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文化北播及其与匈奴关系的初步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匈奴论文,关系论文,夏文论文,化北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夏文化就是夏朝夏族创建的文化。关于夏族活动的中心地区，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是豫西晋南地区〔1〕，时间大体是公元前21—前17世纪。夏文化的特点，先秦著作每有涉及，秦汉著述时有引述，但都零散不全。考古方面，豫西晋南地区于夏代积年内的文化以二里头遗址文化为代表〔2〕。经过多年的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3〕。
了解夏文化，弄清它和先商文化的区别是必要的。李伯谦先生对此有详细的研究。这里引述一些可以体现其基本区别的陶器方面的情况，以资参考：
夏文化比较稳定的陶器组合是长腹罐、圆腹罐、大口尊、三足盘、刻槽盆、小口瓮等；先商文化中比较稳定的陶器组合是鬲、甗、长腹罐、瓮、盆和豆等。有人形象地将夏文化称之为“罐文化”，将先商文化称之为“鬲文化”。器形上，夏文化陶器从早到晚平底器渐少，圜底器、凹圜底器逐渐增多；而先商文化中，自始至终都以平底为特色。夏文化一般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少于夹砂陶；先商文化恰恰相反。夏文化陶器以灰色、器表以有纹饰占绝大多数，其中主要是绳纹素面陶较多；先商文化中有较多的褐色陶，绳纹虽也为大多数，但比例低于夏文化陶器，素面陶则大大高于夏文化〔4〕。
其他差别还有，但以此为大。本文即以此为参照，初步探讨夏文化向北方的传播及其与匈奴人的关系。
一、夏文化向北方传播
夏朝灭亡后，夏族人四处奔逃，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我以为是向北迁移了。文献与考古方面都有丰富的材料证明。
（一）先是夏桀自伊、洛迁至晋南。《竹书纪年》云：“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5〕有学者直说斟寻即二里头遗址〔6〕。二里头遗址规模宏大，夯土建筑，具备作为都邑的条件。再由“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7〕看，说桀都斟寻（二里头）是可信的。夏桀因为荒政无道而遭到东方大邑商的讨伐。《诗·商颂》说，“韦顾既伐”，即是商先进攻夏的与国。韦与顾遭伐，东方屏障解除，夏桀遂“徙都安邑”〔8〕。商人继续追击，“汤伐桀，升自陑，战于鸣条之野”〔9〕。战于鸣条事，各书所说略同，惟鸣条所在地，学者间颇有异论。《帝王世纪》谓安邑“西有鸣条陌，汤伐桀战昆吾亭”〔10〕。此地今仍名鸣条岗〔11〕。由“升自陑”〔12〕及《史记·殷本纪》“桀败于有绒之墟”〔13〕看，鸣条在安邑西是不错的。
夏桀败之，古书多谓奔于南巢。南巢何在？《史记·夏本纪》之《正义》云：“庐州巢县是也。”学者至今多以为是〔14〕。周秦至汉魏文献所记“巢父”、“巢亭”、“巢门”、“巢国”、“南巢”之名很多。南巢在庐州说大概是根据《左传》文公十二年、定公二年所记吴、楚间小国“巢国”之名，附会而成。实际上春秋时，河南还有一个巢地〔15〕。夏桀败绩鸣条，是在商人一路追击包围下战败的，南逃巢县的可能性显然不大。《太平寰宇记》卷四三晋州襄陵县条有：“巢水源出县东南，巢山在县北15里”。以事理及地理推之，此巢山、巢水与夏桀败逃处应更相近。夏、商王朝中心经常迁移，周代殷又封古帝王苗裔于各地，迁封诸侯事也时有发生，古地名因此屡变，造成异地而同名的很多。两汉经生多据春秋战国的传闻及地名，注疏古书古事，反不如魏晋隋唐各地方志书，根据当地故老相传而记下的可信。夏人事迹多在山西特别能说明这一点。
（二）山西地面多有大夏、夏墟的名称。如《史记·晋世家》之《索隐》引《世本》云，唐叔虞“居鄂”。宋衷注：“鄂在今大夏。”《左传》昭公元年有“迁实沈于大夏”。杜注在今晋阳县，服虔说在汾浍之间。春秋时齐桓公“西伐大夏”〔16〕，学者多指在山西西北部。秦刻石记功碑也有“北过大夏”语。据刘起釪考证，古书所记仅晋西南就有大夏、夏墟之名7处之多〔17〕。由此可见，以夏相称的地名遍于晋境各地。徐中舒说，“地以大小为名，原有对称之意，故地称小，新迁称大”，如大月氏小月氏、大梁小梁、大东小东等〔18〕。大夏应即是从夏人原居地迁出的一部分。
（三）《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索隐》引《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中国谓之匈奴”。又张晏曰：“淳维以殷时奔北边”。这里直说夏桀之子率众北徙。
（四）与夏人一同北迁的还有昆吾。昆吾，商人曰鬼、鬼方，周作虞（吴）氏、禹氏，楚则曰昆吾、昆仑。《国语·郑语》云：“昆吾为夏伯”。徐中舒说：“他们原是古代两个联盟部族”〔19〕。《左传》语：“昆吾夏桀同日亡。”〔20〕《诗，商颂》也说，“丰顾既代，昆吾夏桀”。他们是同宗伯国，因此会协同作战。《说文》云：“壶，昆吾圆形器也。”夏亡以后，圜形器多出土于山西、陕北、内蒙中南部地区，正是他们向北迁徙的明证。
（五）卜辞反映的情况。有商一代，直接说到夏的文献没有留下来。卜辞见到的是
方、土方、羌方、鬼方等，许多时候他们是商的敌国。《诗·商颂》说，“禹敷下土方 ”。土方的地望，邹衡以为在山西石楼县〔21〕；李伯谦说“当在太行山北段左近求之”〔22〕。两说近。胡厚宣还考证土即夏，土方即夏人居处的地方〔23〕。说明到了公元前15、14世纪，夏在北方还是一个强大的方国，与商人经常处于对抗之中。正因为此，卜辞常有征土方、方（方、鬼方，董作宾以为系同音假借字〔24〕）的内容。武丁以后他们被打败，从此少见于卜辞。
以上是文字资料的反映，考古文物方面也提供了不少证据。
山西地面，相当于商代早期的文化遗址分布比较普遍，“文化分布范围往往都在二里头文化的区域范围内”〔25〕。晋南地区以东下冯晚期为代表〔26〕，晋中地区有太原光社〔27〕、汾阳峪道河〔28〕、忻州游邀〔29〕等文化遗存。
东下冯类型与偃师二里头文化的渊源最深，这是大家公认的。“东下冯遗址文化层……（晚期）一般在年代上比河南二里头相同类型稍偏晚”〔30〕。显然东下冯类型晚期直属于夏末或夏亡以后。
晋中地区，“从目前发表的晋中地区（包括吕梁山区）的资料看，相当于夏商阶段遗存其主体成份应属于二里头文化”〔31〕。邹衡把它分为四类，其中第二、三两类时代相当于夏至商代早期〔32〕。从文化面貌上看，以二里头文化成分为主，如单把鼎、简流爵相似于二里头类型同类器，平口蛋形瓮、鼎、碗形豆见于东下冯类型的地区。纹饰以绳纹为主，至于圆腹罐等更是二里头文化的标志器。游邀遗址晚期的许多特征，据发掘报告说，“与其说与龙山文化有所差别，莫如说与更晚的商代接近”。其实这种急速的变化，正是由于先进的夏文化向北传播造成的。夏文化与先商文化到夏后期两者日益接近，到商代夏而起后两者在考古学上已很难区分了〔33〕。孔子说过夏、商、周相因相革的话，《礼记·礼器》也说“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或青或素，夏造殷设，周坐尸”。说明他们也觉察到这一点。另外，在太原狄村、东太堡等地出土的陶器鼎、爵、盆、豆等与二里头同类器也相似〔34〕。
