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走出传统的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误区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性的首位问题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思想和发展战略，最早出现于70年代。提出者是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后来随着该所所长莱斯特·布朗的《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而得以广泛的传播。在1987年联合国环境发展世界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之中，这一概念开始得到了正式的确认。
可持续发展这一新概念的酝酿、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以为，地球上的资源是无限的，地球为人类提供的生存环境只受到自然规律的支配。后来才逐渐意识到，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所取得的社会经济空前发展，是对大自然的胜利，同时又是以惨重的生态后果为代价的。
例如，工业化产生了大量的温室气体，正导致全球温度升高，从而影响到土壤的质量、泾流量的分布、海平面的高低、物种的存活、粮食的产量等；工业三废污染着空气、河流、海洋、森林和整个地球。人们在享受物质文明的同时，不得不忍受着酸雨、赤潮、有毒烟雾、刺耳噪音和生活垃圾。
又如，工业文明曾使物质财富增长一度高于人口增长速度，人口的约束作用被掩盖了。本世纪世界人口在1900年16亿的基础上竟然增加了3倍，1930年达到20亿，1985年达到50亿，2000年将超过62亿，2025年可达85亿，2050年会突破120亿。而地球对人口的最大承载力据说是100亿。人口自然增长率迅速上升，人口基数急剧呈指数增长，人口翻番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这就是赫茨勒1956年新创“人口爆炸”一词的含义。
再如，人口过多的压力首先引起粮食不足和资金匮乏，导致毁林开荒、毁草垦植、过度放牧、过度捕捞、过度砍伐，从而使已经贫脊的土地更加贫脊，已经退化的草原更加退化，已经濒危的物种更加濒危，已经紧张的淡水更加紧张，已经毁损的森林进一步遭到毁损；然后人口压力又转化为经济压力和社会压力，生产效率差、失业、饥饿、疾病、通货膨胀、分配矛盾、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低；最后转化为政治压力，产生动乱，民族冲突，导致争夺资源的战争。
由于经济增长造成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自然环境的严重污染以及生态平衡的急速破坏，人类面临着一系列全球性资源和环境问题，不但给当前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困难，而且对子孙后代的生存构成了近似灾难性的威胁。尽管自80年代起人类已开始在治理环境污染和维护生态平衡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但是仍未能从根本上摆脱工业文明增长观的束缚，还是在“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上愈陷愈深。为此，必须采取共同行动，寻求一条能使人类走出发展困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正常生存发展的新道路。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会议。183个国家（包括102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和7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可持续发展是会议的中心议题，表明全球对这一热点和难点问题的共同关注。大会通过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制定了《21世纪议程》，不仅对可持续发展形成了共识，而且形成了可付诸于实践的全球性行动纲领。
现在，在国际社会的许多宣言、决议、协定和学术会议中，“可持续发展”已成了一个使用频率最高的术语和概念，充分说明它对当今发展理论和发展政策有着独特的重要影响。
发展观的伟大革命
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从本质上讲，是人们发展观念、发展思路、发展理论、发展战略、发展政策的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调整和转变。
第一，发展概念的第一次突破。
在70年代以前，绝大多数人承袭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传统，认为人类经济活动的最根本目标是尽可能地增进国民财富，评判经济活动的最基本标准是如何通过对有限或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来取得国民财富的最优增长或最大增长。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和认识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增长与发展混为一体。就连一些著名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在其传世名著中，也或是将这两个概念作为同义词并列使用（如阿德尔曼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学说》），或是在应当使用“发展”一词时却使用了“增长”（如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理论》）。
直到1970年，人们才开始在反思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及其指导思想的过程中，注意到克劳尔提出的“没有发展的增长”的问题，才出现了莫尔斯那句“废黜GNP”的著名口号。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并没有相应地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方式、就业格局、教育卫生状况、婴儿死亡率、人口增长率、城市文化等。在有些时期和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反向运动的趋势。因此，联合国在制定第二个十年（1970—1980）国际发展战略时，就把发展概括为经济增长加上社会变革。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共识还带有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印痕。换言之，这一时期人们关于增长与发展的区别，还仅仅是局限于发展中国家；关于社会发展的重视，还仅仅是停留在贫困、失业和不平等问题上，但这种区分毕竟是开创性的，有益的。当人类的活动将增长与发展两个概念推向广阔的全球舞台时，发展一词也就有了更丰富的新内容。
第二，发展概念的第二次突破。
罗马俱乐部1972年研究全球问题的第一个历史性文件《增长的极限》，被称之为“爆炸性杰作”，产生了轰动效应和持久性影响。根据这个报告的观点：其一，地球是一个有限的系统，决定了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必然有一个限度；其二，对增长的盲目追求必然导致世界体系的崩溃；其三，技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有限系统中的无限问题，充其量只能缓和矛盾；其四，绝不能等动态系统中的滞后现象充分体现后再采取措施，否则将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第五，人类的明智选择应该是从过度增长转向全球均衡，保持人口和经济的零增长及其两者的恰当比例。
