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客帝国》与武侠片的颠覆：重新确立好莱坞的意识形态霸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好莱坞论文,武侠片论文,黑客帝国论文,霸权论文,意识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黑客帝国》三部曲(沃卓斯基兄弟，1999；2003)令观众得以一窥电影视觉维度的数字化扩展并产生全球化的电影词汇“武侠片”(即中国的“剑斗影片”，或者照字面意思解释为“武术影片”——本文中的武侠片既指剑斗片，又指功夫片)的过程。三部曲明显参考了武术片以及亚洲哲学的现实特性，并用时尚领先的创新技术进行包装。影片中，反叛的男主人公最后的献身使他成为一个神圣的殉难者，这是犹太教和基督教共通的对待自我的态度，这种态度对(西方的)世界观也具有重要意义。不过，低估新出现的武侠片全球化数字影像的意义，无视影片对亚洲视觉影响力的感知，则是一种倒退。
本文将探究《黑客帝国》三部曲如何借用武侠片的一些拍片手法，营造一种全球化的视觉风格，最终却为了重新确立强调凭借个人力量拯救世界的好莱坞意识形态而颠覆了它的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文章将对《黑客帝国》三部曲和武侠片的视觉交叉点做比较分析，同时旁及这两种电影艺术“门类”在人物塑造、情节和叙述风格上的相似性。
首先，我必须特别指出一个贯穿全文的词语“亚洲”(Asia)。这个词语包含了许多彼此相关或对立的含义。绝没有一个“Asia”能够在每一个情境下暗示或者明确表达出它所有可能的意思。它有地理、历史、精神、经济、政治、教育、语言以及哲学方面的意义，本文中，“Asia”的意义有限，却包括对这个词语的所有意义而言都共通的两个关键点。其一是佛教或道教的虚幻感，即“自我”非实在的特性。这是《黑客帝国》三部曲中的人物精神解放的源泉。第二点与第一点密切相关，那就是武术，一名习武者或许可以领悟“自我”非实在的特性。《黑客帝国》三部曲正是通过这两点寻求与亚洲产生联系。
《黑客帝国》三部曲可以被解释为关于反抗、献身和人类最终战胜后人类(post-human)的一部技术恐惧/技术喜好并存的反乌托邦式的幻想作品，但是，如果不考虑影片的意识形态霸权，上述对影片的赏析只会流于空泛。我赞同劳拉·巴特利特和托马斯·拜尔斯的观点，他们提出：“《黑客帝国》以后人类为中心，玩弄理论上的后现代主义，却抛弃后人类主观性的构造，复苏新浪漫主义对人文主义主题的描述”①，但是我也认为，影片真正抛弃的是它起先有理由相信的对待“自我”与“现实”之间关系的非西方的态度，真正复苏的是犹太教和基督教共通的对救世主的特性和职责的主张。三部影片围绕一群反叛者展开故事情节，他们发现人类作为机器的动力源，处于无意识的昏迷状态，生活在电脑伪造的现实中。这个伪造的现实即所谓的“矩阵”。这群人反抗机器对他们的奴役，救世主“这个人”(The One)带领少数觉醒的人冲出锡安，去为全人类开拓一个“真实的”世界，但几经战斗却以失败告终。最后，“这个人”的献身使机器释放了那些愿意摆脱奴役的人，让每个人自己选择他的或她的现实。
