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基于“空间”之维的理论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学论文,理论论文,文学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空间与时间本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双重维度，也是历代哲人反复思考和探讨的焦点论题。然而长期以来基于传统线性思维的惯性作用，由时空之间相互挤压与交融的结果而呈现为时间主导、空间萎缩的非均衡状态，直至20世纪70年代之后“空间转向”的发生以及“空间批评”的兴起，传统时空观念与理论终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颠覆性转型，并由此汇聚成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空间阐释学”体系，其中以文学空间研究为中心的文学地理学在日趋多元化的学术格局中异峰突起，同样具有矫正传统线型思维与拓展新的文学空间的双重意义。然而站在21世纪新的学术起点上，由文学地理研究实践引发的学理思考，到文学地理学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的体系建设，尤其迫切需要在相对滞后的理论创新引领方面取得重点突破。有鉴于此，本文首先以问题为导向，重点回应和重新思考地理学的三个核心问题——“它在哪里？”“它是什么样的？”“它意味着什么？”，同时借鉴和重释美国斯坦福大学弗朗科·莫雷蒂教授《欧洲小说地图集，1800-1900年》①中的“空间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空间”的重要概念，然后重构为“版图复原”、“场景还原”、“精神探原”的“三原”理论，作为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的三大支柱，以此促进契合文学地理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内在需要与学理逻辑的理论建构。 一、“三原”理论建构的学理逻辑 文学地理学作为融合“地理学”与“文学”而成的新兴交叉学科，一方面在以地理空间为研究中心上是与其母体学科——地理学一脉相承的。换言之，文学地理学同样需要重点关注和回答地理学的三个核心问题是：“它在哪里？”“它是什么样的？”“它意味着什么？”。另一方面，由“文学”与“地理学”融合为文学地理学，这就决定了其研究对象并非一般的地理空间，而是具有特定内涵与外延的文学地理空间。具体而言，即是“空间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空间”的内外互动与交融。所以，文学地理学基于文学地理空间之维的“三原”理论建构，需要同时从文学地理学的两个母体学科吸取学术成果，而走向对文学地理学本原意义的学理思考和探索。 1.三个核心问题 根据美国著名地理学家杰弗里·马丁所著《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中的提炼和归纳，地理学所要关注和回答的三个核心问题是：“它在哪里？”“它是什么样的？”“它意味着什么？”其中“它在哪里”是地理学研究的首要问题，马丁认为，如果地理学不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即使是对我们世界最清晰的描述也没有太大的价值。古希腊学者首先创立了一套以赤道和两极为基础，划分经度、纬度，并以此构成的网格作为在地球上定位的理论。而后随着关于地球表面知识的不断积累，多种多样的相对位置被定义出来。研究与位置相关的问题，是地理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它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代表了一种最基本的思维过程。比如人类如何观察并描述占据一定地表空间的各种事物？在地球上发生的如此众多的现象中，人类如何决定哪些现象值得观察？再如，抽象的概念是如何形成的？概念与语言、感知、意象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马丁紧密围绕地理学研究中的思维过程、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作了重点论述。“它意味着什么”则旨在探索和阐释地理学的意义世界。马丁认为，从地理学思想的最早记载至今的几千年中，一些有识之士通过很多不同的方法来证明他们在世界中观察到的秩序。验证的方法多种多样，从拟人神的专治统治、受到法则授权的单一神的统治，以及各种因果关系，直到抽象的数学规律，形成了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但这些并不是持续的日趋成熟的各个发展阶段，因为这些解释同时存在于古希腊哲学和当代世界中。② “它在哪里”，“它是什么样的”，“它意味着什么”，同样也是文学地理学研究所不能回避的三个核心问题。首先提出“它在哪里？”意味着地理学的首要问题是空间定位，最后归结于“它意味着什么？”表明地理学的终极指向是意义追问，而处于中间的“它是什么样的？”代表了从空间定位走向意义追问的思维过程与结果，也是连接和贯通两者的桥梁和纽带。所以，在此三个核心问题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彼此不可或缺、相辅相成而又依次递进。文学地理学不仅可以从中获取启示意义，而且应该对此作出文学性的回答。 2.“双层”文学空间 毫无疑问，从地理学到人文地理学再到文学地理学——三者都聚焦于“空间”之维这一中心，但彼此无论在内涵与形式还是回答方式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斯坦福大学弗朗科·莫雷蒂教授在《欧洲小说地图集，1800-1900年》中提出的“空间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空间”的重要概念，可以为回应和解答以上问题提供新的视境和启示： 文学地理包含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它是“文学中的空间”研究，又或者是“空间中的文学”研究。在第一种情况下，占主导地位的是一种虚构的东西：巴尔扎克想象中的巴黎、非洲的殖民恋情、奥斯汀对英国的重构等；第二种情况，它是真实的历史空间：维多利亚时代大不列颠的省级图书馆，或者是《唐·吉诃德》或《布登勃洛克家族》在欧洲的传播。以上两种空间可能偶尔有趣地重叠，但他们本质上是不同的。③ 莫雷蒂关于“空间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空间”的区分与界定，比较科学而有效地回答了“文学地理学”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的双重属性及其内在逻辑关系问题。据此，笔者进而提炼为文学地理学的“外层空间”与“内层空间”的“双层空间”概念，分别与“空间中的文学”、“文学中的空间”相对应。两者由外而内，内外结合，一同构成了完整的立体的文学地理空间。 3.“三原”理论建构 根据文学地理学的跨学科性质与特点，以马丁提出的地理学的三大核心问题——“它在哪里”、“它是什么样的”、“它意味着什么”为导向，同时借鉴莫莱蒂的“空间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空间”的重要概念而提出文学地理学的“外层空间”与“内层空间”的“双层空间”论，由此耦合和重构为“版图复原”、“场景还原”与“精神探原”的“三原”论，作为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的三大支柱。与先前笔者曾经提出的“二原”论④相比，“三原”论不是增加“精神探原”之一“原”而已，而是意味着对文学地理学理论的整体重构，其内在的学理逻辑关系如下： (1)“版图复原”，立足于文学地理的空间定位，与“外层空间”即“空间中的文学”相对应。这一空间维度属于真实而非虚构的历史空间，但却是建构“文学中的空间”——“内层空间”的根基所在。追本溯源，“版图复原”本是一个地图学概念，彼此在如何直观地呈现地理空间版图方面具有内在相通之处。然而“版图复原”即文学地理空间定位中的“外层空间”又是一个相当丰富甚至有点庞杂的多层结构。