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政党政治：历史、现状及其在后撤军时代的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阿富汗论文,政党论文,前景论文,现状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5/372 文献标示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15)02-0068-10 一、阿富汗政党政治的源起与发展 (一)阿富汗政党的源起和发展 政党是政治发展到一个较高阶段的产物。存在于民间的有着不同利益诉求的政治团体是民众进行政治参与和政治表达的主要途径。由于阿富汗建国以来长期实行君主专制政体，政党出现的历史不长。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富汗出现了第一批政治团体，阿富汗青年派是其中表现较为活跃、影响较大的一个。这一政治团体是在哲马鲁丁·阿富汗尼思想影响下，由青年知识分子、军官、商人等组成，以在阿富汗争取宪政和改革为目的的组织[1]。1909年，在哈比布拉国王的镇压下，该组织被解散，领导人阿卜杜尔·甘尼被捕入狱。 阿富汗青年派的失败并没有阻止阿富汗政治发展的进程。随着纳迪尔沙阿执掌阿富汗王权并推行渐进式的改革，阿富汗政治气氛逐渐开放，拓宽了政治参与的空间。1931年纳迪尔沙阿政府颁布并确定了新宪法，其中规定在阿富汗设立两院制议会。此后虽然议会产生，但并没有实行议会选举，其功能也只不过是国王的咨询机构，但纳迪尔沙阿的改革还是增加了政治参与的机会。这一时期，更多的政治团体为表达利益诉求而建立起来。其中，由汗·萨希布博士和他的弟弟汗·阿卜杜勒·加法尔·汗组织的“边界议会”及附属于它的红衫党开始作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出现在阿富汗政坛。该组织在行动上主要与印度国大党合作，采取和平手段同英国殖民者进行斗争，其政治意图是争取西北边境省的普什图部落地区独立①。值得一提的是，汗兄弟两人的主张，得到了当时阿富汗政府的支持。 二战后，沙阿·马茂德担任首相，开始在阿富汗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尝试，并进行了有保留的自由选举。在马茂德的努力下，一个由有自由改革倾向的议员组成的自由主义国会在阿富汗产生，他们不仅要求大臣向国会负责，而且通过了一些促进改革的法律，如允许新闻自由等。在这种较为宽松环境下，更多的政治组织和团体建立起来。1947年“觉醒的青年政治兄弟会”成立，它的基本诉求是促进阿富汗的自由化和民主化。由于这些组织不满政府在改革方面的力度，鼓动学生运动，遭到政府的压制。在1952年国会选举以前，政府取缔了这些政治组织，封闭所有报纸，并逮捕了25名政治领袖[2]。 1964年，阿富汗颁布新宪法，它是阿富汗现代国家建设取得的重要成果。它一方面使政党合法化；另一方面确立了上下两院的国会制。同1931年宪法相比，人民院的216名议员实行了完全选举，84名长老院成员则实行部分选举[3]。但由于阿富汗不存在政党，不仅内阁缺少保护，而且导致议员们纪律涣散。很快，选举出的人民院就因个人主义盛行而陷入了无政府状态。不久，人民院就分裂成了由宗教的、马克思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的以及其他各种利益团体所操控的几大政治集团。由于宪法已经赋予了政党以合法地位，上、下两院都通过了《政党法案》，只待国王签署。之后阿富汗爆发了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下院考虑到学生力量的不断增长，于1969年要求通过降低选举年龄下线的修正案，但这一修正案在长老院未获通过。当1969年十二届国会结束时，《政党法案》仍未确定，这对阿富汗政党政治的合法化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影响。 虽然《政党法案》最终没能通过，但1964年宪法的确立还是让政党的建立成为可能。其中，以两种不同意识形态为支撑的政党分别建立，其中一支为马克思主义政党。1965年在塔拉基和卡尔迈勒的努力下，人民民主党成立。后因不同的社会阶层和行动主张分歧，该党又分裂为人民派和旗帜派。在达乌德发动政变前，人民民主党已经成功地同达乌德形成了政治联盟。20世纪60年代，在阿富汗的主要大城市中，由一些大学教师和学生领导的伊斯兰组织已经开始了秘密活动。在当时的喀布尔，领导伊斯兰组织运动的中心人物是古拉姆·尼亚孜教授。尼亚孜教授早年前往埃及爱兹哈尔大学学习，获取硕士学位后于1950年代返回阿富汗任教。1965年，尼亚孜教授组建了一个地下伊斯兰组织，1969年在该组织的基础上穆斯林青年会成立，并在1970年代发展成为阿富汗一个圣战士政党[4]。尼亚孜教授当时的活动吸引了一大批后来的圣战组织领袖聚集在他的周围。