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土中国”背景下乡村文化发展的力量组合与发展对策
孟祥林
(华北电力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3)
[摘 要] “离土中国”背景下的乡村，在劳动力空心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乡村文化建设遇到瓶颈。政府力量、市场力量和传统力量是影响乡村文化发展状态的三个重要因素，三种力量的不同组合方式会影响乡村文化的发展状态，突出表现在效率与效果两个层面，最好的预期状态是“效率高+效果强”，但往往会出现“效率高+效果弱”或者“效率弱+效果弱”的状态，因此过多强调追求效率不一定能够达到预期效果。在乡村治理过程中，需要将效果放在突出位置，除了“效率高+效果强”这种最佳组合方式外，“效率弱+效果强”组合方式也可以作为备选方案。在所有组合方案中，只要存在“效果弱”的状况，相应的组合方案就不应该列入考虑范围。为了推进三种力量的组合效果，需要在乡村文化的供给侧方面做文章，加强文化项目的建设质量。
[关键词] 离土中国；乡村文化；效率与效果；力量组合；发展对策
一、城市主导话语权背景下的乡村文化边缘化
从20世纪90年代我国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大批农民从农业中析出进入城市，农民的从业方式、从业地点都在发生变化，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的变化过程中，农民的思维方式也在变化，农民所固有的乡土情怀也在变化。在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过程中，乡村空心化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不仅表现在乡村的优秀青壮劳动力被抽空，乡村土地大量被撂荒，农民的资产也在向城市转移。在以城市为主导的社会变迁过程中，乡村正在被边缘化[1]58-61，乡村文化生活出现伦理性危机[2]39-43，乡村服务城市、对接城市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乡村经济很大程度上依附城市，在城乡社会格局变迁中乡村越来越失去话语权，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乡村文化在被边缘化。这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乡村人才被空心化，乡风文明建设遇到阻力，乡村社会治安遇到挑战，乡村生态环境面临严峻形势。乡村文化建设不只是表现在古建、遗迹、名人、传说，政治建设、生态环境、产业结构、治安状况等都与乡村文化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很多传统局面都会被打破，“离土中国”发展背景下的村民心态、乡村环境、邻里关系、交往圈层等都在发生变化[3]，在城市的虹吸作用下，乡村文化正在不同程度地被边缘化。
图8示，以CON组(Atg5相对表达量=1±0.005)为标准，NC组和Si-Atg5组中Atg5相对表达量分别为1.07±0.04和0.40±0.06，NC组和Si-Atg5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729，P=0.019。
(一)乡村民主政治虚化问题
人民公社化时期乡村自治实行“政社合一”的方式，乡村既是经济组织也是最底层的政权组织，这种乡村治理方式虽然外在强制性很大，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乡村发展的自主性。强制性的行政命令非常有效，能够集中利用乡村资源做事，乡村集体能够很好地开展工作。但是改革开放后乡村开始实行“乡政村治”的治理方式，集体产权的土地通过包产到户实行分户经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凝聚力开始弱化。随后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更多的村民开始从农业产业中析出，或者本土创业或者进城务工，“有籍无户”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离土中国”使得乡村发展的民主决策难以履行，外出务工的村民不关心乡村发展，“代为表达”或“委托表达”志愿的情况非常普遍，再加上农业经营分散化以及农民从业多元化使得农民很难聚在一起决策乡村发展事宜，乡村民主政治建设存在严重虚化问题，这一问题也进一步影响了乡村治理过程中“当家人”的选择以及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问题。形式上的分散正在使村民的心分散，更多村民关注的是个人发展问题，传统经济时期注重的集体发展文化氛围正在淡出。
(二)乡村发展遭遇人才空心化
