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后中国如何参与国际分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2）04－0009－06
中国加入WTO 无论对世界经济还是对中国经济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加入WTO 可以看做是“第二次地理大发现”。500多年前，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尽管那次地理大发现对于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但它毕竟只是一次自然地理的大发现。中国加入WTO是一次经济地理大发现， 因为世界突然“发现”了一个拥有13多亿人口与超过1万亿美元GDP的新市场，并且又是目前增长速度最快、未来潜力最大的市场。特别是在世界经济出现增长危机的今天，有这样一个新兴的市场加入全球世界市场体系，必定会对世界经济未来的发展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从中国自身的角度来看，加入WTO意味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将发生一个质的变化，即从过去那种“政府主导的政策性”对外开放转变成为今后的“市场主导的体制性”对外开放。对外开放的这种质变势必会引起中国社会与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从而对未来的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中国“入世”后的经济能否有效增长，不仅取决于国内体制的调整与变革，而且也取决于中国如何参与国际分工。本文拟对此问题加以讨论。
资源禀赋与国际贸易
在讨论中国如何参与国际分工的问题时，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李嘉图主义的比较利益理论，沿着这一理论进行逻辑演绎的必然结果是，按照要素禀赋论去参与国际分工应当是最有利可图的。因为这样做：第一，可以实现比较优势；第二，可以实现充分就业。试想在一个劳动要素丰裕的国家，假如不是去参与劳动要素密集的产业的国际分工，那么就会产生极为不利的经济后果：一方面，由于劳动要素过剩会造成社会失业；另一方面，由于国内资本积累不足，势必会向国际举债。这不仅不能形成本国在国际经济中的竞争优势，反而会带来经济与金融的危机。（注：陈宗胜著：《发展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页。）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经济发展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按照古典与新古典理论参与国际分工的开放经济国家，其经济实践的结果往往与上述结论相悖。许多出口丰裕要素产品与过剩产品的国家不仅没有富起来，有些反而变得更加贫困了。究其原因，显然在于古典与新古典的贸易理论忽略了来自于需求方面的约束。在古典与新古典的贸易理论模型中普遍采用了小国经济的假设。（注：华民著：《国际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按照小国经济的假设，任何一个国家的出口需求都是无限的。古典与新古典贸易理论的这种小国经济假设，可能与创建这种贸易理论的经济学家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供给相对不足的经济时代有关。但是，自从进入凯恩斯时代以来，我们就已看到，制约各国经济、特别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已经不再是供给，而是有效需求的不足。正是世界经济中有效需求的不足，使得按照要素禀赋进行国际分工的贸易就不一定是有利可图的了。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那些缺乏需求的出口产品的价格会下跌，从而出口这些产品的国家会面临一种极为不利的贸易条件，以至于从供给角度看是具有竞争优势和比较利益的分工与出口未必是有利的，换句话说，供给方面的比较优势最终会被日益恶化的贸易条件所抵消，以致不能通过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而获利。特别是当某些小国（更不用说大国了）所生产的产品占有很大的国际市场份额时，情况更是如此。
马歇尔与勒纳在研究一国能否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恢复国际收支的平衡问题时，发现当出口的需求缺乏价格弹性时，本国货币的贬值对于增加出口是没有意义的，它只会使得原先就已相当不利的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注：华民著：《国际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页。）由此可见，不管我们是否考虑货币的因素， 只要一个国家的出口受到了外部需求的限制，即使它们在供给上具有比较优势，也是无利可图的。
通过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简单回顾，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在参与国际分工的时候，不仅应当考虑由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而且还必须考虑来自于世界市场的需求约束。否则，我们也有可能重蹈许多发展中国家由贸易导致贫困的覆辙。
现在的问题是，贸易的需求制约究竟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导入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长波理论。
世界经济的长波与国际贸易
