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社会”价值本体确立与认同的困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本体论文,困惑论文,价值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8)05-0025-07
当代思想与“现代性”的深刻照面，从初始迄今，似乎总有一种似曾相识而实际上又陌生无比的感觉。面对“剪不断”、“理还乱”的现代性问题，当代智识充满了无尽的困惑，无法走出“现代性文化场域”，陷入了理智常常会遭遇到的“欲罢不能”、“欲说还休”——所谓“言不尽意”、“意不尽象”的尴尬境地。大卫·莱昂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到20世纪末，关于现代性的争论已经日趋明朗化了，即是那些想与现代性妥协的人与宣称现代性已经终结的人之间的争论。或者，是那些承认晚期（高度）现代性的人与那些接受后现代性的人之间的争论。”①
以“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日益突显的“中国问题”的当代性视野观照和审视，不难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文化中国由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而来的“社会”维度的首次出场，客观上使一个中国民众从未经历和体验过的生存、生活场域、权利、利益场域、价值、文化场域等，真正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也正是从此开始，源自西方社会16世纪的“现代性话语”，开始实质性地主宰中国内地知识界。中国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一论题作了不遗余力的挖掘和整理，试图揭明这一论题自身及其背后的诸多复杂而深刻的难题，以对正勃勃进发又问题成堆的中国现代化实践有所裨益。但努力所得及其所达到的智识水平，却不尽如人意。
那么，人类的思想究竟在哪里出现了问题？
一、“现代性文化”逻辑征程中
“社会”本位的价值发现
现代性观念被视为现代社会与现代人的生存之根，它所表达的，是现代人对一种新质的生存与生活“共同体”的创制与拥有的渴望。因此，有关“现代性”观念的各种主张，均可视之为围绕新的“社会工程学”规划实践，现代思想主体自主选择的观念冒险方式，弥漫于现代社会理论和实践的全部领域和艰难曲折的漫长过程。
现代思想史于这一方面的理论资源和成果可谓丰富异常，但细加清理和审视，就会发现真正切入实质和堂奥的识见竟稀缺异常。
通常认为，现代性观念首先是“现代人”对理性的神圣性、权威性等的迷信与崇拜。作为一种思想史事实，现代性发轫于西方，标志的是人类生活、社会关系结构、组织模式由传统向现代的深刻变迁，是一种从未有过的、人类自觉地以自己作为“主体”（价值性和人为性）来型塑“社会”历史（建构人为规划的宏伟“社会工程”）、实现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的过程。马丁·阿尔布劳一语破的：“现代规划是现代性的运动，是通过占支配地位的制度安排体现出来的人类各种活动的总方向。它甚至曾被等同于社会本身。但现在我们知道它是历史上一个短暂的阶段。”②
就现代人生存于其中的“社会世界”、“社会现实”和社会事实的理论建制而言，这是一个貌似严肃、实则充满鲜明而强烈的主观性意向的现代人的“观念游戏”。这一过程的显在的文化征象之一，就是“理性”概念向“合理性”的内在转化。这一过程充满矛盾和纷争。“人们一直把现代性与合理性联系在一起，因为人们认为剪除旧思想的错误是新思想的任务。‘现代的就是合理的’，这种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13世纪的奥卡姆的威廉，而把现代性思想应用于技术和生活之中则被奉为现代阶段的一个特征。”③
西方思想史中的理性这一概念，最初兼有两方面含义：一是“理由”，二是原理，尤其是以“第一原理”与“终极原因”为其根本含义和真谛。笛卡儿以后，随着经验科学的兴起和发展，形而上学中的“第一原理”与知识论上的“终极原因”逐渐分离，甚至理性概念中的“终极”的意涵逐渐淡化，才转变为“合理性”概念。“理性”与“合理性”的充分叠合，一方面使理性指向于“第一因”或终极因的本体论义蕴消失；另一方面，透过对逻辑一致的强调及哲学辩证法的运用，使理性与实在由符合而走向等同。到了黑格尔，便发展出“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结论。由此看来，如果理性是以追求真理为其目标，那么，从“理性”转移到“合理性”，从本质上已显示出真理概念的宽松化与世俗化，追求真理已从存在论意义上的“终极原因”，调整为追求知识论意义上（与经验相符合）的“普遍原则”。
“理性”概念向“合理性”转化的结果，使得被视为新价值载体的“社会”本身，成了一个理性主义范式支配和观照下的可理解、可控制的对象性的领域，社会被纳入到关于“时间”、“进步”等的历史主义想象之中。“进步的学说，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的关切（可测度的时间，一种可以买卖从而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具有可计算价格的时间），对理性的崇拜，在抽象的人文主义框架中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还有实用主义和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所有这些都以各种不同程度联系着迈向现代的斗争，并在中产阶级建立的胜利文明中作为核心价值观念保有活力、得到弘扬。”④
