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跨越与局部跨越——社会形态演变顺序性与跳跃性问题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形态论文,新论论文,局部论文,性问题论文,顺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整体跨越和局部跨越：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两种跳跃性的论述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社会形态演进的跳跃性一般会出现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整体跨越，另一种是局部跨越。关于这两种可能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中有比较详尽的论述。无论是在前资本主义（即农村公社完整存在）还是在资本主义已经有一定发展（即公社尚有一定残存）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于俄国未来发展前途的问题上，都提出了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从而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即相继提出了俄国社会形态整体跨越和局部跨越这两种可能性。
所谓社会形态的整体跨越，即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隔代跨越，其要义是“不经过”。整体跨越只能在隔代社会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这就要求，首先要有两个以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同时并存；其次，其中有两个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中间隔着一个甚至数个发展阶段，这样的两个社会互为隔代社会①。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讨论社会形态整体跨越的问题。
马克思在关于俄国社会发展前途的思考中首先提出的就是社会形态整体跨越的可能性。对于俄国公社的前途，马克思分析了两种趋势：一种是“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另一种是“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苦难”的可能性。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指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② 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明确对那种“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的观点予以了批驳，这一批驳显然是对第二种可能性的理论论证，蕴涵着对实现第二种可能性的主观愿望。
所谓社会形态的局部跨越，即一个社会在进入某一社会形态后，虽然凭借自身力量尚不能超越固有的发展阶段，但依托比自己高一级的社会形态的牵引，不再需要完整经历这个社会形态的全部发展阶段，而跃升到高一级社会形态的过程，其要义是“缩短”。“两个社会如果不是隔代社会，而是两个阶段互相衔接的不同阶段的社会，如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那么在高级社会的牵引下，低级社会也会缩短发展进程，较快地赶上高级社会。”③
马克思在对俄国提出社会形态整体跨越的设想之后，又提出了社会形态局部跨越的理论。局部跨越的设想之所以提出的客观前提是资本主义在当时俄国已经获得了一定发展而俄国公社尚有一定的残余。在1882年1月《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④ 1893年2月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恩格斯尽管认识到俄国农村公社正在衰败的事实，并表示社会形态超越的可能性“正在逐年减少”，但仍然作了这样的表达：“我们只能希望我们这里向更好的制度的过渡尽快发生，以挽救至少是在你们国家一些较边远的地区，挽救那些在这种情况下负有使命实现伟大未来的制度。”⑤ 在1894年1月《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恩格斯虽然对“公社是否还能得到挽救，以致在一定的时刻，像马克思和我在1882年所希望的那样，它能够同西欧的转变相配合而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这个问题表示不能予以回答，但还是指出：“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要想保全这个残存的公社，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⑥ 恩格斯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所明确的是，资本主义虽然在俄国已经展开，但仍然保持着希望通过革命创造占有西方现代化肯定成果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动机。可见，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虽然用社会形态局部超越的设想修正了原先社会形态整体超越的设想，但在俄国社会发展前提的问题上一直未曾否定过实现社会形态跨越的可能性。
实现跨越的社会形态目标是一个必须深入讨论的问题。因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无论是整体跨越还是局部跨越，所要达成的社会形态并不是一个现实的存在。也就是说，社会形态跨越的目的地还只是一个预设的目标。之所以如此，绝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于社会形态跨越问题上一个无意的疏漏，而是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理解相一致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由大工业带来的后果，是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是由于随之而来的不可遏止的竞争，是由于目前已经完全成为世界市场危机的那种日趋严重和日益普遍的商业危机，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形成和资本的积聚，是由于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共产主义作为理论，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种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⑦ 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是一项全球性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而不可能在某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独自实现。马克思对俄国社会跨越的思考始终是和欧洲革命联系在一起考察的，俄国社会跨越是以西方革命胜利并首先进入未来社会为条件的。
二、世界历史与社会形态跨越
1881年2月和3月，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和复信中在明确表示对俄国社会形态跨越可能性的同时，也审慎地提出了俄国社会实现整体跨越所需要的条件：“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⑧“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⑨ 无论是社会形态的整体跨越还是局部跨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讨论其可能性时都极端强调了外部条件的重要性。他们特别指出实现这种可能性的关键前提是西欧革命的胜利。恩格斯在1893年2月致丹尼尔逊的信中明确指出：“实现这一点的第一个条件，是外部的推动，即西欧经济制度的变革，资本主义在最先产生它的那些国家中被消灭。”⑩ 在1894年1月《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恩格斯进而重申：“对俄国的公社的这样一种可能的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11) 俄国革命的意义在于，“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从公社那里还是从资本主义那里，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12) 这里，西欧革命的胜利是作为牵引力的意义而存在的。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强调外部力量的推动中可以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孤立地探讨俄国社会的未来命运的，而是把俄国农村公社的前途命运与它所处的时代环境联系在一起，始终在世界历史和资本全球化的框架内分析俄国社会的发展前途的。由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使得我们思考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命运都必须将之置于世界历史的视野之中。换言之，只有在世界历史的条件下，俄国社会的整体跨越和局部跨越才有纳入理论分析的可能性。倘若孤立地审视俄国社会的前途，是不可能获取关于整体跨越和局部跨越的可能性的。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空间视角看，地球上的人类社会最初是在一些互相离散的点上发展起来的。从一些互相离散的点发展到布满全球是一个各人群集合体逐步汇流的过程。人类社会开始布满地球上可以占用的球面与工业革命同时发生。大机器生产的出现使人类改造和影响自然环境的能力空前提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商品交换关系迅速向全球扩展，人类社会的汇流过程此时便发展成为全球化的过程。(13) 资本的全球化开创了世界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论著中对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4)“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5)
