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口：误解与偏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偏见论文,中国出口论文,误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今年中国出口增长幅度的下降已成为定局。但是，对亚洲出口的增幅下降之大却依然令人震惊：据海关统计，今年1—8月中国对亚洲出口增幅为—4.9%，其中对香港出口为—0.2%、对日本—5.8%、对东盟—14.7%、对韩国—32.7%。相比之下， 去年中国对亚洲的出口增幅高达19.3%，其中对香港为33%、对日本3%、 对东盟24%、对韩国21.5%。由于对亚洲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60%左右，因此，出口增幅暴跌的后果——如果估计得严重一点的话有可能把整个国民经济带进危机和衰退的深渊。
当然，这一结果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外部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它也与中国的内部因素，即国内经济理论界提出的某些偏激观点和错误建议，也有着一定的关系。
因此，如果中国的出口部门打算重新恢复活力，并且继续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话，那么就不仅需要争取有利的外部环境，而且也需要在国内展开深入的理论争辩，以便消除各种误解和偏见，寻找积极的建议与对策。
由于篇幅所限，笔者把一年来国内理论界出现的与出口有关的误解与偏见概括为3个主要内容，并在下面进行分析和说明。
1.关于“出口导向”模式与对外依赖程度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原先一直被奉为楷模的“亚洲模式”受到了欧美发达国家和IMF等机构的严厉批判。 一些人侧重于该模式的“政府主导”特征，认为它影响了市场机制的发挥与资源的合理配置，导致了贪污腐败，并且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另一些人则着眼于该模式的“出口导向”特征，指出这一模式虽然在过去取得了成功，但是观在却已经失灵。他们的理由是，过去只有日本和“四小虎”等积极扩大出口，而现在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是这么做，结果这条道路已经变得“过分拥挤”。所以，他们的结论是，亚洲模式已经过时，应当抛弃。
受此影响，中国经济理论界的一些人在中国是否应当效仿和坚持“亚洲模式”的问题上产生了怀疑与动摇。一些学者指出，“出口导向”模式是那些缺乏资源的东亚“小国经济”模式，因为这些国家天然资源贫乏、国内市场狭小，因此不得不依靠出口的扩大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相比之下，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加上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庞大的国内市场，因此，完全可以采取其他经济模式。作为政策建议，一些学者提出，中国不应当继续模仿日本或韩国，即不应当继续坚持“出口导向”模式；另一些学者则进一步明确提出，中国应当实行“内需为主”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对此，笔者认为首先值得肯定的是，它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命运，而且关系到亚洲的将来。但是，也正是因为其大，所以他们的说明反而显得过于单薄和无力：
例如，在国际上把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亚洲模式的观点，仅仅是一家之言，不同的观点还有许多。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废黜百家”独尊一家，是否合适？其次，“二战”以后韩国和东南亚各国曾经实行过“进口替代”型的发展模式，但是效果不佳，后来仿效日本依靠出口的扩大，才取得了经济“奇迹”。因此，如果因为亚洲金融危机就否认这一模式的功效，是否过于简单？另外，“出口导向”也罢，“内需为主”也罢，它们不过是理论上的分类，实际上很难区分。例如，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95年日本出口占GDP的比重只有9%，但是日本被公认为“出口导向”经济的典型。因此，把出口作为划分模式的标准，是否准确？最后，中国虽然是一个“大国”，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却充分说明，扩大出口是经济高速发展的“火车头”。因此，如果建议中国放弃“出口导向”、而一味主张扩大内需的话，是否有可能把中国引导到改革开放以前的封闭状态？
由于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和说明，因此，这些学者对亚洲模式或“出口导向”模式进行的批判、以及对中国提出的放弃这一模式的建议，就缺乏充分的根据。
当然，与这些学者不同的是，有些人是从所谓“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进行分析的。他们认为，目前中国对外贸易额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过高，即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过大，结果使得中国的国家经济已经变得“不安全”了，甚至可能会发生像亚洲那样的金融危机。因此，他们的建议是，为了减少风险、增加安全，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减少出口，同时也减少进口，以便降低国民经济中的对外贸易所占的比重，即减少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换句话说，也就是要求中国放弃“出口导向”模式。
