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审美时尚的个体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个体论文,时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 （2000）03—024—08
中国学者时蓉华写道：“流行必须对社会带来有益的作用，才能得到人们的支持。如果流行的东西给社会带来不利，则会受到人们的抵制……。”[1]（P543）就多数的情况而言，这话当然是正确的。不过， 我们很容易发现，并非所有不利于社会不利于个人的流行，都会受到人们的抵制——譬如，中国自宋代起的缠足、欧洲近代的紧身胸衣，都经由审美时尚沉淀为审美习俗。显然，绝大多数人并不具备足够的意志力去抗拒流行——即使有些流行无论是从长远看还是从眼前看都不利于人们，情况也是这样。在某些流行本质上不利于活动个体时，为什么还会出现那么多的人竞相仿效的情况呢？除人类普遍存在着的一些心理（如遵从和求新求异）外，恐怕就是人们权衡利弊的角度不同所使然。
一方面，事物总是有其利有其弊，另一方面，活动个体的需要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故而，虽然人类具有避害趋利的天然本性；但由于客观认识上的模糊，加之对于自身真正需要的不甚明了，结果，自以为能获得最大好处的追求，换来的却往往是一些没有多大价值的东西。此种情形，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可以说是非常之普遍的——审美时尚的参与追逐，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种。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个体生活经验的越来越丰富，人在追求方面的无效益和负效益也会逐渐地减少。不过，假使能够及早地加以理性的“武装”，那么，对自身不利的行为，在人的一生行为总量中就肯定会减少许多。换言之，如果十分清楚摆在我们面前的东西是什么，同时也明了我们自己的真正需要；那么，我们的行为对于个人生活的幸福，将会更为有利。
一 审美时尚问题上的心理误区
“非强制的无形权威”是审美时尚的一大特点[2]（P19—26）。特定审美浪潮的掀起，总是让许许多多的审美客体、审美主体暗淡无光。由于此，那些没有参与其中的活动个体，往往感觉到非常地不自在。这种由审美时尚“舆论场”所造成的巨大心理压力，常使那些没有参与其中的非时髦者不是畏缩回避就是愤然斥责。可是，回避或斥责同样都不属于上策。稍加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活动个体在审美时尚问题上的心理压力，乃由一系列的心理误区所致。倘若能够用理性的眼光，去一一地进行检讨，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此种心理压力，实际上是可以缓解可以消除的。
第一种心理误区，是将参与审美时尚看作是真正的审美活动，以为没有追随审美时尚的变迁就是在审美享受方面落后于人。无庸置疑，追随审美时尚可以获得一定的审美乐趣，但是，这种乐趣既难长久也非极致，更不是唯一的。一方面，审美时尚客体常处于急剧的变化之中，而且，其具体内容也很少有较高文化含量；另一方面，审美时尚主体在其活动过程中，通常又缺乏真正的审美者所具备的品格——“留神倾听”的审美注意。因而，从审美时尚的追随中获得的审美享受，必定难以长久，更不可能达到极致和深刻。此外，无论是大自然的风光，还是人类的历史文化遗产，可供我们获得审美享受的种类，是非常之多的。倘若以为只有追随审美时尚才能获得审美享受，那么，我们对于众多的非时尚审美客体就会视而不见——结果必定使我们失去很多很多审美享受的机会。也就是说，即使不追随审美时尚，活动主体仍可以获得无穷无尽的审美乐趣。
第二种心理误区，是以为参与审美时尚能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助于事业的成功和生活的快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属于一个审美时尚圈中的人，自然有着较多的共同话题和较为一致的情趣。对于“时尚圈外人”来说，最让他们感到难受的，通常并非获得了多少的审美享受，而是“时尚圈内人”的拒斥态度。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这种人际关系方面的隔膜，还会使非时髦者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就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王光美在出访印度尼西亚时，曾穿着低领露肩的衣服。