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有真赝 情理皆真——谈“三言”小说的艺术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艺术美论文,情理论文,三言论文,小说论文,事有真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三言”小说不论是否合乎历史和生活的真实，都具有情理的真实性。情理的真实性具有时代、地域和平民性特点，并且具有超时代、超地域和超平民的性质。
关于艺术的真实性问题，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艺术的真实是生活真实的形象化的反映；有人认为真实地反映客观实际才是艺术的真实；也有人认为艺术的真实是指艺术形象所反映的生活本质的某些方面及其高水平的艺术表现形式；还有人认为局部真实和整体真实的统一才是艺术的真实等等。这些看法大都是从生活、艺术和艺术欣赏的主体的关系来认识艺术真实的本质。不过，早在明末，冯梦龙就有了自己独特的艺术真实论：
野史尽真乎？曰：不必也。尽赝乎？曰：不必也。然则，去其赝而存其真乎？曰：不必也。……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其真者可以补金匮石室之遗，而赝者亦必有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感慨之意。事真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触性性通，导情情出。①冯梦龙强调的是理真情真。“情”和“理”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有时就是合二而一的概念。②
这是很有见地的，是冯梦龙基于对所整理的古今小说充分研究、透彻理解、准确把握作出的科学论断。冯梦龙虽不是“三言”所有小说的原作者，但他却是以创作者、整理者和欣赏者的三重身份，按照自己的审美情趣，对话本小说进行遴选、加工，并进行创作的，其中贯注了他的心血，寄托着他的审美理想，情理皆真必然是遴选标准和审美理想之一。再从艺术的本质方面来说，情和理是小说的内质要素，其真实程度如何是作品品位高低的标准之一。另外从创作者与欣赏者的关系来说，情理是二者认识运动的交汇点，是沟通感情的桥梁。因此，是否合乎情理就成了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美学原则之一，又是符合审美习惯与否的标准之一。按照中国审美的习惯心理，小说中的人和事，不管是否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只要合乎生活的逻辑和故事本身的发展规律，能自圆其说，也就是说只要具有真情实理，就会被认为是真实的，甚至会被认为比历史和生活的真实更真实。上面所引冯梦龙的一段话，实际上是对这些话本小说因具有真情实理而在读者中早已产生重大影响的总结，是“三言”小说具有高度的艺术真实性的准确、凝炼的概括。
从宏观角度考察，“三言”中的小说，既有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相当客观的叙写，也有纯属虚构的古人古事的摩写；既有人物心理活动的忠实反映，也有为了表现主题的需要而作的人物心灵世界的扭曲的描绘。可靠信实和荒唐无稽杂糅，传真写照和虚形假像并存。但不论什么样的题材以及怎样描叙，都以合乎生活的情理为尺度。真人真事的题材自不待言，即便写花仙虫怪、人鬼狐妖，也都赋予它们普通人的性情习惯和事理观念。白蛇艳羡人间生活，幻化成人去追求真挚的情爱，虽历经劫难而矢志不渝；③红兔贪恋男女风情，千方百计，不顾利害，追求于飞之乐。④其行动举止，悉合人意；其言谈话语，曲尽人情。其它如写义虎、蜘蛛精等，莫不如此。“三言”中写鬼的篇目很多，全是人世间各色人等的影子，都有浓厚的人情事理气息。写神仙的篇章也不少。吕洞宾因妒嫉而要杀人，却因法力不及反甘拜对方下风，作者借此告诉读者：人外有人，天外有天。⑤赵升经受住了七种的考验，终成正果，让读者明白，要成就任何一种事业都不是轻而易举的。