对此，笔者认为，从“居安思危”的角度来看，这一观点是值得重视的。但是，它也包含几个主要的缺陷：首先，它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的“高”和“低”，缺乏一个明确判断的数量指标。其次，对这一高低程度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因果关系，缺乏详细的分析和说明。最后，他们可能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这一观点没有通过亚洲金融危机的验证。比如，从对外依赖程度的指标之一，即出口占GDP的比重来看，1995 年马来西亚高达96%，泰国42%、菲律宾36%、韩国33%、印度尼西亚25%，但是在去年的亚洲经济危机中，这5国无一幸免， 而且对外依赖程度最低的印度尼西亚遭受的打击反而最严重。 相比之下， 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只有21%，因此，应当如何判断其高低以及危险程度呢？
2.关于中国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贡献的大小问题
与上述专家学者不同的是，另一些学者虽然没有公开主张中国应当放弃“出口导向”模式，甚至还承认过去出口发挥了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使用，但是，对于目前和今后的出口的作用，他们则表示了明显的误解与偏见。例如，今年以来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即使出口下降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因为只要依靠扩大财政开支、大搞基本建设、培育新的“增长点”，等等，中国经济也完全可以实现8%的增长目标。
首先，笔者对其结论表示同意，即主要依靠扩大内需的方式，即使“舍弃”出口，今年经济增长率也可能达到8%。笔者甚至认为， 如果采取“大跃进”时期的做法的话，那么不要说8%，超过10%， 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笔者想指出的是，采取这种增长方式会遇到两个难以解决克服的障碍：一是代价高昂，难以持续。因为在很短的时间内，把用于满足“外需”的资本与劳动力强行转向国内市场的话，必然会造成巨大的资源闲置和浪费，同时也必然加剧国内业已存在的生产过剩和失业问题。二是没有先例，前途莫测。因为在近代世界经济发展史上还没有一个依靠内需为主而成功的例子，不论是原先的英国、美国，还是“二战”后的德国、日本，还是70年代以来的“四小虎”，采取的都不是这种模式。1979年以前，中国采取过这种模式，但是失败了。
因此，这一观点和建议的实际意义是：如果中国一定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的话，不仅需要具有前无古人的勇气、不怕牺牲排除除万难的精神、而且还需要具有充分的物质准备。因为伴随着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整个国民经济的资源配置、市场体制、运营系统、技术结构、外贸格局、乃至国民意识等等，都必须进行相应的变化与调整。它的完成绝非朝夕之功，而且，一旦调整过去以后，再想转变过来，也绝非易事。如果对这些可能出现和必然出现的重大问题不进行细致的研究分析，就人云亦云地主张放弃这个模式，或者建议采取那个模式，那就难免有哗众取宠之心，而无实事求是之意了。
相比之下，另一些学者倒是比较注重实际。他们通过对中国贸易结构的观察，发现了一个问题：在中国的出口总额中，加工贸易额的比重占了一半以上。由于这种产品的原材料基本来自国外，中国赚到的只有一点“辛苦钱”，即加工费，因此他们的结论是，加工贸易对中国外汇收入的贡献远远不及一般贸易。他们建议，加工贸易不应当也不能够成为中国增加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也就是说，即使放弃出口加工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不大。
应当承认的是，他们发现的问题和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笔者对此没有异议。但是，笔者认为他们的建议是错误的。因为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众多，特别是农业人口众多，所以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的主要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创汇”，不如说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为了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优势。而且，当国内劳动市场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特别是无法满足广大的农业人口脱贫致富的愿望的时候，加工贸易的优点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作为政策建议，笔者认为：不仅在目前，而且在今后，中国也必须大力发展加工贸易，这个基本方针至少应当在30年至50年内不变。