由于这一举动与当时国内的服饰时尚相背离，结果被“同胞们”当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反革命分子来批判[3]（P29）。在审美方面没有赶时髦的人，不仅被一些人看作是非成功人士，而且，其举动也常常被人打了折扣。的确，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事业成功的前提条件，也是生活快乐的一个因素；故而，重视社会交际的必要的，借参与审美时尚来吸引他人目光、来协调人际关系，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如果太过于陷入人际关系，则不仅于事业于生活无补，而且还可能极为有害。事业的成功需要长时间多方面的努力，生活的快乐也需要足够的时间来休息和静思。可是，追随审美时尚并借其处理人际关系，会挤占去一个人相当多的能量储备。当这些本该用来滋润事业和生活的能量储备付出过大时，所谓事业的成功和生活的快乐，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第三种心理误区，是认为审美时尚参与者拥有非参与者所没有的令人羡慕的实力。由于审美时尚客体是以物质或物化的形式存在着的，所以，在多数的情况下，活动个体若要不断地追随审美时尚的变化，就必须拥有足够的实力——包括良好的经济条件。基于这一点，那些审美时尚的非参与者，才常常被他人看作是缺乏实力尤其是经济支付能力的人。也正因此，那些没有或无法跟随审美潮流的人，才很容易产生这样的一种心理压力：“别人有我却没有”。诚然，这种心理压力所造成的难受感觉，需要我们予以理解；但是，因缺乏实力追赶潮流便觉得羞耻难熬，却是非常之不必要的。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里特指出：“一个人不愁他所没有的东西而享受他所有的东西，是明智的。”[4]（P84—85）事实上，人的真正需要并不多，能够让生活快乐起来的关键性因素，是学会品味玩赏，而不是追求变动不居的审美时尚客体。倘若是太过于渴求别人的“时髦生活”，那么便是在自寻烦恼。当然，无论是对个体还是对社会，审美时尚都有相当重要的价值[5]（P36—42）。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些审美时尚无法赶上或没有赶上，也有其失的一面。不过，应该看到：“在不舍便不能取的意义上说，舍也是一种取。”[6]（P4 ）假如未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在我们没有实力赶上审美时尚时，我们就会感到侷促不安。进而言之，在我们没有足够的实力去追随审美时尚而又非要不可时，我们就不但不能多得，而且还有可能全失。
第四种心理误区，是认为参与审美时尚是自我价值确证的一种重要方式。由于参与审美时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活动个体的心理需求——包括新奇刺激、引人注目、得到承认、炫耀财富和获取实利等[7] （P27—39），故而，乐意于参与审美时尚也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有人把参与审美时尚当作自我价值确证的重要方式甚至是唯一的方式，那就很不妥当了。
首先，自我价值确证有多种多样的方式——包括科学研究、艺术创造、商业活动、讲演辩论和攀登高山等等，不一定非要通过追求审美时尚才能进行自我确证。加拿大著名教育哲学家克里夫·贝克教授中肯地指出：“我们的生活既要完整、统一，也要多样化……没有一种生活方式是与悲剧完全绝缘的。”[8]（P154 ）那种紧紧围绕着审美时尚客体——如时装、流行歌曲和偶像明星——转动的生活，是很容易变得单调乏味、烦闷空虚的。
其次，虽然参与审美时尚可以是活动个体的自我确证，但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既非特别重要，也不一定有效。冯冀在论及“时装”时写道：“装饰代替一切成为当代人最基本的或本能的需要——时髦……人们只有进入一种时尚才能肯定自己，时尚是自尊的依托。然而这种自我肯定无疑是一种虚假的肯定。”[9]（P479）显然， 这番话是过于尖锐了，也有些以偏概全。不过，就其基本精神而言，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由于审美时尚具有时变时新的非稳定特征，更由于审美时尚是一种无法用以证明人的聪明才智、思想品行的东西，所以，试图通过参与其中来肯定自我，在多数情况下就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幻觉。南妮说得完全正确：“衡量一个现代人的标准，不是他时髦的装备，而是他的独立与洒脱：对美的坚持、对不适合自己的形式的放弃。”[10]（P258）如果说审美时尚领潮者因其背叛性还算具有一定的自我价值实现的话，那么，审美时尚赶潮者的趋从性，则意味着自我价值的丧失。