世界历史仍然在发展过程中。全球化只不过是世界历史发展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是西方资本在全球掠夺财富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全球化不仅仅是一个地缘概念，也不仅仅是一个空间规定性的概念，更是一个涉及人类各个构成部分之间交往程度的概念。世界历史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的重要依据。共产主义是资本全球化和世界历史的必然结果。正是资本全球化，构筑了马克思的历史地平线，也构筑了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基本图景。并且，资本的全球化造就革命的全球化，始终是马克思坚定的信念(16)，以此为基础，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17)。
只有在世界历史所导致的全球交往实践的视野中，无论是社会形态的局部跨越还是整体跨越这一类的问题才会被浓墨重彩地提上议事日程。正因此，有的学者将“不同发展阶段的并存社会互相交往”列为社会形态跨越的重要条件。(18)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的第十九个问题中就指出：“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个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同时，这些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19)。这里，“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的论断业已蕴涵着依托全球交往的历史条件，一些国家可以实现历史性跨越的思想。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但由于非工业国家由于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大工业发达国家也影响着或多或少非工业的国家。“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20)。
资本主义不仅开创了世界历史，而且也在客观上为一些国家实现历史性跨越创造了更多的历史机会。正是这种全球性交往实践，构成了俄国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逻辑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之所以反复强调俄国农村公社与西方生产的同时存在，一个重要的目的是“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21)，为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显然，只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能为达到这一目的提供实现的可能，才是实现俄国占有资本主义一切积极成果并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性因素。
三、社会形态跨越和生产力跨越
无论是社会形态的整体跨越还是局部跨越，都不可能是生产关系的单兵突进。社会形态的跳跃和生产力的跨越是一致的，其一致性具体体现在社会形态的跳跃以生产力的跨越为前提和条件。只有在生产力获得跨越的基础上，社会形态的跨越才具有坚实的基础。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跨越的不仅是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力。当社会形态获得了质的提升以后，生产力必须相应地呈现出与之相协调的局面。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历史发展阶段（即以某种生产关系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态）可以超越，但它所达到的生产力是不能空缺的。如果说社会形态的更迭可以发生跳跃的话，那生产力的相应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在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当马克思设想俄国有可能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时，指的是它的所有制形式而不是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成就。”(22) 虽然马克思关于俄国社会跨越发展的思想主要不是直接针对生产力问题而言的，而是在探讨社会历史理论尤其是社会发展理论过程中加以阐发的(23)，因此无论是局部跨越还是整体跨越，所指向的都是以生产关系和社会发展阶段为基本内容的社会形态而非直接地指向生产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忽略了生产力的因素，生产力与社会形态毫不相干。生产力的跨越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跨越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全球化的发展，使生产力的跨越获得可能性。马克思指出：“某一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另进行；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24) 马克思这一论述的意义在于，在资本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所拥有的生产力不仅不需要担心“从头开始”，而且，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直接获取。马克思就指出：“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难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孕育期吗？”(25) 这就说明，在一定历史时代中，某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生产力基础既包含着该民族和国家现有的生产力，也包含着和它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的高于它的生产力。一个民族和国家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把同时代其他民族和国家的生产力转化为其由以活动的生产力基础的内在成分，主要取决于两个相互联系方面的原因：一是每一个民族和国家内部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二是各民族或国家生产力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深度和广度。(26)正是由此，马克思认为：“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27)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马克思那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是建立社会主义的重要前提。20世纪初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是在俄国资本主义已经有一定发展的条件下进行的。由于西欧革命的低落，并没有造成世界整体性革命的局面，当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从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时，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占有资本主义的肯定性文明成果这个必需的条件，实际上转化成夺取政权后的俄国无产阶级必须独立面对并需要加以解决的历史课题；另一方面，外部力量的支持也不得不转化为自身力量的努力。就此而言，列宁视野中的跨越与马克思设想中的跨越就有了一定的分歧。
在列宁那里，我们只能看到生产关系的改造，并没有能够看到西方发达生产力的直接引入。更需要具体分析的是，革命胜利后的俄国还必须面对与马克思所设想相反的现实局面：其一，在资本全球化世界中的孤立无援造成的巨大压力和经济上的封闭性；其二，技术—经济先进的资本全球化与技术一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世界的对峙。(28) 当我们承认这种跨越依然没有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也必须面对这一个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如何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应该如何看待这个矛盾呢？当实现的前提转变为努力的目标和奋斗的任务时，这种倒置使得作为辩证法大师的列宁也相应地提出了一个倒置的解决方案。他说：“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29) 需要强调的是，列宁的这一逻辑并不是对马克思的否定而另搞一套，这一变化并没有否认社会形态跨越与生产力的一致性，只不过在表现形式上发生了重大变化。生产力的跨越由此演变为现代性的内在超越的课题，即“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命题。
四、社会形态更替的顺序性和跳跃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俄国社会发展前途提出的设想并没有改变他们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恰恰相反是以此为前提的。只要我们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基于世界历史的视角和历史辩证法的态度，就会承认，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某一国家或地区在社会形态演变这个问题上所发生的无论是整体跨越还是局部跨越，都没有违背社会形态演变的规律性。
