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黑格尔哲学基础及路径——青年马克思文本再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黑格尔论文,唯物主义论文,路径论文,文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11)02-0034-08
一、实践唯物主义的黑格尔哲学基础及意义
马克思哲学扎根于人类哲学精华。从古希腊朴素唯物主义到德国古典哲学，理性主义贯穿全程的主线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存在论或本体论(Ontology)必然也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存在论或本体论，但是本体论在马克思哲学是以“社会存在”和“社会生成”的历史角度融入《资本论》和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的各个篇章之中。从西方哲学史看，本体论不仅仅是关于世界的物质性本原的学说，它毋宁主要是关于世界“怎是”和“是其所是”的学说。形而上学本体论在探讨世界本原时一开始就从质料和形式两个视角出现分野，前者从“宇宙生成的角度（时间上在先）追问自然万物最古老的开端和主宰，后者从形式（逻辑上在先）的角度追问使事物成其为事物的本质”[1]。这就是古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的滥觞。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序列中，事物的本质（形式、概念、规定性、法则、逻辑理念）就是事物“怎是”和“是其所是”的哲学思维或逻辑理念。哲学思维产生的概念并不是实在，而只是形式，但不是无中生有的臆造，而是一种本身不确定但获得逻辑规定的精神形式，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实践作为思维活动的物质形式，本身就是规范或强制，它决定逻辑理念或哲学思维能否成为现实。理论首先从抽象空洞的假说或概念开始，通过实践由具体的内容加以充实，这一过程是概念不断被扬弃的过程，抽象的原则在此过程中上升为具体的现实。实践是现实事物的感性存在。事物怎是？事物为什么是此物而非彼物？完全是事物本身的一个由潜在到现实的发展过程。从社会生成的意义说，实践是马克思哲学的社会存在论或社会本体论。没有实践，没有劳动，就没有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实践本体论实质上是关于劳动创造人类社会的学说。马克思指出：“《精神现象学》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实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2]黑格尔关于劳动创造人的思想构成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对西方哲学的伟大贡献在于解决了哲学史两千多年悬而未决的思维与存在两元对立问题。马克思将实践作为社会生成的本原，使思维和存在达到真正的同一，从而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基础。马克思怎样实现本体论革命，将辩证法应用于社会，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揭示市民社会的生成和发展，从而解释国家、法律、意识形态与物质生产的相互作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马克思很早就确立了一个理论前提：实践是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理论前提来自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性和实践检验真理的思想，最初在1839年《伊壁鸠鲁哲学笔记》文本中出现。在这里，马克思将黑格尔辩证法当作本体论的内在规定，思考以实践解决灵魂与肉体的相互转化问题，他摘录伊壁鸠鲁：
“每个为思想或感觉所感受、但未经判断的印象都是真实的。假如［印象］没有得到证实或者被驳倒，那么错觉和错误总是存在于我们因内心运动而另外想出来的东西之中。……正是由于这种既伴随着要去想象出现的东西的愿望，又有着自己的目标的内心运动，才产生出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如果没有得到证实或者被驳倒，它就是假的；如果它得到证实或者没有被驳倒，它就是真实的。”[3]
马克思对此评论道：“伊壁鸠鲁的原子学说的原则仅仅表现为：观念的东西和必然的东西只存在于这种对于它们本身来说是外在的想象的形式，即原子形式中。与具体事物的运动相比较，原子运动原则上是绝对的，也就是说，原子运动中消除了一切经验的条件，运动是观念的。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尽管原则是某种想象的、对于具体世界是以存在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但辩证法，即这些本体论的规定的内在实质，只能这样地显示出来：由于这些规定是直接的，一定会同具体世界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在它们和具体世界的特殊关系中揭示出来，它们只是具体世界的观念性的一种想象的、对于本身来说是外在的形式，并且不是作为前提，而只是作为具体东西的观念性而存在着。因此，它们的规定本身是不真实的，是自我扬弃的。……应当研究一下，为什么感觉的确实性原则被扬弃，而相反的，抽象化的表象却被提出作为真理的标准。”[4]“伊壁鸠鲁的不朽功绩和伟大，在于他并不把状态看得比观念更重要，也不努力维护它们。伊壁鸠鲁哲学的原则，就是证明世界和思想是某种可想象的，可能的东西；而这种论据和原则——它是这点得到证明的基础，而且这一切又归结于它——仍然是自为存在的可能性本身，这可能性在自然界的表现是原子，它在精神上的表现则为偶然和任意。应当更准确地弄清楚，灵魂和肉体的一切规定常常能互相转化，它们彼此相同是就下面这样一种贬义而言，它们无论哪一方都没有在概念上被规定。”[5]