自从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世界经济一直呈现出具有规律性的周期变动。最初发现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是俄罗斯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注：［美］阿瑟·刘易斯著：《增长与波动》（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页。）他最早观察到了世界经济每50～60年就会发生一次周期性波动的现象。但是，康德拉季耶夫没有能够准确地找到世界经济发生这种周期性变化的原因。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科学地揭示了世界经济发生周期性运动的真正原因，那就是企业家的创新。（注：周天勇著：《新发展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页。）这种创新最初表现为个别企业的技术革新，当始于个别企业的创新活动演变成为一场社会技术革命、进而引发社会的产业革命时，世界经济的一个新周期便开始了。弗农后来发现，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微观的产品生命周期的一种反应。（注：郭熙保著：《发展经济学经典论著选》，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386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世界经济的周期变动看做是微观的产品生命周期的一种宏观表现。
尽管如此，产品的生命周期与宏观的产业革命还是有着非常重大的区别。发生在微观层次上的产品生命周期的动态变化，需要厂商不断地进行产品创新，这种创新是个别的、有时甚至还是杂乱无章的。但是，发生在世界经济中的周期变动首先是一种产业而非产品的结构性变动，并且还是一种按照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而有序演进的动态进程。为了便于大家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将工业化时代以来的五次产业革命周期的内在的发展逻辑简单分析如下：
第一次产业革命周期的主导产业是纺织工业，由于人们使用企业制度和蒸汽机来纺纱织布，因而劳动生产率大幅度地提高，并从根本上解决了农业社会所不能解决的穿衣问题。
随着满足纺织工业所需的机器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世界对制造机器本身所需的钢铁的需求陡增，与此同时，纺织工业本身却因生产与技术的逐渐扩散而步入成熟期，结果便有了以钢铁工业作为主导产业的第二次产业革命。
钢铁工业的崛起一方面解决了机器大工业发展所需的、制造各种机器设备的基本材料，另一方面却又导致了能源的短缺，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就需要进行一次能源革命，结果便有了以石油和重化工业为主导产业的第三次产业革命。
经过三次产业革命的发展和积累，现代工业体系的基本构架已经形成，与此同时，人们的收入水平也有了极大的提高。这样，无论从供给角度来看，还是从需求角度来看，以汽车为主导产业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汽车产业所独具的很长的产业链与消费链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从而使得整个世界经济在20世纪中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是，1973年的石油危机标志着汽车经济时代的结束，随之而来的便是以IT产业为主导产业的第五次产业革命，世界经济因此而进入第五个工业化的周期运动。
从汽车产业周期到IT产业周期之演进的必然性在于：第一，汽车产业的发展虽然大大地缩短了空间距离，但是人们相互之间的商品与信息的交易费用仍然很高；第二，汽车工业的发展虽然导致了城市化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深化，但却造成了能源危机；第三，由能源危机造成的汽车需求增长的停滞和随之而来的全球性经济衰退需要一场新的产业革命。这种新的产业革命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既能够降低通信联络与市场交易费用，又可以大幅降低与减少能源消耗和原材料消耗。具备这样两个特征的产业革命毫无疑问只能是IT产业革命。
从世界上第一台个人电脑产生至今，也已过去了30年，IT产业的发展已经发生了从创新高频阶段向成本竞争阶段的转变。这意味着新的经济周期又将开始，从世界经济的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来看，在未来即将爆发的第六次产业革命中，最有可能成为周期主导产业的将是与延长人们的生命周期密切相关的生物产业。这是因为，在以亚洲国家为中心的农业社会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以地中海国家为中心的商品贸易时代建立了世界市场体系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化社会先后解决了穿衣、交通与出行、城市化与信息化等问题之后，如何延长人们的生命周期就成为人类所最为关心的问题。目前，生命科学领域里的一系列重大的创新与商业化的努力，正预示着新周期即将到来。
在第六个世界经济的长周期还未到来之前，首先需要关注的是周期的阶段转换问题。在已经发生的五个周期里，表现出一个共同的规律性的现象，那就是每个周期都要经历创新与成本竞争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时间长度约为50～60年的产业革命周期里，由于需要经历创新与成本竞争这样两个不同的阶段，因而就可以区分为前25～30年的繁荣期与后25～30年的衰退期。在周期的繁荣阶段，创新占据主导地位，周期的主导产品供不应求；在周期的衰退阶段，重要的创新活动已经衰竭，周期的主导产品供过于求，成本竞争取代技术创新而成为周期衰退阶段的主要特征。为什么在周期变动的过程中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这既与创新的周期变化有关，也与周期主导产品的生命周期有关。其中，前者决定了周期主导产品供给过程的变化，而后者将会改变主导产品的需求。
