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安全治理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国论文,传统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4)06-0062-07 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理念的创新性发展，是中国对国际体系转型期如何主动积极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思考，也是中国在加速崛起、国际压力陡增的背景下，希望以“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大国相处之道打破大国对抗、冲突的历史宿命，用良性竞争战胜零和博弈，以合作取代对抗，开辟大国关系的新模式。[1] 建立长期稳定健康的新型大国关系，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自中国领导人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之后，国内学术界主要从两个方面开展了研究，一是以国家主体为研究对象，从中美、中俄、中日等双边性的国家间关系视角进行分析，分析两国间构筑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性、必要性与路径及制约因素；另一是从理论概念的视角，阐释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价值与演变历程。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学术界忽视了问题领域对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梳理中国领导人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及其对内容的阐释可以发现，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具有很强的问题导向意识，即，面对共同的问题和挑战，呼吁国家间建立一种新型关系来进行解决和应对。中国外交实践也充分表明，大国之间联合开展非传统安全治理，是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重要增长点和推动力。本文将从问题领域着手，站在非传统安全的角度，阐释非传统安全治理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与构建之间内在逻辑关系，以此深化对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内涵的理解。 一、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与内涵 2012年2月，习近平访美时，正式提出了“推动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2012年5月，胡锦涛对新型大国关系做了进一步阐述，提出“当前，人类已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们的思想、政策、行动应该与时俱进，以创新的思维、切实的行动，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2] 2012年7月，习近平在“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致辞讲话中指出：“中美正在积极探索构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这符合中美两国和世界的共同利益，也将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创举。中国将继续推动各大国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尊重各自利益关切，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合作，着力构建21世纪新型大国关系和国际关系。”[3] 处理大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环节，在国际体系转型的关键时刻，大国互动的变化对于国际秩序的塑造至关重要。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中国外交正式的政策理念，彰显出一种日益突出的进取精神和“战略明细”，是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向外界发出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明确信息。[4]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我们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5] 新型大国关系从内涵上讲，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大国间的关系，二是新型的关系。中国对于“大国”的界定是与中国一直所倡行的全球化、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理念相一致的，其外延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大国概念，包括霸权大国、传统大国、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新兴大国)。[6]所以，从适用对象上讲，新型大国关系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中美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最早针对中美关系而提出，具有全球性影响的中美关系是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重心；第二层面是中国与俄罗斯、欧盟的关系，要从战略的高度，提升中俄之间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升中欧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水平；第三个层面是中国和发展中大国的关系，要从特有的角度去推动和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对于新型大国关系中的“新型”的界定，习近平在2013年6月访美期间曾将其阐释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习近平的阐述可以理解为，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已经不同于历史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必有冲突”的关系，而是以“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为理念；以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以对话和协商方式处理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合作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斥，共赢而不“零和”为基本特征。