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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刊《新左翼评论》第55期(2009年1—2月号)发表了弗朗西斯·马尔赫恩(Francis Mulhern)纪念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一书发表50周年的文章。文章回顾了《文化与社会》一书在历史上经历的各种评论，展现了不同历史语境与视角下这部经典之作给读者带来的不同启示。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对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一书进行任何形式的回顾，都应当首先承认这本书已经历了一个悠久而清晰的回顾史。众多学者都曾回顾过这一著作，而这样的回顾也每十年就会出现一次，且每次在本质和侧重点上都有所不同。
最著名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那些回顾：特里·伊格尔顿的回顾不仅是最为著名的，还可能是最具影响力的，然后是那些构成《政治与文学》一书的访谈。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我们可以说伊格尔顿和威廉斯——当然还有我——在《新左翼评论》上发表的访谈文章都在试图最大程度地延续《文化与社会》与之前的英国文化批评间的谱系关系，并努力减少其与威廉斯最初曾热衷于、后一度放弃、而如今又以新的、意外的方式发现的某一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联。这组访谈的特征就是“左倾利维斯主义”(即改良主义)。
讨论的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更为复杂。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对其著作提出质疑的新标准，因为对种族、种族主义和妇女的从属地位的批判在文化理论和政治学中已取得中心地位。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1988年威廉斯的去世，这或许本应是个忘记他的时代。因为他的去世，有关他的著作的论述激增，当然这是在新的形势下。《文化与社会》当然也被人广泛地提及，但只是纪念性的。
然后是90年代初期苏东集团的崩溃以及西方许多国家共产党的重组或解散。在英国，与之相伴的是社会自由主义思潮在日渐衰落的工党中的不断高涨以及消费文化高潮的到来。在这一无望的时刻，《文化与社会》展现出其最为激进的一面(这与其同时代作品——霍加特(Hoggart)的《文化的用途》高度吻合，因此二者经常被错误地相提并论)。威廉斯的核心观点——关于社会化劳动的内在的历史创造性——或许从来没有像它在90年代看起来如此鲜明。
超越浪漫主义
《文化与社会》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威廉斯著作的译者们都有自己的判断。1965年，赫伯特·马尔库塞将其在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作品重新结集出版，书名就是《文化与社会》，其中包括法兰克福学派批评理论的经典之作《论文化的肯定特性》。几年后，这部作品出了名为《否定》的英文版选本，威廉斯在《剑桥评论》上为其撰写了书评。这也是他就《文化与社会》所写的最早的、或许也是最不具影响力的回顾文章。
威廉斯书评的标题《论如何阅读马尔库塞》清晰地表达了他的兴趣所在。他不仅是在写马尔库塞，同时也是在写马尔库塞的读者，这个读者就是他自己。评论的开篇，作者用词谨慎，特点鲜明——强调了共同的政治责任，同时在思想上保持了距离。“我认为他更多的时候是错的而不是对的，”威廉斯说，争论超越了观念层面进入到形态和精神层面：“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迥然不同，不管是在经验层面还是在精神层面。”但威廉斯的阅读并未停止，他带着“兴趣和喜悦”向读者报告由英国通往这一截然不同的思想世界的“可能桥梁”。通常大家都把这一言论归为岛国经验主义的实例。但是，威廉斯在这里构筑的故事扣人心弦、与众不同。他认为，这篇论述文化的肯定性的论文最让人感兴趣的就是“它的分析与《文化与社会》的中心论题密切相关，二者均为历史研究，处理的是同样的问题”，尽管它们来自“不同的大陆国家，所用方法与语言都不尽相同”。威廉斯把跨越“鸿沟”的阅读描述为“心智解放的美妙时刻”。他引用了马尔库塞对肯定性文化的评论，并声称：“马尔库塞关于文化观念的根源和作用的结论和我的是完全一致的。文化的观念是工业革命后在英国发展起来的，那时，我们对德国的思想格外熟悉，特别是通过柯勒律治和卡莱尔的介绍，而马尔库塞的论述也正与此密切相关。”他兴高采烈地说：“在这里有长期疏远之后又相见的亲切感。”
