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光复的后民众心态与“二#183;二八”事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民众论文,心态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5年10月台湾光复，16个月后，全岛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二·二八”事件。如此短的时间内，何以发生如此大的事件？本文拟从台湾光复后岛内民众心态的角度，来探讨“二·二八”事件爆发的原因，以求教于方家。
一
日本投降之际，台湾民众对复归祖国怀抱，结束日本帝国主义奴役的心情可以用扬眉吐气和欣喜若狂来形容；同时，他们也对刚莅台岛的国民党政府寄予很高期望，对此，他们的心态是，盼望能够“从此恢复自由，与内地人民同享康乐”。（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71页。）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天皇正式发布了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的“诏书”。台湾的受降典礼在10月25日举行。中国受降代表台湾行政长官公署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接受日本投降代表日本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吉利投降。随即，陈仪广播：“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这种具有历史意义之事实，本人特报给中国全体同胞及全世界周知。”（注：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南京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第162页。）这一广播，昭示着台湾人民已由殖民地亡国奴变成战胜国国民。50年的梦想终于实现，600万台湾同胞真可谓扬眉吐气，欣喜若狂。
甲午战后，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达50年之久。日本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这决定了它对台湾人民的统治与压迫极具残酷性。日据50年内，台湾民众反抗日帝的斗争从未停止过。他们共掀起了大小十几次武装起义，虽终被镇压，但台湾民众誓要推翻日本殖民统治，复归祖国的意志与决心从未有丝毫的削弱或动摇。纵然日本处心积虑地推行所谓“皇民化运动”等强迫同化政策，妄图以此泯灭台胞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结果适得其反，不仅未能收揽台湾民众的人心，反而激起了台胞更大的不满与反抗。
众所周知，绝大多数台胞早先是由大陆闽粤地区移居过去的。他们薪火承传、世代相守的是中华文化传统。深深蕴藏在台湾人民心中的祖国情怀和民族意识，并不是殖民者的高压所能抹去的。“中国是我们的祖国，归属日本以前，我们是中国的一部分”，（注：转引自若林正丈：《台湾抗日运动史研究》，研文堂（东京），1983年版，第230页。 ）“我们的祖先，是福建漳州、泉州、广东潮州的出生者”，（注：王晓波编：《台湾抗日文献选编》，帕米尔书店（台北），1985年版，第98页。）“台湾的民族是中国的民族”，“台湾的土地是中国的土地”，（注：王晓波编：《台湾抗日文献选编》，帕米尔书店（台北），1985年版，第171页。）这样的呼声，时刻在台胞心中翻腾。 中华文化传统强大的凝聚力，激励着台湾人民盼望早日复归祖国。
1947年3月张琴在《台湾真相》中， 真实地记录了台湾民众急切盼望和热烈欢迎国民党军政人员莅台受降的动人场面：“（抗战）胜利后，人民天天盼望祖国来接收。大家自动的商量，如祖国军政人员莅台、军队莅台，应如何的表示才对得起祖国？才足以安慰莅台的人员？”“人民就象潮水一样拥到机场，千万人民鼓掌、欢呼，有的直把喉咙都喊破了，儿童们在跳跃，谁不把新来的大小官员们当作家人父子，久别了，恨不得一一拥抱一下，表示亲爱，然而这犹不足以尽兴。”“尤其是国军初到台湾，基隆的人民看见国军登岸，放鞭炮欢呼，似乎是欢迎凯旋的亲兄弟们一样，高兴到无法形容。基隆和台北的人民，都愿意拖一个两个国军弟兄到家中饮酒吃饭，虽然言语不大通，都也是问长问短，”“十月二十五日陈仪长官正式在台北接受台湾日本总督安藤吉利的投降，全市三十万人民无分男女老幼一律欢呼歌舞，三天三夜都不断的举行火炬大游行，人民真正的高兴得要疯了……”而且，这些感人场面，是台胞“天真的热情流露”，“这完完全全是出于诚心诚意，既没有政府的命令，也没有保甲长挨门挨户的拖拉。”（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37—138页。）