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强农惠农政策下，不少乡村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但是更多的乡村仍然沿袭传统的以农耕为主的单一产业结构，农业的附加值较低，农民增收速度很慢，劳动力在农业与非农业层面的边际收益存在较大差距。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业与市场的对接等都需要经历较长时期，于是在农民的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出现冲突，农民急于改变生存状态的愿望与乡村发展状态的长过程之间的偏差，使更多农民进一步从农业产业中分离出来。尤其是在不能规模化经营农业产业的地区，农业经营显得过于粗糙，村民会将主要精力用于非农产业上，农业产业于是陷入恶性循环状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源自农业产业的经济支撑被弱化后，农业产业也就失去了对村民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进而造成乡村人才空心化问题。人才是农村发展的原动力，但是目前农村缺乏让优秀人才“走回去”和“留下来”的机制，“离土中国”造成严重“人才离土”问题，乡村文化发展失去了人气，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瓶颈。
(三)乡风文明建设遇到阻力
乡村民主政治建设以及乡村经济的发展状态进一步影响到乡风文明建设。随着村民流动性加强，村民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传统乡村的熟人社会正在改变，基于宗族的由血缘关系凝聚在一起的非正式组织在乡村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这种非正式群体会进一步影响乡村“当家人”的选择并关乎乡村自治的效率。村民间的关系更多是以经济为纽带建立起来，传统经济时期的淳朴乡情正在受到挑战。单纯基于利益串联起来的村民间的联系会严重扭曲乡风建设，“德治”的外在软约束对村民产生的规范作用被弱化，村民间的关系掺杂了更多的逐利成分。村官是乡村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影响因素，贿选、代选以及其他的腐败问题以及赌博、迷信、享乐等不健康因素正在扰乱乡村自治制度并影响乡风文明建设。乡风文明状况是社会风气的综合反映，流动的乡村人口会将乡村之外的待人接物方式注入乡村，从而改变乡村的发展状况，因此乡风文明建设需要奠基在全社会综合治理基础上。与“离土中国”联系在一起的是传统民风的改变，传统的淳朴民风正在被新的元素替代。乡村文明程度是乡村发展的无形资产，影响到乡村的持续发展。“离土中国”让村民的心变散，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前提成为主导，零和博弈的村民关系不同程度上扰乱乡村社会秩序。
(四)乡村社会治安面临挑战
随着更多青壮劳力从农业产业析出，农村不但出现人才空心化问题，也同时出现了社会治安问题。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造成了严重的农村留守问题，老人、妇女与儿童成为了乡村成员的主体，在农村产业结构没有得到彻底升级从而引导外出务工农民回乡就业和创业之前，留守问题将会长期存在，这为乡村社会治安留下隐患，很多不法分子会在乡村地区作案。以农村中小学生上学为例，为了保证孩子路上安全，接送孩子就成为农村家长的沉重负担。村校合并虽然降低了办学成本，但很多成本就由家庭承担，这不但占用了人力、财力，村民不能全力进行生产建设。安全是乡村发展的基本前提，需要由乡镇政府牵头完善乡村安全保障机制。乡村留守问题是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的副产品，在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后，进城务工农民也经历了从打工、创业到市民的身份变化，但是多数农民还不具备在城市安家并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这说明在一项新制度出台之前缺乏相关的后续制度准备，而任何一项制度都是制度体系上的节点。乡村治安问题的解决涉及到乡风文明的发展程度，也是强化乡村凝聚力，从而吸引新乡贤在乡村创业从而升级农村产业结构的重要环节。
(五)乡村生态环境形势严峻
著名经济学家威廉·配第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乡村发展过程中可资利用的资源全部集中在土地上，为了发展经济就会在土地资源上做文章。在缺乏严格的制度约束情况下，土地资源由于勿须开发就会导致“公地的悲剧”。在以经济为主导的乡村发展过程中，土地、矿山、河流、树木等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以土地为例，农民为了增产增收，大量使用化肥和喷洒农药，不但农产品中有大量农药残留，而且很多有毒元素累积在土壤和地下水中，有些乡村由于地下水农药超标导致地方病，为了解决吃水问题，这些乡村开始开采深层地下水。生态环境是乡村发展的基础条件，单纯依靠耗竭性地开发传统农业资源获得经济收入的方式，已经严重影响到乡村可持续发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发展战略中特别强调了生态环境，城市与乡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类学家费孝通1938年在《江村经济》中就提出“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观点，在论及“农”的发展问题时包括了农业稳、农民富和农业丰三个方面的内容，“农业稳”需要从熟练和质量两个层面考察，单纯追求数量的农业发展方式最终会因为缺乏质量而不能满足“农民富、农业丰”的发展预期。
二、乡村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力量组合方式及效果评价
