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初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论战”及其实质——基于现代化的分析视角
周 泉
摘要： 20世纪初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论战”根源于深刻的民族危机，它是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未来发展的不同政治见解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看，早期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这场思想论争同属于近代以来现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二者没有本质分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论是无政府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归根结底都是在近代中国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下，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对近代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不同探索之争。尽管二者在如何实现现代化道路的方法和手段上存在很大差别，但其最终指向都是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美好社会。
关键词： “无政府主义论战” 无政府主义 马克思主义 中国现代化道路 中国知识分子
一战后的整个世界处于社会政治风云变幻的历史过程中，各国都在经历巨大的历史变革。欧洲和日本成了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两个主要的中心，特别是先进思潮的传播中心。清政府被推翻之后，中国应该建立何种制度，走何种道路，才能挽救民族和国家危亡，才能真正发展中国，成为摆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现实抉择。革命和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处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中国，也处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是脱离世界历史进程，依旧固守旧有的制度和思维，还是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视野和大潮流中，寻找既遵循世界历史潮流和价值又符合中国国家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道路，这是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要追寻的答案。近代中国仁人志士在这种世界和中国局势相互碰撞的背景下寻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现代化的进程中，早期无政府主义从欧洲和日本被传入中国，并逐渐孕育了更具有革命性的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在现代化进程中，脱胎于早期无政府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早期无政府主义开始发生思想碰撞，并最终导致了20世纪初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论战”[注] 1919 年2 月，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在《进化》月刊上发表《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集产主义”(共产主义)进行了批评，表示: “我们极端反对马克思的集产社会主义”。同年5 月他又在《新青年》上发表《马克思学说的批判》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进行了批评。对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进行了回应。 1920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谈政治》一文以后，《新青年》杂志上逐渐出现了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文章，很多刊物都加入了讨论，一场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论战开始了。这场论战的爆发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严重关切和担忧，成为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一次重大事件。 。关于这场论战，学界有不同的思想评价。然而，不论我们对参与这场论战的双方观点持何种评价，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从无政府主义中孕育出来的。从现代化的视角考察，20世纪初的那场“无政府主义论战”与其说是主义之争，还不如说是现代化的不同进路之争。
一、无政府主义主张什么，要消灭什么？
近代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主要来自法国和日本，由留法和留日学生介绍和传播到中国，形成了20世纪初的早期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当时，对无政府主义在中国进行系统的理论传播的代表人物是师复。师复将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分为无政府共产主义和集产主义两派，其中，无政府共产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原名为Anarchisme(安其那主义)。师复对无政府主义下过定义，他认为，“Anarchisme(安其那)者，主张人民完全自由，不受一切统治，废除首领及权威所附丽之机关之学说也。”[注] 葛懋春，等：《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79页，第270页，第315页，第315页，第272页，第312页，第272页，第272页，第316页。 在《无政府主义浅说》《无政府主义释名》和《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这几篇文章当中，师复对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做了比较系统的概括。
