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台海危机与中美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二年论文,一九论文,台海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D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0)-07-0060-10
台湾问题一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中最敏感和复杂的核心问题。1949年以来台海一共爆发四次危机，即：1954年至1955年第一次台海危机，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大陆又称“炮击金门”，台湾方面则称“八二三”炮战)，1962年第三次台海危机，以及1995年至1996年第四次台海危机(西方学术界又称1995年至1996年台湾导弹危机)。国内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1954年至1955年第一次台海危机和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对于1962年台海危机，国内学者研究不多，有的甚至略过曾使两岸一度面临军事冲突危险的1962年台海危机，直接把1995年至1996年台海危机称为第三次台海危机。①最近几年以来，国内史学界开始关注1962年台海危机，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②。然而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美台围绕台海危机的谈判与交涉，对于台海危机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则着墨不多。其次，从资料运用来看，这些研究主要依靠美国国务院编辑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以及我国大陆出版的文件集、回忆录、人物传记等，对于中美双方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档案资料的运用似乎不够充分。③本文试图综合运用中美第一手的档案资料(包括美国国家档案馆、肯尼迪总统图书馆、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和福建省档案馆)以及中美的文件集、回忆录和人物传记等资料，考察1962年台海危机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本文着重回答如下问题：1962年台海危机如何影响美国对于中国战略意图与能力的认知与判断？美国对于中苏关系的认知与判断如何影响其应对危机的战略选择？中国如何分析判断美国的战略意图？这样的认知和判断如何影响中国在此次危机中的战略和军事决策？中美之间通过华沙会谈渠道的互动，如何影响对对方战略意图的认知与判断？
一、台海危机与中美的反应
1962年春，中国的安全环境变得非常严峻。在西南面，印度趁中国经济困难和中苏分裂之际，在中印边境争议地区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在西北地区的新疆，所谓的“伊塔事件”使得中苏边界局势骤然紧张。正当此时，中国领导人突然发现面临台湾蒋介石政权进攻东南沿海的可能性。④
早在1962年4月，中央军委即收到显示国民党部队即将反攻大陆、进攻东南沿海的情报。在政治上，蒋介石设立以自己为首的“最高五人小组”，作为反攻大陆的决策机构。在经济上，台湾当局也设立“经济动员计划委员会”，把经济置于战时状态，同时通过“特别国防预算”，征收高达6000万美元的税金。在军事上，台湾当局通过“征兵动员令”，提前征集兵员入伍，并延长现役士兵服役期限；所有民用船只和各种车辆都被征集到“船只与车辆动员组”以备登陆作战之需。这些情报使得中共中央做出推断，认为国民党军队正积极准备对大陆东南沿海进行“突然的军事冒险”。⑤
对中共领导人而言，更为严峻的是，所有迹象似乎表明美国是蒋介石反攻大陆军事冒险的背后“庄家”。中共领导人相信，蒋介石集团认为大陆“农业歉收，经济比较困难，因而是他们反攻大陆的绝好机会，这也得到美国五角大楼的支持”⑥。截至1962年6月，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W.埃维尔·哈里曼、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考恩、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利曼.L.莱姆尼兹、美军亚太区总司令哈里.D.费尔特、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约翰·赛兹、美军第七舰队司令威廉·舍赫等军政高官都纷纷造访台湾，甚至亲往金门前线勘察。舍赫访台时宣称：第七舰队可以“应付同时发生在越南和台湾海峡的情势”。美国驻台湾最高司令、海军中将斯摩特则要蒋介石集团加强“戒备”。同时，美国积极参与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演习和对大陆沿海的侦察。仅在1962年2月到3月间，美军就与国民党部队展开“联合攻防演习”、“联合反潜演习”以及海军布雷与扫雷的“混合演习”。6月，代号“昆阳演习”的美军与国民党军队大型联合海陆空登陆作战演习在台湾南部进行。⑦