其中包括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布尔汗努丁·拉巴尼、阿卜杜-拉苏尔·沙雅夫、古勒布丁·希克马蒂亚尔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圣战者组织的核心人物。 (二)阿富汗政党政治发展的停滞 从1973年达乌德发动政变到2001年塔利班倒台，是阿富汗政党政治发展的停滞时期。 1973年，达乌德发动政变推翻了纳迪尔沙阿的统治，并在阿富汗建立共和国。新政府宣布废除1964年宪法，解散国会，取缔所有非政府报刊。1973年至1977年期间，阿富汗一直处于军事管制的状态，没有为政党政治的发展留下空间。1977年宪法颁布后，规定创建“民族革命党”作为惟一合法政党，宪法还规定设立装点门面的一院制国民议会和大国民会议。达乌德在宪法颁布后正式取缔了人民民主党旗帜派和人民派。此后，阿富汗政党政治的发展进入停滞阶段。 1978年，人民民主党发动政变，推翻了达乌德，并在阿富汗建立起政权。人民民主党政权建立后，提出了一系列内政外交的新主张。但对于政党政治的建设，它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新政权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还在自己的控制下成立了一些党的外围组织，如工会、农会、青年组织等。由于人民民主党的政党体制，使得这一时期大部分政党的活动都转入了地下。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一些圣战组织开始崛起，在美苏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这些圣战组织很容易获得美国的支持，而作为穆斯林，这些组织也获得了伊斯兰世界的资助。在充足的资金和武器装备下，圣战者组织发展迅速，并逐渐发展成主导阿富汗局势的力量。同时，这些圣战组织与政党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在整个抗苏战争和阿富汗内战时期，全国性的圣战组织都是由抗苏战争之前在阿富汗建立的具有伊斯兰性质的政党演化来的；另一方面，在塔利班政权倒台后，这些圣战组织又成为阿富汗的主要政党，其领导人也成为阿富汗政党乃至国家的领导。 在所有逊尼派圣战者组织中，实力最为强大的是马苏德领导的伊斯兰促进会和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伊斯兰党②。希克马蒂亚尔深得巴基斯坦军政府最高长官齐亚·哈克将军的赏识。通过巴基斯坦，希克马蒂亚尔获得了更多的资金和武器。据说联合国监督的资金经巴基斯坦政府分配后一般都会汇入希克马蒂亚尔的名下，而美国为圣战者组织提供的武器经巴基斯坦的转手分配后约20％至25％都归属于希克马蒂亚尔[5]。不仅如此，巴基斯坦还帮助希克马蒂亚尔进行毒品走私，获取资金。相比希克马蒂亚尔，马苏德领导的伊斯兰促进会实力也较强。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伊斯兰促进会已经有战斗组120个，战斗人员12000人，并连续7次挫败了苏联的围剿，在潘杰希尔谷地建立起了自己的根据地[6]。虽然都是战斗组织，这两个组织也都是以政党的形式存在的，他们都建立起了完善的组织机构，招募党员，并且战地司令官都由党员担任。 值得注意的是，在阿富汗内战期间，一些北方少数民族领袖也建立起了全国性的政党。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杜斯塔姆领导的伊斯兰民族运动。杜斯塔姆原是纳吉布拉政府北方乌兹别克民兵53师师长，负责镇守北方重镇马扎里沙里夫。内战期间，杜斯塔姆掌握了阿富汗北部地区的控制权，并建立了伊斯兰民族运动。伊斯兰民族运动已经形成了组织化的政党，杜斯塔姆和其他高级战地司令官控制着政党的权力资源，并负责权力的分配[7]。 (三)阿富汗重建后政党政治的再次发展 2001年，多国部队在地方军阀的配合下，推翻了塔利班政权，阿富汗重建使阿富汗政党政治得到了再次发展的机会。 从2001年到2003年，是阿富汗政党的重新建设时期。由于此前建立的不少政党都带有浓重的军阀背景，因此，这一时期的政党政治建设是围绕着如何限制军阀通过控制政党来干政这一主题来进行的。关于阿富汗重建的波恩会议以及《波恩协定》的签署给了军阀合法的政治地位。由于军阀在反恐行动中积累了一定的政治资本，他们在波恩会议上曾试图排挤其他政治派别，控制阿富汗战后的主导权，最为明显的是主导北方联盟的塔吉克军阀试图阻止阿富汗前国王查希尔重返阿富汗。尽管最终在美国的压力下，《波恩协定》在各方都有所让步的情况下得以签署，但塔吉克军阀在争夺战后重建主导权上还是取得了一定的优势。这种优势具体体现在塔吉克军阀对阿富汗重建进程的设定上，如《波恩协定》规定在阿富汗政治重建中先成立临时政府，再在此基础上召开大国民议会选举过渡政府的程序就是应塔吉克军阀的要求而设定的[8]。 