马克思决心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他用哲学家的晦涩语言表达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思维与存在、理论与现实只能在实践中达到同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此时已经认识到，科学知识的发展首先从最空洞最抽象的概念开始，但是空洞的概念必须在实践中不断由具体内容加以扬弃和充实。马克思正是以这个理论前提为起点，开辟通向实践唯物主义的道路。马克思1843年在《论犹太人问题》指出：“犹太宗教的基础本身是什么呢？实际需要、利己主义。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金钱。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实际需要的宗教，按其本质来说不可能在理论上完成，而是只能在实践中完成，因为实践才是它的真理。社会一旦消除了犹太精神的经验本质，人的个体感性存在和类存在的矛盾将被消除。”[6]
马克思此时在实践唯物主义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他不但研究异化，而且提出消灭私有制，彻底解决人类异化根源的基本思路。很多学者认为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吸收异化范畴，这是缺乏根据的。费尔巴哈也是从黑格尔那里借用异化概念，他的矛头针对上帝是人的本性异化，而马克思说的是人的本质力量全面异化，针对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随后马克思在《穆勒评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进一步阐述了思维与存在作为主体和客体在实践中达到同一，奠定实践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基础：“不论是生产本身中人的活动的交换，还是人的产品的交换，其意义都相当于类活动和类精神——它们的真实的、有意识的、真正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7]“作为类意识，人确证自己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并且只是在思维中复现自己的现实存在；反之，类存在则在类意识中确证自己，并且在自己的普遍性中作为思维着的存在物自为地存在着。同样地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主体的自为存在，可见，思维和存在虽有区别，但同时彼此又处于统一中。”[8]
马克思正是在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性哲学基础上迈向实践唯物主义。黑格尔既反对康德的物自体不可知论，认为康德割裂了主体和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又批判谢林的“绝对是无差别同一”，指出谢林忽略了思维的主体能动性，不理解“思维与存在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的过程，不是一次就可达到的无差别同一。黑格尔关于劳动创造人类社会的思想；人类思维在辩证过程中认识自然，逐步扬弃差异，达到与自然同一性思想，处处为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指引方向。
第二国际“正统理论家”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和前苏联《联共（布）教程》将实践看作“第一性”存在，抛开思维与存在同一性而片面强调两者的对立性，认为“实践决定认识”，“认识反作用于实践”。这种僵化教条的实践观并不符合马克思实践本体论的意旨，而且将马克思以实践本体论为基础的哲学革命的伟大意义彻底遮蔽。心物两元对立是两千多年哲学史悬而未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哲学家们为了消弭这种对立，无不围绕这个问题展开彼此互相歼灭和批判，一个体系诞生，旋即被另一个体系取代。马克思在哲学战场上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本来已经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在马克思身后，所谓“正统理论家”却重新将心与物、思维与存在割裂对立。这真是应验了马克思的名言：“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9]
卢卡奇鲜明地指出：“［批判地］深化辩证方法的企图都必然导致肤浅平庸。因为任何一种‘批判’立场总是以这种方法与现实、思想与存在之间的分离作为方法论的出发点。而且它正是把这种分离当作一种进步，认为它给马克思方法的粗糙的非批判的唯物主义带来了真正的科学性，值得百般赞扬。当然，谁也不否认［批判］有这样做的权利。但是我们必须着重指出，它这样做，将背离辩证方法的最核心的本质。”[10]实践与认识的关系是浑然一体的，与宇宙发生学意义上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不同，不能区分第一性和第二性。马克思将人类感性实践摆在优先地位，将实践作为人类社会生成的本原，用“实践”连接此岸与彼岸，消解思维与存在的两元对立。思维是实践的组成部分，思维可以认识自然，达到与大自然本质的同一。实践是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是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自身生产的统一。马克思指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而存在的。”[11]马克思这里“为我而存在的”关系是指思维与存在之间的主客体关系，进入人类实践的主客体关系没有第一性与第二性区别，一切都在实践之中，一切都在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之中。人应当意识到自己是社会存在物，在历史进程中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是编剧，又是演员。
