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宅门》《大染坊》的英雄意蕴——兼论电视剧的表达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宅门论文,意蕴论文,表达方式论文,电视剧论文,英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势推演，风云际会。进入新世纪，中国的电视剧制作和整个文化生产着实热闹，新噱头、新名词轮番登场叫阵，花哨得令人眼花缭乱，但在笔者看来，多为浮游之物，真正能够潜入视众脑际并产生震撼之效者寥寥。2001年和2003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大宅门》和《大染坊》却是值得我们注目的两部作品。
《大宅门》、《大染坊》之所以在没有强造声势的情势下却悄然引起轰动，并非完全取决于作品的艺术技巧，重要的是作品显露的英雄意蕴和对英雄意蕴的表达方式。渴望英雄、崇尚英雄乃社会普遍心理，而制造英雄的样本、契机以及选择的表达英雄的方式则是英雄通畅地进入人们精神系统的关键。《大宅门》、《大染坊》是两个比较典型的样本。
一、历史（背景）
历史创造英雄，英雄也可以创造历史。因此，历史不仅是英雄存在、活动的空间，也是英雄自身生活的内容，更是人类文化生产、延续的载体。无论是英雄也好凡人也罢，我们认同特定的人物就无疑要认同与其一起存在的历史。但是，我们追究历史并非简单地、机械地解构历史，而是为了廓清人物产生的土壤，揭示文化存在的基础。
《大宅门》、《大染坊》截取的历史断面皆为中国近现代历史。《大宅门》铺设的时限更长一些，从晚清一直到新中国建立近100年历史；而《大染坊》则从民国初年开剧到抗日战争济南沦陷闭幕。众所周知，《大宅门》、《大染坊》设定的这段历史正是中国灾难深重、忍辱抗争的岁月。有道是乱世出英雄，事实上，这段历史的确是中国人才纷涌、英雄辈出的年代。《大宅门》、《大染坊》截取这段历史无疑为英雄的产生选取了最佳的境遇。值得注意的是，两剧提供的这种历史背景除了有重大的历史事件显现之外，文本并没有给予具体的年限，就如莫言的《红高粱》，除了齐鲁大地的红高粱和日本鬼子入侵中国这个大布景、大道具，我们见不到具体的时间、地点，见不到人物、事件发生的确切年代。不过，这种模糊历史具体年代的方法一改传统上抒写英雄故事、塑造英雄人物严格受限于具体的时间、地点甚至真人真事的做派，虽然表象上好似丧失了某些真实感，但实际上它拆除了更多的条条框框，为完成故事塑造人物提供了更广阔天地，使视众突破了非此即彼的认证思维，故事、人物具有了些许虚拟性，增添了许多传奇性，当然，故事因此而更为生动，人物也因此而更富有灵性。
应当指出的是，历史就是故事，历史就是文化，历史本身的生动性必然表现为故事和人物的生动性。我们不能否认任何历史的文化意蕴，我们也不能否认任何历史的生动性，即使再平淡的历史。但是，不同的历史能够造就生动程度不同的故事，也能够孕育和打造不同类型、不同格调、不同作为的人物。反过来说，作为艺术作品的故事和人物所蕴含的历史内涵、文化意义的厚薄是决定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尺度。《大宅门》、《大染坊》把中国近现代历史设置为作品的布景和道具，从更深的层次构筑了作品的故事性，赋予了作品深刻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我们知道，近现代中华民族面临许多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既要救亡图存，又要近代化、现代化；既要继承传统、保持民族性，又要学习借鉴西学、发展新文化，等等。历史的多重性、深刻性决定了故事的多重性、深刻性，复杂的社会矛盾、复杂的社会问题必然交结于历史人物之身，特定历史境遇中的历史人物的思想、行为就不可能不表现出历史的多重性、复杂性，人们抗争历史劫难、突破历史问题、摆脱社会和人生困惑的过程无不具有历史的深刻性，也无不闪耀着英雄的光彩。我们说历史能够造就英雄，同时我们也认为，特殊的历史本身具有史诗性质，因此，不难看出《大宅门》、《大染坊》选择的是一段英雄的史诗。
二、故事（表意）
《大宅门》、《大染坊》的故事是两作品表意的基本载体。当然，《大宅门》、《大染坊》选择的故事是其所属的历史中各种历史可能的一种。实际上，就故事所属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特征而言，许多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构筑的故事更为惊心动魄，更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譬如救亡图存、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等等。但是，作为表意的载体，《大宅门》、《大染坊》撇开了那些更为凸显的重大社会历史问题，而只是选择了历史可能的一种——当时相对潜在的工商企业的故事。我们绝不能说创作者们为了逃避重大历史课题，但我们可以领悟出创作者趋向时尚的倾向。
