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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民主化运动和国际组织的推动，使社会边缘群体的地位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在教育领域内，对性别差异、性别问题的研究在教育研究领域中的地位也随之得到提高，研究资金大幅度增加。
一、女童教育的宏观研究
女童教育研究在宏观层次上是以社会学、经济学研究为依托，结合女童教育问题，剖析文化、经济制度中的性别歧视。它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
1.发展中国家女童教育的宏观研究——关注女童教育与经济发展
在发展中国家，社会关注的焦点是发展问题，政府和研究人员在考虑女童教育问题时，从女童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这一角度，以女童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说明女童教育的重要性，呼吁社会重视女童教育。
在阐述教育与发展的关系时，研究女童教育的学者批判了传统的教育与经济关系的理论。他们认为，传统的理论几乎完全忽略了性别问题，很少有人想到教育的长期影响在男女儿童之间有差别。 （注：AaronBenavot,"Education,Gende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 见"Education and Gender Equlity"，Julia Wrigley( ed) ,1992,TheFalmer Press,P25.）人力资本理论将工人看作“人力资本的携带者”，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于提高了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但教育对妇女的影响是什么？没有一个经济学家作出过回答。
现代化理论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教育与发展的关系。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机构（学校、工厂和大众传播媒介）反复灌输着现代价值和态度，如：开放性、独立性、计划性、前瞻性、个人和社会收益观念，等等。教育的扩张通过对个人价值观、信仰的作用，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显然，无论人力资本理论还是现代化理论，都未提及学校教育对男女儿童的不同作用。它们认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教育和职业机会扩大了，妇女在家庭中的传统作用弱化了，妇女的总体地位肯定会提高，没必要去考虑女性和男性受教育有什么质的不同。女童教育研究的出现，向人们提出这样的观点：比较两性受教育的效果，女性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大于男性。
（1）女童教育提高了女性劳动参与水平和女性的劳动价值。
美国学者艾伦·贝纳沃特（Aaron Benavot ）在一项教育与经济关系的研究中指出，女童教育提高了女性潜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她们的敬业精神，改变了她们对家务劳动和职业劳动的态度，向她们提供就业的必要文凭，所以，发展中国家城乡劳动力迁移主要发生在那些受过较多教育的、年轻的妇女中，教育影响了女性的劳动力参与水平。她还利用95个国家的数据，对1960—1985年间性别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作了系统分析，得出几个重要结论（注：Eileen M.Byme( ed) ,"Gender in Education".The Falmer Press,1990,P6—7.）：第一， 在有些国家，妇女的劳动参与率随女童教育成就的提高而增长；而在一些最不发达国家，两者间的关系呈曲线变化，很少受教育或未受教育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很高，而受过中等教育的参与率相对较低，受高等教育者也有较高的劳动参与率。第二，在中等教育阶段，女性的中等教育在较富裕的发展中国家有积极作用，但在不发达国家，其影响普遍较弱，中等教育不是一个增加收入的途径，而是提高中产阶级女性婚姻地位的一种手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1年所作的一项研究中也曾得出结论，随着男女教育机会变得更加平等化，妇女在工业、服务业中的就业比例将扩大，她们将降低老年男子教育文凭的相对价值。制造公司和跨国企业在不断寻求便宜的、稳定的劳动力过程中，逐渐开始用年轻女性来代替男性，特别是老年男性。（注：Aaron Benavot,"Education,Gende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见"Education and Gender Equlity" ，Julia Wrigley(ed),1992,The Falmer Press,p31—33。）