黑格尔认为，社会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如市民社会、国家、各种社会关系、经济、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等等，相对于自然界而言，没有一项是第一性的，它们都是世界精神的外化，而世界精神却在一定的时期内，在某个民族中，体现为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由此可知，黑格尔的世界精神不是单纯的人类理性，也不是孤立的自然界理性，而是人类理性和大自然理性的同一。黑格尔对世界精神含糊其辞不作区分，也许与这样的事实有关：首先，大自然理性唯独在人类理性面前才显现出来，因此他认为两者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其次，如果对世界精神做清晰划分，那么自然界理性就是大自然的法则，时代精神就是人类掌握的科学知识，民族精神就是文化艺术、民风习俗和伦理道德，那么将上帝置于何处？因此黑格尔不得不含糊其辞，给基督教留下地盘。这与康德说物自体不可知，给宗教信仰留下空间是一样的苦衷。其实黑格尔并不认为人类理性可以外化自然，在他看来，理念的逻辑发展并不是在时间上先于自然，理念的逻辑发展只是在精神的阶段，即在人和社会的生活中才得以完成。黑格尔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我们目前所研究的这种历史，就是思想自己发现自己的历史；而思想的情形是这样，即：它只能于产生自己的过程中发现自己；也可以说，只有当它发现它自己时，它才存在并且才是真实的。”[12]
黑格尔对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是洞察秋毫的，马克思就是从黑格尔思想中汲取营养，创立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承认大自然的优先地位，坚持物质对精神在时间上第一性，并不是要退回17-18世纪机械唯物主义因果关系链条，将思维摆在被动的第二性位置。马克思将思维看作对象性活动，脱离了思维也就谈不上对自然界优先性的认识。因此马克思指出：“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从实践领域说来，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13]“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14]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深刻地指出：“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但是，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15]马克思这里所说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包含二个前提：其一，人是大自然的最高产物——世界精神的对象化，一个受动的而不致动的存在物。但是人并不仅仅是一个对象化躯体，他在现实中又是有激情、热情（自由意志）的存在物，——此为另一个前提，即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才是人的本质力量。人的肉体是被自由意志推动，受到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热情、激情推动。理解马克思这段话，就不会将思维与存在、认识与实践割裂对立。
二、实践唯物主义的黑格尔路径
青年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走向实践唯物主义是不争的事实，马克思哲学的生成路径当然是从黑格尔哲学体系内延伸。黑格尔在人类思想史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为马克思哲学的出场准备了基础。黑格尔哲学是形而上学集大成体系，其中不乏科学、实践、劳动、异化等等理性主义、人本主义、实践哲学思想，可以说青年马克思创立实践唯物主义所需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要素在黑格尔哲学中应有尽有。长期以来，为突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彰显马克思的英明伟大，往往将青年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理论传承关系有意遮蔽，将马克思哲学整体性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个平行部分，有学者甚至片面突出唯物主义历史观，用历史唯物主义命名马克思哲学。