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翼家族沉浮的诠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家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关于《金翼》
人类学名著《金翼》是林耀华教授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发表的英文著作。
《金翼》是学术著作，却使用了小说形式。林耀华以中国福建省闽江边乡村的两个农人家族的兴衰为线索，描写和分析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30年代（伦敦修订版非常简略地提到40年代的抗日战争）地方农业、船运、商业、政治、法律、教育、民俗、信仰、宗族家族等多角度的社会文化生活，因此这是对地方家族史及其所在的社区过程亲历的人类学考察与研究。
费斯作为人类学家自然容易发现《金翼》和一般文学作品的差别，如他在《金翼·导言》中所说：“作者对人物生活中的各种事件，甚至区区小事中包含的一整套传统关系做了进一步分析。”如林木争端的诉讼过程描写引出了解释当地的司法制度；墓祭和民俗节日的诸多细节已显然不同于文学作者的用心，因为这些刻意的描述最终归结到宗族、房与家族制度如何运转的人类学主题；在店辅中芬洲的告退引起了事务的紊乱，然而，东林经过调整后却促成了店铺新的扩张。应该说，一般的小说也会这样陈述其过程，不过《金翼》的用意却是告诉读者店铺的赢利和家族的兴旺不仅是相辅相成的，而且是在寻找该社区体系从旧的平衡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的动力所在。同样，小说结尾因日本人入侵引起的民族危机，使东林重回从商前的生活的原点，带着孙儿在田地里播种。作者也是在说明一个巨大的外力也可以摧毁业已成就的体系之间的平衡运作的社会人类学道理。
综上所述，文学人类学的旨趣显然有别于文学，《金翼》透过小说体的陈述把人类学擅长的文化与社会诠释提供给读者，成为现代人类学文化表现实践的有数的先行作品。当作者把社区体系以小说的形式加以描绘时，那些人类学感兴趣的问题的解答刚好是融化在社区的过程之中。然而，它在避开如同论文那样可以大量论述与分析的不同撰述条件下，突出了体验的意义。就是说，人类学的小说与论文相比，实际上为读者增加了方便感受别人体验的、有利于理解一个社区本质的向度。这就是利用文学形式写作人类学作品的长处。同时，同样可以通俗地就人类学和社会史相关的重要学术问题加以说明，即使不是像《金翼》伦敦版那样别立一章理论分析，其实在小说的字里行间中已经随处向读者透露了人类学的信息。
二、重访金翼黄村
林先生以中国福建闽江边乡村的两个农人家族的兴衰为线索，展示了20世纪前期中国东南部乡镇社会栩栩如生的社会文化生活画卷。然而这一次转到了汉人社会的家族制度，林先生的指导也真正回到了他最熟悉的研究园地。那么，于我而言，因有先在的跨文化家族公社的调查与体验，自信我的新的兴趣的引申将有益于对汉人社会家族制度的理解。
在我向林先生报告阅读《金翼》的体会时，我向林先生提出回访金翼黄村的想法，林先生欣然同意。
在累积一年两个月的实地调查后，开始我的《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1920～1990)》之撰写。在前半部书，笔者以时间的线索对黄村社区制度做社会史式的过程研究。为了使读者能感受作者的调查体验，又能得到人类学的理论解说，这部《银翅》对《金翼》而言，已非一般性故事续本的设计，也没有采纳英语学术圈通行的“标准”论文的单一写法，而是使它成为一部由浅入深的随笔、民族志、分析与论证等方法合一的学术作品。
不过，社区过程的研究必然由实践和空间引出多个重要学术问题的探讨。其前半部书的社会与文化史陈述涉及到由巨大社会变故引起的对基层社会制度的讨论，然而却是带着人类学的利器——文化的“透镜”所做的观察，如林耀华早期的福建义序研究中反映的功能主义解释与本土解释的关系，农人与田制，民国时期的乡村士绅与保长的社会角色，首次在人类学中讨论军人集团在基层社会的角色，以动态的观点提出中国式准一组合家族的概念。《银翅》前九章以时间的观点考察社区过程，而后九章则更直接切入人类学的诸多重要问题，如民间信仰的祭祀圈和道土的游走圈，汉人社会的文化濡化与变异的途径，提供了人类学的宗族、家族，人事过程分析，试图给予现代“金翼”地方社会运作的诸多问题加以多向度的诠释。在强调细致入微地从事田野工作的基础上，特别对人类学家建议的反观法和文化的直觉主义，是这本书的重要方法论和方法。
