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文化对话的必要性——以元代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基督教论文,元代论文,为例论文,必要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86（2006）01—0054—05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分别于公元1世纪和7世纪产生。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前者承认后者的众先知；二者在宏观方面有许多共通之处，均属于一神教。按理二者应当能够和平共处，但事实并非如此。二者在世界范围内时有摩擦，冲突不断。传入中国后，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这种“冲突传统”依然保留，元代尤甚。有关元代基督教的研究，最著名的主要有伯希和的《唐元时代中亚及东亚之基督教徒》[1]，周良霄先生的《元和元以前中国的基督教》[2](P137—163)。邱树森先生则对元代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斗争作了论述[3](P384—396)。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对比的方法，主要讨论元代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探讨二者在元代的发展与走向，并对其中原因进行分析，以期说明不同文化之间对话的必要性。
一
公元1世纪，基督教产生于耶路撒冷，创建者为耶稣，宣扬“救世论”思想，认为若干年后会有救世主（弥赛亚）出现拯救人类于苦难之中，这位救世主就是基督。基督教产生之初，主要信仰者为奴隶、贫民、无权者，不被正统社会所容，不断受到迫害。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基督教逐渐适应社会，吸收社会中上层做信徒，他们逐步成为宗教团体内部的领导者，并根据社会的需要重新解释基督教早期关于“当权者”与“富有者”等的概念，从而大大改善了与统治者的关系，渐渐为其所用。313年，东西罗马的统治者君士坦丁和李锡尼发表联合声明，即所谓的“宽容敕令”，史称“米兰敕令”，声称所有宗教都可享受自由，不再受歧视。基督教自此取得官方承认，成为合法的宗教。君士坦丁战胜李锡尼后，进一步扶持基督教，并于325年召开“尼西亚宗教会议”，确定了基督教的正统教义。392年，狄奥多西一世以罗马帝国的名义将基督教定为国教。基督教与统治者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基督教产生初期是统一的，并无教派之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至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内部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奴隶起义不断，统治者争权夺利，这种状况在基督教内也日益显现出来。如前所述，基督教产生之初，信仰成分较单一，关系相对简单；后来中上层的加入改变了这种单一性关系，出现了不同的阶级，他们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矛盾也就复杂化了。于是就必然会导致不同教派的出现。当时较著名的教派主要有埃及的阿乌里教派、科普特教派，叙利亚的聂斯脱里教派，北非的多那图斯教派等。而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正是其中的聂斯脱里教派，唐时称作“景教”，蒙元时期即称为聂斯脱里教，汉文史籍写作“也里可温”。
基督教诞生500年后，产生了一个新的宗教——伊斯兰教。阿拉伯半岛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很快走向了统一，经过四大哈里发、倭马亚王朝时期，伊斯兰教成为地跨亚、非、欧的世界性宗教。伊斯兰教的兴起及其迅猛的发展态势，使基督教徒感到来自东方的压力，双方的摩擦也就无可避免。而这种摩擦表现得最为突出的就是起于11世纪末的十字军东侵。这次战争是西欧教俗封建主在打着“十字架反对弯月”的旗帜下对东部地中海沿岸国家的侵略。这是西欧基督教国家以宗教为幌子而进行的侵略战争，其实质是对东方财富的掠夺和对这些国家人民的奴役。这场侵略战争一直持续到13世纪末，前后共8次。