莫雷蒂在《欧洲小说地图》中重点探讨了文学传播的地理空间问题，而从文学地理学的以往历史与发展趋势而言，“外层空间”除了传播地理空间以外，还应重点包括文人籍贯地理空间与文学活动地理空间，然后与文学传播地理空间一同构成“空间中的文学”即“外层空间”的多重空间结构。其中文学活动地理空间又是“外层空间”的核心所在，“外层空间”的主体是文人群体，文人群体的聚合与流向随时都在改变并最终决定着文学版图的整体格局与演变方向。 (2)“场景还原”立足于文学地理的形态辨析，以“外层空间”与“内层空间”即“空间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空间”相贯通。所谓“形态”，意指在特定的时空维度中物质存在和运动的形式与状态，其中包含着外部形式和内部结构两个层面，不同的外部形式取决于不同的内部结构，而不同的内部结构又呈现为不同的外部形式，彼此以其固有的内在逻辑相互关联着形态的时空变化。然而文学地理形态之不同于一般的物质形态，即在于其首先并主要呈现为空间形式及其变化，而空间形式及其变化又同时存在于“外层空间”与“内层空间”之中，需要通过“场景还原”即文学地理的形态辨析加以贯通和融合。莫雷蒂《欧洲小说地图》选择从“家乡”出发，探讨了小说中可能出现的地理空间和小说中实际出现的地理空间的联系与区别，然后由地理空间深入到与风格、情节的内在关系研究，作者强调指出，“空间不是叙事的外在因素，而是其内部力量，从内部改变着小说形态。换句话说，在现代欧洲小说中，发生了什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哪里发生。于是乎，无论我们知道与否——有时我们做了却自己不知道——通过追问‘发生了什么’，我们提出将这许多组成我们世界的‘场所’制成一幅思维上的地图”。⑤显然，莫雷蒂试图将“空间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空间”亦即文学地理的“外层空间”与“内层空间”贯通起来，将文学地理空间的外部形式和内部结构的分析融合起来。在此，立足于文学地理形态辨析的“场景还原”实际上已经成为从“外层空间”到“内层空间”的相互贯通、转化和超越的中介与过程。 (3)“精神探原”，立足于文学地理的意义追问，与“内层空间”即“文学中的空间”相契合。这一空间维度意指虚构而非真实的文学空间，是“空间中的文学”——“外层空间”内蕴化的产物，因而较之后者不仅更为广阔，而且也更为复杂。从文学阐释学的视角来看，文学文本尤其是经典文学文本，本是一个可以不断重释的开放系统，需要不同时代的不同读者通过意义重释而不断赋予新的意义。诚然，不同的文本类型以及不同的阐释学理论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文学地理的意义追问也同样应该基于不同的文本类型与阐释学理论而呈现为不同的价值趋求，包括形而下与形而上的不同取向。然而文学地理的意义追问强调的是回归生命现场，而从“版图复原”、“场景还原”走向“精神探原”的终极目标在于生命之意义。换言之，文学地理的意义追问可以是多彩多姿的，但其最高境界应是生命意义之追问。就此而论，莫雷蒂《欧洲小说地图》的文学空间意义阐释主要指向社会学的隐喻意义，即城市的不同空间意味着不同阶层的分野，重点落在伦敦、巴黎、芝加哥等世界名城，广泛涉及“银匙小说”和“新门小说”中的各“半个伦敦”，《巴黎的神秘》中的善与恶的较量，以及雨果的“关注边缘”等论题，⑥这一方面再次昭示了西方“空间批评”擅长于文学—文化社会学与政治学批评的传统力量，但同时也是对文学地理“精神探原”广度与深度的一种自我设限。所以“精神探原”之于文学地理的意义追问，应该从文学本位出发，在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的多元取向中逐步走向形而上的哲理辨思。 以“版图复原”、“场景还原”与“精神探原”的“三原”论作为对地理学的三个核心问题——“它在哪里”、“它是什么样的”、“它意味着什么”的文学回答，同时也因此形成了文学地理学理论的三大支柱，或者说一个相对稳定的“金三角”结构，从而最终完成契合文学地理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内在需要与学理逻辑的理论建构。 二、“版图复原”与“外层空间”的对接 在“版图复原”、“场景还原”与“精神探原”的“三原论”中，以“版图复原”为基点，然后依次走向“场景还原”与“精神探原”。“版图复原”重在对“外层空间”的空间定位，这是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三大支柱的根基所在。 何谓“版图”？版图之“版”，意为户籍，《周礼·夏官·司士》有“掌群臣之版”云云，即为户籍之意；版图之“图”，意为地图。版与图组合为版图，既可通指一国的疆域，同时又可分指经济、政治、文化的地域分布状态，如政治版图、经济版图、文化版图，等等。文学版图之“户籍”，也就是文学家的“名册”；而版图之“地图”，就是文学家的活动空间舞台。文学地理的核心关系是文学家与地理的关系，其中文学家是主体，是灵魂；地理是客体，是舞台。文学家的“名册”所在，也就是文学活动空间与舞台的中心所在。文学家群体处在哪里，流向哪里，文学活动与创作成果就带向哪里，文学地理的中心也就转向哪里。所以，文学版图的复原，即是通过文学家的籍贯地理、活动地理与传播地理的分布与流向还原为时空并置交融的立体文学图景。 作为对文学地理的空间定位，“版图复原”需要经过一系列的程序才能得以完成，其中第一个程序就是如何确定“空间范域”，然后依次为“板块结构”、“中心定位”、“边缘活力”，最终归结于“区系轮动”。 1.空间范域。在进入“版图复原”的第一个程序——确定“空间范域”过程中，可以先行参照一下区域地理学的“区域”理论。按照区域地理学研究的一般共识性规范，大致可以划分为大、中、小区域三个层级：“大区域”研究着重探讨全球或全大陆范围内的分异规律和内部结构特征；“中区域”研究是分析国家或大地区范围内区域总体特征和地域分异规律；“小区域”研究是揭示局部地区区域特征和分异规律。⑦“区域”理论的三个层级划分，对于文学地理研究“版图复原”空间范域的选择与确认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空间范域”的确定，通常是从人们已知或相对熟悉的区域开始，并以一定的参照物为参照系，包括自然地理的山脉、海岸线、河流与人文地理的行政区划、城市，以及经度、纬度等等，然后确定“空间范域”的方向、距离、边界。就百年以来不断问世的文学史著作所选择的“空间范域”观之，其中的主体是以中国为“空间范域”的国别文学史，然后分别向上拓展至洲际乃至世界文学史，向下拓展至省际及其以下的区域文学史。以此参照以上大、中、小区域三个层级的划分，则臻于“大区域”范域极限的是世界文学史，对应于“中区域”的是洲际、国别文学史，对应于“小区域”的是省际及其以下区域文学史。故而还可以从“中区域”与“小区域”再划分出“次中区域”、“次小区域”，合之为五个级次。以上五个级次的序列构成，对于文学地理“空间范域”的选择与确定同样是适用的。 表面看来，文学地理研究的空间定位系由学者自由确认，其实在研究实践中却存在着诸多限制。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知识优势，同时也难以克服自己的知识局限。这就要求我们选择一个自己认为“恰当”的地理范域，然后进行相应的空间定位。 2.板块结构。“版图复原”的第二个程序是如何辨析板块结构。自德国人阿尔弗雷德·魏格纳(Alfred Lothar Wegener)《海陆的起源》⑧首创板块学说以后，至1968年，法国人萨维尔·勒皮雄(Xavier Le Pichon)再将全球地壳划分为六大板块：太平洋板块、亚欧板块、非洲板块、美洲板块、印度洋板块(包括澳洲)和南极板块。此后也有一些学者再加细分，增加至八大板块，甚至进而细分为二十个小板块。与地球板块内部结构相似，文学版图也是由不同板块所组成的，板块有多有少，有大有小，有轻有重，然后按照一定的板块结构组合为统一的文学版图。 与率先兴起并趋于相对成熟的自然地理板块构造理论相比，文学版图的“板块结构”研究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其中关键的问题在于，尽管魏格纳首创的板块学说最初源自于神奇的想象，但毕竟在后来的实地考察中得到了科学的验证，而文学版图的板块结构分析却难以做到这一点。美国地理学家H.J.德伯里曾提出“文化感觉区”的概念：“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区域的印象和概念，这种知觉依赖于我们的积累，即头脑中关于这种区域的‘知识库’，其中既含有物质文化、也包含非物质文化的内容。景观和自然环境的其它特征也促成了区域整体概念的形成，有时它会是一个突出的印象。”