不可讳言，经济是国家、民族发展的命脉，经商办企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但是，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关头，经商办企业就不是那么急切、那么凸显的问题。因此，英雄人物、英雄的故事都是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上摔打锻烤出来的。以我们惯常的思维很难在社会急剧变革的年代从工商企业界的行当中寻觅到英雄的踪影，即便能寻觅到，必定是从工商企业界踊跃到重大历史的风口浪尖并成功成仁。那么，《大宅门》、《大染坊》的创作者为什么选择了经商办企业这类故事，他要表达的意蕴以及提供给我们的思维模式是什么？这不能不让我们在历史和现实寥廓空间中进行思考。实际的情况是，我们不能说过去的英雄在今天就不能称之为英雄，但我们却可以说社会急剧变革年代的显要话题在历史的今天就不一定仍然是社会的显要话题，同样，过去年代的潜在话题在今天却可能成为显要话题，过去进不了英雄行列的人物今天却可以成为英雄。当然，所谓的英雄应该具备英雄的起码要素。
当今社会，国家正在着力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经济、以经济实力壮大综合国力是国家和民族的中心任务。毫无疑问，发展经济、经商办企业应当成为当今时代的显要话题，拼搏在经济大潮中的人们可以成为时代的楷模和英雄。《大宅门》叙说的是古都皇城脚下以祖传百年老号“百草厅”为表意工具的民族传统医药——中药的加工、生产、经营兴衰荣辱、起落回转的故事；《大染坊》讲述的是齐鲁大地从小作坊到大染坊并最终于日寇的炮火下毁灭的民族织染业兴衰的历史。《大宅门》、《大染坊》讲述的故事、叙说的历史虽然无不与近现代中国重大历史事件密切联系，但它们毕竟远离沙场、远离社会政治力量的较量、历史动荡的前沿。但是，创作者之所以给我们讲述这样的故事，其意旨十分明确，他要告诉我们的是，无论是在国家危难的关头还是和平时期，不仅炮火纷飞的沙场、冲锋陷阵的武士在演绎着英雄的故事，工商企业界同样演绎着英雄的故事。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发展是由多种力点整合形成的合力作用的结果，这合乎历史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实际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思想，经济基础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只不过在社会矛盾激化尖锐的情况下迫使其退居到次要位置。但这并未改变经济对于社会进步的基础性作用。应该说，无论在历史的特殊时期还是和平时期，工商企业界、整个经济领域都为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社会的肯定应该是始终如一的。作品的这种思想主旨是对历史原貌的一种还原。这种表意与现代社会的主潮十分吻合。现今社会的价值导向已完全从耻于言利的方向矫正过来，无论是个人的个体经营、发家致富，还是国家的发展经济、强国富民都会得到全社会的崇尚，致富英雄、守穷狗熊的价值评判模式已经形成。但是，我们不能只强调致富的导向，还要强调致富过程的道德属性，趋利不能忘义，致富不能只利己不利他，特别不能忘记民族大义，正如《大宅门》中的七爷，日本人逼迫与其合作经营百草厅，他宁死不就范；为了支持八路军抗日他冒死偷运药材。作品之所以把经营活动与重大历史事件、与民族大义的抉择联系起来，就在于强调经营活动的道德属性，强调历史人物的价值取向。《大宅门》、《大染坊》讲述这样的故事、叙说这样的历史其用意至少应该有二：其一，告诉人们在那个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时刻，工商企业界也为民族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二，让我们明白，即使在那样艰难险恶的历史情景下，先辈的生意人也未敢忘义。今天，虽然追求效益已形成导向，但绝不能让利压倒义。这恰恰又与中华民族尚义的心理相吻合，因此故事很受视众认可。