的确，台湾民众的这些举动，既是对结束50年殖民地亡国奴生活的扬眉吐气，也是对今后可以堂堂正正做中国人的兴奋。“翻身暴日践踏之下投入祖国怀抱”，“从此恢复自由，与内地人民同享康乐”，（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71页。 ）是此时台湾民众的共同心理。
毕竟与祖国分离了50年，特别是因为日本对台湾长期执行与大陆隔离的政策，广大台胞未能全面真实地了解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在台湾民众的心里，国民党不但仍然是孙中山意志的继承者，而且还是抗日的英雄，收复失地的功臣。抗战末期，尤其是日本宣布投降之后，台湾报纸纷纷刊载开罗会议上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会晤的照片，各种媒体也大肆渲染蒋介石作为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在收复台湾问题上所作的贡献，以及国民党军队在取得抗战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方面所起的作用，并不断宣传中国的大国地位。因此，在广大台胞心里，当时不仅仅是回到了祖国怀抱，而且一下子变成了战胜国的主人，而祖国还是世界“五强之一”，（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275页。）这种自豪感是从未有过的。
当然，台湾民众欢呼国民党政府莅台，除了这种精神上的满足之外，还有更多的企盼。台湾一直受日本掠夺，特别是中途岛海战之后，日本政府在加强经济统制的同时，还强令台湾承受了巨额军费公债。另外，在美国海空军的严密封锁和大规模轰炸下，台湾生产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工业生产显著减退，农业生产也因为农村劳动力缺乏，化肥供应不足，水利失修等而一落千丈。台湾光复的时候，广大台胞的生活已相当艰难。
南京国民党政府1945年3月公布的《台湾接管计划纲要》， 则为台湾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台湾接管后的一切设施，以实行国父遗教、秉承总裁训示、力谋台民福利、铲除敌人势力为目的”；“接管后之政治设施：消极方面，当注意扫除敌国势力，肃清反叛，革除旧染（如压制、腐败、贪污、苛税、酷刑等恶政及吸鸦片等恶习），安定秩序；积极方面，当注重强化行政机关，增强工作效率，预备实施宪政，建立民权基础”；“接管后之经济措施，以根绝敌人对台民之经济榨取、维持原有生产能力、勿使停顿衰退为原则（其违法病民者除外），但其所得利益，应用以提高台民生活”（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 版。第20—21页。）……这些，也正是广大台胞日夜企盼的。他们不但沉浸在复归祖国的喜悦之中，而且还在为明天的美好生活展开憧憬。“台湾的民间领袖、知识分子，以及许许多多的民众，以中国大陆其他地区未曾有过的疯狂热朝，迎接新来的祖国。对于新的政治局面，充满着希望和期望。”（注：李筱峰：《二二八消失的台湾精英》，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0年2版，第10页。）
二
光复后，台湾民众对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实行的一些政策十分敏感，对此，他们的心态是，抱怨“日官日警依然是统治者的爪牙”、（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90页。）“中央不予以平等待遇”（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71页。）；同时， 针对当局较普遍的贪污腐败现象，台湾民众则充满了无比愤恨与仇视。
1946年1月16日， 国民党中执会秘书处为行政院抄送了一份《台湾现状报告书》，云：“自日寇投降台湾得以收复后，台胞欢喜情绪特别深刻，感谢祖国再造之恩，尤为热切，故拥护政府无微不至。最近热情渐转冷淡，由热烈欢迎而冷眼旁观，此间变化，值得祖国注意，设法补救，以免贻患将来。”（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49 —50页。）
这段记述较客观地表明了台湾民众对莅台不久的国民党政府态度的大转变。此时离光复不逾3月。短短3个月，民众对政府何以“热情渐转冷淡，由热烈欢迎而冷眼旁观”？此时台湾民众的心态是怎样的？