⑨德伯里所说的“感觉区”，实际上是一个基于自然地理的物质因素但更多地依赖于学者主观意识的综合性概念，其对于文学版图板块结构分析的启示意义，大致可以概括和引申为以下三个维度的结合：一是外部的物质维度。法国斯达尔夫人所著的《论文学》以莱茵河为界，将欧洲文学版图简约地划分为南北两大板块，主要依据的是彼此气候的差异：南方温和的气候，明媚的阳光，清新的空气，繁茂的树林，清澈的溪流，与北方的冰雪封盖，阴霾暗淡形成鲜明的对比，就此形成了安逸欢乐与忧郁沉思的不同文学风貌。⑩而在中国，通常以淮河—秦岭一带作为“南—北”文学板块的分界线，同样也是以气候为主要标志。春秋时期，齐国晏子出使楚国曾向楚王讲述“南桔北枳”道理可以为证。二是内在的精神维度。唐代魏征等所撰《隋书·文学传序》提出：“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11)这是基于自然地理然后向精神层面的提炼与升华的结果。三是内外交融的历史维度。自《隋书·文学传序》之后，南北文学不同论即成为中国文学版图划分与研究的一个反复重现的中心论题，直至20世纪初由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对此作了学术总结。在此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曾经积淀和汇聚了不同时代学者群体或个体的感悟和认知，并已转化为一种文化母题而得以代代相续。广而言之，中国长期以来逐步形成的有关秦陇、三晋、齐鲁、燕赵、巴蜀、荆楚、吴越、岭南八大文化与文学板块的划分，同样也是以上三个维度综合作用的重要成果。 由于世界各区域开放性与封闭性的差异，导致文学地理的统一性与多样的同时并存，这就意味着体现鲜明区域特点的文学板块是客观存在的，并非只是出于主观意愿的人为的空间划分，而是基于一定地缘环境并对文学地理的空间结构及其表现形态的系统把握和准确定位。莫雷蒂曾经呼唤一种新的“世界文学”研究，它远离了细读经典的要求，代之以尝试描绘各种民族与文化传统之间的交叉点和连结点的地图。(12)其中“交叉点”和“连结点”的确认，可以为“世界文学”的板块结构分析提供重要依据。 3.中心定位。从“空间范域”、“板块结构”依次进入“中心定位”，这是“版图复原”的核心环节。“中心”相对于“边缘”而言，处于地理版图的核心地位。文学版图的中心定位，需要综合考量文学家的籍贯地理、活动地理与传播地理的分布与流向等要素，准确找到整个文学版图聚集度最高且对周边发挥辐射作用的核心位置。与此同时，从中心到边缘还有空阔的中间地带，由此形成一个中心，或双中心以及诸多亚中心直至边缘的系列空间地带。 通常而言，城市相对于乡村，首都城市相对于非首都城市，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更具有成为文学中心的综合优势。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其主编《布鲁姆文学地图译丛》的《总序：心灵之城》中曾简要回顾了作为世界文学地理中心的所谓“心灵之城”的变迁：从亚历山大，雅典，罗马，佛罗伦萨，到巴黎，伦敦，都柏林，圣彼得堡，纽约……其中首都与非首都城市同时并存，说明城市地位与文学中心并非完全对应。以美国为例，“首都华盛顿称不上一座心灵之城。它不能和纽约相提并论，甚至还不如波士顿、芝加哥和旧金山。巴黎、伦敦和罗马不仅是首都而且也是文学中心，而华盛顿几乎没有孕育出任何文学大家。”然而被布鲁姆称为“心灵之城”者，毫无例外都是产生著名文学家群体的国际大都市。 以布鲁姆所论“心灵之城”以及文学中心迁徙相参照，中国历代文学中心也同样集中于大都市尤其是首都城市，而且往往随着都城的迁徙而迁徙。但自西周开创首都长安与陪都雒邑双都并列制度之后，由此形成首都—陪都双都文学轴心结构，则是中国代代相承、历久不衰的本土传统与特色之所在。在“双都轴心”中，偶尔也有两个中心的双峰对峙，但更多的是一主一副，分别成为中心与亚中心。由于中国古代都城作为全国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文学中心的高度统一性，在不同层级的城市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因而都城的建立与迁徙从根本上决定了全国文学版图的整体格局与演变。然后由都城往下延伸，不同的城市层级体系也往往与文学版图的中心与亚中心序列相趋近。不过，大约从元代开始，由于南方尤其是江南经济与文化的快速发展，不同的城市层级体系与文学—文化版图的中心与亚中心序列开始发生分离，至近代北京—上海新“双都轴心”的形成与对峙，终于由此开辟了不同于传统时代的文学版图新局面。 由上可见，文学中心之所以形成并流动于大都市，归根到底在于其对文学家群体尤其是文学大家与文学经典的聚合力与孕育力，而这种聚合力与孕育力的强弱升降，又最终决定了这些大都市之间文学中心的迁徙与流向。有鉴于此，文学中心的定位，首先需要确定文学中心的等级层序，因为基于不同层级的文学中心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其次，需要确定文学中心的兴衰变迁，以此把握文学中心的迁徙轨迹与规律；再次，要善于发现曾经辉煌而今趋于衰落的文学中心，以此还原历史上的真实版图，正如布鲁姆重新发现古埃及亚历山大“心灵之城”的历史辉煌一样。 4.边缘活力。“版图复原”的第四个重要环节是需要关注“边缘活力”的问题，这是杨义率先提出的富有创意的概念，他在《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动力系统与“边缘活力”》一文中对此作了集中的论述，强调指出鉴于过去我们比较关注中枢部分的动力，中原的文化动力，现在需要增加边疆的、边缘的文化动力，或称“边缘的活力”。(13)诚然，边缘如同中心，同样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无论在汉民族还是少数民族文学版图上，都同时存在着中心和边缘之分。举例来说，在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版图中，北朝相对于南朝而言显然处于边缘地带。但在北朝文学版图中，北魏无疑又是边缘的中心。而就北魏文学版图而言，又相继形成了平城、洛阳、邺城、长安四个文学活动中心。(14)与两宋对峙的辽金两代与此大致相近。其中辽代的文学版图，前期以上京为中心；后期以中京为中心。其下的亚中心还有东京辽阳府、南京析津府、兴中府等。(15)金代的文学版图，前期、中期、后期分别形成上京会宁府、中都大兴府(即燕京)和汴京开封府三个京都文学中心，与此相对应，也先后形成了伪齐、南京、洛西三个文学亚中心，彼此在各自的时间段中交相呼应。(16) 探讨边缘地带文学版图的“中心—边缘”关系，可以更加准确把握边缘地带文学版图的形成、分化与流向，更加深切理解“边缘活力”的丰富内涵。 5.区系轮动。这是“版图复原”的最终环节。“区系”本是一个生态学概念，这里借以指称文学地理版图不同区域系统的划分，而“区系轮动”则是指不同区域系统基于“中心—边缘”的变化而变化的运动趋势和规律。 “区系轮动”的本质在于“轮动”，其中的关键环节是确立与之相应的时空坐标。盛邦和曾以“蛙跳式”文化移动说分析欧洲文化的区系轮动现象，认为任何一个“内核”都无法长久地保持住自己的原有地位，而新的内核必然会在历史的外缘地区萌发。而一旦新的内核产生，原有的内核就降落到外缘的地位上去。(17)而就中国文学地理空间的“区系轮动”趋向与规律而言，也同样可见类似的“蛙跳式”现象，但相比之下显然要更为复杂一些。其中最可注意的是中国八大文学区系(详见上文)从西到东，从北到南，先后经历了五次循环往复运动，也由此划开了文学地理空间区系轮动的五个阶段。其中秦陇区系与吴越区系的对角反复交替轮动，最终塑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版图的独特景观。实际上，地理变迁从来都不是一种无序的偶然现象，而具有极为丰富的现实与象征意义。中国古代文学版图从西北向东南的区系轮动，既有西北文学资源逐步消耗殆尽的客观原因，同时也未尝不是一种交融着朦胧与清醒的通过由西而东、由北而南然后走向世界、走向现代的主动选择。(18)所以，“区系轮动”固然主要呈现为空间的移位，但同时又蕴含着时间的演化，因为“区系轮动”只有处于静态的时候才仅仅表现为空间图景，而当它趋于动态流变之中，便由空间图景演变为时间流程，彼此虽二实一、合而为一，一同组合为时空并置交融的立体文学图景。 “版图复原”对文学地理的空间定位，首先有赖于第一个程序“空间范域”的确认，然后依次通过“板块结构”、“中心定位”、“边缘活力”三个重要环节，最终归结于“区系轮动”的时空演变，这是一个从静态向动态、从平面向立体而对文学版图的逐步复原的过程。 