活动时，袁枚是跟他熟识并可以讨论诗学的重要人物。既然尤珍、张廷璐、袁枚在沈德潜生活中如此重要，沈德潜为他们写序作文，也就是合情合理的了。
三、沈德潜为何不将这三篇文章收入全集
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沈氏何以要将这三篇文章排除在全集之外？
沈德潜现存的诗文没有谈到他不收这三篇文章的理由，我们只能从沈氏《归愚文钞》、《归愚文钞余集》收录文章的基本情况、沈氏与这几个人的交游状况，并参考沈氏的诗学观念推测这三篇文章不被收录的原因。
沈德潜不收《沧湄诗钞序》比较容易理解。《沧湄诗钞序》只简略地介绍了尤珍的诗风，并引述了他人的评价。从序文里看不出沈德潜对尤珍的诗有什么实质性的、中肯的解读，也看不出沈德潜的创作风格。这的确是篇名副其实的“少作”。
沈德潜不收《咏花轩诗集序》，其原因则较为复杂。
查《归愚文钞》、《归愚文钞余集》，沈德潜为之作序者多为乡间布衣，如《李客山诗序》是为李果所作，《翁郎夫诗序》是为翁照所作。这些人大都只是一介寒儒，凭诗名、文名活跃于地方文坛。相比之下，沈德潜为官员作的序仅有《恪勤陈公诗集序》、《大冢宰甘公〈逊斋集〉序》、《钱少司寇续集序》、《张南华太史诗序》、《宪副魏念庭诗文集序》等。这几篇序文分别为陈鹏年、甘汝来、钱陈群、张鹏翀、魏念庭等人而作⑨。在序文中，沈德潜详细谈到陈鹏年等做官、为人的情况，对他们的诗文创作虽加以肯定，但大多一带而过。如在《张南华太史诗序》中，沈德潜谈到张鹏翀的诗，仅称赞张氏才力过人：“予偶于坐间见其咏雁字律体诗，不半日上下，平韵俱就，不即不离，兴寄微远。”⑩这一评价与张鹏翀的创作实际大体是相符的。张鹏翀在后世虽湮没无闻，但在乾隆年间，确以才气过人声著一时。据《沈归愚自订年谱》，乾隆帝就曾将沈德潜与张鹏翀做比较，对沈德潜说：“张鹏翀才捷于汝，而风格不及汝。”另如《宪副魏念庭诗文集序》并未对魏念庭的诗作本身予以称颂，而主要谈了魏念庭对于诗歌创作的执著：“先生于文章为饮食，有嗜欲。每见其坐堂皇，治吏事，朱墨纷纭，若不暇给，而勾当裁决之余，退处小阁，则纵笔所之，洋洋洒洒，顷刻数千百言。即至失意，大吏仓皇去官，宾客解散，侵侮丛集，而乃磨丹渍墨，歌啸自如，并异于作《易》者之忧患，作《诗》者之发愤。于此见先生性情笃嗜，而定识定力，非小小得失可以摇撼而凌夺之也。”(11)沈德潜之所以将《张南华太史诗序》、《宪副魏念庭诗文集序》等收入其自编全集，是因为序文对张鹏翀、魏念庭等人的评述与他们的实际创作情况大体一致，沈德潜并没有夸大他们在文学上的成就。
相比之下，在《咏花轩诗集序》中，沈德潜过多地从创作成就上肯定了张廷璐的诗。他甚至将张廷璐的诗提升到了杜甫的高度：“抑思古今之称诗者，必以少陵为归……公发为有韵之语，其笃于五伦不异于少陵，宜乎和平温厚，无意求工而自不能不工也。”(12)一个可以确信的事实是，张廷璐请沈德潜删定《咏花轩诗集》并为之作序，沈氏颇感受宠若惊，正是出于感激之情，沈德潜对张廷璐的《咏花轩诗集》大加颂扬，失去了节制。
透过《归愚文钞》、《归愚文钞余集》所收的序文可以看到，在沈德潜看来，并不是不可以对一个人的诗作进行颂扬，但盖棺论定，必须实事求是。那些布衣作家终老乡间，是诗文成就了他们的声名，理所当然要对他们的诗作加以肯定。而张廷璐、张鹏翀、魏念庭等人，他们主要是凭政治地位扬名于世，诗只是余事而已。在这种情况下，过多地对他们的诗歌成就加以赞颂，就难免阿谀之嫌。沈德潜一向反对把文学变成“嘲风雪、弄花草、游历燕衍之具”(13)，大约正是因为《咏花轩诗集序》落入了应酬的格套，沈德潜在编定文集时，才毅然将之排除在外。
沈德潜的《随园雅集图题咏》写得颇为简略，这并不令人感到诧异。根据沈德潜、袁枚二人的交游状况，我们大体可以知道，沈德潜意在敷衍袁枚。沈氏不把《随园雅集图题咏》收入文集是意料之中的事。
沈德潜、袁枚论诗，一倡“格调”，一倡“性灵”。学界往往认为二人水火不容。这种看法并非空穴来风。袁枚作有《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再与沈大宗伯书》，词气激烈地批评沈德潜：“许唐人之变汉魏，而独不许宋人之变唐，惑也！”袁枚甚至还颇具攻击性地指责沈德潜论诗“有褒衣大袑气象”(14)。这两封信写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之后，时值袁枚在诗坛声誉渐起之际。我们有理由将这两封信看作袁枚挑战沈德潜盟主地位的一次尝试。