第一，主张人的绝对自由，要求废除强权政治和一切法律制度。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政府作为强权的集中代表，是产生一切罪恶的根源。因而，无政府主义者要求废除政府。他们认为，“自有政府，乃设为种种法令以绳吾民，一举手、一投足，皆不能出此纲罗陷阱之中，而自由全失。”[注] 葛懋春，等：《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79页，第270页，第315页，第315页，第272页，第312页，第272页，第272页，第316页。 因此，他们主张“无一切政府，凡为统治制度之相关，悉废绝之”[注] 葛懋春，等：《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79页，第270页，第315页，第315页，第272页，第312页，第272页，第272页，第316页。 。无政府主义者还要求废除法律制度，他们强调法律并不能制止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主张“无一切法律规条”[注] 葛懋春，等：《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79页，第270页，第315页，第315页，第272页，第312页，第272页，第272页，第316页。 。无政府主义还主张废除军队，他们认为平民可以反对强权政治之决心自卫抵抗侵略。
第二，废除私产制度，实行按需分配的公有制。私有财产是产生剥削和不平等的重要根源。早期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于以成今日悲惨黑暗罪恶危险之社会。究其原因，则莫非私产制度为之阶，虽有法律曷足济乎？”[注] 葛懋春，等：《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79页，第270页，第315页，第315页，第272页，第312页，第272页，第272页，第316页。 他们认为，中国今日社会之黑暗和悲惨现实，皆因私有财产制度。所以，他们强调如土地、矿山、耕具、机器等都应该收归社会所有。而在废除私有制度以后，社会将实行按需分配制度，“劳动所得之结果，如食物、衣服、房屋以及一切用品，亦为社会公物，人人皆得自由取之”[注] 葛懋春，等：《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79页，第270页，第315页，第315页，第272页，第312页，第272页，第272页，第316页。 。早期无政府主义者虽然要求废除私有制，但是最后仍然将私有制的问题归结到强权政治，归结到政府的问题上。他们认为：“今世之所谓不道德行为也，然盗之源起于贫，人之有贫，由于富人之垄断财产，富人所以能垄断世界之公有财产而贫民莫敢谁何者，以有政府法律为之保护也，若无政府，则私有财产制度同时废绝。”[注] 葛懋春，等：《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79页，第270页，第315页，第315页，第272页，第312页，第272页，第272页，第316页。 所以，早期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问题的根本就是废除强权政治，废除政府。
第三，主张废除婚姻制度以及一切宗教及信条。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社会犯罪之原因，十有八九是因为争财或者争色。争财是由于私有财产制度，争色是由于婚姻制度，所以婚姻制度也应在废除之列。他们认为，所有这些现象之所以存在，都是因为由政府所产生的法律，所以他们强调：“若无政府，则私产绝，婚姻废，财与色均无可争，杀人之事又必绝迹于社会矣。”[注] 葛懋春，等：《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79页，第270页，第315页，第315页，第272页，第312页，第272页，第272页，第316页。 废除婚姻制度之后，男女可以自由结合，所生子女由公共养育院照料保养。早期无政府主义者不仅认为婚姻制度是强权政治的产物，而且认为，包括一切宗教信仰和社会信条都受到强权的影响，受到强权的奴役，而最后成为奴役人的制度设计。为了避免百分之一的不自由，就必须废除百分之九十九的制度设计。他们认为，对人的束缚废除得越是彻底，人就越是自由得彻底。只有人根据自己的自由天性自由结合、自由发展，“‘互助’之天然道德，得自由发达至于圆满。”[注] 葛懋春，等：《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79页，第270页，第315页，第315页，第272页，第312页，第272页，第272页，第316页。
1920年9月，在陈独秀发表《谈政治》文章之后，《新青年》杂志上逐渐出现了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文章，由此引发了这场“无政府主义论战”。其中，以黄凌霜为代表的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新青年》上互致书信进行了论战，系统地论述了各自的观点主张。双方主要在三个问题上具有不可弥合的分歧。
在日常管理中，只有规定的人员（主管人员或船长、部门值班员）和经过许可的人员才可以进入，如驾驶台，只有船长、驾驶员、值班水手和经过许可的人员才可以进入驾驶台，其他人未经许可进入就被视为禁止的。限制区域标识，必须保持清晰可见，一旦因保养被覆盖或年久掉色等，必须重新标识，保安巡逻过程中应重点对限制区域严格检查。
二、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什么，要消灭什么？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诞生之前，包括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共产党人都曾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等人陆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介绍到中国。由此，马克思主义在与其他思潮的碰撞中开启了在中国的传播历程。1920年11月7日，近代中国第一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刊物《共产党》杂志在上海创立。该杂志主要介绍和宣传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革命经验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阐明早期共产党人的主张。由于形势所迫，该杂志只发行了6期。在前4期中，早期共产党人系统论述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要实现的政治使命。