⑥“张古老娶文女”看似荒唐，实则启示人们：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⑦《杜子春三入长安》则揭示了一个真理：人世间还有比金钱更珍贵的东西。这些实际上是借神仙讲说人世的公理真谛，表现普通的人伦情理，有一定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另外，“三言”中还有一些小说描写灵魂出窍、魄化赤鲤、附体转世等荒诞虚无之事，但人物的心理状态、情节的发展变化，也都符合那个时代的情理观念，含有一定的真实成分。
对“三言”小说的情理真实性作宏观研究虽易于获得较为全面的、概括的理性认识，却不易产生具体的、真切的感受。其实真正能表现“三言”小说情理真实性的还是具体的叙写和细节的描绘。《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从思想角度来说，莫稽有三个较大的转变。金老大邻翁为说媒找到莫稽，实告以团头家有个好女儿，且又家道富足。莫稽本瞧不起团头家，不愿与之联姻。但人穷志短，他一改初衷，俯就金家。特别是婚后，“莫稽见玉奴才貌，喜出望外，不费一钱，白白的得了个美妻，又且丰衣足食，事事称怀”。物质的引诱，美妻的吸引，引起了莫稽观念、心态的变化。不论从认识论的角度上来看，还是从人类实际生活的欲望上来分析，都是极其自然而又合乎情理的。“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固然可敬，“穷则思变”，不失松柏大节，也无可厚非。这是第一个转变。
但这种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花好月圆的结合，是极不稳固的。一旦受到传统意识、世俗偏见和偶发事件的冲击，这个“人作之合”便会出现裂痕。一是结婚满月，金老大为了“荣耀自家门户”，教女婿请同学会友连吃了六七日酒，却惹恼了现任团头金癞子。金癞子带了五六十个丐户大闹筵席，使得玉奴两泪双流、金老大满面含羞，莫稽心中不乐。二是莫稽连科及第，“琼林宴罢，乌帽宫袍，马上迎归”，街上小儿指着道：“金团头家女婿做了官也”。惹得莫稽“外面尽礼，却包着一肚子忿气”。
小说评论道：“好笑那莫稽，只想着今日富贵，却忘了贫贱的时节，把老婆资助成名一段功劳，化为春水，这是他心术不端处。”这种心术不端发展到莫稽将妻子推堕水中而达到极点。如果单就莫稽个人品质的变化轨迹来看，的确是有悖于常情正理的，但人的品质的变化也是社会的产物，社会必然有产生这种变化的条件。小说告诉我们：只要是“团头”，“随你挣得有田有地，几代发迹，终是个叫化头儿，比不得平等百姓人家”，“名儿不好”，“被人轻贱”。因为整个社会等级森严、官民尚且霄壤，何况是乞丐头呢！往来讲究旧族世家，婚姻看重门当户对，否则受人歧视事小，阻隔云路事大。就连玉奴尚且“只恨自己门风不好，要挣个出头”，何况是莫稽呢？是经济负担的磐石，紧紧地压住了他的羞耻之心，其实并没有消除他对“团头”的鄙视。一旦官场得志，掀掉了磐石，其羞耻之心又重新跃动起来。另外，莫稽和玉奴的结合，也是因为自己“无力婚娶”，并非真正的爱情的结果。所以他一旦出人头地，婚姻的砝码便失去了重量，心理的天平便产生了倾斜。但“妻又贤慧，不犯七出之条，不好决绝得”，唯一的办法是置玉奴于死地，方能“另娶一人，方免得终身之耻”。于是在浩浩大江之上，月明如昼之夜，莫稽向玉奴伸出了罪恶的双手。小说就这样以极合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和人物的真情实感的描写完成了莫稽思想的第二个转变。
莫稽思想的第三个转变较为复杂，也较有喜剧色彩。先是许厚德有心使玉奴和莫稽破镜重圆，定下招婚圈套；再是“莫稽正要攀高，况且联姻上司，求之不得”；后是玉奴虽恨莫稽薄情寡义，却矢志从一而终。这三个方面的情理因素决定了一个合乎情理的结果的产生：莫稽受了一顿毒打，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之后，陪罪认错，夫妇再合。