这是一个浪漫的时刻，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浪漫意味着不断地向其施加压力的作家身上，这或许令人吃惊。在这一方面，处于核心地位的历史主张同样是强有力的。虽然威廉斯记录了他与马尔库塞之间的许多不同，但二者的思想却具有严格的、重要的概念相似性。二者都对文化观念进行了批判，认为其是资产阶级文明的核心话语构成。与马尔库塞相比，威廉斯更倾向于文化的肯定性，而马尔库塞的辩证法发展到后来则将自由主义文化与法西斯主义文化等同了起来。因此，我们有理由为马尔库塞也将其著作命名为《文化与社会》而感到遗憾，为该书在导言中使用“文化观念”这一概念而感到遗憾，因为它清晰地向我们表明这部著作的目的是破坏性的。
早期威廉斯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的客观并行具有历史特殊性，它不只是一个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对另一个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回应，而且也不像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受制于年代排列顺序。马尔库塞对文化肯定性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37年。阿多诺的优秀后续之作《文化批评与社会》的草稿完成于40年代初，并于40年代末首度出版。同样植根于战后这一时期，《文化与社会》中最主要的批评概念在1949-1952年间逐步成形，对此，《文化的观念》一文作了详细论述。众所周知，法兰克福学派得益于早期卢卡奇的思想。因此，值得强调的是，在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一书援引的众多思想家中，卢卡奇的著作与该著作的核心主题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里的卢卡奇不是提倡现实主义小说的卢卡奇，而是《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作者卢卡奇，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中后浪漫主义分支的先驱者。
共产主义与英国传统
那么，关于这一著作的政治意义又能说些什么呢？该书最令人关注的是其在形式上与英国共产党之间的关联。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大西洋主义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曾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的关联逐渐无人提及。随着早期新左翼对《文化与社会》的接收与阐发，这种关联更是令人难以想像。与共产党新政治计划《英国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相对应的文化观念与民族文化是同盟军。为达致此目的，文学期刊《竞技场》应运而生。在《竞技场》中，这种文化观念呈现出两种彼此相关的形式：一是对“来自美国的对英国文化的威胁”的坚决抵制；二是继承两次大战之间的人民阵线，即通过系统性努力为共产主义在国家历史上确立一种合法地位。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回到威廉·莫里斯为“当今道德问题”寻求解答。它与《文化与社会》是相呼应的，它保证了对《文化与社会》的持续阅读。令人奇怪的是，《文化与社会》的英国性常常被误认为带有利维斯话语的痕迹，其实它更应被当成是与共产主义存在密切关系的符号。
但是这种关系远没有那么简单。威廉斯所进行的批评论证，正如马尔库塞在他之前所做的那样，其要义与人民阵线服务大众的前提大相径庭。马尔库塞断言，自由主义文化和法西斯主义文化在本质上乃一丘之貉。这是他对20世纪30年代中期官方和同路人话语中充斥的人文主义滥调的怒斥。同样，如果以一种不那么戏剧性的方式来说，英国共产主义者对英国文化的叙述在威廉斯宣示其创作目的的开场白中并没有得到太多的赞同，他用大家所希望的平淡语调说的话，没有共产主义者会误解：“我希望向大家说明，文化的出现既是抽象的也是绝对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化》一章中的理论判断同样是非常清晰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受益于英国浪漫主义，这意义重大，但也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由此可见，《文化与社会》的方向与来源都很复杂。尽管其沉浸于英国某种社会思潮中，但却更多地与那个时代英国的共产主义文化倾向而不是文化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那个时候的共产主义文化思想包括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的著作。
