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守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观及其理论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贡献论文,理论论文,张守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守正(1930-1998)是我国西文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在武汉大学哲学系长期从事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成绩卓著。他提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体系在“西马”研究界独树一帜，自成一派，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由于长期的劳累，他没能完成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导论》和《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的发展》两部论著就离开了人世。笔者作为他的学生，愿意在这里介绍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观点，以此作为对他的深深怀念。
一
张守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体系是在和徐崇温及其追随者进行学术争论的过程中提出和逐渐完善的。徐崇温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两部专著及其一系列文章中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打着反对第二国际的新康德主义和共产国际‘机械唯物主义’的旗号，在政治方面，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和对社会主义的展望上，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等问题上，提出了不同于列宁主义的见解；在哲学方面，提出了不同于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所详细展开的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而主张按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某些流派，如黑格尔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新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等流派的精神，去结合、发挥和补充马克思主义，以‘重新发现’马克思原来的设计”（注：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25页。）。并明确提出他的“西马”概念体系是在“吸收了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和范围上有所扩大的特点，却又摒弃了安德森用法的不谈思想路线，只谈主题和关切的问题的缺陷；……恢复了科尔施和梅劳·庞帝从思想路线的角度来规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征的做法，但又摒弃了他们反对列宁主义的立场”（注：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121页。）的基础上综合而成。由此，徐崇温认为，“西马”实际上是一种代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一种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他还把具有不同思想倾向的思想家如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列斐伏尔、萨特、梅劳·庞蒂等都纳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内加以论述，并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他们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在徐崇温的影响下，部分学者或者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西立资产阶级哲学予以批判和论述（注：参阅曹玉文等《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或者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学”等同使用。还有些学者要求具体分析、科学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但认为由于晚年卢卡奇、阿尔都塞是马克思主义者，因而他们不应是“西马”的代表人物（注：陈学明：《哪些思想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现代哲学》1990.1。）。可见，徐崇温的“西马”概念体系已经使部分同志的思想产生了混乱，严重地阻碍了“西马”研究的深入。
张守正先生不同意徐崇温的观点，并对他的概念体系作了批评。他指出，徐崇温的“西马”概念体系并不是从客观事实出发抽象出的科学结论，而是揉合了安德森的体系和科尔施的概念，蓄意歪曲卢卡奇、葛兰西等人的思想而建构出的带有偏见和贬义的徐崇温体系，从而给读者一种错觉，似乎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徐崇温所说的这股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从而给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描绘出一幅暗淡衰败的图景，客观上为某些西方媒体所宣扬的“马克思主义消亡论”提供了一种论证，更重要的是，徐崇温的“西马”概念体系无法涵盖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际。
张守正指出，应该肯定徐崇温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所介绍的人物和著作无疑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问题在于这些人物由于其思想倾向各不相同，不能够统一在他的“西马”概念体系中。首先，拿徐崇温所说的三个创始人看，他们都有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经济决定论，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共同倾向，但其政治和哲学理论上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的根本错误在于在反对经济决定论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强调辩证法时又忽视了其本体论的基础，从而把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当作历史前进的动力。该书虽存在着若干原则的错误，但他仍不断地走向马克思主义。佩里·安德森和徐崇温夸大了青年卢卡奇的理论失误。而且，纵观卢卡奇的一生，他不失为一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是意共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他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意大利的革命实践，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在革命实践中的作用和意义，提出了诸如“领导权”、“历史的联盟”等新的理论，可以说葛兰西是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科尔施的错误在于否定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和实践的辨证统一，从而否定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以及整个社会发展过程受客观规律的支配，从曲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而走向否定唯物主义。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主要批判的是资本主义的垄断性质，向往的是自由资本主义的“个性解放”，代表了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立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比法兰克福学派更强调人的价值，以至完全割裂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辩证关系，最终陷入了一种极端个人主义和反理性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泥团。从上面论述可以看出，徐崇温把以上具有不同思想倾向和不同理论目的的理论家均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来加以界定是不妥的。可以这样讲，不存在象徐崇温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注：张守正：《“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3。）。