到1962年5月，随着台海局势进一步紧张，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开始担心战争危险正在迫近。5月，身在上海的毛泽东紧急召见总参谋长罗瑞卿，召开秘密会议修订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战略方针的建议》。5月29日，罗瑞卿再次受毛泽东紧急召见，赶赴上海，商讨东南沿海备战事宜。毛泽东当时确信美国支持之下的国民党进攻迫在眉睫，因此指示解放军全军加强战备。罗瑞卿受命之后立即派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和总参二部副部长张廷二人返回北京，向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国防部长林彪和总理周恩来汇报有关情况。次日，5月30日，由刘伯承、徐向前任正副组长的军委战略小组召开紧急会议，商议东南沿海地区的军事战略与作战部署。⑧5月31日凌晨，罗瑞卿匆匆登上专列从上海赶往杭州。当天下午，罗瑞卿向已到杭州的毛泽东汇报军委战略小组的会议内容。仔细听完罗瑞卿的汇报之后，毛泽东指出：“要准备蒋介石集团40万人秋后登陆。不要为西边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过去。我们的战略方向还是东面，这是我们的要害。”毛泽东认为，大陆“尚未完全准备好”，因此不能让国民党军队登陆。⑨
毛泽东特别指出，中国大陆的军事战略目标是防御性的，目的是“破坏其进攻，迟滞其行动”。为此，毛泽东命令参战部队秘密迅速进入福建的防御阵地之后要“公开行动”。毛泽东此举意在实现如下三个目标：首先，通过展示中共部队的强大军力和表明其已做好充分准备，威慑国民党军队，“警告他反攻大陆是幻想”，使其不敢轻易冒险发动进攻。其次，向华盛顿发出信号，表明解放军的战略意图是防御性的。最后，通过采取有步骤的军事行动，试图制造“战争恐惧”以迫使美国出面约束、牵制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野心。⑩毛泽东此举显然奏效。美国决策者迅速注意到了中共军队在福建调动的公开性，认为这和朝鲜战争时期中国军队行动的“秘密性”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做出军事战略部署数星期之后，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总统特别军事顾问马克斯威尔·D·泰勒上将就提请肯尼迪注意中共军队不同寻常的“公开”行动的模式，指出，这表明中共的军事部署是防御性的。(11)
接受毛泽东的指示之后，罗瑞卿立即返回上海进行军事和政治部署。在6月1日召开的华东局地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罗瑞卿作了一次关于备战问题的报告，传达了毛泽东讲话的精神，要“大家准备打仗”。6月4日，罗瑞卿召集南京军区、上海警备区、嵊泗要塞区和东海舰队、江苏省军区的负责人举行军事会议，传达和落实毛泽东关于东南沿海备战问题的指示。会后罗瑞卿立即赶回北京，向国防部长林彪以及政治局传达毛泽东关于东南沿海战备的指示。从6月5日至8日，中央军委召集总参、总政和总后“三总部”、海军、空军和各兵种，以及各大军区和省军区负责领导举行工作会议，讨论研究作战方针和备战措施。从6月9日到12日，中央军委则连续举行作战会议，进行军事部署。(12)
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准备粉碎国民党军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提高警惕，从军事、政治、物资、心理等各方面做好准备，在季风季节前后粉碎国民党20至30万部队的对东南沿海的进犯(13)。早在5月下旬，中央军委已经命令部分陆军师和部分特种兵部队做好出动准备，并为预定参战部队抽调、补充了9.5万名老战士作为战斗骨干，按新编制和作战基数补充弹药(14)。此时，各军区入闽部队已向福建前线迅速集结。十天之内，7个师的部队已抵达福建前线。仅仅一个月，50万人的部队，以及超过300架战机和800门火炮已经在沿着台湾海峡的福建前线完成部署。(15)
随着台海局势紧张加剧，美国决策者开始担心台海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美国副国务卿乔治·鲍尔致电美驻台“使馆”，指出美国获得的“最好的情报”显示“中共[对大陆]的控制尚未退化到一种地步，能使得在目前或近期[对大陆]的攻击能有任何成功的希望”(16)。与此同时，美国助理国务卿哈里曼召见台湾驻华盛顿“领事”，表示美国对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部署计划“深感困扰”。哈里曼声称其发言代表美国政府“最高决策层”，并敦促台湾“搁置”新的军事准备计划。(17)
美国决策者对于台北当局试图将美国“拖入”国民党“反攻大陆计划”的盘算实际上也很清楚(18)。5月29日，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主任罗杰·希尔斯曼在致国务卿迪恩·腊斯克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国民党的政策由“紧密相连的政治和军事”目标组成。政治上，台北试图寻求美国“继续保证”支持国民党当局；军事上，台北寻求“美国增加对重新夺取中国大陆企图的物质支持”，并期望导致“美国最终的[军事]卷入”。希尔斯曼认为美国可以从三点质疑台湾当局的计划。首先，即使有所谓的大陆民众反抗中共统治的“起义”产生，“几乎没有任何可能会超过一省的范围”。其次，这样的“起义”“会追随国民党领导的可能就更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苏联因素。如果国民党的军事行动在大陆取得立足点并“事实上对中共政权构成威胁”时，“几乎可以确定苏联将进行[军事]干涉”。因此，国民党军队的努力将面临“迅速遭遇失败”或者“短暂的成功”的命运。希尔斯曼指出，对美国而言，“所伴随的风险”将从“政治上的尴尬”直到“战争的升级”。(19)希尔斯曼继而指出，美国可以有四个政策选项：美国可以对台北的要求和动作表示默许、“直截了当地拒绝”，或采取模棱两可的“拖延”手段，抑或采取所谓的“礼貌的推迟”策略，即使用地缘政治的观点，将台海的危机与老挝危机联系起来。通过这一策略，美国将基于“通盘考虑”“东南亚不稳定局势”的理由，要求台湾当局“完全停止”所有反攻大陆的准备，直至“老挝危机的解决”。(20)
