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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文章以近三百年来由于西方人对笛卡尔哲学的狂热崇拜而导致文化的全面危机为切入点，对长期以来曾被西方人忽视的帕斯卡尔撇开名与实的无聊争吵而直探生命本原的哲学进行了重新审视和定位。认为，帕斯卡尔的真正价值不仅表现于早在四百年前就以一种悲悯的目光审视过近代文明的缺陷和批判过科学主义的潜妄，更为重要的是，他的非理性主义哲学两个多世纪后仍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叔本华、尼采、克尔凯戈尔、陀斯妥耶夫斯基，甚至本世纪的萨特、海德格尔等人。文章对于帕斯卡尔的评价，对于更全面地了解和研究近代西方哲学富有启迪意义。
一部哲学史，主要是人类少数大脑在有关灵与肉、生命与理性、存在与本质的关系问题上思考的历史，而不象以往的教科书那样，去掉生命的血肉，仅仅把唯物与唯心、经验与先验、特殊与一般的对立作为哲学史上的主题。两千多年来，哲人们热衷于名与实的争吵，只能说明哲学的幼稚和偏颇。哲学何为？答案只有到人的生存境况及其精神深处寻找。感性与理性、存在与本质、经验与先验，诸多范畴诸多理解，如果远离人的生命境况，一切都会显得苍白和无聊。哲学的主旨应在于对生命的把握，而非对外界的认识。认识外界不是目的，目的在于通过外界认识人类自身。正如西班牙哲学家乌纳穆诺所言：“这种具体的人，有血有肉的人，才是所有哲学的主要论题和最高客体。”〔1〕人们喜欢将哲学家同宗教家看作截然不同的两类人，实际上，真正的哲学同宗教只有枝节上的差别，而无根本的不同，二者所追求的都应是人生的智慧，而非关于外界的知识。所不同的只是，宗教家靠上帝说话，而哲学家在是否需要上帝的问题上左右为难，或明或暗。由此看来，往昔有关心物问题名实问题的讨论，虽然可以看作人生智慧的世界观前提，但毕竟与人的生命意义隔了一层。心物问题应直探生命本原，或从心灵或从外物为人生安立价值根据；名实问题应从信仰出发，揭示真宰的存在如何可能。
如果上述看法不是离谱太远，那么对哲学史中的诸多人物诸多理论就有重新评价其地位之必要。哲学家们自己写的哲学史，占着显赫位置的大多是些职业化的讲坛哲学家，而在普通人特别在年轻辈那里，他们更喜欢的是那些不曾有过体系甚至不曾捧过哲学饭碗的灵魂引路人，如卢梭、尼采、陀斯妥耶夫斯基等。哲学的意义，不在于体系的谨严，而在于能否营造理想的生活环境和销释寻常百姓的精神紧张。也正是从这一层意义上，我们实在有必要给久违了的帕斯卡尔一个恰当的说法。
能嘲笑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思维
确切说，对于帕斯卡尔，恐怕连“久违了”也算不上。因为长期以来，作为哲学家，不管是生前还是身后，他从来就没有过风光的时候。只是到了本世纪，一些新派的神学家和存在主义者在回顾近代欧洲思想时，才发现帕斯卡尔的真正价值所在。此种价值不仅表现于早在近四百年前，帕斯卡尔就以一种悲悯的目光审视过近代文明的缺陷和批判过科学主义的潜妄，更为重要的是，他的非理性主义哲学两个多世纪后不同程度地反映在叔本华、尼采、克尔凯戈尔、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人的著作里，就连本世纪的萨特、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也可从他的《思想录》里找到渊源。而且，象尼采、陀斯妥耶夫斯基或许根本就不了解帕斯卡尔，只是我们这些后来的研究者在阅读他们的著作时，才发现其中许多话头，17世纪上半叶的帕斯卡尔早已说过，并且同样深刻。
帕斯卡尔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也正因为聪明绝顶，才导致他人生的两大结局：一是做不了职业的哲学家，二是英年早去，39岁就离开了人世。也可以说，这两大结局实则一回事。聪明人委身哲学，必然地要短些阳寿，何况不以哲学谋生。