夏文化对于北方的渗透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也越来越向北推进。如位于内蒙古中东南部的朱开沟遗址第五段（早商），其中大型房址四周均有垫土墙基，居住面用黄粘土铺地，其下铺有烧烤过的细砂。据发掘报告，造型与建筑方式“与二里头九区的相似”。不光如此，第五段文化特征的许多方面表明，二里头文化已深入到这里。如自第三段开始出现的圆腹罐，到第五段时，“这种罐无论在遗址还是墓葬中，均占有显著的位置”。发展序列极明显，口沿由侈口矮领→直口高领→叙直口矮领，腹部由微鼓→鼓腹→圆鼓，底部由平底→圜底或圜底内凹。陶器大多数为灰陶，呈灰褐色，绳纹猛增到80%以上。发掘报告还说，第四段与第五段之间有明显的变化。这同游邀遗址的情况相仿，是由夏文化的深入造成的。属于第五段的四座出土青铜器的墓葬，特别能说明这一点。四墓共出土铜戈四件，短剑、铜刀、铜鍪、铜耳环各一件，铜圆牌四件，带纽圆腹罐二件，陶簋、陶豆、石刀、石斧各一件和石串珠等〔35〕。显然这四座墓与其他墓葬颇有不同。没有花边鬲，而这一直是朱开沟遗址墓葬中最多的器物。也没有蛇纹鬲，所有的都与二里头的相似。铜器水平与前期相比，提高过多，看不出连续关系。相反与二里头、尸乡沟出土的环首刀〔36〕、虎头纹〔37〕铜戈、短剑等渊源极明显。结合房址特征及整个陶器变化情况看，说二里头文化的主人已到了这里是有充分根据的。
在北方，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朱开沟一地。在陕西北部出土的玉石、陶器〔38〕，内蒙古喀喇沁旗发现的石磬〔39〕，以及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出土的陶爵、鬶等〔40〕，都有明显的二里头文化特征。内蒙古中、东南部地区可能是夏文化向北推进较集中的一个地区。
夏文化向北推进，与前文提及的与商殷的战争可能有关系。卜辞有“贞
大邑于唐上”（《金》611），“乙卯卜，争，贞王作邑帝若，我从之唐”（《乙》570）。就是说战争胜利后，在唐地筑城以监视镇压各部族。
北方地区在受到夏文化影响之前已有自己的文化创建，但是青铜制器水平不高，夏文化推进到这里与之融合，创造了独具特点的新文化，这就是“中国北方青铜文化”。有人称之为“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夏文化在其中的重要影响是很明显的，正是由于夏文化向北发展，推动形成了中国北方青铜文化。朱开沟墓葬的青铜刀、戈、鼎等与圆腹罐、豆、簋伴出是最好的说明。
朱开沟文化到第五段后突然消失了，既看不出战争毁灭的印痕，也看不出自然摧残的迹象。看来只能用继续迁徒来解释朱开沟最新文化创造者的归宿问题。殷墟卜辞也透露有这方面的信息。“己酉卜，
贞，鬼方易，亡囚（祸）？五月”。（《乙》6684）丁山、于省吾释“易”为“风气飏”，“鬼方易”即鬼方远飏之意〔41〕。武丁以后他们不见于卜辞，也说明他们可能移徙了。他们去了哪里呢？
我们知道，在这前后北方地区有一部分人向西迁徙了，后来被称为大夏、月氏〔42〕，还有一部分人去了夏家店文化区〔43〕，或者留居于河西一带〔44〕。其中一部分我以为去了遥远的西北方。下面一节是对这一历史变迁的初步考察。
二、夏文化与卡拉苏克文化的关系
卡拉苏克文化是公元前14世纪前后开始出现于南西伯利亚叶尼基河沿岸的一种青铜文化。关于这一文化的渊源，学者们的意见分歧很大。本世纪40—50年代，苏联一些学者如吉谢列夫认为，“卡拉苏克文化中，有东南方向中国北部居民带到叶尼塞河沿岸的器物”〔45〕。但后来，吉氏转向于肯定塞伊马青铜文化对卡拉苏克的影响。但是塞伊马青铜文化没有陶器伴出，单用青铜器来推断绝对年代不能令人信服。一些苏联学者就把塞伊马文化的年代断在公元前11—前8世纪，即不早于卡拉苏克文化。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卡拉苏克文化的发源地在米努辛斯克盆地的西南、接近于帕米尔和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认为卡拉苏克文化创造者的祖先由此渗入蒙古、图瓦和米努辛斯克盆地，同当地居民融合，形成卡拉苏克文化和鲁加夫卡文化。卡拉苏克文化的个别器物向南传入中国殷（迟至周）文化中〔46〕。此一说法明显不实之处太多，仅是指出中国北方青铜文化在商代早期即已初具规模就足以令其结舌了。
从卡拉苏克文化与其前期安德罗诺沃文化比较及多数学者的意见看，卡拉苏克文化是受外来影响而形成的一种青铜文化是没有问题的。现在问题是它到底渊源于何处？
我觉得首先分析卡拉苏克文化的标准器物，然后进行综合考察不失为弄清其来龙去脉的一条路子。
卡拉苏克文化的标准器物，陶器方面以圜底形器为代表，占绝大多数。这是和前期安德罗诺沃文化平底形器大不相同的。圜底器中又以颈部陡直而高度适中的球形或“芜菁形”陶罐为最常见（占83%）。纹饰有乱划纹、杉针纹、几何纹、三角形花边和素面的。青铜器中弧背弯刀最典型。吉谢列夫把它分为曲柄刀、凹背刀和弧背刀几种。不过这几种刀在曲柄、弯尖、有段和有格等主要方面非常相似，说明它们的渊源是一致的。有学者分析后期以析背刀最典型，是前期发展的形式。兵器方面有短剑和戈。短剑身与柄之间有凸齿，齿下有凹槽。铜戈有銎管，近圆锥形，援部扁平。戈有的呈三角形，有的较方正仅在末端变尖。工具方面以铜锛为典型，都是有銎锛。这几样以后期出土的为多。另外还有一种用途不明的弓形器，苏俄有人叫它“牛轭模型”，主要出土于卡拉苏克文化后期遗址（或叫它“石峡期”）和塔加尔早期遗址中。
以上是卡拉苏克文化中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器物。很显然能给这一文化以深刻影响的文化族体至少要具备这样三个条件：一是它的发展水平相当高，因为卡拉苏克文化的青铜制器水平不低于中国北方的青铜文化，某些方面还超过黑海沿岸晚期青铜铸器水平；二是陶器系列上必须是使用圜底形罐器为主；三是时间上必须是在公元前14世纪以前已经达到这一水准。
放眼望去，整个欧亚内大陆的广大地区，公元前14世纪以前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的文化族体，我以为除了推进到中国北部的夏文化再无第二个。也就是说，是夏遗民中的一部分人由于受到商人的压迫或其他原因，不远万里向北迁徙，最后到达米努辛斯克盆地，在那里留下了他们民族文化的标志物：圜底形罐和青铜器。当时的戈壁沙漠比现在小得多，也窄得多，穿越过去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47〕。气候的转变也是有利因素，从夏代后期开始气温变暖，商代大部分时间里气温暖湿〔48〕。这就容易促使原处暖温带的人群向北移徙。
那么卡拉苏克文化的标准器物能否在夏文化中找到它的渊源流变的情况呢？