值得注意的是，《大宅门》、《大染坊》的名称都使用了“大”字，不管两作品的创作者是否存在共同的心理和用意，但在笔者看来，创作者突出“大”字实质上在于突出故事和人物的英雄品性。众所周知，“大”字在中国文化中自有其特殊的含义：“大”有尊称之义，如大爷、大伯、大娘等；“大”又有头领的意思，如过去帮会里的老大、龙头老大等；“大”还有非常人可比的英雄豪杰的含义，如大侠、大儒、大圣等。因此，我们绝不能把《大宅门》、《大染坊》中的“大”作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创作者在其中体现的意旨应该说是十分明了的。
三、人物（符号）
《大宅门》、《大染坊》的人物众多，但主要人物是白景琦和陈寿亭。如果说作品中还有作者想着力表现的人物，那就是《大宅门》中的二奶奶。白景琦、陈寿亭以及白家二奶奶都具有非常人所能比的才智、胆略和品性。除了二奶奶在作品里没有早年的背景叙述之外，白景琦和陈寿亭童年的经历和表现就让人立马得出二位非常人的结论。作品中让我们看到的白景琦是一个会笑不会哭、从不低头、桀骜不驯甚至冥顽不化的家伙。私塾让他不能安心，老师被他折腾捉弄得一个个不辞而别；不仅如此，他捉弄童年时的弟兄也是高招迭起，一泡孩童尿被当做仙水药汤分发给小兄弟们尽饮；小小年纪敢对三叔动刀，被二奶奶打得遍体鳞伤居然不叫不哭不低头，以至于二奶奶最后也不好收场。凡此种种均标示着白景琦童年的冥顽与坚强。无独有偶，《大染坊》中的陈寿亭的童年也非同一般。自小失却父母，生活毫无依靠，只有沿街乞讨苟延生命。正当饥肠辘辘昏死街头，得到恩人相救，由此便预示着大难不死日后定能大福大贵。一块馍头一碗汤把陈寿亭从濒临死亡中扯回现实生活，并从此命运改变：有了养父母，进了染坊学染艺。这是一次命运的巨大跌宕，表明陈寿亭非凡的生命力和极其坚强的性格。
成年的白景琦和陈寿亭更是不同凡响。和历来人们心目中与艺术作品中的英雄豪杰、高人志士一样，白景琦和陈寿亭具有干练、智慧、勇敢的品质，只不过在他们的品质中又糅合了归属于他自身秉性的因子。白景琦出于富贵之家却没有沉沦为人们常常不齿的纨绔子弟，相反，家庭的熏陶和母亲的传承以及个人秉性的倔犟成就了他跌宕的一生。因为自主选择的婚姻不被母亲接受而被逐出家门以至流落济南，山穷水尽灵机一动一泡屎当回的大洋创办了一个响当当的阿胶行，百草厅出现危机他代替二奶奶支撑局面摆脱危难，八国联军涌入北京他凛然与列强动刀动枪，日寇侵略中国逼迫百草厅与日本合作，请他出任伪北京药界会长，他宁可坐监杀头不从不屈。白景琦敢爱敢恨、亦正亦邪。他虽有正室太太却敢争夺济南巡抚又是其姊姊公爹的所爱窑姐杨九红，已有两房姨太太却又为娶丫鬟李香秀不惜与全家人闹翻并持刀相威胁；他虽然不畏强权盛气凌人家长作风敢把亲生儿子的腿打断，但也对妹妹百依百顺、侠骨柔肠、欺硬怕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和白景琦不同的是，陈寿亭完全是一个真的善的美的道德的象征。他自幼经历命运的磨难，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甜什么是恶什么是善。他虽然出人头地大富大贵却永不忘记救自己生命的恩人并待之如亲生父母，尽管已是青岛、济南赫赫有名的大老板，眼看着别人怜香惜玉坚守自己不纳妾不娶姨太太，危难中救助了靓丽标致的沈远宜却无任何非分之想，生意上虽然工于心计讲究谋略但又诚信为本、乐于助人、注重报答，只不过对军事上蹂躏中国、经济上侵略中国的日本藤井却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陈寿亭尽显聪明才智，在生意场上纵横捭阖，游刃有余，生意从封闭的村镇做到沿海商埠青岛，再到山东省会济南，一路顺风，竞争对手一个个被他降伏，即使日本藤井若不是有侵略者的枪炮支撑早就一败涂地。白景琦和陈寿亭的人生历程毫无疑问具有极大的传奇性，他们是人间的豪杰、商界的英雄。创作者为了突出他们的传奇性，为他们的人生预设了巨大的起伏，从而在人们的阅读和审美心理中形成巨大的落差，达到与人们心理上潜在目的的契合。
不过，无论白景琦还是陈寿亭都不过是作品的符号而已。我们知道，任何一部作品和任何一个由作品编织的故事都必须是由一些基本的要素构成的，如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结果等，这些基本的要素就是编织故事的基本编码或符号，而人物无疑是这些编码中最核心的编码。因为任何故事不可能是没有人物的故事，同样地，任何故事没有生动的人物就不可能成为生动的故事。正如我们已经表达过的，历史的生动性决定了故事的生动性，但任何历史都是人的生活和创造的历史，没有人就没有历史，没有人的卓绝的表现就不可能有丰富多彩和深刻的历史。就《大宅门》、《大染坊》中的白景琦和陈寿亭而言，可以是黑景琦、黄景琦、蓝景琦，也可以是张寿亭、孙寿亭，但是他们的英雄特质不可能改变。因为《大宅门》、《大染坊》的英雄故事是由他们演绎的，失却了英雄的特质，《大宅门》、《大染坊》的故事就失去了英雄的属性。白景琦和陈寿亭都很好地承担了英雄故事的符号功能。创作者为了突出其符号作用，把许多重要的英雄的要素和内涵如干练、睿智、果敢以及深邃的历史感等附加在他们身上，目的就在于让他们演绎好英雄的故事。