第三，关于生产与分配的问题。无政府主义主张“各尽其能，各取所需”，在生产领域反对有计划和集中统一领导, 主张维护分散、落后的小生产状态，把“ 一切生产机关, 委诸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管理”[注] 易家铖：《我们反对布尔扎维克》，《奋斗》1920年第2期。 。他们攻击有计划和集中统一领导限制了生产的发展，批判马克思的“集产主义”。所以，黄凌霜呼吁道：“我很希望大家不要奉集产主义为瑰宝，为家珍。”[注] 葛懋春，等：《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84页，第388页。 在这个问题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表明了他们的态度，那就是他们不反对“各取所需”，问题“乃是怎样通力合作，怎样使生产专业集中成为社会化，怎样使生产力大增产品极大充裕，使人真能各取所需”[注] 《无产阶级专政》，《新青年》1921年第6期。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 才能克服生产的盲目性, 使社会上的供求相适应, 不至于出现经济危机的现象。李达认为：“无政府主义的生产组织，有一种最大的缺点，即是不能使生产力保持均平。要使各地方各职业的生产力保持均平，无论如何，非倚赖中央的权力不可。”[注] 江春：《社会革命底商榷》，《共产党》1920年第2期。
第四，号召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共产党，执行反对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共同任务。很多早期共产党人都曾信仰无政府主义，并且是从无政府主义逐渐转变而来的。这就决定了二者在某些方面仍有共通之处。虽然无政府党和共产党在某些政策主张方面存在差异，但是二者都自认肩负反对私有制和推翻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有共产党人撰文称：“无政府党是我们的朋友”[注] 《无政府主义之解剖》，《共产党》1921年第4期。 ，号召联合无政府主义者共同起来推翻资本主义。这说明了二者之间的共同利益。早期共产党人不仅号召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共产党，也号召有觉悟的无产者和农民加入共产党，而不要执迷于无政府主义的激情。在推翻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问题在于，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把自己作为推翻资本主义的绝对领导，而希望对方服从和加入自己的革命队伍。这个问题在真正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议程摆上台前之前还没有显得过于重要，直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代表马克思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胜利使得双方的理论争论在各个方面开始扩大。
伴随着重构视图的增加，通过计算得到的表示相机位姿信息的旋转矩阵、位移向量和三维点云信息累积的误差会越来越大，会导致重建结果与实际偏差较大，故引入非线性优化算法光束平差法来优化相机的内外参数以及特征点的三维坐标数据。算法使用最小二乘法减小图像中观测点像素坐标与预测的像素坐标之间的误差，原型表示为式（14）
第二，中国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建立工农联盟，采取暴力革命方式夺取政权。早期共产党人比较强调有觉悟的无产者和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认为，无产者在革命中处于领导者地位，贫困农民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帮手。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就是在少数先进无产者的领导下，发动了广大农民对革命的支持，最后取得胜利，建立了俄国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早期共产党人同样认为，中国的劳动者在国内和国外受着资本家的双重压迫，要解放他们，必须走俄国道路。他们认为，在社会的经济结构中，革命的积极因素在“有觉悟的无产界和贫苦的农民党内”，他们是革命的有生力量，通过把他们纳入共产党组织，建立共产党支部，革命便能积蓄力量，所以， “苏维埃政府的成功，惟有靠他们。”[注] 《共产党同他的组织》，《共产党》1920年第1期。 早期共产党人也接受了俄国十月革命武装夺权的办法。他们认为：“对于一切群众运动，共产党都要想法化之为革命行动、革命的目的和手段。”[注] 《共产党同他的组织》，《共产党》1920年第1期。 从俄国革命实践和本国实际情况出发，早期共产党人坚信中国革命非走俄国暴力革命的道路不可。
第四，主张通过报章杂志的鼓动宣传来发动平民革命，以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师复认为，当今中国之所以落后于欧洲强国，是由于思想的落后。“若就今日之中国而言，则最要者莫如急起直追，致力于传播，庶免欧洲一旦有事，而东方传播尚未成熟，反足为世界进化之梗也。”[注] 葛懋春，等：《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16页，第316页。 所以，无政府主义者特别强调革命主义的传播，最后通过掀起平民革命，也就是世界大革命来促进革命成功，促进自由的新社会到来。在革命方式方面，无政府主义者不反对暴力革命，但是反对有组织的暴力革命，强调无组织无中心领导的暴力革命，认为这种革命的发生是源于民众革命意识的觉醒，而不是有组织的领导宣传。他们主张“用报章、书册、演说、学校等等，传播吾人主义于一般平民”[注] 葛懋春，等：《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16页，第316页。 ，使得多数人知道无政府主义的真理，使人们了解到将来组织的完善和人们互助的美德。在传播无政府主义的过程中，无政府主义者还主张通过暗杀、暴动等手段来传播革命思想。
三、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争论的分歧是什么？
