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穆宗草原本位政策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位论文,草原论文,政策论文,辽穆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辽朝与中原政权关系史上，有三个关键的转折点。其一，辽天显十一年(936)，辽太宗挥师南下，援立后晋。此后辽朝一度据有中原。天禄五年(951)，辽世宗遇弑，穆宗继位，辽朝大体转为守势。这是第二个转折点。半个多世纪后的澶渊之盟，则是第三个转折点。① 关于第一个和第三个转折点，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对第二个转折点，以往研究还不够充分。辽应历九年(959)，后周世宗北伐，《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云：“周师下三关、瀛、莫，兵不血刃。述律(辽穆宗)闻之，谓其国人曰：‘此本汉地，今以还汉，又何惜耶？’”②关于辽穆宗，《欧史》又云：“畋猎好饮酒，不恤国事，每酣饮，自夜至旦，昼则常睡，国人谓之‘睡王’。”③陈述先生认为，“汉地还汉”的说法表明，耶律璟“一切反于世宗的主张，趋重保守，对于燕蓟汉地不很重视，不采积极政策”，“睡王”一称，则反映出穆宗“满足于牛马奴隶的享受”，二者都是“草原本位政策”的表现。换言之，主要基于《新五代史》的上引记载，陈先生提出，辽朝转趋守势是穆宗实施草原本位政策的结果。④ 笔者以为，辽穆宗是否草原本位主义者、契丹因何转攻为守，仍有再加检讨之必要。这两个相关联的问题不仅关涉辽朝与中原政权关系史的整体脉络，还影响到我们对辽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的理解。近年来西方学界割裂中国历史上的北族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做法，其直接证据即所谓北族之草原本位思想。⑤不仅如此，对耶律璟之认识，于五代宋初政治研究亦有重大影响。宋太祖赵匡胤“先南后北”策略，北宋时即为人诟病，现代史家则众说纷纭。论者常以周世宗北伐为赵宋之参照，相信辽穆宗不问政事，欲弃汉地。从这一角度而言，探求有关耶律璟之真相，亦有其价值。故笔者不揣浅陋，草成拙文，望方家不吝赐教。 一 穆宗真是草原本位主义者吗？——从其内政说起 陈述先生将草原本位政策界定为一个综合概念，“内容很多，如懂汉语不说汉话；朝廷官职重北面；不许契丹人应科举等等。对宋的不积极进攻是一个时期表现的一种倾向”⑥。要之，生活方式上、政治制度上、疆域辖境上都以草原为本。不过，所谓“懂汉语不说汉话”，是史籍中关于阿保机的记载，⑦契丹人不能应科举则发生在辽朝后期。⑧就穆宗而言，陈先生提供的证据，仅限于生活方式(“睡王”)及疆域辖境(“汉地还汉”)二者。但就统治者而言，最能说明其政策倾向的，恰恰是其政权的制度建设。因此，本节先论穆宗朝之内政。耶律璟若确持草原本位政见，制度沿革上当有反映。事实则不然。 据《辽史·穆宗纪》，应历元年(951)九月丁卯，“(穆宗)即皇帝位”；十一月乙亥，“诏朝会依嗣圣皇帝故事，用汉礼”⑨。《仪卫志》对此有更详细的记载：“(大同元年)三月，(太宗)将幸中京镇阳，诏收卤簿法物，委所司押领先往。未几镇阳入汉，卤簿法物随世宗归于上京……太宗崩，世宗即位，卤簿法物备而不御。穆宗应历元年，诏朝会依嗣圣皇帝故事，用汉礼。”⑩也就是说，穆宗即位伊始，就宣布在朝廷上使用太宗掠自后晋的中原礼器。无独有偶，应历三年(953)二月辛亥，“诏用嗣圣皇帝旧玺”(11)。