《黑客帝国》三部曲的情节足以令它置身于一长串“反叛”影片之列，从《佐罗》系列影片(比如1920年弗雷德·尼布洛的影片《佐罗的标记》[Mark of Zorro]，1940年由鲁本·马穆利安重拍)之类的早期经典片，史诗片《斯巴达克斯》(斯坦利·库布里克，1960)，到《星球大战》(乔治·卢卡斯，1977)，再到相对轻松些的科幻作品，比如电视系列片《魔力女战士》(彼得·常，1995)。《黑客帝国》三部曲还置身于阶级、种族论的传统中，重视资本主义/人道主义的“白种人”的价值观念——正如巴特利特和拜尔斯所指出的，《黑客帝国》三部曲“在塑造拯救自己的社会群体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化的英雄方面与诸多好莱坞影片有重要的关系”②，这些英雄是典型的白种男人。巴特利特和拜尔斯正确地指出了《黑客帝国》影片中阶级关系的重要性，把它描述为“一个共同生活的革命性团体，试图推翻奴役和剥削平民的暴虐的制度”③，他们同样正确地指出，影片最后舍弃集体斗争，转而依靠“被选中的”“这个人”的个人力量“反叛者的胜利有赖于一种幻想：唯一‘被选中的’、优秀、强有力的领导人的降临。这种幻想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极为密切”④。这位领导人不仅把阶级观念，而且还把种族观念带入“新世界”。贾森·哈斯拉姆质问道：“《黑客帝国》是否真的彻底批判了启蒙的主观性，还是仅仅只复制了占据主导地位的、关于性别和种族的具体的本体论偏见？”⑤。《黑客帝国》描绘了被种族化的人物和布景，比如先知(先由格洛丽亚·福斯特饰演，后由玛丽·艾丽斯饰演)和她的公寓，锡安城和它的“部落”图案，由于这些人物和布景利于扶持一个白种男人，使之成为英雄，并以他为中心，所以不难给哈斯拉姆的问题找出答案，不过这个问题只关乎黑种人和白种人的美洲，遗漏了《黑客帝国》三部曲和亚洲之间的关系。
除了文化的影响，这些种族和阶级问题也是三部曲的核心，它们显现在区分人类特征最基本的地方——身体——之中。照此而论，影片具体表现了人类和非人类、机器、后人类之间的一种竞争。巴特利特和拜尔斯认为，这种竞争“既非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抗科学社会主义，也非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对抗后人类生化人的社会主义(cyborg socialism)。相反，它浓缩成人类与支配人类主观性的机器之间的斗争”⑥。哈斯拉姆认为，对这部影片恰如其分的解读是“具体分析这部影片影射的东西和非洲裔美国人的画面以及非洲裔美国人的传统，所有这些看似批评了美国的种族主义和白种人的强权，但关于尼奥的主要情节却削弱了这种批评的力度”⑦。对于身体的争论更进一步地削弱了这种批评的力度，因为《黑客帝国》三部曲所展示的身体是虚幻的，它栖居在由头脑创造的世界里，主体可以在这个世界里“觉醒”，因而觉察到他所处的“真正的现实”。这种觉醒表明对物质世界的超越，这种超越又指向精神性。身体一方面是艺术品般的物质的肉体，另一方面则是虚幻的，影片的基本问题正在这里，它一方面以佛教的眼光欣赏所有事物的相互联系，另一方面则强调基督教教义中救世主献身殉难的重要性。
影片用电脑特技展示身体的艺术性的同时，也创造出强烈的视觉效果，在复杂的包装下参照了以前影片的多种风格和流派，对其他影片多层次的影射和引用标志着《黑客帝国》三部曲对电影的迷恋，而且令观众容易进入该片的电影世界。我无意评判或者阐释影片对哲学，特别是对幻象概念的玩弄——这份工作已经在别处做得很好了(譬如1999年在苏黎世举办的“在《黑客帝国》内部”的研讨会；2002年由威廉·欧文编辑的《〈黑客帝国〉和哲学：欢迎来到真实的沙漠》；以及2001年由斯拉沃伊·齐泽克编辑的《雅克·拉康在好莱坞内外》)。我想探讨的是对哲学的玩弄如何颠覆了起初受到亚洲影响而产生的现实的虚幻特性的观念，而且还相应地颠覆了英雄作为一个觉悟的人、一个“佛陀”的观念。如果允许轻度的夸张，那么一个人通过他对万物本质上的统一性和自然法则的理解，能够操控和利用这些法则达到自己超越物质世界的目的。我们经常在中国的武术影片中找到这类人物，而且正是20世纪60—80年代香港武侠片或功夫片的影响力和程式，赋予《黑客帝国》三部曲视觉和哲学上的极大的吸引力。不过影片最终回归了基督教殉难和救世的形而上学，与三部曲特别是第一部影片中随意放置的许多视觉提示不协调。