由此可见，对现代性观念的辨析，是与对现代“社会价值”追求的历史合理性考察分不开的。张颐武先生引用Hal Fosterd：话说的“作为一种广泛的观念形态的‘现代性’意味着人类在知识领域内的进步。它是一个开始于启蒙时代的文化合法性工程，它包括在科学、道德、艺术等领域的全面的理性化建设。”⑤现代性所追求和展现的，原本就是一种关于“美好社会”的理性预期和无限敞开的价值想象。黑格尔、马克思、涂尔干、马克斯·韦伯以及于尔根·哈贝马斯等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走进这一难题，作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对此，只要透过他们对现代性内涵和实质的不同规定，如黑格尔的“市民社会”、马克思所谓“资本主义”、涂尔干所谓“有机团结”、韦伯所谓“合理化”等等，就不难理解这一点。其中的每一个又都是与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联系在一起的，如生产方式（马克思）、劳动分工（涂尔干）、理性化的多样性（韦伯），同时还包含了一系列方法论类型与分析方法：社会关系（马克思）、社会事实（涂尔干）、社会行动（韦伯）⑥。
伴随着这一历程的展开，现代人很快发现，社会在一步步走向现代化、文明化，但现代人的“生存根基”也同时被连根拔起，逐渐陷入了由文化相对性和价值虚无所导致的“生存迷茫”之中，无方向感地漂泊着。
“社会”自身的现代性构成和安排方式出现问题以后，现代人所思考的是：社会究竟有没有其存在资质？“社会”有没有成就其自身的方式？或者说，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现代性个人所获得的“社会”本位的自主的价值体验方式，如何才是可能的和正当性的？“有组织的社会性的创新性生产是唯一为现代所特有的东西。但是它本身并不能确立起一个时代。因为，如果没有精神支柱，新事物往最好处说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往最坏处说则可能成为破坏性的东西。”⑦
由此，在社会、政治理论家和文化、历史哲学家们眼里，“社会实体”、“社会观念”和作为分析和阐释符号的“社会”自身竟成了一个严峻问题。
那么，“现代性”观念何以成了一个问题？现代性究竟要把“社会”引向何方？
二、“现代性”观念自身作为新“社会价值本体”的迷茫
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性是以挑战传统“价值理性”，寻求并确立新的个人／体化“社会价值理性”的姿态出现的。
但是，这一努力却遭遇到了由于“神圣价值”的被驱逐所导致的世俗社会生活的普遍的“不确定性”状态的挑战。人们开始感觉到，在现代性条件下，再也没有什么知识是原来意义上的知识了，因为在“原来”意义上的知识，知道就是能确定。而在现代性条件下，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所有的科学都是建立在流沙之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确定的，也没有什么东西是能够被证明的”⑧。现代性是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起来的，而所谓必然性知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理智的误解罢了。
现代性正是以这种方式逐渐形成自己的文化和哲学主题。它不再执著于“存在的本质是什么”，而是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询问“存在应该是什么”。这一转变与前述“理性”概念向“合理性”转化是一脉相承的。按照马丁·阿尔布劳的理解，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在机巧理性的帮助下，以探求财富开始的活动发展成了对于社会秩序原理的探求。理性被从两个相互独立的方面应用于社会。就第一方面而言，它变成了现代国家技术，其表现形式有军队、行政管理、教育和稍晚一些的福利国家。就第二个方面而言，它被用于拟订一些原理和观念，这些原理和观念可被用于理解任何民族的人际关系，即可以像被用于掌管民族成员之间或甚至本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一样被用于掌管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交往。由此发生出来的普世主义，变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对‘把西方的方式强加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作法的合法化。”⑨
那么，由“现代性”观念所造就的“社会”及其相应的价值理解和实现方式，究竟有没有真正成为现代人实质性意义上的“生存”和“生活”现实？“现代性”观念所自许的“社会”立场，其真蕴若何？究竟展现了多少？或者，当“现代性”观念将自身作为新“社会价值本体”得以设定以后，究竟有无历史性必然性，其内在限度是什么？
从历史性反思的角度来看，可以说，“现代性观念”自身就是一种新的社会价值本体观念，或者说，在“现代性”观念看来，自己本身就直接是新的现代社会存在的价值本体基础。现代性观念的初始动机和抱负，是要凭借理性自己，自主地造成一种有别于传统社会的新质的“社会共同体”现实。在现代社会形成之初，马克思、涂尔干等人，虽然看到了现代社会发展所存在的问题和弊病，但他们认为，这只是社会进步过程中的一个短暂的插曲，人类只要继续依靠理性的力量，就最终能够消除导致这些问题、弊病和社会危机的因素，创造一个更理想的现代社会。在当代，哈贝马斯和阿兰·图雷恩等人则对以启蒙运动为核心的现代性计划充满信心。哈贝马斯将现代性看作一项未完成的计划，虽然处在困境当中，但是，在现代框架之内，危机是可以解决的，现代性的潜能尚有待充分发挥。图雷恩则提出了一个“有限的现代性”的观点，即以往的现代性是一个“人类误将自己当作上帝，却以极权主义现代性的专制自我囚禁而告终的时期”⑩。