卡拉苏克文化的圜底形罐大多数呈球形，夹砂，灰褐色，往往有三角形花边。在朱开沟文化中这种罐是在第四段（夏末）开始出现的，到第五段（早商）大有增加。这种花边罐在偃师二里头出现不少，东下冯类型中已经很多。陶罐的形状，二里头类型是圆腹、长腹占多数，到朱开沟文化晚期已是“器腹圆鼓，近球状”。这和卡拉苏克文化的球形罐相差无几，演变序列分明。
铜锛的使用，我国可以追溯到偃师二里头，锛为实心，到商代早期（二里岗）出现了銎管。这种有銎锛在我国广大地区甚为流行。卡拉苏克文化的铜锛形状和我国殷周期北方出土的铜锛标本完全一样〔49〕。
关于剑和戈。从形制上说，早期的铜剑和铜戈是从玉戈演变来的。我国北方出土的戈和剑，有人认为是受商代的影响，实际上商代的戈与剑都是继承了夏代的传统。有学者指出，夏民族本是“柄戈尚武”的民族，商代凡有“戈”之图徽的族体都是夏后氏苗裔〔50〕。《潜夫论·五德志》直说，“戈”为“禹后”。戈的发明者大概是夏人。《越绝书》卷一一说，夏人“以铜为兵”。这个“兵”大概即是戈。二里头三期发现有铜戈〔51〕，其中一件直援曲内无阑，援中起脊，援面由脊向刃斜抹而下，到近刃处又凸起增厚，形成一道沟，安柄一段有一单面孔似的圆穿，穿以后铸有凸起的云纹，纹间有凹槽。这件曲内铜戈制造精致，偃师商城的戈、剑是它的发展形式〔52〕。朱开沟出土的铜戈与偃师商城的铜戈一样，铜短剑环首，有格，柄部也有纹饰加工。我以为也是二里头三期铜戈的改造形式。卡拉苏克的戈和剑和我国商周时期北方的标本大致相当，基本方面没有什么差别〔53〕。
弧背弯刀，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这种刀的最初形式是环首刀。环首刀在偃师二里头Ⅲ区2号墓曾出土一件〔54〕，也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环首刀，背部有凸棱，柄部饰有斜线纹和凹槽。这件铜刀被学者们认为最具北方文化的特色。实则北方地区青铜文化的发展正是由于夏文化向北推进造成的。朱开沟遗址出土的青铜刀是目前我国北方地区出土最早的青铜刀，照报告图形所示：曲柄、凹背、环首，其承续二里头刀的印迹很明显，边和卡拉苏克的铜刀极相似。年代上宋开沟文化与卡拉苏克文化相首尾。
关于弓形器。上引乌恩、林沄文都有深入的研究。弓形器以殷墟出土的为早，也很精致，北方地区的弓形器保持了较原始的形式。卡拉苏克的弓形器都出土于后期，林沄指出它是受中国影响的结果。
此外，吉谢列夫书中提到的白玉环、典型中原式的带菱形铤的矛，“商式”铜箭、三足陶器及战斧等，都是中国上古文化中的典型器物。
关于卡拉苏克文化创造者的种属问题，吉谢列夫曾毫不怀疑地把它看成是中国北部居民迁入的结果。前苏联有人认为卡拉苏克文化的居民属于帕米尔—费尔干纳人种而非大陆蒙古人种。〔55〕。这一观点的论证我没有看到，但说是新观点则未必尽然。著名人类学家捷别茨早年也曾认为卡拉苏克人属帕米尔类型，但经过多年研究，捷别茨最后放弃了这一看法。他说，“高脸、圆而高的眼眶、中等高度或甚至于扁平的鼻子占相当大的比例，这种特征在欧罗巴人种是看不到的，它们表明这一类型可能起源于蒙古人种，……卡拉苏克人脸型略近中颌面，额部中等倾斜，这表明它们接近于远东人种的华北类型”。同时捷别茨还在专门的注释中承认自己过去错认为卡拉苏克人头骨同帕米尔类型相似，后者具有蒙古人种外貌是“晚得多的混血结果”〔56〕。
我认为捷别茨的意见是可取的。关于新石器时代以及早期铜器时代生活于黄河中游地区的华夏集团的人种学特征，韩康信、潘其风研究的结果是：“中颅型、高颅、中等面宽和面高，中等偏低的眼眶，较宽的鼻型，比较扁平的面和上齿槽突额，中等身高等特征占优势”〔57〕。两者间基本方面的相似是明显的，说明卡拉苏克人和华夏集团的密切关系超出它与其他人种的密切程度。
卡拉苏克文化遗址分布的特点也是有利于说明我们的意见的。在阿凡纳谢沃和安德罗诺沃时期，米努辛斯克盆地是欧亚大陆草原文化的东部地区。在卡拉苏克时期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卡拉苏克的器物只有几件作为一种偶然远离故土的东西出现于西部，然而在东部、东南部的贝加尔湖沿岸、蒙古和中国长城地区，都有大量卡拉苏克典型形制的器物出土。
关于卡拉苏克文化的器物纹饰与雕像，学者们已做了很多的研究。这里只想指明以下几点：1.卡拉苏克文化的野兽纹的动物母题以羊和鹿为最突出，这和我国北方青铜文化的特点是一致的。2.象征性手法的运用，这特别表现在卡拉苏克石碑刻像上。刻像上的许多脸型很像中国的绵羊及牛饕餮，特别是一些细节的刻画正是中国象征性手法的运用。3.卡拉苏克艺术和中国北方青铜艺术的相似性不是个别的表现，而是几乎所有的雕刻纹饰都具有的特点。艺术特征的这种相似性使我们有理由把它们联系起来看。
卡拉苏克居民是定居生活的农人，或至少是经营流动农业的居民，这由陶片遍布各地、墓葬集中埋在一起以及出土不少铜镰、碾、锛、铜刀等生产工具可以体现出来。另一方面，“当时最盛行的风俗是以绵羊肉随葬”，说明养羊业在卡拉苏克人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华夏集团农业生活是人所共知的。华夏集团祖先之一的炎帝，姜姓，姜者羌也，西方牧羊人。古籍中多处说到“禹出于西羌”。有学者直说，“羌与夏同族”〔58〕，夏王朝即是“以羌族为主建立”的〔59〕。这些情况表明，华夏人的经济生活与卡拉苏克人是一致的。
以上情况的某些方面，近年来国内外已有人注意到了。如洛杉矶夏文化国际研讨会上，美国学人胡博就指出，二里头文化与内蒙古北方类型以及卡拉苏克文化有某种关系〔60〕。只是没有人做综合性研究。国内学者有把殷人或早期年代不甚清楚的丁零人与之相联系〔61〕，今天看来不仅文化特征相差太多，年代学上也说不过去。这些情况与中国北部考古工作的进展也是相关的。如今两地之间的整体关系虽还不能说得很确切，但清晰的线索已经能够看得出来了。以上所述卡拉苏克文化在所有重要方面，我们都能看到它与受夏文化影响的中国北方文化的联系，而时间上的首尾相接正说明前者是在后者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三、匈奴与夏族有关系的史料证明
匈奴和夏族有什么关系？汉代大学者司马迁说匈奴是夏后氏的苗裔。但是近代学者研究的结果表明，匈奴和汉人的先祖夏人彼此语言不同，种族有别，民俗不一，不可能是同一族类。目前一些大家的意见也多集中在匈奴是突厥族抑或蒙古族上〔62〕。匈奴为夏后苗裔，如吕思勉〔63〕和徐中舒〔64〕坚持的，因为证据不足，附和者渐少。
我的意见是，从族属上说，匈奴和6世纪的突厥诸部族关系最近。此问题容另文探讨。检讨周秦汉晋史籍有关匈奴的材料，我觉得司马迁的话虽然不能说正确，但还是给我们透露了一些信息，即夏人与匈奴人有某种关系。下面的材料可以说明这一点。
龙自古以来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关于龙的传说流传甚广，其中涉及夏人的尤多。《礼记·明堂位》载，“夏后氏以龙勺”，“夏后氏之龙
”。二里头夏文化有龙纹饰出土，晋南陶寺文化遗址发现有彩绘蟠龙陶盘〔65〕，这地方正是“夏墟”所在。由此，闻一多说“夏为龙族”〔66〕是不错的；今日也基本上形成共识。