与上述学者有些不同的是，还有一种比较时髦的观点以“知识经济”论为依据，认为现在美国出口贸易额的增加主要是依靠高技术或知识经济，而亚洲（包括中国）的经济增长却依然依靠资源和劳力的大量投入，结果得不偿失，甚至还引起了资源枯竭与公害污染等问题。因此，他们的结论是，既然如此，亚洲经济与出口的高速增长又有多大的意义呢？还有些人用嘲讽的语气把亚洲和发达国家进行了对比说，人家正在跑，而我们还在走。
坦率地说，“知识经济”作为一个口号确实有魅力，但是，作为一个理论尚有许多漏洞。因为它作为一个经济形态还远未达到成熟的地步。实际上，这些学者除了举出美国知识产业或高技术产业发达的例子以外，几乎举不出第二个例子来说明，还能哪个国家已经进入或者即将进入所谓“知识经济”的时代。因此，他们也就无法论证：为什么在目前阶段中国非要放弃现有的经济增长和出口方式不可？其次，他们在嘲笑亚洲和中国的时候忘记了一个事实：那些发达国家在学会“跑”以前，“走”过了漫长的历史时期。相比之下，亚洲“走”的速度应当说是很快的了。因此，在前途尚不明朗、环境尚不熟悉、各种准备尚不充分的情况下，与其慌慌张张地随“风”乱跑，不如沿着既定路线大步快走，这样恐怕也可以早日到达胜利的终点。
3.关于中国的外贸“利益集团”、重商主义与国际责任，等等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的显著增加是外贸企业和职工努力的结果，也是各级外贸领导机构努力的结果，因此当中国的出口受到了上述批评和怀疑的时候，这些机构也理所当然成了“靶子”。
最近一个比较尖税的批评来自某些学者的比喻：中国的外贸领导机构好象是美国国会中的利益集团，而且，比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据他们的解释，这一机构不是普通的利益集团，而是一个所谓“高利益密度集团”，其特点是在政府的决策过程中以本集团利益为主导，全然不顾其他部门的利益，因此，影响了国家的整体利益。他们举出的一个证据是，1994年借取消外汇额度之机，将人民币至少过度贬值10%，是出口部门以利益为导向影响决策最大的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
笔者认为，虽然他们的比喻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但是，由于缺乏详细的说明和更多的证据，因此很难得到普遍的赞同。当然，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方针，把它看作是“一家之言”或者逆耳“忠言”，也未尝不可。
但是，接下来的这些人的批评却是笔者无法同意的。它还是由“出口导向”模式引起的。这些学者指出：中国是一个国内市场广阔的经济大国，不同于那些采取“出口导向”模式的亚洲中小国家，因此我们不能仅从出口这样的“低层次”上来看人民币贬值的问题。
在这里人民币贬值的问题超出了本文的主题，因此不去评论。但是，究竟有什么根据把中国的出口说成是一个“低层次”的问题呢？倘若如此，那么，为什么中国至今未被接受加入世贸组织？为什么美国国会至今没有给中国“最惠国”待遇？为什么中国的某些商品至今还在国外市场上受到各种限制？
似乎为了解答读者提出的这些疑问，因此，他们进一步指出：中国不应当为了出口或外汇这些小问题，而拒绝承提“国际责任、国际道义、国际地位”。其理由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长期依靠商业立国、出口第一、重商主义、利益至上、狭隘的经济民族主义”，是不行的。否则在国内会造成金融危机，在国外会造成贸易摩擦。因此，他们的建议是：中国应该更多地具有一些“大国心态和大国姿态”了。
但是，这些说明反而使读者的疑问更多了：中国是一个大国，这不假。但是，重视出口就是“拒绝”国际责任、国际道义和国际地位吗？如果在国内发生金融危机的话，也要把责任归结为中国的出口吗？难道中国长期以来重视出口的结果，就是导致了“商业立国、出口第一、重商主义、利益至上、狭隘的经济民族主义”吗？难道只有让中国的出口出现下降甚至萎缩、只有让中国的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陷入危机和衰退、只有让中国的出口企业和关联企业陷入倒闭和破产、只有让越来越多的职工被迫“下岗”和失业、只有让中国的出口市场被别的国家一块块地蚕食，而我们只有麻木不仁和束手待毙，才能够赢得所谓“国际责任、国际道义、国际地位”，才能够显示出所谓“大国心态和大国姿态”吗？
请恕我直言，这种做法与毛泽东曾经痛斥过的“宋襄公式的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或者蒋介石曾经提倡过的“不抵抗政策”，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些冠冕堂皇、威风凛凛的虚荣和虚名，还是少一些为好吧！
综上所述，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理论界对“出口导向”模式、中国出口、外贸的作用、以及中国的国际责任和地位等重大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提出了许多观点和建议。同时，由于事物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人们观察角度的多样性，因此也出现了各种意见和分歧。对此，笔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这种理论界出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不仅有助于学术繁荣，而且有利于决策民主。虽然一些专家学者的言辞比较偏激，但是，笔者认为他们的愿望都是良好的，即避免亚洲危机的不利影响，促进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