但批评沈德潜只是袁、沈交往的一个侧面。袁枚也屡屡写诗表达对沈德潜的尊重与敬慕。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左右，袁枚还写了《寄怀归愚尚书（四首）》，盛赞沈氏的诗是“正声”：“天与高年享重名，明经晚遇比桓荣。诗人遭际前无古，海内风骚有正声。”(15)乾隆二十七年(1762)，沈德潜九十岁之际，袁枚写有《赠归愚尚书》一诗：“九十诗人卫武公，角巾重接藕花风。手扶文运三朝内，名在东南二老中（上赐诗：二老江浙之大老）。健比张苍偏淡泊，廉如高允更清聪。当时同咏霓裳客，得附青云也自雄。”(16)乾隆三十四年(1769)，沈德潜去世，袁枚有《同年沈文悫公挽词》四首，其三云：“诗律长城在，群儿莫诋呵。梅花香气淡，古瑟雅音多。海外求题咏，天章许切磋。朝阳鸣凤去，赓唱冷《卷阿》。”(17)
可以说，袁枚和沈德潜的交往带有几许策略意味：一方面严厉批评沈德潜，以确立自己“性灵派”盟主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与沈氏密切往来，以借重其声望。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为《随园雅集图》题咏的四十五人中，钱陈群是沈德潜在朝时的同僚，也是居乡后的好友；彭启丰自年轻时就与沈德潜交好；王鸣盛、钱大昕、王文治、王昶、毕沅等都是沈德潜的门生。以袁枚当时的身份、地位，如果没有沈德潜在场，大约不会有如此众多的政界、学界、诗坛的重要人物为该图题咏(18)。
面对袁枚这种策略，沈德潜的态度如何呢？针对袁枚的激烈批评，沈德潜不反击，不应答，在《归愚文钞》及《余集》中未见沈德潜给袁枚的书信。面对袁枚的热情称颂，沈德潜只给予适度的、礼节性的回应。在沈德潜的诗集中，关于袁枚的，只有《寄袁简斋同年次其见赠元韵》一诗。沈德潜自编的全集中有寿诗两卷，是沈氏八十、九十大寿时友朋的贺诗，其中未收袁枚的《赠归愚尚书》。可见沈德潜有意地与袁枚保持距离，他为《随园雅集图》题咏只是礼节性的应酬。沈德潜不收《随园雅集图题咏》也自有其内在的、深层的原因：一是有意与袁枚这个科场同年、诗坛对手保持疏离；二是坚持自己对文学价值的基本判定，一篇作品如果纯粹出于应酬，而没有真情实感，在编定文集时一定要排除出去。
四、沈德潜如何看待酬赠题材
综上所述，沈德潜之所以不将《沧湄诗钞序》、《咏花轩诗集序》、《随园雅集图题咏》等收入自己的文集，核心原因是，这些文章流于应酬。这表明，如何看待应酬是我们理解沈德潜诗学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作为“格调说”的盟主，沈德潜论诗、论文主张格高调畅，浑厚雅健，他对应酬的不满是一贯的。在编选《国朝诗别裁集》时，沈德潜明确表示，选入的作品不能“泥于宴饮酬酢”(19)。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在《国朝诗别裁集》之前的选本中，龚鼎孳的地位远远高于钱谦益：《诗持二集》选龚鼎孳的诗31首，钱谦益未入选；《百名家诗选》选龚鼎孳的诗114首，钱谦益的诗46首，相差近70首；《诗观》选龚鼎孳的诗138首，钱谦益的诗仅41首，相差近百首（见表一）。但在沈德潜编选的《国朝诗别裁集》中，龚鼎孳诗作的数量则少于钱谦益，钱谦益排名居第二，龚鼎孳位居第八，远远落于钱氏之后（见表二）。
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龚氏“宴饮酬酢之篇多于登临凭吊”，与钱谦益相比“似应少逊一筹”(20)。