其实，《黑客帝国》可能有意借用了“典型的”武侠片或者功夫片的情节要素，一位英雄为了维护被压迫人群的利益，同一个不公、暴虐的政权抗争。不过当然，这条情节线并非专属于武术片以及广而言之的亚洲影片。诸如《罗宾汉历险记》(迈克尔·科蒂兹，1938)或《猩红色的繁笺花》(The Scarlet Pimpernel，哈罗德·扬，1934)之类的早期西部片描述了类似的情节，它们直接影响到《黄飞鸿》(徐克，1991)、《中华战士》(钟志文，1987)、《少林寺》(张鑫炎，1982)或者《铁猴子》(又译《少年黄飞鸿之铁马骝》，袁和平，1993)等诸多影片。我们在《黑客帝国》三部曲中看到了正义与邪恶的对决，英雄在冒险途中碰到帮手和骗子，他与黑暗势力不断斗争，最终获得救赎。这种典型求索式的冒险讽喻了基督教精神的胜利，而这在《黑客帝国》的文本中是适当的，因为影片通过再次强调一个犹太教和基督教共有的救世主的圣洁性——尼奥(基努·里夫斯饰)被钉在祭坛上——最终化解了它的道德危机。正是对孤独的救世主自我牺牲行为的描绘，影片彻底“背叛”了亚洲的哲学根基和对它的影响力，颠覆了武侠片为了正义而复仇的过程，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控制最后却无力解释影片的情节基础——在由电脑生成的虚构的现实里，被征服的人类被迫接受虚假的思想意识。《黑客帝国》三部曲同样背弃了观众也许一直期待着的对种族的超越，尽管影片表现不同种族的人与“这个人”一起合作，但是只有“这个人”的胜利才是最重要的——而且他的白种人的种族特征绝非如此凑巧。“尼奥看似为……[全人类的自由]而斗争，但他是高度理性的，掌控着一切。这是宣扬不同人种间的兄弟情谊的电脑化的幻象，一个电子版的《与狼共舞》，其中，几个非白种而且/或者是女性的角色必须等待一位白种的男性英雄收拾残局、转败为胜。”⑧
巴斯卡·萨卡尔认为“神话般的侠士或游荡的剑客形象具有内在的颠覆性……带有一种偶然产生的、暂时性的正义感，常常卷入同法令和政权的斗争之中”⑨，我却坚信，恰恰是英雄和政权之间的冲突凸现了当权者的违法情况，这些权贵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腐化，无视他们的管区中平民的苦况。在这点上，“游荡的剑客”是一个颠覆性的人物形象，然而他所破坏的并非是正当合法的管辖权力，这种状况让观看武侠片的观众产生最强烈的同情心，有助于达到这种类型片最大的目的：向观众灌输正义感和公正感，还有弱者得到一位保护人是天意使然的观点。不过“游荡的剑客”并不孤独——他和一群人一起战斗；实际上，他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是其成功的前提，武侠片由此避免夸大孤寂的英雄——这种“救星综合体”也具有西方英雄人物的特征，他必须通过自我牺牲或持续不断的个人努力才能达到目标。
一个极富代表性的例子是影片《铁猴子》，主人公是罗宾汉式的逃犯(于荣光饰)，他把从贪官污吏那里偷盗的钱财分给可怜人。这个以外号“铁猴子”而闻名全城的盗贼其实是一位中医，他免费为穷人看病，却向有钱人收取高额的医药费。尽管铁猴子遭到官府通缉，他却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不知疲倦地保护弱者，因而受到百姓的爱戴。另一个中医、武术大师黄麒英(甄子丹饰)被地方官胁迫，去追捕铁猴子，但他逐渐认识到他的对手行动的正义性——两人最后并肩作战(黄麒英甚至假扮铁猴子)，再加上铁猴子的姐姐兰花小姐(王静莹饰)以及黄麒英的儿子黄飞鸿(曾思敏饰)，这群人成功打败贪官，分手时已成为终身的好友。