与哈贝马斯、图雷恩等人的观点相反，鲍曼等人提出了“现代性是一项无法完成的计划”(11)。对鲍曼等人而言，现代性从其产生那天起，就孕育了自身的衰落。因此，那种认为“经由不断修正的现代化处方，已有的问题即使不能解决也将会减轻”(12)的预设必然遭受质疑和挑战。
的确，现代性不仅意欲成为“社会价值”（理念、目标追求）本身，而且意欲成为“社会价值”的实现方式，并以其自设的观念，试图成功地造成实际上是一个专属于一个阶级、阶层的“社会现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玛特深刻地指出，社会理论是现代性的一部分。正是社会与自然的分离产生了分析这一过程的社会理论。从启蒙思想家至结构主义者，社会理论家一般都信奉如下思想：现代代表着进步，社会理论可以用来改善社会，知识和理论本质上是普遍的，因而能够有助于理解跨历史、跨地域的社会(13)。
然而，随着这种“社会现实”的发育和展开，随着各种问题的暴露，其观念预设的基础、根据问题，面临着深重的“合法性危机”。这再一次表明了人类理智的吊诡：“……现代性意味着比理性更多的东西。理性提供架构。这样，理性就成了一切把标示现代性之特色的概念上的对立面组织起来的东西所依据的模型，这些概念上的对立面有如：浪漫主义与理性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服从与反叛；计划与市场；国家与市民社会；公民与外国人；精英与大众。以理性来标示现代性之特色，这实在是一种误导。更精确些说，现代性的原理在于对‘理性／非性’这种两分法的应用；其中，对立双方相互依赖因而相辅相成、同等重要，甚至于达到了鼓吹非理性的程度。”(14)这意味着，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那些曾经作为“社会价值”基础和根据的“现代性”观念反过来变成了“社会”的对立面，处处与“社会”对抗。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包括鲍德里亚、福柯在内的许多后现代思想家表现出激进地“非社会”立场。鲍德里亚将现代性描绘为一个以机械化、商品化和一般交换为基础，由生产和工业资本主义支配的时代，而将后现代主义说成是一个由新技术（其特征是物体和图像的无限制的复制）界定的后工业社会。鲍德里亚宣称，新的后现代时代的决定性特征是：社会（真实）已蒸发为一种“幻象”(simulacra)的偶然游戏；符号和图像取代了“真实”的东西。为此，他描述了如下的后现代时期的图景：“我们置身于一种模仿逻辑中，它与事实逻辑和理性秩序毫不相干。”(15)福柯则批判了现代性理论的整体主义假定，因为这种假定将社会构成为一个统一体或总体，而不是一种复杂的话语、制度、实践和“多形态的制服技术”的混合物。社会只是一种抽象，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接近它，但无人能根据一般法则或结构提供一种详尽无遗的或统一的描述。“社会之整体”恰恰是那种不应该加以考虑的东西，除非作为被毁灭的某种东西。(16)
布迪厄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社会”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因而他将社会化约为一个个场域和社会空间。在他看来，一个分化了的社会并不是一个由各种系统功能，一套共享的文化，纵横交错的冲突，或者一个君临四方的权威整合在一起的浑然一体的总体，而是各个相对独立的“游戏”领域。
可见，现代性试图将自己确立为新的“社会价值本体”的努力，终究是一场难以避免的失败的结局。现代性不仅没有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目标，现代人类发现自己不仅没有获得文明意义上更多的自由和进步，而且愈来愈深地陷入了一种难以摆脱掉的“普遍化强制”。也正是因为如此，海德格尔才对“现代世界中的生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指出：“如果我们想以这种方式来达到明晰性，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获得这样一种洞见，即：人并不是他自己制造的存在者。若是没有这种洞见，人们就只能停留在市民社会和工业社会的表面政治对立之中，人们就会忘记，社会概念只是扩大了的主观性的另一个名称，或者只是它的一面镜子。(17)作为他自身和世界的制造者的人，只不过是统治性的现代主观性的另一种说法而已。那种如今受到高度吹捧的所谓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完全是用主体与客体这种语言拟定的。从原子论到社会主观性的过渡并不是进步。”(18)
三、现代性观念的超越与“和谐社会”的共同体新质
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在现代性观念及由其所造就的缺陷明显的“现代性社会”内部，人类无法找到一种恰当的自救的方式。按照“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家的观点：“任何形式的团体、任何形式的社群，任何形式的‘我们’、任何形式的民族性和其他集体特性所需要的可能根本不是任何形式的怀疑阐释学，而是一种‘挽救阐释学’。与怀疑大师们不同，这样的挽救阐释学不会永无止境地扫除一切根基，而会试图揭示共同在世的本体性基础。”(19)