《文化与社会》似乎为我们对其内容作千差万别、有时甚至是互相冲突的理解提供了某些证据，而且我认为，它这样做完全是其核心目的——展开论战——使然，也就是说，其原初目的并不是为了将文化思想发展为某种立场或观点，而是为了揭示其历史上一贯作为斗争场所这一事实。这导致了其在有断裂、分歧包括自我分歧的地方主张连续性，从而使一致性获得了表面的实现。一个实例足以说明这一程序及其所包含的歧义性。威廉斯在讨论莫里斯的社会主义时使其与劳动和费边主义作了对比。他引述了莫里斯富有洞察力的思想：选择社会主义措施改变资本主义规则，并声称这些措施就是他所说的“传统”，这一传统从柏克始，经阿诺德，一直延续到现在。我想说，这是威廉斯最大的偏见，但这并不是我要强调的重点。这一段落及其他类似段落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其展现给读者的歧义态度。这种态度包含了某种联合，但是以怎样的精神呢？至少对于一类读者来说，这种精神是肯定的、建设性的——而在那样的理解中存在着阅读《文化与社会》的全部传统。但对另外一类读者来说——这类读者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寒意中或许更清晰地呈现在威廉斯的眼前——这种精神似乎充满挑衅，它是对一系列精心选择的、被贴上“文化”标签的价值的粗暴入侵。所谓分享不过是精心制造的围堵，是对弥漫在战后英国的文化观念的一种政治遏制。
《文化与社会》的现实意义
首先，我们可以说，尽管介入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决定性变化，但是那种姿态不仅过去是必要的，现在仍然是必要的。威廉斯提出的那些术语——用来描述那些基本的阶级关系的术语——并没有过时。就一切变化而言，社会生活中的资本主义秩序并未改变。然而，在许多重要方面，《文化与社会》与当代对文化兴趣和文化可能性的理解相去甚远。这里我只谈一种情况，因其已然是不可回避的，而且早在50年前它就宣告了自己的存在，但它却没能进入《文化与社会》的话语空间。
在《文化与社会》第一章的前几页中，威廉斯引述了柏克关于民族体制的论述。
民族绝不仅仅是个局部概念，也绝不是个体的临时组合；而是个具有连续性的概念，在时间、数量和空间上扩展。民族绝不仅仅是一日之选择，也绝不仅仅是一伙人之选择，更不是嘈杂、眩晕之选择；而是经年累月、世世代代审慎、精心之选择。它是一种体制，远远超越单纯的选择，它是在特定环境、特定时机下，拥有经过漫长时空才逐渐展现的特定脾性、特定气质、特定道德、礼仪和社会特性的人群选定的体制。
之后，威廉斯回到自己的论述，提出“柏克之后，这一复杂的东西被……称为‘民族精神’，且于19世纪末被称作民族‘文化’”，“本书最后几章将对这些概念的影响和发展进行审视”。这是很深刻的。“这些概念”：哪些概念？柏克的核心概念是“民族”，而威廉斯在其评论的第一句中重复了两次这一概念。但是，从上下文看，他却将该术语译成“社会”，更具体地讲是译成“有机社会”。他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因为在多数情况下柏克的意思的确如此。但是如此孕育而生的社会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性的集体秩序或体系。确切地说，它是民族社会，或社会民族。在柏克看来，“人”不外乎父母、儿女，即构成大家庭的几代人。他们的社会存在从本质上讲是民族的——柏克格外强调这一点，因为柏克的伦理政治偏好是一成不变的。他说，这一有机社会“较之单纯的选择强万倍”。
这里他提出的是一种文化概念，对此，威廉斯实际上在其后面的章节中——抑或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并未做进一步探究，尽管他也同意“制度生成与培育”的理论地位。在这一文化观念中，家庭是社会性的标志、象征和模板。其共同的集体模式是民族，这一点与柏克别无二致，都或多或少与民族和种族有关。就其最一般的性质而言，它将文化概念看作习俗差异。正是这一意义，而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文学批评、社会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意义，代表了具有政治色彩的文化意识——这一意识居于支配地位——眼下它在公开争论中传播，且不仅仅是在英国。
文化作为习俗差异