三、“场景还原”与“双层空间”的贯通 在“版图复原”、“场景还原”与“精神探原”的“三原论”中，“场景还原”处于“版图复原”与“精神探原”的中间环节。与“版图复原”重在对“外层空间”的空间定位不同，“场景还原”致力于“外层空间”与“内层空间”贯通中的形态分析，是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三大支柱的主体部分。 “场景”(Setting)本是指电影、戏剧中的各种场面，同时也泛指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中的特定情景。作为电影、戏剧的专业术语，场景是指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内发生的一定的任务行动或因人物关系所构成的具体生活画面，是人物的行动和生活事件表现剧情内容的具体发展过程中阶段性的横向展示，也可以意指在一个单独的地点拍摄的一组连续的镜头。(19)一部精彩的电影或戏剧必须有赖于诸多特定的精彩场景的有机组合与演绎。换言之，诸多特定的精彩场景的有机组合与演绎，则是决定一部电影或戏剧的精彩与否的关键要素。“文学场景”与影视的“场景”概念具有内在相通之处，主要是指人物活动的空间情景，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不可替代也不可重复的空间图景。借用“场景”一词而提出“场景还原”，旨在强调从文学概念或对某种文学现象的概括向具体鲜活、丰富多彩的特定时空场景还原，向更接近于文学存在本真的鲜活样态还原，并通过不同时空的场景链接而走向动态化、立体化、集成化与虚拟化。 1.场景还原的双重功能。“场景还原”同时涉及文学活动场景与文学文本场景，即“外层空间”与“内层空间”的“双层空间”问题。“场景还原”之与“版图复原”、“精神探原”一样，本身具有独立自主的结构与功能，但同时又是贯通“版图复原”之“外层空间”与“精神探原”之“内层空间”的中介。归根结底，这是由文学场景的自足性与中介性的双重特性与功能所决定的。文学场景是构成文学世界有机整体的基本单位，往往具有开端、发展、结尾的情节发展变化过程，是一个微缩的完整故事，所以文学场景本身即是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但另一方面，由于文学场景同时兼容文学活动场景与文学文本场景，因而也是贯通“外层空间”与“内层空间”的中介环节。刘勇强《西湖小说：城市个性和小说场景》曾经谈到真实的场景与虚构的故事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逻辑关系，这不只是为了给人一种历史般的真实感，对于地域性极强地的作品来说，这也是为了唤起受众的亲切感和现场感。(20)而托马斯·S.海因斯《福克纳的文学场景》则重点围绕福克纳小说中的建筑场景追溯其渊源所自，其中包括现实中的建筑原型以及拼凑乃至杜撰的“虚拟”建筑场景，彼此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21)两文皆以文学文本场景为核心，具体探讨了从现实世界的物理场景到作为作家的出生、经历的场所融入文学作品的过程与经验，而文学场景因链接于文学活动场景与文学文本场景而使彼此有机地融为一体，因而可以从中西小说的不同维度为深刻认知场景还原的双重功能提供了典范的案例和有益的启示。 正是文学场景的自足性与中介性的双重特性与功能，决定了“场景还原”在贯通“版图复原”之“外层空间”与“精神探原”之“内层空间”的独特地位与作用。就前者而言，整体的文学版图是由无数个具体的文学场景组合而成，作为文学版图中的主体与灵魂的文学家无不处于具体的文学场景之中，具体文学场景的变化必然会引发整体文学版图的变化，而整体文学版图的变化又决定着具体文学场景变化的方向与节律。所以，“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之“外层空间”的贯通，主要是通过“文学场景”中“前一半”——文学活动场景来实现的；而就后者而言，“文学场景”既是人物活动的空间情景，同时又被赋予不同的隐喻意义或象征意义，换言之，“文学场景”不仅是“精神探原”的载体，而且也是沟通其与“场景还原”之间的中介。由此可见，“场景还原”与“精神探原”之“内层空间”的贯通，主要是通过“文学场景”中“后一半”——文学文本场景来实现的。如果说，“版图复原”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整体的概念，“场景还原”呈现为具体、特定的空间图景，那么“精神探原”即是对蕴含于文学版图与文学场景之中的整个隐喻世界的意义追问，彼此相互衔接、相得益彰。 2.场景还原的主旨导向。“场景还原”显然不是为了还原而还原，而是具有更为高远的目标，更为重要的意义。概而言之，即是三个“回归”： 一是回归生命现场。杨义《文学地理学的本质、内涵与方法》曾使用“生命现场”这一概念以阐释文学地理学的本质，认为研究文学从时间维度进入地理空间维度，就有可能回到生动活泼的具有立体感的现场，回到这种现场赋予它多重生命意义。所以，文学进入地理，实际上是文学进入它的生命现场，进入它意义的源泉。(22)概而言之，所谓“回归生命现场”，即是旨在通过回归富有诗意的鲜活的立体文学场景而真切地感悟其多重的生命意义。 二是回归鲜活样态。文学研究如同文学创作，都不能离开具体鲜活的文学场景。然而在经过历史沧桑的反复淘洗之后，那些丰富多彩、鲜活生动的文学时空场景渐渐远离我们而去，其中有的是历史已然的遗失，正如许多建筑杰作或文化典籍损毁于天灾人祸一样，已永远无法复原；有的则是缘于现行知识传授体系的误导而产生的认知偏失，当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业已形成一些既定模式，也就意味着离文学的生命现场、过程与意义越来越远，离文学场景本身固有的丰富多彩、鲜活生动越来越远，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有关苏、王新旧党之争的公案，目前通行的文学史几乎都未尝言及这样一个事实：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长期外贬的苏轼内移汝州团练副使后赴任汝州，道过金陵，顺访原为政坛宿敌、晚年退居金陵的王安石，王安石骑驴到江边迎接。然后两人相约同游蒋山，一起诵诗说佛，相互唱和，交游一月才彼此分手。苏、王因政见不同而成为新旧党的代表人物，两人晚年相见于金陵的感人场景，不仅为他们的人生画下了圆满的句号，而且永远镌刻在中国文学的历史帷幕上，其中所凸显的苏王两人的宽广襟怀与气度以及彼此的人间温情，更值得后人加以珍视、深思和弘扬。(23)正如前人所说：“两公名贤，相逢盛地，歌咏篇章，文采风流，照耀千古，则江山亦为之壮色！”(24)假如我们的文学史不对如此的文学场景加以关注，那么就不仅仅会失去文学本身的丰富性、多元性、鲜活性与生动性，更重要的是丢弃了不该丢弃的那种历经世事沧桑的人生智慧、人间温情与生命体验。这就更加迫切需要我们走出现行知识传授体系的局限甚至误导，努力向丰富多彩、鲜活生动而蕴义深远的文学场景回归与还原。 三是回归人文精神。古今中外，都有一些经过历史沧桑积淀的特殊景观，对于文人群体具有特别强烈而持久的吸引力，可以称之为“精神磁场”，由唐代文豪张说始建的湖南岳阳楼即是如此。唐开元四年(716)，曾任中书令、封燕国公的张说被贬至岳州，张说在岳阳城西门临湖修建了南楼，即后来的岳阳楼。当时，张说常与文人登楼吟咏，蔚为风气。于是岳阳楼便由一个物理场景演化为文学活动场景，再由文学活动场景进而演化为文学文本场景。张说之后，“迁客骚人，多会于此。”在唐代，就有流贬文人张九龄、王昌龄、贾至、刘长卿、张谓、顾况、韩愈、刘禹锡、白居易、元稹等先后至此，纷纷吟诗作文。至北宋，藤宗谅贬岳州知府，重修岳阳楼，范仲淹为作《岳阳楼记》，于是岳阳楼即成为“迁客骚人”荟萃吟咏之所，(25)此外，唐宋及其后代流贬文人从京都流向南方，也多会逗留于岳阳楼下，加之流贬于附近的屈原、贾谊的精神引力，遂使岳阳楼犹如一个超级“精神磁场”吸引历代文人从四面八方络绎不断汇聚于此。实际上，文人流贬行途的选择既反映了现实的交通条件，同时也缘于文人的精神向力。 与岳阳楼有所不同，法国巴黎右岸的拱廊街则以另一种风貌和传统显示了其作为“精神磁场”的独特魅力。日本鹿岛茂《巴黎梦幻拱廊街》所展示的充满诗意梦幻的巴黎右岸拱廊街，是十九世纪最重要的建筑。历经一百五十年的风霜，在1980年代后期随着复古风潮复活。巴黎人在拱廊街里的生活、暧昧、诗意浪漫，透过雨果、波特莱尔、福楼拜、巴尔扎克、左拉等文学家笔下鲜活跃然纸上，为世人向往。拱廊街里有文人艺术家偏爱的怀旧地点，“时尚的镶嵌彩绘地板及精品店橱窗，宛若博物馆的灯饰与浮雕，政商偏爱的餐厅……犹如一条长长的时光隧道，拱廊街将过去曾经的繁华记忆完完整整地保存纪录下来”。