如果我们把历史上的哲学家的生平作些考察，不难发现这样一种带普遍性的现象：职业化的哲学家大多可以颐养天年，而非职业的哲学家多为早夭。帕斯卡尔39岁，尼采56岁，克尔凯戈尔42岁。在中国，情况亦复如是。庄子45岁，王阳明56岁。就连佛祖释迦牟尼也只有50岁。真正的哲学思维不象蜘蛛结网，只求精密就行，它需要的是灵魂的自我鞭笞和生命的风吹浪打。痛苦是智慧之源。只有以心身的苦痛为代价，才可换得真正的哲学思维。基督耶稣以血和肉代世人赎罪，世俗的哲学家又何尝不应如此。虽然在他们这里，没有犹大，没有死后复活的说法，但为拯救世人同样要背负沉重的十字架。正因为这样，那些真正具有哲学智慧的人，不仅短命者多，就连健康的躯体和正常的心智也难以保障。相比之下，享年98岁的罗素，九泉之下理当有所想法。
帕斯卡尔有一个天才的数学家的头脑，对其他自然科学也有着浓厚的兴趣。11岁时便开始撰写学术论文，探讨声学问题。16岁时在《圆锥曲线论》一文中，提出了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帕斯卡尔定理”，连笛卡尔看了也赞不绝口。18岁时，设计出世界上第一架计算机，能够手摇计算六位数的加减法。20岁前后，又进行大气压、流体力学和数学等方面的研究，均有卓然成就。17世纪曾有“天才的世纪”之称，科学家献身科学如同献身上帝一样的虔诚和执着。帕斯卡尔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备受科学精神的鼓舞，忘我工作，夜以继日，加之过于早熟，所以严重地损害了健康。从18岁的时候起，他没有一天不在病中，24岁又曾因中风而瘫痪。
疾病对于个体的生命来说，无疑是个否定因素。但是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影响，就不能这样简单看待了。释迦牟尼正是因为感受到人生的生老病死，创立了佛教。帕斯卡尔也是从自己的病痛里，看到人生意义的深处，同时看到了世人的浅薄与愚妄。这里的关键在于，健康人与病患者生活在两个精神世界。健康人寻求的是对外界的认识和征服以及俗世生活的满足，他们所看到的是太阳统治的世界，并相信凭着自己的力量可以与太阳同辉。所以健康人总有一种向外扩张的欲望，对上帝敬而远之。而病患者时常感到的是死亡之神的威胁，一个无底的黑洞随时可能出现在他的脚前。虽然他每天也可看见太阳，但阳光已不再明亮，或明或暗如同引人踏上死亡之路的鬼火。也可以说，天堂之门或地狱之门对他早已打开，让他有充分的时间在生命结束之前可以预先同上帝和魔鬼交谈。同上帝与魔鬼的交谈，又可理解为上帝与魔鬼的对话，而自己只是作为第三者站在侧旁洗耳静听。世上最深刻的思想莫过于出自上帝与魔鬼的口中，何况二者的对话。诚然，并不是每一个病患者或临死的人都能有这种经验。能够与上帝和魔鬼交谈的，毕竟是极少数富有灵性的人。帕斯卡尔就是其中的一个。
帕斯卡尔被带到上帝和魔鬼的身边，据他自己说是由于两次偶然的机缘。一次是在病中，另一次是由于车祸。
成年之后，帕斯卡尔的健康状态就一直很糟，久医不愈。突然一天，他仿佛觉得一道灵光对他直射下来，转眼间，身上的病痛好了许多。从我们今天的唯物论观点看，这样的经历纯属骗人的鬼话。但帕斯卡尔自己却刻骨铭心，他把当时的情景以及自己的感受全都写了下来，放在贴身的地方终生保存着。在他看来，这道灵光就是上帝，或者说属于上帝。它不需要证明，亦勿需理性神学的解释，灵光本身就是上帝存在的最好见证。自此以后，他决定把整个生命献给上帝，并力图保护上帝不受哲学家和神学家的扭曲。
如果说第一次奇迹使帕斯卡尔对上帝有了不同寻常的理解，那么第二次奇迹般的经历则使他对宇宙人生有了真正的洞识。在他31岁的那年，一天他乘马车路经塞纳河，马车急转弯，车门砰的打开，他一头栽在地上，险些送命。就在他从车门抛出摔在地面时，帕斯卡尔感到他又一次看到了灵光，并在灵光的照射下看到了黑暗，看到了虚无，看到了生命的全部意义乃至宇宙万物的全部奥秘。宇宙人生纯属偶然，随时都有可能将人推到非存在之中，死亡也没有预定的时间，死神随时都有可能光顾。在这偶然的世界，人何其渺小何其悲苦，惟有上帝常在和伟大。如果没有上帝，这世界，这人生，一切都毫无意义。
