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轮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轮廓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早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确多有历史性建树，在作家作品评论方面亦有不少饱含着卓越见地的成果，论者们从不同角度和方面对新文学现象及其运动过程的认识是逐步深入，其建树和成果对新文学史的构建树起到了开辟道路的作用。
在文学史研究领域中，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一门年轻而极有成就的学科。特别是新时期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精神，越来越广泛深入地渗透到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亦随之有迅速发展和发生深刻的变化，形成了前所未见的规模和高潮。
当历史步入90年代，经历了高潮期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进入了相对平静状态，一些论者开始了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整体历程的世纪性学术审视与回思，以期寻求这一学科研究新的突破与进展。本文意在为此做出些许的努力。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形成独立学科的发展过程。它的开端是在20年代。那时最初的一些研究是仅仅在中国文学史著作的末尾加上“现代文学”、“民国成立以来的文学”、“最近的中国文学”等标题，附带一提“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在最早的新文学史研究队伍中，胡适是对新文学的成绩加以概括和评述的第一人，他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就是这个开端的重要标志。这篇文章是胡适《国语文学史》一书的附录，最初刊载于1923年2月出版的《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1924年4月出版单行本。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内容在该文中所占份量甚微。它主要地是叙述曾国藩死后50年的文学变迁，由桐城派论起，中述太平天国、鸦片战争、中日战争等各个时期的文体代表人物，末讲“文学革命运动和白话文的成功”。胡适断言：“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但是历史上的白话文学大抵是无意的国语主张，“一九一六年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才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他对新文学草创阶段的各种文学现象予以初步总结，对各种文学门类和各种类型作家创作的得失做了分析和论述，这无疑适应了新文学发展的需要，因而在文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为实验主义所囿，胡适对新文学的论述仅仅在于白话形式方面而忽视了内容。
继胡适之后的一些文学史家，在其文学史著作中大都采用了与《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相似的体例，例如赵景深著《中国文学小史》、陈炳坤（子展）著《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谭正璧著《中国文学进化史》、贺凯著《中国文学史纲要》等。这些文学史著作虽然还没有构筑起新文学史的框架，也未曾把论述重点放在现代文学史上，但它们对此后系统地研究现代文学无疑是有其贡献的。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这些书中论述新文学的章节，非常重视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历史继承性，把它放在中国文学历史发展的坐标上加以审视，尤其是把近代的文学改良运动与五四新文学联系起来，论述旧民主主义文学是怎样向新民主主义文学演变发展的，并对新文学发生、发展过程划分了阶段，做了真实的描述，这种历史主义的研究态度启迪了后来者的研究思路。正是基于这样的优点，阿英负责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中，“总史”部分节选了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和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修订本）的有关新文学部分，对其价值做了历史性的肯定。
提到中国现代文学的系统研究，我们自然会想起最早的开拓者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是他在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所用的讲义，生前没有正式出版，经过整理于1982年2月发表在《文艺论丛》第14期上。全书只是列举了章节标题，有纲目无阐释，内容如何难以窥其全貌。但就当时学术界的情况看，朱自清的这本遗著大概是中国“最早用历史总结的态度来系统研究新文学的成果”[①]。他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始于1929年春季，以后还曾在燕京、师大讲授过。当时，五四新文学运动早已取得巨大胜利，新旧文学之争也已事过境迁，但是在文学思想斗争中败北的封建复古派仍在大学讲坛独占统治地位。“当时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还有着浓厚的尊古之风，所谓许（慎）、郑（玄）之学仍然是学生入门的先导，文字、声韵、训诂之类课程充斥其间，而‘新文学’是没有地位的”[②]。朱自清顶着浓烈的尊古气氛，以其对新文学的由衷热爱和对青年学生茁壮成长的殷切关怀，毅然决然地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课，这显然是向封建复古派的勇敢挑战。朱自清是把中国现代文学史搬进大学讲堂而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行讲授的第一人，但讲至1933年就停止了，其原因如他的弟子王瑶所说，那时“他无疑受到了压力”[③]。
