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神奇契合——毛泽东个性及其成因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理想主义论文,现实主义论文,神奇论文,个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775；B84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801（2000）02—0089—07
恩格斯在评论欧洲文艺复兴时曾指出：“这是一次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1]。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伟大时代、 伟大实践哺育出的伟大人物。他的天才的思想、渊博的学识、远大的抱负、富有勉力的形象与顽强的求实精神、丰富多彩的浪漫主义情调、超人的胆略交织在一起，使“毛泽东”三个字早已超出了他个人称谓的界限而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一种精神的象征，成为这个世纪世界历史上个性最鲜明的巨人之一。这位巨人的个性突出地表现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神奇契合中。这种神奇的契合，决不是偶然的。这种神奇的契合，既与中国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制度设施、民族文化、社会心理、风俗民情、革命思潮紧密联系，也受世界潮流、西学东渐、马列传播和俄国革命的深刻影响。
在国内外对个性问题的研究中，我们首先注意到个性概念的多义性。而笔者赞成这样的观点：个性表现在性格、气质、智力、兴趣、爱好等方面[2]。 个性是一定的社会条件和教育影响形成的一个人的比较稳定的特性[3]。对毛泽东，戴维·艾森豪威尔说“十里之外， 就可以呼吸到他的个性。”[4]确实，毛泽东的个性是无以伦比的， 是现实与历史、理性与激情、意志与智慧、逻辑与幻想交织在一起的民族魂。综观毛泽东丰富多彩、光彩照人的个性，我们发现其中始终有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神奇契合。
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富有理想而著称的民族，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就深谙中国文化，他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主义的精神传统，并且吸收了西方社会中的一些新梦想与新追求。他是旧世界的挑战者，更是新世界的构想者。对未来的向往，推动着他对不合理现实的批判和改造；打碎旧世界的实践及其成功，又不断升华着他对未来理想的执著热情。在后一方面，他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气质体现得更为充分、更为浓烈。
毛泽东是具有诗人气质的伟大政治家。他常以诗歌鼓舞士气，抒发豪情，缅怀战友，鞭苔政敌。尼克松说，毛泽东的大部分诗歌“在描写使人振奋的斗争场面，特别是在描写残酷的斗争场面时，运用了鼓舞意志的手法，使人读起来感到增添了力量。由于具有这些品质，他才有可能激励他的同志们去完成像长征这样史诗般的业绩，使他的同志们成为一支几乎是不可战胜的队伍。”[5]“作为诗人浪漫气质的政治家， 毛泽东具有极其鲜明的个性。他的理想气势之磅磅，奋斗目标之宏伟，意境之瑰丽，视野之开阔，手段之丰富，在党内是无人可比拟的。他考虑的问题和作出的决策往往是一般人所意想不到或难以置信的。他充分展开想象力和预见力的翅膀，在做出决策和设计时驰骋飞扬，淋漓酣畅。”[6]
毛泽东的理想主义特征表现在人生理想、社会理想及经济生活理想诸方面。
一、高尚的人生理想。突出表现为崇尚圣贤。早年的毛泽东持有“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的见解，晚年的毛泽东则有“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向往。他崇尚圣贤是因为圣贤比帝王具有更高尚的品德，更能造福于大众。
二、平等的社会理想。早年的毛泽东视康有为的“大同世界”为圣域。对其表现出衷心的向往。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在追求社会平等的同时，对一切不平等的现实表现出难以容忍和必欲取缔的态度。50年代末和70年代中期发动的对“资产阶级权利”的批判就是突出的例子。他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为在中国实现他所理解的、充分平等的、最纯洁的社会主义消除障碍。
三、富裕的经济生活理想。在毛泽东看来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必然伴生物。在农业合作化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共产党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的农民都要富裕。
现实主义在毛泽东一生的思想和活动上都有体现和延伸，从而构成他的思想与行为的鲜明个性。青年毛泽东尤其注重人的天赋体能与意志力以及“躬与的”即直接面对“现实”，并以对“现实”的操作作为思想及实践的立脚点。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学习生活，对他的现实主义的个性来说，具有奠基的意义。那时，由徐特立手书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赫然镌写于一师的校门口，成为一师校训的根本和师生的座右铭。青年毛泽东深受老师的影响，在一师时期就游历湖南农村深入调查。从一师毕业走上社会后，他强调要“踏着人生和实际说话”，“引人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7]。在出洋留学热潮中，他冷静地考虑了自己的去留， 觉得与其糊糊涂涂去留学，不如先对国情有个具体了解，这样到国外去“考虑时可以借资比较”[8]。
