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话语逻辑与中国近代政党机关报观念的成形——以孙中山报刊论述为焦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关报论文,政党论文,论述论文,报刊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党机关报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新闻史上具有极端重要的地位，至今仍在大陆政治及日常信息生态中发挥强大影响。而政党机关报观念则为机关报活动的精神内核，其在中国近代以来新闻思想史中占有突出位置。然而，中国的政党机关报观念到底何时成形？其成形主要受何种因素影响？影响较大的几部新闻史著作，如方汉奇、曾虚白、赖光临等的叙述往往侧重于聚焦具体的机关报实践，而对中国近代机关报诞生的思想机理则关注较少。①大陆学界以往对共产党的党报思想讨论较多，但在政党机关报思想的起源上，则往往只谈及共产党早期的(主要是毛泽东)党报思想受到孙中山、梁启超报刊思想的影响，如谭一、吴廷俊等。②部分论文甚至直接从苏联列宁、斯大林的报刊论述中寻找与中共党报思想的对应关系，如沈晓静、郑健等。③实际上，中国近代政党机关报观念的成形，与孙中山的报刊实践和论述有着密切关系。 机关报是由特定政党、政府机关或社会团体出版的报纸，用以发布消息，宣传自己的主张、政策，影响社会舆论。其中由政党出版的机关报往往被称为党报。世界上最早的机关报活动，大约要推溯到17世纪英国议会派和保皇派的报纸对抗：“机关报的始祖于1643年11月1日，在查尔斯一世的家乡牛津，以《官廷通报》(Mercurius Aulicus)的形式诞生。议会为了对抗《官廷通报》，开始发行《英国通报》(Mercurius Britannicus)。从此，才有了类似于用新闻媒介进行言论斗争的初次尝试。”④ 从历史发展看，政党机关报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形态：一是初级形态的机关报，一是19世纪末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列宁发起创办的报纸形态。二者的区别是，前者大都由个人和集体出资创办，报刊更多地是在道义责任上遵循党的宗旨和主义，而政党不能通过经济、组织等手段对机关报的内容和方针做出刚性约束。而列宁发起创办的机关报则被明确纳入政党的领导、管理序列，党报工作成为党的日常业务之一，列宁指出：“这一切决没有推翻那个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看来是格格不入的和奇怪的原理，即写作事业无论如何必须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写作者一定要参加到各个党组织中去。出版社和发行所、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营业所，都应当成为各个党的机构，向党汇报工作。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注视这一切工作，监督这一切工作”；⑤“党的一切出版物，不论是地方的或中央的，都必须绝对服从党代表大会，绝对服从相应的中央和地方党组织。不同党保持组织关系的党的出版物不得存在。”⑥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继续强调：“一切定期和不定期的报刊、一切出版机构都应该完全服从中央委员会；出版机构不得滥用职权，执行不完全是党的政策。”⑦列宁发起创办的报纸，由于在经济、组织等方面的权力皆掌握在政党手中，故其思想内容也受到严格控制。 本文讨论成形的机关报观念，主要参照列宁发起创办的机关报形态作为认定标准。近代国人早期的机关报观念，显然不可能有苏俄化的论证话语和逻辑。但既然是“成形”，则在思想意识上对机关报的要求，必然不能是其初级阶段形态的，至少在政党的宗旨与机关报的方针、内容之关系的处理上，有较为明确的、刚性的一致性要求，并且在经济上、组织上等方面寻求这种一致性要求的实现。以此观照中国的机关报观念史，不难发现孙中山的确是近代最早较系统地阐述成形的机关报观念者。而较早从事政治性报刊活动的严复、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虽然也有过关于政党机关报的讨论，但并没有主张或提出相似的看法。 对于孙中山的新闻宣传思想，新闻史学界也有较多研究。如中国台湾方面，较早的专著是汤承业的《国父革命宣传志略》(1977年，“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从宣传的思想、方式、策略、手段、形态等方面系统地归纳了孙的宣传思想；大陆方面，较早则有放翁、薛恒淦、铁铮、胡太春等对孙的报刊活动与思想作了较全面的总结。21世纪以来对孙中山的相关研究更有增多趋势。如王杰、张金超对孙中山晚年重视舆论宣传的原因分析，费成康对孙中山和《镜海丛报》的研究等提供了不少新鲜史料。白文刚、郭琦对孙中山晚年宣传思想的论述较为全面，日本学者深町英夫从国际利益的格局中深入阐述了孙中山的对外宣传思想。⑧总体上看，在对孙中山党报思想的研究上，以对相关史料的搜集挖掘和对其党报思想内容的具体分析居多，而对其党报思想形成原因、对其党报思想在整个政党机关报观念史中地位等的分析较少，或者有所分析但并不十分详尽。 