作为开创之作的《纲要》，无疑已初具新文学史框架，至少显示了如次的几个特点：
一、秉承历史主义观点，强调文学的连续性。通过“背景”一章，追述历史渊源，着重阐述晚清梁启超的“新文体”，吴沃尧、李宝嘉、刘颚、曾朴、苏曼殊的小说，林纾的翻译和白话运动，显示了文学改良运动与新文学运动的内在联系。
二、从整体的章节安排可以看出，《纲要》是以作家的创作成果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且按照文体分类来进行论述的。这种文学史的叙写方法有弊亦有利。其弊在于“少数擅长多种文体的作家，如郭沫若就诗歌、小说、戏剧、散文都写过，而用这种按文体分类评述的方法自然会把一个作家的创作分割于不同的章节，就不容易使读者得到完整的印象”[④]。但是朱自清运用这种方法撰写文学史，能够着重评述各种不同的创作倾向和流派以及作家的个人风格，这正是《纲要》的着眼点，也是一个优点。
三、鲁迅曾说过，新文学的兴起，“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⑤]。朱自清在“总论”中既考察新文学的社会历史背景，又注重探索外国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他认为俄国与日本文学、北欧东欧文学、德国文学、英美文学等都影响过中国新文学，这种影响一方面表现于后者对外国文学作品的借鉴，另一方面也包括现代文坛对外国文学理论的介绍和吸取。这个观点是符合新文学发展的历史的。
四、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综合《纲要》和“附表”可以看出，朱自清把10余年间的新文学分为三个时期：“五四”前“文学革命”的论争为第一时期；“五四”运动后为第二时期，包括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等文学社团提出各自的文学主张，并形成其独特的创作风格；“五卅”运动以后是以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为标识的第三时期，包括创造社的转变方向，以创造社、太阳社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提出与倡导，大众文艺的讨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及其文学主张以及围绕有关无产阶级文学的论争。他结合各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背景，以新文学自身发展变化的状况为主要考察对象，提出了三阶段的划分方法，在当时不失为有创始意义的观点。
进入30年代，最早的一批中国现代文学史专著陆续出版，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突飞猛进的发展。周作人著有《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钱基博著有《现代中国文学史》，王哲甫著有《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伍启元著有《中国新文学运动概观》，丰园著有《中国新文学运动评述》，吴文祺著有《新文学概要》，霍衣仙著有《最近二十年中国文学史纲》，李何林著有《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40年代又有李一鸣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和蓝海（田仲济）的《中国抗战文艺史》出版。综观上述新文学史著作，大都着意于对新文学做全景化的评述，读者从中可以看出在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文学思潮层浪迭起，文艺流派波谲云诡。虽然有些著作仍属新文学史的胚胎，其观点和方法也并非没有可议之处，但这些新文学研究先驱者的开创之功是无可泯灭的。
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出版于1932年。他把新文学的源流追溯到明代的“公安派”，从“公安派”吸取文学历史观作为考察新文学源流的理论根据。他认为文学的两大潮流是言志派和载道派，而民国以后的新文学运动是明末以“言志”为主体思想的新文学运动的复归，旧光的返照。他说：“那一次的文学运动，和民国以来的这次文学革命运动，很有些相象的地方。两次的主张和趋势，几乎都相同。更奇怪的是，有许多作品也都很相似。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象公安派的，……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废名。”周作人所谓“言志”，意为“文学只有感情没有目的”，这是他特别强调的核心观念。他认为桐城派的“基本观念是‘载道’，新文学的基本观念是‘言志’，二者根本上是立于反对地位的”。基于这个“言志”观念，他认为严复、林纾后来走上政治歧路，乃是他们的翻译运用桐城派文笔所使然。周作人的观点，显然未能正确地阐释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情形和意义以及严复、林纾思想变化的真正原因。