事实上，美国决策者在有关1962年台海危机的战略考虑中，非常清楚苏联因素的影响。一方面，美国决策者相信中苏争论已经使得北京从莫斯科得到支持的希望较之四年之前更加“不确定”，并且几乎可以肯定苏联将以“私下但是强烈”的方式反对中共对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进攻(21)。另一方面，美国决策者敏锐地意识到中苏之间意识形态的争论并没有彻底摧毁两个共产党大国之间所共有的战略和安全利益。华盛顿相信如果中共政权的生存受到威胁，莫斯科将毫不犹豫采取行动。希尔斯曼在5月29日致国务卿腊斯克的备忘录中，便明确地提出了这一看法。早在1962年1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亚洲问题专家罗伯特·库默就在致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针对北京的一场“大规模的破坏性的军事行动”的成功前景是“非常成问题的”，并预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陆事态发展“失控”，苏联将毫不犹豫地介入。(22)
肯尼迪的特别助理切斯特·鲍尔斯在6月8日致总统的备忘录中提出了更加清楚的基于权力政治逻辑的观点。鲍尔斯写道：“目前苏联面临不断增长的美国军事优势以及在其西翼不断扩张的以德国为基础的北约威胁。无论目前莫斯科与北京之间分歧如何，在苏联东翼增加的任何反共或者亲西方的中国政权都将是不可容忍的。”鲍尔斯继而指出：“甚者，如果苏联未能或无法按照1950年《中苏共同防御条约》为其中国盟友提供防御，那么这将对苏联保证对其他盟友提供防御的承诺的可靠性产生摧毁性的影响。”(23)鲍尔斯的观点得到了肯尼迪的赞同(24)。
二、“战略模糊”与美国对台防御战略的争论
美国决策者毫不怀疑中国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政治或军事行动只会“模糊并削弱”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和安全利益。正如鲍尔斯对肯尼迪指出的，美国在是否承诺防御台湾以及澎湖列岛问题上保持了“高度模糊性”，实际上这就隐含着美国对蒋介石“反攻大陆”企图的“道义上或是实际上的支持”。(25)有趣的是，“战略模糊”将成为美国对台政策的核心战略，即使在中美1979年关系正常化30年的今天仍是如此。当然，在美国决策者看来今天“战略模糊”所强调的重点方向与40多年以前恰恰相反，不再是台湾反攻大陆，而是大陆对台湾可能的军事进攻，以及美国对台湾安全防卫的承诺是否扩展到包括台湾采取法理台独的冒险行动引发台海军事冲突的情形。“战略模糊”强调重点的转移也反映出在过去数十年间大陆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巨大增长，以及伴随产生的台海势力均衡的变化。(26)那些认为美国“战略模糊”政策将鼓励北京进攻台北、主张“战略清晰”的人，当然也不是最早要求取消美国对台政策中的“模糊性”的人。事实上，早在40多年以前，鲍尔斯就明确主张美国应当“消除笼罩”在美国对台政策上的“危险的模糊性”。当然，鲍尔斯的逻辑重点恰好相反。他认为美国对台政策的“模糊性”将鼓励台北对中国大陆采取轻率的军事冒险行动。(27)
当鲍尔斯极力主张取消美国对台政策中的“模糊性”时，肯尼迪政府的其他官员却表示反对。在6月21日致哈里曼的备忘录中，希尔斯曼为美国战略中的“模糊性”提出辩护。希尔斯曼认为，与美国军事力量发生直接对抗的风险是决定中共“在当前形势下的行动自由”的“最为关键的限制性因素”；美国对其意图应当采取“继续模糊”的战略，在保持一定的“能够被北京解释为对防御沿海岛屿做好准备的军事姿态”的同时，不给台北“可资利用的保证”。希尔斯曼认为这样一种“继续模糊”的战略能够将“可能的威慑与军事准备程度的优势，以及保持美国最大程度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二者结合起来。(28)
在更深的层次上，有关美国“战略模糊”政策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两个相关联的事实：美国对于防卫台湾离岛金门、马祖的模棱两可的态度，以及美国对中共意图的不确定。
1954年缔结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规定美国将“派遣”陆、空、海军防卫“台湾以及澎湖列岛”，但对是否涵盖美国也应对金门和马祖提供防卫并没有做出具体说明(29)。在1958年台海危机中，艾森豪威尔政府已证明其有决心防卫金、马。但是肯尼迪政府上台之后，美国政策制定者开始质疑美国承诺防御军事上难以防御的金、马是否明智。美国国务院在数份纲领性政策文件中甚至提出美国应当寻求最终迫使“国民党军队从沿海岛屿撤军”。(30)
不过与国务院不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国防部却坚持认为金、马等沿海岛屿对于“台湾/澎湖的防御”以及完成“美国在太平洋的前沿部署战略目标”具有“重大的战略和军事意义”(31)。
美国在是否防御离岛问题上的模糊态度背后，实际上反映出美国决策者对于中共意图的不确定。华盛顿的美国官员密切关注着中共在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沿海一带集结数以十万计的大军，并试图评估中共的战略意图。到底中共的军事集结是防御性的还是为了准备对离岛发动突然袭击？