与此同时，徐崇温为了保持其概念体系的完整性，常常以牺牲对“西马”代表人物的科学研究，先入为主的定性研究代替科学分析。对此，张守正提出严厉的批评。他指出，徐崇温为了维护其“西马”概念的完整性，常常不顾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际，对“西马”代表著作进行断章取义，罗织论据；甚至在援引外文原著时篡释原意以达到其目的。此外，徐崇温对“西马”代表人物的评价常常直接引用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评价，而不去作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最终导致一系列相当离奇的结论。这突出体现在对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的研究和评价上（注：张守正：《关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现代哲学》1988.2。）。
张守正指出，徐崇温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对卢卡奇的评价，根本不分析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想要解决的问题，也不把该书同卢卡奇后来的思想发展，特别是《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联系起来考察，而是抓住卢卡奇所作的自我批评，着力凸现该书的失误，把一个将自己的毕生精力都奉献给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并且作出过巨大贡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描绘成一个无知的反马克思主义者，而对青年卢卡奇提出的理论命题均缺乏正面的分析和阐述；对于葛兰西，徐崇温认为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又是一个唯心主义者。这种看法在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序言中，徐崇温更加以强调和论证。对此，张守正专门撰文《葛兰西思想的主要特点》邓以反驳（注：张守正：《葛兰西思想的主要特点》，《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9.4。）。他从探讨《狱中札记》的写作背景入手，指出由于葛兰西生活的年代，意大利革命斗争的思想阻力主要来自经济主义、自发论、宿命论和机械唯物论。因此，葛兰西特别强调人的意识、信念、意志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强调“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阵地战”在革命战略中的重要性。但同时葛兰西又正确地处理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正确的理解了人的本质等一系列唯物史观的重大问题，指出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从“实践”出发，可以称作“实践的唯物主义”。那种认为葛兰西“不仅不赞成唯物主义，而且还批驳唯物主义”的论点完全是对葛兰西思想的一种误解。同时，他还明确指出徐崇温在引用葛兰西关于“物质”的看法中译文的谬误。通过这些批评，张守正认为，徐崇温的“西马”体系缺乏严密的科学性和真正的思想性，批判地介绍掩盖了主观的介绍。只能使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望而止步，不可能进一步推动“西马”研究的深入。
二
那么，应当如何界定和评价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呢？张守正进一步从正面阐述了他的观点。
在他看来，界定和评价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的政治实践，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的本性决定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指导思想，最终必须通过广大劳动群众的实践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吸引越来越多的西方进步知识分子去研究它、理解它、接受它，同时越来越广泛地向各个相关的学科和各种民主运动渗透。但必须看到，由于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呈现出较复杂的景象，并显示出不同于以往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这些特点可简述为：
首先是探索性。当代西方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已发生了某些显著的变化。如何在西方夺取政权，改变所有制和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如何建立的问题迫切地摆在人们面前。要解决上述问题，既要求在实践中勇于探索，也要求善于从理论上加以总结。西方共产党和工人党力图把这两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而党外人士则偏重或仅限于理论方面。但由于西方当代历史条件的复杂性，决定了西方革命的胜利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能像徐崇温那样，由于“西马”没有指导西方革命的胜利就否定其理论价值，西方革命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多种因素（注：张守正：《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1。），它决定了理论的探索也是长期的，因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说就是探索中的马克思主义。
其次是开放性。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较少受政治、法律、习俗、宗教信仰乃至个人名利的约束，研究的课题和重点大多依个人兴趣而有所不同。当然，这种开放性更多地存在于党外。
再就是多样性。西方马克思主义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别或层次。一是以西方共产党、工人党所信奉和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它们力图达到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无疑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二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进行严肃认真的理论研究和探讨，他们多为西方进步的学者，他们可以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明确批判资本主义的某些消极方面，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方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取得丰富的理论成果。但另一方面，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并未从总体上理解和接受，因此这一层次是内容最复杂、最容易引起争议和最难定性的马克思主义。当然，对这三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都应采取分析的态度，以利于我们吸收和借鉴。