《仪卫志》曰：“玉印，太宗破晋北归，得于汴宫，藏随驾库。穆宗应历二年，诏用太宗旧宝。”(12)那么，这一旧玺也来自后晋。很难想象，如果耶律璟乃草原本位主义者，他会有上述举动。 与此相应，穆宗朝制度上的汉化较太宗世宗朝更有所推进。首先，穆宗仿效后周，置殿前都点检。《耶律夷腊葛传》云：“本宫分人检校太师合鲁之子。应历初，以父任入侍。数岁，始为殿前都点检。时上新即位，疑诸王有异志，引夷腊葛为布衣交，一切机密事必与之谋。”(1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后周显德三年(辽应历六年，956)十二月十四日始见殿前都点检，(14)穆宗对中原制度模仿之速让人瞠目。(15) 其次，翰林院制度确立。太祖朝入辽的汉人，只有韩延徽算是文人，但没有证据表明其以学问见长。太宗朝有张砺，原后唐翰林学士，然仅见此一人而已。至穆宗朝，才学之士才真正开始涌现。《辽史·刘景传》载：“景资端厚，好学能文……应历初，迁右拾遗、知制诰，为翰林学士……会父忧去。未几，起复旧职。一日，召草赦，既成，留数月不出。景奏曰：‘唐制，赦书日行五百里，今稽期弗发，非也。’”(16)又《室昉传》曰：“幼谨厚笃学，不出外户者二十年，虽里人莫识。其精如此。会同初，登进士第……应历间，累迁翰林学士，出入禁闼十余年。”(17)从二传可以看出，穆宗朝翰林院制度已完全确立，翰林学士也形成了一个群体，出入禁中，起草文书，成为君主的左膀右臂。而刘景以父忧去职，说明契丹王朝对儒家伦理并不陌生，在一定程度上亦将其吸纳入王朝体制之中。 此外，汉人李澣之遭遇，也颇能说明问题。按《穆宗纪》，应历二年(952)六月壬辰，“国舅政事令萧眉古得、宣政殿学士李澣等谋南奔，事觉，诏暴其罪”；八月己丑，“眉古得、娄国等伏诛，杖李澣而释之”(18)。《李澣传》云： 初仕晋，为中书舍人。晋亡归辽……欲遁归汴。至涿，为徼巡者所得……帝欲杀之。时高勋已为枢密使，救止之。屡言于上曰：“澣本非负恩，以母年八十，急于省觐致罪。且澣富于文学，方今少有伦比，若留掌词命，可以增光国体。”帝怒稍解，仍令禁锢于奉国寺，凡六年，艰苦万状。会上欲建《太宗功德碑》，高勋奏曰：“非李澣无可秉笔者。”诏从之。文成以进，上悦，释囚。寻加礼部尚书，宣政殿学士，卒。(19)可见穆宗有一定的汉文修养，他对汉人及汉文化不仅不反感，还颇能欣赏。 其三，太宗朝昙花一现的贡举，穆宗朝也曾举行过。统和二十六年(1008)《常遵化墓志》云： 考讳宾嗣，字仁继。前霸州观察判官……早食禄于先朝，久依仁于大国……公幼而聪愍，长以刚直。辩理从童，登场得弟(第)。闻孝悌于乡里，达声誉于朝庭。则知玉出海心，本是礼天之器；松生昆顶，终为建厦之材。应历十年，除授霸州文学参军。(20)遵化父宾嗣入辽时间难予详考，但遵化卒于统和二十五年(1007)，时年六十五，则应历十年(960)为十八，所谓登场得第当即其时或之前不远，必在应历中。常遵化是统和六年(988)之前史料仅见三例辽朝科举及第之一(其余二例均在太宗朝)。(21) 其四，幽州地区出现了有关州学的记载，这也是辽朝历史上州县学首次见诸史籍。北京房山十字寺今存应历十年《三盆山崇圣院碑记》，撰者系“涿州学廪膳生员卢进达”(22)。对于州学的支持，是地方政府的自主决定，还是中央政府的指令，已不得而知。不论如何，这与上文揭示穆宗朝翰林学士活跃这一现象是相吻合的。 其五，为压制藩镇势力，世宗建立南枢密院，总汉军事。(23)但军事上北南分立，只是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从长远上看，反而可能变成深入控制汉地的障碍。因此，穆宗采取进一步措施，让契丹势力直接向汉地渗透。(24)《辽史·耶律屋质传》载：“应历五年，为北院大王，总山西事。”(25)这应当意味着，在军事上，山后地区脱离了南枢密院，转归北院统辖。 