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非资本主义道路假设论:与孙宝林同志商榷_恩格斯论文

马克思的非资本主义道路假设论:与孙宝林同志商榷_恩格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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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拜读了孙宝林同志发表在《延边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的《马克思对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设想与东方社会主义实践》一文,有似曾相识之感。不久就发现本文的基本观点、主要内容曾以《马克思晚年设想与东方社会主义实践》为题发表在《内蒙古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区别只在于略有改动、增补了千余字而已。

从孙宝林同志同一内容前后发表的两篇文章都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社会主义研究》专题复印(前文复印于1996年第10期,本文复印于1998年第1期)来看,他的有关观点是很有影响的,但笔者则认为是缺乏根据的,乃至是不正确的。现在笔者以孙宝林同志最近发表的《延边大学学报》上的文章(以下简称“孙文”)为对象提出如下质疑。

先从“孙文”作为自己立论基础的马克思的几段引文说起。

1877年11月,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提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页。)

1881年3月,马克思在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信中说:“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9页。)

1882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又说:“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马克思上述的3段话,构成了而今许多论者认为的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核心内容,是而今许多论者认定的马克思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设想的绝对根据。以此为基础,就有了一篇又一篇关于马克思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思想、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文章。“孙文”只不过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而已。

二、3段话“立”的什么“论”

1886年1月,恩格斯在一封信中指出: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关于“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正确结论,若是“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6页。)恩格斯的这段话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定要结合形成这些理论、观点的“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不能离开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而把这些理论、观点抽象化、绝对化,否则,这些理论,观点“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

被“孙文”用来作为马克思关于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论据的这3段话1、3两句是假设句,它的结论是以“如果”、“假如”为前提的,没有了这个“如果”、“假如”,自然结论也就不能成立。第2句是转折句,这个转折是为了强调条件,离开了“可是”后面的条件,前述的观点就站立不住。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在不改变句意的情况下,用肯定性条件句的形式,来看看马克思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讲俄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

只有俄国不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它才能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只有首先肃清从各方面向农村公社袭来的破坏性影响,并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农村公社才能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

只有俄国革命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并且双方互相补充,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才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读者看得明白,马克思的关于俄国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关于“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关于“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一句话,即马克思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观点,是以特定历史条件为前提的,没有这样的历史条件,也就无所谓马克思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观点。而今,和一些对马克思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观点很感兴趣的人一样,“孙文”抓住马克思的结论大作文章,却对形成这个结论的历史条件,即这个结论得以成立的前提毫不顾及,这显然是对马克思观点的一种曲解和割裂。这种被曲解和割裂了的观点,即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观点,虽然在文字上可以从马克思著作中找到出处,但因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而成为“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的东西!

三、“草稿”帮不了的忙

面对着马克思论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时明确而具体的条件,即使是马克思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思想的持有论者,也不可能完全熟视无睹。根据马克思上述的3段话,他们在概括出马克思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思想时,毕竟有些底气不足,因而他们就不得不为维护自己的观点而寻求进一步的论证,这样,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复信的草稿就成了他们的救星。“孙文”就是这样说的:有的同志“认为以上所引用的3段论述,说明马克思关于俄国社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其观点是含混的、模棱两可的。那么,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复信的3份草稿(中),则更加明确而详尽地展开了这一思想。我们可以从复信的草稿中,消除对马克思观点‘含混’和‘模棱两可’的嫌疑,获得无可争议的共识。”

试图用“草稿”中的明确(是否真的明确下文还有论述)来解读“定稿”中的不明确,这是一种超越常人的思维方式。一般人都知道,相对于“定稿”而言,“草稿”中的意见只是初步的、不成熟的、不完善的、不确定的,“定稿”中的意见才是定见。由“草稿”到“定稿”的写作过程、思维过程,是深化、细化、系统化、科学化的过程。通常的情况是由“草稿”中的“含混”到“定稿”中的“清晰”。我们现在见到的则是反常现象:“草稿”明确,“定稿”含混。如果这是事实,结论只能有一个:我们不仅不能用“草稿”的明确去解释“定稿”中的含混,我们只能用“定稿”的含混去否定“草稿”的明确!

其实,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复信的三份草稿中,对于俄国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设想也不是明确的。马克思自己说得很明白:他在草稿中所说的俄国农村公社“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只是俄国农村公社前途的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对于农村公社要解体、灭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也有许多明确的论述。诸如:“那些最能促进和加速剥削农民(俄国的最巨大的生产力)、并最能使‘社会新栋梁’发财致富的一切技术和经济手段,都在国家的促进下过早地发展起来。”“破坏性影响的这种促进作用,只要不被强大的反作用打破,就必然会导致农村公社的灭亡。”“无可讳言,俄国公社所属的古代类型,包含着一种内在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会导致公社的灭亡。”“公社受国家勒索的压制、商人的劫掠、地主的剥削和高利贷者从内部的破坏,那它怎么能够抵抗得住呢?”“除了外来的各种破坏性影响,公社内部就有使自己毁灭的因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676页。)从总体上看,马克思对农村公社前途的观点是:“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马克思对于俄国农村公社的前途,明明白白地指出了两种可能性,怎么能仅仅把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即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可能性作为马克思明确的肯定的意见呢?倘若此论成立,那么,对于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灭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分析又该作如何处置呢?仅仅依据马克思两种可能性设想中的一种就确定“马克思晚年设想的实质”,说什么“俄国社会应该在农村公社这种古代类型公有制基础上,选择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进而跃迁到社会主义社会”,期望对此获得无可争议的共识,难道不只能是一厢情愿吗?