应当承认，对于台湾，国民党政府从上到下都相当重视。1943年12月中、美、英签署《开罗宣言》，决定战后将满洲、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之后，1944年3月， 蒋介石即令在中央设计局之下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由陈仪主持的“台湾调查委员会”便着手展开了大量有关台湾的调查研究工作，并掌握了许多资料。1945年10月陈仪莅台之后陆续实行的一系列措施，也是在此基础上制定的。但是，他们只注重了各种书面资料的研究，而忽视了对台湾民众心理的洞察，结果许多政策与台胞的期望相距甚远，因而引起了台湾民众广泛的抱怨。当时较集中的是这样几项政策：关于对日俘日侨的处理；关于在台湾实行行政长官公署制；关于台湾用人政策等。下面试作具体分析。
关于对日俘日侨的处理。战后日俘日侨，本应悉数遣回日本。但念及某些部门急缺工程技术人员，因此允许留用一小部分。然而，陈仪政府对此事情的处理，态度甚为暖昧。关于日俘，1946年初，陈仪公布台湾日俘共18.8万人，“内5000人将暂留台湾”，其余可于1946年3 月20日遣送完毕。但是这一数目与1945年11月7 日日本政府公布在台日军总数为245747人相距甚远。关于日侨，日本政府第一次公布为50万，第二次公布为51万，但陈仪政府宣称仅有319808人，出入亦甚悬殊。（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60—61页。）为什么会这样，主要因为日本于1945年8月投降，而台湾正式接收在11月才全面展开， 两个多月内，“许多日军均已化为民籍，潜伏各地”，（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 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60页。）“匿居民间改冒台籍者无法统计”。 （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283页。）陈仪政府不但未将潜入民间的日俘日侨尽数查出遣返，而且公开留用的日俘日侨也不仅限于工程技术部门，还留用了日本高级行政人员、警察。曾任台湾日俘处理处处长的周梦麟回忆：“当时陈曾秘密留下许多日本人，冒充台籍，被分别安置在警务、工矿企业和地方行政等工作岗位上”；“这类被安置在各项公职中的冒充台籍的日本人，全省共有万人以上。”（注：《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2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1 月第1版第131页。）
1946年1月《台湾现状报告书》云：“台湾素称警察政治， 台胞痛恨日警特深，故当其日警放弃职守时，即组织自卫团，以维持治安，而待国军及政府接收，社会秩序极佳。政府接管各机关后，又用日官日警治台，实出台胞意料之外，此令台胞痛心疾首。台胞与日人冲突从此日甚，社会秩序亦渐混乱，对祖国政府之处置，疑虑日深。”（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50页。）关于留用日警数目， 陈仪政府总是吞吞吐吐，内政部“虽经一再电询，未据报部。”（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54页。）陈仪留用日俘日侨， 其用意不能说坏，因为陈仪认为，这班日本人无论在工作能力还是在工作作风方面，均具有“驾轻就熟”的优点。但他没有考虑到民众对日本殖民统治者的痛恨，从感情上难以接受：“日官日警依然是统治者的爪牙，以至使台湾同胞非常难堪。”（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90页。）
关于行政长官公署制。光复之后，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实行了一种与大陆其他省政府组织不同的行政长官公署制，而这一体制与日据时期的总督制颇有许多相似之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规定：“行政长官，于其职权范围内，得发署令，并得制定台湾单行条例及规程；”“行政长官受中央之委托办理中央行政，对于在台湾之中央各机关有指挥监督之权。”（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31页。 ）因此，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具有比内地各省政府更大的权力。各省政府的职权一般只限于地方政务，而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却可以过问那些原属中央职权范围的事务，如司法、监察、银行、海关以及军队。同时，行政长官还拥有远高于内地其他省政府主席的高度集中的个人权力：行政长官一人“依据法令综理台湾全省政务”，而同时期内地其他省由省政府综理全省政务，省政府置委员七人至十一人。