不仅人物的几个大的思想转变是以真情实理为根据的，一些细节描写也是如此。如金癞子大闹筵席一事，看来似乎于情理不合，但是小说的描写却告诉我们，金癞子虽非社会的上流人物，但却是现任团头，是丐户中的头面人物，和金老大又是弟兄相称，完全可以平起平坐。另外在婚丧嫁娶这一类活动中，一个人所受到的待遇无疑是其社会地位的集中体现。金老大招婚、做满月不相请，在金癞子看来，是不给脸面，是对他人格的否定，是对他地位的蔑视，这就难怪他气忿不过而采取了行动。那么金老大的做法就不合情理吗？也不是。金老大招婚时没有相请，或囿于习俗，或有所顾忌，自有他的理由。即便是个疏忽，也在情理之中。至于做满月，是金老大“教女婿请他同学会友饮酒，荣耀自家门户”。金癞子既非同学也非会友，更不能为他光耀门户，当然不会请他。但是这话却不能对金癞子明白直说，只好托辞“再三央告道：‘今日是我女婿请客，不干我事。改日专治一杯，与你赔话’。”这实在是心焦气急、无可奈何之语。因为金老大是主动地“把这团头让与金癞子做”的，平时那些“小心低气，服着团头，如奴一般，不敢触犯”的丐户，如今却如此嚣张，在他最需要荣耀的时候，却使他丢尽了脸面，剥夺了他因“出外没人恭敬，只好闭着门，自屋里做大”的最后权利，打碎了他退守心灵深处的仅有的一点自尊，其莫名的痛苦，一筹莫展的神态，都高度真实、生动、顺情合理地表现在“再三央告”之中。
如果说《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是典范的现实主义作品，其情理的真实性当然特别突出，那么，《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则以突出的浪漫主义色彩表现了同样的情理真实性特点。
故事的开始，范二郎和周胜仙二人的传情方式虽特别却合乎情理。范二郎是“好个伶俐子弟”，周胜仙“生得花容月貌”，于是“四目相视，俱各有情”。但范二郎伶俐而不轻狂，周胜仙泼辣而不轻佻，在大庭广众之下，周胜仙机敏地巧借刁难卖水的，用几句话就把家庭住址、父亲姓名、年龄、婚姻状况等信息传递过去。范二郎心有灵犀，也如法炮制，将自己各方面的情况迅速反馈过去。在封建礼法制度下，追求婚姻自主的青年男女，表达爱情的方式不外鸿雁传书、花园幽会之类，但这需要时间和必要的客观条件。而范、周二人是在游赏时偶然相遇，如茫茫烟水中的两叶浮萍，转瞬就会失去踪迹，如不抓住机会，失之交臂，也许会以再无相逢之日而遗恨终生。因此，一个主动机智，一个殷切敏捷，在特殊的情况下采用特殊的方式表达了互相倾慕之情。
后来两人同时得病，同时痊愈，是否具有情理的真实性？在暗传心意之后，周胜仙借对卖水的“你敢随我去”，把二郎引到自家门前，但不敢越礼教范围而将二郎直接引入家中，其拒之不舍爱又不能的心态可想而知。范二郎虽也爱得深沉专注，“在门前一似失心风的人，盘旋走来走去，直到晚方才归家、但也只能如此，再不敢越雷池一步而闯入胜仙家中，其就之不能舍之不忍的心理也完全可以想象。两个年轻人初涉爱河，不知深浅，又无处问津，只能隔水相望，忧愁幽思，急火攻心，自然病从中来。王婆说亲，正中下怀，本来就没有什么大病，只是焦虑思恋过度所致，一旦如愿，心病冰释，康健如初，也是自然而然之事。
在故事的第三阶段，周胜仙活活被气死又是否合乎情理呢？一个人在突然受到某种强烈的刺激的时候，可能使精神陡然紧张或亢奋，以至于引起呼吸的短暂闭塞，只要及时救护，不至于引起死亡。小说以十分精彩的言行描写作了交待。周大郎回家后听说范周二人已定下姻缘，即破口大骂，恶言相加，绝不同意这门婚事。周胜仙“一口气塞上来，气倒在地”。妈妈来救，被周大郎拉住，使女迎儿来救，被周大郎煽在一边；众邻舍走来欲救，也被周大郎冷言击退；“本是不死，因没人救，却死了”。不论从医学的角度，还是从生活经验的角度来分析，这些描写对周胜仙死因的说明都是相当客观而真实的。后来周胜仙死而复生，小说又作何解释呢？实际上周胜仙的死，只是一种“假死”，是身体的主要生理功能如心跳、呼吸等处于极其微弱的状态的一种现象，及时救助或因某些特殊原因，完全有复活的可能。小说在字里行间作了某些暗示：周胜仙死的当日，周大郎便买来棺材，“停留也不停留，只就来日便出丧”。而朱真盗墓是在出丧的当日半夜进行，距周胜仙的死只有一天半的时间。小说从周胜仙的心理、生理上解释说：“那女儿一心牵挂着范二郎，见爷骂娘，斗憋气死了。今番得了阳和之气又醒转来。”应当说小说特别尊重生活的真实，只以客观的描写和合乎生活逻辑的推测来解释生死现象，虽然没有科学的说服力量，却也显得中肯自然，具有较强的情理真实性。