三、金翼之家沉浮的文化动力何在？
让我们回顾金翼之家及其所在社区的兴衰轨迹，本来就是可以由不同的理论与方法加以多向度的解释的。
1.中国本土循环论的解释
笔者理会到，不同时代的风水师沿袭了相同的风水理念，而且地方人民认同这一生活方式。这里，关于当代人对堪舆之道的是非评价，以及内外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几乎未能动摇“金翼”山谷乃至更广泛地区人民的风水实践，这一思想浸透于他们的意识、情感、感应、思考、愿望、信念、信仰、无意识、直觉、实践与生活方式之中。
风水的操演是中国本土循环论在乡村人行为层面的影响，包括农历和择日等都具有避害趋利的意图。
今天，我们把中国本土循环论的观念用人类学的变迁理论处理之后，便可以发现其对汉人社会世事人事过程的影响力，“恍兮惚兮，其中有精，恍兮惚兮，其精甚真”，值得我们从中汲取古老的认知与智慧，尽管它的一部分知识不被现代科学所完全接受。问题在于当“易传”和风水之说仍为当代农人（南北汉人社会）所真诚接受的情形下，我们只能同意该知识系统对社会运转与人生选择的巨大影响力，因而是人类学考察中不可忽略的、存在着的文化动力之一。
2.平衡论的解释
黄家发展的线索始终联系着社区关系的历程，为了成功地驾驭这一过程，观察、学习、利用机缘，逐渐娴熟地卷入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以求个人和家族事业的发展。林耀华借用当时流行的平衡的或均衡的理论解释这一过程：“人类生活就是摇摆于平衡或纷扰之间，摇摆于均衡与非均衡之间”，“但这种均衡状态是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的。变化是继之而来的过程。”因此，他不赞成风水好（坏）命注定的传统说教。认为“上苍”可以被理解为人类本身，而“命运”则是人类社会。书中的主人公东林及那些成功的人们，无论“他们会如何认为自己由命运、或上天的所作所为所支配，他们却由于磨难和过错学会了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
平衡论的特点是在理想化的功能系统中容纳了个体的进取性，以及强调社区体系平衡与不平衡交替的动态过程。而且林还特别强调“影响和干预人们交往联系的文化环境。”
从而黄村所在乡镇的功能体系已不是苍白的理想化的论述，而是一幅栩栩如生的画卷。尽管林的同时代人和后来人都对功能论乃至平衡论的解释力加以质疑，但把社会体系的平衡／打破平衡的过程看作是社会体系观察的角度之一，无疑是有意义的。
3.新平衡（均衡）论的解释
类蛛网式社会结构与新平衡（均衡）论采纳了一种半形象化的解说构架。这是说：(1)中心点原则，从大社会网的中心点到周边的联系呈放射状。社会各层级都有类似的类蛛网结构，只是网内条块空间大小不一。网内条块分布表现了与中心点的层级性关联的构架，越靠近中心点越可摆布下级机构以及平衡下级横向机构之间的关系。(2)重要的是网模式各个层面有防止破损的功能，局部破损可以被重新修复和置换，这是类蛛网模式的韧性，也可以说是一种组织系统的不可变更性。(3)类蛛网模式从中心至周缘既有直达的、支配的、顺应的、依存的配合，近年来也凸显了反向质询与批评的运作形式，这反映了社会过程的变化。(4)近20年，经济利益的原则走到前台，强力嵌入每个局部网络。中心点的地位和类蛛网模式尚可保持运作，但经济利益、新商阶层、社区与宗族家族利益、信仰重组的新成分已经不得不加以考虑，网络中力的结构变化是不得已的。有时，局部网络的利益已成为趋向中心点的各层级利益制衡的筹码，其间地方公众利益与层级领导者利益在向上回应中具有混生性。团体在网络中之运作并不受意识形态和已认可的组织原则的牵制，呈现极大的变通性。(5)社会类蛛网模式容纳了中国文化的平衡论。模式中心点总是在试图达成理想的完整的、纵向与横向的均衡状态。然而，不均衡、不安定时而出现，类蛛网模式总是一个破损、修补、编织的、力求片断与整体达成整合与平衡的过程。(6)新平衡论的要点是变通和平衡，中国式的平衡的自身哲学基础是中庸（笔者特别提到这里的变通包含“易传”“变则通”的含义，平衡亦不完全是西洋功能主义意义上的平衡，是中庸的平衡；世界各地文化运转的哲学根基是不同的，中庸基本是汉人社会的。
