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廉价政府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廉价论文,理论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000-2952(2006)06-0073-07
党的“十六大”提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十一五”规划中再次强调：“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优化组织结构，减少行政层级，理顺职责分工，推进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可见，尽快打造出人民欢迎和盼望的廉价政府已成为当前我国改革战略中的迫切问题。实际上在我国业已进行的并且取得巨大成功的改革中，已经把政府改革问题推向了前沿。在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廉价政府问题更加凸现出其重要位置。本文主要探讨马克思的廉价政府理论，目的在于试图厘清廉价政府概念及相关理论，拉近理论与现实间的距离。在中国政府进行自身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和魄力的鼓舞下，我们相信打造廉价政府的伟大目标不应该再是一个陌生而遥远的美丽的神话故事。
一 马克思的廉价政府概念
历史上不少学者如路德、加尔文、萨伊、圣西门、斯密、李嘉图等都曾对廉价政府问题的不同侧面做过深浅不一的研究。在那个时候廉价政府还是个较为模糊的概念。巴黎公社革命建造成型的廉价政府雏形的伟大实践，使马克思非常重视廉价政府问题并在《法兰西内战》中第一个明确提出廉价政府概念。
在斯密所设计的廉价政府模式中，司法和公共工程费用均由各受益人分摊，进而减轻了国家的必要开支。但是国防费用和维护君主尊严仍然需要社会收入的支出，就是说，建立廉价政府仍然还要承担着巨大的国防费用和官吏行政费用。而马克思则把建立廉价政府的这两项巨大的财政压力统统给排除掉了。在马克思所赞扬的巴黎公社的革命中，这两项负担也索性被删除了。公社建立廉价政府的主要举措就是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常备军和官吏。常备军在农村地区由国民军来代替。公社替代了纯粹压迫机关的国家权力，社会公仆接管了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由公社官吏组成的人民政府的职能是为数不多的但又是非常重要的职能。
马克思在廉价政府概念中特别强调了政府运行成本的最小化，人民税赋负担减轻到最小化，特别强调政府臃赘职能的剪裁，将其定位在为数不多的但又是非常重要的职能，政府效率高但机构小，政府施政成本小到了极限。政府机构小并不意味着不强。强政府的概念和政府体积大小没有直接关系。关键是政府的基本功能大小。“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和各个次要的中心确立起来，旧的中央集权政府就得也在外省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机关。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备军在农村地区也应该由服役期限极短的国民军来代替。设在专区首府里的代表会议，应当主管本专区所有一切农村公社的公共事务，而这些专区的代表会议则应派代表参加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代表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确切训令），并且随时可以撤换。那时还会留给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则不应该像有人故意捏造的那样予以废除，而应该交给公社的官吏，即交给那些严格负责的官吏。民族的统一不是应该破坏，相反的应该借助于公社制度组织起来，应该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①“公社制度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②“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常备军和官吏。公社存在本身就是对那至少在欧洲是阶级统治的通常累赘和必要伪装的君主制度的否定。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但是，无论廉价政府或‘真正共和国’，都不是它的终极目的，而只是伴随它出现的一些现象。”③“公社要废除征兵制，秩序党则要把这种血税牢缚在农民身上。秩序党要派税吏牢牢抓住农民，向他们索取寄生的、靡费的国家机器的费用，公社则要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秩序党要使城市的高利贷者继续敲骨吸髓地压榨他们，公社则要把他们从盘踞在他们那小块土地上的典押债魔手中解放出来。公社要用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而不是靠农民劳动以自肥的公社工作人员来代替吞噬着农民的主要收入的、寄生的司法人员——公证人、法警等等。公社要捣毁这个缠绕在法国农民身上的全部司法蜘蛛网，即上面伏着吸吮农民血汗的资产阶级蜘蛛——法官和区长——的司法蜘蛛网！秩序党要使他们处在宪兵统治之下，公社则要恢复他们的独立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公社要让他们在教师的教导下学到知识，秩序党则要强使他们接受僧侣的愚民统治！”④