现代性文化自身所力图展现的，原本是一种充满悖论和价值冲突的生存论场景。马歇尔·伯曼做出了如下的客观性描述：“今天，全世界的男女们都共享着一种重要的经验——一种关于时间和空间、自我和他人、生活的各种可能和危险的经验。我将这种经验称作‘现代性’。所谓现代性，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历险，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与此同时它又威胁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摧毁我们所知的一切，摧毁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切。现代的环境和经验直接跨越了一切地理的和民族的、阶级的和国籍的、宗教的和意识形态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性把全人类都统一到了一起。但这是一个含有悖论的统一，一个不统一的统一：它将我们所有的人都倒进了一个不断崩溃与更新、斗争与冲突、模棱两可与痛苦的大旋涡。”(20)伯曼的分析揭示出，现代性面临着许多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充满了矛盾和冲突，无法实现有效的自我超越。因为，现代性在西方，服务的是经济理性的至上性，证成的是自由主义的个人功利性追求的合理性。
“现代性文化”理论的社会指向性本身的有限性以及生存论价值承诺的悖反性，促使我们反省的，是这样一种深层次的学理性关切：谁之“现代性”？何种“现代性”？为谁之“现代性”？与之相关的问题则是：为什么要有“社会”？“社会”何以可能？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合理而美好的社会？现代社会思想史家们进而开始质疑：真正属人的社会性存在是可“期望”、可“设定”的吗？如果有，是在什么意义上、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才能使其获得并实现其可能性？现代人发现，社会历史本身原本就没有所谓（价值）本体，社会历史性存在、人的生存与生活本身就是价值本体。
上述诸多关切及其反思背后所隐藏着的，实质上是有关“现代性社会”的入学价值论意义澄明：“人是谁”抑或“人的方式”究竟何所指？这一问题所回答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人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才能成为人自身？
这一问题看似寻常，但无疑是正处在“现代性文化”的历史境域中的中国当代整体性的“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必须担承的艰难的文化使命。自有现代性理论至今，其本身的意义，已被西方以及中国学者作了最大限度的挖掘与阐释。但是，对当代中国人的心性历练来说，即使是西方近代意义上的现代性社会实践和体验，也还只是刚刚开始。面对现代性，我们首先应该思考的是：中国“社会”的发育程度是否足以与现代性的要求本身相匹配？只有找准现代性理论与中国社会的实际差异之所在，才能避免抽象，做到有效言说。
依据乌尔里希·贝克等人将社会变革分为从传统到（简单）现代化到自反性现代化的观点，可以认定，中国社会目前还仅处在“简单现代社会阶段”。从历史发展的意义上讲，“传统社会以公有结构(communal structures)为前提，而简单现代社会则以集体结构(collective structures)为前提。这些集体结构假定，公有纽带已经断裂，‘我们’已经变成抽象的、原子化的个人的一个集合体。……社会阶级不是社群的而是社会的，是一种以千人一面和社会关系的非人格性为前提的集体。如果社群以共享意义(shared meaning)为前提，那么集体则以共享利益为前提(shaerd interests)……”(21)
那么，处在“简单现代化”阶段的中国现代性社会问题的症结和实质是什么？有学者如此表达了这一代学人应有的立场：“……它意味着这样的一个不断追问，那就是理解中国的视野如何可能？晚清以来，关于中国的自我理解开始在现代性的历史语境中产生困惑和危机。今天，现代性话语的主宰已经渗透了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是潜意识。在这样的处境下，反思现代性如何可能？”(22)
随着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国学者关于“现代性”学术现象的关注，已由早期的泛文化、泛价值层面等外在性审视和批判，逻辑地进到了现代性的内核——民族自主的生存与生活方式的自觉建构。具体地表现为由“反思型现代性”到“学习性现代性”的转变。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正在运用自己的集体性智慧，建构不同于西方文化背景的“另类现代性”——实际上是建构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另一种现代文明秩序。因为，中国在19世纪末叶之前，不止是一个帝国，也是一个文明体(civilizationalentity)，具有一独立的文明秩序，但这个文明体在西方冲击下已一步步崩解。百年来，中国一个接一个的现代化运动，就目的而言，无非在建构一个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或建构一个中国的现代性。(23)
时至今日，随着中国自己的现代性问题的跨时空压缩性累积、突出和尖锐化，学者们呼吁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性文化和价值观”。其成果，集中体现为“民生”本位的“和谐社会”实践。这一努力，或可成为中华民族贡献给当代人类的新的建设性“现代性模型”。
“和谐社会”的理想表明，就社会性是属人的社会本性而言，就人只能生存、生活于社群本位的“社会性共同体”中而言，需要对“社会性”的本体价值属性做出文明进程的当代指认。“……社会生活不是某种外在的、从实利主义的出发点解释的人类生活形式。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从家庭、经济合作体到它的最高精神职能（科学的、艺术的、宗教的生活）——皆具有社会生活、共同存在或友好团结的形式，这点是深刻的以人的存在为基础的本体论完全统一的必然及内在表现。”(24)从现实来看，市场经济、全球化和各种现代社会理论激烈较量和复杂博弈的结果，社会生活和社会存在的本体——“和谐性”属性最终胜出。这是社会现代性进程中，中国思想界以自己文化的方式，以“文化整体性人格”，自信地向世界所做出的理论和价值承诺，表达了新世纪中国人在四位一体的“社会建设”中，对建立一个自由、民主、人道、公正、宽容的“社会世界”的生存理想和信念表达。