图 12：ht t p://img.mp.itc.cn/upl oad/20170701/9163525ddcac 45349232f 91671978e27_t h.j pg
式中，表示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表示产业部门所占比重的变化。式(6)的经济学含义为，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及变化受两个因素影响：各产业增长速度及产业结构变动，后者即为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
(一)乡村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力量组合方式
目前，知识产权评议的实施主要依靠国家知识产权局等业务主管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出台的政策性文件（包括部分部委规章和地方性立法）。而基于知识产权评议进一步规范化与科学化的要求，必须通过法律对于知识产权评议进行整体性制度构建，赋予知识产权评议适当的法律性质与效力，同时对知识产权评议予以必要的法律控制。
政府的行政力量影响能够按照乡村文化发展的总体目标配置文化资源和创办文化建设项目，具有足够的资金保障并且能够保证工作效率，但是行政力量的影响需要建立在充分调查基础上，只有充分了解乡村文化需求的供给才是有效供给，否则就会出现无效供给的问题。前期调查由于涉及方面较多而使问题变得非常复杂，在信息不充分情况下就会在效率与效果之间发生矛盾。效率注重过程和速度，效果注重结果和成效，只有二者高度一致才能够促进乡村文化建设，在行政力量影响下配置乡村文化资源，很多情况下会发生有效率无效果的问题，因此行政力量的影响需要适当控制。在政府力量的影响下可能会发生如下几种情况：“效率高+效果强”、“效率高+效果中”、“效率高+效果弱”。
①AA型组合：“效率高+效果强”
根据前文，政府力量、市场力量和传统力量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乡村文化发展进程，三种力量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都存在较大差异。表1表示了三种力量的不同组合方式类型、发展状态、制约因素以及相应的扭转方式。各种组合方式中，三种力量之间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牵制，并且出现“效果弱”的问题，因此需要变化三种力量的权重，谋求组合力量向“效果强”的方向变化。无论何种组合方式，最重要的是实施效果，这涉及到了文化项目与村民生活相结合的密切程度，只有村民参与积极性强的项目才是有效果的项目。在三种力量中，政府力量倾向于强制，虽然有效率但不一定能有较好的效果。市场力量虽然注重效果，但效率方面会在一定程度上打折扣。传统力量是来自村民的保持既有生活方式的力量，乡村文化建设需要保证有利于提升村民的生活质量，在此基础上谋求政府力量、市场力量与传统力量达成均衡的力量组合才是最有效的组合方式。乡村文化建设的目标既然是“效果强”，因此“效率”可以适当为“效果”让路，在出现“效果弱的”状况时就要对相应的组合策略进行调整，使其向“效果强”的方向转变。
行政力量的最大优势就是能够产生效率，但是盲目的效率会影响效果。前文论及，符合乡村文化建设要求的行政影响能够得到村民的支持，并且在村民中间能够产生正向影响，村民的参与积极性得到提升，村民通过参与能够改变自身生存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效率与效果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实现耦合。效率与效果的耦合实际上也就是乡村文化的供给与需求的耦合。这就需要政府创造更多的能够使文化需求与文化供给之间快速沟通的信息通道。政府在文化供给过程中需要将前期准备工作做充分。
②AB型组合：“效率高+效果中”
乡村文化项目的推进过程中，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村民的态度会发生变化，并且随着项目推进一些有关利益分配的制度会引起纷争，从而干扰项目继续推进。尤其当文化项目逐渐干扰到村民的日常生活时，来自村民的阻力就会更大。虽然项目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并且仍然在推进，但各种干扰因素的影响会延缓进入，文化项目的效果会打折扣。
③AC型组合：“效率高+效果弱”
行政力量影响下的文化供给如果与村民的需求相悖，就会导致“效率高+效果弱”发生，看上去乡村文化建设声势浩大，但村民会产生逆反情绪。文化供给的效率越高，来自村民的阻力就会越大。于是在高效率与弱效果之间就形成强烈反差，而弱效果会反过来进一步影响文化的供给效率，于是在效率与效果之间形成恶性循环，最终的结果是“效率无+效果无”。既然文化供给是无效供给，就应该在文化的供给形式、内容等方面进行重新设计，同时在供给的对象方面也要进行详细分层，使得这种情况发生反转。
2.市场力量：“效率弱+效果强”
对九甜粘一号设置为处理1：2800株/667m2；处理2：3100株/667m2；处理 3：3400 株/667m2；处理 4：3700 株/667m2；处理 5：4000株/667m2五种密度。试验采取3次重复，小区行长5米，4行区。试验按随机区组排列，设置6行保护行。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在澡盆里洗澡，洗完了，澡盆被端走，地上有一个圆圆的水印，我就指着水印说：“太阳！太阳！”据说我当时这样说的时候，是十分激动的。夏天，我赤着脚在地上走，脚上有水，地上就有脚印，我又指着脚印说：“小船！小船！”看来我小时候是有些想象力的，而我现在想象力要比那时糟得多。
