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繁森的人格与中华传统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华论文,传统文化论文,人格论文,孔繁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同志，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哺育出的时代英雄，又是集中了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的时代典范。在孔繁森同志这一伟大形象身上，在他的崇高人格中，我们不仅看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深刻影响，而且在他的身上，也处处看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明显而深刻的烙印。“在他的身上体现了对家人的爱与对人民的爱的高度统一，体现了民族的传统美德与党的宗旨的高度统一。”〔1〕
关于“孝”和“忠”的思想。1988年，孔繁森由组织决定第二次赴藏时，他向组织上表示：“我是党的干部，服从组织安排。”当他回到家向年近九旬的老母亲告别时，想到也许这是同年迈多病的老母亲的最后一面，孔繁森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情，“扑通”跪在母亲面前：“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娘，您要多保重！”说完，流着眼泪给母亲深深磕了一个头。他在远离家乡的高原写的《忆母》诗中也曾说：“自古忠孝难双全，每忆老母涕泗流。”〔2〕这真是无情未必真豪杰。为了党的事业，孔繁森把对家乡、对亲人的爱深深地埋在心底，把博大无私的爱献给了祖国和人民。孔繁森同志在母亲面前和在西藏工作期间表现出的这种真“情”和挚“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孝”与“忠”的继承和发展。他把对生身之母的诚挚的“孝”和对祖国、对党、对人民的真诚的“忠”高度地统一起来，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铸造成这样一位具有高尚人格的共产党的优秀领导干部。
孔子在我国历史上最早、最权威地论述过“孝”与“忠”。他教育自己的学生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3〕在对“忠”的阐释中，他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4〕这里的“君”与当时的“国”是相联系、相一致的。
孔子十分注重如何处理“孝”和“忠”的相互关系。他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5〕又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6〕这是说有见识的人任重而道远，如果留恋安逸，便不配作有见识的人了。这是说“孝”应当、而且也可能服从“忠”，当“孝”与“忠”二者不能“两全”时，“孝”应当服从“忠”。
在我们伟大祖国发展的漫长历史中，“孝”和“忠”一直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社会成员用以处理“小家”和“大家”关系、维系“小家”和“大家”谐调、稳定和发展的积极的思想武器，成为中华民族的各个时期战胜困难、久胜不衰的重要传家之宝。中华民族的这一传统美德更使孔繁森这一崇高人格的典范具有时代特点、阶级特点和民族特点，使孔繁森这一伟大形象更显得可敬、可亲、可学。就这一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哺育了孔繁森这一新时代的伟大英雄。
关于“仁爱”或“爱人”的思想。《论语·颜渊篇》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7〕儒家最早提出有关“仁爱”的思想，并且被他们尊为处理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儒家政治哲学、教育哲学的最重要的基本内容。这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它包含了诸多有强大生命力的积极因素。
孔繁森同志身上非常突出地体现了中华民族这种“仁爱”的传统美德。他使这些美德在自己身上得到升华并发扬光大。他明于“知人”，善于“用人”；他懂得“爱人”，也会“爱人”；他也博得了“人”、人民对他的永久的、深沉的和最真挚的爱。
孔繁森同志“始终在努力实践着自己最喜爱的那句名言：‘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孔繁森同志把传统的“仁爱”美德分层次、具体化为“爱别人”、“爱人民”。
在传统的“仁爱”美德中明确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8〕孔繁森同志亲身实践并发扬了这一美德。孔繁森同志曾多次对人这样讲：“每当看到藏族的老人，就会想到自己的父母；每当看到藏族的孩子，就仿佛见到自己的儿女。”他在拉萨当副市长期间，全市56所敬老院和社会福利院，他走访过48所，把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送到孤寡老人和孩子们的心田。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县桑达乡敬老院，一位名叫琼宗的老阿妈，长久保存着孔繁森同志送给她的一双棉鞋。这是在一个隆冬的早晨，孔繁森副市长冒着寒风来到敬老院。他见老人的鞋子破了，脚冻得又红又肿，他便把老人的双脚抱在自己的怀里。第二天，他托人给老阿妈送来了这双新棉鞋。过了不久，他又给敬老院的老人们送来了半导体收音机。1992年，拉萨市几个县发生地震，在羊日岗乡的地震废墟上，他决定亲自承担起抚养三个藏族孤儿的责任。孔繁森同志家庭负担比较重，但他每次下乡，总要把仅有的几个钱送给那些生活贫困的藏族群众，往往刚过半个月，他的工资就花得所剩无几了，有时甚至连伙食费都不够了。收养这几个孤儿后，他经济上更加拮据，但是，他又不忍心让孩子们受委屈，这就给他的生活上带来更大的压力。由此发生了让人心疼的1993年春天孔繁森同志到西藏军区总医院血库献血的事情。