《波恩协定》签订后，军阀在阿富汗的地位被强化。不仅如此，大量的军阀还进入了大国民议会。2002年6月，在临时政府召开的选举过渡政府的紧急大国民议会中，也处处可见军阀的身影。一位大会代表称此次大国民议会中85％的代表是军阀或具有军阀背景。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主席西玛·萨玛尔对此次会议被军阀主导相当失望，她称：“这并非真正的民主，那些有权力的人决定了一切，大国民议会中包括了所有的军阀。”[9]由于这一时期阿富汗关于政党的所有法律来源是1964年宪法，但1964年宪法只是赋予了政党政治合法性，而对政党如何参政并未做详细的规定，所以如何限制军阀通过政党干政就成了颇为紧迫的问题。 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限制各军阀的势力，促进政党政治的良性发展，2003年10月，阿富汗通过了重建后的第一部《政党法》，其中最突出的规定就是各政党不能拥有军事组织和武装团体，而民兵组织和军政组织不能参加政治活动。 但是，《政党法》并没有让阿富汗的政党政治走上一条良性发展的道路。2003年《政党法》出台后，阿富汗政局中出现了政党热的现象，先后有100多个政党注册成立。但这些政党大多数只是有名无实，并不能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更为严重的是，少数能够发挥作用的政党仍然由前圣战组织领袖所控制，而这些人中的多数在阿富汗重建后并没有放下武器，成了掌握地方实权的军阀。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军阀们在阿富汗重建后登上政坛，掌握了国家的重要政治经济资源，而卡尔扎伊治理军阀政策的失误也让这种状况更为恶化，反而进一步巩固了军阀的地位[10]。 2009年，随着卡尔扎伊地位的逐渐巩固，阿富汗的政治发展也步入正轨，其中政党政治的发展也渐趋完善。2009年阿富汗上下两院通过了新修订的《政党法案》。新法案主要是为了解决政坛中政党泛滥的问题、优化政治资源、提高工作效率，因而大幅度提高了政党注册和成立的门槛。新法案通过后，政党需要重新注册登记，新登记的政党数量大大减少。遗憾的是，一些具有军事组织背景的政党(如伊斯兰民族运动等)虽然没有通过登记手续，依然能够影响政局走势。2012年，阿富汗再次修订《政党法案》，进一步严格政党登记程序，阿富汗政党政治发展的法律基础逐步完善。 二、阿富汗政党政治的特点 (一)政党没有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 2001年，关于阿富汗重建的波恩会议确立了阿富汗多党制的议会体制，但之后政党并未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依据西方国家较为成熟的政党政治体制来看，政党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的最主要作用是参加选举(无论是议会选举还是总统选举)，以表达并实现其政治诉求。如果以这种标准来检验阿富汗政党政治发展的完善程度，其远未达到标准。从临时政府到过渡政府是阿富汗各派势力达成权力分配的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卡尔扎伊忙于打击塔利班势力并巩固自身政权，阿富汗的政党政治实质上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这一时期，由于各军阀掌握了国家大权，也由于没有《政党法》来对政党政治的发展进行规范和限制，导致各军阀所领导的军事组织纷纷进入并控制了议会。虽然2003年阿富汗出台了第一部《政党法》来规范政党政治的发展，但此时军阀的地位已经很难撼动。一方面，军阀通过控制武装和各种经济资源来增加政治资本；另一方面，军阀通过控制政党而聚拢更多的人力资源，从而进一步加紧对国家政权的控制。2004年，阿富汗过渡政府成立，颁布了重建后的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确立了阿富汗为总统制的国家，同时保持了两院制的多党竞争的议会体制③。但在选举国家最有实权的总统一职时，阿富汗宪法规定总统候选人既可以由某个政党推举候选人来参选，也可以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卡尔扎伊本人就是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赢得了2004年总统选举。候选人不必通过政党来推选的规定以及卡尔扎伊赢得总统选举的政治实践，都削弱了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此外，阿富汗的议会选举也实行独立候选人制，这就进一步限制了政党通过参加议会选举来发挥其影响的途径。 (二)军阀在政党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 阿富汗多个政党同军阀有着密切的关系。目前活跃在阿富汗政坛中的多数政党来自圣战者组织。虽然《政党法》禁止政党拥有民兵组织和武装，同时禁止军事组织和武装力量参与政治，但并没有能够成功阻止军阀通过政党来参政。《政党法》的出台本是为了限制军阀的势力，但从结果看，它远未达到预期的目标。2003年后，军阀在阿富汗的政治地位达到了顶点，除了总统之外，第一、第二副总统、长老院和人民院议长，乃至省长和重要权力部门长官大多由前圣战者组织领导人担任。除了掌握国家大权外，国家的重要经济资源也被军阀们控制。塔吉克军阀除控制了潘杰希尔谷地的财政税收之外，还通过个别代理人和掮客控制着阿富汗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贸易。杜斯塔姆控制着以马扎里沙里夫为中心的阿富汗北方地区的财政税收和对外贸易。而赫拉特省的重要财政资源被伊斯梅尔·汗所控制，仅每一天的关税就可为伊斯梅尔·汗带来100万美元的收入[11]。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在《政党法》限制军阀参政以及严格政党注册登记的情况下，军阀所领导的政党虽然没有能够取得注册资格，但仍然能够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例如，这些拥有武装的政党可以推举自己的党员参加总统选举或支持某位候选人竞选。目前，伊斯兰促进会、伊斯兰民族运动以及什叶派圣战者组织的伊斯兰统一党仍然是阿富汗政坛中的主要政党。 为了扩大政治影响，这些军事政党还支持代理人成立符合《政党法》注册资格的政党，以直接参与选举。例如，在哈里里领导的伊斯兰统一党的支持下，阿富汗人民伊斯兰统一党成立。该党的领袖穆哈基克是军事政党伊斯兰统一党党员。该党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国会中为哈扎拉人争取更多的利益。除此之外，阿富汗最大的军阀派别伊斯兰促进会也成立了自己的合法政党阿富汗民族联盟。该党领袖为伊斯兰促进会前领导人沙阿·马苏德的弟弟瓦里·马苏德。此外，阿富汗前第一副总统、国防部长法西姆，阿富汗政府首席执政官阿卜杜拉均为该党成员。这些新成立的政党虽然在表面上已经同军事组织脱离了关系，能够满足《政党法》规定的注册资格，但无论是其主要人员构成，还是在政党的运作资金、政治宣传方面，都由军事组织负责。可以说，这些政党都是军阀组织操控的为其集团谋取利益的政治工具。 在政党类型上，这些政党都带有明显的克里斯马型政党特征[12]。其特点之一是以排他性的私人纽带和党员对领袖的直接忠诚为基础。目前阿富汗政党多由抗苏战争和内战时期军事组织演化而来，这些军事组织的成立就是信徒追随领袖的直接结果，在目前保持政党的组织运作中仍然能够发挥作用。第二个特点是克里斯马产生了特殊的权力形式，这种权力形式使得组织缺乏明确的规则和劳动分工，军阀派别权力较为分散[13]，上一层级军阀并没有实际控制下一层级军阀，只是发挥一定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就是克里斯马型的个人威信，但大多时候这种影响的发挥要依靠上层级军阀给下层级军阀提供资金和物资来维持。通过为下层军阀提供物质利益换取忠诚对维持军阀体系的权力结构十分重要，例如杜斯塔姆2007年不得不变卖了在塔什干的家产以维持下属忠诚所需的资金[14]。除此之外，派系内部非制度性的权力流动发生频繁，主要指军阀地位的变迁与制度、规定、推荐、考核等无关，而是由其他因素决定的。一场战斗或内部政变就可以改变一个军阀的地位。这种非制度性的权力流动往往在相邻的两个层级的军阀之间发生而很少跨级发生。这都会影响到政党的组织变化和活动。 (三)阿富汗政党民族分野鲜明 阿富汗的政党民族特征鲜明。在西方国家，不同的政党以意识形态或社会阶层来划分，而在阿富汗，不同民族之间的界线也是不同政党之间的界线。阿富汗是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聚居地。普什图人主要居住在阿富汗南部和东南部地区；塔吉克人主要居住在阿富汗东北部潘杰希尔谷地和西部赫拉特省；而讲突厥语的少数民族乌兹别克人和土库曼人主要居住在阿富汗北方地区。同样，这种鲜明的民族分野也反映了政党政治的现实。在阿富汗，拥有军事组织的政党实质上都是某一个民族的军事集团。例如，伊斯兰促进会由塔吉克人构成，而伊斯兰民族运动的主要成员是乌兹别克族，伊斯兰统一党是哈扎拉人建立的军事组织。普什图族因个体归属于不同的部落，基本上没有形成统一的政党。在《政党法》出台后，各军事组织支持下的合法政党纷纷成立，但仍然不能摆脱以民族论亲疏的窠臼。例如，在塔吉克人的支持下，阿富汗民族联盟成立。之后，哈扎拉人也成立了阿富汗人民伊斯兰统一党。由于长期以来普什图人在民族内部又划分为大小不同的多个部落，自抗苏战争以来就没有形成过统一的普什图人的军事政治组织，所以，在《政党法》和2004年新宪法相继颁布后，普什图人仍多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总统和议会选举。 