13世纪初，蒙古兴起，先后发动了3次震惊世界的西征，其中第二次西征使基督教国家与伊斯兰教国家都面临着危机。在这生死存亡之际，穆斯林欲和基督教徒结成同盟共同对付蒙古人，但是基督教国家的想法却是联合蒙古人打击伊斯兰教世界。于是基督教教会开始积极派遣传教士出使蒙古。其目的有二：一是与蒙古交好，二是借此机会向蒙古汗王传教，使之接受基督教，从而达到将基督教传布世界的野心与梦想。道森对此记录道：“关于这个危险的第一批消息，是从各种很不相同的来源传到欧洲西部去的。或许最料想不到的是叙利亚的亦思马因人（Ismailians）——一般通称为阿昔新人（Assassins）——派出的使节，他们于1238年向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国王建议：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结成大同盟，以反对文明的共同敌人。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什么同情。西欧人在他们尚未知道即将面临的是什么时的态度，在温切斯特（Winchester）主教对英王亨利三世（Henry Ⅲ）讲的话中，残忍地表现出来了：‘让这些狗互相摧毁，完全消灭，那时我们将会看到，全球性的基督教将在他们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在全世界，将只有一种教会，一个基督。’”[4](P8) 第一次西征后，成吉思汗摧毁了当时强大的花剌子模国，又于1258年灭亡阿拔斯王朝，伊斯兰地区遭到重创，这使基督教徒倍感鼓舞，“基督教徒们由于降临穆斯林世界的大灾难而得到好处”[4]。
二
汉籍载基督教入华最早是在唐初，主要是基督教中之景教，《唐会要》卷49《大秦寺》中又作经教，“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5]。《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6] （刻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载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景教徒阿罗本至长安，受到欢迎，并下诏在义宁坊建大秦寺一座，阿罗本被封为镇国大法主；高宗时在各路立景教寺，仍命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之后，又有景教徒不断入唐，颇得唐王好感，如肃宗时来自王舍城的（Balkh，缚喝罗）伊斯。这些景教徒凭借“奇器异巧”[7]，也博得了唐朝地方官的欢心，从而使其教得以在中国进一步传播。根据前人研究，当时中国内地与沿海等地都有景教徒的身影。当然，景教在中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唐武宗即位后，景教与其他宗教一样，在会昌法难中遭到毁灭性打击，内地的景教几近绝迹。
虽然如此，基督教并未放弃传教。蒙元时期，传教士开始活动于我国北方各民族中，并渐已取得成效。周良霄先生充分挖掘西方史料，通过研究，指出当时的克烈部即接受了基督教（景教）。还有就是乃蛮部、汪古部及突厥种Qūn人等都信仰基督教。Qūn，据米诺耳斯基考证，即吐谷浑。周先生结合《辽史》的记载，肯定了米氏之说不误。此外，蒙古汗的妻子也有信仰基督教的。如拖雷正妻唆鲁合帖尼、旭烈兀妻脱古思可敦等[2](P141—143)。蒙古地区接受基督教则是通过畏兀儿实现的。要说明的是，景教在蒙元时期被称作聂思脱里（Nestorianism）。
我们知道，成吉思汗对所有外来宗教都采取一律平等、兼容并蓄的态度，而他的后继者也基本承袭了这一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基督教在蒙古人中开始兴盛起来，一些蒙古大臣即信奉基督教，最著名的代表就是镇海与合答。基督教徒活跃于漠北汗庭，在哈剌和林就有基督教教堂，“……十二座属于各种不同民族的异教徒的庙宇，两座伊斯兰教寺院（在寺院里公布着摩诃末的教规），一座基督教徒的教堂（坐落在城市的最末端）”[8](P203)。贵由汗深受合答和镇海的影响，即汗位后，十分优待基督教徒，以致其势大盛。基督教徒趁机开始打击伊斯兰教。对此，志费尼这样说：“他（引者注：指贵由）因此极力礼遇基督徒及其教士；当这事到处盛传时，传教士就从大马士革、鲁木、八吉打、阿速和斡罗斯奔赴他的宫廷；为他服劳的也大部分是基督教医师。因为合答和镇海的侍奉，他自然倾向于攻击穆罕默德的宗教。既然这个皇帝天性疏懒，他就把政事的紧和松、弛和张委诸合答和镇海，要他们对好坏和祸福负责。结果基督教的教义在他的统治期兴盛起来，没有穆斯林敢于跟他们顶嘴。”[9] 可见，基督教在贵由时期达到极盛，势力也因此而急剧膨胀。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基督教在蒙元时期的黄金时代。