沈德潜对宴饮酬酢的不满，乃是出于对诗的地位下滑的忧虑。时至清代，诗被一些人视为嘲风雪、弄花草、游历燕衍之具，在应酬交际中被大量使用。沈德潜对这一状况有切身体验。他在《沈归愚自订年谱》中回忆说：“（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年十八。时文、八家间读，曾咏绝句四章，师止之，曰：勿荒正业，俟时艺工，以博风雅之趣可也。”诗从中心地位退出，更准确地说，从文人想象中的主流地位退出(21)，并非偶然，也并非中国文化传统中独有的现象。梅雷厄姆·霍夫说：“自最早的文明世界以来，诗歌就是人类集体生活的一部分，但它并不始终都起同样的作用。它曾是法律和历史的工具，民间传说的宝库，大众娱乐的源泉，少数人的深奥活动。我们应当假定诗歌还会继续存在下去，但可以看到，自现代社会开始以来，诗歌的地位一样在发生着变化。”(22)作为“格调说”的盟主，在诗歌地位下滑时，沈德潜力图重新确立诗在社会生活中的尊严，恢复诗的权威性和神圣性，因此，沈氏对那些把诗歌作为应酬之具的做法极其不满。
但考察沈德潜自订的诗文集及编定的诗歌选本，我们也看到：《归愚文钞》、《归愚文钞余集》虽然不收《随园雅集图题咏》，但是却收了《南郭宴集记》等有关宴饮集会的文章。沈德潜将钱谦益视为有清第一诗人，置于《国朝诗别裁集》卷首，而钱谦益《初学》、《有学》二集中，带有“送”、“怀”、“答”、“别”、“赠”等字眼的诗占了十之四五。《国朝诗别裁集》选钱谦益的诗32首，其中有十余首都是与他人的赠答酬唱，如《玉堂双燕行送刘晋卿、赵景之两太史谪官》、《送福清公归里》、《潞河别刘咸仲吏部》、《丙戌南还赠别故侯家妓人冬哥》。纵观《国朝诗别裁集》，所选诗作的诗题中不乏送、赠、答等字眼，以“送”为题的有205首，以“赠”为题的有130首，以“答”为题的有35首，这三种类型的诗加起来约占《国朝诗别裁集》的10%。这还不包括像孙枝蔚《同友陪吴园次登多景楼，时园次赴湖州任》这样实为送、赠、答之作，但诗题不含“送”、“赠”、“答”等字样的诗，也不包括女性作家写给丈夫的赠别诗，如朱柔则的《送外之大梁》、吴永和《赠外子玉苍北上》等。《国朝诗别裁集》还选了大量和作及次韵诗，也是宴饮酬酢之篇。这提醒我们注意，沈德潜究竟如何看待宴饮酬酢以及相关的诗文，乃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需要明确的是：在酬赠时写诗与将诗作为酬赠之具不是一回事。唐代已有大量酬赠题材的诗，其中不乏杰作，就在于酬赠之作也可以具有超出应酬的价值。理由很简单，酬赠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部分，酬赠之作也可以承载深厚的人文情怀。透过沈德潜与尤珍、张廷璐等人的交往可以看到，在很大程度上，后学是在宴谈聚会中与名流结交、熟识，逐步进入文坛的。在宴饮酬酢中，文人大都会留下诗文，相互切磋，以示风雅。潘耒曾谈到这一事实：“乐莫大乎朋友相聚，相聚而以文艺切磨，又乐之最者也。人之才思以激引而愈生，功力以濯磨而加进。独赋一题不如众赋之竞巧争工也，得失自知不如参观之瑕瑜不掩也。”(23)要求诗人拒绝宴饮酬酢是做不到的，也是有害的。
从《国朝诗别裁集》中作家及作品的小评，可以比较完整地了解沈德潜对酬应之作的态度。在沈德潜看来，应酬宴饮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对于诗人来说，关键问题不是拒绝在诗中涉及酬酢宴饮等内容，而是如何做到在创作中不流于应酬，展示出诗作应有的人文品格。因此，沈德潜特别强调赠答、送别诗的“体”、“格”。
时送行诗汇成卷轴，剧多名作，然颂扬得体，无逾此章。（评吴襄《送徐澂斋先辈奉使琉球》）(24)
极乱后宜以宽严相济处之，文翁、武侯其前事也。赠言之体如是。（评严允肇《送宋荔裳按察四川》）
此言抚吴大臣，推周文襄忱、王端毅恕、海忠介瑞，而冀公之追步前哲也。此种立言，得吉甫赠人之体，诗亦穆如清风。（评韩菼《赠江南巡抚汤潜庵先生》）
入山修炼，非儒者事，况有慈亲在耶？送之即以招之，得赠人以言之体。（评濮淙《赠方望子入黄山修炼》）
所谓“体”，就是身份，就是品格。没有品格即流于应酬，超越了应酬即是得“体”。沈德潜认为，那些发自内心的酬唱诗与登临凭吊之作一样，是受外物激发而内心有所感触的产物，这类诗作同样具有打动人的力量，能发挥化导人心的作用；只有那些疲于应酬，随口赠答，并无真情实感的应酬之作，才是不可取的。因此，在对酬酢之篇进行取舍时，沈德潜并不只从题材着眼，一概地加以排斥，而是着眼于内涵加以选择。