[7] 大国间的和平共处之道共有两种，一种是消极防范型的，即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避免大国间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一种是积极经营型的，即通过积极主动的寻求合作，来实现共赢的国家间关系。[6]中国所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就属于积极经营型的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基础是双边——典范是中俄关系，重点是中美关系，增长点是中国和金砖国家的关系，着力点是中欧关系，难点是中日关系。[6]同时，新型大国关系的推动力是多边性的地区和全球性问题领域，而这些领域的问题多属于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能源资源安全、自然灾害、金融危机、公共卫生安全等。 非传统安全问题使大国面临共同的安全威胁和挑战，为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大国会意识到通过合作来解决安全威胁，实现互利共赢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从一定意义上说，非传统安全问题是“新型大国关系”理念提出的重要推动力，非传统安全治理，是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重要内容和增长点。 二、新型大国关系中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非传统安全主要是指除军事、政治、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8]从性质上来说，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跨国、转化和不确定的特性，其不仅会对某个主权国家形成威胁，而且会波及其他国家的安全，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将可能会威胁国家传统安全，激化国家之间发生武装冲突或局部战争。 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中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大国之间存在利益纷争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这种纷争包括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权和纠合传统安全问题的复合型利益矛盾两种类型；另一种是大国之间不存在明显利益纷争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这类问题更容易让大国间产生合作共同面对和解决的欲望。 1.大国之间存在利益纷争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1)存在规则制定主导权竞争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随着时代的发展，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出现，显示出极强的“创新性”，正因为很多是“新”问题，问题领域存在利益交错和“规则空白”，国家之间为了谋求对他国的战略优势，寻求自身的绝对安全，很容易在规则制定和问题治理上产生竞争，导致非传统安全问题领域成为大国间博弈的新疆域。 以网络安全问题为例。现在，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已经把网络袭击的威胁置于跨国威胁清单的最前列，其严重性超过了通常主导该清单的大规模恐怖主义袭击以及在2009年被视为美国头号威胁的金融危机。美国连续推出《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和《网络空间行动战略》，试图通过“先发制人”来维护网络霸权，建立在网络安全领域的领先地位。而作为网络攻击严重的另一个大的受害者——中国，则一直倡导构建一个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希望和美国一起探索实现网络安全的国际规则和机制。2011年中国与俄罗斯等国家向联合国提交了“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草案，该草案被称为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中国方案”。 中美两国自1999年民间黑客互相攻击对方网络开始，双方的网络“口水战”就“激烈不断”，互相指责对方对自己的网络安全形成威胁。美国称自己是中国“黑客”攻击的受害者，中国军队和国家机关都参与针对美国的黑客袭击事件，总统奥巴马甚至暗指中国是网络攻击事件的幕后支持者，表示中国的黑客袭击已经成为威胁中美关系发展的因素。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甚至对外宣称，华盛顿相信源自中国的网络侵入和窃取行为已达到“严重高度”，这不但破坏双边互信，且长此以往反噬中国利益。对于美国的指责，中国予以坚决反击，中国国防部称，包括国防部网在内的中国两大军方网站，2012年遭受来自境外的攻击达月均14万余次，其中来自美国的攻击几乎占三分之二。对于国防部的说法，中国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给予了充分支持，数据显示，2013年1、2月间，中国境内190余万台主机和超过1.14万个网站遭受来自境外的攻击，其中主要是来自美国。[9] (2)与传统安全问题相纠合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在某些国家的蓄意运作下，与传统安全问题纠合在一起，形成复合型安全问题。此类问题一旦产生并发展，解决的难度系数将大大增加，会严重地影响国家间关系的发展。以水资源安全问题为例。中印之间存在着多条跨国界河流，近些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数量的增多，水资源需求量不断上升，两国都加强了对跨国界河流的开发利用。中印之间的水资源争端主要集中在藏西诸河和藏南诸河①上，其中藏南河中的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水资源开发是两国目前争论的焦点。中国由于地处上游，印度国内不断攻击中国截流河流，称中国在雅鲁藏布江筑坝蓄水会影响印度的用水安全，如果开闸放水，印度必将成为沼泽之国，中国的藏木水电站就像悬在印度头上的一颗水炸弹，其威力甚至超过了中国的二炮部队。[10] 藏南地区属于中印之间的领土争议地区，印度在占领的藏南地区上建立了“阿鲁恰尔邦”，并计划将此地发展成为印度未来的“发电站”。[11]印度的开发行为使中印的水资源纷争和领土争端纠合在了一起，印度企图借助水资源项目扩大国际影响，争取国际社会对其实际控制争议领土事实的认同。所以，中印之间的水资源这一非传统安全问题已经转变成一种复合型安全冲突。 总体上说，中美关系是中国与发达大国关系的典型代表，而中印关系是中国与发展中大国关系的典型代表。在某些非传统安全领域，大国之间往往存在着竞争与博弈，例如，中美之间的网络战，其背后较量的是网络空间治理权和战略优势的谋求，其中网络战略优势竞争包括网络技术优势的夺取、网络军备竞赛和网络话语权竞争。