蒙古宫廷对二者之间的冲突也是早有耳闻的，阿里不哥就是其中一位。基督教传教士鲁不鲁乞是这样记述二者之间的争吵的：“坐在阿里不哥旁边的，是蒙哥汗宫廷的两位贵族，他们是萨拉森人。阿里不哥知道存在于基督教徒与萨拉森人之间的争吵，就问修士，他是否认识这两个萨拉森人。修士回答说：‘我认识他们是狗。你为什么和他们做伴？’这两个萨拉森人对修士说：‘我们没有侮辱你，你为什么侮辱我们？’修士回答说：‘我说的是真理。你们和你们的摩诃末都是下贱的狗。’于是他们作为回敬，就开始说辱骂基督的话。阿里不哥阻止了他们……”[8](P205) “萨拉森人”为基督教徒对穆斯林的称呼。由此可见二者关系之紧张。从鲁不鲁乞的记载来看，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充斥于漠北汗庭。继上述争吵后，二者于某日又发生了争吵，事出如下：“那一天，某些萨拉森人在路上走到修士面前，激怒他并同他辩论。当他们嘲笑他，因为他不能讲出道理来为自己辩护时，他做出要用他手中拿着的鞭子抽打他们的架势。他吵闹得这样厉害，因此他的言语和行动被报告到宫廷。宫廷发出了命令：要我们（引者注：指鲁不鲁乞等人）把帐幕和其他使者们安置在一起，而不是安置在宫廷前面，像我们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奉派带口信给我的那个人是一个萨拉森人，他曾经充当派遣到瓦思塔修思那里去的使者。……于是这个萨拉森人开始问我许多关于教皇和法兰西国王的问题，以及到他们那里去的道路。修士听到这些，秘密地警告我不要回答他。这样，这个萨拉森人就说出了侮辱我的话（我不知道他说的什么），这使得聂思脱里派教士要去控告他。如果这样，他就将被处死或打得半死，但是我不允许他们去控告。”[8](P206—207)
以上所述主要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与争吵，不过，二者也有联合对付其他宗教的时候，尽管这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且时间很短。
1254年5月25日，蒙哥汗下令：既然基督教徒、 穆斯林和道人都声称自己的宗教最好，自己的经典最正确，那么，“他希望你们都聚会在一起，并举行一次辩论会，每一个人都把他的话记下来，以便他能够知道谁说的是真理”[8](P208)。 之后，诏令传达给了基督教、穆斯林和道人。在宗教辩论会之前，鲁不鲁乞曾就如何进行这场辩论问询基督教徒，漠北的基督教徒这样回答：“先同萨拉森人进行辩论。”鲁不鲁乞认为这样做不好，他建议：基于同为一神教教徒的原则，双方应当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多神教徒。这一建议被漠北基督教徒所接受。蒙哥汗从基督教徒、穆斯林和道人中分别选取3人做裁判员，并规定了辩论的规则， 即：“不得争吵或侮辱对方，不得引起骚动以致妨碍辩论之进行，违者处死刑。”[8](P210—211) 从后来的记载看，基督教徒与穆斯林的联合辩论显然取得了优势，因为“当这番话讲完时，聂思脱里派教徒和萨拉森人都高声歌唱，而道人们则保持沉默”[8](P214)。周良霄先生认为，鲁不鲁乞的“道人”一般指佛教徒，但也可能混指僧、道。联系汉籍记载，此辩论会上之道人更大的可能性是道士。汉籍里找不见1254年宗教辩论会的记录。但在《至元辩伪录》中则详记1255年与1256年佛教徒攻击全真道的宗教辩论会。从这一时期诸教派的排挤倾轧来看，鲁不鲁乞所记1254年之宗教辩论会似即诸教联合，共攻全真道之始。当然，反全真的主力是佛教，景教和伊斯兰教最多只是佛教的同盟或附庸[8](P253—254)。
元朝建立后，忽必烈曾下令禁止回回人“抹杀羊做速纳”，基督教徒趁此机会打击穆斯林，挑拨穆斯林内部关系，“爱薛怯里马赤及其恶徒行事一此至此，至使四年之内，诸穆斯林皆不能为其子行割礼。彼等且诬陷神圣之伊斯兰教赛甫丁（Saif al-Dīn Bākharzī）之门徒不儿罕丁，遣送其往蛮子之地而死”[10](P362—363)。这位爱薛《元史》有传①，世祖时颇得器重。此事之外，拉失都丁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合罕（指世祖，笔者注）统治时期，基督教徒表现极大之宗教狂热。反对穆斯林，大加攻击。以《古兰经》中有诗云：‘尽杀所有多神教徒。’奏闻合罕，合罕大怒，问曰：‘彼等自何处知此？’彼被告以关于此事之信系来自阿八哈汗。