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沈德潜之所以将《南郭宴集记》，而不是《随园雅集图题咏》收入自己的文集，是有其内在合理性的。《南郭宴集记》为送李馥归乡而作(25)。李馥与沈德潜交往颇深。据《沈归愚自订年谱》，雍正二年(1724)：“浙抚李公鹿山讳馥去官寓吴，以诗稿索动笔札，中词极谦下，直笔应之。公枉过曰：‘余入仕后始作诗，自知肤浅，见者俱极推许。余自疑。今先生去多取少，见直道在人也。’遂定交，略分位焉。”沈德潜写《南郭宴集记》出于朋友间的真情实意，是有感而发，并非《随园雅集图题咏》那样言不及义的酬应之作。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在日常交往中，出于对现实生活中各种人际关系的考量，沈德潜也不免写下宴饮酬酢之篇。但在编定选集或删订个人文集时，沈氏坚持只留存有感而发的得“体”之作，对那些言过其辞，或言不及义、出于敷衍的作品，则毫不犹豫地排除在诗文集之外。正是从这里，我们发现了沈德潜的历史感，我们感到了沈德潜诗学的厚重质实。从这一角度考察其三篇佚文的前后因缘，我们欣喜地发现：细节背后是引人注目的文学史观，动态的文献研究大有可为。
注释：
①尤珍(1647-1721)，字慧珠，又字谨庸，号沧湄，尤侗长子。康熙二十一年(1682)进士。有《沧湄类稿》五十六卷、《晬示录》二十卷。张廷璐(1675-1745)，字宝臣，号药斋，桐城人。康熙五十七年(1718)进士，官至礼部侍郎。
②康熙三十八年(1699)，沈德潜参加了蒋深举办的送春会，时有尤侗在座。据沈德潜《后己卯送春文宴序》：“绣谷先生于康熙己卯宴会送春，时年最高者为尤西堂侍讲，朱太史竹垞齿次之，张匠门太史时为孝廉，顾秀野太史时为上舍生，惠小红豆学士、徐澂斋太史时为诸生，齿又递次之。予年最少，亦厕末席。而画师则王耕烟、杨子鹤，方外则目存上人。”（《归愚文钞余集》卷二，清乾隆教忠堂刻本）蒋深(1668-1737)，字树存，号绣谷，江南长洲人。工诗文，善书法，诗宗盛唐。善画兰竹，笔致清秀。著有《绣谷诗集》、《鸿轩集》、《黔南竹枝词》、《雁门余草偶存》。张大受(1641-1725)，字日容，号匠门，江苏嘉定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康熙五十九年(1720)授贵州学使。有《匠门书屋文集》三十卷。张大受少从学于朱彝尊，并参与编定了《明诗综》。沈德潜与张大受的关系也较为密切，张大受的外孙顾诒禄曾从学于沈德潜，并跟随沈氏多年。王翚(1632-1717)，画家，字石谷，号耕烟散人、剑门樵客、乌目山人、清晖老人等，江苏常熟人。祖上五世均善画。王翚拜同里张珂为师，专摹元代黄公望的山水画。后受王鉴赏识，收为弟子。王翚又师从王时敏。后与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合称为四王，再加吴历、恽寿平又称清初六家。
③沈德潜：《沈归愚自订年谱》，《北京图书馆珍藏本年谱丛刊》第9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页。本文中，引文未出注处均见《沈归愚自订年谱》。
④沈德潜的声名达于王士禛处，还得益于其他诗坛名流，包括沈氏的老师叶燮的推奖。据《沈归愚自订年谱》，康熙四十二年(1703)：“秋，横山先生卒。先是，先生以所制诗、古文并及门数人诗致书于王渔洋司寇。至是，渔洋答书，极道先生诗文特立成家，绝无依傍。诸及门中，以予与张子岳未永夫不止得皮得骨，直已得髓。”
⑤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7页。
⑥袁枚：《闻同年裘叔度、沈归愚廷试高等骤迁学士喜赋一章》，《小仓山房诗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9页。
⑦据《清实录》，乾隆八年(1743)闰四月，“于正大光明殿考试翰林、詹事等官”，“按其文字优劣，分为四等”。其中，“一等：王会汾、李清植、裘曰修等三员；二等：观保、万承苍、于振、张若霭、周长发、陈兆仑、沈德潜、秦蕙田、周玉章等九员……编修裘曰修升授侍读学士……编修沈德潜升授左中允。”（《清实录》第10册，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1121页。）据此，袁枚《闻同年裘叔度、沈归愚廷试高等，骤迁学士，喜赋一章》应作于乾隆八年(1743)。