二 廉价政府的标志
（一）精兵简政
政府机构及人数应该减少到执行职能所必要的最低限度。斯密将政府人员看作非生产劳动者，政府机构规模越大，非生产劳动者人数越多，它所挤占的社会资源越多，用于生产性的资源越少，这自然会减少一个国家的生产总量。因此，政府要减缩其臃肿的庞大的管理机构，尽量精简和优化行政管理队伍，由最能干的人和最少的人组成政府管理机构并且高效地执行职能，精兵简政。机构尽量精简，而工作费用尽量节省。
（二）价廉政府
政府行政运行成本低廉，政府能够自觉地尽量降低各种施政成本，在保持和提高行政效率的前提下，使工作费用降到最低限度，这与高昂成本政府相对，其标志是人民的税赋负担最轻。马克思说：“税务负担（国债等等，常备军等等）的不断加重，以及由于农村副业不能同工场手工业竞争而日趋没落，这些农民被消灭了。同样，由于对生活资料征收高额税金……工人们死于饥饿。”⑤“我们的民族主要希望管理机构尽量节省，而政府也决不该叫我们的民族多花钱。”⑥“最好的财政计划是尽量少花费，最好的租税是最轻的租税……横征暴敛产生的可悲的结果，使私人陷于穷困而国家并不因此致富。”⑦
（三）有限政府
政府职能不能少于和超越职能范围，这就意味着将政府职能锁定在非赢利的公共事业上，政府事业必须具备所得利润不能补偿所费的性质。“君主或国家的第三种义务就是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这类机关和工程，对于一个大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但就其性质说，设由个人或少数人办理，那所得利润决不能偿其所费。所以这种事业，不能期望个人或少数人出来创办或维持。”⑧
（四）安全政府
(1)政府的安全首先来自于其他国家对本国政府的信任与合作，而不是轻蔑与算计。(2)其次来自于本国人民对政府行动所持的友好态度与意见，人民倾向于不轻率地、不任性地判断政府的行动。(3)再次来自于政府内部的团结一致，不内讧，不内耗。不安全的政府会增加相当数量的设施和装备用于防止其他国家的算计和侵犯，由于政府内部不间断地发生内讧使得国家的一些宝贵资源耗费在无意义的政治斗争上，造成极大的浪费。由于失去人民对政府行动的友好评价，政府备感自己政治势力的虚弱就必然肆意监视各市民的细微行动，时时疑忌市民扰乱和平，破坏秩序，这样无疑会大大增加了各种施政成本，因此不安全政府很难成为廉价政府。
（五）廉洁政府
厉行节约，节制消费，不妄为、不奢侈、不贪污、不浪费。“奢侈都是公众的敌人，节俭都是社会的恩人。”⑨“再讲妄为。妄为的结果，和奢侈相同。农业上、矿业上、渔业上、商业上、工业上一切不谨慎的、无成功希望的计划，对于雇用生产性劳动的基金，都有使之减损的趋势。固然，投在这种计划上的资本，亦只由生产性劳动者消费，但由于使用不适当，所以，他们消费的价值，不能充分再生产出来，与使用适当的场合比较，总不免减少社会上的生产基金。”⑩“一国的生产量必然会随着资本的减少而成比例地减少；所以，如果人民方面和政府方面的非生产性开支继续不变，而年再生产量又不断减少时，人民和国家的资源就会日益迅速地趋于枯竭，穷困和灾殃就会随之而来之而来。”(11)
（六）建设型政府
珍惜生产者的年产物并全部用于国家的生产建设而避免其非生产性用途的使用，不欣赏、不制造、不豢养社会形形色色的非生产者。“地大物博的国家，固然不会因私人奢侈妄为而贫穷，但政府的奢侈妄为，却有时可把它弄得穷困。在许多国家中，公众的收入，全部或几乎全部都是用来维持不生产者。朝廷上的王公大臣、教会中的牧师神父，就是这一类人……这些人，因为他们一无生产，不得不仰给予别人劳动的产物。如果他们人数增加到不应有的数额，他们可能在某一年消费掉这么多的上述产物，以致反无足够余量来维持能在次年有所再生产的生产性劳动者。于是下一年的再生产，一定不及上一年。如果这种混乱情形继续下去，第三年的再生产，又一定不及第二年。”(12)“节俭可增加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从而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他们的劳动，既然可以增加工作对象的价值，所以，节俭又有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的趋势。节俭可推动更大的劳动量；更大的劳动量可增加年产物的价值。”(13)
三 影响廉价政府建设的相关因素
（一）政府对社会公共利益目标自觉约束程度