(26)怪不得德国瓦尔特·本雅明于1927年如此痴迷地开始宏伟的“巴黎拱廊街研究”计划，至其1940年自杀时，足足花了13年才使其接近成型，成为“空间批评”理论的重要先驱。 在“场景还原”中，以回归生命现场为根基，以回归鲜活样态为本位，以回归人文精神为旨归。其中回归生命现场向前链接着“版图复原”，而回归人文精神则向后链接着“精神探原”。 3.场景还原的实践意义。基于对“文学地理学”中“地理学”与“文学”内在学理逻辑关系的不同理解，以及中西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不同传统，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发端于人地关系以及区域文学研究，所以普遍偏重于“空间中的文学”即“外层空间”的研究，而相对忽视对“文学中的空间”即“内层空间”的研究，两者的学术成果也不成比例，更有甚者干脆将后者排除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之外。相比之下，由“空间批评”理论主导的西方文学地理学研究，则普遍注重“文学中的空间”即“内层空间”的研究，其中后现代地理学和文化学界多侧重于空间的社会、文化意义阐释。诸如英国雷蒙德·威廉斯，美国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戴维·哈维、爱德华·W.苏贾等“空间批评”理论领军人物无不如此，而英国“新文化地理学”家麦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书写城市”对描写城市和城市景观意义的讨论也许更具文学意味和启示意义，作者对于雨果《悲惨世界》中巴黎周围“小巷”与“地下世界”等地理景观的分析，认为小说通过这些地理景观揭示了一种知识地理即政府对潜在威胁的了解和掌握，同时也揭示了一个政府权力的地理；对于左拉《祝夫人们快乐》出现于城市新的商业景象——百货商店的分析，认为小说通过集中描写商店所构成的商业与欲望交错的地理空间，向我们勾画了一个包含了理性知识和控制、男性的权力、经济的繁荣和困境以及性别欲望的地理学。(27)在此，克朗对于“书写城市”空间的社会、文化意义阐释，也同样彰显了西方文学社会学的传统精神与力量。 而另一个传统，则由一批“空间批评”理论的先驱者开创，从俄国米哈伊尔·巴赫金在完成于1937-1938年的《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历史诗学概述》中率先提出小说“时空体”概念，到美国约瑟夫·弗兰克的《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1945)，法国莫里斯·布朗肖的《文学空间》(1955)，法国加斯东·巴什拉的《空间的诗学》(1957)，等等，多以重在拓展文学空间形式研究的另一传统而成为“空间批评”的理论先驱，尤其是弗兰克《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结合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讨论，首次明确地提出了“空间形式”(spatial form)这一具有原创性意义的概念，在批评界引发了长期的争议，开创了西方叙事空间理论之先河，正好与上述侧重于空间的社会、文化意义批评构成互补关系。 所以，从文学地理学的实践层面来看，场景还原的启示意义在于：不仅需要将“空间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空间”即“外层空间”与“内层空间”贯通起来，而且还需要将“内层空间”的意义阐释与形式研究融为一体，唯此才能建构契合文学地理学内在学理逻辑的相对完整的文学地理空间体系。 4.场景还原的贯通路径。如何使“场景还原”同时涉及的“外层空间”与“内层空间”的“双层空间”得以相互交融、贯而通之呢？其中的路径大致可以分为显性贯通与隐性贯通。 先说显性贯通。古今中外许多文学家所撰之序跋、游记、传记、年谱、笔记及相关回忆录等，皆可作为显性贯通的重要依据。比如王羲之《兰亭集序》载永和九年(353)上巳日作者与会稽一带名士谢安、孙绰等四十余人同游山阴兰亭，举行修禊活动，诸人吟咏唱和，赋诗言志，集为《兰亭集》；辛弃疾《贺新郎》词(把酒长亭说)之“序”载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年)冬，陈亮自东阳赴上饶拜访退闲在家的辛弃疾，二人同游鹅湖，共饮瓢泉，长歌相答，极论世事；陈亮小住十天后，两人又同去紫溪会朱熹，朱熹因事未至，陈亮先行东归。别后第二天，辛弃疾为挽留陈亮，一路追去。至鹭鹚林时，因雪深泥滑，不能前行，乃独饮方村，怅然久之。夜半投宿吴氏泉湖四望楼，忽闻邻笛凄凉，为赋《贺新郎》词，以此寄寓两人的同仁情谊与壮志难酬的悲愤。以上都是借助诗词之“序”得以贯通文学活动场景与文学文本场景，彼此可以相互参照，相互阐释。除了序跋之外，作家的游记与传记也是贯通文学活动场景与文学文本场景的重要参照。以往相对比较注重作家的传记，其实游记也是深入开掘作家经历和思想，藉以打通文学文本与文学活动空间的一个宝库。举例来说，德国著名作家歌德《意大利游记》记载了他于1786-1788年的意大利之旅。1786年6月，歌德前往意大利，专心研究自然科学，同时从事绘画和文学创作，陆续完成了《在陶里斯的伊菲格尼亚》和《哀格蒙特》等作品，也写作了《塔索》和《浮士德》部分章节。因此，可以通过《意大利游记》追寻作者的文学创作经历，可以从文学场景反观当时的文学活动场景。(28)古今中外许多作家都有游记之作传世，实在是一个可资深入开掘的宝藏。 再说隐性贯通。由于不同时空的阻隔，除了部分文学场景可以显性贯通之外，更多的文学场景则是隐晦不明，需要通过实地考察与意义阐释的两相结合使之融会贯通。作为对杨义《文学地理学的本质、内涵与方法》所提出的“生命现场”说的回应，也许身临其境的实地现场考察显得尤为重要。司马迁曾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追述自己早年的游历：“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陈正祥谓司马迁“虽言没有留下游记，但已把实地观察的心得，零碎的溶化到《史记》之中。我每读《史记》，特别是《河渠书》和《货殖列传》等，时常觉得自己跟在太史公身后游历”，(29)诚如斯言！从一定意义上说，司马迁当年周游天下的实地考察，同样也是旨在通过回归“生命现场”而获得某种“生命体验”。然而，此类“生命现场”往往失载于相关文献，而需要作者的“生命体验”意识和能力予以回应。 在此需要强调一下的是，处于当今的信息时代，“场景还原”的贯通——无论是显性贯通还是隐性贯通，都需要借助信息技术建立庞大的数据库，同时最大限度的转化为仿真数字虚拟空间。唯此才能更好的使“场景还原”在与“版图复原”、“精神探原”的有效对接中实现一系列的重点突破。 四、“精神探原”与“内层空间”的深化 在“版图复原”、“场景还原”与“精神探原”的“三原论”中，“精神探原”由外而内，致力于“内层空间”的意义追问，是从“外层空间”向“内层空间”的意义深化与升华，标示着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三大支柱的终极指向，具有开放性、深邃性与永续性的特点。 基于理论的契合度与实践的指向性的双重考量，笔者以为可以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暨后现代地理学家戴维·哈维提出的空间“矩阵”理论获得有益的启示。戴维·哈维在《作为关键词的空间》中指出列斐伏尔关于“空间实践”、“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的“空间三元辩证法”，有助于用来说明空间与人类实践活动之间的联系，尤具意义的是有助于说明在文学和艺术中对空间的表现以及被表现出来的空间。但他强调说，必须在实际运用中使这三种空间保持一种“辩证的张力”，最好能够把列斐伏尔划分的三种空间范畴，与他自己划分的“绝对空间”、“相对空间”和“相关空间”这三个范畴结合起来，组成一种空间“矩阵”，以此来说明空间问题的复杂性，及它们与社会、政治、经济、资本、文学、艺术等活动的复杂关联。”(30)有鉴于此，文学地理“精神探原”的学术路向同样可以整合和重构为一种新的“空间矩阵”结构： 1.“精神探原”的基点：“诗性空间”。这里的“诗性空间”取自于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科在《新科学》提出的“诗性地理”概念。(31)“诗性地理”作为一个空间性概念，是指先民对“未知和辽远”的地理景观“以己度物”式的猜想与虚构，表现为一种客观让位于主观、本然让位于想象的地理图景，其本质是先民对世界的一种充满诗意的认知方式。