可是在故事的高潮阶段，周胜仙却生而复死。乍听起来难以置信，小说的交待却极为自然而合乎情理。周胜仙虽然叫朱真报信给范二郎，但朱真为了长期占有周胜仙，却迟迟没有向范二郎透露一点消息。周胜仙在范二郎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于夜间突然出现在范二郎面前，必然被认为是闹鬼。范二郎于慌忙间提起一只汤桶打去，正中周胜仙太阳穴。周胜仙“大叫一声，匹然倒地”而死。在鬼神思想盛行的社会里，不要说像范二郎这样阅世浅又单纯的青年，放在任何人身上，处在这种情况下，都难以保持冷静，更难以在采取行动时讲究分寸，所以于惊慌失措之间顺手丢出一件东西作本能的抵御是极其自然的。巧的是汤桶打在致命部位，真的要了周胜仙的性命。看来难以理解的问题，小说都给了顺乎事理的解决。
总之，在小说故事的每个阶段，都是以合乎情理为准则的；在情节的每个转折衔接之处也都是以合乎情理为轴心的，甚至每个细节也都蕴含着情理的因素。这也许就是上举两篇小说和“三言”中绝大部分小说流传至今仍能脍炙人口的主要原因之一。
小说是社会生活的集中反映，必然受着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其情理真实性也必然突出地体现出这种社会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从而具备了鲜明的时代性、地域性和平民性特色。
“三言”中的一部分小说有的产生于唐、五代或宋、元时期，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朝代屡屡更迭，国情频繁变迁，风俗日见移易，反映在小说里，便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就小说的情理真实性来说，在这个时代里习闻惯见的事物，到了那个时代便可能逆情背理。
中国地域广大，民族众多，风俗各异。“三言”中的部分小说原本是市井传说、乡野异闻，包蕴着突出的地方特色和浓郁的乡土风情。杨八老经商遇倭，陷身日本19年，历经磨难，终和家人团聚。⑧这样的事只能发生在东南沿海地区。吴保安为救陷身蛮夷的朋友，在外经商，十年不归，终将朋友赎出。⑨这样的事只能发生在西南边陲。施润泽出门乘船，必定是在江南泽国；⑩刘德红炉暖酒，无疑是在北国寒乡。(11)其它如都市灯会遇艳，(12)乡村灌园逢仙(13)等各以其地域性的社会、自然环境为前提，给小说的情理真实性打上了特殊的印记。
话本小说的欣赏主体主要是市井乡村的普通民众，其创作者和说话人必然注意适应庶民的需要，迎合百姓的口味，以民众的好恶、是非、情理标准为标准。作为一种观念形态，话本小说的情理既不同于封建礼教意识，也不同于某种宗教思想，但又深受二者的影响，是一种具有民间风格的，最能体现民众情感、表现民众理念的意识形态。这种情理的平民性使小说植根于肥沃的生活土壤之中，获得了汲取无尽的养料，从而一度如山花烂熳，蔚为大观。反过来说，话本小说的蓬勃兴盛也证明情理观念已经融入了广大民众的生活意识，成了艺术欣赏的主导；合乎情理则真，不合乎情理则假。话本小说不仅是为平民所创作，也是为平民所利用的。“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说《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14)就是典型的例子。话本小说这种为平民所创作为平民所利用的平民性，使“村夫稚子、俚妇估儿”有意无意地“以甲是乙非为喜怒，以前因后果为劝惩，以道听途说为学问”，达到了目的和效果的高度统一。
话本小说的情理真实性的三大特点使小说有了特殊的价值。其时代性使之具有了超时代的性质。因为情理观是广大民众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的，具有相当稳固的性质，不论历史怎样变幻，人们的心理取向和价值观念都是延续的，不会有根本性质的变化，所以情理的标准也大致相同。因此，时至今日，我们和古人的心理能基本沟通，并没有因为时代的久远而造成理解的鸿沟。同样，其地域性特点也使之具有了超地域的性质。因为人们处于同一国度里，情理观念也不会因地域不同而有本质的区别，只能因生活方式的差异而带有地方色彩，这会给不同地域的欣赏者带来新奇感，产生特殊的魅力，使小说成为整个民族或全人类的共同的精神财富。所以鲁迅说：“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15)“三言”小说在历史上虽屡遭毁禁，仍然没有湮灭，仍在民间广泛流传，甚至传到世界上很多国家就是证明。