社会公共利益应成为约束政府行为的备受尊重的目标。马克思说：“在东方，政府总共只有三个部门：财政（掠夺本国）、军事（掠夺本国和外国）和公共工程（管理再生产）。在印度的英政府成立了第一和第二两个部门，使两者具有了更加庸俗的形态，而把第三个部门完全抛开不管，结果是印度的农业完全衰落了。”(14)由于政府是一个不生产阶级，不管政府能否以公共利益作为自己行为的约束目标，政府索取财富是不可改变的，即都是向别人拿取。公共利益约束对于政府拿取他人财富方式的影响在于：在公共利益约束下，向别人拿取的财富与政府执行职能和日常消费规模相对应；一旦脱离公共利益目标，向别人拿取的东西就会大大超过了政府正常工作和生活所需要的消费界限，而超过这一界限的财富拿取部分就转变成为掠夺性的财物。可见，掠夺行为是在政府偏离公共利益目标和拿取他人财富已超越正常消费界限时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将公共利益束之高阁，他们利用自己牢牢控制住的国家机器，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就会肆无忌惮地疯狂地掠夺自己所管辖的人民的财产。这样，掠夺功能就会自动转化为政府职能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统治者将私欲毫无限制地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掠夺功能也就自然生成。掠夺功能可以和国家基本功能相分离，也可以在一定情况下附着在国家基本功能之上。国家基本功能一旦附着上了掠夺功能，这个国家的人民就要遭殃，人民的财产处在随时遭受掠夺的境地，而被掠夺走的财产却满足了将自己权力支点建筑在个人私欲而不是人民利益的那个政府的野心、私愤、挥霍、贪欲和任何其他不正当的情欲之上。随着掠夺的范围和领域的扩大，政府贪欲也随之增长。政府贪欲和掠夺功能的相互刺激，使得政府掠夺机构庞大且功能强盛，致使政府机构的主要功能都集中在对他人财富的疯狂掠夺上，而且花样不断创新，功能发达到难以置信的程度。
可见，在政府已经严重背离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廉价政府的生成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想建立一个廉价政府，这个政府就一定要自觉地将社会公共利益作为自己行为的约束条件。只有这样，政府才会将维护公共利益视为自己的天职，保障社会秩序，爱护人民的财产，树立法律权威并积极以法律来约束自己可能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危害的一切行为，尊重人民，保护人民的利益并以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来塑造政府形象，变更和压缩臃肿的政府机构，优化政府功能，尤其是减轻人民的纳税负担，提高政府效率，进而打造出人民需要的廉价政府。
（二）政府权力大小及其被约束的程度
政府之所以能够将自己的私欲凌驾于社会公共利益之上，并动用整个国家机构安然地从事对社会财产的各种掠夺活动，强化着不断膨胀着的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历史水平的贪欲与挥霍，就是因为政府的权力过大，而且这个权力不受社会任何力量的制约，包括法律在内，甚至可以轻而易举地粗暴地将法律践踏在自己脚下。由于人民权力被剥夺得近乎为零，而法律对政府的任性和贪欲似乎也无能为力，这样政府就把整个社会的资源纳入了它的利益吞并和掠夺的范围，为所欲为，肆行无忌，专横跋扈，自律能力低下，节制意识丧尽，浪费强度巨大。由于政府权力运行无任何约束力量，强盛的政府权力就紧紧和能量巨大的政府利益捆绑在一起，疯狂地不顾廉耻地导演出创世纪的巨额的人民租税负担，以政府利益为核心的政府掠夺机构以几何速度持续扩张规模，权力腐败周期日渐缩短，政府运行成本持续连年翻番，居高不下，几乎成为一个顽症，致使廉价政府的生长几乎成为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泡影。
政府权力大小和这个权力必须接受法律道德的约束相比，后者更重要。把特殊规定的政府锁定在必然是为人民利益谋福利，必然是大多数人民代表的政府，其实是一种很幼稚的空想。因为政府也有它自己的特殊利益，否定政府局部利益的合法存在也是对人性的轻蔑与否定。但是绝对地要求政府必定要自觉地把社会公共利益作为自己行为的约束条件只是一种理论假说，实际上任何一个政府很难做到，或者说很难永久做到。惟独的一个办法就是用法律来约束政府行为，将政府行为纳入法律监督的范围。法律只能负责矫正政府有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危害的行为，不能成为激发政府自觉为公共利益而努力工作的动力。法律只作为一个外部强制框架防止政府对公共利益的可能侵害，这就需要树立法律的权威，将政府行为纳入法律监督之下而不是政府理所当然地驾于法律之上并利用法律作为自己行为辩护和服务的工具。可以说，没有法律，或者说只有法律条文而没有法制，或者说法律在政府面前已经丧失了自己起码的尊严，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廉价政府。
（三）政府对待财富的态度和获取财富的难易程度
如果掠夺已成为政府基本职能的一个附着职能，并构成了政府获取财富的习惯便捷方式，那么政府就不需要法律来清楚地界定私人的产权界限，更不需要对私人财产给予必要的法律保障，目的在于为政府任意掠夺他人财产留下一个宽松而又模糊的空间地带，这样私人财产就处于时刻准备着被政府以各种理由任意剥夺走的不安全的恐慌状态。