在幽州，南京汉军的地位也被削弱。应历八年(958)周师北伐，南京留守萧思温请益兵，其本传载：“帝报曰：‘敌来，则与统军司并兵拒之；敌去，则务农作，勿劳士马。’……思温与诸将议曰……诸将从之。遂与统军司兵会。”(26)这是南京统军司首次在史料中出现，值得注意的是，统军司似不受留守节制。 宋人余靖所撰《契丹官仪》在谈到辽幽州守军时说：“燕中有元帅府，杂掌蕃汉……大抵胡人以元帅府守山前，故有府官，又有统军掌契丹、渤海之兵，马军、步军一掌汉兵……胡人于燕京置元帅府，统军、马军、步军三司。”(27)圣宗以前，未置元帅府，南京留守仅掌汉兵马步二司。上引《思温传》云“敌去则务农作”，可为其证。《辽史·兵卫志》曰：“惟南、北、奚王，东京渤海兵马，燕京统军兵马，虽奉诏，未敢发兵，必以闻。”(28)这说明统军司兵马，可能要比汉军精锐许多。耶律璟组建契丹、渤海精锐部队驻防幽州，统军司不受留守节制，恐怕也由北枢密院而非南院统辖。 总而言之，与世宗朝相比，穆宗时期对汉地的控制显然更为深入。 还需一提的是，就契丹部族而言，穆宗时代其农业化也到达了一个高峰。《辽史·耶律挞烈传》云：“应历初，升南院大王，均赋役，劝耕稼，部人化之，户口丰殖……(景宗)保宁元年(即应历十九年)，加兼政事令，致政……在治所不修边幅，百姓无称，年谷屡稔。时耶律屋质居北院，挞烈居南院，俱有政迹，朝议以为‘富民大王’云。”(29)所谓“劝耕稼”、“年谷屡稔”云云，说明契丹部族此时农业化已经相当深入。 综上所述，穆宗朝政权汉化、契丹部族农业化均有深入发展的趋势。就其内政而言，耶律璟表现得完全不像是一位草原本位主义者。那么，他在后周北伐时“汉地还汉”的言论，又该如何解释呢？ 二 “汉地还汉”说质疑 要揭开“汉地还汉”说的真相，找到契丹转攻为守的真正原因，我们必须对穆宗朝与中原之纠葛作通盘考察。天禄五年九月，辽世宗遇弑之时，正准备出兵协同北汉攻周。十月，刚刚即位的耶律璟便按照世宗的既定方针，出兵助刘崇攻平阳，后周随遣大军来援，北汉契丹遂退。尽管应历初契丹政局持续动荡，穆宗仍连年出兵助汉。应历元年十一月，“汉、周、南唐各遣使来吊”；二年六月，“汉为周所侵，遣使求援，命中台省右相高模翰赴之”(30)。需要注意的是，后周主动遣使来吊，但穆宗看来并无意媾和。 应历四年(954)二月，“周攻汉，命政事令耶律敌禄援之”(31)。是年正月，周太祖郭威卒，养子柴荣继位，帝位更替之际，何暇攻汉？而北汉乘机图谋进取，倒在情理之中。《旧五代史》载柴荣欲亲征御敌，冯道等谏曰：“刘崇自平阳奔遁之后，势、弱气夺，未有复振之理，窃虑声言自来，以误于我。陛下纂嗣之初，先帝山陵有日，人心易摇，不宜轻举。”世宗不从，云：“刘崇幸我大丧，闻我新立，自谓良便，必发狂谋，谓天下可取，谓神器可图，此际必来，断无疑耳!”(32)主动进攻的，应当正是北汉与契丹。不过，高平一战，辽汉联军先胜后败，狼狈而遁。 除了联汉攻周，穆宗初年，也在积极联络南唐。上引《辽史·穆宗纪》提到应历元年十一月南唐遣使来吊，而次年更是频频来使。正月，“南唐遣使奉蜡丸书”(33)，使臣公乘镕在幽州见到了辽穆宗，他向南唐朝廷报告说：“(契丹主)问国书中机事，臣即述奕世欢好，当谋分裂之事。契丹主喜，问复有何事，臣云军机别有密书，契丹主接置袖间。”(34)曹流已指出，“当谋分裂之事”云云，盖密谋分裂后周。(35)而所谓“密书”，当即《辽史》“蜡丸书”。又三月癸亥，“南唐遣使奉蜡丸书”；丁卯，“复遣使来贡”；五月，“南唐遣使来贡”(36)。一年之中，两奉密书，两番来贡，实属罕见。应历三年三月，“南唐遣使来贡，因附书于汉，诏达之”(37)。针对后周的三方同盟已呼之欲出。但高平败后，辽汉趋于消极，这一同盟迹近胎死腹中。 总而言之，穆宗初年，对于进取中原相当积极。他连年出兵与北汉组成联军，并联络南唐建立三方同盟。