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前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发展理论、——发展方法的突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模式论文,方法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6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已经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史任务。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前后，对如何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极为艰辛的探索，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发展理论、发展方法都有重大的突破。不仅为党的八大提出的正确路线构筑了重要的内容与依据，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创立，奠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基础。
发展模式的突破
从“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到“以俄为戒”，走自己的路，是毛泽东在建国以后，特别是八大前后，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破除对苏联模式的迷信，是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迈出的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这表现了他敢于实事求是的巨大革命胆识与实践勇气。
中国近代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和特殊的历史条件，规定了中国不可能走资本主义的老路。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之下发生的。中国一旦确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除了十月革命后发展起来的苏联是唯一可借鉴的模式之外，不可能有其他别的借鉴。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实践不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只能从苏联的模式中得来。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所取得的胜利，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了德国法西斯的入侵所树立起来的伟大形象，使得苏共当之无愧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居于领导地位，苏联的模式成了各国共产党和二战后东欧和亚洲一系列新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公认的楷模。1928年9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1947年新成立的欧洲9国共产党情报局，都先后通过决议，把十月革命的道路和苏联的模式绝对化、神圣化，要求各国共产党都要无条件地绝对保卫苏联，学习苏联，推行苏联的模式，协调和服从于苏联的战略。中国共产党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开始照搬苏联模式建立了工农民主专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延安整风，一面批教条主义，一面又强调学习苏联。毛泽东把《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列为整风运动的中心教材之一，说它“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1〕。 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对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得势之后，会不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毛泽东明确回答说：“俄国的历史形成了俄国的制度，……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2〕这里讲的“特殊形态”， 显然只是指国家政权形态，并未涉及到中国将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还不能说毛泽东有了突破苏联模式的想法。众所周知，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以及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全面铺开，基本上都是按照苏联模式并在苏联的直接帮助下进行的。在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虽然采取了一些适合我们自己特点不同于苏联的改造步骤和方法，避免了苏联曾经发生过的某些错误，但其基本特征仍然是用农业全盘集体化的方法来解决工农关系问题；用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的方式为工业化积累资金；用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调配国家资源。也就是说，仍未脱出苏联模式的巢臼。毛泽东自己也说：“苏联是用有计划地领导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法”解决了工农业关系问题，“我们也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解决。”〔3〕可以说， 我国所实现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仍然是按照苏联的模式来理解社会主义，仍然是把苏联模式当成建设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当时，在全党高、中级干部中，强调分组学习《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的后几章，也说明了这一点。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开始暴露出斯大林时期的许多错误，逐渐引起了毛泽东的密切注意。1954年6月14 日他在关于宪法草案的讲话中，就提出了要破除迷信，相信科学。他说：“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4〕从1955 年底到1956年初，毛泽东亲自作了两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又先后听取了中央34个部门的情况汇报。此间正是苏共二十大召开之际，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这也增强了毛泽东突破苏联模式，探索我们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勇气和决心。他以苏联模式为鉴戒，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逐步形成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报告。在导语中明确地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5〕接着， 就依据对十大关系的分析，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苏联的正确处理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可以说，《论十大关系》的主旨，就是直接以苏联模式为鉴戒的。十大关系中的每一条，几乎都是将我们自己的情况同苏联作比较，要求突破苏联的模式，走出一条我们自己的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些也为党的八大提出正确路线，构筑了重要的内容和基础。后来，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话说：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找到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有了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1960年6月18日， 他在《十年总结》中又指出：前八年是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的客观经济规律。
八大以后，从1957年开始，毛泽东在探索的指导思想上逐渐发生了“左”的错误，但他反对照抄苏联的模式，坚持以苏联模式为鉴戒来寻找我们自己的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却是一以贯之。八大刚开过不久，他在八届二中全会讲话中，又提出：“中国和苏联两个国家都叫社会主义，有不同没有？是有的。”接着他讲了两国诸多的不同之后，批评有些同志：“不讲辩证法，不分析，……片面地看问题，认为苏联的东西都好，一切照搬，不当搬的东西也搬来了不少。那些搬得不对的，不适合我们这块土地上的东西，必须改过来。”〔6〕1957年2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极为重要的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正确分析和处理矛盾的新的方针政策，使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苏联的中国式的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和新的实践阶段。最后在谈到学习外国经验，主要是学习苏联经验时，又强调说：“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我们的态度是，“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收对我们有益的经验。”〔7〕10月， 他在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又说：“我们学习苏联，要包括研究它的错误。研究了它错误的那一面，就可以少走弯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8〕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上，他向中央、省、地、县四级党委发出了一封倡议读三本书的信。先读两本，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要求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哪些不正确，或者不太正确。要联系中国的实际去读，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于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读好这两本书，有时间再读一本，就是苏联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自己做了大量的阅读笔记，几乎都是从苏联的借鉴中，以苏为戒来思考中国自己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他在一次读书的谈话中说：斯大林以为苏联的计划经济反映客观规律，其实他并没有找到很好的方法和道路。苏联在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在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等一系列问题上，都结合得不好，主要是一条腿走路。我们从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法则的门路。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八大前后所进行的探索，集中地表现为破除对苏联模式的迷信，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航程，起到了破冰引航的历史先导作用。
发展理论的突破
毛泽东八大前后在破除苏联模式的迷信的同时，对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和发展方法都有新的突破。这既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又具有极为丰富的独创性的崭新内容和非常鲜明的中国民族特色。毛泽东八大前后在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主要表现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伟大的新学说上。它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开拓出了新的生动局面，提供了新的活力源泉，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无限深远的历史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贯穿于人类社会直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止的几个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这几个社会形态都是这样更迭和演进来的。但马恩只讲到资本主义社会为止，并认定资本主义社会是“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将以它“而告终”〔9〕。至于对未来的社会主义新社会，他们不愿作脱离实际的空想。虽然也指出还存在着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三大差别”，这些差别也是矛盾，但他们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列宁依据俄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明确地指出过：“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10〕他比马恩前进了一大步，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但他也没有来得及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作具体的考察和分析。斯大林长时期内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矛盾，他只讲政治上、道义上的“和谐一致”，只讲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完全适合”，这是他头脑中有形而上学的一个突出表现。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年，才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吞吞吐吐地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还有矛盾，处理不好，也会出问题。