钱基博所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原由无锡国专学生会1932年12月集资出版，书名为《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次年9月由上海世界书局正式出版，书名改为《现代中国文学史》。这部著作，标名“现代”，实则与通常所说的“现代”相去甚远。它所论述的是晚清至本世纪30年代之初的文学，用文言写成，新文学所占份量微乎其微，表现了明显的重古文轻白话、视文言为文学正宗的倾向。全书分上、下二编。上编为古文学，包括文、诗、词、曲四类，叙述自王闿运以来古文学各种流派的兴衰变迁，如文分为魏晋文、骈文、散文，诗分为中晚唐诗、宋诗等各大流派；下编为新文学，包括新文体、逻辑文和白话文。在论述方式上，全书以文体为纲，以作家为目，着重论述各大流派的渊源演变及其深远的影响，比较明确地传扬了作家的独特风格。明显不足的是作者对新文学重视不够，更未能科学地把握和论述新文学的意义和发展历程。
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是作者1932年在山西省立教育学院讲授新文学课程时编写的教材，1933年9月由北平杰成印书局出版。该书是真正的为中国现代文学修史立传的最早的著作。作者首先在前三章论述什么是新文学，新文学革命运动的原因和经过，属总论性质。其次以四、五、六各章历述了15年来中国文坛的状况，既阐述新文学革命运动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又以1925年的“五卅”为界，划分出文学创作的前后期，以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文体为纲，分别介绍作家作品。再次是七、八、九各章，分述翻译文学、整理国故与儿童文学、新文学作家传略。最后第十章是附录，收有文学研究会等文艺社团的始末和作家笔名一览、文艺刊物调查一览、新文学创作书目一览等重要的新文学史料，为研究者提供了真确翔实的资料和极大的方便。
伍启元编著的《中国新文学运动概观》，原名《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1934年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该书以思想文化运动为主轴，论述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30年间思想文化运动的发展变化，作者称其为中国旧有文化转到西洋近代文化的蜕变期。基于这种思想，伍氏论述新文学运动的内容并不多，在全书14章的篇幅中仅有第3、6、11各章论及文学。作者又把这大约90年间的思想文化运动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自鸦片战争至甲午中日战争，由于欧风东渐，中国旧文化开始蜕变，这个阶段以庄存兴、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等提出“今文学”为中心内容；第二阶段自中日战争至民国初年，《时务报》、《新民丛报》致力于西洋文化的输入，出现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中心人物的“今文学”思潮；第三阶段是指胡适、陈独秀等《新青年》一班人倡导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化由此转到西洋文化这一历史进程。新文化运动引进了西方文化的中心思想“民主”和“科学”，根据民主精神“注重个人的自由发展”的要求，“首先要有教育上的平等”，而要“在教育上使人有机会求学”，第一步就得“起来改革文学，使文学通俗化，使文学民众化，这就是文学革命运动”；关于科学方法的引进，首先是实验主义，其后是辩证法的唯物论，这是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派别，彼此对立，发生过思想交锋。伍氏把文学革命运动看作是中国新文化思想变迁的开端，认为文学革命运动是受到西洋语言文字合一的启发而兴起，是晚清以来的国语运动的继续，因此，文学革命运动和国语运动都以文字的普遍化为目的，但文学革命运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不但要打倒那“半死不活”的古文，而且要建设有生气的“国语文学”。作者还认为，1925年“五卅”运动的发生给新文学带来很大的影响，促使革命文学运动勃然兴起，并发生了两军对垒的论争。“在提倡革命文学的一方面”，有创造社郭沫若、钱杏村、成仿吾、冯乃超、蒋光慈等人；“在反对者的一方面，有语丝派的一班人，以鲁迅氏为领袖。两派互相攻击，互相驳辩，成了五四以来文艺界的第二回大战”。由于论争的参与者偏重于对个人的奚落和冷嘲热讽，而在根本点上并无重大差异，因此论争只持续了一年便走向联合。
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是比较重要的一部新文学史著作，1939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初版。该书共分3编14章，比较详细地介绍了1917年到1937年间对新文学有较大影响的文学社团和文学论争。全书把这20年来中国文艺思想的斗争、发展和变迁的历史，以“五四”、“五卅”、“九一八”这三个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日子为界标，划分为三大阶段，分别在各编中加以论述。第一阶段（第一编）概述文学革命运动的“思想和形式”的主张、与反对者的论争以及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文学主张。第二阶段（第二编）主要论述革命文学的论争，评价后期创造社、语丝社、新月社、“左联”的文艺思想和革命文学反对者的意见。第三阶段（第三编）介绍“文艺创作自由”问题论争，大众文艺问题及语文改革运动，“两个口号”问题论争与鲁迅逝世前后文艺界的大团结。作者理出了一条清晰的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发展线索，非常有益于人们全面理解现代文学思潮的历史特征及其发展过程。