本文首先介绍中国近代政治运动报纸兴起背景下国人对政党机关报的早期认识情况，分析为何他们并未主张或提出成形的机关报观念；然后具体分析在革命话语输入的语境下，孙中山如何阐述其报刊思想并形成机关报观念；最后总结孙中山机关报观念之于报刊思想史的特殊意义。 二、近代国人对政党机关报的早期认识 中国近代具备初级阶段形态的机关报，可以推溯到戊戌变法时期康梁等创办的报纸。“康、梁维新变法的活动，就是以创立学会发行报刊做为宣传主义的方法。”⑨为了推动变法，康、梁等改良派积极组织学会，并先后创办了大量报刊。康有为、梁启超等戊戌改良派之所以能形成与洋务派、早期维新思想家群体完全不同的一股新的社会政治势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运用了学会、报刊和学堂这些近代文化设施来扩大影响、壮大力量。而学会、报刊和学堂又成为他们存在的组织和活动方式。“康有为这班人正在走出‘文人中流’的圈子，而通过在19世纪90年代建立起来，已成为激进宣传活动中心的各种学会，实现对于广大精英人士的动员。他们的直接目标固然是各省参加过乡试的文人，但他们的出版物却接触到了更为广大的读者群；而他们的行动中所隐含的信息是，国家的问题，并不是一个仅仅应该由文人们来考虑的问题。”⑩由于近代政治性报刊的加入，康、梁等领导的改革运动已经具有全新的意义和影响。 戊戌时期，改良派创办的报刊，最有影响的有《万国公报》《强学报》《时务报》《国闻报》《湘学新报》等。这些报刊的大量创办，开辟了中国报业发展的一个新时代。这不仅表现在报刊的数量和质量方面，也表现在办报的方向上。自此，报刊与中国近代政治运动和政治团体的结合就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报刊引领政治运动由此渐成趋势。 改良派的报刊在“为什么办报”“以什么为目标办报”等方面皆有明确认识，是典型的政治运动型报刊，但也只是初级形态的机关报。这一方面是因为戊戌时期的改良派并未组成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其与报刊之关系，大都通过门生故旧、同仁来维系，而并非带有刚性的组织关系。1896年创办的《时务报》不久即脱离康梁的阵营，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更为重要的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本来对政党机关报的认识就或者较为隔膜，或者并不以政党机关报作为报刊事业的最高追求。严复较早谈及他对西方政党报刊的认识。在1898年8月发表于《国闻报》的《说难》一文中，他对报馆之“难”进行了分析：“若夫报馆，则职在论说与记载天下之事变。方日出而无涯，众生之意念又不可以纪极，而欲以一二人之力应之。”因而一些报刊就形成了模棱两可、含糊敷衍的行文习气：“支那之设报馆三十年矣，向见各报，其论事也，诡入诡出，或洋洋数千言，而茫然不见其命意之所在。记事也，似是而非，若有若无，确者十一，虚者十九。”(11)严复认为，相形之下，西方的政党报纸则不存在这一弊端： 报馆之多，无如东西各国，分党之炽，亦莫如东西各国，而报馆之府怨，若不如此之甚者，何也？彼各党之人，各有宗旨，均明言而不讳。各党即有各党之报，各党自观之，亦互观之。其互观之也，所以证其是非，而非行其意气；所以互通其消息，而非所以供其排挤。故报馆立言记事，均有一定之方向，而阅此报者，亦有一定之责备也，则报馆易为也。(12) 西方的“各党之报”由于皆有一定的宗旨和方向，其立言记事明言不讳，故“皎然易明白也”。严复明言当时中国并没有党，自然也就无所谓党报。严复对西方政党机关报的认识显然可以说是较为肤浅的，而明确否认当时国内无党报，自然也就说明他并不认为其主办的《国闻报》属于机关报的范围。 康、梁在戊戌时期未见有对政党机关报的直接讨论。变法失败后两人流亡海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记述了一段梁启超给康有为的回信，谈及两人就《新民丛报》与“党人”关系的不同意见：“来此谓此报为党报，必全党人同意，然后可以发言。无论党人分处四方，万无作成一文，遍请画诺，然后发刻之理。即以党人之意论之，苟属立宪政体，必以多数决议，恐亦画诺者十之七八也。”(13)康有为以“党报”必全党人同意的理由要求梁启超不得擅自发表言论，显然是不合理的，以至于作为学生的梁启超也忍不住反驳。由此也可知康有为对政党机关报的运作常识、机关报与政党之一般关系等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带有很强的主观任意性。 戊戌变法以后，梁启超对西方政党报刊有较为直接深入的认识，并多次发表他对政党报刊的看法。梁启超从事的报刊活动一开始即带有党派性质，而且随着清末改良派向近代政党的逐渐过渡，这一特征日趋明显。然而梁启超的报刊论述中却始终含有欲超越党派偏见的取向。在《清议报》时期，梁启超就有过“一人之报”“一党之报”和“世界之报”的报刊分类。他认为《清议报》正介于党报与国报之间，期望该报“全脱离一党报之范围而进入于一国报之范围，且更努力渐进以达于世界报之范围”；(14)在《〈新民丛报〉章程》中，他明确主张报刊应以“公益”为目的，而“不偏于一党派”；创办《国风报》时，梁启超也提出过“凡论说及时评皆不徇党见”(15)的主张。可见，梁启超并不以政党机关报作为最高追求。 三、革命话语逻辑与中国近代政党机关报观念成形 中国近代政党机关报观念的成形，与孙中山借助报刊推动革命斗争的实践密切相关。正是在推动革命的话语逻辑下，孙中山对其政党与机关报的关系逐渐展开较为明晰的论述，对机关报的思想内容、言论立场等提出较为严格的规范要求。孙中山的政党机关报观念的成形，大致又经历了两个阶段。 1.