匈奴也有龙祠。《汉书·匈奴传》有匈奴“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后汉书·南匈奴传》说，“匈奴岁有三龙祠”。据丁谦考证，“单于庭南有泊，曰台鲁尔和赫，相传为龙所潜”〔67〕。《淮南子·要略训》许注云：鬼神之事北胡谓“请龙”。马长寿也言：“龙城以西有幹林水（塔米尔河），其地‘阴垒千尺，松石骞叠，俯视龙涡，环绕四野’，匈奴于此建立龙祠。”〔68〕诺颜山匈奴墓有数幅龙画像出土，风格与中原汉地不同〔69〕。《晋书·载记》有刘豹“祈子于龙门”，求龙神赐子事。综合上述，匈奴有如同夏人一样的祭龙风俗无可怀疑。
《汉书·匈奴传》：“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这一风俗上古华夏族也风行。上文引夏桀之子妻其后母即一例。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此种遗风尤存。《左传》桓公十六年载：“初，卫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属诸右公子。为之取于齐而美，公取之。”后“惠公之即位也少，齐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70〕。与匈奴如出一辙。顾颉刚《由“烝”、“报”等婚姻方式看社会制度的变迁》一文〔71〕，叙述了匈奴与中原地区此一风俗的同一性。此其二。
《史记·匈奴列传》载：“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蒙古发现的匈奴木椁墓壁上（靠头部）钉着饰有日月的金片，且不止一处〔72〕。显然，匈奴人有祭拜日月的习俗。
祭祀日月在中国起源甚早，学者以为原始社会后期已经有了，到夏商时，拜祭日月已成大事〔73〕。《国语·周语》说，“古之先王即有天下，又崇立于上帝明神（旧注：明神，日月也。）而敬事之，于是乎有朝日夕月”。《礼记·玉藻》：“玄端而朝日于东门之外，听朔于南门之外。”《祭义》也说：“祭日于东，祭月于西。”证之《帝王世纪》记夏桀语“日亡吾乃亡也”〔74〕，《尚书·汤誓》“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以及夏亡之时“日月不时”〔75〕，知中国上古祭祀日月，甚为隆重。
祭拜日月乃天子之事，匈奴单于与中国古帝王完全一样。此其三。
《史记·匈奴列传》：“五月大会龙城”，又“卫青击匈奴至龙城，得胡虏七百人。”《汉书·严安传》：“深入匈奴，燔其龙城。”龙城是祭祀的地方，故又曰“龙祠”。不少学者把龙城和单于庭相混，这是不对的。史、汉两书都明白指出：“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时间、地点与活动内容都有区别。
龙城，颜师古说是“匈奴祭天处”。照《史记》、《汉书》的记载，应该主要是祭祖先的。匈奴乃一游牧民族，祭把地点为何以“城”相呼？一些考证龙城的学者说，“所谓的‘龙城’不过是五月大会举行仪式的处所，其地并没有真正的城郭存在”〔76〕。日本江上波夫也说，“龙城非石造、土造之类的不可燃物，恐怕是自然林木或木造之类的可燃性物”〔77〕。然而，汉魏人用字已较准实，不像先秦时要以古音求之。既然叫“城”，没有根据是不能轻易否定的。蒙古苏联考古学家于本世纪60—70年代，在蒙古中、西部发现几处没有任何日常用具的匈奴城址，其中一处称为“高瓦一道布”，城为方形，夯土建筑，几百米长宽，中央有高台，上有大型建筑物，有柱础，土为黑灰质，高台周围分布许多小建筑，各有泥桌一类遗存。其他几处与此大体相同。蒙古考古学家普尔赉认为，“‘高瓦—道布’不是一般的供人们居住的城镇，而是一座庙宇”，“‘高瓦道布’大概后来遭了火灾，建筑物全被焚毁，土坯也被烧得变了形”〔78〕。联系上文“深入匈奴，燔其龙城”，匈奴有祭祀祖先的“龙城”，不容怀疑。
城与郭，传为鲧禹制作。《吴越春秋》云：“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吕氏春秋·君守》有“夏鲧作城”。《博物志》还说，“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盖禹始也。”城郭始筑于夏人的先祖，这在考古学上也有证据。二里头夏文化遗址完全是一座都邑规模。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表明，正是夏代前后中国最早一批城郭出现了。“祀，国之大事也”〔79〕，先民以祭祀事大，故在有守有备的城中建庙。《吕氏春秋·慎守》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二里头夏文化的宗庙基址恰好在遗址的中心地区，正台于“国之中”的所在。匈奴专建一城用以祭祀祖先，而且建筑风格颇有二里头宗庙的遗风，说明匈奴祖先可能有过城居生活，现在仍把他们供在城中，正是对于从前城居生活的纪念。宗庙祭祖以中国为典型，北亚各族盛行的是萨满巫教，与此大不类。此其四。
《汉书·匈奴传》：“匈奴法，汉使不去节，不以墨黥面，不得入穹
。”以墨涂面乃得入穹拜见单于，说明涂黑为匈奴人所崇尚。同传又载，单于遣子入侍，赐受“黑节”。此二事说明匈奴有尚黑的习俗。这也是夏族的风尚。《礼记·檀弓上》：“夏后氏尚黑，大事敛用昏，戎事乘骊，牲用玄”。此其五。
《后汉书·南匈奴传》载：匈奴“左部句龙王吾斯、车纽等背叛”，又“句龙吾斯等立句龙王车纽为单于”。匈奴贵族有“句龙”的名号，其为尊敬的意思甚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共工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禹劳天下而死为社。据顾颉刚考证，“句龙”即“禹”字的形意引申，句龙的“句”字与“禹”字的一部相似，音也近〔80〕。田昌五等人说，共工又简称共，即鲧，禹即是句龙〔81〕。证之《史记·殷本纪》之《集解》引孔安国语，“（汤）欲变置夏社，而后世无及句龙者.故不可而止”，则句龙即禹无疑。
远古先人常有取用前人的名字，用以连通先祖，祈其佑护，或借其才智，求其神威以为已用的。摩尔根叙述易洛魁人即有这种情况：“首任首领所承受之名号，此后就成为各个继任者相沿袭用的名号。”〔82〕匈奴人有句龙、句龙王，或是取自大禹（句龙）也未可知。此其六。
《汉书·匈奴传》谓单于姓“挛鞮氏”，《后汉书》作“虚连鞮氏”。“挛”、“虚连”显为一词二译。又《史记》之《索隐》引小颜语：“匈奴呼天为祁连”。“祈连”、“虚连”、“挛”古音近。又匈奴后人赫连勃勃有言，“徽赫与天连，改姓赫连”〔83〕。“赫连”与“虚连”古音也同。则“挛”、“虚连”、“祁连”、“赫连”音近意同，都是指天。王雪樵还考证，匈奴人呼天为“祁连”本出汉语西北方言“天”的读音〔84〕。又“鞮”，匈奴对最高神灵的称呼，犹如汉语的“帝”，音也同〔85〕。证之单于者“日月所置，天地所生”，“胡者天之骄子也”〔86〕，“单于者天上之天”〔87〕，则“挛鞮”即“天帝”，单于即天神氏族中最伟大者。实际上匈奴人氏族制度依然存在，所谓“挛鞮”实即匈奴单于的族姓，这和中原内地的家姓是有区别的。《史记·匈奴列传》言匈奴“有名无讳而无姓字”，说明司马迁对匈奴氏族制度的了解比班固及以后的人要确实些。