新宪法也促进了民族政党的建立。在新政党成立热潮的背后，反映出了阿富汗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被强化、并开始追求政治权利的现实。新宪法规定了阿富汗是由多民族国家组成的，承认并赋予了少数民族公民权利④，重新确立了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的公民地位，也强化了他们的民族意识，并促使他们开始追求政治权利，而通过成立政党参政是他们追求政治权利的主要途径，这其中表现较为突出的是俾路支人。在阿富汗，大多数俾路支人生活在尼姆鲁兹、法拉和赫尔曼德等西北部省份的定居点。这些地方也被称为大俾路支斯坦的阿富汗部分(大俾路支斯坦还包括伊朗的西南部以及巴基斯坦的俾路支斯坦省)。俾路支人向来就有着强烈的民族认同，在阿富汗他们除了把喀布尔当做首都外，还把扎兰吉作为俾路支斯坦的首都。阿富汗重建后，俾路支人就开始了巩固民族地位的努力。2002年，《俾路支大辞典》在阿富汗出版。《政党法》和新宪法相继确立后，俾路支人开始谋求政治权利。2005年，他们在尼姆鲁兹建起俾路支文化中心，2008年文化中心升级为俾路支研究所。这一转变对俾路支人追求政治权利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标志着俾路支人从文化建构转向于追逐政治权利。从这个时候开始，根据该研究所的计划，它将不仅致力于保护俾路支人的语言和文化，还致力于保护整个阿富汗俾路支人的社会和政治利益。2008年，来自阿富汗不同地区的俾路支领袖们来到喀布尔同总统卡尔扎伊共同探讨作为现代多民族国家一员的俾路支族人的相关问题。其中的一项重要议题是让散居在全国各地的俾路支族定居尼姆鲁兹[15]。目前，阿富汗至少有四个组织宣称要保护俾路支人的文化和政治权利，他们在政治领域都发挥着类似于政党的功能。 (四)政党背后都有外国势力的支持 国外势力支持是阿富汗政党的又一特点。例如，塔吉克人的伊斯兰促进会得到了俄罗斯和印度的支持，杜斯塔姆的伊斯兰民族运动则有美国、乌兹别克斯坦和土耳其等国家为其撑腰，而哈扎拉人的伊斯兰统一党背后的支持者是伊朗。宗教文化联系、跨界民族的政治影响，以及大国和周边国家在阿富汗的战略利益都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由于阿富汗的政党民族分野鲜明，而某一民族同外部民族—宗教的联系就成为外部势力支持政党活动的主要动因。这种联系包括宗教文化上的联系和跨界民族之间的互动。在宗教文化联系上，哈扎拉人是阿富汗什叶派穆斯林的主体，自抗苏战争以来就一直得到伊朗的支持。伊朗不仅为哈扎拉人的军事组织提供资金和培训，还收留了大量的哈扎拉难民。更为重要的是，支持哈扎拉人军事组织及其政党，成为伊朗介入阿富汗事务的主要途径。而在跨界民族的互动方面，杜斯塔姆的伊斯兰民族运动得到了乌兹别克斯坦的支持。而基于同样的信仰和突厥语民族之间的兄弟关系，杜斯塔姆一直以来都受到土耳其政府的青睐，以至于在阿富汗重建后，阿富汗公民为了取得土耳其政府的签证，必须去马扎里沙里夫办理。而为了在阿富汗获得战略利益，俄罗斯和印度选择支持塔吉克人的伊斯兰促进会，主要是为了平衡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利益。因为美国和巴基斯坦都是普什图军阀和军事组织的支持者。如美国在阿富汗重建后选择支持南部军阀席尔扎伊、扎德兰等人，而巴基斯坦则长期以来都是塔利班、哈卡尼网络和希克马蒂亚尔的支持者。 三、阿富汗政党政治发展不完善的原因 (一)缺乏政党政治发展的安全环境 阿富汗没有为政党政治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安全环境，这是政党政治不能有效发展的主要障碍。自2001年阿富汗重建开始，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阿富汗的安全力量被快速创建，但阿富汗的安全形势不仅没有好转，反而不断恶化。2004年之前，多国部队的行动主要局限在喀布尔，美国的军事行动主要直接针对反恐目标，并没有考虑公众安全，而阿富汗安全力量的能力也不足以应对各种武装势力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塔利班势力开始在南部地区尤其是偏远的山区和农村大规模渗透，并在控制了这些地区之后设立了影子政府。2004年到2007年，多国部队在阿富汗维和人员的伤亡人数不断增加⑤[16]。安全形势的恶化，导致国际社会和阿富汗政府都把维持阿富汗安全形势作为重建的优先目标，无法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重建和经济重建等方面。