四、恩格斯的“深化和拓展”

用恩格斯的一些论述,来强化马克思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设想的说服力和影响力,这是不少研究者常用的手法。“孙文”也不例外。“孙文”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晚年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设想,恩格斯指出:“公社,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劳动组合,都包含了某些萌芽,它所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展起来,拯救俄国不必经受资本主义的苦难。”1894年,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又强调指出:“这一论断‘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问题的差距就在于‘公社如何能够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和社会工具掌握起来’。”若就字面看起来,倒也言之成理。不过,只要读一读恩格斯的有关文献,就会发现事实根本不是这回事。

恩格斯并不是在马克思逝世后,才谈到俄国的社会发展问题的。1875年,恩格斯就十分明确地提出并研究过俄国的农村公社问题。在《流亡者文献·五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这篇文章中,恩格斯分析了当时俄国的一个幼稚的巴枯宁主义者特卡乔夫的思想。这位无政府主义者狂热地鼓吹立即在俄国进行革命。他认为:俄国人民大多数“都充满着公社占有制原则的精神;他们……是本能的、传统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比西欧的各国人民更接近于社会主义”。对此,恩格斯用不无讥讽的笔调写道:“其实,特卡乔夫是想说,这将是社会主义革命,它将在我们西方还没有实现以前,就在俄国实现西欧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那种社会形式,而且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只是零星出现并且还处在低级发展阶段上的社会状态下来实现!这一点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俄国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选民,而且他们还有劳动组合和公社土地所有制!”恩格斯根据俄国1861年改革后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指出:“没有一个别的国家象俄国这样,当资产阶级社会还处在原始蒙昧状态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整个国家、全体人民群众都被这种寄生性的罗网覆盖和缠绕。”“俄国向资产阶级方向的继续发展,即使没有俄国政府的‘刺刀和皮鞭’的任何干涉,在这里也会把公社所有制逐渐消灭掉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62页。)尽管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也提到不排除俄国公社直接“转变为高级形式”的可能性,但同时明确指出,要实现这种可能,它必须“能够保留到条件已经成熟可以这样做的时候”,即保留到西欧“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65页。)由于恩格斯《论流亡者文献》系列文章中关于特卡乔夫的两篇,是根据马克思看了特卡乔夫小册子后的建议写的,文中的思想可以视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思想。马克思1877年11月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81年3月给查苏利奇的信以及1882年1月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途问题所表述的观点,和恩格斯在1875年所阐述的观点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至于把恩格斯1894年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写的“不仅适用于俄国”一句用来为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设想论证,更是对恩格斯观点的恣意曲解。恩格斯是在肯定了“当西欧各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的前提下,说到了落后国家利用“公有制的残余”的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可能,随后笔锋一转:“但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作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验在自己故乡和在它兴盛的国家里被克服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开始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6页。)接下来就是“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显而易见,恩格斯说的“这不仅适用于俄国”的“这”,明明白白指的是上述的条件,根本不是指无视这些“条件”的所谓“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设想”!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确实就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问题继续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一系列书信和文献中,诸如,1884年1月18日致倍倍尔、1884年2月16日致考茨基、1886年10月9日致伯恩斯坦、1892年3月15日、1892年6月18日与1893年10月17日3次致丹弗尔逊,以及1894年1月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贯穿着一个总的思想,那就是:恩格斯越来越清楚认识到,资本主义在俄国、在全世界的扩展,东方原始公社,包括俄国农村公社的解体,已呈不可遏止之势。人们不是讲“恩格斯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晚年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设想”吗?从主导方面看,恩格斯对马克思晚年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设想“深化和拓展”的是否定!