然而，帕斯卡尔毕竟不同于尼采和克尔凯戈尔。在后者这里，只有人生的体验，而没有科学知识的理论反衬，因而他们对于理性的厌弃多是情感性的。虽然他们深知上帝的意义，但同时又深知此种意义早已被糟践得不成意义。而帕斯卡尔则不同。他虽是性情中人，兼有诗人和牧师的气质，同时又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科学家。诗人兼牧师的气质使他易于接近上帝和魔鬼，科学家的头脑又使他知道该怎样将上帝从科学主义和俗世理性主义的绞杀下拯救出来。在信仰与科学之间，帕斯卡尔看重的是前者，尽管他为了后者曾呕心沥血。按照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说法，理性是最高的权威，甚至可以审判上帝。而早一个世纪的帕斯卡尔却认为，过高地把理性摆在不恰当的位置，只能说明人的愚妄和可悲。理性作为权威是否可能，首先就得将它送到上帝面前，接受上帝的审判。
用美国学者威廉·巴雷特的话说，克尔凯戈尔和尼采“迈出了哲学的圈子，从而能够从宗教的观点和艺术的观点从外边看看哲学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而帕斯卡尔是从科学的观点看。”〔2〕也就是说， 帕斯卡尔如同克尔凯戈尔和尼采一样，也是站在哲学圈子的外面冷眼看待哲学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嘲笑哲学。嘲笑哲学之所以可能，就在于帕斯卡尔兼有两种思维，即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思维，或曰科学思维与直觉思维，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几何学精神”与“敏感性精神”。
在《思想录》里，帕斯卡尔一起笔就对“几何学精神”与“敏感性精神”作了如下区别：在几何学里，原则都是显而易见的，但却脱离日常生活；而敏感性精神，原则就在日常生活之中，并且就在人人眼前。几何学家的心灵在于以清晰明白的概念对事物的定义，并由之而演绎出众多的逻辑推论。而敏感性心灵所面对的事物错综复杂，不可能将它们简化为几个原理，更不可能予以确切的定义，它需要的是凭着直觉一眼就能判别事物的实质。帕斯卡尔作这样的区分，意在对直觉思维即感性思维的强调，并将其放在科学思维即理性思维之上。这就是：“真正的雄辩会嘲笑雄辩，真正的道德会嘲笑道德”。一句话，“能嘲笑哲学，这才是真正的哲学思维”〔3〕。
帕斯卡尔所嘲笑的哲学，即以科学理性为基座并以笛卡尔为代表的一种哲学。此种哲学过分抬高人对自然的认识能力，过分强调人的理性的一面，似乎整个世界包括人类自身都在它所拟定的轨道上机械地行走，没有偶然，没有跳跃，没有人的血肉感性。这是一种乐观主义哲学。它把世界安排得井井有条，并相信凭着几条数学原则便可把整个世界看透。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说“我要论述一切”，近代的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笛卡尔说“给我物质和运动，我也可以创造出一个世界”，凡此等等，都是此种哲学精神的表达。然而在帕斯卡尔看来，类似的豪言壮语只能说明哲学家们的浅薄、无知和狂妄，是人类心智不健全的表征。他称之为“跛脚的精神”。
帕斯卡尔认为，此种哲学之所以是“跛脚”的，就在于它只看到事物的表面而没有看到它的深处，尤其是它把整个世界乃至人类理解得过于简单，好象一切都包含在那几条干瘪瘪的数学原则里面。实际上，我们对世界的了解是何等的有限。大到宇宙，小到微粒，大亦无穷，小亦无穷。而“人们并没有思索这些无穷，就冒然着手去研究自然，竟仿佛他们对于自然有着某种比例似的。他们根据一种有如他们的对象那样无穷的臆测，想要理解事物的原则，并由此而一直达到认识一切”，帕斯卡尔认为“这简直是怪事”〔4〕。由于对科学理性的怀疑， 所以帕斯卡尔特别反对笛卡尔。因为笛卡尔的全部哲学都是想撇开上帝，或者说他借用上帝将世界轻轻碰动一下以便使其运动起来之后，就把上帝撇在一边，从而使自己充当起全智全能者的角色。