革命宣传的话语逻辑：促进机关报与政党“主义”的黏合 孙中山等晚清革命党人从事报刊活动，可以说是在亲眼目睹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人士办报的巨大魅力的基础上开始的。而孙中山真正对报刊宣传之重要性有深切认识，可能与他个人的亲身经历有一定关系。1896年11月，孙中山在伦敦被清驻英使馆诱捕，密囚于一复室中，准备伺机将他押回国内。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时的老师康德黎获知后，即投书《泰晤士报》，揭露其事。在舆论的干预下，孙中山终于获释。对于这一经过，有人记述道：“总理聆言，立即发生一种感想，对于报纸左右社会之力量，至能达成政治力量所未能完成之任务，有身受其惠的深切认识，而觉革命主义之藉报纸宣传，收效必能速于置邮，是无疑也。”(16)此后孙中山返回日本，重建策划行动的基础时，即命陈少白赴香港创办《中国日报》。对于孙中山的这一感想，燕京大学白瑞德教授的《中国的报刊》一书曾郑重述之，而胡道静的《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一书更认为这是国民党党报历史之重要一页。 之所以被称为“国民党党报历史之重要一页”，在于因为孙中山的切身经历，使他相信通过创办报刊宣传革命的主义，必能使革命活动的效果事半功倍。而这进一步影响到孙中山从事革命的基本内容和方式，自然也一开始就深刻影响其所在政党对待机关报的基本态度，从而奠定所在政党机关报的基本走向和风貌。 以推动革命为目的的办报宣传，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占据重要内容。1900年1月创刊的《中国日报》被称为“革命党机关报之元祖”。《中国日报》之后，在留日学生和新加坡、缅甸、美国等地革命党人中办报之风渐热。主要的报刊有《国民报》《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二十世纪之支那》和《图南日报》《仰光新报》等。1905年11月，同盟会总部机关报《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办。《民报》之外，革命派还在国外创办了大量报刊，主要有《四川》《云南》《河南》《民生日报》《中兴日报》《光华日报》《大汉日报》等。1907年以后，革命派报刊宣传工作的重点逐渐转向国内。作为职业革命家，孙中山更多从事的是报刊的实际工作，这包括报刊的创办规划和人事安排、筹款以及撰写宣传文章等。他对新加坡《中兴报》的关注即反映了这一点。在给革命同志的多次去信中，孙中山所谈及的，都是该报的开办和运转问题：“《中兴报》已开办否？《天声报》能否合并”；(17)“《中兴报》旦夕开张，贺甚之！此后新加坡又多一文明导线，予企望之”；(18)“《中兴报》可望支持过年，然来岁则拟为扩充股份之办法。因今年资本不足，屡次临渴掘井，故报务甚为支绌”；(19)“惟《中兴报》于大局甚为有关，不能不竭力维持。弟再代请本埠林义顺君出来司理一切。”(20) 在孙中山处，报刊主要就是一个宣传主义、鼓动人心、服务革命的言论机关。在为《民报》所写的发刊词中，孙中山明确表达了他对报刊宣传的要求： 夫缮群之道，与群俱进，而择别取舍，惟其最宜。此群之历史既与彼群殊，则所以掖而进之之阶段，不无后先进止之别。由之不贰，此所以为舆论之母也……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吾于《民报》之出世觇之。(21) 单从文字表述看，这一段话与梁启超的《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颇为接近。二者都肯定“先知先觉”者(“豪杰”)应当创造或指导舆论，成为“舆论之母”。所不同者，梁启超主要是从一般、普遍的意义上来论述“舆论之母”的，他强调“豪杰”要“造舆论”，成为“舆论之母”，必须“非有私利也，为国民而已”。也就是说其所造之舆论必须合乎“公益”，而“豪杰”必须是“以己身为牺牲以图人民之利益者”。(22)孙中山在此则是从具体的党派之主义的宣传这一目的来阐述“舆论之母”。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理论普适性及其解决中国问题的指导意义无疑是充满自信的：“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治化焉。其他旋维于小己大群之间而成为故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不深，而去之易。是故或于人为既往之陈迹，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要为缮吾群所有事，则不可不并时而弛张之”。(23)在孙中山看来，三民主义正是中国对症之良药、“最宜之治法”。而《民报》之创办，就是要发扬三民主义，“由之不贰”“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以成“舆论之母”。孙中山在《民报》创刊一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民报》发刊以来已经一年，所讲的是三大主义：第一是民族主义，第二是民权主义，第三是民生主义。”(24)由此观之，如果说梁启超的“舆论之母”论尚属一般舆论学的学理探讨的话，孙中山在此突出强调了党派之主义与报刊宣传使命的一致性关系，报刊即为灌输特定党派意识形态的“机关”。 孙中山的其他相关论述也基本上是反复强调他的这一办报思路。