合罕索其信，并召诸达失蛮（Dānishmands）至，而询及其中最年长者巴哈丁巴哈伊（Bahāal Dīn Bahā’ī）曰：‘《古兰经》中果有此诗句耶？’对曰：‘诚然。’合罕问曰：‘尔等是否认为《古兰经》为真主之语言？’彼言：‘我等皆认为如此。’合罕乃言曰：‘真主既令汝辈尽诛异教徒，则汝等何为而不杀之耶？’彼对曰：‘时未至，吾曹尚乏此手段也。’合罕盛怒曰：‘我犹至少有此手段也。’遂令杀彼。然而任维昔儿之异密阿合马（Ahmad）， 阶位亦如维昔儿之哈的巴哈丁（Cadi Bahā al-Dīn）及异密达失蛮（Dashman）以另须询问为词谏止，彼等乃召原籍撒麻耳干之哈密德丁（Maul-ānā Hamīd al-Dīn），提出同样之问题。彼言：‘诚有是句。’合罕言：‘然则何为不杀［此等人］耶？’彼答曰：‘全能之真主曾言杀‘多神教徒’。然如合罕垂允，我愿陈以何者为多神教徒。’合罕曰：‘试言之。’哈密德丁曰：‘陛下非多神教徒也。因陛下以真主之名冠于诏令之首也。多神教徒者，乃不承认真主，使真主与诸朋等，而否认真主者也。’此言深契其心，合罕极喜。彼尊礼哈密德丁。恩赏有加。在其建议下，余人亦得释放。”[10](P363—364) 至此，基督教徒未能达到打击穆斯林的目的。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世祖时期，爱薛与阿合马，均为色目人，政治地位相当，文化背景却迥然相异，而这两种文化之间又存在由来已久的冲突，这就注定这二人之间的关系不会融洽。周良霄先生曾指出，爱薛与阿合马之间的矛盾是尖锐的，这正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矛盾的一种表现，所言极是。阿合马被杀后不久，基督教徒“依僧例给粮”的特权便恢复了，周先生称之为“基督教在朝廷上取得的一个胜利”[2](P161)。还有，天历之变后，伊斯兰教元气大伤，基督教则因对文宗图帖木尔儿的支持而受到奖赉。
以上笔者论述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漠北汗庭的争吵与短暂的联合。漠北汗庭的这次短暂联合似乎是有元一代二者唯一的一次联合。而这次联合也是基督教利用伊斯兰教而壮大自己的力量，以免在辩论中失利而影响其在中国的优越性与发展。纵观蒙元时期，二者之间的关系都是不和睦的，双方互相攻击，冲突不断，几与元朝相始终，所不同的是，基督教在元朝灭亡之后便又一次在中原大地上湮没无闻，直到明末清初才再度入华。伊斯兰教则相反，它并未随元朝的灭亡而消失，而且最终在它的作用下，中国境内形成了一个信仰载体——回回民族。正如台湾学者所言：“回回的出现及其结群现象的定型化发展，不仅使得伊斯兰文化在中国本土找到了更为稳固的延续空间，同时在经历了元、明、清三代的生息繁衍，回回更发展出一定的民族形式，成为当前大陆‘回族’形成的主干与历史根源。”[11]
三
如前所述，蒙元时期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见诸史载的冲突共有以下四次：
蒙古西征之时，穆斯林世界派出使节前去基督教国家，与之联合抵抗蒙古的进攻，基督教未接受，而是出使蒙古，欲与蒙古结盟打击伊斯兰教。这次冲突奠定了二者在中国境内不和谐关系的基调，也揭开了二者在中国境内不断冲突的序幕。
第二次冲突发生在漠北汗庭，主要是蒙哥汗时期。基督教徒在宗王阿里不哥面前公然侮辱穆斯林及其先知。紧接着，穆斯林又与基督教徒辩论，几乎发生争斗。
第三次冲突发生在元世祖忽必烈时期，主要表现在两方面。至元十六年（1279年）忽必烈曾颁布“禁回回抹杀羊做速纳”的禁令，这为基督教徒提供了攻击穆斯林的机会。另一方面则为基督教徒利用阿合马事件大做文章打击伊斯兰教。《马可波罗行纪》中即有明确记载：“（元世祖，笔者注）既见此教（指伊斯兰教，笔者注）使阿合马父子纵为奸恶，遂痛恶之，所以召诸回教徒来前，对于其教命为之事，多严禁之。例如命其娶妻从鞑靼俗，杀牲遵鞑靼法，不许再用断喉之法，只许破腹取脏，皆此类也。”[12](P833—863)
最后一次是天历之变。我们知道，这次事变是以回回人倒剌沙为首的上都派与以钦察人燕铁木儿为首的大都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卷入这次斗争的有蒙古人、回回人、钦察人等，在政治利益的背后，是否还存在着宗教、民族之间的矛盾呢？笔者认为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因为事变之后，文宗上台，基督教势力有所回升，如天历元年（1328年）九月，“又命也里可温于显懿庄圣皇后神御殿作佛事”，十月，又恢复了爱薛之子野理牙太医使之职[13](P711—715)。