五、列宁“验证”了什么

“孙文”说:“列宁——这位20世纪最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率领着贫穷而落后的俄国,第一个勇敢地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通过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实现了社会主义前途”。“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了对马克思晚年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设想的验证,这是活生生的、胜过一切雄辩的历史事实”。从笔者看来,这个“事实不是活生生的、胜过一切雄辩的历史”,而是该文作者的杜撰,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早在1894年春夏,列宁在批驳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文章中就很明确地指出了俄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设想的主观性和空想性。列宁以当时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为例。普列汉诺夫当时要回答的问题是:“俄国是不是应当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列宁首先指出:“这个问题完全不是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是按我国各种哲学家的主观方法提出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5、281页。)接着明确肯定了普列汉诺夫“像马克思主义者只能回答的那样”的回答,列宁写道:“他把应当不应当这个无聊的、只能使主观主义者发生兴趣的问题完全撇在一边,始终只谈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只谈这些关系的现实演进。因此,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提得不正确的问题,而是回答说:‘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82页。)而今,一些论者如同“孙文”一样,把在实践中开创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桂冠赠送给列宁,可列宁似乎对此毫不领情,甚至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请看列宁是怎么说的吧:“既然想在我国寻找一条避开资本主义、避开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无产阶级而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那么,又怎能接受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及其关于无产阶级具有通过资本主义来组织共产主义的革命作用的结论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43页。)

当然,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前,统治俄国的依然是沙皇专制制度。但是,第一,从1861年废除农奴制度起,俄国资本主义就有了较快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发展尤加迅速;第二,列宁对于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直持有积极的态度,并且明确要求在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后,应不失时机地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从来没有提出过在俄国走什么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或者直接越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去搞什么社会主义革命;第三,即便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列宁从来也没有把十月革命的原因和马克思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设想联系起来,更没有直接归因于马克思的这个设想,而是归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俄国国内和国际关系的“特殊的环境”。

不错,列宁确实说过:“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60页。)然而,这和当年马克思针对俄国农村公社并且仅仅是作为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而提出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设想完全是两回事。这里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是确指苏维埃俄国的无产阶级,落后国家确指正在争取解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我们绝不能因为看到列宁这里说“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和当年马克思说的“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很为相似,而把它们完全当成一回事。恩格斯这样幽默地讽刺过形式主义者:“医学博士和哲学博士,博士就是博士。”(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61页。)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是形式主义者。

总之,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确实验证了很多,诸如,验证了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验证了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首先胜利,验证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等等,唯独没有也不可能验证马克思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设想!

六、关键在于学风

而今,诸如“孙文”以及其他不少文章所以对马克思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设想感兴趣,乃至把毛泽东、邓小平也纳入马克思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设想的拥护者和实践者,甚至把马克思的这种设想称之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源头,“跨越”来“跨越”去,除了这些文章割裂了马克思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设想和形成这个设想必不可少的历史条件、对这个设想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态度之外,还和它们对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5形态说的机械理解分不开。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五形态说揭示了一般的历史规律。在这些文章的作者看来,社会发展5形态依次更递,“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马克思对此的评论是:持有这种看法的人,“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74页。)

历史规律作为本质的抽象,揭示的只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它并不直接地现实地表现在每一个个别场合。许多民族不是依次通过5形态的发展过程恰恰是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表现形式之一。历史必然性总是通过大量历史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它并不机械地直接地等同于现实性。恩格斯说:一般经济规律的本质“只是一种近似值,一种趋势,一种平均数,但不是直接的现实”。(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279页。)历史规律的本质也是如此。

马克思认为,埃及、巴比伦等“东方”并没有经过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恩格斯甚至把没有经过奴隶制的地区扩大到“从印度到俄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举例说,古代罗马平民(自由农民)被剥夺成为无户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他们比过去美国商部各州的‘白种贫民’更卑贱,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制的。因此,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60页。)列宁在批评“人民之友”米海洛夫斯基时说:“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论证过:俄国‘应当有’资本主义,‘因为’西欧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等等。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必须普遍遵守的历史哲学公式,是一种超出了对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说明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2页。)甚至在十月革命之后,以考茨基、苏汉诺夫等人为代表不断地鼓吹“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社会主义早产”、俄国应当首先发展资本主义然后才能搞社会主义的陈词滥调,列宁对此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23年1月,他在病榻上口述的《论我国革命》,还对此种陈词滥调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列宁说:“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45页。)

历史发展有规律,但历史规律不是刻板的教条。由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殊历史条件,因而历史规律的表现形式就呈现出有的直接有的间接、有的正常有的例外、暂时倒退跳跃前进等等的丰富多样性。请至今坚持跨越论的学者们扪心自问吧:当你们说着“跨越”写着“跨越”时,难道不是以机械的僵死的社会发展5形态必须依次更替的“历史规律”为参照系的吗?如果没有这个刻板的不可变易的“历史规律”为参照系,“跨越”何来之有?事实上,每个民族都是依据自己的特殊历史条件(内在矛盾、外在环境)决定的,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本民族和他民族相互作用等社会规律的合力开辟的道路发展的,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根本不需要“跨越”什么,不能“跨越”什么,也没有什么可以“跨越”!

马克思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设想,早已随着俄国农村公社的瓦解而彻底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成为历史的陈迹。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在全新的历史条件下,倘若钟情于这样的历史古董,只能制造出一些理论垃圾,丝毫无补于我们的事业和理论。当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邓小平理论的指导,靠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2页。)党的十五大报告也要求我们:“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有幸做一名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我们当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为已任,而不能一味钻本本,从故纸堆里讨生活,或者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寻找片言只语解读现实,装潢门面,这是人民的期望,历史的要求,时代的嘱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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