还有一些研究对教育与女性劳动参与程度间的关系持不同态度。这些研究认为，目前研究论文的数量和深度都有欠缺，此时下结论很不严肃，随着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许多人从传统农业部门转向现代服务部门和更广泛的职业领域，但并不意味着妇女劳动力的这种重新分配会增加经济总量。
尽管如此，各种研究仍普遍认为，女童教育对女性劳动参与水平的影响在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较强，而在最不发达国家较弱；女童初等教育的影响较强，中等教育则较弱。
（2）女童教育有利于控制人口，为经济发展做贡献。
人口的迅速增长它严重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在各种生育控制措施中，女童教育的作用不容忽视。教育扩展可以提高首婚年龄；降低对孩子的需求数量；教授生育控制方法，从而降低出生率。联合国《世界生育研究》报告证实了这一结论。报告指出：“教育有助于降低生育率，但并不普遍如此，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直线型的单一关系，而是一种曲线，其中包含一个教育阈值。在这一阈值前，生育保持稳定或随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这种曲线形式在发展中国家很普遍，阈值消失，教育直接起作用是在中等收入和识字率较高的国家”。（注：同36页注①，P33—37。）
这一研究还指出，女性教育对人口控制的影响要比男性强三倍；中等收入国家应重视女童教育在降低人口出生率方面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在低收入国家可能稍差些，但仍可以说教育对人口增长的影响是经济持续发展的条件。
《世界生育研究》报告所提到的教育对人口增长起作用的规律其实很好理解。在发展的初期，经济状况的好转会大大降低死亡率，而教育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比较缓慢、程度较弱，因此，人口高增长的势头会持续较长的时间；一旦教育的影响深入人心，特别是成为女性自己的观念后，教育对人口控制的影响才可能明显地显露出来。
（3）女童教育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变化。
女童教育研究从结构分析的角度，对女性受教育的总体影响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提出女童教育还会通过三个渠道给原有社会带来冲击，迫使社会革新观念，改变社会重要的制度安排。
第一，普及义务教育将公民权利与义务的概念延伸到传统的边缘群体（如妇女、儿童和贫困人口），女性成为社会的成员，提高了女性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融合程度，成为自主、自信的新个体，她们不仅仅是母亲、妻子、女儿，而且是她自己，自我概念得以产生。选举制度、就业制度因此而作出调整。
第二、教育水平的提高使社会在选择人才时，更多地强调人的受教育情况，减少了性别、家庭等因素在岗位分配、提升中的作用。尽管在目前的实际生活中还不能完全消除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但就制度而言，在雇佣、晋升和资源分配中不公平地考虑性别因素已是一种违法现象。
第三、女童教育还逐渐使社会上出现了新的家庭和社会依赖关系。女性就业使儿童的工作价值减少甚至消失，童工数量大大减少。家庭中的权威关系被重新建构，过去父亲作为家庭的唯一供养者所拥有的绝对权威地位削弱了，家庭经济来源也变得更加多样化。如果用经济术语来阐述，即家庭组织形式上的转变是教育产生了新型经济价值观的表现，教育减少了传统的家庭经济成分，使女性家庭经济活动的价值外显为可见的成果，最终使过去不被认为有价值的女性家庭劳动纳入到国家财富，如GNP的总体测量指标中。