中原王朝，天子代天统治人民，并把它说成是天帝（神）的安排，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单于氏族称为天神氏族，单于为天的儿子们中的最伟大者，与华夏完全一样。此其七。
《汉书·匈奴传》载，汉大臣韩昌、张猛与匈奴单于，刑白马共饮血盟。血盟而誓本中国古礼。《淮南子·齐俗训》有：“故胡人弹骨，越人契臂，中国歃血，所以各异，其与信一也。”吕思勉以为匈奴“日上戊己，祭天神以戊日，其围高帝于平城也，其骑西方尽白，东方尽骍，北方尽骊，南方尽
，此五行干支之说，决不能谓为偶合。夫五行，固出于夏者也”〔88〕。五行、血盟、日上戊己，匈奴与夏人一矣。此其八。
《史记·匈奴列传》：“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裳，而无封树丧服”。有棺有椁不封不树本华夏古礼。《易·系辞》说：“古之葬者，厚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树。”《礼记·檀弓上》记孔子说，“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封即是在墓上堆土，所谓坟也。上古中国同于匈奴。有人以为《史记》所言未必可靠，因为考古发现的有些匈奴墓是有坟堆的。我以为这并不奇怪。因为凡有坟堆的匈奴墓都是秦汉以后的，并且是贵族大墓。这和春秋以后中原的情况一样，说明封丘是后来出现的。此其九。
匈奴的考古发现，自贝加尔湖、蒙古到中国北部已有不少。匈奴墓葬出土随葬品中，陶器以圆腹罐为主，夹砂，黑灰质，纹饰有绳纹、弦纹、波折纹〔89〕。夏文化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其特点是罐在其中占有显著优势。因此夏文化又被称为“罐文化”。物质文化的流传随着时间的推移，局部方面发生某些改变是正常的。但是基本类型及质料构成方面的一致性仍能让人看到演变的轨迹。夏文化与匈奴文化的关系即说明这点。此其十。
《太平御览》卷一一九引《十六国春秋·前越录》有，“刘曜称帝，令曰：‘盖王者之兴，必禘始祖，我皇帝之先，出自夏后，居于北夷’”。又《晋书·载记》言匈奴后裔赫连勃勃得势立国，也自以为夏后氏苗裔，所以自称“大夏王”、大单于，建号“大夏”，改元“龙升”。此二事说明匈奴出于夏后的观念在匈奴人自己也是很强烈的，直到晋时不衰。此其十一。
另外，匈奴其他一些习俗本于华夏之处，学者们颇有考证〔90〕，此不复述。本文旨在提出问题，仅此为限。匈奴与上古华夏文化习俗的许多一致处，说明两者的渊源不浅，定有非常之关系。是什么关系呢？这种关系又是如何建立的呢？
四、关于匈奴起源的考察
讨论匈奴起源，首先应弄清以下几个问题。
（一）目前可以确定为匈奴人的文化遗址（主要是墓葬），从外贝加尔、蒙古到中国北部地区，几乎全是秦汉及以后时期的。中国北方挖掘的一些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墓葬遗址，如桃红巴拉遗址、毛庆沟遗址等，有人说是匈奴人的〔91〕，另一些人反对这种意见，认为它们实际上是春秋战国时期居于北部的狄人、戎人如义渠、林胡、楼烦等留下的，他们和匈奴并不相同〔92〕。从地理范围、文化特征及时间上考虑，后一种意见显然更可取。吉谢列夫说，“根据外贝加尔的发掘结果判断，匈奴葬俗形成的时间不早于公元前3世纪下半叶”〔93〕，也能说明这一点。
（二）匈奴人的种族特征，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汉书·匈奴传》只说匈奴人“形容魁健”，魁者大也，也就是说在汉人的印象中，匈奴人要高大些。证之于《汉书·金日碑传》：“日
（匈奴休屠王子）身长八尺二寸”；《晋书·载记》记南单于刘渊一族五男子皆在八尺（约1.8米）以上，则匈奴人身材高大是没有问题的。《晋书·载记》还说刘氏诸男子“美风仪”、“美姿容”、“美风貌”，《佛图澄传》又谓刘曜“长大白皙”。联系中国古人以面貌白皙为俊美，可知刘渊一族人的肤色白哲是可以相信的。蒙古诺颜山匈奴贵族大墓的发掘者科斯洛夫说墓主人是“雅利安人而非蒙古人种”〔94〕。所谓雅利安人，他曾告诉于右任“男子身躯皆伟大”〔95〕。此说与“形容魁健”相合。在贝加尔湖地区的匈奴人，前苏联学者认为他们具有西伯利亚类型与欧罗巴种混合的特征，得出匈奴人为外来的结论〔96〕。西安霍去病墓马踏匈奴像常有人引证，解释也多种多样。但用艺术造型说明具体的历史细节很难把握，况且只此一例。
以上是关于匈奴人种特征较为确定的材料。其他如匈牙利、中亚及中国北方一些墓葬人骨，因年代、种族难以确认，故不引述。从以上看，匈奴人比较突出的特征是“长大白皙”，其他方面与汉人的区别怕是不多了。
（三）《汉书》之《西域传·匈奴传》载，汉时匈奴人称居于匈奴地方的汉人为“秦人”。又《史记》之《索隐》引晋灼曰：“尧时曰荤粥，周曰
狄，秦曰匈奴。”《只氏春秋·审为》也说：“狄人、狁，今曰匈奴。”这些秦汉时期汉、匈双方面材料都表明，中原汉人与匈奴人相知是从秦代开始的。关于战国历史上的“匈奴”，曹永年非常有力地论证了他们并非真匈奴，而是指的“三胡”（林胡、义渠、楼烦）。之所以称他们为匈奴是由于他们后来“皆以为匈奴”，造成司马迁等人把他们看成县一脉相承的。这是一种误解〔97〕。看来，在秦或战国末年以前，匈奴与中原汉族并无接触。宋新潮也指出，“战国时期匈奴主要活动区域可能在阴山北麓与‘大漠’之间的高原地带”〔98〕。这虽是推测，却比王国维以来仅以对音就认定匈奴原本居于阴山河套一带甚至更南〔99〕，要慎重得多。
综合上述，大致是到了秦代或战国末年，“长大白皙”的匈奴人的势力开始延伸到漠南阴山地区，与中原有了接触。那么，匈奴人是从何而来的呢？
根据现有的文献、考古两方面材料，我们初步作出如下推断：在塔加尔早中期之交（公元前5世纪），由于自西而东的长头颅的欧罗巴人的侵入，居住在叶尼塞河中下游地区的卡拉苏克人经过激烈的抗争，最后退了出来，向南经过蒙古西部为中心的地区，再进而向东发展，占据了蒙古高原的广大地区。这就是被我们称之为匈奴的这族人。他们在吸收了草原文化和汉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别具风格的匈奴文化。以下三方面的材料是我们这一推断的根据。
首先，匈奴自西北方向过来可以确定。
1.《山海经·海内南经》说，“匈奴、开题之国、列人之国，并在西北”。这是直接说匈奴原在西北方。有人以为《海内南经》系晚出，但也不会晚于秦汉时期。此时正是匈奴与内地交往颇繁的时期。足见匈奴强盛之时人们即有这样的认识。
2.5世纪人崔浩曰：“西方胡皆事龙神，故名大会处为龙城。”龙城多在蒙古中、西部地区，说明匈奴等胡人正来自西方。
3.匈奴崛起于大漠之前，蒙古地区文化有着东部与西部之分。东部是石棺墓为主的文化区，蒙古语诸民族的原始故乡，包括杭爱山区、肯特和东蒙草原。西部是所谓“鹿石”文化区，包括阿尔泰山系和邻近图瓦南部地区，突厥语诸民族起源于这里〔100〕。匈奴文化与突厥诸部族相似以及种族上的一致性，说明匈奴和西部的紧密关系。难怪吉谢列夫要说，“匈奴人固有文化是以前斯基泰——塔加尔时期胡人诸部落所取得的成就为基础建立起来的”〔101〕。而在东部蒙古，我们看不到这种相似性。后来北匈奴与汉人斗争失败后向西北方向奔逃，也说明那里是他们的老根据地。