①BA型组合：“效率弱+效果强”
目标函数(Objective Function,OF)[10-12]定义了低功耗有损网络中拓扑构建和路径选择的规则,如“最小ETX”。OF可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设计不同的规则,满足不同的优化标准。OF主要规定了RPL节点的以下3个规则:①怎样获取和更新路由度量信息;②如何计算自己的Rank值;③怎样选择偏好父节点。
在市场力量主导下发展乡村文化，行为主体需要寻找机会，在乡村文化发展与经济利益之间谋求耦合，乡村文化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磨合时间相对较长，投资主体的搜寻成本和试错成本相对较高，所以投资主体在投资过程中会坚持谨慎原则，虽然磨合时间较长，但选准目标后的投资一般都会获得相对较高的收益，因此形成了“效率弱+效果强”的组合状况。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谋求效果的成本相对较大，但可以降低无效投资的风险，对于有发展前途的乡村文化建设项目，投资者会有较高的积极性。
②BB型组合：“效率弱+效果中”
乡村文化建设处于起步期，再加上不同乡村的发展状态存在差异，市场机制下的投资者寻找投资机会的成本就会相对较高，较长时期的可行性论证就降低了运行效率，前文论及，只要投资可行就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但是长期的论证和搜寻会使投资者损失其他产业的投资机会，如果投资行为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行政影响，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程度就会加强，这种情况下的投资效果就会打折扣，出现“效率弱+效果中”的组合状况。
③BC型组合：“效率弱+效果弱”
“效率弱+效果弱”的组合状况在特殊情况下也会出现，原因在于投资者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扰动因素估计不足，乡村居民的兴趣偏移以及意愿失真是所有因素中最重要的。投资者的乡村文化项目介绍与村民对乡村文化项目的理解层面存在偏差，也会造成信息失真，在文化项目的后期建设过程中就会出现村民参与愿望不高或者阻挠文化项目建设的问题，这自然会影响文化项目的进一步投资，乡村文化发展进入恶性循环状态。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7年1月至2018年1月接受治疗的82例慢性心力衰竭合并室性心律失常患者为对象，开展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本研究已获得院伦理委员会批准。采用随机信封法将患者均分为两组。
本文假设，鉴于古代经学、诗学并无明确界限，对于翻译理论与实践，经权之辨当具有某种借鉴意义。经权之辨旨在指导人们面对具体事物和情境时，做出具体抉择，二者辩证统一。经乃根本指导思想和原则；权是方法论角度的通便做法，是对经的必要解释。翻译活动未尝不是如此。
3.传统力量：“效率弱+效果强”
1.政府力量：“效率高+效果弱”
传统力量是乡村文化的发展基础，乡村文化建设需要依托既有基础和习惯才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乡村文化建设需要进行文化现代化，有时会与传统思维方式产生冲突，从而会影响乡村文化建设的效率，但是传统力量在于固守乡村文化底色，而这正是传统文化的亮点，因此传统力量的目标在于突出乡村文化建设的效果，仍然要处理好效率与效果之间的关系。
①CA型组合：“效率弱+效果强”
新生事物会改变乡村发展秩序，绝大多数村民属于风险厌恶型，在外来力量影响乡村发展轨迹并且收益不确定性很强时，在乡村文化发展问题上很多村民持以不支持、不配合态度，文化建设的推进效率就会受到阻挠。因此乡村文化建设需要与乡村传统力量并行，乡村文化现代化需要奠基在传统的乡风民俗基础上，通过宣传、引导等方式赢得村民的支持，虽然推进效率会降低，但只要村民能够充分参与，文化项目就会取得较好的效果。
②CB型组合：“效率弱+效果中”
当村民的文化需求与政府的文化供给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时，虽然文化供给并不缺乏效率，但村民的支持力度并不高，只要文化供给不影响村民的正常生活，村民就不会有抵触情绪，即不会阻止文化项目建设或者破坏文化基础设施，但乡村文化建设的效果就会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行政力量的效率越高，文化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对称可能性就会增加，从而就会在更大程度上影响效果。这时就需要对行政力量进行修正，保证将更多的乡村文化需求因素纳入到决策函数当中。
③CC型组合：“效率弱+效果弱”
实验组则同时实施柴胡疏肝散加减治疗,即在美托洛尔治疗的基础上,实施柴胡疏肝散加减治疗,其主要的药物成分为12克柴胡、10克陈皮、6克白芍、10克川芎、6克木香、6克香附、15克酸枣仁、6克枳壳、6克甘草,将以上药物水煎,患者口服用药,每天用药1剂,分早晚2次用药。