《铁猴子》当然不是上千万美元的重磅炸弹片，可它确实和《黑客帝国》有诸多相似点，尤其是一些视觉程式。它不仅明显影响到沃卓斯基兄弟对“子弹时间”(Bullet Time)的构想，而且还影响到《黑客帝国》三部曲的美术造型——影片色调偏重灰色和暗黑色，动作场面(以典型的武侠片样式)采用中远景镜头，偶尔用一个近景特写加以强调——甚至三部影片中的某些打斗场面的设计都受到它的影响。例如，铁猴子和当地捕快之间的第一次交手在视觉效果上就近似《黑客帝国：重装上阵》中尼奥与密探史密斯(雨果·威文饰)的交战。《铁猴子》中的主人公被一群捕快包围，他奋力摆脱他们的包围圈，其后不久，他又跃过几个少林叛僧，在半空中站立在一个少林和尚的头顶上，这种姿态令人联想到《黑客帝国》的开头翠妮蒂(卡丽·安·莫斯饰)的姿势。两部影片的情节也有许多相似点——在腐败的官场下，受剥削的平民被残暴的监工看守(我们在许多武术影片中能找到相同场景，比如《少林寺》里年老体弱的奴隶们被强迫做苦工)；“英雄”和一个已放弃宗教信仰的人之间的交锋(使人想到尼奥和建筑师的碰面)。不过最重要的是英雄的职责不同——铁猴子不是寻求自我牺牲，也并非孤军作战。影片清楚表明，只有与姐姐一起合作，他才能成功维护平民的利益。最后挫败腐败官僚也依靠所有武术大师的集体努力，只有结合所有人的武术技巧才能战胜“邪恶”力量。铁猴子抗拒任何的自我膨胀，尽量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
这种对自我膨胀的抗拒正是《黑客帝国》三部曲所明确摒弃的——“英雄自然的和超自然的优势伴随着某种令人不安的优越感”⑩——起初尼奥确实不愿披上摩菲斯(劳伦斯·菲什伯恩饰)给他的斗篷，成为“这个人”，随着影片情节的展开，尼奥越来越接受那件斗篷，穿着它感觉越来越泰然。三部曲由始至终都显示出尼奥的身份与“这个人”息息相关，特别是在尼奥献身的那一刻。甚至在第一部中，尼奥作为“这个人”的真实身份就从未受到质疑。这部影片的风格，使用最时尚的服饰、慢动作的摄影，以及在尼奥超然觉悟时达到高潮的技术上创新的“子弹时间”(尽管概念上并非独创[引自利里的文章])场景，突出表现尼奥作为一个神圣化的人物，一个“救世主”，等待着能充分认识自我的时刻到来，不过这一时刻的到来意味着他将承担独一无二的孕育在神性中的个人责任——解救人类。武侠片在刻画几个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的人物的同时，却抵制这种与集体斗争相对的非他莫属式的观念，这种观念还对立于英雄内在的平等意识，即他的成功有赖于旁人的帮助，并由此产生谦卑感。
《黑客帝国》三部曲中英雄的自我膨胀并不奇怪。在亚洲向现代化的市场经济模式转变的过程中，不言而喻，“西方国家”别有用心地对待与亚洲之间的关系。其动机虽难以捉摸，却肯定是自我膨胀的——“甚至当亚洲成为快速发展的地区时，西方国家仍企图重新插足这一地区的事务，抢在亚洲前面再次确立自己领导者——霸权者而非殖民者——的地位”(11)。
“西方国家”是用全球资本主义的方式对待自我、国家、市场和政治的一批国家的简称，它维护自身的领导地位，把自己看作表达个人主义者/人道主义者的进步观点的适宜场所，然而它却不容分歧、不容看待社会和历史的其他态度。《黑客帝国》中的尼奥就是例证，所有人都在等待着这个唯一的英雄，他的牺牲令大家永远铭记“这个人”，永远赞颂他。这是西方国家对于进步的先驱者所扮演的角色的观念。《黑客帝国》三部曲描绘斗争景象的同时，其“次要情节也许强调了尼奥的力量和人工智能的力量难解的特性，可好莱坞和数字朋克(cyberpunk)(12) 都不会允许那些政治化的叙述冲破他们自己的编码”(13)，即需要一位西方的白种男性守护人。西方国家取消了亚洲发展的正当性，正如尼奥不以亚洲的哲学态度看待现实、责任以及殉难，转而赞同犹太教和基督教共通的给殉难者带去荣光的看法。孤独的英雄否认集体、帮手的作用，他的信念、牺牲和决心恰恰构成了英雄所以成为英雄的实质内容。