为什么台湾不实行与内地其他省份相同的省政府制而实行与日据时期总督制相类似的行政长官公署制？主要是陈仪及“台湾调查委员会”认为，当时大陆各省实行的行政体制弊病甚多，而日据时期的台湾总督府行政效率颇高，据此，“经详细研究，才向中央建议了现在的办法，使之新旧衔接、互相配合，依次接收各项原有机构，以减少阻碍和困难。”（注：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南京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第225页。）客观地讲，台湾若立即实行与内地一样的行省制度，接收过程中，势必会引起一些混乱，而行政长官公署制则较好地避免了这一点。但问题在于，行政长官公署制的实行，严重地刺激了台湾民众的心理。他们普遍认为并迫切要求，复归祖国则标志着殖民地生活结束，政府应当将日帝在台湾的残余影响尽快扫除肃清。但是行政长官公署制是日据时期总督制的翻版，广大台胞在感情上极难接受，并对此有过几次强烈的反对。国民政府监察院闽台区监察使杨亮功和监察委员何汉文，在“关于台湾‘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及善后办法建议案”中坦言：“台人对长官公署呼之为新总督府。与国内各省不同，此形式上使台胞不愉快者也。按其实际，长官公署之权力、法令亦几百日人之台湾总督府相若，此又事实上使台人不愉快者也。”（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277页。）光复初期台湾著名记者唐贤龙，在论及台胞反感行政长官公署制时说：“自公布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这种特殊的制度以后，很多敏感的台湾同胞，都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台湾总督制……是一种与其他各省同胞有殊的不平等的待遇。 ”（注：邓孔昭编：《“二·二八”事件资料集》， 稻乡出版社，1991年2月第1版，第18页。）
关于用人政策。据统计，光复初期，台湾民众受教育程度高于内地。600万台胞中，受过小学教育的有300万人，中等教育的有30万人，大学及专门教育的有5万人，“不能说无人才可用”。 （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2页。）在“台湾省调查委员会”时期， 即有人提出台湾不合理不公平的人事制度即台人与日人不平等，不能各尽其才的缺点，应该纠正。但是光复之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行政长官公署不但将许多受过良好教育有工作能力的台湾人排斥于中高级职务之外，而且在同样职务中又实行同工不同酬的不平等待遇。这一点引起台湾民众反感，他们大有受歧视之感。查国民党政府监察院“台湾省现任公务人员籍贯与官职比较”，1946年12月台湾省特任至荐任待遇级官员省籍情况如下：（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下），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673页。）
项 别 特任特任待遇 简任简任待遇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本省人0 0 0 012 5.61 24
10.53
外省人1100 2100
20294.39 204
89.47
总 计1100 2100
214 100 228 100
项 别荐任荐任待遇
人数百分比人数百分比
本省人319 18.72 487 33.87
外省人
1385 81.28 951 66.13
合 计
1704
1001438
100
不难发现，在特任及特任待遇级官员中，台籍人士没有染指机会；在简任及简任待遇级官员中，台籍人士所占极少；即便是荐任及荐任待遇级官员中，台籍人士也只占很小比例。台籍公职人员的绝大部分都是一些委任和雇用级的低级职员。《台湾真相》云：“在各机关中，不独首长皆为国内同胞（绝少机关是台湾人），且秘书科长股长一律皆为国内同胞。台湾人民自然不免有嫉妒的心理（或许台湾人民不肯承认，但这是事实）”。（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39页。）
不但如此，“最为台湾同胞所憎恨的是在同一机关中担任同级工作，待遇相差过巨。例如邮电局国内同胞在原薪外每月有六千元台币的津贴，台湾同胞则一文津贴没有。一面花天酒地，一面衣食不济，因而台湾同胞极仇视这些国内同胞”。（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第139—140页。）光复初期曾在台湾铁路局任职的台籍人士简文发先生曾回忆：“光复时，铁路局员工中外省人和本省人的待遇是不一样的，当时我是侯硐站站长，我的月薪是450元，外省人是650元，这有谁会服气？”（注：台北《口述史学》，1993年第4期，第44页。）