4.“惯习”和“资本”的解释
做为历史产物的“惯习”——是关系性的场域在行动者身上体现出的一种性情性倾向，它一方面是为场域所形蛔的，另一方面又恰使得场域不断地生成出来——终导致了金翼家族不同世代在相似的与不同的“力量的场域”(field of forces)伺机参与个人的与家族的创造性社会实践。我们在《金翼》和《银翅》之中已经看到了在不同世代的同一族人在跨越时空的不同社会场域中的类同的成功的社会经济实践，那是他们的精彩作为和我们在一旁（也进入其间）可以加以把握的理论观察与判断。
5.调动集体记忆与家族记忆的解释
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认为，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从而，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些框架内，并汇入到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这就是记忆的社会性。个人的记忆活动都离不开“个人、人际、团体和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
金翼之家在抗战和土地改革以后一段时间无奈地隐居着，但只不过悄悄“把种子埋在地下”。然而，在20世纪漫长的百年历程中，记录了两次家族式的巨大成功。一次是窜出农业系统从商业发迹的《金翼》故事；一次仍是窜出农业系统发展食用菌副业的《银翅》故事。这个家族以亲情和睦、齐心协力、善于探索与抓住机遇的特长“准备”着。在多难的中国，他们也许并不能预测时机究竟何时来临，但他们两代人还是各得其所，终踌躇满志。我们看到，这种历史遗产之延续不仅包括行动本身的跨时空类同性，还包括行动过程的“演出”风格。显然，在整个社会的框架内，在《金翼》和《银翅》的历史脉络中，个人的、家族的、集体的新的行动都带着记忆的特征，包括他们的思想、行为及其作派的家族类同性，他们的家族文化正是在添加新的场景因素的情形下传递和延续下去。
6.区域文化哲学与教化的解释
这是地方文化和人类学观察的基础性解释。现代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之前，如果忽略地方文化的哲学根基之检索，将有肤浅之嫌。一方面，福建地区因北方儒学成功地南下濡化，并有朱子理学与礼制之深入乡土社会；另一方面，以其近海便利商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远离中原政治中心的限制。例如唐时已有人认为闽越人精明盘货和买卖求利，到五代时闽人已将经商做为重建家业的必要手段。诚然，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冲击传统理念。作为一种理论支持，古代地方精英已开始播种功利主义伦理思想：“道之于天下，平施于日用之间”（《陈亮集·经书发题》）。福建地方经济思想早已在精英文化中得到引申说明，并与基层大众经济行为上下整合了。直到当代中国，福建人的机智还一再表现出来。
这里的地方哲学鼓励了寻找相比容易得到的经营机会。然而，这不仅需要知识，还需要知识与社会体验之上形成的智慧。这些智慧或做为乡里社区的记忆的文化资本，或做为一个家族的风范内涵，逢时被特定的场景激活并加以调动，当智慧被巧妙地调动之时，沉沦的生活才能复兴。这就是家族兴衰在不同时空下的契机，智慧才是“察机”的基础。
家族世代积累的知识、体验和智慧，尤其表现在掌握文化的场合性直觉与察机能力上，尽管他们的集体智慧不可能超越整个社会的框架，但只要他们觉得有机会把握自己的命运，他们就行动起来了，这就是金翼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