事实上，马克思哲学继承自黑格尔又超越黑格尔，其中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始终贯穿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自然观之中，可以说没有辩证法就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卢卡奇针对“正统理论家”、《联共（布）教程》割裂马克思哲学的整体性，突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做出反拨：“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哲学同资产阶级哲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新哲学基础的方法的本质。”[16]卢卡奇所说总体性就是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就是辩证法。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哲学是对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所作的天才综合，马克思的思想存在断裂，先转向康德、费希特，再转向费尔巴哈，与黑格尔决裂，走向实践唯物主义。”[17]国内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哲学是对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改造的有机结合；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和感性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过渡到实践唯物主义的中间环节……上述意见未免忽视了马克思在黑格尔体系内留下的思想发展路径，夸大了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哲学生成的作用，似乎没有费尔巴哈，马克思就不成其为今天的马克思。在马克思早期文本《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给父亲的信》、《伊壁鸠鲁哲学笔记》、《德漠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论犹太人问题》、《穆勒评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不难发现马克思自主走向实践唯物主义的清晰路径。外因不能左右内在思想进程，既不存在思想断裂期，更谈不上与黑格尔决裂。
马克思最初是从理想主义转向理性主义，从康德、费希特哲学转向黑格尔哲学。马克思1837年在《给父亲的信》中披露了他走向实践唯物主义的心路历程：“我从理想主义——顺便提一提，我曾拿它同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比较，并从其中吸取营养，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先前我读过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片断，我不喜欢它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我想再钻到大海里一次，不过有个明确的目的，这就是要证实精神本性也和肉体本性一样是必要的、具体的，并且具有同样的严格形式；我不想再练剑术，而只想把真正的珍珠拿到阳光中来。”[18]
马克思表明他已从康德和费希特走出来，重新投入黑格尔辩证法大海，这一次他不再沉溺于对抽象真理的演绎，转而在生动的思想世界的具体表现方面，例如，在法、国家、自然界、全部哲学方面展开对现实世界的考察。马克思说：“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19]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漠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主题是强调理念和自由意志的力量。论文扉页致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的献词热情颂扬了理想主义：“唯有理想主义才知道那能唤起世界上一切心灵的真理；理想主义不是幻想，而是一种真理；精神和自然，乃是您所信赖的伟大神医。”[20]马克思高擎主体精神、自由意志的旗帜，以普罗米修斯的自白作为他的哲学宣言：“哲学并不隐瞒这一点。普罗米修斯承认道：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这是哲学的自白，它自己的格言，借以表示它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这些神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我绝不会用自己的痛苦去换取奴隶的服役：我宁肯被缚在崖石上，也不愿作宙斯的忠顺奴仆。”[21]马克思未来的哲学路径在这篇自由宣言中跃然纸上：马克思毕其一生不懈追求人类自由——沿着黑格尔的人的本质力量（自由意志）的实现就是劳动创造人的思路，展开对自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的论证；展开对人的自由天性的追求和对异化问题的研究；展开对资本主义经济细胞（商品）的分析；展开对劳动两重性、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分析；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从而证明唯物主义历史观——人类的终极目标共产主义不是假说。其实，马克思毕生追求的人类自由最终只能在“绝对理念”中实现，因为任何有限的东西都是不自由的，绝对理念最终意味个人的自由。马克思与黑格尔在灵魂深处思想碰撞产生了火花：“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则是黑格尔的否定性的辩证法。”[22]马克思真正理解了黑格尔。