显然，以上这些政策与台湾民众的期望严重违背。由于受尽了日本帝国主义50年的奴役，台湾民众形成了一种较为特殊的心理，即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统治怀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与厌恶，以及由于得不到祖国的关心，长期处于呼救无援的境地而产生的孤寂和失落感。也正是由于这种心理积淀，光复后台胞对祖国大陆又怀有一种极为敏感的心理。他们不但要形式上青天白日旗在台湾上空飘扬，而且盼望与内地省份、内地人民实实在在的平等、公正。若台湾与大陆稍有一点不一样或不平等，台湾民众都可能敏感地认为这是祖国对他们的歧视，是日本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进而认为他们所获得的解放、自由是打了折扣的。陈仪政府所实行的这些政策，虽然有些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些政策未能关照广大民众这种敏感的心理。而且，这些政策与大陆不是稍有不同，而是大相径庭，它们或勾起了民众伤心的回忆，或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因而民众普遍抱怨中央“不予以平等待遇”，抱怨“日本人用甚样方式和手段来统治台湾的，陈仪也一手袭用了过来。名义上台湾是解放了，”民众依然是被压制的奴隶。（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第114页。）因此，在“二·二八”事件中， 民众纷纷提出了反对实行以上政策的要求：“建设高度自治，完成新中国的模范省”，（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95页。）“打倒独裁的长官公署”，（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232页。）“打倒分裂民族歧视台胞的政策”，（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232页。）“省各处长三分之一以上须由在本省居住十年以上者担任之”（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92页。）等等。
如果说以上政策与台湾民众敏感的心理严重冲突的话，那么那接踵而至较普遍的贪污腐败现象，广大民众则充满了无比的愤恨与仇视。
关于贪污腐败现象。杨亮功、何汉文关于“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坦言：“日人统治台湾时，其公务员之操守能力及军队之纪律，均为台人所称道”；“而我来台工作人员，亦不幸有少数害群之马，或行为不检，能力薄弱或贪污渎职，尤以经建及公营事业更不乏藉权渔利之不良现象，予台胞以深切之反感。”（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 12月第1版。第277—278页。）
各方面资料表明，陈仪个人生活清廉，但他对当时台湾腐败现象的严重性缺乏应有的了解。光复不久，一些贪官乘乱浑水摸鱼，贪污成风。专卖局长任维钧，被《民报》揭发有证据的贪污即有500 万元台币之多。省纸业印刷公司总经理李卓芝，将价值数千万元的机器廉价拍卖，自己仅以40万元台币买下，后来此案披露，因李的岳父葛敬恩时任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结果不了了之。贸易局局长于百溪，被国民党中央清查团认定严重贪污罪，移送法院，但“钱能通神”，不久即从狱中放出。台北县长陆桂祥，被人指控贪污旧台币5亿元，但在调查过程中， 一场“怪火”将账簿单据烧得一干二净，不见下文……（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41—143页。）查1946年1月底至2 月初的《民报》，短短十几天就有6则特大贪污新闻，平均两天一则。
“负政治全责的陈仪长官天天坐在长官公署大楼的第一层，受着葛敬恩（秘书长）、包可永（工矿处长）、严家淦（财政处长）、周一鹗（民政处长）等包围。耳中所听到的是政治如何上轨道，人民如何歌功颂德，京沪的舆论如何的赞美，他老人家真有点飘飘然。”（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40页。）因此，陈仪也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整治贪官污吏，反而袒护他们，为他们辩解。1946年2 月美国记者撰文披露“台湾之中国行政当局充满腐败散漫气象”，“重庆政府委派前往台湾之大小官员均竭尽其吸收贪图能力”（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65页。）等事实之后，1946年3月陈仪专门出来辩护，说该记者“倾听一面之词”，“其所见闻未免不实。”（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66—67页。 ）而且此时正是台湾几宗特大贪污案被揭露之时，此事引起民众极大愤慨，这些大案“有凭有据”，“为台人愤恨”，但“陈仪皆不肯办”，“台人虽哗然不服，唯毫无办法奈何此辈”。（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42页。）