辽朝南下政策之转变，发生在应历四年高平败后。一方面北汉受到重创，其势渐颓，另一方面穆宗领教了柴荣之英武后，可能自此不敢小觑后周，遂转趋稳健，不再轻易南下。 应历六年正月，周世宗亲征淮南。二月，“唐主遣人以蜡丸求救于契丹……静安军使何继筠获而献之”(38)。而契丹赴南唐使者也为后周所获。《宋史·李处耘传》云：“得契丹谍者，索之，有与西川、江南蜡书。”(39)考《通鉴》载：“(后周显德二年，955)蜀主遣间使如北汉及唐，欲与之俱出兵以制周，北汉主、唐主皆许之。”(40)看来辽朝得知后蜀的这一动向后，亦有意与之结盟。 应历七年(957)二月，携带蜡丸书的南唐使者终于抵达辽廷。六月，“周遣使来聘。南唐遣使来贡”。八月，“周遣使来聘”(41)。后周又一次试图与辽朝改善关系，但看来再次被穆宗拒绝。是年十一月，柴荣再至淮南。《通鉴》曰：“是月，契丹遣其大同节度使、侍中崔勋将兵来会北汉，欲同入寇，北汉主遣其忠武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存瑰将兵会之，南侵潞州，至其城下而还。”(42)辽汉此番入寇，应当正是为了缓解南唐的军事压力。可见穆宗虽转趋稳健，但战略方向坚定不变，始终以后周为对手。至于“至其城下而还”，可能是因为周人早有防备，实无可乘之机。 《通鉴》于是年十二月又记曰：“唐使者陈处尧在契丹，白契丹主请南游太原，北汉主厚礼之；留数日，北还，竟卒于契丹。”(43)陈处尧至北汉，可能是为了进一步协调军事行动。关于处尧初至辽的时间，《通鉴》系于应历六年，云：“(南唐)遣兵部郎中陈处尧持重币，浮海诣契丹乞兵。契丹不能为之出兵，而留处尧不遣。处尧刚直有口辩，数面责契丹主，契丹主亦不之罪也。”(44)陆游《南唐书》之《段处常传》曰： 周侵淮南，元宗命处常浮海使契丹，乞援师。处常为契丹陈利害，甚辩。契丹本通南唐，徒持虚辞，利南方茶药珠贝而已。至是，了无出师意，而留处常不遣。处常忿其无信，誓死国事，数面诮虏主。虏主亦愧其言，优容之。以病卒于虏。(45)陈处尧、段处常当有一误。据上文，应历六年南唐求援使为后周所获，笔者怀疑陈处尧(或段处常)实乃七年二月携蜡丸书抵辽之使。 《通鉴》及陆游《南唐书》都认为契丹完全无视南唐安危，这并不是事实。唐使北汉一行并无实质性成果，看来刘承钧已无意再出兵，于是辽朝独自采取了行动。据《辽史·穆宗纪》，应历八年四月，“南京留守萧思温攻下沿边州县”(46)。《萧思温传》载：“周人攻扬州，上遣思温蹑其后，惮暑不敢进，拔缘边数城而还。”(47)但契丹为声援南唐付出了惨痛代价。 按《旧五代史》，是年四月甲戌，“澶州节度使张永德准诏赴北边，以契丹犯境故也”(48)。柴荣一代雄主，屈尊求好而不见纳，胡萝卜既不见效，当然要祭起大棒了。据《辽史·穆宗纪》，五月，“周陷束城县”；六月，“萧思温请益兵，乞驾幸燕”(49)。《萧思温传》云： 思温在军中，握齱修边幅，僚佐皆言非将帅才……后周师来侵，围冯母镇，势甚张。思温请益兵，帝报曰：“敌来，则与统军司并兵拒之；敌去，则务农作，勿劳士马。”会敌入束城，我军退渡滹沱而屯。思温勒兵徐行，周军数日不动。思温与诸将议曰：“敌众而锐，战不利则有后患。不如顿兵以老其师，蹑而击之，可以必胜。”诸将从之。遂与统军司兵会，饰他说请济师。周人引退，思温亦还。(50)萧氏显系庸才，“惮暑不敢进”、“饰他说请济师”等足见此人懦弱畏战。无能之辈出掌幽州，实在是穆宗的一大失策。按《思温传》又曰：“尚燕国公主(耶律璟之姊妹)……思温以密戚预政。”(51)耶律璟以思温为南京主帅，看来主要是因为他的密戚身份。不过这让他付出了极大代价。另外，值得注意，“敌去，则务农作，勿劳士马”的指示，说明穆宗此时的南向政策以防御为主。虽然声援南唐，但耶律璟并不愿意与后周彻底翻脸，掀起大战。 可能是因为薄示小惩犹嫌未够，再加上淮南初定，柴荣也想一探契丹虚实，应历九年，后周主又亲征北伐。