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以渊博的哲学史知识精辟阐述了德谟克利特注重原子的物质属性，而伊壁鸠鲁更说明了原子的概念——其质料和形式以及其存在的方式，否则怎么会有不受命运摆布的自由意志？前者是机械的“决定论”自然观，后者是辩证的“非决定论”自然观。《博士论文》最杰出的贡献是，青年马克思赋予伊壁鸠鲁原子学说以自由意志，说明原子偏斜运动是其任意和自由的本性所致。这样就彻底推翻了哲学史中根深蒂固的偏见，即把伊壁鸠鲁对德谟克利特原子论所作的改变看作只是一些随心所欲的臆造。而马克思指出，原子因为自由意志而任意偏斜运动，是导致原子碰撞形成涡旋运动，推动整个物质世界永恒地运动发展的原因。（自为存在的可能性在自然界的表现是原子，它在精神上的表现则为偶然和任意——注5）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比伊壁鸠鲁本人更深入地思考了原子论，对宇宙运动的原动力做了大胆合理的推测，其哲学意义难以估量（不亚于康德的星云学说）。马克思因此在未修读硕士学位情况下直接获得耶拿大学博士学位，其天赋异禀非常人可及。
马克思的师兄鲍威尔因为批判福音书而被当局褫夺了教席，这使马克思放弃了进入大学执教的打算——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言犹在耳，怎能为大学教席放弃思想自由，作黑暗社会的顺从奴仆？走出校门马克思便遭遇理想与现实巨大反差的打击！在主持《莱茵报》期间，马克思经常面对市民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市民与贵族、农民与庄园主之间的权力和利益冲突，并且必须表态。黑格尔崇高的国家理念在现实社会强大的物质利益面前总是不得伸张，反而要向物质利益、拜金主义低头；理性的最高境界——国家利益要向私人利益屈服，国家的法律沦为阶级压迫工具；人类的自由意志、所有人的自由发展不但无法实现，反而背道而驰，劳动者的产品成为其本质力量的异在，反过来统治劳动者。马克思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开始对黑格尔抽象的国家精神、绝对理念、法律的正义性和有效性产生了怀疑。于是马克思沿着黑格尔曾经走过的道路，[23]转向社会现实，从国民经济学中寻找答案。事实上黑格尔哲学是包罗万象的，其中绝不缺乏实践、劳动、客观性、异化等唯物主义思想元素。黑格尔说：“精神的活动远不是局限于一种对所予东西的单纯接受，相反地，我们必须把精神的活动称之为一种创造的活动……精神不是一个存在着的东西，直接完成了的东西，而宁可是产生着自己本身的东西，即纯粹的活动——扬弃由它自己自在地造成的主观东西和客观东西的对立这个前提。”[24]“客观性就是那直接出现在面前的世界，理念深信它能实现这个客观世界和它自身之间的同一性。在认识过程里，主观性的片面性与客观性的片面性之间的对立，自在地都被扬弃了。认识的过程接受了存在着的世界，使其进入主观的表象和思想内，从而扬弃了理念的片面的主观性，并把这种真实有效的客观性当作它的内容。”[25]
黑格尔主张实践检验真理，思维在实践中扬弃其片面性，达到与存在的同一。这些唯物主义思想对青年马克思具有指导意义。黑格尔甚至指出实践有双重作用：既是对主观片面性的扬弃，也是对客观片面性的扬弃；因为存在的并非都是合理的，也有偶然和假象，需要去伪存真。这已经是对他的名言“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做出了修正。更重要的是，真理一旦确立，就可以作为标准检验事物，指导实践。黑格尔说：“我们对待自然界的态度，一方面是理论的，一方面是实践的。通过理论的考察，会给我们显示出一种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必须附加实践关系所特有的东西，这样，实践关系就会同理论关系统一起来。”[26]
黑格尔上述关于实践的精辟论述是完全意义的唯物主义。黑格尔哲学是历史的产物，对现实妥协，存在深层矛盾，一半是唯物主义，另一半是唯心主义。上帝对黑格尔来说是“绝对理念”的代名词，因为黑格尔并不相信上帝存在；而“绝对理念”则包括自然界理性和人类理性。他偶尔用世界精神、时代精神或民族精神来区分这两方面不同的内涵；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作区分，因为那个时代不允许他这样做。毋庸置疑，黑格尔体系中的合理因素和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面向现实社会寻找解释人类历史的钥匙，引导他向实践唯物主义前进。例如，黑格尔关于自我意识的本性是自由，自由意志必然诉诸实践的思想；黑格尔关于“使自身满足于自己的活动和劳动，这是个人生存的无限的权利”[27]的思想，与马克思面向社会现实本身去寻找思想，从物质生活的生产出发寻找解释历史规律的思想不谋而合。黑格尔的奴隶在对象化劳动中确立自身，实现其独立的自我意识，主仆关系因此而颠倒的辩证思想；黑格尔以绝对理念异化的形式说明劳动作为实践是实现人的类本质的必然途径的思想；凡此种种无不成为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精神营养。
青年马克思不满足于在黑格尔体系内原地踏步，他毫不留情地既批判黑格尔哲学中不合理的成分，又对青年黑格尔派一切歪曲黑格尔哲学的企图作坚决斗争。马克思以劳动创造人为理论基础，以实践本体论为历史观，以辩证法为方法论，以人的自由本性异化为出发点，深入社会关系的经济层面展开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深刻批判，论证扬弃私有制，建立一个消灭剥削的自由人联合体，是人的本性复归，个人意志自由发展的前提。这就是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领域汲取精华，扬弃糟粕，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并开辟实践唯物主义新哲学的内在思想发展路径。总体来说，马克思的思想境界在写博士论文期间就已经超越费尔巴哈。马克思真正掌握了开启黑格尔神秘体系的钥匙，获得了包藏在坚硬外壳内的全部珍珠，否则，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在1844年成了费尔巴哈派，转眼之间就在更高思想层次批判费尔巴哈，这样一个真正的思想“断裂”才是无法解释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确实对费尔巴哈做了很多赞扬：“只是从费尔巴哈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以后包含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经过思考加以阐述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28]对此又作何解释呢？