从弗衣的理论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会引起贸易流向的变化，这种流向变化的规律可以概述如下：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创新阶段，由于供给与需求都发生在发达国家，这时既没有贸易、也没有对外投资；进入产品生命周期的定型阶段之后，由于成本大幅度下降，需求开始扩散到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于是便有了出口；进入产品生命周期的批量生产阶段时，生产该产品的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而且对该产品的需求也已经主要转移到了国外，于是对外投资就发生了，同时，国内为数不多的需求则通过进口来满足；进入产品生命周期的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衰退阶段时，本国对该产品的需求完全枯竭，这时供给与需求均发生在欠发达的国家与地区，这时又会出现既没有贸易，也没有对外投资的情况。由此可见，一国在国际分工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而周期性地发生变化。
无数次的产品生命周期的集合便会构成一次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产业革命的周期。如前所述，一个完整的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产业革命周期通常总是由两个不同的阶段所构成，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创新活动是不连续的，特别是能够引起产业革命的创新总是爆发性的，从而也就必然是间歇性的。由于长周期在客观上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周期发展阶段，因而，就会发生两次国际分工的重组，其中：第一次是发生在周期的创新阶段，这时，某个走在创新前列、率先发动产业革命的国家会异军突起，成为新一轮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而那些仍然在从事过时产品生产的国家则有可能被淘汰出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风光不再；，1988年泡沫破灭后的日本也正面临着被淘汰出局的危机。第二次是发生在周期的成本竞争阶段，这时，由于创新的频率不断下降，特别是重大的、高级别的创新活动趋于枯竭，世界经济长周期的成本竞争阶段到来了。在长周期的这个阶段，曾经在创新高频阶段带领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国家由于创新的枯竭与成本的提高（由经济高速增长所导致的人均收入水平不断上升而造成的），不仅失去了领导世界经济继续增长的能力，而且其本身还会出现增长的危机。相反，某些具有竞争潜质的后进国家则有可能在周期的这个阶段通过低成本的参与周期主导产品的制造而迅速崛起。石油危机之后，日本、特别是东亚国家的迅速发展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由此可见，一个国家在开放经济的情况下，究竟应当如何参与国际分工，不仅要考虑本国的资源禀赋、国际市场的需求，而且还要善于抓住世界经济周期波动所提供的机会。
9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的格局变化
以上所作的分析显然是理论性质的，尽管我们在必要的时候也涉及到了某些众所周知的案例。现在让我们回到现实的世界经济结构中来，看一看现实的国际分工究竟是怎么样的，因为这对于中国准确地把握未来的国际分工发展趋势，并能前瞻性地找到中国最具优势的国际分工地位是极为重要的。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分工格局大致发生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由汽车经济时代的水平国际分工逐渐地转变成为信息经济时代的垂直国际分工。其中，美国成为信息产品的发明与生产的大国；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国家，部分参与了国际信息产品的分工，但是它们中的大部分仍然在生产汽车经济时代的制成品；日本由于其结构调整不能顺利地推进，至今仍以生产汽车为主。正是这种垂直国际分工格局的形成，造成了美国长达10多年的经济繁荣、北欧国家的异军突起以及欧洲核心国家德国的经济低迷与亚洲最富有国家日本的经济衰退。
第二，美国、德国和日本等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国家所在的区域内的国际分工则发生了反方向的变化，即北美、西欧和东亚地区的国际经济分工日益呈现出扁平化的发展态势。特别是在东亚，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所发现的雁型分工模式已经不复存在，（注：［美］泰萨·莫里斯—铃木（Tessa Morris－Suzuki）著：《日本经济思想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79页。）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结构越来越相似，到了1997年终于爆发了竞争性的货币贬值，从而对建立地区经济共同体产生了强烈的需求。
在发生了以上两种变化之后，对于当今的国际分工格局，大致可以用一个金字塔型的国际分工结构描述如下：
处在当今国际分工金字塔顶端的是美国，是它创造了新经济，并把人类带进了信息社会。在过去的10多年时间里，美国通过连续不断的创新与对新经济的垄断，保持了历史上罕见的繁荣。但自进入2000年以来，伴随着新经济周期变化而来的美国经济基本面的持续恶化，终于造成了美国经济增长的减速。“9·11”事件发生之后， 美国经济软着陆的可能性荡然无存，美国开始走上了真正的经济衰退之路。