对于以上女童教育研究的结论，有些保守观点的学者有不同看法。他们指出，这些制度上的变化往往对现存社会秩序产生不可预测的冲击，改变了人们长久以来的生活习惯，社会要对如此激烈的变化付出巨大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妇女由于角色变化而承受的压力，等等，强调女性参与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女权主义者的一厢情意，脱离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妇女的意愿，置妇女于家庭和职业的双重压力之下，是从西方进口的外国货。最近一个时期，更有一些学者以维持本国文化传统为由，认为过分强调女童教育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是“西化”的一种表现。
总之，虽然学术界至今对女童教育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仍有诸多不同甚至是彼此冲突的观点，但又很难否认女童教育的研究结论。艾伦·贝纳沃特指出，从对95个国家1960—1985年间的教育发展数据中可以看出，这一期间女童教育的发展是空前的，几乎所有国家都在法律文件中明确表明男女儿童具有同样受教育的权利，应给予女童优惠条件，确保女童享受这一权利，重视女童教育正成为各国政府普及义务教育的指导思想。当然，这一结果是由多方面的努力共同促成的，但女童教育研究对教育实践的影响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2、发达国家女童教育宏观研究——揭露教育平等下的不平等
在西方工业化国家，女童的义务教育已经普及，女性在高等教育中的比例也越来越大。在几个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女大学生在学生总数中的比例已超过40%，（注：UNESCO“Statistics book”，1996.）女性教育似乎已不成为问题。但学者不这样认为，他们指出发达国家表面上的教育平等掩盖着实质上的不平等。
（1）私人教育资源分配中的性别不平等。
从总体看，教育开支是由公共和私人两部分教育资源构成的。发达国家义务教育阶段私人教育资源所占比例很少，私人资源分配中的性别差异研究主要指高中后教育阶段。
从理论上讲，发达国家的家庭在家庭教育资源分配中不会考虑性别。但实际上，各阶层间存在差距。中产阶级能够资助子女接受专业教育而不考虑性别，但无产阶级则不然。男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居优势，他们在家庭教育资源分配中的权重就大。芬利（Finley）在南加州对一组劳动阶级和中产阶级女生进行跟踪观察，从高中开始，历时5年。 她发现，无论中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没有兄弟的女性往往呈现特殊的优势，而送女儿上大学的无产阶级家庭大多数是没有儿子。 （注：“Genderand Education in Welfare State ”， Julia Wrigley ， 见“Education and Gender Equality”，Julia Wrigley(ed),The FalmerPress,1992,p10;p4—5）
当然，家庭中教育资源的分配是多样化的，很多家庭否认在家庭教育资源分配上有性别倾向性，但女性在家庭教育资源分配中的不利状况总体较显著。这种不利地位在发展中国家更显著。
（2）公共教育资源分配中的性别不平等。
在许多人的眼里，美国教育是广泛平等的。男女儿童进同一所学校、学同样的课本、有同样的老师……，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各级各类学校中教育资源从不同方面不平等分配的事实。
朱丽叶·瑞格雷（JuliaWrigley）在她的一项研究中分析了公共教育资源分配的性别结构， 指出平等的表面下隐藏着广泛的不平等。
男女儿童在职业教育中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最明显。女生的职业教育往往是家政和文件保管、速记、打字一类相对便宜的课程，这些课程和男孩子选择的技术类专业相比，不需要贵重的仪器设备，学校为她们支付的职业教育费用显然少于男生。在就业市场上，雇主往往给予男孩在岗培训的机会，但女孩申请某一职位时，必须已具备相应的技能，她们不得不自己承担这类培训费用。
竞技性的学校体育活动是美国学校的一大特点，体育活动费用在学校课外活动费用中占较大比例，社区对学校的额外支持也往往集中在本社区有特色的体育活动上，显然，这些投入都和女孩无关。七十年代，在女教师和女生们的大力呼吁下，通过了《1972年教育修正案》，要求学校在资金和项目上都必须做到男女生平等。但即使在法案通过时，仍有八个社区的女生体育经费下降，从占男生的12.5%，降低为0.22%；在两个州，公立学校根本不对女生体育活动投入资金。（注：“Gender and Education in Welfare State”，Julia Wrigley，见 “Education and Gender Equality”，Julia Wrigley( ed)， The Falmer Press,1992,p5—8）