政府获取财富的这个过程得心应手，极为容易。第一，政府牢牢控制着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权力，并能够决定它的配置方向和数量。第二，政府掌握着它所管辖的并且财产权也属于它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的资源。第三，政府依靠年年递增的赋税强化对社会的控制力。第四，尽管在公开的场合，官方造势严令禁止权力和财富之间变通与转换，但现实生活中层出不穷的寻租活动却不断变换着貌似公允的形式，况且就整个社会而言，权力和财富之间的转换渠道依然通畅。总之，政府在上述攫取财富的渠道几乎都绕过了生产环节，如果取得财富的生产性习惯不能成为一个社会备受尊重的持续的主导行为，那么掠夺攫取财富可能就成为人们所羡慕的时髦的行为方式，掠夺文化及其相关经济理论也就拥有足够的市场。一般而言，经过自己劳动和经营渠道所得的财富，财富使用的节约程度强，浪费倾向就小。而未经劳动环节过滤（分割、掠夺、剥削、转移等）所得来的财富，对财富的珍惜程度就弱，浪费倾向就大。当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时，财富使用的合理和节约程度就高。当资源配置权力还由政府绝对控制或基本控制的时候，财富使用的浪费程度就高。可见，浪费发生最危险的社会群体不是一般劳动者和私人企业，而是政府。对政府而言，由于财富攫取过程遭遇的阻力十分微弱，政府获取财富的圆周循环速度和频率就高，这更加助长了政府对轻易攫取的财富的挥霍与滥用的势头。
马克思说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也就是集权化的、组织起来的、窃取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为社会做公仆的政府权力。”(15)政府为什么这样毫无内疚感的肆意而疯狂地浪费国民的财富，关键有一个因素在作怪：那就是政府对待自己人民的基本态度。在政府心里缺乏人民的概念，自然也就缺乏纳税人的概念，不尊重自己的人民，也就更不珍惜人民辛苦创造出的财产。在政府眼里，政府是百姓的毋庸置疑的法定的救世主，政府和百姓之间是主仆关系，作为几乎和马铃薯同等意义的老百姓只有对作为主子的政府做出无偿贡献才符合政府的理念。而主子的财富观念也很宽阔，他会把整个社会包括百姓的财产视为自己的财产，只要这些财产进入政府欲望的视野，阻碍政府去掠夺这些模糊不清的财产的界限是虚无的。“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哪里君主制的原则占优势，哪里的人就占少数；哪里君主制的原则是天经地义的，哪里就根本没有人了。”(16)“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17)
（四）政府的节约意识
和私人节约比起来，政府的节约动力不足。因为对私人来说可以将节约成果惠及他本人和他的亲友，而政府节约成果却与政府官员个人利益无关，享受政府节约成果的人群也和政府关系陌生，甚至可能还是敌对的力量，这样就冻结了政府的节约意识。
(1)政府的节约意识不强根源于自我导演出奢侈可以救国、强市的神话。有人认为政府奢侈可以带动社会消费，促进生产，有利于国家繁荣。在这个神话中，政府的奢侈拔高了奢侈的社会作用，并作为一种时尚在社会蔓延开来，它将给社会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正如萨伊所说：“如果个人认为，花费越多，所得越多，或认为奢侈是个美德，如果他沉迷于声色或因感情用事而不计金钱，他必定弄得家败名裂，而他的榜样就对他的小圈子起作用。但是政府如果犯同样的错误，就给千百万人民带来穷困，甚至招致国家的灭亡或衰微。”(18)“如果我们看到租税负担最重的国家却最富裕，例如大不列颠，于是根据这情况下结论说，这些国家极富，因为租税较重，那么我们就是倒果为因。一个人并不因为慷慨花钱而成为有钱的人，他之所以能够慷慨花钱，是因为他有钱……但挥霍绝不能使他致富。”(19)“上层社会的破坏和掠夺，结果必定引起下层社会的苦难和堕落。”(20)
政府故意浪费倾向极强，富有刚性，而且对浪费强度的灵敏度逐渐消失。在一些官员看来，只要财物被挥霍而不落入个人腰包，一般不会受到道德方面的谴责。即使重大决策失误造成的巨大浪费一般也不会追究司法责任。况且政府机构的体积臃肿与效率低下已经是十分普遍的现象，时间一久，政府对这种状态的存在也就麻木了。而人民对此也只能一声叹息，无可奈何，见怪不怪了。由于被挥霍的财产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关联度极小，而且财产挥霍时也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快感，当挥霍与浪费行为积累到一定水准，就自然形成一种只能增不能减的浪费刚性，就是说今天的挥霍水平是未来挥霍的起点，最主要的是各政府机构、各政府部门、各地区政府之间的浪费与挥霍行为又在相互示范与启发，使得这种微妙的互动复合力把政府总体的浪费刚性不断推向新的起点。