对《黑客帝国》三部曲和武侠片而言，文化态度都是最关键的，不过当然是以十分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对于人类身体形态的局限性和潜能的体现和迷恋是连接《黑客帝国》三部曲和武侠片的关键问题之一——在某些方面，功夫片和武侠片中用电脑特技处理过的吊钢丝镜头预示了科幻小说里后人类的出现，尤其是在反乌托邦世界里。这种对于人类身体的局限性和潜能的迷恋在《黑客帝国》里找到了最完美的表达，影片中，人类的身体处在一个完全伪造的世界里，但在这个虚拟空间、在这个由电脑操控的矩阵幻象中，人的身体完全能够超越每一条自然“法则”。这是对浸润着佛教和道教精神的武术影片的内在假设的高明的改编，这种假设认为人类身体的局限性源自一种虚幻的见解，即世界是“真实的”，而佛教的般若(智慧觉悟)则揭示出现实世界只不过是头脑错觉的产物。这个“思想解放的”、觉悟的大师——“这个终于超越人类低贱的本能获得启示的剑客”(14)——掌握了轻功的技巧，有能力摆脱产生错觉的头脑的限制，也因此可以飞檐走壁、隐身，甚至感受到他和天地万物不可分的“同一性”。本文不会详细描述佛教帮助信徒超越现实的局限性的修炼方法，但是身体的运动、集中精神进入冥想状态是武术大师所采用的一种摆脱意识活动的干扰的方式。在第一部影片中，尼奥和摩菲斯采用的正是这种训练方法，目的就是让尼奥认识到肉身的虚幻性。我们有意识地以一种特定的亚洲的态度去说明影片中创造出的“空间”的性质，对居住在这个空间中的人物的禀性做出一系列假设，由此得以体现武术大师的思想观念。这些思想观念深深植根于对待自我和自我与周遭世界的感性关系的态度中，尼奥碰到像他一样去看望先知的孩子们时，表露出其中一种态度。一个装扮像和尚的神童向尼奥演示他如何使无生命的物体的形状发生变化，他说：“你不要试图弄弯调羹，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你必须意识到，这里并没有调羹，弯曲的是你的头脑。”训练期间摩菲斯曾问过尼奥：“你以为你呼吸的是空气吗？”这两句话是《黑客帝国》自觉地用一种亚洲的态度看待虚幻现实中的人类身体的最清楚的标志。
武侠片作为一种类型片，以展示武术为中心，同时也关乎正义和孝道。“武侠片连同某些古装片，被认为是体现历史和传统的一种高效的电影文化。也就是说……[武侠片应该]在核心部分保留中国的传统和意识形态。”(15) 比如影片《少林寺》，除了弥漫着武侠影片“典型的”同志情谊之外，还明确地参照了少林寺武术风格的佛教根基。武侠片展示了男女主人公们身体的精湛技巧，这些技巧带有哲学/精神/文化的烙印，这些人一起行动，匡复正义。此外，正如大卫·波德威尔所指出的：“从20世纪60年代的剑术片和70年代的功夫片，到八九十年代的警匪片和复兴的武侠片，这种[来自香港的]电影制片传统把优雅的身体置于场面调度的中心。”(16) 武侠片必须了解人的身体，因为它的一个主要程式终究还是身体技巧的展示，这些技巧令身体进入超然状态。
另一方面，《黑客帝国》三部曲通过诸如“子弹时间”之类的电影摄影技术的革新，表明存在于虚拟空间的人类身体可更好地显示出虚假性。“子弹时间”极致的视觉效果突出了“大师们”的“超脱状态”，他们能够巧妙地以技术手段操控“现实中”的自然“法则”，脱离了武侠片中武术大师们显现的以道教/佛教精神为哲学前提的传统的/民族的想像力。我们再次看看第一部里的“训练”场景，尼奥的大脑与反叛者船上的电脑连通后，他告诉摩菲斯说他会武功。在这里，尼奥所获得的技能是下载到他头脑的固有程序中的二进制代码的产物——也就是说，这种技能并不靠尼奥多年的体能训练习得，而是一种天赋，是他的“程序”和矩阵的程序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他的身体其实是一个空洞的导管，显示出了虚假性，它除了让头脑洞悉周遭“世界”的虚拟特性之外，并没有使之融入“现实”的有形物质的统一体中，实际上身体无力完成头脑在矩阵里感知到的超脱性的体力活动。尼奥真实的身体并不懂武功，在它离开用机器维持的生长环境之前，也从未了解“真实的”事物。武侠片中武术大师们可以利用身体活动进入超脱状态；《黑客帝国》三部曲强调的则是万物的虚假性，“真正的”身体只不过是一件虚弱的、闲置的、毫无意义的商品。这是看待人类身体的两种态度之间的关键性的差异。