人只是一个充满错误的主体
人类是否需要上帝？人类通过自己的努力是否可以取代上帝？回答类似的问题不仅仅是对生活采取乐观抑或悲观的态度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信仰的基础。犹太教的先知以及早期基督教的思想家们深刻地认识到，人的伟大还是渺小，不仅关系到对人的评价，更重要的是我们将怎样通过人性认识神性。所谓的创世说、原罪说、救赎说，其大旨都在强调上帝的全智全能和人类的渺小卑微。因为只有承认人类的有限，上帝的无限意义才可能得以凸现。如果人类与上帝具有同样的智能，上帝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
近代西方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就有一种以人性贬抑神性的倾向。尽管在帕斯卡尔生活的17世纪，由于教会的压力，尚没有人敢公开声言不信上帝，但对人性的高扬这一时代思潮无疑对上帝的信仰构成威胁。笛卡尔、培根、乃至后来的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牛顿、康德、黑格尔等人，实际上都是上帝的掘墓人。19世纪的尼采对世人喊道：是谁杀死了上帝？是我们自己。所谓的“我们自己”，就是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理性崇拜者，尤其是笛卡尔。正如俄国思想家列夫·舍斯托夫所言：“笛卡尔是自己时代之子，而他的时代注定有局限性，也注定有谬误，他又注定把这些谬误当作真理来揭示和宣布。”〔5〕
帕斯卡尔正是看到了笛卡尔哲学的危害所在和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思想流行病，才勇敢地站出来为上帝说话和为信仰辩护。在他看来，重建被笛卡尔毁坏的精神家园，重要的是通过对人性的揭示，让世人知道他们是如何的离不开家园和离不开上帝。
为了做到这一步，帕斯卡尔首先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入手，即揭示“人在自然中到底是个什么”。就宏观而言，人只是宇宙中的一颗微粒，甚至连微粒也算不上。就微观而言，我们的知识极其有限。可以说，人类所面对的是两个无穷的世界，两个没有极限的虚无。而人类自己只是这两个无穷世界的中项，我们的位置决定着我们不可能对世界获得终极知识，也不可能于改造世界有何作为。在大自然面前，人们只有恐惧和惊奇，当然也可以赞美，但切不可自不量力，以有限去认识无限。因此，帕斯卡尔劝诫人们：“让我们认识我们自身的界限吧！我们既是某种东西，但又不是一切。我们得以存在的事实就剥夺了我们对于第一原理的知识，因为第一原理是从虚无之中诞生的，而我们存在的渺小又蒙蔽了我们对无限的视野。”〔6〕具体说，由于感官本身的局限， 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均只能在一定的限度之内。比如，声音过响令人耳聋，光亮过强令人目眩，距离太远或太近有碍视线，言论过长或过短有碍论点的表述，等等。
人的有限还不仅仅是由于处于两个无穷世界的中项，世界的变幻莫测流动不居同样使我们显得极其的微不足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如同一叶小舟漂泊在无边的大海上，没法为自己找到定点和归途。我们想抓住某一点把自己固定下来，可是它却荡漾着离开了我们，如果我们追寻它，它就会躲开我们的掌握，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为我们停留。因此，帕斯卡尔又劝诫世人，“让我们别去追求什么确实性和固定性吧！我们的理性总是为表象的变化无常所欺骗，并没有任何东西能把既包括着有限但又避开有限的这两种无限之间的有限固定下来。”〔7〕所以在帕斯卡尔看来，既然我们与无限相距十分遥远，那么对其了解不但不可能，而且也没有多大意思。或者说，对它的了解多一点或少一点又有什么区别呢？相应的，如果我们把生命的意义仅仅放在对无穷世界的认识方面，那么多活几年与少活几年或者说有此生与无此生也是没有多大区别的。因为我们即使活上一百年，无穷的世界距离我们还是无穷的遥远。