《旧五代史》曰：“关南平，凡得州三、县十七、户一万八千三百六十一。是役也，王师数万，不亡一矢，虏界城邑皆迎刃而下。”(52)而《新五代史》则出现了上引“汉地还汉”之辞。正是周师出乎寻常的顺利，及穆宗的这番话，被认为是耶律璟代表草原本位主义的确证。然笔者犹有疑焉。 首先，此番世宗亲征，“河北州县非车驾所过，民间皆不之知”，柴荣甚至一度离开主力，轻军奔袭，“侍卫之士不及一旅”(53)。周师北伐呈如此摧枯拉朽之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柴荣这一招险棋，让契丹措手不及。 其次，契丹不善守险守城，在关南并未部署重兵，而南京统帅萧思温非将才，畏战不出，龟缩于幽州。《思温传》载： 周主复北侵，与其将傅元卿、李崇进等分道并进，围瀛州，陷益津、瓦桥、淤口三关，垂迫固安。思温不知计所出，但云车驾旦夕至；麾下士奋跃请战，不从。已而，陷易、瀛、莫等州，京畿人皆震骇，往往遁入西山。思温以边防失利，恐朝廷罪己，表请亲征。会周主荣以病归，思温退至益津，伪言不知所在。(54)幽州若有大将在，周师恐怕不会如此顺利。(55) 其三，在南京真正受到威胁时，穆宗并未等闲视之。《穆宗纪》载：“五月乙巳朔，(周师)陷瀛、莫二州。癸亥，如南京。”(56)耶律璟不仅亲临幽州，坐镇指挥，并遣使北汉求援。(57)因此后周军中对进攻幽州有很强烈的反对意见。《旧五代史》曰：“帝与诸将议攻幽州，诸将皆以为未可，帝不听。是夜，帝不豫，乃止。”(58)《通鉴》则记录了诸将以为不可的理由：“今虏骑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59)可见其时穆宗调集了大军，并非对汉地失守漠不关心。 周世宗北伐，一举夺回幽州似非初衷，取得关南之地可能就已超过了其预期。(60)尽管战事极其顺利，在周人官方《日历》中，世宗的辉煌战绩却只被称为“侥幸一胜”。欧阳修曰：“予读周《日历》，见世宗取瀛、莫，定三关，兵不血刃，而史官讥其以王者之师，驰千里而袭人，轻万乘之重于萑苇之间，以侥幸一胜。”(61)虽然欧公对此说不以为然，但这至少说明，周史官并不以为契丹不堪一击。在辽朝大军云集南京后，世宗若非遇疾而退，幽州一战结果如何，实未可知。(62) 其四，周师退后，辽军旋即收复了容城县，并加强了范阳的防务。赵延寿之后，世宗以契丹人出任南京留守，穆宗前期仍是如此。(63)大概在丢失三关后不久，汉人高勋出任留守。(64)此时耶律璟用并不信任的高勋代替萧思温，应当是形势所迫，不得已的选择。这恰恰说明，他对幽州非常重视。 其五，“汉地还汉”一说似难采信。三关是汉地，难道幽州不是汉地？欧公也正作此解：“述律以谓周之所取，皆汉故地，不足顾也。然则十四州之故地，皆可指麾而取矣。”(65)然据上文分析，“十四州可指麾而取”显然与事实不符。关于世宗北伐时契丹的反应，中原流传着种种不实之说。如陶岳《五代史补》曰：“世宗末年，大举以取幽州，契丹闻其亲征，君臣恐惧，沿边城垒皆望风而下，凡蕃部之在幽州者，亦连宵遁去。”(66)所谓蕃部连宵遁去，完全是中原士人的想象。《欧史》“汉地还汉”说之所据，疑即类似文献，恐不可信，(67)故《通鉴》不取。即便退一步说，穆宗确曾说过类似汉地还汉之语，也只能理解为丢失三关后为脸面计的掩饰之辞，而非出自衷心，并不能作为其持草原本位政见之证据。 综上所述，周师北伐之际，并无坚实证据表明穆宗漠视汉地。应历四年后，耶律璟的确趋于保守，但这很大程度上是迫于周人的强大，并非其在战略方向上有重大改变。如果穆宗真持保守立场，周世宗主动示好，岂非求之不得之良机？南唐求援，他又何必联汉出师，在北汉退缩后又独自行动，终于惹恼柴荣，以致丢掉了三关？ 世宗亲征，不仅收回了关南之地，也让契丹不敢再贸然援助南唐。