关于“民本”思想，即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这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齐国政治家管仲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他在《管子·牧民篇》中指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孔子也主张：“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9〕孟子则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他主张（统治者）“与民同乐”，“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民事不可缓也。”“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10〕
孔繁森同志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模范地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他刚被派到阿里地区工作，一上任便得了重病，一边输液，一边工作，一个多月之后体重减少14公斤。他为了发展阿里地区的经济，号召当地干部：“率领群众致富，是我们的天职。每个党员干部，都应当与人民同甘苦、共命运。这样，我们党才有威信，国家才有希望。”当一场罕见的特大暴风雪灾席卷了阿里高原之际，他立即带领干部组织群众抗灾。他在曲仓乡领导抗灾时坚定地指出：“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保护人。先保人，再保畜，一定要把群众的情绪稳往，团结起来同灾害作斗争，尽量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有一次，孔繁森病了，他强支着病弱的身躯，打开手电筒，给同事留下了这样的嘱咐：“万一我发生了不幸，千万不能让我母亲和家庭、孩子知道。请你每月以我的名义给我家写一封平安信。在哪里发生不幸，就把我埋在哪里……”他为了人民的利益，随时准备实践自己的誓言：“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鬼雄死不还乡”；“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孔繁森同志不愧是中华民族关于“民本”传统的模范实践者，更是新时期我们共产党的宗旨的模范捍卫者、勇敢的实践者。
关于“见利思义”和“浩然”正气。这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而强大生命力的内容。“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1〕。只有以“义”制“利”，才可能给人以“浩然”正气。“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12〕“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13〕。江泽民同志十分明确地指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崇高气节’”〔14〕。
孔繁森同志继承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了我们这一光辉的民族美德，不受金钱之所诱，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浩然正气。孔繁森在西藏工作期间，曾有人以各种关系和理由，例如承包工程等等，企图以为数显眼的“恩惠”为诱饵，从他那里捞到国家和人民的好处。孔繁森头脑十分清醒，态度十分坚定，严厉地斥退了这些腐败行为，顶住了这些歪风邪气，保住了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捍卫了共产党员党性的纯洁。他以实际行动为党增添了光彩，同时也弘扬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和“大丈夫”精神。
关于“廉政”和以身作则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的传统政治观念中，有一条积极的强大而有生命力的主线，就是要求当官从政的人要廉洁奉公，勤奋而谨慎地处理政务，处处为老百姓作榜样和表率。这就是要重身教、以身作则。在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视带头人的以身作则，这已成为一种优秀的道德传统，尤其成为儒家伦理的重要内容。“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荀正其身矣，於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15〕“君人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16〕古人说：“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这些都是讲从政者身教的重要作用。
孔繁森同志在“廉政”和以身作则等方面，堪称是新时期我们国家、我们党的领导干部的典范和楷模。正如《人民日报》社论《向孔繁森同志学习》一文中指出的那样：“我们要学习孔繁森同志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高尚品德。”“孔繁森同志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从不利用职权为个人谋私利，相反，他还利用自己不高的收入长期收养藏族孤儿，常常为患病的藏胞送医送药，为有困难的藏胞慷慨解囊，克己为民，催人泪下。”
孔繁森同志的一生，正如鲁迅先生当年所比喻的老黄牛那样：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也正如同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颂扬的那样：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也正如孔繁森走后人们奉上的挽联所写的那样：“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视名利安危淡似狮泉河水；二离桑梓，独恋雪域，置民族团结重如冈底斯山。”
注释：
〔1〕《人民日报》1995年4月7 日（此后本文凡引自上述文章不再作注）。
〔2〕《孔繁森札记》。
〔3〕〔4〕〔5〕〔6〕〔9〕〔11〕〔12〕〔15〕《论语》。
〔7〕〔8〕〔10〕〔13〕〔16〕《孟子》。
〔14〕《人民日报》1991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