帕斯卡尔还认识到，作为两个无穷世界的中项，人类非但同自然有着遥远的距离，而且也很难最终认识自己。这是因为，人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准确说是由灵魂与身体所构成。物质的与精神的两种属性，决定着我们同自然乃至同我们自己同样有着遥远的距离。“如果我们单纯是物质，我们就会什么都不认识；如果我们是由精神和物质所构成的，我们就不能充分认识单纯的事物，无论它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事物。”对此，帕斯卡尔的结论是：“人对于自己，就是自然界中最奇妙的对象；因为他不能思议什么是肉体，更不能思议什么是精神，而最为不可思议的则莫过于一个肉体居然能和一个精神结合在一起。”〔8〕
人的上述有限，虽是出于无奈，但根源并不在人类自身。因为我们作为两个无穷世界的中项，其渺小与卑微乃是由于世界的无限所致。但是在帕斯卡尔看来，人的有限并非仅限于此，它的主要表现形式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日常生活最能体现我们灵魂的活动状况，亦最能反映出人的不幸与脆弱。在这里，人类最容易找到上帝，也最容易遇上魔鬼。可以说，日常生活是上帝与魔鬼的战场，魔鬼手里挥动的武器，便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弱点。“人不外是一个充满错误的主体，假如没有神恩，这些错误就是自然而然的而又无法免除的。”〔9〕这就是帕斯卡尔对人的基本看法。
17世纪的思想家研究人，最喜欢谈论的是自然人，这是同当时自然神论的哲学观紧密相关的。帕斯卡尔谈论人，也是从人的自然性出发。不过，他的结论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不同。在他这里，自然人也就是野性人，是“各种野兽”中的一种，所体现的是人在道德、信仰诸方面的缺陷。或者说，他的自然人实为被上帝逐出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在他看来，人原本是没有什么本性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由自己的自由意志所决定。在伊甸园里，靠上帝之光的照耀，他们生活得暖暖洋洋，没有罪恶，没有邪念，没有无聊的烦恼。一句话，没有兽性。由于上帝的疏忽，被魔鬼一时钻了空子。从此之后，人类背上了原罪，成了一个“充满错误的主体”，成了上帝爱之愈深责之愈甚的不肖子孙，并由之也就有了以恶为基调的本性。
对人性及人生的看法，帕斯卡尔是十分悲观的。在他的笔下，人只是一个偶然的存在，一个无意义的生物。他们毫无目的来到这个社会，并随着社会的无序而盲目奔走。在他们的心里，没有最终的生活目的，没有定心丸，有的只是烦恼和不安。他们追求虚荣，但一旦有了荣誉，又觉得不过尔尔；他们变着法子消遣，也仅仅是为了发泄内心的焦虑和积郁。比方说，他们出门打猎，在森林里追逐野兽，并不是为了获得猎物，而只是为了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为了短时间的娱乐而忘却自身的存在。在球场上，在赌博场，甚至在社交界，情况亦复如是。烦恼人皆有之，并无时不在无处不有。但烦恼的生成并非外界所致，而是人类自作自受。因为大自然的无限与人的有限，决定了人只能处在不幸的境地，但人类又是不甘于现状的生物，他们在不幸的境地又总是试图为自己开辟一方福地。此种努力虽然可以使他们得到一时的幸福，但同时又是其不幸生活的前因。原因在于，人类对幸福的追求没有止境，即便暂时获得幸福，也不会因此而感到满足。追求不止，欲海无边。这样一种生活态度势必导致人类始终处在不满状态，而烦恼也就不可能有片刻的停息。