有些文化项目的后期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发展规划，从而将土地资源用于不可恢复性的投资项目，乡村投资商能够获得更大收益，但村民需要承担较大成本。这样的投资项目没有在企业利益、社会利益和村民利益间实现耦合，由于是对乡村固有的发展要素进行了破坏性开发，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效率弱+效果弱”的组合状况。传统力量是乡村文化建设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出现这种组合状况时，就需要对传统力量进行校正以便“效率弱+效果弱”转向“效率弱+效果强”的组合类型。
企业纳税实务课程是会计专业必修课程，许多高职院校的会计专业都开设此课程，一般在学生具备一定专业基础知识的二年级开设，根据人才培养目标不同学时设计有所不同，一般开设一个学期72学时，也有少部分学校达到124学时左右。课程除涉及税收法律法规等知识外，在纳税申报过程中还需要计算机软件应用技能的支持，加之其较强的实用性，对任课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由于职业院校生源情况比较复杂，知识基础参差不齐，给课堂组织教学增加了很多负担，传统教学方式既不能满足多层次个性化教学的需求，也不利于落实现代职业教育思想。如何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解决教育教学中遇到问题是每一位教师都必须认真思考和主动面对的重大课题。
(二)乡村文化发展过程中不同力量组合方式效果评价
RANSAC算法于1981年由Fischler和Bolles率先提出，其本质是带有自适应去除干扰能力的最小二乘法。RANSAC算法能够从异常的噪声点中提取有效的空间圆弧数学模型[13-17]。
在乡村文化发展过程中，政府、市场和传统是影响乡村文化发展的三股重要力量，三者之间的力量差异可以影响乡村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三者都是通过影响资源配置方式对乡村文化的发展状况产生影响的。
表1 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的力量组合方式
注：↑表示“强化”，“↓”表示弱化，“—”表示不变。
三、乡村文化的供给侧状况
目前，农家书屋、文化站和健身广场等能够提升乡村文化品位的文化项目在乡村遭遇冷落，这不仅与这些文化项目自身的质量、分布等因素有关，也与村民自身状况有关。村民的文化程度不高，同时读书的愿望也不高，这中间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于是乡村农家书屋对村民的吸引力就会被弱化。这种心理导向会在村民中间传染，农家书屋就成为了乡村文化建设的“道具”。从供给侧层面看，数字电视、智能手机已经在乡村普及，这些获得文化信息的便捷方式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冲击传统的文化介质。村民获得信息已经超越了传统经济时期对广播、报纸、杂志、书籍、收音机等信息传播方式的依赖。村民对精神食粮的依赖程度远远低于经济利益的追逐，但在丰富文化生活方面村民并非对文化无需求，图像、声音等方式的文化形式相对于文字的文化形式更易于被村民接受，并且对于本来就文化程度不高的村民而言，在汲取精神食粮方面具有惰性，只有将文化资源送到村民身边时，才能够激发村民的消费愿望，因此在政府供给公共文化服务项目过程中，一定要在供给侧方面做文章。
(一)供给形式：怎么传播的问题
形式为内容服务，乡村文化供给的形式更要多样化，传统印象中的村民有更多的富余时间，而实际上村民很忙，除了要料理田间庄稼外，还要争取更多的打短工机会以谋求收入补贴家用。调查结果显示，村民全部开销中的绝大部分来自非农收入，村民将全部时间忙于生计，因此在文化消费方面的心情和花费就会降低。文化的传统消费形式已经不能激发村民的消费愿望，除了没有心情，更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大块时间。因此文化产品的供给一定要在形式上创新，能够让村民在碎片化的时间内消费，实现文化产品供给与需求对称。文化资源需要以村民听得明白和听得进去的形式表现出来，才能够对村民形成感染力，当有部分村民参与进来时，文化消费的这些最初体验者就成为了将文化资源“翻译”成村民能够接受的文化形式的传播者，这些村民往往也是文化消费的最初受益者。相同的文化资源在面对不同受众时需要变化表现形式，才能够将文化大众化。被誉为“太行山上的新愚公”的李保国就是在科技扶贫过程中能够将生涩的学术语言转化为村民喜闻乐见的大众化语言的楷模。李保国将科研成果应用于农业生产，到田间地头亲自指导村民进行农业生产，将科学研究的前言成果变成了村民听得懂和愿意听的知心话，将科研殿堂中的顶级学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需要科研工作者的细心、耐心、热心和诚心，将文化下乡和科技下乡与村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乡村文化建设需要好的内容，更要有好的形式，其间要有创新形式的能力和工匠精神。
(二)供给内容：传播什么的问题