在《讲堂录》中毛泽东记：“涤生日记，言要转移士风，当重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闭户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9]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 毛泽东的现实主义思想表现得更为完善和明晰。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说：“吾于伦理学有二主张。一曰个人主义。……一曰现实主义。”[10]泡尔生说：“凡实践问题，其发生常在学理问题之前，而尤为重要。所谓科学者，率由求实践问题之解决而后起。”他批道：“此言学皆起于实践问题。”[11]“伦理学之正鹄在实践，非在讲求。……伦理学示人生正鹄之所在，有裨于躬行。”[12]因此他比以前更高地强调力行、实践的重要性。他说：“凡吾思维所及者，吾皆有实行之义务，即凡吾所知者，吾皆有行之义务。”[13]“吾人须以实践至善为主务；即以发达吾人身心之能力至于极高为义务也，即以实践具足之生活为义务也。”[14]
正是在这种现实主义的引导下，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开始积极投身于革命实践活动。在斗争的风浪中实践自己刚刚学到的各种知识、理论，以决定取舍。在不断认识社会的过程中扬弃自己思想中不合理的因素。在不断的实践中，找到了单独的个性解放与中华民族的解放之间、单独的个人地位和作用与中华民族的地位和作用之间的结合点，单独的个人自由和解放与广大的人民群众自由和解放之间的结合点。
青年毛泽东的人生哲学思想是毛泽东个性发展史上的一段具有引领效果的序曲，它为毛泽东个性的未来发展定下了某种基调。作为日后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已经预备了思想功底，作为藏匿在他心灵深处的内在意向，作为他在青年时期通过艰深的修养工夫而被强化了的、充满了他的整个肉体与心灵的思想、情感与意志合一的主体精神，那种潜运其中的思维结构与定势，总是促使他在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悟、阐释与运用中带有自己的特点，从而导致他现实主义的鲜明个性。
《汉书·景十三王传》载：河间献王刘德说：“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颜师古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这是“实事求是”最早出现的地方。现在我们对实事求是的理解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不夸大，不缩小，正确地对待和处理问题。”[15]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把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概括为“实事求是”这“四个大字”，而这“四个大字”也就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精髓”、根本”。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毛泽东解释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同时从哲学高度区分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态度”，即“主观主义的态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他指出，前一种态度是“脱离实际的空洞的”，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哗众取宠”的态度，而后一种则是“实事求是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革命一实际结合起来的“有的放矢”的态度。所谓“有的放矢”，就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矢’，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的’”。毛泽东把“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有的放矢”等同起来，这就点明了实事求是这一原则和方法的固有的实用致思倾向和经世致用目标。毛泽东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为人生行事的原则和方法，标志着毛泽东个性中现实主义特征的成熟。
毛泽东个性中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特征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方面，而是始终交织在一起，有着神奇的契合。毛泽东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领袖，在个人素质上具备了其他人所本具备的领袖人物感人超凡的远见卓识。他通晓中国历史文化，深谙这个社会的内部结构和运行规则，以他了解中国最明晰、最深刻的功底将异域的马列主义灵活地运用于中国的革命实践，将之转化为连村野百姓亦喜闻乐见的民族思维方式、语言形式，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正是实事求是。而天生的诗人气质、后天得来的广博知识和伟大的实践，形成了他壮阔辽远的理想。“他是平易近人的，却又令人敬畏；他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释着革命的真理，却又设法儿恻度他内心那种充满神秘感的理想憧憬；他比谁都现实功利，能够实实在在地设计一条民族解放的大道，他又比谁都浪漫超脱，以哲人的热忱关切着人类的。自然的和宇宙的形而上学问题。”[16]
二
毛泽东个性就其生成的外部机制而言，突出地表现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神奇契合。就其生成的内部机制而言，则显然有着更为博大、更为深厚的社会文化渊源。毛泽东个性是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个一般原因是世界进步思潮的影响，特殊原因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伟大实践的磨砺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哺育。
（一）世界进步思潮的影响
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曾说：毛泽东以某种方式不知不觉地把个人历史融于一个伟大运动的历程之中，毛泽东这个观察家所关心的是作为历史人类集体命运的转变。因此，我们对毛泽东个性生成原因的考察首先应放在社会历史的总背景上，放在大文化的范畴中，也即我们的观察面应为更加深远和广阔。