当然，文化永远是文化。这是它的魅力所在。这次，在不断的同义反复中最为重要的概念是习俗差异。这里，习俗和差异两个参数同样不可或缺：习俗，或任何被看作习俗的东西，优先于其他模式的社会确认，而且其流通的就是差异。这样，文化即以自我确认直接继承的方式区分出一种集体性——反过来，其价值亦恰恰是在差异中构成了集体性。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的主要内容——其特权或其命运——就是民族性。这一特性在那些种族人群中尤为明显，当然绝不仅仅限于那时。当代最大的例外就是超种族的穆斯林——尽管如此，他们在诸如英国、法国等国家还是被自发地种族化了。在这些国家中，经由后殖民时代大规模的地区性密集迁移，穆斯林群体有效地建立起来了。因此可以说，今天的文化主要存在于我们独有的习俗中。
文化作为习俗差异，无论如何都不是文化批评所保护的高级的、少数人的文化以及文化研究所看重的流行文化与实践之外的第三种文化。它兼有二者的基本特征。它是对规范性的文化原则的一种肯定，至少对于它所确认的特定集体是如此——“我们”如何真正、恰当地成为自己——并在某些情况下提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主张，就如上面所谈到的伊斯兰的情况。同时，在人力资源和诉求方面，它又或多或少是流行的，这被看作防备周边傲慢的他者蚕食的必要手段，这种防备采取了多种形式：种族主义和偏见、自由主义、现代性、无神论、唯物主义、自私自利、无德无行、美国化等等。如果说文化作为习俗差异的话语结合了两者的特征，这并不是因为它体现了一种辩证的解决方法，而是因为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是第一形式，在它的基础上产生了我们所熟悉的各种文化批评(还有文化研究)。
18世纪后期，赫尔德(Herder)首次对这个意义上的文化进行了哲学解释，自此之后，无数饱学之士大张旗鼓的倡导就从未停止过。正是在数百万人的积极参与下，这个意义上的文化才得以产生和延续，而且以这样的方式进行言说本身就表明，它比“习俗”一词所暗示的“惰性的重复”含意更为广博。赫尔德所说的“传统”意为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集团会根据情况的变化调整他们所继承的内容。这个意义上的传统是具有创造性的。但是，该词的日常意义却有着另一面。传统具有创造性，而其创造的大多数东西也恰恰是“传统”，一个通过遵守公认的习俗而获得象征性保障的连续体。大家经常说，这完全是一个现代现象。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它是资本主义现代性本身自发的反话语，至少和未来许多年的生活一样长久。但是，马克思无法想像的是，一百五十年之后，在全球每一个大洲都经历了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劳工运动之后，在所有旧殖民地地区都经历了世俗民族主义的兴起与衰亡的洗礼之后，文化竟会被广泛地尊奉为社会福祉的试金石。
文化多元主义困境
说起来颇具一种辩证的讽刺意味，文化观念进入英国公共话语的中心，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官方政策的运作，而这些政策的目的在某种意义上却一直是为了遏制它——被称作文化多元主义的一系列政策和法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形成，它们是新的种族关系管理战略的一部分。下面对文化多元主义的强调是十分关键的，请注意，我将从两个同等重要的共识谈起。一，文化多元话语——我所讨论的题目的更为确切的名称——本身一直是个见仁见智的现象，任何一般性的总结都不可能捕获其众多的变化。在这里，我只想就其主要的自由主义变体的某些重要特征及趋势进行描述和评论。二，文化多元主义不可抹杀的积极价值在于，它体现了英国公共生活中一种史无前例的努力：承认和接受一个多种族社会的历史事实。一直以来，它都是与种族主义作斗争的一个重要而有利的条件，尽管有时有些模糊。现在我们可以说，某种形式的文化多元主义是其范围内各种进步思想与实践的地平线。