帕斯卡尔对人性的看法，既得自对人类个体的心性分析，又来源于对社会历史的整体把握。在他看来，由于人类的自爱，不仅决定了个体对生活的无目的追求，从而使自己就象一架发疯的风琴，而且决定了整个社会的虚伪、狡诈和无意义生存。因为人类既然违背上帝的意志而作出自己的选择（即听从蛇的唆使而陷入罪恶的泥潭），那么他们就应该对自己的生存负责。然而，人类毕竟是有限的。社会如何运行，历史如何发展，乃至如何确定自己在人群中合适的位置，这样一些只有上帝才能把握的事情，实在是人类的能力所不及的。他们所面对的世界尽管是有序的，但就他们的认识而言却是无常的，万般事象无不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一切都是偶然的，没有任何的规律可循。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不能不感到自己的渺小与无能。然而，人类是一种自爱的生物，对生活都有着无意义的追求，由此又决定着他们对历史对社会乃至对人生的错误理解以及错误的处世方式的不可避免。他们既欺骗自己，欺骗上帝，同时也欺骗同类。在他们之中，不仅信仰缺失，就连友谊也是虚伪的。因之，帕斯卡尔认为：“人不外是伪装的，不外是谎言和虚假而已，无论是对自己也好还是对别人也好。”
基于上述分析，帕斯卡尔得出的结论是：“人的状态：变化无常，无聊，不安。”〔10〕
上帝不是哲学家的
帕斯卡尔的哲学是为信仰而辩护的，具体说是保护上帝的神圣不受俗世理性的侵犯。
在上帝信仰方面，西方人自古以来就有一个误区。他们信仰上帝，但同时又要证明上帝。表面看来，证明上帝是为了更好地信仰上帝，实际上任何对上帝的证明都会导致信仰的危机。然而，西方文化的悲剧又在于，如果上帝的存在没有逻辑上的证明，信仰的根据也就成了问题。这一悖论贯穿着西方文明大半个历程，且集中地体现了西方哲学的特征：天人相分。
可以说，人类思想史的主题很大程度上就是天人之学。天人之学的类型之不同，决定了各民族文化的根本差异。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就在于二者于天人关系方面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模式。尽管很难说清楚，究竟是天人相分有益于人类的发展，还是天人合一更为可取，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西方人的天人相分逻辑地导致了今日的文化困局和信仰缺失。为什么西方人会有“上帝死了”的惊恐，而中国人却没有这样一层心理负担？究其原因，就在于中国人从来不把“天”当作一客体来思考。而西方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把人与外在的世界作主客体区分。在希腊神话里，神与人是两个社会集团；在犹太教里，上帝及其所创造的世界也是与人相分立的。希腊哲学家探索本原问题，犹太的先知们试图与上帝勾通，实则做的是一回事，即以人类的有限去认识世界的无限。
正由于犹太教与希腊思想在天人关系问题上的一致性，所以后来的基督教才有可能为西方人所接受。在基督教里，上帝是全智全能的主宰，是外在于人的一种绝对力量，人类的拯救，也只有依靠对上帝的信仰才有可能。这样，在基督教的思想体系里，势必潜伏着信仰的危机，或者说不可避免地要导出“上帝之死”的结论。因为将上帝看作外在于人的一种绝对，就必然要引起人类对此种绝对的知识追求，即用世俗的知识体系去求证上帝的存在，而求证的结果便只能是发布上帝的讣告。
对上帝的证明，最早始于奥古斯丁。《圣经》上说，世界为上帝所创造。此种说法，明显地存在着理论上的漏洞。第一，如果世界为上帝所创造，那么上帝创世之前，世界又是何种样子？第二，如果上帝创世之后才有历史和时间，那么上帝创世之前，时间又以何种形式体现？第三，如果上帝创世是一个星期的事情，那么创世之前，上帝又在干些什么？为了回答类似的理论问题，奥古斯丁可谓绞尽脑汁，终于构建出一套精致的理论。在他看来，上帝既然为绝对，就不受任何时间的限制，其创世亦为无中生有。也就是说，上帝既然全智全能，就必然存在非时空状态，因之任何以人类有限的时空观怀疑上帝的想法都是多余的。但是，奥古斯丁的此种解答只能说是对上帝的怀疑论者的回应，并没有从根本上对上帝的存在作出世俗知识体系的证明。只是到了中世纪，由于亚里斯多德学说的被利用，教会的理论权威才试图借用逻辑的力量来证明上帝的存在。经院哲学关于名实问题的争吵，实质上就是如何用世俗的哲学帮助神学。