美国情报系统倾向于相信北京的目标同时兼具防御性和进攻性。6月20日的一份编号为SNIE 13-5-62的“特别国家情报评估”认为，中共军事集结的目的可能有下列三种情况：第一，“是对台湾国民党军队登陆担心的反应”；第二，意在重启类似1958年台海危机的对离岛的“压力战役”；第三，在近期“图谋对离岛发动攻击”。(32)希尔斯曼同意“特别国家情报评估”的观点。在一份6月18日致国务卿腊斯克的备忘录中，希尔斯曼提出中共军队调动的“主要目的”意在“威慑中国国民党部队使之不敢对大陆发动攻击”，并且“确保福建前线的防御能够充分应对任何可能性”，当然也并不能排除中共军队对金、马发动“突然性的全面”袭击的可能性。希尔斯曼提请腊斯克注意北京有可能“决定在政治上利用军队调动”制造一场“1958年类型的政治——军事危机”。希尔斯曼认为一场新的台海危机将有助于北京实现如下目的：使华盛顿与台北之间“明显的紧张”关系进一步“恶化”；动员国内民众并“转移对国内经济困难的注意力”；更为重要的是，“证明”北京的“权力与利益是世界必须认可的”。(33)
中央情报局局长麦考恩则认为中共“军事准备的紧急性及其规模”提供了显示北京意在对金门发动“突然袭击”的有力证据。(34)但是，6月19日在白宫举行的一次高级会议中，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对麦考恩的这一观点表示强烈反对。麦克纳马拉指出，中共军队登陆作战能力有限，并对中共可能发动攻势的预测嗤之以鼻，斥之为“荒唐可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姆尼兹以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都表示同意麦克纳马拉的观点，认为中共军队对金、马离岛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不大，对台湾本岛的袭击就更加不可能发生。事实上，美国国务院官员认为北京仍然视国民党对金、马离岛的占领“具有某种清楚的利益”，即防止“两个中国”概念的“固化”。(35)不管怎样，肯尼迪此时已意识到美国有必要采取“双重约束”的战略：一方面美国必须“严格约束蒋介石”，同时美国必须确保中共不会“出于误解”美国的意图“而采取行动”。但是，华盛顿高层对于如何向莫斯科和北京同时发出信号还是颇费了一番踌躇。(36)
三、一九六二年台海危机中的中美接触
早在1962年春，随着台海紧张局势不断加剧，中美就通过在华沙的大使级谈判进行了接触。但是在1962年3月1日以及4月5日举行的第108、109次大使级会谈上，中美双方基本处于固守各自立场、相互指责的状态，并没有针对相互战略意图进行有效沟通。
6月19日白宫会议之后，美国副国务卿鲍尔与哈里曼、希尔斯曼一道很快制定了一项因应中共军事集结的“外交行动”计划。6月21日，鲍尔将“外交行动”计划以备忘录形式呈递肯尼迪。这一计划建议由哈里曼出面约见苏联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探测苏联意图，同时撇清美国与国民党反攻大陆军事准备的关系。关于与中共的接触方式，鲍尔等在备忘录中建议除了利用已有的华沙中美大使级谈判渠道之外，可以利用英国人将消息传递给北京，即美国将遵守防御离岛的诺言，同时也向北京保证美国“绝对无意支持”国民党反攻大陆。(37)
7月11日晚，在尼泊尔驻英大使举行的招待会上，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德拉迈尔主动通过中国驻英代办熊向晖传话：“我们都很关心台湾海峡的局势。我想明确地、坦白地告诉阁下，蒋介石的军队不会向大陆进攻，美国不会支持他们。台湾海峡将会继续是平静的，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们完全可以宽心(relax)。”熊向晖在向外交部发回的电报中还特意把德拉迈尔用的英文单词“relax”标注出来。熊向晖在电报中对英国的意图做了较为准确的分析，认为：“德拉迈尔的这番谈话显然是得到英国政府的指示。他虽有在台湾海峡局势问题上向我摸底的意图，但这一意图并不明显。看来更为可能的是美国已向英国正式做出不支持蒋帮窜犯大陆的诺言，英方特意在非正式的场合向我说明，一面表示对此事的关切和对我们的‘善意’，一面暗示我们不要扩大事态。”(38)12天之后的7月23日，英国外交大臣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在日内瓦会晤了中国外长陈毅，再次帮美国传话：“我肯定美国不但反对蒋介石进行任何冒险，而且美国还要积极打消蒋的任何企图。”虽然德拉迈尔和霍姆的传话都发生在中美华沙6月23日非正式会谈之后，但英国方面的传话无疑增加了美国承诺的可信度。(39)
当美国试图向北京传递消息之时，中国领导人事实上也同样急于试探美国的意图。早在5月底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召见正在国内休假的王炳南大使，约谈台湾海峡的局势。周恩来指出：在蒋介石看来，目前中共在外“与苏联不和，在内有严重的自然灾害”，因此“是进犯大陆的好时机”。根据周恩来指示，王炳南于6月初约见了刚从上海匆匆返京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在会谈中，罗瑞卿向王炳南详细介绍了大陆方面军事部署的情况，并指出：“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怎样打的问题，是拒敌于大陆之外，还是诱敌深入，这两种意见正在讨论。”此后，周恩来再次紧急召见王炳南，并向其透露：经过认真研究和讨论，中央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很大，但蒋还面临着一些困难。周恩来以严肃的口吻指出：“今天的关键问题是要看美国的态度如何，美国是支持还是不支持。要争取让美国来制止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军事行为。”在会见中，周恩来指示王炳南通过华沙谈判的渠道“探测”美国的态度。随后，王炳南大使立即中断休假提前赶回华沙。(40)