美国高等教育在二战后开始普及，联邦政府不仅向大学提供大笔经费，而且还通过贷款和奖学金等方式，承担了大量高等教育个人成本。美国的《退伍军人法》为约1400万退伍军人提供了高等教育的费用，其中不足2%的受益者是女性。1986年，联邦政府提供了10 亿美元的学生资助，但女性得到的资助较少，特别在非常优惠的资助项目中，女性更处于不利地位。不仅如此，女性很难得到科研助手的位置，这限制了她们的专业发展。女权主义者对教育资源分配中的不平等现象的分析，使人们看到了各级各类教育如何通过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加重了女性的不利地位。教育机会上的不平等将一直延续到劳动力市场中，影响着女性整体的社会地位。
二、女童教育的微观研究——剖析学校教育中的性别歧视
除了研究宏观问题，大部分学者关注学校中的微观问题。研究内容可分为五部分。
1.女童教育的目的
义务教育概念出现后，男孩接受教育是为就业做准备，是为了个人的发展和提高对周围世界的了解，但百余年来人们一直在争论女童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各种看法似乎都有自己的道理，但都不被广泛认可。
在欧洲和北美，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占比例逐渐增大（美国九十年代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占比例已超过47%），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女童教育的目的中已不可能不包括职业准备的因素。 《欧洲教育》（European Education）在1990年曾出版过一期女童教育专刊，其观点是女童受教育是为就业，为将来作为妻子、母亲的社会角色做准备。
这一观点试图将两种极端的观点相提并论，但受到两派的反对。反对者认为，学校教育从它出现的那一天起，就以知识的传授和基本价值观、基本学习能力的培养为目的，与妻子、母亲角色的培养风马牛不相及，硬把它加上也只能是文字上的点缀，由于缺乏必要的场所和途径，根本就无法实现。女权主义者认为，社会总不能忍受女性摆脱传统的家庭角色，男女儿童的教育目的应同样是为就业做准备，为个人发展和提高对周围世界的系统理解奠定基础。在理解周围世界过程中，两性平等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教育内容，不应将家庭角色的培养作为女童教育的特殊目的提出。
2.性别差异研究
男、女儿童作为两类学习者到底有没有差别？如果有，这种差别表现在什么地方？1980年，美国女生在各专业中的比例为：外语76%；教育76%；社会科学67%；工程14%；物理33%。在职业的性别分布上，专业程度越高，女性所占的比例越少，女工程师占2.9%，女医生占10.7%，大学女教师占31.6%，而中小学女教师则占70.8%。（注：《女子教育研究文献资料集》，《农村女童教育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课题组编，第204、243、245页。）为了真正了解这一现象的原因，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对性别差异现象进行解释。
归纳一百多年来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对性别差异现象的研究可以看出，每个阶段的研究都受一定文化历史条件的制约，并往往迎合当时主流心理学的理论。早期对性别差异的解释认为，女性的认知能力低于男性，女性先天的生理条件决定了她们不适合与男子一样学习。还有的教育家认为，女性和男性接受同等的教育会影响她们的生育能力。随着社会发展，心理学已从强调先天因素转向重视后天经验，认为女性认知能力低于男性的观点失去了市场。
从六十年代起，性别差异研究增加了社会心理因素的研究内容。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男女在认知能力上没有什么不同，差别表现在社会心理因素方面，如自我概念、对自己的期望、失败的归因等方面的不同。例如，西蒙（Simon）和费瑟（Fisher）1973年的调查就发现， 男女性对成败归因有不同的模式。女性比男性更多地将自己的成功归因于运气，而把失败归因于自己的能力；而男性则更多地将成功归因于自己的能力，将失败归因于任务艰难。这种归因倾向导致男女儿童自信心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显然对儿童的学业成绩和专业影响有决定性的影响。