唯物史观所包含的社会形态更替顺序性的观点是以生产力的继承性为根本依据，从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角度所作出的科学结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物质资料生产“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即使感性在圣布鲁诺那里被归结为像一根棍子那样微不足道的东西，但它仍须以生产这根棍子的活动作为前提。”(30)“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31) 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作为最终起决定意义的力量的确认，要求我们既不能因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偶然性而否认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也不能因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非连续性而否认社会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在这个问题上，历史辩证法的正确运用无疑是最为重要的，离开了它，我们就难以实现对社会形态更替的顺序性和跳跃性关系的正确把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不仅社会形态的演变具有多样性的表现，同一种社会形态在不同民族和国家也反映出多样性的特征。换言之，社会形态不仅在社会历史发展的纵坐标上表现出顺序性和跳跃性的关系，而且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横坐标上也表现为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在讨论社会形态更替的顺序性和跳跃性的关系之前，我们应注意到同一社会形态在各个国家所具有多样性的表现形态。马克思指出：“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32) 同一种社会形态的多样化表现是社会形态的常态而不是非常态的表现，并不否认同一社会形态中共同的本质。对于社会形态的顺序性与跳跃性的关系的把握也应该持有这种态度。
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一个直线的运动，多线性的曲折发展是社会形态演变的常态。马克思从世界历史的视野出发，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反对把他的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他指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这些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33) 列宁则进一步明确：“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34)“世界历史的发展是按着总规律进行的，这不仅丝毫不排斥在形式或顺序上有所不同的个别发展阶段，反而预定了要有这样的发展阶段。”(35) 列宁还认为：“设想世界历史会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出现大幅度的跃退，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36)
社会形态演变的顺序性和跳跃性关系的正确认识，始终要求我们站在辩证法的高度上来把握。顺序性和跳跃性的一致性由社会形态发展总趋势所决定。大量的历史事实表明，人类生存的点越是孤立，越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点上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顺序就越具有共同性。(37) 随着世界交往的出现和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跳跃性就在顺序性的基础上呈现出自己的样态。从总体上而言，社会形态的跳跃性并不否认或排斥社会形态的顺序性，跳跃性不仅以顺序性为依据并且是对顺序性的证明。一个国家虽然经过社会形态的局部跨越或整体跨越，或者出现一定时期内的社会形态倒退的现象，从社会形态发展的总方向看，任何一个国家社会形态的演变都不可能是逆向而动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尽管并不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完整地依次演进，但它的发展方向同世界历史总的顺序是一致的。”“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可以超越某一历史阶段，但它的历史运行线路，不可能是同马克思揭示的历史规律相反的逆向运动。”(38) 强调社会形态的顺序性并不意味着对各个国家和民族提出必须经历五种社会形态的要求。有的国家虽然没有严格按照五形态的顺序依次演进，但并不能以此为根据否定整个人类社会的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发展过程。进一步而言，社会形态的顺序性和跳跃性属于不同层面的两个问题，缺乏对这一点的把握就会使我们对这两者关系的理解陷入混乱。讲社会形态的顺序性是以整个人类社会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为对象的。虽然有的国家依次经历了五种社会形态的演变，但唯物史观说明社会形态发展的顺序性并不是绝对地以某一个国家社会形态演变的历史为主要根据的，而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社会形态发展加以总体性把握所得出的结论。拘泥于历史发展过程的个别现象，孤立地从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形态发展史的特殊性出发，由此否定整个人类社会社会形态发展的普遍性，是没有真正把握历史辩证法的结果。
倘若我们将概括社会形态演变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概括为“一”和“多”的关系的话，“一”和“多”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能作分离或割裂式的理解。恰是“一”制造了“多”；没有“多”，也就没有“一”，“多”“多”归“一”。
注释：
① 参见李延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未来世界——科学共产主义原理》，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页。
③ 李延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未来世界——科学共产主义原理》，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4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0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3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 995年版，第775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4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1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0—451页。
(13) 李延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未来世界——科学共产主义原理》，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
(16) 参见任平：《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9—40页。
(18) 参见李延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未来世界——科学共产主义原理》，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116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5页。
(22) 陈先达：《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6页。
(23) 参见丰子义：《发展的反思与探索——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阐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7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108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2页。
(26) 参见叶险明：《“知识经济”批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4页。
(28) 参见任平：《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页。
(29)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32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2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92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页。
(34)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0页。
(35)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32页。
(36)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4页。
(37) 参见李延明：《在历史的序列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9页。
(38) 陈先达：《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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