6月23日，王炳南邀请美国驻华沙大使约翰·卡伯特前往其住所进行秘密的非正式“茶叙”。王炳南首先表达了对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部署和出兵泰国的关切，随后，话锋一转，称中国政府还希望提请美国政府注意“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王炳南随即指责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的军事准备受到美国的“支持、鼓励与配合”。在历数台湾自从2月份以来的战争动员和军事部署之后，王炳南指出：“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参与或配合下，进行了频繁的登陆实战演习和对大陆沿海的直接的侦察活动。几个月来，许多美国军政人员访问了台湾，参观了蒋军的各种备战活动，几乎没有一个不对蒋介石鼓掌叫好。”王炳南称：“美国政府增加了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继续进行‘经济援助’。美国的如意算盘显然是，支持和鼓励蒋介石进行军事冒险，不管冒险的结果如何，”美国都可以一箭双雕，“收到打击中国和进一步控制台湾的实利”。王炳南警告：“美国是在玩火，蒋介石一旦向大陆挑起战争，其结果绝不会对美国带来任何好处，美国政府必须对蒋介石的冒险行动和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负完全责任。”随着王炳南谈话的进行，卡伯特表情越来越严肃。当王炳南结束发言之后，卡伯特做出回应：“中华民国政府对美国政府承担了义务，未经我们的同意，是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任何进攻的。我被授权通知贵大使，我们无意在目前情况下给予这种同意”。卡伯特并说道：“如果中华民国的军队进攻大陆的话，那是违反他们对我们的庄严义务的。坦白地说，我不以为他们会蠢到干出这种事情的。”王炳南回应道：“我们也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但是必须考虑到发生之后的严重后果”，如果真的发生进攻大陆的事情的话，“那就不是大陆和蒋介石之间的问题，而是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了”。卡伯特则向王炳南保证：美国将用“言词和行动来极明确的表示，它将不以任何形式去支持”任何国民党对大陆的进攻。在会谈中，卡伯特反复称：美国政府在目前情况下，不会支持国民党军队对大陆的进攻。(41)根据王炳南的回忆，卡伯特在分手时甚至说：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42)但是在卡伯特汇报美国国务院的材料中并没有提及这一点。中方保存的谈话记录显示，卡伯特说的原话是：“万一发生这种事情[进攻大陆]的话——我是不认为会发生的——我们双方应保持接触，以便尽快地制止这种事件，那是极端重要的。我向贵大使保证，我们决不要一场世界大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43)从档案材料来看，卡伯特虽然提到“制止”，但是前面并没有用“两家联合起来”这样的形容，而只是说“双方应保持接触”，这在语气上和程度上还是有显著差别的。
通过此次非正式会谈，中美双方在避免发生由蒋介石进攻大陆而引发的台海军事冲突这一具体问题上找到了共同的利益，达成了一致。不过，尽管双方事先做足保密工作，但这次非正式会谈的内容还是很快泄露了出去。王炳南与卡伯特6月23日非正式会谈仅仅4天之后，《纽约时报》就报道了双方会谈的内容，这引起了中美双方在随后的华沙会谈上“罗生门式”的相互指责。(44)由于中美大使级会谈曾有一个谅解，即在未事先征得对方同意前各方都不披露会谈内容。这一谅解被认为能够“大大有助于双方在会谈中自由的发表意见”。因此6月23日非正式会谈内容泄露引起了美方的不满。在随后于8月23日举行的第112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方代表卡伯特就提出此事，暗示中国把会谈内容透露给《纽约时报》，称“这是很不幸的”。中方代表王炳南对此矢口否认，把卡伯特的指责顶了回去，称是“美国国务院首先泄露了关于这次会谈的信息”。(45)由于缺乏直接的证据，我们并不完全清楚到底是谁泄露了关于此次会谈的内容。不过，从逻辑上讲，我们可以推测担心美国“放蒋出笼”的中国可能是有把会谈内容泄露出去的动机的。因为这样一来，就等于把美国私下对中国做的承诺变相公诸于众，美国政府违背承诺的道德、信誉和“受众”成本就会增加，故而华盛顿如果想要变卦、食言而肥也就变得更加困难。(46)当然，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即美国国务院或者白宫国安会的高层绕过卡伯特，把消息透露给《纽约时报》，主动把对中国的私下承诺公之于众，从而增加其可信度，以进一步“安抚”中国。(47)不管怎样，这种对外放话本身也是政治角斗和外交谈判中的一种惯常策略。卡伯特对此虽然有所不满，但也还能够接受。因为从后果上来讲，他对王炳南的私下承诺曝光，无非是使美国面临更大压力要恪守一个本来就愿意遵守的承诺，即约束蒋介石、避免台海爆发军事冲突。显然卡伯特也不想因为过于纠缠这个问题，以至于影响中美双方在避免台海爆发军事冲突上达成的谅解，甚至升高两国之间的紧张与对立。因此，一番纠缠下来，卡伯特最后只得息事宁人，将责任归咎美国记者了事，表示：“关于6月23日私下会谈透露消息问题，我愿向阁下说明，我无意去确定那次透露的责任问题，特别是，我完全了解，阁下并没有透露任何消息，我也没有透露任何消息。咱们两人都是被美国记者所跟踪。我只是想指出，大家对会谈内容越保密，我们会谈内容就越有得到结果的机会，我想你会同意我的这个意见的。不论如何，我希望不要经过这个讨论反而增加我们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48)