在建国前的新文学史著作中，李何林的《思潮论》不乏新颖之处，具有鲜明的特点。第一，作者自觉地尝试运用辩证唯物论观点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全书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学说，在每一编的“绪论”中都介绍“社会背景”，重视现实的经济、政治和其他文化因素对文艺思潮的影响，历述现代中国各种文艺思潮兴起与更替的社会历史原因，认为近20年中国文艺思想的变迁发展，正“反映了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各时期的特质”。《思潮论》还运用了阶级论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如作者在对中国“五四”的文艺复兴和欧洲文艺复兴进行比较后指出，两者“不但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有性质上的不同”。作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社会基础是渐具势力的手工业和小商业，而中国“五四”的社会基础则是近代机器工业和银行资本。因此，中国文艺复兴以后，“并无欧洲似的‘古典主义’的时代”，而且动摇妥协和前途黯淡的中国资产阶级决不会产生壮健而又绚烂的浪漫主义文学。第二，具有鲜明的倾向性。作者的这种倾向性是与客观性相统一的，有理有据而并非全凭主观臆断。他的倾向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文艺思想论争中，赞成什么，反对什么，都态度鲜明，毫不含糊；二是对鲁迅和瞿秋白表示由衷的敬佩，赋予他们以文学史上崇高的地位，充分肯定他们在文艺思想上的巨大贡献。作者称他们为“现代中国两大文艺思想家”，认为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瞿秋白是中国的蒲列汉诺夫，同时指出：“但他还批判了弗里契和蒲列汉诺夫诸人的错误或缺点；我们是比拟他在中国新兴文艺理论建树上的地位。”在严酷黑暗的反动统治下，作者表现了理论上的求实态度和政治上的巨大勇气。第三，资料比较丰富。作者认为，在文艺问题论争时，本来在以前曾经说过的话，申述过的理由，现在有许多话又重说一遍，重争一次。为着这个原由，“除了编者依个人见解所下的论评外，就多多引用原文：一以保存各时期作者的文艺思想的本来面目，以免复述失真；一以供人们查查旧案，免得多说一遍的用处”。该书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特点，所以初版后出现过香港版、桂林版、重庆版、东北版，产生过较大影响。
早期的新文学史著作，大都有作家作品的评价，但一般缺乏比较深入全面的研究。那时，倒是有不少关于现代作家作品研究的论文，相比之下更有深度。这些文学评论文章，大都不是从新文学史研究的角度撰写的，但对于此后的新文学史研究是一种积累，提供了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思想材料，有历史价值和借鉴意义。
鲁迅于1918年发表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热烈的称赞，获得高度的评价。如傅斯年（孟真）在《新潮》第2期的《书报介绍》里说：“唐俟君的《狂人日记》，用写实笔法，达寄托的旨趣，诚是中国第一篇好小说。”他又在《新潮》第4期《一段疯话》中说：《狂人日记》对人世的见解真够透彻极了，但是世人总不能不说他是狂人……何以无数的非狂人跟着狂人走呢？疯子是乌托邦的发明家，未来社会的创造者。我们最敬重的是疯子，最亲爱的是孩子。疯子是我们的老师，孩子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带着孩子，跟着疯子走，走向光明去。”吴虞当时写了《礼教与吃人》，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评论，但他对《狂人日记》揭露礼教吃人的深刻主题是领会颇深的，也是极力称赞的。《阿Q正传》的发表，在“五四”新文坛上和读者群中引起很大的震动。在《阿Q正传》发表了四段时，茅盾就对一位读者来信中的不正确意见予以反驳，明确肯定《阿Q正传》是“一部杰作”，阿Q是“中国人品行的结晶”。周作人在《晨报》上发表文章，扼要而明确地指出了阿Q的典型意义，认为“阿Q是民族的类型，实在是中国人品行的混合的照相”。就在《呐喊》出版的当年，茅盾写了著名论文《读〈呐喊〉》（1923），后来又写了《鲁迅论》（1927），对鲁迅小说和杂文的成就、意义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了充分肯定和实事求是的评价，指出：“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同时，也有异样的声音，如成仿吾在《创造季刊》第2卷第2期（1924）发表《〈呐喊〉的评论》一文，从当时他的“纯文艺”观出发，认为《呐喊》中许多篇都是“浅薄”、“庸俗”的“自然主义”作品，唯独《不周山》一篇是表示作者“要进而入纯文艺的宫庭”的“杰作”。自20年代以来，鲁讯研究论文越来越多，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研究中一个成绩十分显著的领域。其中不乏论述中肯、说理透彻的优秀之作，特别是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1933），是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评述鲁迅思想和杂文的辉煌论文，是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之前鲁迅研究中最重要的成果。