(32)以“诗性空间”作为“精神探原”的意义追问之旅的始点，其首要意义在于“诗性空间”对“场景还原”的贯通性意义。即以“诗性空间”与“场景还原”实现无缝对接。“场景还原”以文学活动场景与文学文本场景为核心，同时也包括了文学传播场景乃至文学化了的文人籍贯场景。然而由“场景还原”走向“精神探原”，其核心便逐步聚焦于文学文本的“内层空间”，尽管同样需要广泛参照文人籍贯地理、文学活动地理与传播地理等“外层空间”的相关资源和信息，但文学文本空间始终居于主体地位。显然，旨在凸显文学空间的诗性特点，强调“诗性地理”的文本化和审美化的“诗性空间”，正好契合了这一内在需要。所以，从“版图复原”、“场景还原”走向“精神探原”之旅，“诗性空间”首先发挥了对应并承接于“场景还原”的贯通性作用。 2.“精神探原”的开放性：“文化空间”。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诞生于文化之母体，流淌着文化之血液，有什么样的文化精神，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形态，彼此连为一体，不可分割。因此，文学地理学的“精神探原”以“诗性空间”为基点，但同时必须从“诗性空间”进而走向“文化空间”，或者以“文化空间”审视“诗性空间”。从文化地理学的本位立场来看，美国著名后现代文化地理学家爱德华·W.苏贾旨在贯通和超越长期以来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二元思维方式的两相对立和割裂，建立同时包容空间的物质维度和精神维度的空间本体论——“第三空间”，实际上即是一种“文化空间”。相比之下，英国“新文化地理学”代表人物麦克·克朗对文学地理景观的重读和释义更为丰富，也更为本色。其中所论“文学文本中的空间”重点讨论了“家园感”的问题，并一路往前追溯至中东的早期史诗《吉尔伽美什》(Gilgamesh)、古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Odyssey)，古希腊悲剧埃斯库罗斯的《俄狄浦斯王》(Oedipus Rex)，认为直到我们可能想到的童话故事、骑士传奇和数以百计有着英雄情节的小说故事(包括传奇故事和现代的游记)，一再演绎了这一模式。尽管这一结构模式与一些重要的文化地理学和一些“性别地理学”(the gendred geography)的内容相悖，然而正是这种结构模式使“家”得以回归(domesticate)。(33)由于克朗是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进行有关“文学地理景观：文学创作与地理”的文学批评，其所言的“地理空间”实际上是基于文学而又超越文学的“文化空间”。克朗对此“文化空间”的意义阐释，充分凸显了“精神探原”的开放性，因而更具某种范型剖析的意义。由此可见，正是因为“空间批评”同时包括和涵盖了文学—文化地理空间，因而与文学地理空间“精神探原”具有内在的契合度和相通性。 3.“精神探原”的深邃性：“原型空间”。在“精神探原”之旅中，“原型空间”的深邃性，正与“文化空间”的开放性构成互补关系。历史地看，原型批评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高潮，曾一度与马克思主义批评和精神分析批评在西方文论界起过“三足鼎立”的作用。然而自70年代以后，原型批评的理论与方法随着结构主义批评的兴起而逐渐失去其影响，但其本身的理论价值与批评经验还是值得珍视的，尤其是其中有关“原型空间”的阐释理论和方法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试以英国当代著名莎学家威尔逊·奈特(G.W.Knight)对于莎士比亚戏剧舞台的研究为例：奈特在《莎剧演出原理》一书中着重从基督教的仪式结构研究莎士比亚戏剧，发现其作品中的悲剧英雄总是作为牺牲者死在舞台上，而且还占据着舞台的中心位置，架在高处，恰似摆在祭坛上，往往带有祭献的味道，几乎像宗教仪式一样。奈特由此得出结论：“在莎氏的悲剧世界里，基督的这独一无二的牺牲行动占有中心地位。莎氏的作品就是对这种牺牲仪式的诠释，把它解释成为人的各种各样的牺牲行为。两者的深刻关系是重要的。”(34)后来弗莱对此进而作了理论性的概括：悲剧是对牺牲的模仿。在悲剧中如同在牺牲仪式中，有两种彼此矛盾的感情在起作用，即对英雄死亡的必然性的恐惧感和对英雄死亡的不合理性的遗憾感。正是这两种感情的冲突造成了悲剧的张力。(35)由此可见威尔逊·奈特对于莎士比亚戏剧舞台的原型空间重读和释义是富有创意的，并得到了学界的认可。 由于“原型空间”与“文化空间”皆以文学空间为研究对象，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原型批评也是一种文化批评，因而彼此难免出现一定的交叉关系。比如上文所论麦克·克朗重点关注和提炼的“家园感”(sense of home)系列，同时也是一种“原型空间”。实际上，这种“家园感”(sense of home)一直以来受到不同国度、不同时代文学家的密切关注，自然也是原型批评的重点研究对象。但后者更强调源于远古神话、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并在后代文学中反复出现的原始时空意象、形态和结构。 随着“空间批评”理论与实践的深化以及原型批评本身的重新建构，相信原型批评在凸显“原型空间”意义以及参与空间批评方面依然大有作为，与“文化空间”在开放性与深邃性方面具有优势互补之功效。 4.“精神探原”的指归：“终极空间”。从一定意义上说，“精神探原”就如同考古发掘，应该在准确定位与逐层发掘的过程中不断有新的发现，然后一步步接近于终极目标。而且与考古发现一样，需要对相关所有重要文献信息进行综合比对分析以及富有想象力的意义阐释，才能最终揭开沉沦于历史烟尘中的远古谜底。1870年，德国考古学家海因利希·施莱曼借助希腊神话故事和荷马史诗，断定远古传说中的特洛亚古城即在希腊神话与荷马史诗所描述的古战场——小亚细亚平原，然后经过周密的勘察而又富有想象的推断，最终认定土耳其西北部的希沙利克(hissarlik)山丘最符合史诗中特洛伊城的位置，结果于此连续发现了九个特洛亚古城，直至最下的一层即第九层终于找到了荷马史诗中描写的特洛伊城，由此成就了一个神话考古之奇迹。这对文学地理学的“精神探原”不无启示意义。所不同者，一般而言，每次考古都会有一个结局，都可以将有关谜底揭开，但文学空间的“精神探原”却永远无法做到如此，或许他的每一次新的发现都比原先破译了更多的深层蕴义，也更接近于遥不可及的终极空间，但每一次新的发现都有可能被下一次更新的发现所取代，而且也永远无法企及作为终极目标的“终极空间”，也许这就是文学与科学的本质区别之所在。 以“诗性空间”为“精神探原”的逻辑基点，“文化空间”的开放性与“原型空间”的深邃性明显体现了优势互补的关系。原型批评之于原型空间的重新发现，正如同“空间批评”之于“第三空间”的重新发现，彼此相向而行，相得益彰。而由诗性空间、文化空间与原型空间的的有机组合，更能形成一种1+1+1＞3的集成优势。 五、“空间阐释学”谱系中的文学地理学 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空间转向”的重要成果，融合“文学”与“地理学”而成的文学地理学，即诞生并归属于更为庞大的“空间阐释学”谱系。关于“空间阐释学”这一论题，爱德华·W.苏贾在《后现代地理学》之《前言和后记》中曾作了简要界说和阐释，其核心观点即是试图解构和重构刻板的历史叙事，从时间的语言牢房里解脱出来，摆脱传统批判理论类乎于监狱式的历史决定论的羁绊，借此给阐释性人文地理学的深刻思想留下空间，以建立更具批判性的能说明问题的方式，观察时间与空间、历史与地理、时段与区域、序列与同存性等的结合体。(36)对于文学地理学而言，当这种以“阐释性人文地理学的深刻思想”为主导的“空间阐释学”为其带来更为广阔的空间意识滋养之际，同时也难免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其不同于人文地理学的独特性。对此，我们应该抱着一种辩证的思维来看待，在充分肯定这种“空间阐释学”对文学空间阐释的适用性与引领性意义的同时，也要看到它作为一种泛文学乃至泛文化批评的内在局限性，当前尤其需要在综合借鉴“空间批评”理论与方法整合和重建一种基于文学空间本质特征的新的“空间阐释学”谱系中，对制约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的若干瓶颈问题适时作出学理反思与辨析： 一是学科本位之辩。从学科渊源与内涵而言，“空间阐释学”根植于地理学的母体学科，以人文地理学为核心，逐步跨域了社会学、文化学、文艺学、建筑学、城市学、哲学等诸多人文社科领域。