四、叙事（方式）
就一般意义而言，英雄必然是人类历史中特殊时期的特殊人物，他们要么叱咤风云、济世救人，要么以生命引爆，为历史开道，改变历史进程。譬如我们耳熟能详的现当代的李大钊、毛泽东、黄继光、董存瑞、雷锋、王进喜，历史上的大禹、苏武、文天祥、岳飞、李自成、洪秀全、邓世昌、林则徐、孙中山等等。他们英雄的人生是自身造就的，他们的故事是自身的历史形成的。然而，《大宅门》、《大染坊》提供的英雄模型却大大出乎这种一般的规则。如果说《大宅门》、《大染坊》所铺设的历史也是一个特殊时期的话，那么作品造就的人物就一点也不具有特殊的性质。作品的故事是以医药业和印染业为具体指向的商业故事，故事中的人物自然是在商场摸爬滚打、浑身沾满生意气息的商人，应该说也是社会中普普通通的人。而且，这些故事和人物并非历史中的真人真事。与历史上真人真事的英雄人物和英雄故事相比，这些非自然形成的非真实故事需要演绎，而故事的演绎归根结底要由人物来完成。实事求是地讲，由普通的商人演绎英雄的故事并非一件十分容易的事。
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大宅门》、《大染坊》首先极力强化故事的传奇性。《大宅门》中老大因在宫中行医惹出大祸惨遭杀头，老太爷在家道重创中难以支撑一命呜呼，大宅门的事业眼看着难以为继，关键时刻白家女流之辈的嫂媳二奶奶出山支撑危局，这在传统家庭中祖传技艺传男不传女尤其不传嫂媳的惯例中无疑是一个极大的例外。更为重要的是，二奶奶的出山使百草厅转危为安。二奶奶殚思竭虑，发愤图强，粗细兼备，软硬兼施，不仅收回了被盘出去的白家老号百草厅，而且使大宅门出现了新的辉煌。这是故事中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可能和艺术中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同样，当白景琦在济南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时候，突发奇想，一泡屎开创了一个药行，这又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可能和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成功的过程甚至其中的秘方绝技在作品中并没有充分的展示，我们也只有随其安排而已。其次，极力张扬人物的侠气。陈寿亭因为精明能干拥有绝技曾遭绑架劫持，面对刀割火燎死亡威胁不低头、不屈服、不改矢志，俨然是传奇世界厮杀江湖的大侠；目不识丁生逢乱世敢走青岛济南开辟天地，而陈寿亭的重情谊讲义气更是江湖义士共同具有的品质。白景琦本来是一个药商，但创作者偏偏让他跟了个亦文亦武的师傅，致使他终身手里提着一把剑，动不动跟人动刀动枪，甚至毫不畏惧地与八国联军中的日本人较量，尤其是七爷的独行侠习气和敢作敢当的豪气无不令人感佩和称快：去安国采购药材初次面对市场把握局面初显少东家底气，被逐出家门独闯天下创造奇迹，两次坐牢但愿把牢底坐穿，宁死不屈弄得对手没主意没脾气。再次，以故事的虚构性拓展作品的解读空间和审美场阈。我们惯常视野中的英雄大多实有其人实有其事，因此其真实性和可信性无可置疑，但惟其如此创作为艺术作品的时候就不能够随意造次。《大宅门》、《大染坊》的创作者选取非英雄的故事使作品的创作获得较大的自由度，创作者可以尽情地挥洒，按照意想中的人物特点、人物性格演绎故事，使作品获得了传奇小说历史演义等民间故事性作品的戏剧性效果，具有极大的可读性和可视性。最后，解构了英雄的距离感和神秘性，英雄的大众基础更广泛、更深厚。选择商界的人物和故事是《大宅门》、《大染坊》构筑故事的重要设计，因为商界的活动与普通大众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联系最为密切，这样故事的人物就与大众没有了距离。英雄固然崇高，但我们通常看到的英雄不仅行动神秘，活动的领域也往往充满神秘感。《大宅门》、《大染坊》的人物不仅摆脱了英雄的神秘感，甚至充满了大众的通俗性。陈寿亭既在商场斗智斗勇，又对家庭和朋友亲善情长；白景琦既有强烈的正义感，灵魂里又充斥着浓郁的邪气，人物充满了复杂性，也增强了可接受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又不完全等同于传奇故事。这是创作者非常成功的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