由于蒙元时代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故相对而言，各宗教都有较为宽松的发展空间，基督教亦不例外。为了管理基督教，元朝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设立崇福司作为管理基督教的机构，延祐二年（1315年）升为院，七年（1320年）复为司，秩从二品，“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13](P2273)。据伯希和考证还原，马儿哈昔为Mār-hasiā对音，指主教；列班也里可温为rabban- 
rkgün的对音，指长老与修士。来自西域拂林的爱薛就曾担任过崇福使，后又由其子野理牙袭任[13](P3250)。
从上述四次冲突来看，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多是利益之争，而从结果来看，基本上是基督教占了上风。蒙古西征之初，基督教教会积极派遣传教士与蒙古修好，在北方各族中传教并取得成效。尤为显著的是，蒙古皇室女眷的皈信，加强了基督教在皇宫中的影响力，这在定宗时期最为突出。相形之下，伊斯兰教只能处于下风。它对蒙古宫廷的影响十分有限，唯一信仰伊斯兰教的宗王阿难答在皇位争夺战中被处死；优遇回回人的泰定帝也是国祚短暂。所以，从宫廷影响力方面来说，基督教要胜伊斯兰教一筹。此外，蒙古大汗或皇帝的一些近臣也都是基督教徒，如定宗时期的镇海、合答，镇海后来因不臣附蒙哥而被杀，但他的后人终元一代都在朝廷为官；宪宗时期的博剌海，他曾主持在和林的那场宗教辩论会；世祖时期的爱薛；文宗时期的燕铁木儿等。更为重要的是，元廷中有一支握有兵权的阿速卫，而这些阿速人正是基督教的信仰者，燕铁木儿即是依靠这支军事力量在天历之变中获胜的。这样，马薛里吉思在镇江敢于侵占佛教寺院而建七座教堂之事就不难理解了。
通过观察，我们发现，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似有这样一个特征：大部分的冲突的挑起者都是基督教徒。纵观蒙元时期，很少有穆斯林挑起与基督教徒的冲突，即使在回回人得势之时也未发现过伊斯兰教借机打击基督教的事件。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伊斯兰教认为基督教徒是有“天经”的人有关。邱树森先生认为乃颜叛乱后，穆斯林利用这一事件攻击基督教，他的根据是《马可波罗行纪》所载的一段话：“乃颜所领四州之民为偶像教徒及回教徒，然其中亦有若干基督教徒。大汗讨灭乃颜以后，此四州之种种人民遂揶揄基督教徒及乃颜旗帜上之十字架，讥其不能持久，其语若曰：‘乃颜既奉基督教而崇拜十字架，汝辈天主之十字架援助乃颜，如是而已。’此语喧传，致为大汗所闻。”[12](P190) 笔者认为仅以此而断定穆斯林对基督教进行攻击似有牵强之嫌。首先，这一记载出自基督教徒之手，凡涉及宗教问题，基督教徒总是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抬高己教而贬低他教。邱先生文中亦指出了这一点[3](P395)。其次，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发现其他相关记载。
综上所述，基督教在元代信仰人数虽然不多，但颇有影响力，也颇有发展势头，但为何后来随着元朝的灭亡而在中国境内又一次趋于绝迹，伊斯兰教却刚好相反呢？下面笔者就此进行分析。
首先，与“元时回回遍于下”相比，基督教徒在人数上明显处于劣势。
其次，它虽然在北方各族尤其是蒙古朝廷传教较为成功，但是占中国人数主体的汉人却不接受，汉人士大夫尤甚，以邪教视之，潘昂霄如是说：“至元十六年，也里可温马薛里吉思者，绾监郡府，势甚张。掇危峰秀绝之所，屋其巅，祠被教，曰银山寺。营隙为侪类葬区。噫！西竺之道，九十有六，唯吾佛为正法。以法之正，容有邪有外耶？”[14] 潘氏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对伊斯兰教却并无邪教的看法，相反，汉人士大夫认为伊斯兰教教义与儒家五典相类②。可见，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汉人士大夫头脑中形象是不同的。
还有，基督教内部有不同的派别之分，互不相容。鲁不鲁乞在其《行纪》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后来，我（引者注：指鲁不鲁乞）发现修士曾经把上面所说的这位萨拉森占卜者和他的妻子叫到他的小礼拜堂去，并且叫他们筛灰（驱鬼之法），以这种方法为他占卜。”鲁不鲁乞对此不能接受，认为这种行为是被禁止的，是“愚蠢的行为”，是要被开除教籍的[8](P202)。这说明基督教不能容忍这种类似“异端”的做法与行为，而这必然会引起其他教徒的不满，从而影响其内部的安定与团结。伊斯兰教虽有逊尼派与什叶派之分，但中国境内的伊斯兰教的教派色彩并不浓厚。