陈仪个人不贪污是事实，但仅此显然不够。他不是以个人资格观光台湾的，他是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的长官。他不能以政府的名义严治贪污腐败，民愤即不足以平息。如此普遍的贪污腐败，“人民安得不怨恨政府”？一定意义上说，“台湾人民怨恨政府是由于贪污政治所激成的。”（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43页。）因此，在“二·二八”事件中，“打倒恶劣腐败政治”（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229页。）成为民众的一个主要呼声。
三
更为重要的是，台湾民众对一年多来的生活状况深感危急，对此，他们的心态是，感觉国民党政府之剥削日甚一日，令民众苦不堪言。（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52页。）
如前所述，光复初期台湾民众对国民党政府寄予很高期望，盼望生活状况能有所改善。但是，经国民党政府一年多的治理，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倒退很多。“人们在说着，台湾退步了五十年，有的说退步三十年，亦有说十年。我们不管它退步了几年，比以前总觉退步得令人可怕。”（注：李筱峰：《二二八消失的台湾精英》，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0年2版，第60页。）民众深感危急的问题主要集中四个方面：
生产萎缩、失业严重。日本帝国主义在统治台湾的后期，为了将台湾作为南进的据点，曾对台湾的农业、工业、水利、交通等积极经营，并已具有相当的建设规模，特别是为了补给战争紧缺，台湾的生产一直处于加足马力的状态，“台人都有工可做，他们可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44页。）因此失业问题并不显著。但光复之后，台湾生产萎缩惊人，失业问题骤然突出。这有客观原因，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已纳入日本经济体系，生产设备及部分原料和半成品主要依靠日本供给。由于战争破坏，因此战后台湾生产陷于一定程度的困境，进而造成一些失业是不可避免的。但问题如此严重，原因还主要在主观方面。光复后，南京国民党政府不但对台湾没有一丝补给和援助，反而派来大员“接收财物，不接收人心”，（注：《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2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11月第1版第132页。）他们的精力没有放在恢复生产上，使许多工厂、商店继续停业关门，台湾人民普遍陷于失业。以糖厂为例，日据时期，日糖、台糖、明糖、盐糖等四大糖业会社垄断的40余家糖厂，年生产能力为130余万吨，而1946年仅生产10余万吨，生产萎缩惊人。 其他如煤炭、电力、造纸、纺织、化学、油脂、肥料、水泥、制碱、玻璃等工业，都有不同程度的萎缩，用人不及从前1／5，而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又多由内地人充任，因此，台胞失业人数骤增。社会呈动荡趋势。
专卖渔利，盘剥百姓。陈仪政府实行严格的专卖制度，断绝了小业主的生计。以矿业为例，日据时期允许私人开矿，私人石炭矿场甚为发达。光复后，当局成立了燃料调剂委员会，所有炭场产炭，一律按官方定价卖给调剂委员会，不得私人买卖。调剂委员会低价收购，高价卖出，其中差价即中饱私囊。如1946年冬季收购私人石炭每吨1000元台币，而卖给上海市燃料委员会则为30万元，此一项即获利近3亿台币。 再如食糖，也由政府统制专卖，定价不及成本。许多矿场主、糖农纷纷自废炭场、犁毁蔗田。此外如烟酒、印刷、文具、教科书等也一律规定由政府专卖，禁止私售。这些行业，原来都由小业主经营，政府如此统制，无疑断了他们的生计。
米粮外溢、饥饿恐慌。大米原是台湾的特产，1934年台米产量达9800多万石，但是1946年减产为6200多万石。这个数字原也够全省600 多万人的供应需要。但由于蒋介石在大陆打内战急需军粮，台湾贸易局受命将大米大量运售大陆，加上本省奸商大量囤积，以致造成台湾严重的粮荒。民众苦涩地感叹：“粮仓里生活的人还闹米荒饥饿，这真是有些‘笑话’”。（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17页。）1947年初台湾米价涨到14元1斤，其后在上海黄金风潮的影响下， 米价突跳至30多元1斤，黑市更达40元1斤，长官公署补天乏术，只能给市民每位每周配给2斤，后来这也难以维持。 （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17页。）许多人只能食洋芋、处于半饥饿状态。在台北、基隆，因断炊而全家自杀的报道亦时有所闻。（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07页。）