可以把这种差异与佛教和基督教对“幻影说”的不同看法相比照：一种教派的教义把它视为最大的真相，另一种教派的教义则认为它是异端邪说。基督教的“幻影说”由诺斯替教派(the Gnostics)(17) 提出，对这一教派而言，这种学说是神学上必需的。基督教的“幻影说”相信，由于物质和肉体从根本上来说是不洁净的，而基督又必须纯然洁净，所以基督不具有真正的肉体形态，他的人形只是一个幻影。所有纯净的事物都是虚幻的，只要基督的信徒的目标是达到极度的纯净，那么身体以及它所有的情感、欲望和乐趣就都是被否定的。另一方面，佛教的“幻影说”则认为，佛陀就是虚幻的，并非因为身体——物质的——不洁净，而是因为——身体——物质不是个体化的，没有脱离其他人的身体。
在武侠片中，我们意识到现实的这种非个体化的特性——这种特性让武术高手们得以在空中“行走”、跃过难以置信的距离、悄无声息地移动，显示出看似超乎常人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对现实中无差异的物质的操控。然而在《黑客帝国》三部曲中由电脑生成的“世界”里，“物质”不是真实的——“真正的”现实是不洁净的、衰朽的、肮脏的、虚弱的、闲置的，正如我们在反叛者的船上以及他们的领地锡安城中所看到的景象那样。救世主尼奥“这个人”居住在虚幻的空间里，甚至他最后的献身和肉体的毁灭都是含混不清的，我们不知道——正如此前在电脑生成的矩阵中无数次发生的情况那样——他是否会再次复活，当然，这明显参照了“(世界末日前的)基督复临”，一代代基督徒期盼基督再次降临人世，影片在最后这一点上又撇开亚洲的影响力，续写了犹太教和基督教共有的神话。矩阵的主要特征就是可以在地球上创造“天堂”，因为，通过改动矩阵中的几处程序，在虚拟现实中仍然处于昏迷状态的人类群体将在没有被肉体的退化所玷污的空间里自由地生活，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天堂，“这个人”的牺牲以及人类的头脑和生命活力与躯体的分离使它的出现成为可能。在最后一部影片结尾处黎明的金色光芒中，矩阵幻象里脱离躯体的头脑能够获得超越人世的救赎。
但是在这样的救赎中，曾影响到《黑客帝国》第一部的亚洲在哪里？它“回到原处”，西方国家深谋远虑地维持权势的地方，诸如“这里没有调羹”之类的奇特的思想观念在那里产生。《黑客帝国》三部曲试图理解这些思想，却未给出解答。这些思想观念是影片的起点而非终点，它们的正当性遭到意识形态霸权的否定，我们可以在两个人物身上看到这一点。制钥匠(兰德尔·达金饰)这个角色很重要，可他的出场却微不足道——身体虚弱、一本正经、穿着打扮好像老套的亚洲小职员或保管员；他的死亡，虽然对情节也很重要，却同样受到轻视。另一个人物、先知的保镖是个次要角色，他是亚洲武术大师，负责守护思维能力的通道，因为这毕竟是先知所以成为先知的地方——这条通道通向矩阵内部的编程装置。这个保镖只是一块垫脚石，先知才是建筑师的密友，一个可与之匹敌、互补的人(黑人女性、白人男子)，而且她还是力量的源泉。先知使尼奥圣化，建筑师认可她的选择，尼奥也接受了她的安排。但是，一旦尼奥穿过通道，保镖就是多余的。武术境界中，自我和他人、身体和物质空间是一体的，武术在这个虚拟世界中没有地位。尼奥最终穿着耶稣会会士的长袍与建筑师、上帝会面了，尽管与武术大师的装扮有相似性，可还是保留了基督徒信仰的印记。三部曲坚持用一个宗教体系代替一个哲学体系，用西方的英雄观——英雄解救受压迫的人群，最后通过殉难成为伟人——去替代多人协作、秘密行动的集体英雄观。西方的观念至此超越了亚洲的视觉和哲学的影响力。