如1906年在致张永福的信中，在谈及《革命军》的印刷和派送工作时，他特别分析了宣传发动工作之于革命的重要意义：“南洋各埠现下风气初开，必要先觉之同志多用功夫，竭力鼓吹。以弟见内地各省及日本东京留学之进步，若南洋能有如此，则大事不难成矣。南洋今日初得风潮，进步不速，若再有公等鼓吹之，使风潮普及，则人非木石，想他日之进步亦不逊他方也。”(25)1909年，孙中山在致王子匡信中，提出了在巴黎的办报策略：“此报将来可作交通内地各省有心人之机关，又可作联络欧洲学界之枢纽。其言论表面当主平和，以不触满政府之忌，而暗中曲折，引人入革命之思想。衡兄主于报外另印单张，专言激烈之事以动人，别出他名，按照看报者之地址以分寄。”(26)1910年，他分析《美洲少年》的改组问题时指出：“最好还是把《美洲少年》改组成为每日出版的日报，这样方负起大张旗鼓尽力宣传的义务。你们不要以为办日报资金难筹，其实会员众多，自然容易，向这一条路子想想是通的。扩大少年学社，公开为中国同盟会是体，扩大《美洲少年》，改组为日报是用，有体有用，我们党的宗旨和作用才发挥出来。”(27)孙中山对报刊的阐述，始终围绕的是宣传“革命主义”以推进革命风潮这一核心目标。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在积极组织学会的同时，也将办报作为学会“最要者四事”之一，以“广见闻”“开风气”。上海强学会的机关报《强学报》更是“专以发明强学之意为主”，明确阐述了维新派的改良主张。他对圣学会的报刊也提出了“今之刊报，专以讲明孔道”的要求。但是当时的改良派并没有明确的近代政党意识，也没有提出明晰一贯的“党”的“主义”。自然，康有为在当时也不可能以“主义”去规范改良派的报刊宣传。相形之下，孙中山从三民主义的革命理想出发，对办报宗旨的认定十分清晰具体且一以贯之，故其论述的“机关报理论”色彩也就更为显著。 报刊宣传的根本目的是要推动革命，这就需要借助报刊将革命的主义灌输到民众中去，从而积聚革命力量。在这种革命宣传的话语逻辑下，机关报和政党“主义”的联接就顺理成章了。其他革命阵营的办报者也有类似孙中山的论述。胡汉民的阐释是：“革命报之作，所以使人知革命也。盖革命有秘密之举动，而革命之主义，则无当秘密者。非惟不当秘密而已，直当普遍之于社会，以斟灌其心理而造成舆论……或谓革命者，非徒以触发社会之感情而已，必且导其知识，养其能力，三者具，而后革命可言。”(28)胡汉民尤其强调革命机关报进行理论说服的重要性，认为舆论之真正具有价值，贵在其依于理性判断。他认为革命报刊可以触发人的感情，但感情是不能持久的。因此“革命报”的责任，更在于使人真正知道革命的目标和道理。可以说胡汉民是在革命理论的宣传和接受规律层面上，深化了孙中山的论述。关于“主义”与“实行”的关系，《南报》的发刊词则从宣传的恒心和毅力层面进行了阐述：“主义者，实事之母也。然自主义而发生实事，其间非可一蹴而几，必灌溉以多数学子之心血，而主义始存立于社会，必累积以经久有恒之岁月，而主义始浸润于人心。存立矣，浸润矣，然后实事近焉。”(29)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机关报与政党“主义”之关系的看法。他在多次公开演说中都强调“主义”宣传的重要性：“我们党员已为先知先觉，应以我的先觉去觉后觉，以先知去教后知，大家负宣传责任，更望党员对于革命主义，时时详细考究，倘有不明不白此种主义者，必向之宣传，使之明了。”(30)孙中山指出，在革命复遭挫败的情况下，宣传应当重新予以重视：“我们从前本手无寸铁，何以会革命成功呢？就由于宣传力。革命以后，大家有了军队，有了政权，以为事在实行，不必注意宣传。岂知革命成功，就只有宣传一道，可惜大家都忘记了，现在我们要反省才好。”(31)他认为，宣传的力量比军队还要大。宣传就是要“劝人”，用“主义”去统一全国人民的心理。而要改造国家，就要从根本上即改造人民的心理做起。在另一次演说中，他甚至提出了要使革命极快成功，“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32)的观点。在宣传方法上，孙中山突出强调以“至诚”去感化民众的重要性，认为宣传三民主义不仅是要使人“知”，更要使人受到感化，使人心悦诚服。(33) 2.巩固革命组织的话语逻辑：政党对其机关报刚性约束的加强 值得注意的是，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对报刊又有新的论述：突出强调了对报刊言论立场的约束和规范。这些论述意味着完全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党报观念的成形。孙中山的这种报刊论述变化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出于对自身革命和政治斗争的经验总结。“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总结其原因，乃“同党人心之涣散”。认为思想、组织的分歧，尤其是不服从一个领袖的命令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为此，孙中山开始建立绝对服从其个人的中华革命党。为了建立领袖权威，孙中山提出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党魁的命令，“如有二心，甘受极刑”。(34)中华革命党总章规定：“凡进本党者，必须以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远遵守。”(35)在入党的方式上还采取了每人按指模的方式。