近年来，性别差异的研究更加重视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这些研究提出，男女儿童社会心理方面的差异是由价值方面的差异造成的，价值方面的性别差异使男女儿童对任务的目标、难度、自己完成任务的信心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有利和不利条件都有不同的认识，这样，不同的价值造就了不同的成就动机，而不同的成就动机又影响他们完成任务的水平。但男女儿童的价值差异又是什么造成的呢？对这一问题至今尚无完满的回答，许多学者认为，性别差异问题要有开拓性的进展，还有赖于研究方法的完善，消除测量中的性别偏向问题。
3.对男女合校教育的争论
在当代女童教育研究中，还有一个令人吃惊的观点，即，本世纪初，我们努力奋斗而取得的男女同校学习的权利是否有益于女性的成长？自男女同校以来，人们一直将其看作进步和男女平等的体现，男女儿童合校接受教育似乎具有不证自明的正确性、进步性。但近年来，同校教育制度受到质疑。批评者认为，合校教育虽然从外表看来绝对平等，但女童在学校中接受的是男性价值形态和标准，学校教育目标绝大部分仍定位于男孩的兴趣，大量的课本内容呈现的是男人，男人的经历构成了整个人类的历史。校园中女教师占绝大多数，而多数情况下，男教师充当管理者。所以，有许多激进的女童教育研究者认为，男女合校等于接受男性价值形态。当女生离开学校时，普遍意识到：这个世界仍是男性的世界，女人仍属于第二性。（注：“Girls Don't Move Up ”，Eva Salomon，“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1993,P57.）
除价值形态方面的影响外，有些学者还研究了合校中的教学行为。在儿童个人意识发展的初期，教师的关注对他们很重要。但研究表明，男孩在学业上往往处于两个极端，好学生经常受表扬，坏学生经常受批评，这样，从总体上看，教师花在男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更多些；女学生则不然，她们往往在各方面都处在中间位置，得到的表扬和批评都少。德国历史学教授伊娃·萨蒙（Eva Salomon）的研究证明， 教师在分配自己的精力时只有35%给了女生。（注：同上，P59 ， 或参见Gay J.Randasll,"Gender differences in pupil —teacher interactionin workshops and laboratories",in "Gender Under Scrutiny:NewInquiries in Education",Gaby Weiner and Madeleine Arnot,OpenUniversity,1987.）
学校有性别偏向性的评价也影响女生的自信心。学校对男女儿童学习成就的解释不同，男孩获得好成绩是由于聪明、独立和自觉，女孩得到好成绩则往往被认为是刻苦、善于适应的结果。
伊娃·萨蒙还批评了合班教学有助于男女儿童学会如何与异性相处的说法。她指出，男性、女性在社会中的分离并没有在课堂中消失，如果老师没有事先指定，总是男孩和男孩在一起，女孩和女孩在一起。而且，最糟的是男孩经常在课堂上练习其优势地位，他们在言辞上歧视女性，有时甚至用武力来显示其优势性。伊娃·萨蒙引用在德国一所学校进行的分组研究结果指出，刚入学时男女生数学成绩基本上是相同的，但学年结束时男生的成绩高出许多，而在女生班中，女生的平均成绩比合班中女生平均成绩高许多，仅略低于男生。这一研究表明，合班教学中女生有时的确充当了被动参照人群。
对男女同校教育的讨论在当代女童教育研究中还不多见，是该研究领域的最新动态。但它一出现，就引起了各方人士的注意。很多教育家提出疑问：难道要退回女子学校吗？在世界很多地方，女权主义者极力促进女子学校的建设，希望分班教育能使女生从男生的影响下解脱出来，发展女生的全部潜力，但真正建成的女子学校很少。更多的学者认为，对男女合校教育的探讨并不是要求社会放弃男女合班的教育方式，但教师和家长应了解合班教育本身并不能自动地增加女生的机会或减少偏见。在女孩成长的过程中，教师和家长应给予女生更多的机会和更多的鼓励，增加她们的自信心，鼓励她们从更广泛的选择中获得最好的发展。在必要的时候，如计算机课和实验课，应该进行分班教育，以免女生依赖男生或被男生赶到被动听从的位置上。
4.少数民族女童教育问题
八十年代以后，如何在西方主流文化中保持和发扬外来文化的问题突出起来，在教育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七十年代后，西方社会从六十年代劳动力短缺转变为过剩，失业问题成为重大社会问题。五、六十年代移民至欧洲的少数民族为西方社会各界所关注。而少数民族女童教育，特别是西方社会中穆斯林女童教育问题成为女童教育研究中的新问题。