[12]而中印，在融入全球化进程当中，两国在能源资源等方面存在着竞争，从表面上看是西藏地区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未来如何管理的相关问题，但从深层次上来看，是中国和印度作为两个不断崛起的亚洲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理念差异和在地区秩序构建中主导权和影响力的竞争。 2.大国之间无明显利益纷争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在某些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大国之间的共同利益需求明显，无明显的矛盾和冲突，针对这一类非传统安全问题，大国之间更容易寻找到利益共同点和合作的契合点。从长远角度讲，这一类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容易推动大国间构建安全合作的长效机制，继而推动双边、区域和国际合作机制的发展，完善和加强机制框架内的双边和多边的对话、协调与合作，从而从根本上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和地区和平稳定。 例如海盗问题。中国80％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要通过马六甲海峡，而该海峡的航行安全正面对来自海盗与海上武装抢劫的威胁。据统计，从1991年到2002年，全球范围内大约发生了2 375件海盗袭击事件，其中约66％发生在东南亚。[13](P6)海盗问题不仅威胁马六甲海峡使用国的人员和财产安全，并且以延误运输时间、增加保险费用、船舶被盗风险增加的形式直接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14](P6)面对共同的海上安全挑战，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开展了一系列反海盗合作，与印度尼西亚在2005年4月签署战略伙伴协议，旨在增加海洋性合作，联合打击贩毒和海盗等问题。[15] 此外，中国和东盟已经认识到在非传统安全问题方面存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已经识别出共同感兴趣的中期和长期的非传统安全合作领域，于2004年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东盟成员国政府关于在非传统安全问题领域进行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旨在不断深化双方在毒品贩运、人口走私、海盗行为、恐怖主义、武装走私、洗钱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上的合作。[16] 在环境问题上。随着经济和全球化的发展，大气污染、海洋污染、气候变暖、酸雨蔓延、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地荒漠化等问题对人类的威胁程度日益加深。环境的破坏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区域化和全球性的影响日益严重，为此，中国和日本、韩国从最初应对气候变暖、空气污染，到西北太平洋的海洋污染、中国西北部地区的生态破坏，再到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等，其关注视野逐渐扩大，合作领域逐步拓展。而且，三国间的合作也由最初的政策对话，向政策对话与项目实施同时并举的模式转型。[17] 三、非传统安全治理对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促进作用 1.培养合作理念：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观念基础。 习近平在2013年10月24日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国的周边外交要“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倡导全面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理念。”[18]外交理念是外交政策制定与外交工作开展的指导性因素，是对外关系塑造的观念性基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产生和挑战，使主权国家逐渐意识到，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等传统安全并不能保证国家不受到威胁，国家安全范畴除了传统的安全要素外，还包括非传统安全的内容；在维护安全的手段上也需实现多元化，需要军事手段和非军事手段的综合运用。 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应对与治理要求大国在继续重视传统安全挑战的同时，逐渐改变传统的安全观念，从战略的高度认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冲击力，在安全观念中要吸收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等理念，摒弃冷战思维，共同应对挑战，维护共同利益。 对美国来说，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层出不穷使之越来越认识到美国虽然依旧是全球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的主导力量，但已经不能再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就是全球领袖，或继续按照过去的方式行事，在全球、地区与国内挑战重重的情况下，美国根本无法再单独斗下去，国际合作的合理性越来越突出。[19]位于美国华盛顿的新美国安全中心(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CNAS)曾在《中国登场：构建一个全球关系的战略框架》的报告中指出，“没有北京和华盛顿的联合行动，解决世界上最严重的问题(包括全球金融动荡、武器扩散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能源保障)是难以想象的。”[20]可以说，非传统安全凸显，为中美等大国之间创造了新的利益共同点，催生了创新性合作开展的可能性，使大国之间形成需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 2.寻求合作安全：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实质。 习近平曾在2012年“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致辞时阐述道，“当前世界范围的安全问题呈现多样性、传染性、联动性、突发性特点，一国与他国、国内与国际、传统与非传统等各种安全因素相互交织，种种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大国之间要通过发展、平等、互信、合作、创新求安全，共同应对各种问题和挑战，携手营造和谐稳定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3]中国已经将合作安全作为与大国之间实现共赢、构筑稳定关系的路径。 合作安全强调国家行为体在寻求共同安全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开展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多领域的合作，减少和消除国家之间在安全问题上的误解和分歧，以实现共同安全。