4.胡，秦汉时本指匈奴，以后凡来自西北方的高鼻多须种族人皆称胡，来自西北方的文化物品也以胡称，如胡瓜、胡床等。吕思勉并考证，胡称最初即是以方位而言的〔102〕。
5.《太平御览》卷七九引《三辅故事》娄敬语：匈奴“本处北海之滨”。“北海”的位置，《史记·大宛列传》言：“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临大泽，盖乃北海云。”此北海在极西北的地方。杨希枚考证，秦汉之北海盖指吉尔吉斯草原上的大泽〔103〕。
其次，蒙古西部为中心的阿尔泰地区，公元前5－前3世纪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是由西北方、北方的居民迁入造成的。表现在：
1.种族方面。吉谢列夫指出，“阿尔泰在公元前5—前4世纪便有新居民迁入”〔104〕。鲁金科指出，阿尔泰的上层统治者是带有黄色人种成份的白种类型〔105〕。马莫诺娃也说，“其欧罗巴人种特征居优势”，并且说这些蒙古西部的古代居民“同西方和西北方有联系”〔106〕。这实际上已认可了他们来自叶尼塞河流域了。以上所引蒙古西部古代居民的种族特征与“长大白皙”的匈奴人是一致的。
2.卡拉苏克艺术母题在此地得到发展。当塔加尔早中期之交，卡拉苏克因素在米努辛斯克盆地迅速消失的时候，在蒙古西部的广大地区则得到保留并获得发展，这就是被学者们称之为承续卡拉苏克文化的“鹿石”文化。这鹿石上都刻有马、麋鹿、鹿等头像的典型的卡拉苏克柄首。属于公元前5—前3世纪的蒙古西部的乌兰固木墓地出土的兵器上，卡拉苏克的艺术继续发展。这里有许多墓葬是匈奴人的。对此地文化颇有研究的诺夫哥罗多娃指出，“鹿石文化和卡拉苏克文化紧密相接”〔107〕。
3.匈奴墓葬与“蒙古—阿尔泰”墓葬颇相近。考察苏联境内阿尔泰墓葬的吉谢列夫说，阿尔泰的巴泽雷克、希伯、别列利、卡坦达类型古冢都属于“蒙古—阿尔泰类型”，它们和蒙古诺颜山匈奴墓极相近，不仅表现在两重墓室结构上，而且建筑材料的加工、质量以及四壁和顶盖的装饰细节（四壁挂毯幔，顶板上盖以特殊植物）都相近。而这种情况不论在塞克—马萨格特世界，还是塔加尔时期，都不存在〔108〕。
由于长头颅的欧罗巴人自西而东不断加强，卡拉苏克人种因素到塔加尔晚期已几乎看不到了。这一切都因塔加尔早期米努辛斯克盆地发生了巨变。家庭坟墓开始向埋葬更多人的集体葬过渡。并且武器和士兵的数量也显著地增加了。这说明卡拉苏克人不是被消灭或同化，而是迁了出来。地理上的便利以及文化上的联系，有利于他们向南迁到蒙古西部为中心的地区，并可能征服了当地部落。因此出现了以上我们指出的各种变化情况。公元前4世纪以后，大漠南北和阿尔泰诸部落的密切关系，超过了它同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关系，正是匈奴人由此经过造成的。
再次，匈奴人与卡拉苏克人的关系。
这方面目前还没有什么研究。主要因为两者之间有着几个世纪的间隔。公元前7—前3世纪，欧亚内大陆草原地带人们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前5—前4世纪，铁器广泛使用，马匹普遍用于骑乘，过去各区域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生活普遍被打破了。逐水草而居、战争为业的游牧生活成为草原民族的共同特点。频繁的战争，使一个个部族在很短时间内兴起，又在很短时间内消失。所谓“狄无百年之运”〔109〕，正是这一历史的恰当概括。通婚、交往、战争、统属，造成各族经济文化生活大多相同。在这种情况下，祖传的故事既不得与闻，本族文化承传就只会在传习性极强的一些方面有所表现了，如葬俗。匈奴人和卡拉苏克人之间即如此：一是墓葬外形，都有由石块建成的方形院墙；二是殉牲中，羊占最大多数，马牛次之，几乎都是头和趾类；三是葬器中，陶罐一般都有几个（1—3个），用于盛水和羊肉，不是盛骨头；四是匈奴人不用马匹随葬。这和阿尔泰的当地居民不一样，但和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卡拉苏克人相一致。马背上生活的匈奴人不用马匹随葬是很可怪的，说明这可能是很久以来就有的习俗，如同他们过着游牧生活而在城中祭祀祖先一样。
以上所说与目前人类学研究成果是相一致的。“关于匈奴的起源，一般推测在南西伯利亚和中央亚细亚地区，其源出人种和亚洲蒙古人种支系的古代原始形式比较接近”〔110〕。这就是说，匈奴人可能起源于南西伯利亚某地，但其源出人种则是古老的蒙古人种的一个支系。由于迁徙、交往、融合，这一部分人的体质特征发生了变化，身体渐高，肤色也改变了。
上文我们具体分析了华夏集团、卡拉苏克人及匈奴人的种族特征，指出匈奴人与中原汉人的不同只是“长大白皙”了而已，其他方面的变化并不多，黄种人的特征还是主要的。匈奴先祖最初迁到叶尼塞河流域时，同当地稀疏分布的安德罗诺沃人（欧罗巴种）相混居，捷别茨说，“后者很快地就在文化上同他们相融合起来，族的融合也随之发展”。这是说欧罗巴种的安德罗诺沃人融进了从中国北部迁去的蒙古人种即匈奴祖先之中，他们因此变得高大白皙起来。仔细地研究匈奴迁徒变化及其种族、文化习俗的特点，还是可以看到他们和夏人之间的极深的渊源关系的。
明了以上各节，现在回过头来看司马迁的话：“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111〕，就不能说纯是无稽之谈了。不过，匈奴和1000多年前的夏人相比较，已大大改变甚至面目全非了，只是谱系传说中还保留一点远古的记忆。这是几乎所有古代民族的共同特点。
注释：
〔1〕近有陈剩勇提出夏文化起于东南良渚文化区的观点。此说唯论夏王朝的崛起，与本文无大涉。见陈著《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
〔2〕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已有很多，较重要的有：《1959年河南偃师二里头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1981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期；《1982年秋偃师二里头遗址九区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12期。%>
〔3〕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4〕李伯谦：《夏文化与先商文化关系探讨》，《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
〔5〕《史记·周本纪》之《正义》引。
〔6〕吴汝祚：《夏文化初论》，《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严耕望：《夏代都居与二里头文化》，《大陆杂志》1980年第5期。