按照这种指认方式，“和谐性”不仅是社会的本质属性，更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当然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共同体追求的最高的理想和价值目标所在。一代中国人坚定地相信，如果说20世纪是个分裂、异化的世纪，那么即将到来的21世纪，必将是在“宇宙上帝”统一精神下多极并存、综合协调的世纪——不管各种强权、霸权和集权用怎样强制的手段，制造人性的、民族的、国家的分裂，进化到今天的人类，内心急剧成长着的对人性统一、和谐的渴念，对爱、对自由、对真诚、对正义的全面企求，将冲破一切人为的界限、暴力的淫威，成为不可遏止的世纪潮流。
“和谐”的理念是现代社会的文化价值理念，体现并实际代表着人类文明的当代水平和发展方向。这一理念是对当今人类社会所需要和不懈追求的共生的理念、宽容的理念、对话的理念、公正的理念的高度浓缩和体现，并以各种有效的实践方式实现着对“现代性”及其社会观念的内在超越和辩证扬弃。“内部统一性，整个人类生活的基本和谐与一致尽管是社会存在的基础，是真正的现实，却不能在外获得体现或者只能在社会生活的经验真实中获得完全不同的表现，这正是人类存在的真正悲剧所在，正是人类存在的经验现实及人类存在的本体论本质根本抵触所在。”(25)
收稿日期：2008-06-10
注释：
①大卫·莱昂：《后现代性》，郭为桂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
②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高湘泽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0页。
③《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第42页。
④马泰·卡林内斯基：《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8页。
⑤张颐武：《“现代性”的终结：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3期。
⑥Owen,D.(1997) Sociology after Postmodernism,London:Sage,p12.
⑦《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第56页。
⑧Poper,K.(1962)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London:Routledge,p34.
⑨《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第53页。
⑩Alain Touraine,Crotique of Modernity,Oxford:Blackwell,1965,p.366.
(11)Keith Tester,Conversation With Zygmunt Bauman,2001,p.75.
(12)巴里·斯马特著：《后现代性》，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137页。
(13)Smart,Barry,1992,Modern Condition,Postmodern Controversies,London:Routledge.
(14)《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第43页。
(15)Baudrillard,Jean,simulation,New York:Semiotext.1983:31-32.
(16)Foucault,Michel,Language,Counter-Memory,Practice,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7:233.
(17)《四个讨论班》，第97页。
(18)大卫·库尔珀：《纯粹现代性批判——黑格尔、海德格尔及其以后》，臧佩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76页。
(19)乌尔里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等：《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82页。
(20)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页。
(21)《自反性现代化》，第143页。
(22)吕新雨：《理解中国的视野如何可能》，丁耘等主编《思想史研究》第一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1页。
(23)参见金耀基：《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l期。
(24)C.谢·弗兰克：《社会的精神基础》，王永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0页。
(25)《社会的精神基础》，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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