毛泽东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杰出英雄人物。从总体上分析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轨迹，可以看出他在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前，许多西方思潮都曾冲击过他的思想。有的学者曾提出过“旅馆论”，即认为青年毛泽东在思想演变中，受各种思潮的影响。但这种影响都没有从根本上使他成为某些理论的坚定的信仰者，恰恰如同住旅馆一样，他在不同的理论房间里留住过，随之便很快离去。这种说法不无一定的道理。综观毛泽东的思想变化发展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欧文等人的合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等都曾给他较大的影响。而杜威的实用主义、罗素的社会主义改良主义、柏格森和尼采的思想也能在他思想变化的发展过程中窥见。至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也曾留下烙印。但毛泽东对世界进步思潮的开放态度与批判态度是辩证统一的。毛泽东是以世界眼光有选择地吸纳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进步科学文化思想中的合理部分，以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拓展自己的个性发展空间。
这种世界范围内的背景参照，还体现在学习他认为是有用的、人类共享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精心研习马恩列斯经典著作，并紧密联系中国实际，作出独特的贡献。
早在1912—1913年，毛泽东便有计划地阅读了《物种起源论》、《原富》、《法意》、《天演论》、《社会通诠》等西方名著。为更有效地改进思维方法，他还专门研读了J.S.穆勒著《穆勒名学》和斯特罗果维奇的《逻辑》。为了尽快掌握辩证法和唯物论，他反复学习西洛夫和爱森堡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以及米丁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并作了大量批注。他多次向人推荐日本学者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序说》，并评价说，它清楚地阐释了经济问题。自然科学方面，毛泽东尤其欣赏汤普生的《科学大纲》、普朗克的《科学到何处去》、琼斯的《环绕我们的宇宙》、爱丁顿的《物理世界的本质》以及杨振宁的《基本粒子发展简史》等，并不时把有关原理运用到自己的相关论著中。同时，他对西方文学名著也有一定兴趣。在其个人藏书室就有世界名著翻译丛书。所有这些，毫无疑义地拓展了毛泽东的知识空间和思维视野，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内自修的“洋博士”。
在中外对比中，毛泽东愈感中华民族苦难深重。革故鼎新、救民于水火的责任意识日趋明朗和坚定。在这种情形下，他自觉地走近了马克思主义。除早年所读《共产主义宣言》和《资本论》等等之外，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毛泽东系统学习马列著作的心情日益迫切。1942年9月15日， 他致函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凯丰：“整风完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大批翻译马恩列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他之所以急切阅读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是因为中国面临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革命理论的指导问题。在艰辛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年代，无论工作多忙、时间多紧，毛泽东总是坚持不懈，孜孜不倦地学习《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哲学笔记》等论著，并紧密联系中国实际，写出《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针对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篇章，成为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献。
（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磨砺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哺育
毛泽东个性根植于中国人民之中，是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在帝国主义侵略、封建主义压迫下，中国这个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不断动荡、冲突、矛盾变化和发展的产物，也是中华民族对外来侵略、内部压迫反抗的集中体现。周恩来同志曾说：“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17]。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话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18]。
毛泽东珍视古今中外优秀文化对自己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以实践方式实现的。他说：“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19]毛泽东息患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全部社会实践的产物。从井冈山到瑞金，从遵义到延安，从西柏坡到北京，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丰富而生动的经验积累，决定性的胜利成果，使毛泽东个性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特征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他坚信，有马列主义指导，有丰富的经验和胜利之事实，那么，代表党和人民所作出的决策、决定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反陈独秀、王明、李立三没有错，反日本、美国及国民党反动派没有错，让人们过上幸福生活，建立纯而不纯的社会主义更不会错。这种自信，一方面成就了伟业，另一方面又导致了“文革”的发生，因而需要具体分析。