历史证据显示，在1962年的台海危机中，北京最关切的是如何能最有效地化解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的威胁，而不是考虑如何对金、马发动进攻。中国高层领导人认为蒋介石是否发动军事进攻取决于美国，取决于“美国是否支持蒋介石这样做”，“如果美国约束蒋介石，那就不会有大的紧张”。(49)因此当收到王炳南报告与卡伯特谈话的电报并获悉美国无意支持蒋介石的军事行动之后，中国高层领导人着实松了一口气。美国通过华沙渠道所作的私下保证，加上6月27日肯尼迪在记者招待会上所作的公开声明，强调美国对台条约义务性质的“防御性”，使得中国领导人放下心来。(50)不久，陈毅外长于7月19日在日内瓦接受瑞士记者采访时便毫不掩饰中国领导人对美国表态的满意：“在中国和美国驻华沙大使的会谈中，美国保证不支持、不批准蒋介石窜犯大陆。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欣赏美国这一表示，这并不是很坏的。”(51)几天之后，陈毅在同英国外交大臣霍姆的会谈中再次表示：“我们欣赏美国的这种保证，不放蒋出笼。”(52)
7月5日，中央情报局的一份“特别国家情报评估”(SNIE 13-5/1-62)得出结论，认为尽管中共对美国意图仍然“存有一些疑虑”，但是美国的私下保证以及公开声明已经使其对于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担心大大缓解”。这份“特别国家情报评估”也认为在近期之内“形势不利于”中共对金、马离岛发动突然袭击，因为“突然性的因素已经几乎消失殆尽”，并且“这样做的风险已经由美国的政策声明和预防措施确认”。(53)7月底，美国国务院进一步观察道：“没有新的证据显示中共具有进攻性的意图，并且诸如建造军营等指标都指向防御性的目的。”(54)至此，一度剑拔弩张的1962年台海危机得到化解。
四、结论
本文通过使用最新解密的中美档案，勾勒1962年台海危机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特别着重考察危机进程中中美双方对于各自意图的认知和判断的变化，及其对于中美各自战略选择的影响。
在1962年台海危机中，中美通过华沙大使级谈判渠道沟通各自意图和政策底线，避免了形势的误判和冲突升级，实现有效的危机预防。通过双方的战略互动，美国决策者意识到北京对台军事部署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最大的危险来自于蒋介石当局对大陆发动反攻而将美国拖入与大陆甚至苏联的军事冲突。美国决策者也敏锐地意识到中苏之间意识形态的争论并没有彻底摧毁两个共产党大国之间所共有的战略和安全利益；如果中共政权的生存受到威胁，莫斯科将毫不犹豫采取行动。这一判断也进一步削弱了美国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军事冒险的动机。中国大陆方面一开始高度怀疑美国意在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因此做好充分的政治和军事部署，旨在威慑蒋介石军队，向美国发出表明自身意图防御性的信号，从而约束蒋介石反攻大陆企图。中国也主动通过华沙渠道探测美国意图，并得到美国私下保证不会支持蒋介石的军事冒险。中国对于美国战略意图的认知和判断成为其战略、军事部署的重要依据。可以说，中美双方在维持“现状”上找到了共同利益。中美大使级谈判对于双方了解各自意图、寻找共同利益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1962年台海危机也引起了肯尼迪政府内部对于美国对台政策的辩论，特别是美国是否应维持所谓的“战略模糊”。辩论的结果是美国仍然维持“战略模糊”，但是同时也出现了“双重约束”或者说“双重威慑”的雏形，即美国一方面试图遏止中国大陆对台湾及金、马离岛的军事进攻，另一方面则试图约束蒋介石对大陆的军事冒险。1962年台海危机之后，美国“战略模糊”混合“双重威慑”的策略逐渐成型，构成了冷战期间美国对台政策的重要基石之一。
注释：
①参见丁斗：《三次台湾海峡危机的比较评析》，《国际经济评论》1996年第5期；徐红艳：《美国学者关于第三次台海危机起因的若干观点》，《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6期；牛军：《三次台湾海峡军事斗争决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②主要有牛大勇：《“拴紧缰绳”与“反攻大陆”：肯尼迪与蒋介石的战略之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唐小松：《肯尼迪政府的“限蒋出笼”政策(1961年-1963年)》，《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0期；赵学功：《肯尼迪政府与1962年台湾海峡危机》，《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余子道：《第三次台海危机：台湾的“军事反攻”与美国政府的政策》，《军事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③其中余子道的研究较多地运用了台湾方面公开出版的史料。
④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368～369页；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回忆》，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130～131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225页；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86页。
⑤《中美大使非正式会谈记录》(1962年6月23日)，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1-00622-01，第188页。Telegram from Cabot to Rusk,"Cabot-Wang Conversation",June 29,1962,611.93/6～2962,CDF 1960-1963,Box 1309,RG 59,National Archives(NA),College Park,Maryland,the United States。