是年十二月，“契丹主遣其舅使于唐，泰州团练使荆罕儒募客使杀之。唐人夜宴契丹使者于清风驿，酒酣，起更衣。久不返，视之，失其首矣。自是契丹与唐绝”(68)。按辽太宗时，南唐及石晋藩镇都曾暗杀辽朝使者，意图嫁祸石敬瑭，但太宗并未中其圈套。(69)此次暗杀事件，也未必是耶律璟与南唐断绝往来的真正原因，后周的军事胜利可能更为关键。不过，南唐虽然终被放弃，辽穆宗也无意因三关丢失与周人开战，但其底线非常明确，幽州要保证安全，北汉不主动放弃。 应历十年，陈桥兵变，赵匡胤建立了大宋王朝。此后至应历十九年(969)穆宗被弑，辽宋边境除偶有小冲突外相当平静。赵宋的策略，是先取北汉。而在辽朝这一方面，则始终尽力保护北汉政权不被宋朝吞并。应历十九年二月，赵匡胤亲征北汉。《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彰德节度使韩重赞来朝，上谓之曰：‘契丹知我是行，必率众来援。彼意镇、定无备，将由此路入。卿可为朕领兵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破之。’”(70)宋太祖的话，正说明辽汉同盟之稳固。不过，宋师尚未出境，辽穆宗已于是年二月死于肘腋之变。 纵观耶律璟在位十九年，辽朝中原政策虽在战术上确有变化，但战略大方向始终如一。穆宗即位之初，虽然内忧尚强，仍无视郭威主动示好，连年遣兵联合北汉攻击后周，并积极联络南唐乃至后蜀，志在组成灭周的多方同盟。应历四年高平之败，柴荣之英武展现无遗，北汉丧胆，耶律璟也由此趋于稳健，转而避免与后周发生正面的大规模冲突。但周世宗两番遣使，再度屈尊，穆宗仍置若罔闻。柴荣亲征淮南，耶律璟与刘承钧共同出师声援。其后北汉退缩，穆宗仍独自出兵河北。从这点可以看出，辽汉唐这三方同盟，契丹实是其轴心。淮南初定，为惩戒辽朝，周世宗率师北伐。契丹幽州守将萧思温乃庸庸之辈，周师得以兵不血刃下三关，逼近幽州。穆宗调集大军，亲临指挥。若非柴荣染疾旋师，幽州城下一战，胜败尚是未定之数。 周宋易代，赵匡胤与耶律璟对形势判断如出一辙，都力图避免正面冲突，以待时变。宋辽之博弈，转而聚焦于北汉。宋太祖决意先取河东，徐图幽燕，但辽穆宗维护北汉安全之决心，并未动摇。 因此，结合上节的分析，笔者以为，辽穆宗不可能是草原本位主义者。契丹转攻为守的主要原因，恐怕是中原形势之变化。周世宗乃一代雄主，这是周宋以降的共识，亦是现代史家的定评。五代之纷乱至此渐趋平息，中原重新开始统一。承柴荣之基，赵匡胤之大宋王朝亦蒸蒸日上。契丹遇此二劲敌，徒唤奈何，惟叹天不助辽也! 其次，穆宗之保守也可能与其本人有关。与辽初三帝不同，耶律璟即位前，似乎并没有多少军事经验。灭晋之役，穆宗年已十八，但并未随父南下。此后世宗嗣位，史料中也找不到任何耶律璟参与军事的记载。面对柴荣、赵匡胤这样的对手时，其取防御姿态也在情理之中。更何况，应历后期耶律璟为隐痛困扰，势难有进取雄心。关于这一点，请看下节。 三 释“睡王” 如上所论，“睡王”一称首见《欧史》。《通鉴》亦曰：“(穆宗)年少，好游戏，不亲国事，每夜酣饮，达旦乃寐，日中方起，国人谓之‘睡王’。”(71)陈述先生据此以为，在生活上穆宗满足于草原传统，明显推论过甚，本不需详细辨析。不过，耶律璟的这一形象，直接牵涉到史家对辽宋关系的理解。有关契丹为何转攻为守、赵匡胤先南后北是否妥当，尤其是众说纷纭的后者，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睡王”一说该如何理解。 为此，笔者将《辽史·穆宗纪》所见耶律璟酗酒、不恤政事、妄杀近侍等记载制成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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