毫无疑问，话本小说的平民性也使小说具有了超平民的、亦即全民的性质。在话本小说兴盛的当时，上至太上皇，下至黎庶，都喜阅话本或喜听说话。宋高宗让位后，“喜阅话本”，“于是内珰辈广求先代奇迹及闾里新闻，请人敷衍进御，以怡天颜”。宋高宗竟然到了入迷的程度，“命内珰日进一帙”，符合心意的，“则以金钱厚酬”。(16)还经常召著名艺人进宫表演，“天颜喜动，则赏赉无算”。(17)老百姓更不必说。因为话本小说反映的主要是平民生活，而真正充满活力和生机的也正是平民生活，新鲜奇异之事，旷代绝世之闻，经过加工润色，正好可以满足各色人等的好奇心理。而人们的好奇心理，特别是宫廷对于话本小说的需求，无疑对话本小说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更促进了话本小说的平民化。
话本小说的情理真实性，不仅被同时代的作家所接受，也为后世的作家奉为圭臬。如凌朦初在《拍案惊奇序》中说：“其事之真与饰，名之实与赝，各参半。文不足证，意殊有属”，表示他的创作重在阐发人情事理。至于《红楼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部把情理形象化的巨著。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里借石头的话说：“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而《红楼梦》的权威评论家也看透了曹雪芹以小说传情说理的目的，常常依情理是否真实对具体人物、情节作出评判：“这便是真正情理之文”；“《石头记》一部中皆近情近理必有之事，必有之言……”；“此方是至情至理。最恨近之野史中，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何不近情理之如是耶？”(18)无论是从实践、理论，还是从影响方面来说，冯梦龙对话本小说“事真理不赝，事赝理亦真”的归纳，都是对中国古典小说美学理论的一大贡献。
注释：
①(14)《警世通言叙》。
②《礼记·乐记》：“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而不能反躬，天理灭矣。”郑玄注：“理，犹性也。”平昭注《国语》：“性，情也。”是以谓之情理合二而一。
③《警世通言》卷28《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④《警世通言》卷19《崔衙内白鹞招妖》。
⑤《醒世恒言》卷21《吕洞宾飞剑斩黄龙》。
⑥《喻世明言》卷13《张道陵七试赵升》。
⑦《喻世明言》卷33《张古老种瓜娶文女》。
⑧《喻世明言》卷18《杨八老越国奇逢》。
⑨《喻世明言》卷8《吴保安弃家赎友》。
⑩《醒世恒言》卷18《施润泽滩阙遇友》。
(11)《喻世明言》卷10《刘小官雌雄兄弟》。
(12)《喻世明言》卷23《张舜美灯宵得丽女》。
(13)《醒世恒言》卷4《灌园叟晚逢仙女》。
(15)鲁迅《致姚克》，《鲁迅全集》第12卷272页。
(16)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序》。
(17)元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6《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
(18)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196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