文艺复兴之后，近代科学发展起来。但由于天人相分思维模式的根深蒂固，近代西方的思想家在试图用俗世的眼光重新审察宇宙万物时，同样免不了传统神学的思想羁绊。一方面，他们反对教会对人性的贬抑，另一方面又照旧需要上帝作为科学和人生的最后根据。甚至可以说，近代科学的发展，动因之一就是科学家们对上帝的虔信。因为按照《圣经》所言，宇宙万物为上帝所创造，无不体现全能者的智慧，那么对其研究也就是认识和接近上帝的途径。然而事物的另一面是，科学的发展同时也就是对上帝信仰的挑战。因之，近代的哲学家们大多处在一种矛盾的境地（尽管他们自己感觉不到）：一方面，他们所提供的新的知识体系潜在地构成了对上帝的否定，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试图用新的知识体系去论证上帝的存在。笛卡尔就是典型的代表。
笛卡尔哲学的基本命题为“我思故我在”。在他看来，“我思”虽不能怀疑，但其主体则是不完美的。然而，人作为“思”的主体，必有一种更加完美的观念。此种观念的由来，绝非人的主观所臆造，而是得自于人之外的一种“完美”，即上帝。用笛卡尔自己的话说，既然我们知道有些完美性是我们自身所没有的，那么我们就不是唯一存在的“在”，只有另一个更加完美的存在作为我们的依靠，我们方能获得“完美”的观念。笛卡尔求证上帝，一是出于基督教的信仰传统，二是他的整套哲学体系需要上帝。不过，在他这里，上帝只是一位帮手，帮助他把整个世界安排得井井有条，并使其运动起来。这样，整个世界乃至上帝本身在他的哲学里，就不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而是清晰的和有规律可循的，完全可以依照他所提供的哲学方法予以认识。
笛卡尔推重的是理性的力量，讴歌的是人的伟大。在他的哲学里，人可以与上帝比肩，甚至可以将人放在上帝的位置。上帝的价值，仅仅在于它对于世界运动的原初意义。一旦世界运动起来，上帝也就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一切都赖于人类自身的努力。正因为如此，他才可能说出这样的大话：“给我物质和运动，我也可以创造出一个世界”。可以说，笛卡尔的乐观主义哲学的基调就是对上帝的贬抑和对人类的拔高。无疑，此种哲学对基督教信仰直接构成了威胁。帕斯卡尔也正是看到了这种威胁，才站出来为信仰辩护。
对于笛卡尔的科学成就，帕斯卡尔是十分敬佩的。但对于笛卡尔哲学对信仰的伤害，则十分恼火，骂其为“既无用而又不可靠”，“对科学过份穿凿”。在他看来，世界万物虽然为上帝所创造，但如果由此而从自然法则中寻找上帝，则是狂妄和愚蠢的做法。人是有限的存在，不可能最终获得自然的秘密，因之也就不可能以世俗的知识体系求证出上帝的存在。上帝并不单纯是几何学原理和元素秩序的创造者，也不仅仅是人类的生命和幸福的赏赐者。对于上帝，重要的是信仰，而不是理性。相应的，对上帝的信仰也就不应该是形而上学的。也可以说，上帝不是哲学家的，而是信众的，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因为“感受到上帝的乃是人心，而非理智”。
问题是，如果上帝勿需证明，或者说它的存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么人类凭着什么与上帝取得联系呢？进一步说，如果此种联系中断，那么又如何可能对上帝虔信呢？在帕斯卡尔看来，认识上帝，重要的是反省自身，从人类自我的有限与悲苦中感知上帝的仁慈与恩惠。大千世界，千姿百态，无不处在变动与幻灭之中。人作为生物中的一类，只是这大千世界中微不足道的成员。他的生存本来无甚意义，只是因为上帝才富有意义。这是因为，只有上帝那神秘的力量，才可能将人类从悲苦与渺小的境地提撕出来。如果说人也有伟大的一面，那也只是因为上帝的伟大。因之，人类与上帝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人类只有从信仰出发，以爱为媒介，才可缩短与上帝的距离。但这并不是说，人类凭着自己的努力可以替上帝代劳，或曰可以取代上帝的位置。人类的生存境况决定了他始终只能在上帝的膝下，同时又始终离不开上帝。