30年代，一批作家论著作陆续出版，这类书籍多是收集有关作家论的文章而编辑成册的，仅个别者是系统的专著。主要的计有钱杏村著《现代中国文学作家》（两卷集，1929—1930年出版）、黄英（庐隐）编《当代中国女作家》（1931）、伏志英编《茅盾评传》（1931）、李霖编《郭沫若评传》（1932）、李希同编《冰心论》（1932）、素雅编《郁达夫评传》（1932）、贺玉波编《现代中国作家论》（两卷集，1932）、邹啸编《郁达夫论》（1933）、黄人影编《茅盾论》（1933）和《郭沫若论》（1936），等等；茅盾除写有《鲁迅论》之外，还写了《王鲁彦论》、《徐志摩论》、《冰心论》、《落华生论》，许杰写有《周作人论》，贺玉波写有《巴金论》，胡风写有《林语堂论》和《张天翼论》，等等，足见30年代中国现代作家作品论专书的出版和长篇论文的发表，曾经盛行一时。40年代，文艺评论更加发展，数量骤增。如鲁迅逝世后的鲁迅研究，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不少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鲁迅思想与创作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周扬、巴人、胡绳、艾思奇、王冶秋等许多人都写了评论文章，同时，又有平心的《论鲁迅的思想》（后改名《人民文豪鲁迅》）、何干之的《鲁迅思想研究》、巴人的《论鲁迅的杂文》、欧阳凡海的《鲁迅的书》、王士菁的《鲁迅传》等相继出版，成为鲁迅研究的可喜成果。对郭沫若的研究，这时期则集中在他的六部著名历史剧上。在短短的几年里，大后方十几家报刊上发表了50多篇各式评介文章，其突出的特点是把郭沫若史剧与论者对现实社会的感受结合起来，努力启动读者的联想和共鸣心理，以促进他们的政治意识的觉醒。不消说，这也正是郭沫若的史剧创作意图之所在。其中唯有《孔雀胆》由于作品主题的模糊，引起学术界较大分歧，以至作者对此历史剧的立意也说不清楚，未能很好地实现作者的意图。周恩来同志曾有所批评：“剧本写得还不错，但史实很值得研究”，而“上演此剧在意义上是不可能与《屈原》等并论的”[⑥]。在回顾新文学批评史的时候，我们还有必要简略叙说那时的茅盾研究。20年代，学术界对茅盾创作的评论涉及最多的是《蚀》三部曲、《野蔷薇》、《从牯岭到东京》等作品，众说纷纭，分歧很大。以克兴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论者对茅盾创作的贬斥与歪曲，与茅盾创作的基本肯定论者形成尖锐的对立，直到中共中央予以干预，才随着革命文学论争的结束而停止。三四十年代的茅盾研究，评介最多的作品是《子夜》、《春蚕》、《秋收》、《腐蚀》、《清明前后》等，许多作家、评论家如瞿秋白、冯雪峰、吴组缃、朱自清、何其芳等都撰写了文章。尤其是瞿秋白对《子夜》和《三人行》的评论，为祝贺茅盾50寿辰和创作活动25周年而由《新华日报》发表的社论《中国文艺工作者的路程》和王若飞的《中国文化界的光荣，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等文，充分肯定了茅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和巨大贡献，见解深刻而卓越，具有重大的影响。中国现代文艺批评论著数量惊人，本文只举此数端以作例证。总而观之，这些作家作品评论，在作品和读者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扩大了新文学的影响。特别是到40年代，文艺界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进步作家的作品评论，更渗透着思想和热情，也使他们的作品更广泛地深入人心。在那黑暗和暴虐袭击中华大地的年代，这些评论文章具有抗争意义，对文学创作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许多序跋文字，其实是很有见地的文艺理论或作家作品评论文章。鲁迅曾为许多青年作家的作品撰写序言。这些序言从作家是否把自己的创作个性同时代潮流、人民斗争紧密结合的角度，考察和评价作家们的创作，是极有价值的作品论。1935—1936年两年间出齐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赵家璧主编），是一部大型的新文学选集，总结了新文学第一个10年间的发生、发展及其斗争，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它把1917—1926年间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分别编选，每册都有编者撰写的导言，这些导言高屋建瓴地俯瞰“五四”以后10年间的文艺思潮和创作收获，展示了新文学异彩纷呈的繁荣局面，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文献。
总览上述，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早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确实多有历史性建树，在作家作品评论方面也有不少饱含着卓越见地的成果。可以肯定地说，论者们从不同角度和方面对新文学现象及其运动过程的认识是在逐步深入的，其建树和成果为新文学史的构建起到了开辟道路的作用。而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两篇光辉文献，深刻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革命文艺应遵循的方向，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具有重要价值和理论意义。但由于受社会环境的限制，它们在当时未能在整体上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在新的思想指引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注释：
①②③④王瑶：《先驱者的足迹》，《文艺论丛》第14期。
⑤《且介亭杂文·〈草鞋脚〉小引》，《鲁迅全集》第6卷，第20页。
⑥张颖：《领导·战友·知音》，《光明日报》1980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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