最后，自我价值能否充分实现，取决于个体的实践活动是否具有真正的创造性；在通常情况下，这种创造性又有赖于活动个体人格的全面和谐发展。不论是谁，仅有经历的广度而没有对于经历的有效积累有效提升，必然无法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并且，其实践活动也难以达到创造性的水平。紧跟审美时尚的潮起潮落，虽然可以获得一些快乐，但是，这种活动本身是缺乏创造性的，也很容易使原本已经获得的非常有益的感性经验流失，进而影响到个体人格结构的完善。至于想借此来充分实现自我价值，就更是没有可能。
在现当代，审美时尚已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这种舆论形态对社会对个体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迫使我们不得不加以特别的重视。然而，就像黑格尔在探讨“舆论”时所指出的：“公共舆论中真理和无穷错误直接混杂在一起，所以决不能把它们任何一个看做的确认真的东西。”[11]（P333）对于审美时尚“舆论”，恰当的方法是运用冷静、清晰的头脑去检讨它的质量——有时候，应该充分利用它；有时候，完全不必理会它。
二 审美趋从行为的负面价值
在日常生活中不难看到，相当多的审美时尚趋从者因受他人的青睐而感到快乐无比——甚至有时候还飘飘然起来。的确，审美趋从行为常常更易于也更多地获得他人的赞赏，但是，如果长时间沉浸于此情此景，则可说对人的生存发展非常不利。
首先，从长远角度看，审美趋从行为妨害人格结构的完善。就通常的情况而论，趋从审美时尚会妨碍活动个体的全面和谐发展——这一点，跟真正意义上的审美活动差别很大。正如美国现代美学家帕克所言：“审美价值是在想象中转化了的实用价值……用是行动，美则是纯粹的意图……。”[12]（P405）真正的审美活动以自由心境为前提，它是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超直接利害关系的形象观照。此种“留神倾听”既有利于人的感性世界的扩展，也有利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提升。但是，审美时尚趋从者一方面受制于审美对象的客观变化进程，另一方面又以他人的“眼光”为尺度；故而，从表面看似乎是审美活动的审美趋从，本质上仍然是受到了“现实的束缚”——简言之，审美趋从行为与美的“无限”相距甚远。审美趋从的这种外部世界的“限定”，不可避免地导致活动主体的审美行为多数只触及并停留于对象客体的浅表层面，即“感性→感性”、“快感→快感”。柏拉图指出：“过度快感可以扰乱心智，正如过度痛感一样。”[13]（P64 ）近代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提醒人们：“混乱的感官快乐是我们所当提防的，尤其是当我们凭经验并没有知道它们准能为我们所享用的时候。”[14]（P195）很明显，对不断更替的审美时尚客体进行蜻蜓点水式的追踪，其结果必然是：耗费了人的大量精力，却无法使人的精神世界得到有效的提升。
其次，过分狂热的审美趋从有时候会毁灭人。诸如追求时装、仿效时髦发型、读流行小说、唱流行歌曲之类的审美趋从，在通常情况下仅使个体的人格内涵变得贫乏单薄。可是，审美趋从若过于狂热，就会出现难以预料的过激行为，并严重影响到活动个体的正常生活——最为典型的事例，莫过于那些失去理智的明星崇拜了。在讨论“明星崇拜”时，当代法国著名记者阿尔贝·杜鲁瓦写道：“当那种时髦就是吸毒，当那个被模仿者驾车驾得飞快，当那个偶像过着危险的生活，有时甚至自杀，当这种认同过于刺激人，悲剧就要来临了。”[15]（P203）自然，我们可以用爱屋及乌的诚意来替崇拜者的举动辩解。不过，如果考虑到这么一点：被仿效的偶像明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但不具备可歌可泣的崇高品格，而且其行为有一些还是反伦理和负价值的；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为偶像明星而迷狂而牺牲的趋从者们，其行动实际上相当愚蠢。一些审美趋从者在把“时髦偶像”理想化的同时，通过模仿“时髦偶像”的怪癖行为来获得替代性的精神满足，这种贪图一时之快乐的行动，结果必然是将自己推到了极其危险的境地。
最后，审美趋从总是妨碍活动个体对于时尚客体真实情况（包括特性、效用等）的判明，并直接影响到活动个体的现实利益。具体分析，有下列几种情况：