首先，马克思认同费尔巴哈在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立场上对宗教所作的批判，认同他对一般唯物主义原则的伸张，他们的观点基本一致；不过费尔巴哈的著作在马克思看来依然排在《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其次，马克思是在更高的思想层次上审视评价费尔巴哈，丝毫没有吹捧、恭维或追随之意。最后，马克思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已经超越了费尔巴哈，而这种情况并不罕见。恩格斯指出：“正是黑格尔使谢林意识到他已经不知不觉地超过了费希特有多远。”[29]恩格斯这个评语指黑格尔的《费希特哲学体系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一文，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与黑格尔的论文题目雷同，这很难说是巧合，学生追随老师才是更合理的解释。
马克思在1839-1844年达到的思想高度——社会生成的本原是实践；本体论的内在实质是辩证法；思维与存在可以通过实践达到同一；无论是人们在生产中的产品交换还是活动交换，都是人们的类生活和类精神；只有扬弃私有制才能根本解决人类本性异化问题；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这样的思想高度是费尔巴哈不能企及的。马克思的天赋睿智、对私有制内在弊病的犀利洞察、为人类解放事业牺牲奉献的崇高精神，是他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根本原因，这一点从他中学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可见一斑。黑格尔学派精英云集，各种学说层出不穷，却没有谁真正像马克思那样掌握辩证法的真谛，实现哲学史的伟大革命。信手拈来，具有深刻思想的黑格尔门徒不乏其人，例如：奥古斯塔·切什考夫斯基1838年发表了《历史哲学引论》，批判黑格尔哲学“只能事后解释历史，不能自觉地塑造未来；历史的主要动力不是思想，而是综合思想和行动的实践；今后哲学要成为实践的哲学，成为对社会生活施加影响并且指导未来发展的哲学。”[30]莫泽斯·赫斯1843年发表《行动哲学》，批判黑格尔哲学“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范围上都只是半个哲学，它以精神取代了行动，因而对实现哲学的原则无能为力；它只是过去的哲学，因而对未来置若罔闻。”[31]上述二人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深刻有力，切中要害，比费尔巴哈停留在感性唯物主义和抽象“爱”的人本思想更具时代感和革命性，因而对马克思走向唯物主义实践哲学的影响更大，但此二人却未能终成大业，唯有马克思真正继承和发展了黑格尔的学说，推陈出新，结出丰硕果实，深远地影响人类社会。
正是因为马克思洞悉了历史的秘密不过就是主客体相互作用，实践本体论就是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的发展过程；他才创造性地以实践消解两千多年悬而未决的思维与存在对立问题。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改造确实受到启发，将主语和宾语掉换，给辩证法动一个精巧的整容手术；但是马克思同样用辩证法作手术刀，对费尔巴哈则不是整容而是解剖。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辩证法是活的哲学，费尔巴哈感性唯物主义是死的哲学；前者是体，后者为鉴。我们通过比较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如何批判黑格尔便知马克思是否借助于费尔巴哈这个中间环节走向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始终围绕三点认识展开：一、“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理性化和现代化了的神学，是化为逻辑学的神学。逻辑学的本质是超越的思维，是被看成在人以外的人的思维”[32]二、“逻辑学只有不脱离所谓主观精神的时候，才是一种真正的、内在的科学。不能把艺术和宗教与人的感觉分开，不能把哲学与思维分开，不能把绝对精神与主观精神或人的本质分离开来。”[33]三、“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只有将人理解为这个统一的基础和主体的时候才有意义，才是真理。”[34]