2007年以后，阿富汗安全形势急剧恶化，无论是战斗维和人员还是平民的伤亡人数都大大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在阿富汗安全形势急剧恶化的同时，阿富汗政坛也丑闻迭出；在2009年总统选举中爆出舞弊丑闻，2010年喀布尔银行数亿美元不知所踪，成为阿富汗重建以来最大的经济丑闻，如此等等。在安全环境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其他重建都被忽视了，本来就先天不足的政党政治建设也难以有大的进展。 (二)阿富汗政治生活中民主内核的缺失 阿富汗政党政治发展不完善的另一大原因是民主内核的缺失。政党主要是在选举中发挥作用，而选举则是民主的体现。在阿富汗重建中，虽然民主模式被植入到政治生活领域，但由于一直以来民主传统的缺失，导致了阿富汗民主政治的有名无实。不仅如此，阿富汗民主精神的培育也遭受了重重困难。政府在经济和安全方面表现不佳，以及政府职能没有有效履行都削弱了推进民主进程的效果。其结果是民主精神在阿富汗的政治文化中还远没有进入主流。更为困难的是，目前大部分阿富汗成年公民都从来没有接受过教育，住在偏远的农村地区，鲜有机会接触选举以及其他现代信息。由于阿富汗的历史发展和民族文化的形成同西方国家差异很大，源自西方的民主精神对大部分阿富汗民众来说不仅是陌生的，甚至可能对它充满敌意。所以，对于民主精神来说，这些无疑是一种非理想状态，并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选举的形式化。在目前的阿富汗，选举的状况同以往相比依然并未发生太多改变。事实表明，在后发展国家中，民主往往成为一种形式，民众对民主的向往可能仅仅是对更好的物质条件的追求。正如阿富汗专家拉苏尔·达尔顿所言：“在发展中国家，民众对于民主的支持更多的是对民主国家好的生活水平的向往，而不是对对民主权力和原则的支持。”[17] (三)卡尔扎伊的个人因素 卡尔扎伊限制议会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是阿富汗政党政治发展不完善的直接因素。2004年过渡政府的成立以及新宪法的颁布，确立了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主导性作用。而一直以来普什图族的部落认同很强，但阿政坛中没有形成能够统一普什图族的政党。因此，为了限制和打压政治对手，卡尔扎伊一直强调独立候选人在总统和议会选举中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提高政党在议会选举中作用的改革方案总是不能通过。由于卡尔扎伊和议会的关系长期不睦，导致在卡尔扎伊的第二个任期内两者的政治对立进一步恶化。2010年，由于卡尔扎伊的阻挠，阿富汗新一届议会未能如期开幕。其背后的原因是新议会要求调查选举中的舞弊行为和一些议员们的犯罪行为，而卡尔扎伊不仅拒绝了新议会的要求，还关闭了之前成立的专门法庭。之后，卡尔扎伊和议会互不相让，导致了新议会在选举产生4个月后不能履行职责[18]。这次政治对立虽然最终得以解决，但卡尔扎伊和议会的关系却大大恶化了。2012年，阿议会不满卡尔扎伊长期以来独揽大权，通过了要求卡尔扎伊解除国防部长瓦尔达克和内政部长比斯穆拉·穆罕默迪的决议(对两者的投票分别是146票赞成对72票反对，126票赞成对90票反对，均达到了124票赞成的生效标准)[19]，但此后二人被卡尔扎伊任命为代理国防部长和代理内政部长，依然领导阿富汗重要部门。 在卡尔扎伊同议会对立的背后，是民族政治在作祟。为了限制其他各民族的势力，卡尔扎伊一方面试图瓦解少数民族军阀，另一方面则对普什图族进行政治庇护。例如，为了限制杜斯塔姆，卡尔扎伊支持了伊斯兰民族运动的诸侯军阀。2003年，卡尔扎伊授权杜斯塔姆解散乌斯塔德·阿塔的第七军，结果引发了阿塔与杜斯塔姆两派势力的武装冲突，而卡尔扎伊实际上一直在支持阿塔。而在限制塔吉克军阀的问题上，卡尔扎伊在2004年过渡政府成立后就解除了法西姆的国防部长职务，而最终因为法西姆家族同卡尔扎伊的哥哥共同经营喀布尔银行的缘故，2009年法西姆又重新成为阿第一副总统[20]。这种民族之间的冲突一旦进入政治领域，就会阻碍政治行为的良性发展，而政党政治的建设也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卫报》(the Guardian)刊文说，2012年阿富汗政府一度禁止团结党的政治活动，原因在于团结党抵制议会选举并要求驱逐和调查议会中的所谓“战犯”，而这些人大多数曾是抗苏战争时期军事组织的战地司令官。为了包庇这些普什图军阀，卡尔扎伊下令禁止团结党活动[21]，这也是自2001年阿富汗重建以来第一个被政府禁止活动的政党。 四、后撤军时代阿富汗政党政治的发展前景 (一)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不能保障政党政治的正常发展 阿富汗政党政治建设需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内环境，而目前阿富汗安全形势的不确定性显然不能满足这种要求。