文化多元主义观念作为解决种族危机的方针一直遭到质疑。文化是种族特有的安慰剂，是历史所形成的一种结构上的不平等、支配及从属关系。一种温和的说法是：许多文化可以共存，这其实是在掩盖其中某一文化，如英国文化，在历史上对其他文化的统治，以及一系列持续的并不主要是“文化”的社会影响。然而，在文化多元环境中，如自由主义话语所描述的英国社会，其核心主题一直是“多元”，似乎多元可以保障平等，似乎某些多元并不是长期不平等所致。将文化提升到一种确定的社会关系的高度是企图掩盖种族和阶级的形成，这与多元文化视域各组成部分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这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由主义的共同缺陷：一旦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不再质疑，进步就只能采取某些被选中的个体提升生活机会的方式出现。但是在这一语境下，个人即是社会的普通一员，文化观念在实现文化多元主义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角色。文化观念，正如我开始时所说的那样，以牺牲文化间共性为代价来强调文化差异。不论我们(个人或集体)形成的具体现实如何，作为文化，最为重要的是：是什么让我们与其他人有所不同？在现实中，我们可能与这些他者共享同样的(如果不是更多的)东西。而最为重要的差异是习俗：确定的、为大家所接受的差异。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文化多元主义对多样性的诉求才产生了自相矛盾的结果，即在指责习俗的消极影响时，却提升了它们的地位。就文化多元主义的商业性一面而言，它有着这样一种不可抗拒的逻辑：潜在的真实的细分市场超出了预计，对具有更大潜能的新兴混合市场不存任何偏见。
风俗习惯差异只有在宗教层面才得到了最切实的认可，无论它是以何种面目出现：教义、崇拜、精神礼仪抑或惩罚行为。当条件对其有利时，这一话语逻辑的最终效果加强了传统，即系统宣传了风俗关系和风俗习惯，并确认其受益者成为社会群体的自然领袖。当然，社群的约束很少只是一种限制，即使这些约束达到了令人窒息的程度。正像外面冷酷或敌对的世界会给社会群体带来恐惧一样，自愿付出的情感也会将整个社群团结在一起。但是，这种团结通常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而最不可能付出这一代价的是处于某一年龄和立场的异性恋男人。家财万贯的商人、夸夸其谈的政客、喋喋不休的教士，各种父亲形象的人们一次次走到前台，作为“他们”社会的领袖，发出权威的声音，而聆听这些声音的代价是让你放弃自己的异见和抵抗。目前流行的建议是：对自由主义进行修改，使其既承认群体的权利也承认个体的权利。这样的建议或许会认可政治哲学层面和宪法层面的此类协商。
超越文化
如今，遍布英国及世界各地的是动态的文化观念。在英国有色人种和白种人的少数族群中，随处可见的是观念，而不是其试图解释和规范的复杂现实。在我所熟知的少数族群中，这种文化观念，无论它是如何被构想出来的，都无法占据普遍和有效的优势地位。这一观念没能抓住当今英国多元文化、跨文化形成的历史现实——事实上，这种文化观念促成了对这一现实的极其错误的描述，是徒劳的、有害的。我一直想描述的，带着某种极端主义，是一种话语的逻辑，其在公众中的权威性——至少是可靠性——和推动力要远远超越其实际的社会储备。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要用最通俗的话来解释，我们或许可以到《文化与社会》的结论中去寻找：
文化观念是对我们共同生活条件下普遍而重要变化的一种普遍反应。其基本要素是其为整体质量评定所作出的努力……普遍的变化，在自明的前提下，促使我们重新依靠我们普遍的设计，我们必须学会重新审视这些设计，而且，总体而言，文化观念的形成是一个实现控制的缓慢而反复的过程。
这里首先要注意的是，威廉斯所回顾的“文化观念”与这里所描述的现象基本不同。首先，发现的努力是十分明显的，有时甚至是异常显著的，但其次，它是一种非常风行且对比鲜明的文化模式——一种传播模式，甚至在从历史的角度看更为复杂的现实中，它都支配着话语的言说方式。实现控制即实现连续性，实现继承性，实现传统与风俗。但是，在对文化观念作出如此巨大而又令人沮丧的鉴定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威廉斯如此遥远的概括如何跨越时空，从柏克走到现在。在文化观念的支持下，与之相匹配并带有解决方法的真理——宗教的、种族的、民族的——是什么呢？
威廉斯坚持认为，文学可以用自身恰当的方式提前进入新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他差一点得出某种与文化观念十分相似的结论，尽管不那么清晰和肯定。他说：这是“在我们共同生活的各种条件下，对普遍而重要变化的一种普遍反应”。这正是其重要历史意义所在，也是其不足之处。“反应”较之“回应”略显被动，而用来描述他所谓的作为“变化的后期阶段”的学习过程就更不恰当。文化观念是一种心灵启示，以揭示心灵症状的方式启迪我们的心灵：坚持记录事物的真实状态，而又不是简单地、面面俱到地记述。文化观念并不是什么非学不可的东西，然而又总有什么东西可学。这便是威廉斯经典之作《文化与社会》的总的观点，这一观点历经50年而不衰，至今仍值得我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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