〔7〕《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又《战国策·魏策》略同。
〔8〕《帝王世纪》，《太平御览》卷一六三引。
〔9〕《尚书序》。
〔10〕《续汉书·郡国志》注引。
〔11〕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239页。
〔12〕陑，《太平寰宇记》卷四六谓即雷首山。
〔13〕有绒，《史记》之《正义》谓在蒲州，《淮南子·地形训》谓在“不周之山北”，皆在今山西境内。
〔14〕南巢在安徽巢县，至今为多数教科书所采纳。
〔15〕《左传》哀公十一年文及杜预注。
〔16〕《管子·封禅》。
〔17〕刘起釪：《由夏族原居地纵论夏文化始于晋南》，《华夏文明》第一辑。
〔18〕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夏文化论文选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9〕徐中舒：《夏史初曙》，《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
〔20〕《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语。
〔21〕前揭邹衡书，第280页。
〔22〕李伯谦：《从灵石旌介商墓之发现看陕晋高原青铜文化的归属》，《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23〕胡厚宣：《甲骨文土方为夏族考》，《殷墟博物苑苑刊》1989年第1期。
〔24〕董作宾：《殷历谱·论方即鬼方》，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
〔25〕王克林；《晋国建国前晋地文化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26〕前揭邹衡书，第136页。
〔27〕《光社遗址调查试掘简报》，《文物》1962年第4期。
〔28〕《山西汾阳县峪道河遗址调查》，《考古》1983年第11期。
〔29〕《山西忻州市游邀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4期。
〔30〕仇士华等：《有关所谓“夏文化”的碳十四年代测定的初步报告》，《考古》1983年第10期。
〔31〕田广金等：《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
〔32〕前揭邹衡书，第272—274页。
〔33〕田继周：《夏代的民族与民族关系》，《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又见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37页。
〔34〕《太原狄村、东太堡出土的陶器》，《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3期。
〔35〕《内蒙古朱开沟遗址》，《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
〔36〕《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第4期；《1980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3期。
〔37〕《偃师商城初步勘探与发掘》，《考古》1984年第6期。
〔38〕《陕西神木石峁遗址调查试掘简报》，《史前研究》1983年第2期。
〔39〕郑瑞丰：《喀喇沁旗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石磬》，《文物》1983年第3期。
〔40〕《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340页。
〔41〕丁山：《商周史料考证》，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8页。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鬼方易”》。
〔42〕余太山：《大夏和大月氏综考》，《中亚学刊》第三辑。
〔43〕杜金鹏：《试论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华夏考古》1995年第3期。
〔44〕张映文等：《陕西清涧县李家崖古城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吕智荣：《朱开沟古文化遗存与李家崖文化》，《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6期。
〔45〕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第4章“卡拉苏克时期”（以下凡引此章不另注），有莫润先等人译本，新疆民族研究所1981年刊印，可参考。
〔46〕参见乌恩《中国北方青铜文化与卡拉苏克文化的关系》，《中国考古学研究》（二），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47〕吴兴勇：《论匈奴人西迁的自然地理原因》，《史学月刊》1991年第3期。
〔48〕张善余：《全球变化和中国历史的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
〔49〕林沄：《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的再探讨》，见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50〕曹定云：《殷代族徽“戈”与夏人后裔氏族》，《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1期。
〔51〕《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第4期。
〔52〕《1983年秋季河南偃师商城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0期。
〔53〕乌恩：《殷至周初的北方青铜器》，《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54〕《1980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3期。
〔55〕乌恩：《中国北方青铜文化与卡拉苏克文化的关系》，《中国考古学研究》（二）。
〔56〕转引自前揭吉谢列夫书，第四章“卡拉苏克时期”。