对人民财产的挥霍与浪费的基础是政府必须先掠夺人民的财产。怎么掠夺？马克思说：“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工人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工资。”(21)“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话，它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22)“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23)“赋税是喂养政府的奶娘，政府是镇压的工具，是权威的机关，是军队，是警察，是官吏，法官和部长，是教士。谋害赋税，就是无政府主义者谋害秩序卫士，而秩序卫士是保卫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产不受无产阶级野蛮人侵犯的。”(24)掠夺途径，一个是通常的赋税方法，另一个是制定最奢侈与最不道德的计划。通过这两个渠道政府掌握了巨额的财富控制权。这样通过横征暴敛，政府就掠夺到了他可以任意支配的巨额的人民财产。
接下来就是政府毫不负责任地浪费人民的财产了。政府浪费人民财产的渠道有以下几条：
第一是滥用权力，任意对经济过程进行干涉。干涉本身可能会对干涉者带来利益，而这个利益是被干涉者向干涉者利益的转移。“干涉必定是伤财，或伤国家的财，如果费用是由政府支付，就是说，是由国库负担，或伤消费者的财，如果费用是由有关产品负担。在后一种情况下，这费用必然导致产品的涨价，于是不但增加消费者的负担，而且在这个范围内减少国外的需求。如果干涉是个坏事，一个仁慈的政府便应该尽量减少干涉。”(25)
第二是政府得不偿失的各种非生产性、挥霍性的公共浪费。这里包括：超出政府官员执行职务所必要的华饰与炫耀的费用；政府得不偿失的公共消费；政府沉迷于豪华与铺张，使得名望与褒誉取决于浪费，进而政府陷入故意挥霍与浪费行为泥潭，难以自拔。不仅如此，政府的这种行为还会对整个社会造成恶劣影响，会使豪华与铺张之风迅速蔓延于百姓之间。“那些滥用大权力或大才能传播奢侈习尚的人，是社会幸福的最大敌人。”(26)
第三是政府机构庞大，设置了许多多余的或不必要的官职，致使政府运作成本巨大但效率低下。在被浪费的政府弄得穷困的国家，政府没有什么可以继续浪费的财产了，但为了维持以往的浪费惯性，就设置和出卖那些无用的过多的官职。他们使用了有最大毁灭性并有时招致最大耻辱的方法解脱由于以往奢侈所带来的困境。“执行得不好的职务，尽管报酬很低，但人民所付的代价很高。如果职务是多余的或是不必要的，人民所付的代价也很高，正如不适合任何用途或不需要的家具是废料一样……由于同一原因，当政府官职不必要地增加时，人民便负担维持公共秩序所不需要的费用。”(27)
注释：
①②③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75～376、377、377～378、41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页。
⑥《圣西门选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53页。
⑦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 504页。
⑧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84页。
⑨⑩《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13、 313～314页。
(11)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 1976年版，第128页。
(12)(13)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14～315、31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8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4页。
(16)(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1、414页。
(18)(19)(20)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70、502、414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42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21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2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94页。
(25)(26)(27)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99、461～462、4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