正如美国当代学者菲利普·韦格纳在《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一文中所归纳的，由法国列斐伏尔、福柯开创以及主要汇聚于欧美国家的空间理论家的思想要义，是在“跨学科格局中把中心放到了‘空间’、‘场所’和‘文化地理学’的问题之上”，然后围绕空间生产从诸多视角进入文学研究，究其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有助于促进更多地关注文学和其它文化文本中对空间的表现，关注空间批评问题如何改变我们思考文学史的方式；二是对空间关系的关注进一步引发对文学经典之构成的质疑，因为它可以使我们对各种文学风格，模式和其它文本性形式所完成的各种作品变得更加敏感；三是对全球化历史空间的关注，同样会改变我们对文学史和当代文化实践的思考。(37)其中地理学与文学研究一同深受其益的是文学空间的“再发现”，旨在“突出文学对现实空间的参与性、并置性，强调文学空间来源的多元性和文本空间的异质性，凸现文学多重阐释中的批判功能”，(38)并因此内在深化了文学地理学的研究领域与学科支脉。 然而就学科渊源而论，一方面是由人文地理学母体孕育和催生了文学地理学，这就决定了文学地理学之于人文地理学的学科从属性；但另一方面，由“文学”与“地理学”融合为“文学地理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则又赋予其不同于人文地理学的学科独立性。因此，置身于“空间阐释学”谱系中的所谓学科属性之辩，可以简要归结为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本位问题，即文学地理学究竟是以文学为本位还是以地理为本位？或者说，是文学本位中的地理研究还是地理本位中的文学研究？亦即文学地理学究竟是姓“文”还是姓“地”的问题。对此，学术界大致形成了文学本位论、地理本位论、双重属性论等主流观点，彼此都有相当充分的学理依据。的确，对于人文地理学研究而言，将文学地理纳于其中，作为自己的重要内容或者一个学术分支，这既是对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拓展，也是对文学地理研究的有力推动，但从文学地理研究以及发展为文学地理学学科而言，这实际上是取消了文学地理学作为跨学科研究的相对独立地位。换言之，“空间阐释学”之于文学地理学的空间“再发现”，却不得不常常以牺牲文学的主体性和本位性为代价，以致衍化为一种泛文学乃至泛文化的“空间批评”。所以，只有坚守文学本位论，或者说以文学本位的文学地理研究为主导，以人文地理学中的文学地理研究为辅助，然后整合、发展为相对独立的文学地理学，方能真正确立文学地理学的“空间”研究是“文学空间”而非泛文学乃至泛文化的人文地理空间，这是文学地理学区别于一般人文地理学的关键问题，由此直接决定了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的本位立场与方向。 二是学理逻辑之辩。从“地理学”到“人文地理学”，再到“文学地理学”，不是仅仅在沿用“地理学”的概念中加上“文学”的修饰之语，而是意味着融合“文学”与“地理学”而成为“文学地理学”这一相对独立的新兴交叉学科。毋庸置疑，20世纪80年代文学地理学在国门重启、中西文化频繁交流的新的历史背景下勃然兴起，即是所谓“双重借鉴”——中国人文地理学借鉴西方人文地理学以及文学地理学同时借鉴人文地理学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境外人文地理学理论大量输入我国，除了一些译介论文之外，还有许多译著(包括教材)出版。这些译著包括了理论研究、整体研究、区域研究、国别研究、专题研究、个案研究等各个领域，它们的翻译出版，无论在理论资源还是学术影响上都对世纪之交的本土人文地理学以及文学地理学的兴起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借鉴作用。然而围绕文学地理学的新兴交叉学科属性与特点，尤其对“文学”与“地理”这两大核心要素的内在逻辑关系问题，依然存在着许多认知上的歧见甚至误区，因而严重制约了文学地理学学科及其理论建构的深度拓展。其中最为突出也最为普遍的是“文学”与“地理”的生硬拼凑，比如诸多区域文学研究论著，往往先确定一个区域范围然后展开文学史或文学关系研究，因而“文学”与“地理”实质上是貌合神离的“两张皮”。鉴此，文学地理学的学理逻辑之辩，需要参照“空间阐释学”理论成果反思并有效解决“文学”与“地理”的“两张皮”这一问题。 “文学”与“地理学”之所以能融合成为“文学地理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首先在于“文学”与“地理”之间潜在的交叉关系。正如一切存在都是时间与空间的同时存在一样，文学的存在同样离不开时间与空间的两种形态，而文学史研究也只有在还原为时空并置交融的立体图景时，才有可能充分展现其相对完整的总体风貌。陈寅恪先生强调文学史研究要做到“时间先后”与“空间离合”的结合，即臻于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时间形态与空间形态的有机交融，(39)巴赫金提出“时空体”的理论，以此分析小说“时空交错”的内在关系，同样都富有启示意义。(40)而就“地理”而言，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地理的拓展，必然同时蕴含文学形态于其中，即文学地理本是人文地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正与艺术、宗教、民俗地理等等皆从属于人文地理一样。“文学”的“空间”存在性，与“地理”的“文学”包容性，一同构成了两相契合的前提条件。第二，“文学”与“地理”之间的交叉点是“文学空间”。当“文学”与“地理学”两相合成为“文学地理学”时，这里的“文学”并非一般的“文学”之义，而是特指“文学—空间”；同样，这里的“地理”亦非一般的“地理”之义，而是特指“空间—文学”，彼此正是通过“文学空间”的纽带而合成为“文学地理学”。第三，根据前文有关“外层空间”与“内层空间”之“双层空间”的划分，作为链接“文学”与“地理”的“文学空间”同时包含了“外层空间”与“内层空间”，前者偏重于“地理”，由“空间”进入“文学”，后者偏重于“文学”，由“文学”进入“空间”，然后由分而合，融为一体。第四，“外层空间”与“内层空间”虽然同属于“文学空间”，但毕竟渊源不同，内外有别。其中“外层空间”链接着物理空间，是实在的，有限的，而“内层空间”则链接着心灵空间，是虚拟的，无限的。两者相较，前者犹如“登堂”，后者则如“入室”，彼此不可偏废，也不能割裂，唯有贯而通之，才能步步深入，而最终臻于至境。 三是学术路径之辩。任何理论都是与方法论密切相关并相互依持的，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同样需要重新整合和凝练相应的研究方法，因而所谓学术路径之辩，即是为了更好地将理论建构转化为可以践行的方法论。 “文学地理学”既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的新兴交叉学科，同时也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就本质而言，“地理学”研究需要运用科学实证方法，而“文学”研究则需要运用美学阐释方法，彼此相距甚远，但又相反相成。(41)一方面，对应于“外层空间”的“版图复原”，需要借鉴和运用“地理学”的科学实证方法，包括准确的空间定位，大量的数据统计，以及各种图表的编制，甚至还需学会使用专业性的工具，这些都是“地理学”研究的基本功，“文学地理学”研究同样也不例外；另一方面，契合于“内层空间”的“精神探原”，则需要继承和运用“文学”研究领域的美学阐释方法，包括对文本空间形态与意义细致深入的描述、分析与阐释，这是因为对于文学地理“内层空间”的“精神探原”，本质上是一种审美而非科学行为，需要同时具备足够的审美想象力、感悟力与判断力；而贯通于“外层空间”与“内层空间”的“场景还原”，则需要同时交替运用以上两种研究方法，或由外而内，以美学阐释方法为导向；或由内而外，与科学实证方法相印证。对于“文学地理学”研究而言，以上两种方法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彼此缺一不可。这在诸多标之以“文学地图”的论著中显得更为突出，所谓“文学地图”本身即有隐喻性与工具性的双重意涵，而在“文学地图”中的“图”、“文”之间，又有科学性与审美性的明显分野。