因此，按张守正的看法，所谓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历史条件下的体现（注：张守正：《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民日报》1988.10.28。）。其中，西方共产党和工人党所信奉和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主流，主要研究对象，西方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探索是其补充和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都是探索和有待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张守正进一步论述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和探索的主要问题。他指出，由于在当代西方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立这种社会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使他们在哲学方面侧重于探讨下列问题：着重研究本体论的问题，总体性、发展观、人的主观能动性、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异化和消除异化、人及其存在的价值、科学和哲学的关系等等。在政治方面则着重研究民主和自由、社会公正和平等、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关系、革命主体和革命动力、革命形式和革命道路、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革命政党的作用和党的建设等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下列特征（注：张守正：《再议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哲学》1990.3。）。
在哲学世界观方面：①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人类社会高于自然界的特殊性，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胜于强调客观规律的制约作用，强调人的价值和精神发展胜于强调物的价值和社会物质生产；②突出“实践”范畴对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决定意义，把它看作是一个核心范畴。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关系，统统体现在人类实践活动中，并通过实践而发展处于动态的平衡中；③强调现实生活的总体性和整体性，认为现实生活是哲学、政治、历史三者的统一。历史的必然性总是具体的、现实的，总是体现于现实生活的总体性和整体性中；④强调人的社会本性和生物学本性的对立统一。人既受社会规律的制约，也受自身生物学规律的制约，因此人的社会需求包含着人的自然需求，自然需求体现为社会需求；⑤强调“异化”对人类活动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把异化看作是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
在政治思想方面：①主张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思想斗争结合在一起的总体革命。其中经济冲突仍是资本主义统治危机的根源，并决定危机的性质；②这种总体性质的革命斗争，不应当采取武装夺取政权的形式，而应当采取渐进的，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断扩大民主权利的民主斗争形式；③强调科学技术知识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作用；④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的阶级矛盾是垄断资产阶级和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小资产阶级和其他民主阶层的矛盾，因此应采取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建立工人阶级的领导权；⑤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奋斗目标。相对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不是解放生产力，而是解放人的思想，把当代西方社会中物统治人的思想改变成人统治物的思想，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对于用什么标准来评价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张守正认为应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理，既认真面对“西马”的原著，也要求尊重当代西方的现实，研究当代西方历史条件和现实生活的变化以及各种民主斗争以及革命斗争的实践，科学地分析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批判，而是为了学习和提高，从而总结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三
纵观张守正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观点可以看出其研究的基本特点。①和徐崇温相比较，张守正把“实践”置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地位（注：张守正：《对“实践”的再认识》，《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6。）。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的理论，但又必须在实践中得以运用和发展。因此，他认为不能脱离西方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政治实践来归纳、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而由于政治实践对象的历史、文化条件不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势必会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和理论争论，这些争论必将扩散到整个马克思主义阵营而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注：张守正、王雨辰：《客观、系统地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月刊》1988.1。）。因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宜采取分析而不是单纯批判的态度。徐崇温恰恰脱离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政治实践来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因此尽管他也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唯物主义，但他脱离辩证法抽象地理解“实践”，只是把“西马”的理论主张同我们总结出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作简单的类比，因而对“西马”他是批判多于分析，主观多于客观；②张守正特别注重对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的研究和探索，他多次指出，尽管当代西方社会中的经济危机仍起决定因素，但是其表现形式却是社会生产的一体化和个人个性化自由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如果西方共产党和工人党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工人群众，西方革命仍将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也正因为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注重主观性甚于对客观性的研究。徐崇温则很少分析当代西方的具体历史文化条件，更无意找寻当代西方社会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和工人阶级的精神状况，因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文化心理革命”、“消费异化”等主张予以全盘否定；③张守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外延要宽于徐崇温。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包含了西方共产党、工人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西方进步知识分子、激进知识分子、西方共产党内理论家的理论；徐崇温的“西马”概念实际上只包括西方激进知识分子、西方共产党内持不同观点的理论家的思想。因此，似乎可以把张守正的“西马”概念称作“广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而徐崇温的“西马”概念则可称为“狭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我国学术界通常在否定意义上使用的“西马”概念。
总的看，笔者认为，张守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观扩展了我们研究“西马”的视野，使我们能用平等的眼光审视各种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可以说更具科学性、客观性。它对于我们冲破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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