英国的穆斯林组织多次对穆斯林儿童在英国社会中接受教育表示担心，他们认为，西方教育是要培养儿童的创造力和独立的价值评价体系，这显然和伊斯兰教育目的存在冲突。按穆斯林的传统，女性代表家庭的荣誉，女孩子的行为如果引起异议，不仅给其家庭带来坏名声，而且会使她本人的婚姻陷入危机。于是，穆斯林组织多次要求政府对学校教育进行改革，允许穆斯林儿童有自己的学校。这种要求引起政治家和教育家的关注， 普通民众也以极不平静的心情看待这一要求。 按英国《1944年教育法》，穆斯林有自己办学的权利， 但1985 年的斯万（TheSwann Report）报告指出，如果穆斯林有自己办学的自由，那么，天主教徒、犹太教徒、英国国教徒也应具有相应的自由，这最终可能加速种族分离。而教育家则站在另一角度对穆斯林组织的要求做出反映，指出，穆斯林女童到底应不应该从英国学校中分离出去，应取决于她们自己的意愿。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西塔拉·西克（SitaraShaikh）和艾利森·凯利（Alison Kelly）对英国学校中的巴基斯坦女生及她们的父母进行了一次调查， （注：Sitara Shaikh & AlisonKelly"Pakistan
Girls
in
British
School", "ComparativeEducation Review"，1993,pp61—75.） 发现大多数女生的家长只是希望政府能为穆斯林女童提供女子中学，对大学和小学并不格外坚持。在是否建立单独的伊斯兰学校问题上，57%的父亲和52%的母亲表示支持，而只有26%的女生持支持态度，且年级越高，支持的比例越来越小（14岁以下的支持率为44%，16岁以上为8%）。
虽然西塔拉·西克和艾莉森·凯利的研究似乎对英国社会中穆斯林女童教育问题有了一个回答，但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少数民族女童教育问题是性别问题与种族问题的混合产物，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争论将在较长的时间内成为女童教育家和政治家们关注的热点。
5.对学校教育中女性形象的研究
在当代女童教育研究中，一些社会学女学者在研究中的影响很大，她们不断贡献着新观点、新视角。在研究女童教育问题时，有些社会学家就利用社会学中的社会角色理论，研究社会角色划分对学校中男女儿童的影响。研究发现，学校教育中处处包含着不利于女生成长的因素。学校通过教材内容、男女教师的职位差别，向女生描述着一个居从属地位的女性形象。
①教材中的女性形象。通过统计、分析各学科教科书中出现的男女性别比例及女性形象，说明教材中的女性形象占少数，且多数是没有独立见解、心胸狭窄，影响女生的自我期望，不利于女生的成长。
②男女教师榜样作用的研究。中小学校女教师的比例要大大超过男教师，但担任管理职务的往往是男教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教师的影响非同小可，很显然，男女教师的角色划分给女生一个不好的榜样影响。
③教材编排中的性别倾向研究。人们一般认为女性不适合学习逻辑性较强的学科，但学者认为，教材在编排上不符合女性的兴趣和特点，是导致女性对这些学科不感兴趣的关键。以物理书的包装为例，认为砖头般的黑书一下子就会使女生在情感上持排斥态度。
对学校教育中女性形象的研究往往是性别差异分析的论据，这类研究在女童教育研究中的比重很大。
从六十年代至今，对女童教育的研究仍然在进行中，研究中观点纷纭，结论多样，但逐渐也对社会产生了影响。许多国家的政府和国际组织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以OECD为例，它在对OECD成员国提供的教育信息服务中， 采用了“按性别划分的教育与收入关系（Relation betweeneducation and earnings by gender）”、“性别间数学和科学成绩的差异（Differences in Achievements in Mathematics and Scienceby Gender）”等指标来衡量各成员国的教育发展程度， 促使更多的政府官员和学者关注女童教育。
总的说来，在当代女童教育研究中，有关论点大部分是由西方文化背景的学者提出的，在对女童教育问题的研究中，使用的概念、研究方法和结论，乃至研究格调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文化的色彩。发展中国家的女童教育研究基本上是接受西方的观点，研究也基本沿袭西方女童教育研究的方向，只是在研究内容和目标方面更体现发展中国家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