当“文学地图”之“图”与“文”有机地融为一体时，便是“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实证方法与“文学”研究的美学阐释方法的交替运用与融会贯通。对此，我们姑且称之为“双重研究法”或“二元复合研究法”。归根到底，这是由“文学地理学”的跨学科性质所决定的。 通观20世纪70年代以来“空间转向”的学术发展历程与趋势，受惠于“空间阐释学”多重滋养的文学地理学应该从“空间阐释学”谱系中逐步成长起来而走向独立和成熟，唯此才能反过来为“空间阐释学”谱系的建设不断贡献新的学术资源和成果。本文以“版图复原”、“场景还原”与“精神探原”的“三原”论为核心，并与“外层空间”—“内层空间”的“双重空间”论相耦合，藉此深入推进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同时也可进而为中西学术交融背景下的“空间阐释学”谱系重建提供理论与方法的借鉴和启示。如果说重新思考和回应地理学三个核心问题而提出的“三原”论有助于奠定“空间阐释学”之“阐释学”的理论基石，以“外层空间”—“内层空间”的“双重空间”论有助于确立“空间阐释学”之“空间”的结构模型，那么以“三原”论与“双重空间”论的互动和耦合，则在学理逻辑上有助于促进“空间阐释学”谱系的整体建构，并因此兼具理论与方法的双重意义。 ①Franco Moretti:Atlas of the European Novel,1800-1900,London:Verso,1998.按：此书已由我的两位博士董志、纪兰香译为中文，本文有关《欧洲小说地图，1800-1900年》的引文即据此中文译本引录。Franco Moretti，或译为弗兰克·莫莱蒂。 ②[美]杰弗里·马丁(Martin，G.J.)在《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第四版)，成一农、王雪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 ③⑤⑥Franco Moretti:Atlas of the European Novel,1800-1900,London:Verso,1998.P3、70、79-86. ④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⑦另美国杰弗里·马丁《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阐释英国地理学中的“区域研究”的三种不同的含义，可参看，见第276页。 ⑧[德]阿尔弗雷德·魏格纳《海陆的起源》，李旭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⑨[美]H.J.德伯里：《人文地理——文化、社会与空间》，王民、王发曾、程玉中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8～179页。 ⑩[法]斯达尔夫人《论文学》，徐继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5～147页。 (11)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30页。 (12)参见[美]菲利普·韦格纳《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载阎嘉主编《文学理论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页。 (13)杨义：《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动力系统与“边缘活力”》，《百色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14)刘海涛：《北朝地域文学略论》，浙江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 (15)刘德浩：《辽代文学地理探论》，浙江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 (16)沈超：《金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文人群体的文化认同》，浙江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 (17)盛邦和：《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5～237页。 (18)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6～1017页。 (19)沈贻伟等：《影视剧创作》，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2页。 (20)刘勇强：《西湖小说：城市个性和小说场景》，《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 (21)托马斯·S.海因斯：《福克纳的文学场景》，《译文》2003年第5期。 (22)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23)详见刘乃昌《苏轼同王安石的交往》，《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 (24)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二三。 (25)参见江立中《迁谪文学与岳阳人文精神》，《云梦学刊》1999年第3期。 (26)[日]鹿岛茂：《巴黎梦幻拱廊街》，原书名为《巴黎梦幻拱廊街——在右岸，如诗交织的时间通道》，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 (27)(33)[英]麦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48、43页。 (28)[德]歌德：《意大利游记》，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收录作者的游记作品《从卡尔斯巴德到布伦纳》、《从布伦纳到维罗纳》、《威尼斯》、《罗马》等。 (29)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第七篇《论游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95页。 (30)参见阎嘉《戴维·哈维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传统》，《当代文坛》2011年第6期。 (31)[意]詹巴蒂斯塔·维科《新科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32)参见刘广锋《远方想象与先秦诗性地理》，郑州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34)[英]威尔逊·奈特：《莎士比亚与宗教仪式》，杨周翰译，见《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1～426页。。 (35)参见叶舒宪选编《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 (36)[美]爱德华·W.苏贾(又译为索亚)：《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的空间》，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页。 (37)[美]菲利普·韦格纳：《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载阎嘉主编《文学理论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147页。 (38)刘进：《论空间批评》，《人文地理》2007年第2期。 (39)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页。 (40)(苏)巴赫金：《长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页。 (41)参见邹建军《我们应当如何开展文学地理学研究》，《江汉论坛》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