《黑客帝国》三部曲通过精彩绝伦的视觉效果以及对科幻小说尤其是“数字朋克”中人类/后人类的冲突的改编来吸引观众的眼球。影片颠覆了亚洲的影响力，涉及种族、宗教和哲学问题，正如我所指出的，这些问题直接来自影片的基础——以西方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共通的态度对待事物，这种态度最终无视亚洲的电影和意识形态的“根基”。这种颠覆是预料之中的，因为实质上它是好莱坞——西方国家——与亚洲交锋的历史。当全球化的资本主义试图更加牢固地掌控世界市场时，亚洲和西方国家也将日益成为平等的伙伴，但是这种日益强烈的对平等的要求不能只是单方面的热望；不首先公开承认谈判桌上各方的债务而在口头上要求“人权”和“民主”，就无法含糊不清地否定平等的要求。可以肯定的是，将会出现一个先驱者，但这个先驱者的面容仍旧是一个未知的阴影。
引用书目：
劳拉·巴特利特和托马斯·拜尔斯的“回到未来：人道主义的《黑客帝国》”，载《文化评论》第53期(2003年冬季号)，第28—46页。
大卫·波德威尔的“动作美学：功夫、枪战和电影表现力”，载《全速前进：在无边界世界里的香港电影》(埃丝特·尧编。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01)，第73—93页。
肯尼思·钱的“武侠片的全球性回归：李安的《卧虎藏龙》”，载《电影杂志》第43卷第4期(2004年夏季号)，第3—17页。
贾森·哈斯拉姆的“编成密码的讲道：《黑客帝国》里虚构的(电子)幻影”，载《学院文学》第32卷第3期(2005年夏季号)，第92—115页。
查尔斯·利里的“什么是矩阵？电影、整体性和恋土情结”，载《电影的感觉》第4卷第32期。
李安的《卧虎藏龙：李安电影的画像》(纽约：新市场出版社，2000)。
巴斯卡·萨卡尔的“香港的狂野：变幻莫测的世界里的武术故事”，载《全速前进：在无边界世界里的香港电影》(埃丝特·尧编。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01)，第159—176页。
注释：
①引自巴特利特和拜尔斯的文章，第30页。
②引自巴特利特和拜尔斯的文章，第36页。
③引自巴特利特和拜尔斯的文章，第32页。
④引自巴特利特和拜尔斯的文章，第34页。
⑤引自哈斯拉姆的文章，第93页。
⑥引自巴特利特和拜尔斯的文章，第33页。
⑦引自哈斯拉姆的文章，第95页。
⑧引自哈斯拉姆的文章，第100页。
⑨引自萨卡尔的文章，第164页。
⑩引自巴特利特和拜尔斯的文章，第36页。
(11)引自萨卡尔的文章，第161页。
(12)数字朋客又称赛博朋克，是科幻小说的一个分支，以电脑或信息技术为主题，小说中通常有社会秩序受破坏的情节。现在数字朋克的情节通常围绕黑客、人工智能及大型企业之间的矛盾而展开，背景设在不远的将来的一个反乌托邦地球，而不是早期数字朋克的外太空。它的出现是对科幻小说一贯忽略信息技术的一种自我修正。在今天，数字朋克不仅仅是科幻小说的一个流派，同时也指代一种生活哲学、亚文化和某些计算机用户。——译者
(13)引自哈斯拉姆的文章，第107页。
(14)引自钱的文章，第11页。
(15)引自钱的文章，第4页。
(16)引自波德威尔的文章，第78页。
(17)诺斯替教是一种融合多种信仰，把神学和哲学结合在一起的秘传宗教，强调只有领悟神秘的“诺斯”，即真知，才能使灵魂得救，公元1至3世纪流行于地中海东部各地。——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