当水浴温度的滞后时间常数τ提高30%时，采用常规控制方法则使系统发散，而采用Smith预估的串级控制系统的控制品质仍然良好，如图5和图6所示。
第一，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核心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从反对一切强权的自由观出发，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任何的国家和政治组织，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他们认为，强权随时随地都会被人利用用来侵占别人的生存、剥夺别人的自由。因此，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和一切强权，认为这是限制个人自由、制造不公平和破坏和平的罪恶的源泉。黄凌霜甚至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共产党内知识分子专政的面具。”[注] 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孙宜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09-210页。 与之相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的国家与剥削阶级的国家存在区别，无产阶级专政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它是未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政治基础。陈独秀指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注] 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1920年第1期。 从阶级斗争的必要性、资产阶级的顽固性和人性的改变需要强权这三个方面出发，陈独秀得出了“强权本身不是罪恶”的结论。所以，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上，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是存在巨大分歧的。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无产阶级专政直接违背了无政府主义者消灭一切强权的理想；相反，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却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经过渡阶段。
第二，关于自由与纪律的问题。“绝对自由”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核心追求。围绕着“自由与纪律”的问题，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激烈交锋。早期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个人自由的绝对实现必须消除纪律对人的强制约束。区声白认为，无政府主义社会是“自由组织的，人人都可自由加入，自由退出，所以每逢办一件事，都要得人人同意，如果一个团体之内，有两派的意见，赞成的就可执行，反对的就可退出，赞成的既不能强迫反对的一定去做，反对的也不能阻碍赞成的执行，这岂不是自由吗？”[注] 《讨论无政府主义》，《新青年》1921年第4期。 所以，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自由和纪律之间是没有矛盾的。黄凌霜反而批评马克思主义“以国家为万能，所以蔑视个人，故变成极端干涉主义。由此可见，集产社会主义为个人主义的敌人。”[注] 葛懋春，等：《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84页，第388页。
与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相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个人的绝对自由不仅对革命极端有害，而且也不可能存在。他们指出，只有推翻现行的剥削制度、改造旧社会制度，才能实现个人和社会自由。陈独秀反问道：“试问数千数万人的工厂，事事怎可人人同意，如不同意，岂不糟极了么？”所以，陈独秀认为，但凡有社会组织的地方，就必须有合理的社会制度，即使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也必然是这样。所以，他认为无政府主义“尊重个人或小团体绝对自由”的精神最好是用于艺术和道德方面，在政治经济方面无政府主义便“完全不适用了”[注] 《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1921年第3期。 。
第三，推翻资本主义政权之后，建立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早期共产党人认为，劳动者解放自己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阶级斗争从资本家手中夺取权力并建立自己的政权，创立一个没有国家的社会，但这个社会必须以保证资产阶级不再复活为前提。至于为什么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早期共产党人认为，资产阶级被打倒之后，旧社会组织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私有制，不会甘愿服从公有制，根深蒂固的东西还在。这样，就必须采取专政手段，来保证旧社会向新社会的逐步过渡。在《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这篇文章中，早期共产党人明确地指出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那就是“不实行劳农专政——我们底共产主义——资本阶级底一切势力就除不掉；资本制度的根就拔不掉的；资本制度的根，既拔不掉，那么，什么改造都做不成。还说百年以后才有可能性实现的无政府主义了。这就是我们主张共产主义的第一理由”[注] 《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共产党》1921年第4期。 。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始终是早期共产党人坚持的核心主张，这也是后来和无政府主义者论战中争论的一个焦点。