处在当今国际分工金字塔的第二阶梯的典型国家是英国（当然也包括美国），如果说美国在当今的国际分工中主要从事知识与信息产品的生产，那么英国在当今的国际分工中主要提供新的金融服务。这种金融服务所涉及的大都是与投资银行业务相联系的内容。英国能够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这样的地位，显然是与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之后，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时期所推行的英国国有企业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分不开的。在这场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中，大批国有企业被出售或重组，接盘或参与国有企业产权重组的自然是英国的投资银行和其他一些非银行的金融机构。结果，投资银行与这些非银行的金融机构获得空前的发展，从而使得英国经济发生根本的结构性调整，它的国际竞争力稳步上升，终于摆脱了困扰其将近半个世纪的“英国病”。
处在当今国际分工金字塔的第三个阶梯的典型国家是德国，它在当今的国际分工中主要从事资本品的生产。德国之所以能够在国际分工的这个层次上长期占据垄断的地位，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生产优质制成品所必须的合作文化；整个民族对工程技术的偏好；通过把大学的实验室建立在企业里的做法，直接把科学技术与工业生产组合成为先进的生产力。尽管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已经结束，但仍然保持着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这既与德国始终保持着资本品生产技术的垄断有关，也与资本品相对于最终消费品具有较长的生命周期有关。
处在当今国际分工金字塔的第四个阶梯的典型国家是日本，它在当今的国际分工中主要从事资本要素密集、技术含量与附加值均比较高的最终消费品的生产。日本曾经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但是，通过明治维新，日本快速走上了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几十年里，日本依靠其合作的文化、有序的产业组织结构和高效率的企业管理，再加上积极的出口导向的贸易政策和技术引进政策，很快在汽车、家用电器和照相机等最终消费品生产领域中崛起，创造了历史上罕见的日本奇迹。然而，最终消费品生产是很容易受到产品生命周期影响的，因此，当世界经济进入信息经济产业革命周期后，由于全球消费者对包括汽车和家电在内的传统产品的需求相对减少，日本开始面临供给过剩的增长危机，在1988年泡沫破灭之后无可奈何地走上了经济持续衰退的道路。
处在当今国际分工金字塔的最后一个阶梯的国家数量众多，它们就是那些至今仍然处在发展中的低收入国家，它们在当今世界的国际分工中主要从事劳动要素密集的最终消费品生产。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在国际分工的这个层次里，供给过剩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于是成本就成为决定国际竞争胜负的惟一因素。
总之，在以上各种分工类型中，除了目前由英国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尚具有国际垄断性之外，一般都要受到产品生命周期的冲击。但是，德国所生产的资本品由于具有相对较长的生命周期，因而其所遭受的冲击比起那些主要参与最终消费品生产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则小多了。最后，对于那些生产最终消费品的国家来说，只要它们所生产的产品开始进入供给过剩的成本竞争阶段，那么凡是没有能力、或者是不愿意进行结构调整的国家就会面临增长的危机，或者是干脆被淘汰出局。
“入世”后的中国应当如何参与未来的国际分工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并且地区之间的发展极不平衡，因此，中国是不可能在国际分工中参与某个产业的专业化生产的。假如，中国不顾自己是个大国这一事实，去从事专业化的生产，那么世界绝不可能为中国提供如此巨大的市场。与此同时，国内各个地区客观存在的、具有较大差别的资源禀赋优势也将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
其次，根据本文第一节所作的分析，完全按照中国目前的资源禀赋去参与国际分工也是不可取的，这是因为资源禀赋给出的仅仅是供给方面的优势，而没有考虑来自市场需求方面的约束。如果把市场需求的约束纳入我们的视野，那么就可以发现，许多显然是属于劳动要素密集的产业并不值得中国参与。就拿大多数人看好的纺织工业来说吧，由于全球市场的扩张非常有限，而其知识与技术含量较高的设计与面料后续加工又不是中国的强项，因此，尽管该产业是个典型的劳动要素密集的产业，但不太可能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最佳选择。诸如此类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不再一一列举。
那么中国在“入世”后究竟应当如何参与国际分工呢？由于国际市场的需求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约束变量，而国际市场的需求变化又是如此地依赖于世界经济的增长周期，因此，中国应当在动态地把握自己的禀赋优势的基础上，抓住世界经济周期调整的机会，去发现最能实现自己的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以便尽可能地增加贸易的利得。
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认为，中国“入世”后在国际分工中最具竞争优势和发展潜力的可能就是IT产业的制造业。这样说的主要根据是：随着美国经济走向衰退，IT产业的国际分工正在进行重组，中国很可能通过参与IT产业制造业的国际分工而进入一个“中国制造”的时代。