第一，以丑为美。虽然审美时尚客体的大部分具有相当的审美价值，甚至有一些还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但毫无疑问的是，并非所有的审美时尚客体都符合任何特定个体的需要。显然，无论是露肩装、露脐装、露胸装，还是超短裙、高腰裙、牛仔裤，都不是每一个人穿在身上便能给人以美的享受的，故而，诸如时装之类的审美趋从，必定会产生以丑为美的现象。石娃这样写道：“赶时髦的女性，若是有点脑子的，赶着赶着就会赶出些经验和理论来。”[16]（P102）这话当然有道理，不过，如果一个人是靠长时间赶时髦来获得“经验和理论”，则因为付出太多而不该被我们看作是“有点脑子的”。
第二，将美当善。美善并不全然一致——也就是说，让人感到愉悦的东西不一定实用。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审美趋从者经常被那些能够给人以感性享受的东西所诱惑，去选择去购买本应达到实用目的的产品——那种根据广告中的可爱明星面孔（如张曼玉、巩俐、成龙、周润发）来选购饮料、电器、药品和交通工具之类的做法，就是极其明显的例证。众所周知，此类行为的结果，常常使冲动的消费者悔之晚矣。
第三，以貌取人。在批评商业介入文化时，当代美国著名先锋派艺术家汉斯·哈克指出：“真、善、美不仅是润滑剂，不仅是艺术市场上的交换价值，它还是包装，可以包装形形色色的混合体。”[17]（P139）在论及当代社会的“公司人”时， 中国学者滕守尧也同样写道：“任何审美的兴趣和艺术性活动都已经变成一种对自我的包装……他们把各种本来十分高雅的审美活动转变成一种工具性的东西。”[18]（P421—422）扫视一下现实生活，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演艺界、工商界， 还是政界、学界，借时尚“包装自我”已成为一种极其普遍的社会现象。由于人们更注重对于自身的包装——有时候甚至达到连“华威先生”（张天翼：《华威先生》的主人公）也望尘莫及的程度，所以，要准确判明一个人的真实情况，就比以往要困难得多。可是，审美趋从者和部分“非趋从者”却常常根据能否赶得上审美时尚这样一种很表面的东西来断定一个人的实力——包括财富、地位、品行和审美能力，并进而采取“行动”。如此结果会是怎样，那是不言而喻的。在探讨“成人人格”的弱点时，西方行为主义心理学创始人华生写道：“实际上，一个人越是密切地观察人类生活，他就越能得出这样一个观点，即看来最有实力的东西恰恰是一个人的主要弱点。”[19]（P288）这位美国心理学家的话，虽然稍微绝对了些，但其深刻的一面，对于那些用“审美时尚”标准去取人的活动个体来说，还是极富于启发意义的。
三 以自信自决的态度应对审美时尚
面对变迁加速、难以暇接的审美时尚，我们该取怎样的态度呢？不论从哪个角度看，自信自决都是应取的态度。
就生活幸福的意义而言，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自信自决，是极其必要的。诚如现代德国哲学家鲁道夫·奥伊肯所言：“生活要有意义，自由便是必不可少的。必须能给我们的活动一种个人的特征，并推进到一种自主的生活。”[20]（P66）在日常生活中， 如果一个人总是要依据流行的外在于自身的社会标准去行动，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其生活不仅机械乏味，而且相当虚假。
就审美教育的意义而言，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自信自决更是不可或缺的。当代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写道：“完整的美契合于人本性的完整，破碎的美则关联于人本性的分裂……美不属于决定化世界，它脱出这个世界而自由地呼吸。”[21]（P214）在审美当中，如果一个人总是要受到时尚演变进程的“规制”，总是要以“别人的审美眼光”来评判自己该予以抉择的审美活动；那么，这个人就不是在进行“审美”——他既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审美享受，也不可能有效地完善自身的人格结构，更不可能达到真正实现自我价值的目的。