自由与纪律的问题与无产阶级专政的争议本质上都关涉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自由问题。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无产阶级专政代表强权的存在，代表纪律的约束，所以无政府主义者强调废除纪律。这也隐含了其一贯的废除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自由和纪律是统一的，没有纪律的保障，人是没有任何自由可言的，所以，也必须有纪律的存在来保证人和社会的自由。这也隐含了将无产阶级专政视为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先决条件的价值追求。
第一，改造旧社会的首要任务是打破人们对资本制度的迷梦，使人们接受共产主义。早期共产党人认为，中国的首要任务是推翻资本主义，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在《共产党未来的责任》这篇文章中，早期共产党人就已经知晓，改造旧社会的最大障碍就在于破除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的幻想。所以，“打破从前资本制度的迷梦，勉励他们有自信的能力，来改造这个社会”是共产党当前最紧急的任务。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罪大恶极，它奴役人的身体，摧残人的精神，共产党人要改造旧社会，使人们接受共产主义的新社会，就不能不推翻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观念。而且早期共产党人坚信，他们必然推翻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末日快要到来了”[注] 《共产党未来的责任》，《共产党》1920年第1期。 。在《共产党的出发点》中，早期共产党人明确地阐述了运动目的，他们认为：“共产党的目的在建立新的社会制。”[注] 《共产党的出发点》，《共产党》1920年第3期。 共产党就是要澄清一个事实：共产党人不是要改良资本主义，而是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
对生产和分配的批判也涉及了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同政治哲学。无政府主义者对自由的绝对强调和对强权绝对排斥，坚决反对任何带有强制性的生产和分配行为，而且认为这些活动应该交由实现了完全自由的自由人联合体来执行。而马克思主义者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社会生产必须首先由中央计划协调和管理，只有在中央的计划管理下进行生产和分配，人们才能得到最大的平等和公平。也只有这样，在落后的社会生产条件下，社会物质生产才能慢慢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物质极大丰富，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共同倡导的“各取所需，各尽所能”才能真正实现。
四、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争论的实质
无政府主义者和早期共产主义者之间的争论既有许多差异，也有很多的共识。尽管二者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但是双方在这场争论中最终要实现的目标却是根本相同的。如果抛开双方在实现自由人社会的手段上的分歧，而站在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视角上来看待这场“无政府主义”争论，我们有理由相信，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在看似巨大的分歧下也有着共同的根本的诉求，那就是：双方在寻求近代中国民族独立、国家自强、人民解放的现代化根本目标上是相同的。
第一，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共识与分歧。1920—1921年，区声白和陈独秀争论的中心问题是早期共产党的专政制度及其在纲领中将“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直接理想。区声白反对这个纲领，他发自肺腑地讲道：“一个真正的革命只能通过自愿的联合才能实现，只有这种才能保证革命完成它的自由共产主义的目标。”[注] 《讨论无政府主义》，《新青年》1921年第4期。 和其它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区声白革命概念的核心是：在革命进程中改变社会意识。这样，革命最终发生时，就不需要强制手段了。他相信革命的目的不是创造新的阶级统治，而是先要消灭所有的阶级，也消灭国家和政治的需要。这和马克思主义者是一致的。所以，他们坚决地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成为一种手段，它会是复活旧社会的罪恶。而共产主义者则认为，他们没有必要解释他们提出的与无政府主义者一致的目标(推翻一切阶级压迫)是如何通过不一致的方法来实现的。相比无政府主义者对目标和手段所赋予的道德诉求，早期共产党人不仅关注终极目标，而且还关心直接的革命策略。他们从更现实的角度去处理目标和手段的关系。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政府主义的目标是高尚的，但是他们没有现实的革命策略，他们不承认阶级斗争和革命行动的必要性，甚至不承认革命必须有一个过渡阶段。1920年，目标和手段问题成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无政府主义者攻击共产主义者的重要武器。与之相关的革命策略问题也成为双方的重要分歧。总结可以发现，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对于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双方是没有分歧的，都要求废除资本主义一切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废除一切压迫，实现共产主义。问题在于，如何彻底和根本废除这种压迫关系，实现人的自由发展，无政府主义从人性善出发，主张通过教育，使人走向自我联合，在没有任何中介的情况下实现资本主义的立即废除。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则从人性恶出发，认为革命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革命后需要一段时间清理历史遗留下来的东西，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这个过渡。