在帕斯卡尔看来，人类之所以离不开上帝，关键还在于他们的原罪。生活在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本来无所谓善恶问题。他们是中性的人，如同两颗透明的玻璃球。然而上帝对自己最后的造物格外喜爱，给予他们一种其他生物所没有的品性，即自由意志。对于人类来说，拥有自由意志既是幸事又是祸事。就幸事而言，他可以不同程度地摆脱上帝的管束，干一些自己喜欢干的事情，而不象其他生物那样，任凭必然性的摆布。就祸事而言，他拥有自由意志，不是朝着天堂迈进，而是坠入罪恶的泥潭。亚当和夏娃不听上帝的劝告而听了蛇的唆使，就是因为他们拥有自由意志而作出的选择。所以，他们被逐出伊甸园，实为咎由自取。
但是，负有原罪的人类并非没有拯救的希望。他们既然因自由意志而负罪，也就应该凭着自由意志不断地洗刷自身的罪孳。但是人类的有限性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凭着自己的努力而最终得到拯救。正因为这样，上帝才把自己的儿子耶稣作为赎罪的羔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信仰而言，不仅仅是基督教的创始人，而是上帝之爱的化身；沾满鲜血的十字架，也不仅仅是一刑具，而是上帝之爱的象征。如果人类要寻问上帝是否存在，只要想想耶稣遇害的情景，就可得到肯定的答案，而勿需形而上的证明。所以帕斯卡尔认为，说明上帝是否存在，并不是哲学家们所做的事情。上帝既存在于我们身外，又存在于我们自身。人们只要反身自问，同时发出对耶稣基督的悲悯，上帝也就在我们心中了。
帕斯卡尔对笛卡尔的批评以及对科学理性的审察，虽然是为信仰服务的，但是如果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他的思想又不仅仅局限于宗教一域。因为如何看待上帝和如何处理人同上帝的关系，表面看来是信仰上的事情，实则关涉到我们该以何种态度看待人生以及我们所拥有的文明成就。科学虽有助于人类物质生活的满足，但却无益于人生价值的安立。人生问题绝不是冷冰冰的几何学原理所能解决的。它需要的是信仰，是人人心中拥有一个善的原则。而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放弃的就是过于的乐观。只有承认自己的卑微和悲苦，我们才可能真正营造自己的精神家园。
尽管帕斯卡尔为人类的灵魂拯救，提供了启示般的劝诫，但三百多年来，西方人并没有按照他的思想而生活。他们崇拜的是笛卡尔哲学，并在此种哲学精神的鼓舞下发展科学推进文明。然而历史以无情的事实表明，笛卡尔哲学给西方人所带来的是平面的世界和机械化的人生。意义失落，价值坍塌，整个文明患上了贫血症，最终导致本世纪文化的全面危机。也正惟如此，三百年后的今天，人们想起了帕斯卡尔，想起他那启示般的劝诫，同时对与帕斯卡尔有着同样思想同样劝诫的尼采和克尔凯戈尔等人，亦发自由衷的崇敬。
注释：
〔1〕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第2页。
〔2〕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12页。
〔3〕〔4〕〔6〕〔7〕〔8〕〔9〕〔10〕帕斯卡尔《思想录》，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31、32、33、36、46、62页。
〔5〕列夫·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三联书店1989年版， 第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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