从主体消费的角度来看，审美时尚的追随表明活动个体喜爱新生事物、充满朝气，但与此同时，这种行为通常也意味着活动个体在本质上缺乏个性、没有决断力。在当代中国，许许多多的“时装人”不但因自身的行为能够炫耀财富感到自豪，而且在他们的脑子里，也总是以为这样可以充分体现个性。对此，美国女学者艾米莉·韩尼格教授和盖尔·贺肖教授很中肯地批评说：“千姿百态的时装从表面上看似乎拓展了妇女自我表现和个性化的范围，但实际上它们可能仅仅代表了一种新的顺应社会习俗的行为标准，其目的仍不过是为了取悦男性。” [3] （P38—39）虽然大量的时装广告所标榜的“穿出个性”对于某些特定的对象而言是“真”的，但是，批量化生产出来的时装在同一时间内的流行，客观上就已经是淹没或威逼着众多不同“载体”的个性——至少就其表面来说是这样。此外，追求“时装化”行动本身，是活动个体把一致的社会审美标准不加选择地套用到特殊的个别性上面——如此自然与个性化的追求相距更远。扫瞄一下我们的现实生活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青年男女在郭富城、黎明、张惠妹、李玟等流行歌星身上驰骋丰富的想象力，并在其演唱的歌曲里寻求个性化的语言表达。然而，“追星一族”所竭力推崇的“个性”，实质上多数是由机械化工业社会精心结构出来的“标准化”样本[22]（P206—295）。另外， “追星一族”的群体趋从行为，从活动个体角度视之，也同样谈不上有什么独特的地方。虽然我们承认，消费者追随审美时尚能够获得一定的快乐，不过，只要是消费者缺乏自由选择的自主性，就必定是弊大利小——文学的欣赏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安东尼·伯吉斯在专著《当今的小说》中写道：“最好的书和畅销书两厢巧合的事是极少见的。一般说来，最赚钱的书是那些既无风格又很粗糙，平庸而又过分简单化地描写现实生活的书。”[23]（P4）诚然，我们不能随意地断言：所有的流行小说都没有多大的价值，但是，如果阅读的视野只局限在流行小说上面，那么，同那种较多地留意经典小说的做法比较起来，我们的所获就会很少。在美国好莱坞寻求发展的华人影星陈冲这样说道：“经典作品在任何时代看，都能看到自己时代的影子，永远不会过时……经典就好比一种人类精神的核子、原子……我总觉得，我们这一代，对于经典作品的学习，其实是不够的。”[24]（P278—279 ）尽管此话出自一个流行一时的电影明星之口，但其中的道理，却是永远也不会“流行”而去的。
从主体生产的角度来看，审美时尚的追随较易于获得现实的利益，不过，这种行为更是一种个性缺失、创造力缺乏的表现。谁都懂得，高度独创力是美的生产者真正价值之所在。可是，那些追随审美时尚进行生产的人，由于反个性反独创性的趋时模仿，结果，其产品也常常是时过“景”迁、一去不返。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坚称：“差不多每一种伟大艺术的创作，都不是要投合而是要反抗流行的时尚。差不多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都不被公众所推选而反被他们所摈弃……。”[25] （P13）尽管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迎合时尚而最终仍能创作出伟大作品的艺术家——譬如英国的莎士比亚、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但是，在多数情况下，艺术家的卓越之处，并非他们迎合了时尚，而是抗拒了时尚的那一部分。本来，有些美的生产者具备良好的先天禀赋，也具有相当的艺术修养，若能加以精心培育、刻苦修炼，是完全可以取得较大的艺术成就的，但是，由于他们抵制不住种种诱惑——包括参与审美时尚所获得的当下好处，最终变成了来去匆匆的“流星”。在讨论“流行歌曲的演唱”时，潘乃宪指出：“具有灵气、才气的青年歌手最后成为‘流星’或‘恒星’的选择，往往只有一念之差……。”[26]（P60 ）这里谈的虽然是一个特殊的领域，但其结论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的确，要反抗审美时尚要成为“恒星”，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由于“伟大的艺术很少是简单明了的”，“真正的艺术作品一开始就为大多数人所理解的绝无仅有”[27]（P209、29），所以，真正的美的创造者在其人生道路上总是会遭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挫折——其中包括不被理解的孤独寂寞和贫穷引致的饥饿疾病。艺术史上，像小说家卡夫卡、音乐家巴赫和画家梵高等，就是在他们死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得到世人的承认的。这种死后才受到青睐的令人遗憾的现象，是美的生产者们所不愿意碰上的。但是，如果没有自信自决、不怕寂寞的勇气，就不可能有永恒的独一无二的美的创造。
综上所述，在审美时尚问题上，以理性为基础的个体抉择是至关重要的。从消极意义方面来讲，它可以使活动个体免受损害——包括经济的、身体的、精神的；就积极意义方面而言，它有利于活动个体获得更丰富更深刻的审美乐趣，有利于活动个体完善自身的人格结构，有利于活动个体充分实现自我的价值。
收稿日期：2000—01—12
标签：个性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