文化内容要贴近乡村实际才能够激发村民的消费愿望，而现在农家书屋为村民准备的书籍与一般图书馆的书籍相差不大，文化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严重错位。健身广场的健身设施与村民的需求也相去甚远。村民需要与农村生活贴近的文化，文化产品中饱含了村民的奋斗和对未来生活的向往，让村民能够励志、奋进和感动，通过各种方式能够提升村民的生存技能。计划经济时期农村的文化资源匮乏，村广场上放电影成为村民最为期盼的事情，人们很早就会争相占座位，并且在电影开始前很长时间就已经坐得满满当当，农村文化资源稀缺是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这些电影会对村民的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包括服装、发行、谈吐、眼神甚至吃饭的方式等都在悄然发生变化。电影放映队将村民需要的文化资源送到了村民嘴边，村民感觉到大快朵颐的同时也能够慢慢消化。村民通过电影了解了外面的世界，于是对生活有了更多的追求。在改革开放后城乡二元经济壁垒被打破后，村民离开家园进城务工的激情与此前这些文化资源的渲染不无关系。正式电影放映前一般都会播放一些“加片”，这些“加片”或者是有关科技致富的，或者是有关社会公德的，村民从这里知道了更多有关“富裕”和“文明”的概念，影片中的这些文化资源潜移默化地改变乡村文化：婆媳之间关系更加融洽；邻里之间能够和睦相处；村民谈吐更加文明；村民到外面闯荡的心情更加强烈。只要文化内容与村民需求对称，就能够激发村民的消费愿望，并能成为改变乡村面貌的动因。政府的文化供给内容与村民的文化需求之间形成了完美对接。
(三)供给通道：传播途径的问题
要将好的文化内容传播给村民，除了要强调文化形式和文化内容，还要强调文化的供给通道。前文论及，为了建设乡村文化，很多地方大力推进农家书屋，事实上这种传统途径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因此创新供给通道也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需要到乡村调查，了解村民喜欢通过什么渠道享受文化资源。既然网络传播技术在农村已经普及，并且传统的文化传播通道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受阻，就要在文化传播通道上创新，商业活动、教育培训、基地建设等都是建设乡村文化的创新通道。商业活动是拉动乡村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通过商业活动能够把乡村文化资源整合在一起，也能够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联动发展，商业活动能够植入文化符号，也能够让村民感受到具有竞争力的文化资源的商业魅力，激发乡村精英进行文化商业化的激情。教育培训是将乡村文化提炼出来的直接通道，也是为乡村培养文化人才进而使得乡村文化得以产业化发展的重要通道，教育培训不等于文化学术讲座，要结合乡村文化建设实际找到文化建设的突破口，为村民展示乡村文化建设的精彩实例，让村民在情境中学习，认识到文化资源的商业价值，进而明白乡村文化发展与个人生活质量的改善间的关系。文化基地的建设更要结合乡村实际，在乡村文化基础较好的村庄建设基地，能够以基地为节点将更多的文化资源整合在一起，同时也将文化基地发展成为文化产业的孵化基地，让有文化技能和有热情发展乡村文化事业的村民加入到文化基地建设当中。除了以上通道外，还可以通过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渲染农村文化氛围，使得文化资源与乡村文化建设的通道多元化。
市场力量是按照供求法则在乡村配置文化资源，乡村文化发展与文化产业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效率与效果的关系层面，由于乡村文化能够很好地与村民生活联系在一起并能够带动村民参与乡村文化建设，所以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但是由于在发展过程中会因利益驱动导致发展轨迹偏离问题，同时因为开发资金到位较慢会影响发展速度，因此在发展效率层面会受到影响，缺乏效率的效果会导致最终无效果。在市场力量的影响下同样可以分为“效率弱+效果强”、“效率弱+效果中”、“效率弱+效果弱”等三种情况。
四、乡村文化发展对策
(一)强化村民对乡村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农民的主体性、乡村基层民主以及农民的自由与平等是实现乡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4]176-179。乡村文化是一种内卷化文化[5]202-206，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增强村民的文化自觉意识。费孝通在论及文化问题时提出“各美其美、美他人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其中论及了文化自觉、文化自强、文化自信之间的关系。文化自觉是基础，它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6]15-23。为此要引领村民认同传统乡村文化，并强化村民的文化主体意识。文化自觉首先要明白“我是什么”，而后要明白“我干什么”和“我朝哪去”，而这就是乡村文化的发展脉络，村民对乡村文化的认同，不仅表现在对既有文化的传承，也表现在文化创新，从而进一步强化乡村文化的张力。
1.石家庄市岗上村：“做好事、讲诚信”成为重要名片