“毛泽东”这一姓名称谓，早已内涵着比具体历史人物更为广泛的精神意义，毛泽东所具有的火一般的激情，点燃了20世纪的毛泽东的时代。毛泽东已是一个历史名词，应把他的个性生成过程，看成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他实际体现着我们民族的社会文化群体结构。毛泽东是特定历史环境中民族精神的化身，他是“民族大我”与“个体小我”的有机结合。在文化透视的含义上，我们既可以说毛泽东支配了整个民族，也可以说是整个民族塑造和养育了毛泽东。毛泽东的一生是中国近百年历史发展的缩影。
纵观毛泽东一生，他将主要精力首先放在了了解和掌握中国国情方面，致力于从根本上行之有效地解决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统一问题。鉴于此，他不仅努力谋求把握中国的现实，而且将探寻的目光投射到传统文化底层，儒、道、墨、法和“三李”诗学对毛泽东个性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神奇契合，有着突出的作用。
儒家思想作为漫长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统治中国思想界达数千年。其穷则独善其身，达而兼济天下的自修、参与意识及仁为至德、“人皆可以为尧舜”、“君子儒”等思想，对毛泽东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元疑产生了深刻影响。他的自律精神、民本思想、乱中求治观念以及“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责任意识和大同心态，很难说不是儒家思想批判性的逻辑延展。
道家的辩证思想及宇宙主体、天人合一的大宇宙、大现实、大浪漫意识，对毛泽东宇宙与个体、宏观与微观、思辨与浪漫等二元多极个性空间的构成富有启示意义，对于墨家，毛泽东以分析的态度面对“兼爱”、“非攻”命题，撷取其“尚贤”、“尚同”精华，尊重知识，礼待人才，力主四海团结，民族和睦，国家统一。至于法家，毛泽东否定了它的“息文学”主张，发展了“明法度”思想。
而儒、道、墨诸家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理想主义”精神的双重熏陶更使毛泽东个性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特征始终交织在一起。
在浩瀚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中，“民族忧患意识”是中国千百年来决定爱国知识分子心中深沉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优良传统之一。孔子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代、伴随着新旧制度的更替而出现的诸多的社会问题、诸多邪恶现象，不能不使当时的有识之士忧心忡忡，进而将这种忧患意识上升为解救社会苦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孟子目睹生灵涂炭、道德沦丧、人性泯灭、邪说泛滥的现实，深感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与社会实际的严峻冲突，于是，他自然生发一种“忧以天下”、“忧民之忧”的忧患意识，并想凭着“大丈夫”的果敢，勇毅去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
不仅儒家如此，墨家学派也忧世风日下、患民生多难。道家、法家也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了对现实政治的关心和忧虑。正是在这种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的熏陶下，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的忧患意识就具有了特定的指向，即指向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因忧患而冷静分析，因冷静分析而有现实主义态度。由忧患而防患和超越，并最终达成不忧、无患、自强、憧憬，这是毛泽东对民族忧患意识的发展和升华。由此，亦有理想主义态度与现实主义态度的交织。
同时，中国历史上的进步思想家，向来以极大的热情去描述理想社会。儒、道、墨诸家都憧憬、向往、追求“天下有道”的社会，并力图在现实社会中付诸实现。尽管各家对“天下有道”的理解和规定不同，但在把“道”视为一种尽善尽美的、有序和谐的状态，以及对这种有序状态的追求时，都是大体相同的。
毛泽东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主义精神特征的影响，表现为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虽然理性地看到了理想主义的不现实性、空想性，并对此进行批判，但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崇尚实践，富有浪漫精神；设想一种新社会和新生活，并进行试验，又表明他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主义精神。这在他的“新村”实验和组织“新民学会”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即使在他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明显地突出了理想主义倾向。
毛泽东的诗人才情使毛泽东个性更为丰富多彩，光彩照人。作为伟大诗人，无论诗坛李杜，词苑苏辛，未有此奇雄。其中“三李”诗学的影响使毛泽东个性中的理想主义色彩更显浓厚。因此，毛泽东不仅努力塑造自己革命家、实践家的现实主义形象，而且善于以诗豪、词杰、书圣的潇洒与豪迈来抒发革命理想，以乐观主义情怀期待革命胜利后的光辉前景。所以，他的诗词书法大气磅磷、长风出谷、如决大川，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理想主义有机统一了起来。此外，对于中国传统古典文学，毛泽东十分欣赏《离骚》、“初唐四杰”作品以及苏拭、辛弃疾等豪放派词作，同样是因为这些作家的作品既植根于滚烫的现实沃土，又因作家艺术心灵的照射而升华了现实生活，闪动着进步的思想、昂扬的斗志，不倦豪情、思想勃发、流丽飘逸，表现出强劲的生命美、激情美、力量美。
[收稿日期]1999—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