1947年初，台北市民得知“台湾征实的米和肥料换的米，全部都运往苏北和华北充军粮了”的“可靠消息”（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18页。）之后，台北市马上出现了“台湾民众反对抬高米价行动团”的活动。这个组织在元宵节散发传单：“决定于三日之后，率领民众，实行抢米”。（注：《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2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第1版第135页。 ）足见粮荒已发展到逼成民变的危险状态。
通货膨胀、物价飞涨。1947年3月，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关于台湾“二·二八”暴动事件报告》云：“二月间上海美钞及黄金风潮发生后，各地物价飞涨，台湾自不能例外。”（注：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南京出版社，1989年 12月第1版，第602页。）
陈仪接管台湾之初，为了避免台湾出现当时大陆各省滥发纸币，通货膨胀的现象，实行了维持台币及力主台湾金融机构自成体系的特殊化政策。国民党中央财政部对此十分不满。宋子文借令中央银行利用调整币值比率的机会使台币比价压低，规定法币比台币为10∶1， 为大陆豪门资本套取台币制造机会，及1946年9月初大陆金钞波动时， 中央银行故意提高为40∶1，而当时市场实际比例只有28∶1，于是许多人利用裁定汇兑互相买卖的方法套取暴利。当时从台湾汇1000万元台币到上海，照国民党政府官价规定，可得法币4亿元， 只须再将汇票转卖给台湾的进口商人，利用市场汇率28∶1，便可赚得台币400多万元。由于台币不断下跌，金钞上涨，台湾物价也跟着不断上涨。
金价、米价剧涨使一般生活品的价格均再度上涨。例如，台湾本地产的食糖AT完税品，每包从0.75万元涨到1.6万元，红茶每百斤由0.85万元涨到1.7万元，报纸每磅从45元涨到70元，棉纱每件从10 万元涨到24万元，生铁每吨从1.4万元涨到3万元。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直接造成了台湾经济上的空前恐慌。”（注：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南京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第346页。）
对于台湾民众危急的生活状况，“陈长官仅称台湾工业因受战争破坏损失极大，农业因缺肥料及人力，出产较前大减云云”，这些搪塞，民众当然不会接受，他们的意见是：“以吾人所知，台湾目前经济危机，由于战争及自然之影响者少，由于人为政策之造成者多。”（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62页。）因此， 台湾民众纷纷感觉政府之剥削有甚于日寇。在“二·二八”事件中，诸如“复兴台省建设”；（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34页。）“要求食粮，即刻开放官军民粮食，配给省民，安定民食”；（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230页。）“打倒封建官僚资本，撤销贸易局及专卖局”（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232页。）等，成为民众普遍的呼声。
综上所述，光复之初，台湾民众怀着深厚的爱国热情欢迎国民党政府前往受降、接收，但这种扬眉吐气和欣喜若狂的心情未能保持多久，陈仪政府在台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国民党政府官员在台的贪污腐败表现，以及百姓危急的生活状况，使台湾民众原来美好的希望迅速变为失望、不满甚至愤恨与仇视。综观这段时期台湾民众心态的变化，不难得出结论，“二·二八”事件的爆发，虽然有台湾民众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以及对战后台湾重建的困难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产生了对当局期望值过高的因素，部分人“以为一旦归返祖国，一切问题，即可迎刃而解”；（注：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南京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第602页。）但主要原因，应当归于国民党的无能与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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