⑥《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接见瑞士蒙特纳里电台记者昂格兰·菲利佩洛谈话记录》(1962年7月19日)，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131-01，第6页。
⑦Telegram from Cabot to Rusk,"Cabot-Wang Conversation",June 29,1962,611.93/6-2962,CDF 1960-1963,Box 1309,RG 59,NA；《中美大使级会谈第108次记录》(1962年3月1日)，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1-00622-01，第160～161页。
⑧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第369页；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第131～133页。
⑨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第370页。根据当时解放军总参二部获得的情报显示，美军内部评估认为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可能有三个方向：由台北经马祖到福州，由台中经金门到龙岩，由台南经澎湖到汕头，参见驻德使馆武官处致总参二部电，《西德对台湾拟“反攻大陆”的反应》(1962年6月22日)，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514-01。
⑩Hughes to Ball,"Taiwan Strait Crisis:CRC on the Defensive",June 28,1962,NSF/CO,Box 25A,China,Cables,6/16/62-6/30/62,John F.Kennedy Library(JFKL),Boston,Massachusetts,the United States。
(11)U.S.Department of State 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60-1963,Vol.XX II,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6,p.250.
(12)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第371页。
(13)《中共中央关于准备粉碎蒋匪帮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1962年6月1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81～484页；《提高警惕、做好准备，彻底粉碎蒋匪帮的进犯阴谋》(1962年6月7日)，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02-2-173。
(14)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55页。
(15)FRUS,1961-1963,Vol.XX II,p.251 note 1；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第372页；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第134页。
(16)Telegram from Ball to U.S.Embassy in Taipei,April 29,1962,FRUS,1961-1963,Vol.XXII,p.220.
(17)Telegram from Ball to U.S.Embassy in Taipei,May 4,1962,ibid.,pp.223～224.
(18)Memo for the Record,"Presidential Conference on Taiwan",ibid.,p.240
(19)Memo from Hilsman to Rusk,May 29,1962,ibid.,pp.233～234.
(20)Ibid.,pp.234～236; Memo from Harriman to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tical Affairs George C.McGhee,May 29,1962,ibid.,pp.237～238.
(21)Telegram from Ralph N.Clough,Deputy Chief of Mission in Taipei,to Rusk,June 26,1962,NSF/CO,Box 25A,China,General,6/16/62-6/30/63,JFKL.
(22)Memo from Komer to Bundy,January 29,1962,NSF,Komer Papers,Box 411,"China(Taiwan),Return to the Mainaldn,1961-1963",JFKL.
(23)Memo from Bowles to Kennedy,June 8,1962,POF/CO,Box 113A,"China,Security,1962-1963",JFKL.
(24)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The Director's Meeting with the President",June 18,1962,FRUS,1961-1963,Vol.XVII,p. 247.
(25)Memo from Bowles to Kennedy,June 8,1962,POF/CO,Box 113A,"China,Security,1962-1963",JFKL.