发酵温度：加入冷水的瞬间，会抑制乳酸菌和酵母菌的生长。添加的水的温度大于20℃，可有效控制沙门氏菌、大肠杆菌等有害细菌浓度。
第二，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本质上是现代化道路之争。区声白道出了很多无政府主义者的心声：无政府主义者强调革命过程和结果的道德基础。他们坚信，在社会革命的进程中，目标和手段是不可分离的，有害的手段必然导致有害的结果，自由不能通过专政来实现。无政府主义者并不主张个人高于社会，而是反对忽视个体的社会安排；他们并不否定所有的社会机构，只是反对那些强制性的机构。因为他们认为强制性的机构扭曲了人本质的社会性而使他们为了追逐个人利益互相攻讦，使社会从一个真实存在的王国变成局部利益彼此冲突的王国，而这些冲突最后只能依靠强制性才能解脱，所以，无政府主义者主张通过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分别打破社会权力机构和消灭个人权力和顺从习惯，最终恢复以人的天然美德为纽带的人与人的自由联合,建立和谐互助的新社会。
可以看出，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强权政治，主张人民绝对自由不受限制；主张消除在个人关系中起媒介作用的组织，使个人和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自由发展，不受压制。近代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根源于深刻的民族危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昌盛的时候，也正是无政府主义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社会革命思想之时。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来源于作为全球性运动的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衰落，也是因为无政府主义作为全球性运动衰落的结果。这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逐渐取代无政府主义成为社会革命最佳理想而导致世界范围内无政府主义衰落是一致的。我们反对把无政府主义简单定性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而忽视无政府主义中所蕴含的民主和自由思想对当今的意义，其对个人主体性的强调，对于我们正确处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仍有着积极的意义。从本质上来看，不论是无政府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归根结底都是在近代中国民族危亡的严峻情况下，知识分子探索符合中国国情，促进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方案，它的最终指向是共产主义，价值皈依是人和人之间的自由、民主和平等。
按照SA指数的25%、50%、75%分位数，将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分为4个等级。统计所有公司在观测年度内的等级变化情况，计算每个企业最高等级与最低等级的跨度。跨度为0级的企业占企业总数的44.37%，跨度为1级的企业占比50.29%，跨度超过1级的企业占比5.34%。统计结果显示噪音较少，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并没有发生频繁变化，SA指数分类结果稳定。
回溯历史，从来没有任何一段中国历史像中国近代历史一样，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如此大的社会变革和震荡；也从来没有任何一段中国历史像中国近代历史一样，使中国被卷入世界历史发展的洪流中，而遭受千百年来未有之羞辱。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百余年的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遭受奴役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奋起反抗、抵御外侮的历史。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历史，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那里逐渐汇集成了一股寻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现实力量，这就是20世纪初处于风雨飘摇中的中国人对现代化道路的理论追寻。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诉求中，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产生了影响力，而后与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走向何处的现代化道路问题上发生争论。如果从现代化的视角来审视整个近代中国的发展历史，近代中国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一段探索和实践现代化道路的历史。由此，早期无政府主义的争论也只是这个现代化道路之中的一段探索。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从来没有给我们提供一成不变的结论，一切历史都要在发展中向前推进，一切历史也都要在前进中继续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更不是头脑中的乌托邦幻想，它也需要以解放的思想和开阔的思维在实践中不断向前推进和继续探索。
3）大数据时代相关技术的产生充分考虑了数据处理效率、处理方式和处理后的实践应用效果等因素，如无线网络技术和数据挖掘技术等，都在数据高效处理中发挥着自身的应用优势。同时，在加快我国城乡建设步伐，促进城乡规划学发展的过程中，也需要考虑大数据时代对这类学科产生的影响，促使该时代背景下城乡规划学走向计量化的过程得到相应的支持，并明确与之相关的机遇和挑战。
[收稿日期] 2019-03-09
[作者简介] 周泉，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北京 100871
(责任编辑：王云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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