这种对党员的组织性、纪律性的强调必然也体现在对政党机关报的要求上。 二是由于向苏联学习的结果。孙中山向苏俄学习的主要内容是苏俄的建党和建军两方面的经验。孙中山引进苏联模式的主要原因是想解决中国两大问题：第一，消灭“尚留陈腐之官僚系统”；第二，通过借助苏联的党国政治模式，完成内部整合，进而实现真正的三民主义。在向全国各地党员的演讲中，孙中山就俄国革命的经验指出：“大家应把党基巩固起来，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有力量的机关，和俄国的革命党一样。此次大会之目的，也是如此。现在俄国的首领列宁先生去世了，于俄国和国际上会生出什么影响来，我相信是决没有的。因为列宁先生之思想魄力、奋斗精神，一生的工夫，全结晶在党中。他的身体虽不在，他的精神却仍在，此即为我们最大之教训”；“现在有俄国的方法以为模范，虽不能完全仿效其办法，也应仿效其精神，才能学得成功。本党此次改组，就是本总理把个人负担的革命重大责任，分之众人，希望大家起来奋斗，使本党不要因为本总理个人而有所兴废，如列宁先生之于俄国革命党一样”。(36)这里明确提出要向苏联学习，将领袖个人的思想化为全党的统一思想。孙中山认为，“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员都要做官然后中国才可以治，是要求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民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简而言之，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37)“从前何以不从事于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因为未有模范，未有先例”。现在有了模范，有了成功的先例，就是俄国共产党。“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故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38)孙中山强调以党义统一全党思想，强调“奋斗”的组织性、系统性和纪律性，必然对他一贯倚重的政党机关报实践也提出相应的要求。 从政治实践的党化立场出发，对于报刊宣传，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明确提出了“言论务须一致”的主张。辛亥之前，孙中山以三民主义统领报刊的宣传取向，本身就蕴含了“一致”的要求。但明确提出“言论一致”的办报规范，则是辛亥革命之后： 此次中国推倒满清，固赖军人之力，而人心一致，则由于各报馆鼓吹之功，各报之所以能收效果者，由于言论一致。惟今日虽已共和，尚未大定，欲其大定，必须统一。统一之法，非恃人心，则恃武力；若恃武力，其流弊必致于专制，然人心不能统一，必生祸乱……近观上海各报，言论不能一致，今回粤省，见各报之言论，亦紊乱不按公理，攻击政府。不知一般人民重视报纸，每谓报纸经载，必有其事，以致人心惶惶，不能统一……报纸在专制时代，则利用其攻击，以政府非人民之政府；报纸在共和时代，则不利用攻击，以政府乃人民政府也。(39) 对章太炎在革命后提出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主张，他坚决批评，认为这与同盟会所持之主义“瞢之”，号召党员应戮力同心；(40)1924年8月1日，《广州民国日报》“响影录”栏刊载胡适的《少谈主义》，孙见报后当日即怒斥编辑与记者“无常识”，说“汝下段明明大登特登我之‘民权主义’，而上面乃有此‘响影录’，其意何居？”，并建议将记者革出，“改良本报”。(41)这种对报刊言论立场的要求和规范，在近代报刊观念的演变过程中十分值得注意。自康梁以来初级形态的政治机关报纸，进一步被纳入政党组织刚性约束的范围：党报观念由此形成。 四、革命作为政党机关报观念建构的逻辑前提 改良与革命，是中国近代国人改造中国的不同道路选择。二者因此形成了不同的政治话语体系，延伸到报刊实践和思想领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报刊论述路径。改良派的报刊思想以梁启超为代表。从西方宪政思想出发，梁启超对报刊、政府、国民三者的关系进行了深入阐述。他将报刊置于与政府平等的地位，而政府不过是国民公仆，报刊有权代表国民“发公意以为公言”，独立于政府并对之进行舆论监督。革命派以孙中山为代表。从革命的理想和策略出发，孙中山阐述了其成形的政党机关报观念：视报刊为革命政党事业的一部分，明确强调对政党“主义”和报刊宣传的一致性要求。革命政党的终极目标自然是资产阶级宪政民主理想，其报刊思想本应与改良派不存在根本分歧。正是因为革命的需要，才出现附属于革命的机关报观念。从革命的现实需要出发，衍生出一套确证机关报存在合理性的话语逻辑。革命之目标一日未能达成，则机关报之存在也似乎是必要的。 然而革命何日结束并实现政党的和平转型？同盟会1905年的《军政府宣言》曾阐明过一个粗略的设想。但这些设想实际上疏漏很多，很难具有可操作性。“在什么条件下，由谁来负责起草宪法？议会代表的基础是什么？谁来组织选举？政府的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是什么关系？地方利益责任如何与新的中央政府的利益责任保持平衡？这些复杂的问题未提出也未回答……当孙的党十二年后最终夺取政权时——完全变成了国民党——仍然继承了对可操作的民主体制的细节的漠不关心，这种可悲的品质成了民族主义政府的政治特征。”