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跨国性使世界各国处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状况，针对非传统安全治理，仅靠一国之力是很难完成的，需要国家之间在平等互信的基础上，以和平的、多边的、合作的方式来寻求共同安全。从本质上说，非传统安全治理的过程就是国家间合作获得安全的过程。大国之间建立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机制是大国间建立持久合作关系的新推动力量与重要内容。 现在，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问题的治理已经成为中美之间推动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重要领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的大国，中美两国逐渐意识到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共同利益。美国方面，自2009年奥巴马入驻白宫以后就向国际社会发出信号，表达美国要重返全球环境保护领袖的位置。但由于国会对奥巴马政府气候政策的限制，美国必须通过与中国等大国之间的双边外交来主动创造发展空间，在清洁能源的开发、煤炭的清洁利用、碳减排技术等方面开展合作。同样对于中国来说，中美在建设兼顾大国社会经济利益的气候变化规则制定方面拥有共同利益，两国在清洁能源的技术开发上可以互相借鉴。因此，中美两国已经开始为繁荣低碳经济而开启系列对话与合作，并于2013年4月共同发布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声明中阐述道“中美两国采取强有力的国内适当行动，包括大规模的合作行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21]无论是在气候安全和合作机制方面，还是在低碳经济合作上，中美持有共同立场，在能源安全、环境清洁、自然资源等方面存有互惠利益，中美在“多边谈判领域和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具体行动方面携手努力，能够成为双边关系的一个支柱，增进彼此信任和相互尊重，为更强有力的全面协作铺平道路”。[21] 在中印关系互动中，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挑战也已经成为两国达成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共识的推动因素。2013年10月，印度总理辛格访华期间列举了八项两国具有合作潜力的领域，其中七项都是非传统安全领域，涉及技术与投资、水资源与废物处理、产业互补、能源合作、粮食安全、国际贸易体系维护、金融风险、气候变化与环境挑战等问题领域。辛格还特别提到了周边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安全等领域开展合作的紧迫性。辛格表示，两国共同面临的挑战给了两国合作的机会，印中两国不是命中注定的对手，两国应该拿出成为合作伙伴的决心，通过合作而不是对抗来定义两国的未来。这不仅关系到印中两国的未来，也关系到本地区和整个世界的未来。[22] 3.增强战略互信：新型大国关系构筑与维护的基石。 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与维护离不开国家间战略互信的建立。战略互信既是国家间互动所产生的积极结果，也是未来国际间关系良性发展的基础。非传统安全问题多属于非敏感领域，国家之间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合作可以培养大国之间合作与交流的习惯，减少国家之间的战略误判，推动战略互信的逐步建立。 大国之间合作治理非传统安全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增强战略互信的过程。自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中美之间的反恐合作开启，两国建立了反恐磋商机制，在情报领域开展合作，签署“集装箱安全倡议”(CSI)合作原则声明等等。反恐合作成为中美新的利益汇合点和重新定位中美关系的积极促进因素。正是因为恐怖主义这样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使“不可一世”的美国认识到，中国是亚太地区乃至世界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美国要想在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斗争中取得实质进展，需要中国的支持与配合，美国需要同中国进行合作。反恐合作扩大了中美合作的战略基础，成为促进中美战略互信发展的一个新动力。正是因为这种战略互信的发展，推动双方将合作领域扩大到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反走私、反腐败、反非法移民等多个领域，两国间关系逐渐进入到稳定和良性互动的发展阶段。 2013年9月，外交部长王毅在访问美国期间表示，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过程中，国家之间需要不断增进战略互信、大力促进务实合作、积极加强人文交往、不断加强在国际地区热点及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23]现在，非传统安全治理已经成为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积极动力与重要内容。 四、结语 大国关系是国际关系格局与国际秩序塑造的决定性因素。处理大国间关系，不仅要考虑如何稳妥地处理两国之间发生的问题，更要协力处理共同面对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大多是非传统安全问题。[24]“新型大国关系”作为21世纪中国外交应对时代新局面所提出的外交理念，它正视了国际格局发生变化的时代背景下，非传统安全问题为国际关系构建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新型大国关系是建立在平等、互利、互惠、双赢、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基础上的关系，它既可以促进大国间“去意识形态化”，追求并努力实现共同利益，推动双边关系的不断成熟和深化，还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一个学习范式和关系构建样板，推动国际合作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尝试，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一旦其构建完成，就可以更加有效地预防和治理非传统安全问题。所以，从根本上说，非传统安全治理和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 ［收稿日期］2014-02-17 注释： ①喜马拉雅及青藏高原水系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其中东向是发源于喜马拉雅山脉及青藏高原以东，流往中国云南地区的中国西南诸河；南向是流经中国西藏藏南地区的藏南诸河；西向是流经中国西藏西部及新疆的藏西诸河。南亚诸河多发源于喜马拉雅山南麓。标签：新型大国关系论文;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