最后，基督教传教目的鲜明，得势之时爱挑事端，打击异己，过于嚣张，潘昂霄语即言其“势甚张”。相比而言，伊斯兰教则较为平缓。
以上几种原因就是基督教在元亡后又一次绝迹的主要原因之所在。对此，邱树森先生亦有论述，除上述笔者所述外，邱先生还认为基督教在政权高层中缺乏有力支持也是其亡绝的原因之一[15]。笔者看法与此相反，基督教在朝廷中并不乏支持者，如前所述镇海、合答、爱薛等人，他们都位居高官，且十分注意对基督教的扶持。
四
基督教的本意是要通过打击伊斯兰教的势力而达到扩充己力的目的，故而发起多次与伊斯兰教的冲突，这也是利益冲突之所在。而冲突论认为，矛盾、冲突和变迁内在于任何社会结构，其原因在于，社会都是各种利益诉求的集团所构成的，每一集团都追求自身的利益，能够促进整个社会团结的单一齐整的价值观和信仰并不存在。宗教社会学中的冲突论则将制度化的宗教视作一种具有自身的既得利益与利益诉求的社会结构，认为宗教在社会冲突和变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冲突论还发现差异与冲突在宗教组织或共同体中是无所不在的普遍因素，既存在于不同的宗教共同体中，也存在于同一共同体的内部。这种冲突既会引起分裂、阻碍变革与进步，同时它还能引起积极的社会变迁，而且，不同的共同体之间的冲突有时会增进某一宗教共同体内部的凝聚和整合[16]。因此可以说，元代，伊斯兰教正是在与中国主流文化——儒家文化、蒙古游牧文化以及基督教文化之间一次次的冲突中，极大地增强了其信仰载体——回回人内部的凝聚力与认同感。笔者曾指出，元代汉人士大夫在为清真寺撰写碑文之时对伊斯兰教进行了“解读”，而他们关于伊斯兰教知识的一个直接来源是得自与回回人的交流[17]，或许还有其他途径，但是汉人士大夫与回回人之间因撰写碑文而使历史上有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汉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之间的对话，尽管当时双方均没有这种对话的意识，可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忽视这一历史时刻。正是这种没有意识的文化之间的对话使得伊斯兰教在元代走上了非文化自觉意义上的调适之路，从而奠定了其在中国这块以儒家文化为主流文化的国度中扎下根，并为其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基督教则相反，笔者前面提到的基督教方济各会修士不能容忍聂思脱里教徒的“异端行为”，其内部存在的这种分歧，再加上与伊斯兰教的冲突削弱了其本身力量，因而未能像伊斯兰教那样形成自己较为稳定的信仰载体，再加上元末农民起义的打击，更加一蹶不振，从而又一次走向灭绝，直到16世纪末才又有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其传教事业并非一帆风顺，这一方面是由于明朝廷的反对，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传教士固有的“欧洲人主义”思想，不愿与中国文化对话所致。这种局面直到利玛窦的到来才有所改变：他放弃了“欧洲人主义”，采取“文化适应”政策，从而打破了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受阻的僵局，这就是不同文化之间对话交流而产生的结果。
回顾历史，反思现实，使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只有对话、交流、沟通，不同文化之间才能解除误解、摈弃歧视、消除敌对。因此，冲突不是永远的，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沟通才是文化繁荣的有效途径，才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趋势。
收稿日期：2005—12—23
注释：
① 《元史》卷134。其事迹另见（元）程钜夫：《雪楼集》卷4《爱薛封拂林王谥忠制》及卷5《拂林忠献王神道碑》，洪武景刊本。
② 如杨受益于至正八年所作《重建礼拜寺记》中所言：“夫不惟无形无像，与周雅无声无臭之旨吻和；抑且五伦且备，与周书五典五惇之义符契，而无所殊焉。”见孙贯文：《〈重建礼拜寺记碑〉跋》，载《文物》196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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