石家庄市藁城区岗上村在乡村文化建设方面提供了典范。40年以来村子一直保持着记录习惯，将村子发生的好人好事详细记录下来，包括在路上拾到一袋冰糕或者捡到一头小猪等诸如此类的事情都要交到村里，因此在岗上村不会发生丢失东西找不到的事情，岗上村已经形成争相做好事的氛围。岗上村不只是将好人好事记录在本子中，在发生好人好事时会及时向全村通报并进行表扬，让做好事的人享受到足够的尊重。“做好事”和“讲诚信”已经成为岗上村两张珍贵的名片，岗上村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诚信村、文明村、富裕村。岗上村在乡风文明建设方面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氛围，每个村民都是这种氛围的创造者，也都是这种氛围的受益者。其他村庄的村民喜欢与岗上村村民打交道，良好的村风吸引了很多投资者助力岗上村发展。在投资者看来，岗上村的村民值得信赖，在岗上村的村风影响下可以形成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企业发展的监督成本与交易费用都会降低。岗上村并非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孤岛，在岗上村的影响下，附近的村庄都在乡风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并且不断向周边地区辐射。乡村文化建设需要长期积累，在循环累积效应下会呈加速发展趋势。“离土中国”在不断改变乡村思维方式过程中，以经济为中心的思维习惯在不同程度上冲击着传统的乡村文化，但岗上村的坚守以及从坚守中获得的收益说明，乡村文化是一种群体思维方式，每个村民都对这种文化氛围有贡献。
2.江阴市华西村：率先步入乡村工业化轨道
华西村在20世纪60年代就从建设小五金加工厂开始走上了乡村工业化道路，老书记吴仁宝年轻时就为华西村的发展规划蓝图，这既是经济发展蓝图，也是乡村文化发展的蓝图。在吴仁宝心中分量最重的就是“全村人共富”。吴仁宝强调发展乡村经济，但从来没有放松乡村文化建设，而且将乡村文化与乡村经济紧紧融合在了一起。制度是乡村文化的内核，严格而科学的制度能够让村民坚守村规民约，能够将村规民约的外在强制变成内在自律，从而将法治、德治和自治紧紧整合在一起。为了规范村民行为，吴仁宝规定“在公园里掐一朵花罚款一万元”，如果村官赌博则罚款100万元。在吴仁宝看来，虽然经济发展起来了，但人们的思想还没有跟进，需要通过严格的制度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约束。每个人都是华西文化的重要元素，因此塑造华西文化就需要从规范每个人的日常行为开始。华西已经形成了艰苦奋斗、诚信待人、团结共进、文明富裕的乡村文化，用吴仁宝的话讲，用两句话可以描述华西村的未来，即“美丽的华西村，幸福的华西人”，从理论上讲“美丽”“幸福”是没有上限的，这也成为了华西村的不懈追求，表示华西人永无止境的奋斗精神。这种华西文化已经形成强大的魅力，成为华西村聚人才、留人才、育人才的法宝。
3.寿光县三元朱村：冬暖大棚将春天留住
三元朱村以冬暖大棚蔬菜发端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王乐义作为三元朱村的当家人，在创业之初只身到外地学习冬暖大棚蔬菜的果菜种植技术，目标就在于改变传统农业的种植方式，带领农民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致富路。在将这门手艺学到手并带领村民实践该项技术时，村民并不理解。因为在农民看来春种秋收是自然法则，冬暖大棚要改变农业的传统种植方式，在王乐义让村民砍掉长势正旺的玉米改种冬暖大棚蔬菜时没有人响应。农民不愿意拿着一个确定性的收益换取不确定性的收益。土地是农民的全部依靠，冒这样的风险种植冬暖大棚蔬菜相当于赌上一年的收益。一种新事物从不被人理解到完全被接受需要一个过程，冬暖大棚蔬菜的广泛种植说到底不单纯是种植方式的变化，而是农民思维方式的变化，是传统农业转化为乡村工业的农业文化的变化，只有农民看到这种文化改变能够为自己带来确定性收益时才能够成为这种文化的支持者。在农业文化变迁中遇到了阻力，没有办法走出第一步，就不可能打开局面，从而让村民认同这种文化。王乐义决定让党员同志带头率先种植冬暖大棚蔬菜，当年冬季每户都实现了双万元的纯收益，这是20世纪80年代的双万元，村民见到了稳定收益，纷纷找到王乐义学习冬暖大鹏蔬菜的种植技术，冬暖大棚改变了三元朱村的村容村貌，在数九隆冬窗外雪花纷飞时，冬暖大棚内却是生机盎然，王乐义的潜心创造“留住了春天”，村民认同了这种新的农业文化，也就抓住了财富。
4.辉县市回龙村：绝壁上凿出“救命路”
在这一环节过程中，需要学生较为快速对各种数据信息进行分析与处理，尤其是较为浅显的信息应在图上进行快速标记，还有一些信息则需要学生通过题干中的未知量以及相应的坐标信息等对线段的长度距离进行表示，还需要学生较好地对距离与坐标之间的内在联系有着良好的掌握。
辉县市回龙村的张荣锁带领村民在太行山上凿出了一条“救命路”，改变了回龙村村民的生活方式，一条路将传统的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乡村与现代化的都市连接在了一起，这与张荣锁坚忍不拔的拼劲与村民对这种拼劲的认同并充分参与进去分不开。回龙村地处太行山深处，全村被40多道山梁阻隔，村民由于无法下山，山里的瓜果、药材和矿石无法运出山，村民虽然拥有丰富的资源但祖祖辈辈需要忍受贫困。为此张荣锁为回龙村制定了“先架电、后治坡，修通公路通汽车”的致富计划。张荣锁带领村民铲掉了9个山头，在绝壁上修了8公里的盘山水泥路，并且在悬崖上凿出了隧道。张荣锁与村民一道在悬崖上修成了这条“致富路”，张荣锁也被称为太行新“愚公”，电视剧《好爹好娘》中的村党支部书记的原型就是张荣锁。前文论及，村子发展方式的变化取决于思维方式的变化，这实际上就是乡村文化的变化。在悬崖上历经数年修成一条天路，将回龙村艰苦创业的精神永远镌刻在了这条“救命路”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回龙村的后人会将这种奋斗精神不断传承下去。这条路是改变回龙村命运的路，乡村文化从此改变，回龙村从此可以将丰富的农产品运往都市，并能够吸引资金建设回龙村，加速回龙村走向乡村工业化的步伐。回龙村全体村民的奋斗历程，就是对张荣锁艰苦创业精神的认同，并将这种认同转化为个人行动的过程，这个过程促成了乡村文化改变并改变了所有村民的精神风貌。