⑧袁枚：《随园诗话》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66页。
⑨陈鹏年(1663-1723)，字沧州，湖南湘潭人。康熙三十年(1691)进士。累擢江宁知府，后任苏州知府。甘汝来(1684-1739)，字耕道，号逊斋，奉新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进士。官至吏部尚书。钱陈群(1686-1774)，字主敬，号香树，又号集斋、柘南居士。康熙六十年（1721年）进士。官至刑部侍郎。张鹏翀(1688-1745)，字大飞，一字抑斋，号南华，嘉定人。雍正五年(1725)进士，官詹事府詹事。魏荔彤（生卒年不详），字庚虞，号念庭，又号怀舫，河北柏乡县人。魏裔介之子。十二岁补诸生，以资入为内阁中书。
⑩(11)沈德潜：《归愚文钞》卷一二，卷一三，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12)沈德潜：《咏花轩诗集序》，《四库未收书辑刊》第8辑第25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52页。
(13)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86页。
(14)(15)(16)(17)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三第1215页，卷一三第287页，卷一四第304页，第311页。
(18)王昶就对袁枚颇有不满，他在《湖海诗传》作家小评中写道：“孙君渊如又谓，其（按：指袁枚）神道碑、墓志铭诸文，纪事多失实。予谓：岂惟失实，并有与诸人家状多不合者。即如朱文端公轼、岳将军钟琪、李阁学绂、裘文达公曰修，其文皆有声有色。然予与岳、裘二家之后俱属同年，而穆堂先生为予房师李少司空友棠之祖，且予两至江西，见文端后裔，询之，皆云未尝请乞，亦未尝读其作。盖子才游屐所至，偶闻名公卿可喜可愕之事，著为志传，以惊爆时人耳目，初不计信今传后也。”（王昶：《湖海诗传》，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121页。）
(19)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凡例》，《历代诗别裁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65页。《国朝诗别裁集》，今人整理出版改名为《清诗别裁集》。
(20)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龚鼎孳小评》，《历代诗别裁集》，第372页。
(21)从文人的角度看，诗是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从整个社会层面看，诗对其他阶层中大多数人的生活并无直接的作用和影响。
(22)马·布雷德伯里等著、胡家峦等译《现代主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85页。
(23)潘耒：《鸳湖倡和诗序》，《遂初堂文集》，《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7册第528页。
(24)参见《历代诗别裁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77页。以下小评均见该书，不一一出注。
(25)李馥(1662-1745)，字汝嘉，号鹿山，又号信山居士，福清人。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举人，官至浙江巡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