(42)同样，革命派虽然高举民权主义，将实现民主共和制度作为奋斗目标，但是他们一般也无暇从民主宪政的视野去建构他们的报刊理论。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深入分析了革命派对待三民主义态度：“诚然，孙中山本人无论怎样喜欢把他的三民主义同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同民有、民治、民享相提并论，却显然有一种超人论的色彩；和学生们一样，他之重视人民参政却不如他之重视强有力的领导。另外，他和学生们一样的是，他把民主和社会正义的理想摆在迅速改变中国成为富强国家的目标之下。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目的……民主共和政制主要是能借以建成一个强盛中国的手段。社会正义同样也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而以手段的成分居多”。(43)在这种总的思维方向下，革命派主要将报刊视为革命斗争的手段也就是自然之事。革命派往往不是从自己的民权理论出发去展开他们对报刊的论述，而更多地是从革命的现实需要出发来使用和认定报刊。 然而，孙中山的报刊论述和报刊实践却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对于报刊的一般看法。政党对报刊的强力控制此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政党机关报逐渐成为政党政治斗争的宣传工具。 ①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66年；赖光临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台北：三民书局，1978年。 ②谭一：《毛泽东新闻活动》，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吴廷俊：《中国新闻传播史稿》，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③沈晓静：《论毛泽东新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郑健：《毛泽东的党报思想及其当代价值》，《青年记者》2010年第35期。 ④[日]和田洋一：《新闻学概论》，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第196页。 ⑤《列宁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4页。 ⑥《列宁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4页。 ⑦《列宁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16页。 ⑧放翁：《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报刊活动的新特点》，《国际政治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第4期；薛恒淦：《孙中山与报刊》，《传媒观察》，1986年第11期；胡太春：《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铁铮：《试论孙中山的报刊活动》，《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增刊；王杰、张金超：《孙中山晚年重视舆论宣传原因探析——基于苏俄、共产国际因素的考察》，《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11期；费成康：《孙中山和〈镜海丛报〉》，《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白文刚、郭琦：《论孙中山的宣传思想》，《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04期；[日]深町英夫：《中国革命与外国势力：孙中山的对外宣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三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72-185页。转引自刘继忠：《政治理念·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新闻思想再评析》，《国际新闻界》2012年第1期。 ⑨曾虚白：《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66年，第198页。 ⑩[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12页。 (11)严复：《说难》，《严复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91页。 (12)严复：《说难》，《严复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92页。 (13)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58页。 (14)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合集·文集》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7页。 (15)梁启超：《国风报叙例》，《饮冰室合集·文集》二十五(上)，第25页。 (16)胡道静：《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上海：世界书局，1946年，第29页。 (17)孙中山：《致张永福、陈楚楠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35页。 (18)孙中山：《复张永福、陈楚楠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39页。 (19)孙中山：《致邓泽如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01页。 (20)孙中山：《致邓泽如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07页。 (21)孙中山：《〈民报〉发刊词》，《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88-289页。 (22)梁启超：《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饮冰室合集·专集》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4页。 (23)孙中山：《〈民报〉发刊词》，《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88页。 (24)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24页。 (25)孙中山：《致张永福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95页。 (26)孙中山：《致王子匡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16页。 (27)孙中山：《与李是男黄伯耀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39页。 (28)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60年，第373页。 (29)《〈南报〉发刊词》，《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60年，第747页。 (30)孙中山：《党员须研究革命主义》，《孙中山先生演说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68页。 (31)孙中山：《总理演说》，《孙中山先生演说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69页。 (32)孙中山：《国民党奋斗之法宜兼注重宣传不宜专注重军事》，《孙中山先生演说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97页。 (33)孙中山：《言语文字的奋斗》，《孙中山先生演说全集》，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137-139页。 (34)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第155页。 (35)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第156页。 (36)孙中山：《政党之精神在党员全体不在领袖一人》，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第571-572页。 (37)孙中山：《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八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82页。 (38)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党员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436-437页。 (39)孙中山：《言论务须一致》，《孙中山先生演说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440-441页。 (40)孙中山：《中国同盟会意见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78页。 (41)孙中山：《对广州〈民国日报〉的批示》，《孙中山全集》第十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82页。 (42)[美]格里德尔：《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2页。 (43)费正清编：《剑桥晚清中国史》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5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