罗马俱乐部的报告遭到了严厉批评，因为“零增长论”所体现的悲观主义难以为人们接受。相比之下，具有异曲同工特征的“综合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但却受到了高度的重视。不管怎么样，能引起重视就是件绝对的好事。经由70年代的两次全球性石油危机，人们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了80年代，发展概念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发展经济学理论所能涵盖的内容，有了明显的综合发展的特征。这里所说的综合发展，不仅包括原有意义上的社会变迁和社会平等，而且也包括合理使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铸造新价值观念等内容。
第三，发展概念的第三次突破。
可持续发展概念最初提出时，仅仅表述为：“可持续发展是不以损害后代满足他们需求的能力为代价，而满足当代的需要的发展。”这里强调的是“代际公正”。后来经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提法又作了重要补充：“可持续发展不仅要追求‘代际公正’，即当代人的发展不应损害下代人的利益，而且还要追求‘代内公正’，即一部分人的发展不应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
这个修改是十分重要的。那是因为，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国内环境保护方面投入了不少资金，因而生态环境状况有所改善。但是，他们一方面在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和高消费生活方式等问题上不作根本转变；另一方面又把本国淘汰的污染工业转移到第三世界，以他国的环境恶化换取自己的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既缺乏资金又缺乏技术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援助，确实很难从环境与发展的尖锐矛盾中摆脱出来。
发展经济学中有一种激进派理论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外围”，至今仍然未能从根本上摆脱发达国家这个“中心”，因此他们并未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激进发展经济学有不少观点有失之偏颇之处，但这个见解却是十分深刻的。当今发达国家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却消耗世界资源的三分之二，污染物排放量也占世界总量的四分之三。我们的世界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如果发达国家无视全球范围的社会变革和总体协调，只顾凭借自己在国际秩序中的特权地位，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甚至不惜损人利已，那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困境和社会动荡，以及与发达国家的尖锐矛盾，势必会导致全球危机。因此，“代内公正”本身就是“代际公正”的前提和基础。
第四，现代发展观的形成。
现在，我们可以概括一下经过三次突破而形成的现代发展概念。所谓可持续发展，至少应该涵盖几个关键因素：
一是合理开发资源。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是保障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可持续发展主要依赖于可再生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的永续性。如果仍然无视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限制，急功近利，那么不仅难以实现持续发展的目标，而且还会毁掉当前经济增长的成果；
二是讲究生态效益。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可持续发展就是谋求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以及维持新的平衡。现在，生态污染和环境污染已经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只注重经济效益不注重生态效益的发展，决不是人类所企盼的；
三是注重社会平等。无论在国际范围还是国内范围，增加物质财富的同时，都必须进行社会改革，以实现真正的公平分配和广泛的社会平等；
四是转变增长方式。经济发展包括数量增长和质量提高，数量增长是有限度的，而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去提高发展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才是可以持续的。同时，坚决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消除人类贫困，这也是与保护生态环境以及使社会具有长时期持续性发展能力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
中国的必然选择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发展中大国，面临着发展经济、摆脱贫困与保护生态环境、创造可持续发展基础的双重任务。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后期所遇到的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在我国工业化初期就已出现，但同时又没有现成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可供借鉴。这样就使得中国的选择既重要又艰难。
近年来，我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人口、资源、环境问题，从本质上讲，都是发展中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也只有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加以解决。因此，中国通过编制《中国21世纪议程》（1994年3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制定了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对策和行动方案。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但更为主要的是从自己国情出发而制定的迈向21世纪的发展道路。因此，有必要认真分析一下我们所面临的基本国情。
第一个问题是人口数量急剧膨胀。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基数大，增长快。解放初期仅5.5亿人口，到1995年2月15日已达12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2%。目前每年净增人口约1500万，到下世纪中叶将达到15—16亿的人口高峰。人口膨胀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沉重压力，迫使我们每年不得不拿出新增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用来满足新增人口的生活需求；同时也对资源环境造成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
第二个问题是自然资源相对短缺。