由于多国部队已从阿富汗撤军，长期受压制的地方势力会重新抬头，这将会严重破坏阿富汗的安全局势。其中，最为严重的后果是军阀战争的重启。在阿富汗的重建过程中，多国部队的存在是惟一能够压制各地方势力的因素。它们撤离后，阿富汗缺乏保障的安全形势将会为军阀与军阀之间、军阀与塔利班之间、甚至是军阀与政府军之间发生战争埋下隐患。其次，塔利班与政府能否和解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虽然目前阿富汗总统大选结果已经尘埃落定，在美国的斡旋下，加尼和阿卜杜拉共享了权力，但对于塔利班而言，无论是这两位中的哪一位代表阿富汗，它都不会满意，而且都会因其民族归属或政治意识形态而遭到塔利班的挑战。在多国部队撤出后，一旦阿富汗安全形势恶化，政党政治的发展很可能陷入停滞甚至倒退。 (二)政治制度框架的不明晰让政党政治发展前景暗淡 当今阿富汗政治制度的设计，并没有为政党政治在日后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留下多大的空间。就目前的制度安排来讲，阿富汗政党运作的合法性来源于宪法和选举法，这些法律保证了政党参政的合法性，但阿富汗宪法也确立了总统在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而且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总统和他领导的政府部门是政治生活中的主角，议会则受到压制。更为严重的是，议会和政党早在成立之初就沦为了民族势力和军阀势力的工具。2014年总统选举后，阿富汗政治制度的安排更为模糊化，这令政党政治发展前景堪忧。在第二轮选举结果出来后，由于阿卜杜拉一方一直抵制大选结果，因而在个别地方造成了两方势力的严重对立和冲突。在此情况下，通过美国的斡旋，加尼和阿卜杜拉达成分权协议，由加尼担任总统，阿卜杜拉担任首席执政官。但是首席执政官的地位并没有在宪法或是其他任何一部法律中被确认。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临时性的分权安排会进一步引起阿富汗各派势力的矛盾。其爆发点在于：同首席执政官相似，阿富汗第一副总统的地位也未得到法律确认，这一地位一直以来都是由势力最强大的军阀组织领导担任。在2014年的总统大选中，加尼选择了杜斯塔姆作为他的竞选伙伴。由于加尼的胜选，杜斯塔姆担任了阿富汗的第一副总统。一直以来作为阿富汗北方实际统治者的杜斯塔姆，他领导之下的伊斯兰民族运动同塔吉克人的伊斯兰促进会在阿富汗北方关系一直不睦，甚至爆发过武装冲突。这种情况为没有制度保障的首席执政官和第一副总统在今后爆发冲突留下了一定的空间。而作为不同民族(和军阀)势力代理人的政党也自然会受到这些冲突的牵连，从而破坏阿富汗政党政治的良性发展。 (三)阿富汗政党政治的发展前景有赖于民族和解的成功 如前所述，在阿富汗政治生活中，政党虽然也具有整合不同利益群体的组织功能，但仍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实质上，政党都是各军阀所属军事组织的工具，不同军阀派别之间最为清晰的界限就是民族属性。所以，阿富汗政党政治的发展有赖于阿富汗民族和解的成功。目前，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民族之间的冲突在不同地区也时有发生。例如，在北方地区塔吉克族和乌兹别克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就比较突出。此外，由于属于不同教派的原因，普什图族和哈扎拉族之间的仇视也一直存在，哈扎拉人还在塔利班执政期间遭到过大规模屠杀。但在目前阿富汗的民族矛盾中，普什图族和塔吉克族的矛盾最突出。如果说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区域性的，那么普什图族和塔吉克族之间的矛盾则是全国性的，集中表现在两者对国家政权的争夺上。2014年阿富汗总统大选的主要竞争者是加尼和阿卜杜拉，这两者之间的竞争则是普什图族和塔吉克族竞争的集中体现。阿卜杜拉拥有塔吉克和普什图的血统，但他的政治生涯开始于阿富汗伊斯兰促进会，所以一般情况下他被认为是塔吉克族的政治代言人。而作为长期生活在海外的普什图族人，加尼在2001年推翻塔利班后回到阿富汗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虽然之前在阿富汗各方势力中都没有什么影响，但加尼凭借其出色的工作能力还是获得了国际社会和卡尔扎伊本人的认可[22]，而且随着这些年在阿富汗从政经验的增加，加尼还是获得了阿富汗民众的一定认可，尤其是在普什图人中有较大影响。在第一轮选举中，阿卜杜拉赢得了除法里亚布和朱兹詹两省以外所有的北部和东北部省份的选区，而加尼则赢得了南方和西南方省份的选区，双方获胜的选区刚好跟他们的民族属性相符合[23]，由此可见，在当今阿富汗，依然是民族认同大于国家认同。