(二)乡村文化建设项目支持
乡村文化建设需要通过农家书屋、文化站、健身广场等文化项目进行拉动，在建设过程中要在质量上下功夫，增强文化项目的文化内涵与实用性，将文化项目与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激励村民参与，使乡村文化建设的政府行为演变为全民行为。
读书是获取系统知识的重要通道，在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农家书屋成为活跃农村文化氛围，让村民接受科技知识的途径[7]131-137。但是建设农家书屋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与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空心化问题联系在一起。在从乡土中国到离土中国的变迁过程中，青壮劳动力外出务工，乡村人才被抽空，文化程度不高的老年村民对农家书屋缺乏需求，中学生住校和小学生在家中完成作业，村民日常往来也主要限于关系至近者，平时除了忙于稼穑就是在空闲时间在本地打零工，因此农家书屋的光顾者很少。再加上书的品种并不丰富，很长时间内也不能更新，使得书屋进一步失去了吸引力。在“离土中国”背景下，村民的思维方式在发生变化，浮躁的心情使得村民很难静下心来读书。很多农村都已经普及宽带网络，村民在能够收看网络电视的同时，还能够享受免费wifi，丰富的信息也会使农家书屋逊色。在农民看来，自娱自乐更加适合自己。与农家书屋类似，文化站和健身广场也遭遇尴尬。农民从事的都是体力活，普遍认为没有必要到健身广场互动。相对于农家书屋和健身广场，文化站的文化资源相对更加丰富，但文化站的分布很不均匀，在数量上也不会像农家书屋那样多，分布的不均衡性使得只有少数人能够享受这种文化设施，这与建设文化站的初衷相悖。
为了避免如上问题发生，就需要突出针对农村居民的文化产品，即使同一种内容的文化品类也要以适合目标人群的形式出现，既然村民已经对实物的农家书屋反映不是很强烈，就要推出虚拟的农家书屋。在农村中依托每个村庄的资源兴办文化网站，以乡镇为核心，设置专门的负责人员将本乡本土的最新情况呈现在网站上，这样的文化书斋就完全打破了空间限制，异地做工的村民也能够随时关注家乡变化。由于网站上的内容都是本土文化，能够更好地拉近乡村与村民间的心理距离。网站的内容设计层面可以包括历史典故、乡村精英、乡土著作、实用技术、学习辅导、工作专栏、好人好事、失物招领、土特产品、民间风俗等各个方面，将乡村文化建设、乡村发展状况以及乡村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网页上的内容都是发生在村民身边的事情，村民会感兴趣。乡村文化建设不是单纯的政府行为，村民在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应该扮演主角，因此政府需要从村民的需要入手丰富文化形式。农家书屋和农村文化站等都可以通过网站方式建设，既可以让更多的村民便捷地接受文化资源，又可以尽量节省文化建设成本。乡村文化建设不宜遍地开花地重复建设，需要将网站与实体的文化站结合在一起，通过在经济基础较好的乡镇设置文化站，对农村腹地的文化建设发挥引领作用。以文化站为依托可以将体育场馆建设起来，作为召开群众性的体育项目的场所，运动项目也需要与村民的日常生活、劳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在不失趣味性的同时强调生活性。
[参 考 文 献]
[1] 陈锦晓. 论乡村文化的整合与构建[J].学习论坛, 2011(6).
[2] 丁成际. 当代乡村文化生活现状及建设[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4(8).
[3] 李佳. 乡土社会变局与乡村文化再生产[J]. 中国农村观察, 2012(4).
[4] 纪丽萍. 变迁视阈中的现代性与中国乡村文化[J]. 理论月刊, 2013(5).
[5] 季中扬. 乡村文化与现代性[J]. 江苏社会科学, 2012(3).
[6] 费孝通.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3).
[7] 郑欣. 治理困境下的乡村文化建设研究:以农家书屋为例[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2).
[收稿日期] 2019- 07- 07
[作者简介] 孟祥林(1969-)，男，河北保定人，经济学博士，华北电力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河北省保定市人民政府参事，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
[中图分类号] G249.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2273( 2019) 05- 0026- 08
(责任编辑 吴礼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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