从基本面上讲，美国经济从增长减速到最后走向衰退，是新经济从创新高频阶段进入成本竞争阶段所造成的。我们作出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是：第一，从美国政府兴建信息高速公路到个人电脑进入家庭、从平台软件的发明到因特网的全球发展、从网络公司的诞生到电子商务的崛起，信息产业的高级别创新大都已经完成。第二，目前仍在延续的IT产业的创新基本属于增量创新，比如在硅芯片的基础上开发出了单分子碳纳米管芯片，在CPU和INTERNET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出了网络储存业务等。第三，不仅是IT产品的需求在迅速地向全球扩散，更为重要的是IT产业的技术也在迅速地向全球扩散，IT产业的全球扩散导致全球供给的增加和过剩，因此成本优势就将成为市场竞争的主要优势。
进入成本竞争阶段的IT产业将会如何发展呢？根据IT产业的最新发展态势来看，进入成本竞争阶段的IT产业的基本发展方向可能是：第一，以因特网为工具体系，进一步将IT产业的各个分支加以整合。第二，借助于增量与产品创新，推动IT产业向旧经济衍生，如纯粹的网络公司可以通过与旧经济部门的整合而发展成为包括信息流、物流和现金流在内的三位一体的电子商务，与此同时，旧经济部门的企业也可主动运用IT技术来大幅度地提高企业生产率，如此等等。
进入成本竞争阶段之后，不仅是IT产业的发展方向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而且伴随着IT产业技术全球扩散而来的还有IT产业国际分工的重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重组之后的IT产业的国际分工最有可能形成以下的格局：
美国继续承担其在IT产业领域中的研究（R）功能， 进而继续保持国际IT产业的领先地位。理由在于：从文化角度看，美国非常强调个人的价值，这可从美国建国早期制定的人权宣言中得到证明。这种强调与尊重个人价值的文化对于技术创新来说是极其有利的，因为它鼓励与众不同与标新立异。从制度角度看，美国也是一个最适宜于技术创新的国家。创业者、投资者与风险投资基金的经理共同分享企业所有权的新型企业制度；以股权融资为主的，由融资、避险和风险投资系统三位一体的金融体制；再加上政府的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干预政策（放松管制），使得美国成为人们进行技术创新的理想国家，IT产业的许多神话故事在美国变为现实足以说明这一点。最后一个因素是美国特有的要素禀赋，就是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知识存量与流量。美国不断增长的知识存量与流量主要来源于它比其他国家具有更好的创新制度和更为广阔的市场，前者导致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大量流入美国，而后者则为IT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当然，由于重大的高级别的创新已经基本枯竭，因此，留给美国的创新空间已经不大，否则美国经济绝对不会走向衰退。
至于谁有可能从美国手中接过IT产业的技术开发（D）功能， 而成为IT产业技术开发的主导者，现在还是一个谜。按照过去的经验，日本最有可能获得这种国际分工地位。就日本来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它一直是先进技术模仿的佼佼者，它的发达的教育系统和通过技术模仿而积累起来的规模巨大的技术开发人才，使得它有能力在IT产业的技术开发与工艺改进中占据世界竞争的优势。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由于受到结构刚性和成本持续提高的双重制约，日本已经很难顺利地从美国手中接过IT产业的D功能，因此， 最后谁能获得这样的国际分工地位确实是个问题。
最后，中国应当在“入世”以后成为IT产业制造（M ）业的主要承担者。因为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适合参与IT产业制造业国际分工的国家，理由如下：第一，虽然从总体上讲，中国的人力资本并不充足，但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集中了大量的人力资本，从而足以满足IT产业制造业发展的需要。第二，中国是目前世界上IT产品最大的消费国家之一，将IT产品的生产基地配置在中国是有利可图的，因为大批量生产基地离市场越近，运输成本就越低。第三，把IT产业制造业配置在中国，不仅可以节省运输成本，而且，由于中国的人力成本相对较低，其生产成本也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第四，中国已经加入WTO，中国的市场变得更加开放了，IT 产业制造业生产技术向中国转移也将会变得更加容易。目前，世界IT产业制造业正在大规模地向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迅速的集聚足以证明这一点。第五，IT产业制造业事实上也是一个劳动要素密集的产业，它与传统的劳动要素密集的制造业相比，主要的差别在于它的收入的需求弹性是递增的，从而具有较高的附加值。因此，中国通过参与IT产业制造业的国际分工既能实现充分就业，又能获得较高的比较利益。第六，再从动态的角度看，中国一旦成为IT产业的制造大国，那么通过不间断的“干中学”和“用中学”，一定会逐渐地积累起强大的IT产业的技术开发能力，直至研究能力。因此，我们主张走“制造（M）——开发（D）——研究（R）”的发展路径。循着这样的发展路径，中国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大国而承担起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使命。
致谢：本文在最后的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徐睿同学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修回日期：2002－01－18］
标签：国际分工论文; 世界经济论文; 产品生命周期论文; 供给和需求论文; 生命周期理论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 工业革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