在前二点，费尔巴哈将绝对精神或者当作上帝，或者当作主观精神，将两者毫无意义地对立起来。这说明费尔巴哈虽然听了黑格尔两年课，逻辑学甚至听了两遍，仍然不理解绝对精神。他始终认为思维本身便是主体，困惑于“从物质怎能产生精神呢？精神怎能产生物质呢？”[35]事实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既指自然界的潜在法则，又指人类意识的本质力量，绝对精神与上帝无关。在第三点，费尔巴哈提出思维不能在观念中与自身同一，这是有意义的。但是费尔巴哈仅仅在灵魂与肉体统一的层次理解思维与存在同一，而不是思维在实践中扬弃差异，在发展中逐步达到与存在同一。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费尔巴哈“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而“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36]。相比之下马克思则在绝对精神中发掘出劳动创造人这个主题，指出：“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37]。
两相对照，高下立见！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把人的本质仅仅看作为抽象的自我意识，指出黑格尔的自我意识通过外化设定的对象，其实就是自我意识自己，另一个“纯粹的抽象意识”，而不是感性的对象化存在。对马克思来说，自我意识则是一个有生命的本质力量存在物，这种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则是一种与他的本质有关系的存在物，是一个现实的却以外在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不属于它的本质的极其强大的“对象世界”，这个对象世界就是人的自我实现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即马克思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38]。
马克思针对费尔巴哈一味强调感性确定性，贬低意识的能动性，指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39]但是费尔巴哈仅仅将人看作“感性对象”，为了撇开人的意识能动性他不惜用“鲜血打印的图章”来保证自然界感性的“纯洁性”，因此人对自然界来说正像自然界对人一样，都是陌生的外在对象。与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是从“活动”去理解人和自然界。但马克思的“活动”不是黑格尔的抽象的精神的活动，不是笼统的世界精神、时代精神或民族精神，而是作为鲜活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即人的感性的生产实践，对象性活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既超越了费尔巴哈，同时也超越了黑格尔。
马克思指出：“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它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40]马克思从人的对象性活动出发理解自然界，人首先是自然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万事万物莫不如是。正如自然的本质力量可以实现为人，人的本质力量同样也可以实现为自然。动物只是被动地利用自然，只有人的自我意识既能利用自然，又能在对象化劳动中创造自然——大工业。因此，抽象的、脱离了意识的自然对人类来说也是无。马克思的高明之处，首先是用黑格尔劳动创造人的思想作为实践本体论的理论基础，将劳动从抽象的自我意识外化还原为血肉之躯的对象化实践，以此确立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其次，马克思将人的自由意志理解为感性劳动，从物质生产解释人类历史之谜，形成以生产劳动理论、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总体性历史观。再次，马克思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概念辩证法，解剖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发现商品二重性、劳动二重性、劳动力商品二重性，发展了劳动价值论，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最后，通过揭露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制之间不可调和的内部矛盾，马克思证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尖锐矛盾最终以经济危机的强制性来解决，这就注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至此，马克思完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建构，完成了哲学史的伟大革命——在实践基础上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的有机统一。
这就是实践唯物主义的黑格尔哲学基础和路径——马克思沿着黑格尔走过的道路，达到并超越黑格尔思想，在黑格尔哲学领域用黑格尔哲学范畴建构马克思哲学大厦。用卢卡奇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是黑格尔自己对康德和费希特的批判的直接继续和发展。因而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一方面，产生了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它坚持不懈地继续了黑格尔竭力要做而未能具体做到的事情。另一方面，也留下了著作体系的尸骸，供追腐逐臭的语文学家和体系炮制者去分享。”[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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