不仅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人口较少民族的民族意识增强，要求分享更多权利，这进一步加剧了不同民族之间矛盾和冲突的复杂性，这种情况也不利于民族和解进程的推进。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能否通过政党之间的协调来实现民族和解?众所周知，目前民族和解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达成塔利班和塔吉克军阀之间的谅解，而塔利班向政党转向的可能性是否存在是必须考虑的。一般来说，这种可能性在实现和解后是存在的：第一，塔利班同军阀组织一样，本身也是集政治军事于一体的组织；其次，塔利班内部也存在主张通过和谈而进入阿富汗主流政治圈的领导者；最后，塔利班在阿富汗普什图族尤其是在南部地区依然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不难预测，如果转型为政党，塔利班可以获得部分普什图族占优势省份的选票。但由于阿卜杜拉等人和塔利班都对和谈采取抵制态度，至少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以政党协商的方式来促进民族和解是难以有所收获的。总统大选阿卜杜拉虽然败选，但在美国的斡旋下担任了首席执政官，这一职位的设置让阿富汗的政治架构更不明确，也让塔吉克人获得了抵制和谈的政治借口，这使民族和谈的前景更为暗淡。 五、结语 阿富汗的政党政治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建立起来后，在外来侵略和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一度停滞。2001年，多国部队推翻了塔利班的统治，在阿富汗重建的过程中，政党政治得到恢复。但由于在国家的重建过程中，军阀把持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大权，民族和解进程受阻，人口较少民族民族意识增强，要求分享更多权利，卡尔扎伊个人对政党政治的抵制，以及安全形势恶化等原因，政党并没获得良好的发展环境，也无法自我完善。实质上，阿富汗的政党沦为了不同民族军事组织派别争取政治权利的工具。军事组织派别一方面招募武装人员，抢占国家经济资源，扩充硬实力；而另一方面，虽然并不能在政治生活领域发挥主导作用，但各军事组织派别还是希望通过组织政党进行选举从而动员更多的民众，获得更多的支持，增强影响力。未来阿富汗政党政治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多国部队撤出后，阿富汗局势存在不少的不确定性，安全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同时，在外部势力的斡旋下达成的分权结果导致阿富汗政治架构的进一步模糊性也不利于政党政治的发展；最后，民族和解进程停滞不前，也会大大阻碍作为不同民族军事组织派别政治代理人的政党的发展。总之，在后撤军时代的阿富汗，安全重建、民族和解仍然是重建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而作为民主政治重要内容的政党政治仍然是被边缘化的领域，发展前景并不乐观。 注释： ①资料来源是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2002年印发黄民兴翻译的《阿富汗现代史纲要》，第65至66页，译自路易斯·杜普雷所著《阿富汗》1973年版。 ②从抗苏战争到阿富汗内战时期是这两个党的活跃期，时间为1979年至1996年。 ③内容来自阿富汗宪法The Constitution of Afghanistan(英文版)。 ④在阿富汗2004年《宪法》第1章第4节第3段中规定：“阿富汗是由下列民族所组成的：普什图、塔吉克、哈扎拉、乌兹别克、土库曼、俾路支、帕西、努里斯坦、阿玛克、阿拉伯、齐格力兹、齐兹尔巴什、古吉尔、布拉灰等。”内容来自阿富汗宪法英文版The Constition of Afghanistan。 ⑤多国部队2004年至2007年在阿富汗的死亡人数分别是：2004年为60人、2005年131人、2006年191人、2007年232人。标签：政治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英国政党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伊斯兰文化论文; 议会改革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伊朗伊斯兰革命论文; 宪法监督论文; 历史地位论文; 塔吉克论文; 中东局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