〔57〕韩康信等：《古代中国人种成份研究》，《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另潘其风研究陶寺墓地人头骨的结论与之也相近，潘其风：《中国古代居民种系分布初探》，见前揭苏秉琦主编书。
〔58〕王慎行：《卜辞所见羌人考》，《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
〔59〕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32页。
〔60〕闫敏：《洛杉矶“厦文化国际研讨会”英文本论文译述》，《人文杂志》1991年第4期。
〔61〕参见林虡编《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上）有关论文，中华书局1987年版。
〔62〕参见林虡编《匈奴史论文选集》有关文章，中华书局1983年版。
〔63〕《吕思勉读史札记·匈奴为夏后苗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64〕徐中舒：《夏史初曙》，《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
〔65〕《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1期。
〔66〕《闻一多全集》第一册，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4页。
〔67〕《历代各族传记汇编》第一编，中华书局1958年版。
〔68〕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4—25页。
〔69〕林虡：《匈奴墓葬简介》，《匈奴史论文选集》。
〔70〕《左传》闵公二年。
〔71〕《文史》第14、15辑。
〔72〕林虡：《匈奴墓葬简介》，《匈奴史论文选集》。
〔73〕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第八章“宗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74〕《太平御览》卷八二引。
〔75〕《墨子·非攻下》。
〔76〕汪维懋：《匈奴龙城考辨》，《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
〔77〕江上波夫：《匈奴的祭祀》，《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卷九，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78〕林虡：《匈奴城镇和庙宇遗迹》，《匈奴史论文选集》。
〔79〕《左传》文公二年。
〔80〕顾颉刚：《鲧禹的传说》，《古史辨》第七册（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81〕田昌五：《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探索》，《殷都学刊》1986年第4期。
〔82〕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纯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9页。
〔83〕《晋书·赫连勃勃传》。
〔84〕王雪樵：《古匈奴人呼天为“祁连”本出汉语考》，《晋阳学刊》1994年第4期。
〔85〕陆思贤：《“
犁孤涂单于”词意反映的“挛鞮氏”族源》，《内蒙古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86〕《汉书·匈奴传》。
〔87〕《唐会要》卷七八。
〔88〕《吕思勉读史札记·匈奴风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89〕乌恩：《论匈奴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90年第4期。
〔90〕吴景山：《匈奴方位崇尚习俗考释》，《兰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前揭陆思贤文。
〔91〕田广金：《近年来内蒙古地区的匈奴考古》，《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
〔92〕雷从阳等：《匈奴民族起源于额尔多斯地区辨难》，《内蒙古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熊存瑞：《先秦匈奴及其有关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1期。
〔93〕前揭吉谢列夫书第6章“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时期”。
〔94〕耶兹：《俄国科斯洛夫探险队外蒙考古发现纪略》，《匈奴史论文选集》。
〔95〕于右任：《考察外蒙古土谢图汗诺颜山下苏珠图地方二百二十古墓记》，《匈奴史论文选集》。
〔96〕乌恩：《论匈奴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90年第4期；又见潘其风等《内蒙古桃红巴拉古墓和青海大通匈奴墓人骨的研究》，《考古》1984年第4期。
〔97〕曹永年：《战国历史上的“匈奴”》，1963年4月10日《光明日报》。
〔98〕宋新潮：《匈奴早期活动地域考辨》，《民族研究》1993年第6期。
〔99〕王国维：《观堂集林·鬼方昆夷狁考》；又见《匈奴史论文选集》有关文章；最近还有只用音训讨论匈奴族源的文章发表。
〔100〕诺夫哥罗多娃：《蒙占的考古发现与古代史研究》，《考古学参考资料》（一），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101〕前揭吉谢列夫书第2篇“匈奴—萨尔马特时期·引言”。
〔102〕吕思勉：《胡考》，《匈奴史论文选集》。
〔103〕杨希枚：《论北海、儋耳地望和月氏、匈奴、晋人釐面之俗》，《先秦文化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104〕前揭吉谢列夫书第5章“塔加尔时期”。
〔105〕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106〕前揭诺夫哥罗多娃文。
〔107〕前揭诺夫哥罗多娃文及“附录”。
〔108〕前揭吉谢列夫书第6章“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时期”。
〔109〕《汉书·匈奴传·赞》。
〔110〕韩康信：《新疆古代居民的种族人类学研究和维吾尔族的体质特点》，《西域研究》1991年第2期；《塞、乌孙、匈奴和突厥之种族人类学特征》，《西域研究》1992年第2期。
〔111〕《史记·匈奴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