中国尽管是一个“地大物博”的资源大国，但是按人口平均则是“地大而物不博”了。在关系到人类基本生存的主要资源中，中国的淡水、耕地、森林和草地人均占有量，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8.1%、32.3%、14.3%和32.2%，重要矿产资源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中国的国土面积为世界第三位，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但人均土地拥有量则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目前人均耕地只有1.3亩，有的地区已下降到0.7亩以下，即在联合国规定的人均耕地警戒线以下；
中国的水资源居世界第6位，但人均淡水拥有量只是世界人均占有值的四分之一。在全国570多个城市中，缺水城市达300多个，日缺水量1600万吨以上，其中包括北京在内的40多座城市严重缺水。农业每年因灌溉水不足而减产粮食250多万吨，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都受到很大影响；
森林覆盖率的高低，是当今世界衡量一个国家的生态环境质量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一个国家要有较明显的整体生态功能，它的森林覆盖率必须达到30%以上，而且分布要均匀。我国的森林人均拥有量仅相当于世界人均占有值的七分之一，森林覆盖率只有13.92%，其中四分之三的森林资源集中在东北和西南。
不仅人均资源拥有相对短缺，而且自然资源的空间分布极不均匀。例如，长江以北的耕地占全国的63.9%，而水资源仅占17.12%，水地资源难以很好结合，严重影响农业的发展。又如，近80%的能源分布在西部和北部，长江以北的煤炭和石油分别占全国的75.2%和84.2%，而工业和能源消耗却集中在东部和东南沿海。
第三个问题是生态环境相当脆弱。
五千年来向大自然的不断索取过多，历代战乱对生成环境造成的破坏过大。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水土流失、荒漠化、草原退化、物种减少等。
根据1992年的遥感普查，我国水蚀面积达179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8.7%。水土流失面积为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8.2%。每年流失土壤总量达50亿吨，约占世界年流失量的五分之一；
土地荒漠化的恶化更是触目惊心。根据1994年全国沙漠化普查与检测会议披露，目前我国沙漠和荒漠化的面积已达153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5.9%。近十年来每年以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蔓延，约有1.7亿人口、2100万公顷农田、800公里铁路和数千公里公路受到威胁。
由于长期过牧、重用轻养、盲目开垦，以至于我国草原退化现象呈发展趋势。严重退化面积高达13亿亩，占可利用草场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平均产草量下降30—50%。
此外，生物多样性的减少趋向也很严重。据统计，近50年来我国约有200种高等植物已遭灭绝，现在约有4600种高等植物和400种野生物动物处于濒临灭绝的状态。
第四个问题是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中国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每年的损失都十分严重。我国约有70%以上的大城市、50%以上的人口和70%以上的工农业，分布在气象灾害、海洋灾害、洪水灾害、地震灾害都十分严重的沿海及东部平原地区，所以灾害的损失程度比较大。根据国家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近40年来，每年由于气象、海洋、洪涝、地震、地质、农业、林业等七大类灾害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5%，近两年接近2000亿元。
第五个问题是环境污染日趋严重。
一方面，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的生态环境脆弱和自然灾害频繁；另一方面，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又加剧了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先看一下水质的恶化。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不断增加。我国近年来每年排放污水360亿吨。其中约有30%的工业废水和90%的生活污水，未经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入江河湖海。严重污染了水体和生态环境，甚至使不少地区的饮用水也遭到破坏。污染的主要原因是有机污染。污染源主要是小造纸、小印染、小电镀、小化工等企业排出的大量高浓度有机废物，以及大量施用的农药和化肥。
再看一下大气的污染。在我国600多座城市中，大气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不足1%。国家规定每平方公里月降尘量标准为6—8吨，但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在30—40吨之间。近年来，我国工业排出的二氧化硫已占世界的第三位，20个省市自治区出现了酸雨危害现象。酸雨被认为是“对人类的一场化学战”，是目前对人类威胁最大的一种空气污染。造成我国大气污染的原因，除了城市布局和工业结构不合理、技术落后和能源利用率低、城市集中供热和煤气普及不高以外，最根本的原因是在能源结构中，以煤炭为主，并且缺少脱硫装置，导致大量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和氮氧化物排到空中。每年造成巨大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
以上这些材料都已充分表明，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正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直接影响着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因此，必须采取强有力的对策措施加以解决。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是中国的唯一选择。
中国21世纪议程
从1992年7月起，中国政府组织了50多个部门、300多位专家，经过一年半的时间，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其主要思路和内容，已经体现在九五和2010年的规划之中，并将通过项目的方式逐步予以实施。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面临着人口、资源、粮食等问题的严峻的挑战。更为困难的是，他必须在历史和现实限定的条件下，在生存与发展之间艰难地作出选择和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确定，标志着我们在矛盾和冲突面前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标志着我们发展观的渐趋成熟。中国今后的发展将不只是经济的发展，而是以经济、科技、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为目的，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下，实现资源的综合利用和持续利用，以及环境质量的不断提高。使我们这一代人不但能够从大自然中得到我们所需的宝贵财富，而且也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和生态环境。当然，这项工作十分艰巨，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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