(26)有关“战略模糊”政策的讨论，参见Nancy Bernkopf Tucker,Dangerous Strait:The U.S.-Taiwan-China Crisi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pp.186~211; Richard C.Bush,Untying the Knot:Making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5,pp.254～257。
(27)Memo from Bowles to Kennedy,June 8,1962,POF/CO,Box 113A,"China,Security,1962-1963",JFKL.
(28)Thomson Papers,Far East,1961-1966,Communist China,"The Offshore Islands,1/62-8/62",JFKL.
(29)关于该条约中英文的完整文本，参见"China Mutual Defense",NSF,Komer Papers,Box 411,"China(Taiwan and Offshore Islands)",JFKL。
(30)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主任沃尔特·罗斯托在一系列题为“基本国家安全政策”(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的政策文件草案中就持这种观点。这一观点也体现在1962年3月美国国务院的有关美国对台政策的指导性文件草案中。这些文件得到了国务院高级官员如副国务卿乔治·麦吉以及负责政治事务的助理副国务卿阿历克谢·约翰逊的背书，参见FRUS,1961-1963,Vol.XXII,p.264 note1,p.265 notes 4 and 6,p.271。
(31)Memo from Lemnitzer to McNamara,June 6,1962,FRUS,1961-1963,Vol.XXII,pp.265～267.
(32)Ibid.,p.251 note 1,p.256.
(33)Memo from Hilsman to Rusk,June 18,1962,NSF/CO,Box 23,"China,General,6/62",JFKL.
(34)Memo for the record,June 21,1962,NSF/CO,Box 23,"China,General,6/62",JFKL; FRUS,1961-1963,Vol.XVII,p.251 note 1,p.256.
(35)Record of meeting,June 20,1962,ibid.,p.252(quotes 1 and 2); Telegram from the CGHK to the StateDepartment,June 22,1962,ibid.,p.272(quotes 3 and 4)
(36)Memo from Komer to Bundy,January 29,1962,NSF,Komer Papers,Box 411,"China(Taiwan),Return to the Mainaldn,1961-1963",JFKL.
(37)Memo from Ball to Kennedy,June 21,1962,NSF/CO,Box 23,"China,General,6/62",JFKL; FRUS,1961-1963,Vol.XXII,pp.258～259.美英通过英国驻美大使大卫·戈尔(David Omsby Gore)达成意向，由英国外交部出面接触中国驻伦敦的代办，参见Telegram from Harriman to U.S.Ambassador to U.K.David Bruce,June 22,1962,ibid.,p.270。
(38)参见熊向晖致外交部电《德拉迈尔谈话要点》(1962年7月12日)，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104-01，第2页。
(39)霍姆与陈毅谈话情况，参见《中国参加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代表团致外交部电》(1962年7月23日)，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101-01。
(40)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第86～87页。
(41)《中美大使非正式会谈记录》(1962年6月23日)，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1-00622-01，第188～194页。Telegram from Cabot to the State Department,June 23,1962,FRUS,1961-1963,Vol.XXII,pp.273～275；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第88～90页。
(42)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第90页。
(43)《中美大使非正式会谈记录》(1962年6月23日)，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1-00622-01，第193页。
(44)参见E.W.Kenworthy,"U.S.Assures Red China It Won't Back Attack",The New York Times,June 27,1962,p.1.
(45)《中美大使级会谈第112次会议记录》(1962年8月23日)，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1-00622-01，第209、211～213页。
(46)受众成本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James D.Fearon提出，参见James D.Fearon,"Domestic Audience Costs and the Escala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8,No.3,(September 1994),pp.577～592。
(47)《纽约时报》的报道称：根据“此间的消息来源，肯尼迪总统将有望在明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做出和卡伯特大使在华沙会谈所做的同样表态”。从这句话我们似乎可以推测可能有美国政府内部高层向《纽约时报》透漏了华沙会谈的消息。参见Kenworthy,"U.S.Assures Red China It Won’t Back Attack",p.1。
(48)《中美大使级会谈第112次会议记录》(1962年8月23日)，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1-00622-01，第209、211～213页。
(49)《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接见瑞士蒙特纳里电台记者昂格兰·菲利佩洛谈话记录》(1962年7月19日)，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131-01，第6页。
(50)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第90页；FRUS，1961-1963，Vol.XXII，p.284。
(51)《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接见蒙特纳里电台记者昂格兰·菲利佩洛谈话记录》(1962年7月19日)，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131-01，第7页。
(52)中国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代表团致外交部电，《霍姆谈中英、中美等问题》(1962年7月3日)，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104-01。
(53)SNIE 13-5/1-62,FRUS,1961-1963,Vol.XXII,pp.289～291.
(54)Telegram from the State Department to U.S.Embassy in Paris,793.00/7-2362,CF,Box 2881,RG 59,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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