八大前后，毛泽东鉴于苏共二十大公开揭露和纠正斯大林错误所产生的连锁反应和国际国内出现的新形势与新问题，开始系统地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11〕八大提出的正确路线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正是《论十大关系》中关于正确处理这些矛盾的思想和原则的体现。毛泽东独创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的崭新理论，集中地表现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伟大著作中。对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作出的重大突破之处主要有：
首先，毛泽东第一次非常明确和深刻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同旧社会“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在旧社会，例如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它“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则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矛盾运动的特点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相适应的一面是主导的、基本的，相矛盾的一面则可以通过社会主义改革不断地得到解决。这种改革不是要推翻或者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而正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加以自我完善的过程。这就从根本上揭示出了社会主义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从历史唯物论基本原理的高度阐明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的伟大真理，为社会主义国家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奠定了社会科学理论基础和提供了指导思想原则。
第二、毛泽东第一次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其中“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如果处理得好，“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他指出：“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是“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专政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但“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他还指出：这两类矛盾实际工作中有时“分辨不清，容易混淆在一起”。而且还有“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这样一种特殊的现象。为了防止混淆两类矛盾，防止错误“扩大化”，有必要在政策中规定：“必须分清敌我，错了就要平反。”这就为加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法律制度，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理论上与政策上的根本依据。
第三，毛泽东第一次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在这部伟大著作中，他开宗明义，就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作为“一个总题目”和讨论的“重点”提了出来。然后“分为十二个小题目”，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深刻的论述，形成了一个具有完整科学理论体系的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他指出，人民内部矛盾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之后，人民内部矛盾更加大量地突出起来，开始上升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因此有必要旗帜鲜明地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总题目或者主题，在社会主义国家乃至人类未来无限遥远的新社会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思想的光辉，就象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不仅照耀着我国社会主义各项工作的前进，而且照亮着人类未来的新社会无限遥远的航程。
发展方法的突破
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方法，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具有极其鲜明的中国特点与民族风格。其基本之点或一以贯之的东西，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即通常所称的“结合”方法。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它精辟地概括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三者是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八大”前后，毛泽东把它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总题目”或“主题”紧密联系起来，从理论上和方法上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他说：我们的“目标”是“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总题目”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12〕
实事求是是精髓，是基本的出发点。八大前后，毛泽东之所以敢于破除把苏联模式神圣化、绝对化的迷信，提出八大的正确路线，探索中国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坚持的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八大以后，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实事求是这条思想路线，“有一段时间被抛开了……全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损害。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说，党的这条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同志确立的，他在领导革命的大部分时间内是坚持这条思想路线的”。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长期实践斗争中所创造的富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科学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毛泽东“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就庄严宣告：“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建国后，针对我们党已经处在执政地位，沾染官僚主义习气，脱离群众的危险增大了这种新情况，毛泽东反复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群众，坚持走群众路线，反对和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并开展整风以不断地改善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在《论十大关系》中他强调指出：“我们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在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又告诫全党：“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把走群众路线同以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紧密联系在一起，强调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和强制手段”。又说：“什么叫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归根到底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大字。”“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们党从来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这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一致起来了，从而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无穷无尽、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
独立自主，也是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条最基本的方法原则。毛泽东依据中国的实际，提出了把独立自主的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正是由于坚持这一基本方针，我们才粉碎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侵略压迫，才抵制了来自共产国际的政治压力和斯大林不准中国革命的错误干涉，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在八大前后，毛泽东依据当时国际国内出现的新形势与新任务，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与方法，又作了新的发展，提出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基本方针。《论十大关系》一开头，他就提出：我们的“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里的“直接”力量，就是指的依靠自己国内人民大众的力量，自力更生；“间接”力量，指的是国外援助。他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所作的批示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就主次分明地把独立自主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一条基本的发展方法或者路线方针完整地和科学地阐明出来。
八大以后，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逐渐产生了“左”的错误，使得他在八大前后所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但我们“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党的十四大，已经把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指针。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又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和建设，历来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自己，取决于党的理论和路线，取决于党同人民的团结奋斗。”在纪念党的八大召开40周年之际，正是毛泽东逝世20周年，回顾与研究毛泽东在八大前后所进行的英勇而艰辛的探索，对后人无疑有着启迪和教育的作用。
注释：
〔1〕〔2〕《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3、1062页。
〔3〕〔4〕〔5〕〔6〕〔7〕〔8〕〔11〕〔12〕《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2、131、267、320—321、401—402、473、288、457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10〕转引自《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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